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谈《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出版秘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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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吴旭君、周福明(从左至右)在杭州汪庄合影


　　戴鸿超，华裔美籍政治学家，曾任底特律大学政治学系主任。1994年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美国由兰登书屋出版时，戴鸿超担任了该书的译者，负责将李志绥的中文原稿翻译为英文，其间“与李医生曾多次深切谈话，多少体会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由此也对毛泽东产生了浓厚兴趣，催生出了二十年后《枪杆、笔杆和权术——毛泽东与蒋介石治国之道》一书的问世。在该书的的后记中，戴鸿超详细回忆了翻译过程中与李志绥的交往，出版的细节，谈到评价毛泽东不能只看其晚年的情色私生活，就算是在李志绥的回忆录中也只占极少的篇幅。
　　二○一五年七月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发行了我所著的《枪杆、笔杆和权术——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一书。当时，时报出版的汤主编宗勋说明要重新印行该公司之前出版、由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録》。这个讯息引起我写出此一后记的兴趣。过去我曾经把该回忆録的中文稿本译成英文版本，知道一些发行前后发生的问题。我在翻译的过程中，与李医生曾多次深切谈话，多少体会出毛泽东的内心世界，想与读者分享。


　　李医生回忆録是在一九九四年十月由美国兰登公司 (The Random House) 在全球统一发行，以英文本为标准版，定名为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同时翻成其它多国文字;其中的中文版也是根据英文版，由李医生自已译成。这本书因为内容传奇，事关中外重大政治事件，引起海外一时轰动。洋人中国通几乎人手一册;华人更是先睹为快，争相告知。
　　谁知四月之后，也就是一九九五年二月，李医生突然在美国芝加哥郊区他第二位儿子李二重的家中，无声无息亡故，又引起一阵轰动。一时关于他的死因蠡测纷纷，謡言时起。笔者与李家两代相识，有所来往，曾参加李医生的葬礼，从李家得知事故发生情形。一天，李医生在家中心脏病突发，当时只有四岁孙儿在旁，无从急救而亡。待家人下午返家，发现这项意外时，立即通知警察局及联邦调查局前来查验，确认为病故。
　　一九八七年笔者应北京社会科学院邀请访华，当时结识李医生夫妇，觉得他们谈吐有度，具深厚文史修养。次年李医生为夫人治病来美就医，住在二重家中。再次年夫人不幸去世，留下遗言，要他把任职毛泽东保健医生的经历，写成专书，留下一部纪録。一九九○年李医生完成中文书稿，请我介绍专人译成英文出版。
　　当时我洽请一位中西比较文学教授从事翻译，并在一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觅找适当人选，都无所获。另外，李医生自己曾与六位专业人士接洽此事，也无结果。最后他要我一试;我觉这本书不能问世是一件憾事，就试译第一章，看能否胜任再说。那晓得李医生与蓝灯书局都满意，要我继续;我就答应下来，请李医生把全部文稿寄来。
　　这一下可闯下大祸。几项难题立即来临。第一，这文稿大得惊人，章节百余，文长数十万字，内容无限复杂，历史与时事交替，权力冲突迭起，大运动连续出现。第二，文稿中俚语极其众多，什么“死猪不怕烫”，“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还有那一出了名的“老和尚打伞”及歇后语，经常出现。如果直译的话，不能传神;如果花费文字解释清楚，读者便会索然失趣。第三，毛年老时身体多病，医生使用繁杂的医学名词非常谨慎小心，避免惹出事端。譬如称“心脏病”为“心肌梗死”，要译为“myocardinal infarction”;运动神经元病或称内侧纵索硬化症要译为 “motor neuron disease or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美国俗称为Lou Gehrig's Disease;毛死在这病上) 。这些名词层出不穷，是翻译者的苦差事。第四，蓝灯书局与译者的合约限制多端。坚持要把这样艰巨的翻译工作在十个月内完成，又规定在出版之前不能向任何他人透露片纸只字，否则法律论诉。因此，我没有时间收集参考数据，也不能征询他人意见，从事应有的准备工作。
　　可是既已答应下来，便不得不勉强从事。倒是与李医生有多次磋商的机会。他说这书稿是最重观察，而少褒贬。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只利用自己的札记，未曾参考任何其它著作，也没有咨询他人意见。
