知青学术研究座谈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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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2月15日
来源：《青年学报》2014年第3期  作者：朱文静 毕晓敏


　　2014年7月12日上午，由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和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共同主办的知青学术研究座谈会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举行。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金大陆主持座谈会，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程洪、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图书馆对外咨询服务部主任薛燕、加州大学尔湾校区东亚馆藏主任张颖、伊利若伊大学香槟校区图书馆亚洲馆中文研究馆员蒋树勇、密歇根州立大学图书馆馆员吴宪、乔治亚理工大学人文部教授卢汉超、江西社科院历史所所长汤水清、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刚、部分知青代表以及复旦大学、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的部分师生等围绕知青研究资料搜集整理、知青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等问题开展了研讨。

　　一、知青研究史料的搜集整理

　　金大陆认为中国知青研究之所以多年来未对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展开充分讨论，其原因在于档案史料没有大规模开放。民间虽然编了很多回忆录、口述，但都是一些片段式的回忆。他认为最根本、最重要的是原始史料的发掘，因为原始档案史料能提供许多历史真相。比如知青工分问题。各地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黑龙江一天的工分值是2块多，安徽一天是8分，上海一天是几毛。又比如女知青被迫害问题。l973～1976年间安徽女知青被强奸的有两千多人(不包括被骗奸、诱奸的)。再比如国务院每年给江西安置知青的拨款到下面是怎么分的，木材多少、圆钉多少、建房多少等等，原始档案里都有。他指出，没有原始资料，做出来的都是没有血肉的东西。因此，现阶段要用"牛耕地、马拉车"的功夫，把原始史料挖掘出来提供给社会，从而开拓当代中国研究中这一非常重要的板块。中国知青研究最后的学术方向就是回到历史学的本体，回到资料，用史料说话。

　　他介绍说，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研究会连续做了几大项目：第一项是《中国新编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料辑录》。将全国五、六干部新编方志中的知青史料全部辑录下来，形成六卷本数百万字的资料集。第二项是与江西社科院合作的《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史料选编》。今后还要选编《上海知青在黑龙江》、《上海知青在云南》、《上海知青在安徽》、《上海知青在内蒙》、《上海知青在贵州》、《上海知青在新疆》等档案史料。这些资料出版以后，将会极大地推进中国知青研究。

　　薛燕认为，目前国内知青资料收集似乎知青的个体行为更多一些。像新疆石河子市官方出面进行知青史料收集整理工作的还不多。实际上，知青史料的搜集整理需要有序的支持，资料收集来了放在哪里，怎么保存，谁来处理，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

　　针对薛燕的看法，张刚举重庆大邑县樊建川所藏的知青日记以及上海吕焕高收集的大量知青资料为例表示，目前官方所收集的知青资料，未必比民间收藏的多。同时，他也表示有序的知青资料收集整理确实有必要，并介绍了研究会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2014年6月15日，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和上海青年运动史研究会联合成立"上海知青研究资料中心"，资料中心设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研究会将招募各地知青志愿者与民间收藏家合作整理知青史料，希望最终能做到相关知青资料信息互通共享。

　　程洪指出，知青研究在美国只有个别学者涉及，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课题。但是，从匿书馆的角度来讲，他们已经开始注意收集知青资料。比如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东亚图书馆，大概有好几百种知青著作、回忆录，还有一些诸如红卫兵小报等国内不易获得的资料。他认为，扎实准确的史料对提高知青研究水平非常重要。他以法国学者潘鸣啸的知青研究为例，指出潘鸣啸有个观点"上山下乡运动时期进入城市的农民与流出城市的知青人数基本相等"：从现有统计资料来看．确实有这种情况，但是城乡人口进、出的来源地与目的地并不相同：如果史料工作做得再扎实一兰．结论就会不一样。会上他还提出利用世界图书总库(OCLC系统)将国内外的知青史料、研究信息等整合起来的设想。

　　会上，汤水清也充分肯定了知青史料搜集整理的重要性。他表示。自己早先一直想做三方面的知青史料搜集：档案资料、知青口述以及当地农民与管理者的口述：因为知青上山下乡涉及的面很广。其中不仅有知青．还有下乡人员的管理者、当地的老百姓以及域乡关系等问题：所以对知青研究的理解应该更多元一些。口述史的内容和档案资料会有出入，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还原历史、逼近历史真相。

　　卢汉超十分赞同在知青研究中开展口述资料的搜集工作。他认为，知青研究绝对要做口述，问题是怎么采访、怎么提问、怎样设计表格等。他觉得最好要有资金支持，做大量的抢救性口述：对于口述史料，程洪认为，它虽然也很重要，但更应该重视第一手档案资料。因为口述史料只有在第一手资料的印证下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

　　与会学者还对国内收集的大量知青史料对西方学者研究知青与"文革的路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程洪表示，现在在美国做知青研究，从资料上讲是很困难的。他认为资料先行，当大量相关史料被收集起来以后，一定会促使西方学者更多地注意到知青问题及其与代中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二、海外学者对知青研究的看法

