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巴丢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革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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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丢 |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革命吗？（上）

作者： Alain Badiou


摘要：为什么讨论“文化大革命”？不同的历史编撰版本都说明了什么？怎样思考这场巨变并使其在今天得到理解？巴丢说：“我将提出一个假设，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实验，我指的是事实和文本的层面（1965年11月和1968年7月之间的中国）。”

为什么？

为什么讨论“文化大革命”？这是1965年到1976年间共产党中国经历的一段漫长动荡时期的官方名称。理由至少有三个：

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全世界尤其是法国人常常援引的一场激进运动，至少是1965年到1976年间的一场激进运动。它是我们的政治史的一部分，是毛主义潮流存在的基础，是20世纪60和70年代唯一一次真正的政治创举。我可以说是“我们的，”我曾经是它的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用兰波的话说，“我在那里，我仍然在那里。”在中国革命派不懈的革新中，各种主体和实践的轨道都找到了它们自己的名称。他们已经在改造主体性，过另一样的生活，进行另一样的思考：中国人——然后是我们——称此为“革命化。”他们说：“要改造人类的灵魂。”他们教导人们，在政治实践中，我们必须同时充当“箭和靶子，”因为我们头脑中仍然存在着旧的世界观。到60年代末，我们已经走遍各地：到工厂，到郊区，到农村。数万名学生成了无产阶级，生活在工人中间。这我们也可以用文化大革命的词句来描述：“交流经验”，“为人民服务”，以及那句重要的口号“联合群众”。我们反对法国共产党残酷的惰性，反对它的暴力保守主义。在中国，党内官僚也受到了攻击，那叫做“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甚至分裂，也就是有不同取向的革命派之间的对抗，也可以用中国的方式来说：“打倒黑帮”，穷追猛打“表面上左派、背地里从事右派活动”的人。当遇到群众性政治运动，如工厂罢工或遭遇残忍的地主时，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要充分发现无产阶级左派，联合中间派，孤立和打跨右派”。《毛主席语录》是我们的指导手册，根本不是那些蠢货所说的用于教条的问答，而恰恰相反，是为了在以前未知的各种形势中澄清道路，发明新方法。鉴于这一切，又由于我不想通过援引心理幻觉和道德盲目性来掩盖他们对既定反应的抛弃或联合，所以，我们只能引经据典，对中国革命派致以敬意。

文化大革命是政治经验渗透政党—国家形式的一个典型例子（但也是来自毛主义的一个概念，典型的例子是：必须把一个革命发现普遍化）。我所说的“渗透”是西尔凡·拉扎鲁斯所界定的“渗透”：我将试图表明，文化大革命是仍然内在于政党—国家的最后一个重要的政治事件（这里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并作为这样的事件而失败了。已经发生的68年5月风暴只是略有不同而已。波兰运动（或Chiapas）却相当不同。而政治组织运动则是绝对不同的。但如果没有60和70年代的渗透，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都在政党—国家或多党—国家的光谱之外。

文化大革命是历史和政治、政治内部的思想史（而非思想内部的政治史）的一次重大教训。的确，这要看我们是否根据主导历史编撰或根据真正的政治问题来检验这场“革命”（这个词本身就位于渗透的核心），从而产生扣人心弦的分歧。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清楚地看到，这种分歧的性质并不属于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的精确或匮乏秩序。我们可以就事实达成一致见解，而得出的判断却是相互对立的。恰恰是这样一种悖论成为我们进入主题的起点。

叙事

主导的历史版本出自不同专家之手，尤其是汉学家，他们早在1968年就开始这种历史编撰了，此后从未更改过。事实证实了这种编撰，即它暗地里成了国家官方的版本，这里的国家指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6年以后幸存于文化大革命并试图复仇的人们所统治的国家。