　　笔者因受合约限制，只参考过去教授中国课程的数据，没有作其它方面咨询，使用一部计算机，一架印刷机，几部字典，居然在十月内完功，于一九九一年秋天将书稿交付书局。
　　李医生中文原稿长逹一千三百页，把他所视所闻毛的言行，倾盘托出。笔者在译完之后，领略了毛泽东诗词的雄伟，斗争的诀窍，极端的权力欲望，及政治思想的渊源。这些心得在我写作《枪杆、笔杆和权术——蒋介石与毛泽东治国之道》时，成为奠基性的观念。
　　当书局收到书稿之后，担任主编的Jason Epstein认为李医生写作态度，太过客观，只记事，无意见;便聘请一位文史人士，石文安(Anne F. Thurston)，作为助理编辑，进行修改，加添李医生的个人身世，以及对毛的看法。李医生并不赞成这种作法，但是已签的合约载明书局有增删之权，只好同意。
　　那晓得这位助编拖延两三年才完成任务，因而这本书到一九九四年才出版。这位助编文笔流畅，但是与李医生发生许多争执。据李医生告诉笔者，争执处达二十几项。大体上不涉及内容，而是用词问题以及助编在这一书籍中的地位问题。结果，大部份的争执依李医生意见解决，助编所写的序文予以删除。
　　这部书发行之后各方反应不一。洋人中国通非常肯定书的价値，看到书中前所未闻之事，好像觉得过去的研究是白费了，要重新评估毛泽东。接连着许多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争相邀请李医生现身说法，日程一直排到他去世五个月之后。中共方面也有相当深度的表示。
　　综观各方评论，其中不乏中肯之言，公正之论;但也有偏差之处;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过份注重毛的色情生活，渲染有加。他们看到书中情节，列车侍女召为君侧、文工团员深夜伴舞，相互为欢，先是目瞪囗呆，继而口诛笔伐，好像毛过去骗取了他们的景仰。
　　这类评语造成一种印象，李医生的书主要在谈色情事件，与京夫子的《毛泽东的女人们》相提并论。这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这类文字所占的比例恐怕不到百分之五。书中所谈的主要是军国大事，路线问题，政治斗争。李医生原稿书名是《毛泽东的生与死》，从未提到“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这三个字。
　　第二类偏差比较重要。其中文字指责毛暴君之治，而忽略他的雄才大略。评语说，他内置幸臣，外挞异己，建立庞大严密组织，把几亿人口扣入无形禁锢之中，几近三十年之久，在中外历史上可说是絶无仅有的现象。但是这些文字没有详细评论毛如何活读史书，讲究矛盾之术，运用统一阵线之策，已是出神入化，无人出起右。在中共党内，解彭德怀兵权，置刘少奇与林彪于死地，使周恩来俯首听命，朱德养花以度余年。
　　再说, 他与蒋介石争霸，五战江西，两战延安，取东北，下北平，饮马长江，囊括大陆。这还不算，他与世界第一超级强国对阵朝鲜，较劲越南;面对另一超级强国，先则称臣一面倒，再则翻脸骂苏修。一九六九年珍宝岛战役前后，他眼见美苏同谋，合围中共。于是他统驭大军，一手拿着落伍枪杆子，一手高举初试成功的原子弹，兼使诸葛空城之计及现代吓阻理论，将两超强拒于门外。再用周恩来之手牵着尼克松走进中南海，听到这位美国总统坦言心事，要玩中国牌，合力搏大熊，不禁会心微笑，乐观其成。原是美苏合围中共，瞬即变成中美制苏，最终拖垮共产超级强国，且看谁玩谁的牌。
　　这些都是毛的絶顶成就，李医生书中有详细记载。如果中国通只视毛之暴戾之行，无睹毛之特异表现，便失之于忽视历史之全面，未曾深入了解毛纵横捭阖的本领。
　　至于中共方面的反应，可从《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这一本书看出究竟。其作者为林克(曾长期担任毛的秘书)，徐涛(在李医生之先，任毛的保健医生)及吴旭君(毛的多年护士长)，于一九九五年由香港利文出版社发行。内容相当广泛，主要着重两方面，一方面说李医生过份夸大他的地位，不可能得知当时许多中共机密事件。另一方面，认为李医生藉重西方“高手”“捉刀”，写此回忆録，旨在丑化毛泽东，以求“反共”之实。关于第一方面所说是否属实，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这本书及李的回忆録，以资对照。关于第二方面，《历史的真实》的作者特别指出，助理编辑花去许多时间修改回忆録，同时李医生在英文版的序文中申谢二十几位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因此觉得回忆録是“集体创作”，不足征信。
　　笔者在校对最后版本时发现，助编修改的文字非常之多，但是主要涉及用词，以及李医生对毛的观感。而各个专家的言词多限于对书稿的评论，并未增添内容。总之，李医生回忆録是有关毛泽东上百本专书之一。它的是非对错，可经过与其它专书的对照以及历史的验证得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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