　　卢汉超指出．知青史研究在美国不算是个热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很难界定"知青"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中国的概念，美国没有"知青"这个概念。而在中国其实也很难完全界定。他认为可以从更加学术和科学的角度未定义"知青"的范围，而不仅仅限于上山下乡。同时如果要让知青研究与较为热门的学科挂起钩来，有以下几个领域值得关注：第一是"文革"史。海外对"文革"研究一直是关注的，虽然知青上山下乡并非始于"文革"，但是大批知青上山下乡是在"文革"时期，所以知青研究可以成为"文革"研究的重要部分；第二是城乡关系史。英语世界有一本书叫《上山下乡》，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探讨城乡关系的。从城乡关系的角度带入知青研究也是可以考虑的；第三是妇女史。下乡女知青碰到许多问题，她们所经受的考验和生活上的巨变比男知青更大。知青史中的女知青问题完全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妇女史的一部分，海外还没有人好好研究过：最后是社会史。社会史是海外研究中国的一个热点。现有的知青研究大都浮于政治、经济层面．而上山下乡是一个社会现象。所以无论是留城青年还是下乡知青，他们与所在地的关系、相互影响等问题都是很好的社会史研究题目。在卢汉超看来，从上述角度来研究知青问题，将会加深相关研究的理论层次。

　　程洪从知青史料运用的角度，比较了专业研究和业余研究的不同特点。他指出．专业研究者的理论基础较强，会从较为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业余研究者的作品直接感受与忆旧成分较多。他认为应该将这两个部分结合起来，取长补短。一方面，历史研究不能高高在上，一定要有最基础的东西，最直接的感受，不能只关注历史趋势，忽视老百姓的社会感受。另一方面，如果知青研究仅仅停留于单纯的忆旧，很难长久。他希望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好的资料，比如统计数据等。

　　薛燕也感到目前知青研究中理论性研究较少。她认为这或许与当前环境还不太鼓励这方面的研究有关。会上，其他海外学者也对知青研究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三、知青病退、死亡等问题的研讨

　　张刚指出，目前国内的知青研究，实际上还处于边缘的、民间的状态。即使有一些专业人士，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也不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张刚认为，知青研究要真正开展，要进人体制内，要得到政府的支持。金大陆认为，相对于过去"有悔无悔"的争论，近两年来有关知青问题的讨论更多地被意识形态化，这是知青研究的一个新动态。他认为，知青研究的推进要致力于资料的基础建设和人才的培养。目前尤其要注重建立在坚实史料基础上的专题研究。

　　会上，黑龙江知青方国平、复旦大学研究生林升宝、朱文静等分别介绍了自己从事知青病退、知青死亡等专题研究的情况。朱文静从江西省档案馆大量上海知青"病退"档案入手，对知青"病退"问题进行了研究。她发现，首先，知青的疾病其实与他们当时在农村的生活状况与精神状态有关。通过对知青病退登记表与联系函等材料的分析，她弄清了知青各类疾病的比例、地域分布特点及其与知青性别的关系；其次，知青的疾病涉及到医疗问题。知青在农村得病一般先通过当地合作医疗解决。病弱知青的巨大医疗开支不仅使许多合作医疗机构亏本，也给当地的生产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鉴于农村医疗水平有限，很多知青不得不回沪治病。由于这些知青的户口与粮油关系在农村，他们到了上海以后既不能享受上海的劳保，也不能获得城市的粮食供给，一些生产队甚至切断这些回沪知青的粮油供应。这不仅给他们的治疗带来困难，也造成了他们的生存压力。这就涉及到了城乡关系问题；最后，从知青的"病退"中也可看到沪赣两地政府就知青回城问题展开的博弈。相比于上海，江西批准上海知青"病退"回城的标准要宽松许多。因此，知青的疾病问题既可以从身体史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城乡人口控制的角度去解释。

　　黑龙江知青方国平近年来一直关注知青的死亡问题。他从插队时自己周围知青死亡率较高的现象出发，萌发了调查研究北大荒知青死亡问题的念头。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到北大荒的180万知青中因各种不同原因死亡的大约有3000人。方国平与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政府联系后，前后历时2年，并几经波折，于今年7月在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亡故在北大荒的各地知青》一书。书中收集了近600个死亡知青的故事，能够成为史料的、有死亡前因后果的大约有208个知青。方国平指出，知青的死因非常复杂，有为抢救国家、人民生命财产而死，被评为烈士的，有因公死亡的，还有自杀的、病死的、被迫害致死的等等，但是都属于非正常死亡：他希望能与上海海湾园等机构合作，将全国各地上海知青的死亡档案收集起来：同时，他指出，在其调查过程中，相较于当地生产队，有的农场和知青并不愿意配合调查：他很担心研究中的一部分史料可能并不真实。对此，金大陆认为知青死亡问题是知青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深刻而又敏感的题目，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会揭示出很多社会问题。

　　林升宝提出了把计量历史与知青研究结合起来的想法。他认为，知青人口、婚姻以及经费等问题，如果只是研究一、两个个案，可能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然而，一旦把一千多万知青集合在一起，对这些个案进行分析，同时结合当时的历史与区域特点，可能会得到很多东西。另外，他还提出了知青研究要与区域史研究相结合的观点。因为知青分布广泛，各地的自然地理、时间跨度、人口分布等都有很大区别。所以，他认为如要把握知青的整体情况，就需要进行区域研究。从个案、区域研究到总体研究，才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知青的本来面目。

　　(编辑：赵文)

　　①朱文静，女，复旦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毕晓敏，女，中共党史硕士，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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