这个版本都说了什么呢？就革命而言，那是政党—国家高层官僚内部的权力斗争。以“大跃进”号召为具体体现的毛的经济自主政策的彻底失败导致了农村的饥荒。在这次失败之后，毛发现他在党内成了少数派，那个“实用”集团控制着大局，其中主要人物有刘少奇（当时被任命为共和国主席）、邓小平（党的总书记）和彭真（北京市市长）。早在1963年，毛就试图发动反击，但在党内没有成功。于是，他就依靠党外的力量，不管它是外部的（学生红卫兵），还是外部/内部的，尤其是军队，在打到彭德怀并由林彪取代彭德怀的位置之后，毛再次控制了军队。因此，仅仅由于毛要重新夺取权力的意志，紧接着出现了血腥的混乱局势，直到这位罪人（1976年）死去的时候，局面也没有好转。

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个版本的确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它却没有表达出真实的意义。真实的意义只能来自对这些插曲的政治理解，即对今天仍然活跃的一种思维方式的重视。


不稳定吗？的确如此。但那是因为没有任何办法展开政党—国家框架内的政治革新。学生和工人群众最广泛地创造的自由（1966到1968年），意识形态和国家控制的军队（1968到1971年），对政治官僚内部敌对倾向所提出的问题的正确解决（1972到1976年），都不能使革命思想生根，从而产生一个全新的政治局面，彻底摆脱苏联模式，使之在全社会的规模上得见天日。

靠外部力量吗？的确如此。但这意味着，无论从长远眼光还是从近期来看，它都达到了部分脱离党和国家的效果。这是破坏官僚形式主义的问题，至少在规模巨大的运动期间是如此。事实上，这同时也挑起了宗派无政府主义，暗示了未来将出现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如果不是直接保障国家的形式统一，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一种政治统一起来的？

是一场权力斗争吗？当然是。反对“权力斗争”和“革命”的说法是可笑的，因为恰恰是通过“革命”，我们才能理解敌对的政治力量关于权力问题的说明。此外，毛主义者常常引用列宁的话，对列宁来说，革命最后阶段的问题显然是权力问题。而真正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就是要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要结束政治与国家之间表达的革命观念。实际上，这是大问题，是核心的、激烈的争论。

“大跃进”是残酷的失败吗？在许多方面都是的。但这次失败却是批判地检验斯大林经济学说的结果。这当然不能归结于“集权主义”对农村发展问题的整齐划一的处理。毛认真地检验了（如无数的笔记所证明的）斯大林的集体化思想及其对农民的极端鄙视。他的思想当然不是通过武装暴力走集体化的道路，从而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城市的积累。恰恰相反，局部实现农村的工业化，给农村相对的经济自主权，这样就避免了在苏联已经酿成灾难的野蛮的无产阶级化和城市化。实际上，毛遵循党的有效解决城乡矛盾的路线，这不是以暴力消灭农村，保卫城市。如果这是失败的话，那也是政治性的，而这完全不同于斯大林的失败。

最后，我们应该肯定的是，对事实的同样抽象的描述，当根据不同的政治原理运作时，决不会导致相同的思维模式。

日期

从日期上看，这场争论也同样是清楚的。主导观点，也就是中国国家的观点，认为文化大革命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从红卫兵到毛的逝世。动乱的十年，失去理性发展的十年。

事实上，如果从中国国家历史的角度严格推理的话，可以根据下列标准为这样的日期辩护几句：民众稳定，生产，行政当局的统一，军队的武装镇压等。但这不是我的原则，也不是我的标准。如果从政治和政治发明的角度来检验日期问题，那么主要的标准就有如下述：我们什么时候说有了集体创造政治思想的环境？什么时候倾向性实践明显超过了中国政党—国家的传统和作用？普遍价值的陈述什么时候出现？然后，我们才能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确定“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过程的界限，我们内部都称它为GPCR。

就我而言，我提议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概念构成了从1965年11月到1968年7月的一个时间序列。我甚至可以接受一种根本简化（这是关于政治技术的讨论），把严格的革命时刻界定为1966年5月与1967年9月之间。标准是群众性政治活动的存在，及其口号、新的组织、自己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为当代名副其实的政治思想构成了含混但却不容否认的一个参照。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存在是因为红卫兵、革命工人造反派、无数的组织和“总司令部”、完全无法预测的形势、新的政治声明、没有先例的文本等因素的存在。

假设

怎样思考这场巨变并使其在今天得到理解？我将提出一个假设，在不同的层面上进行实验，我指的是事实和文本的层面（1965年11月和1968年7月之间的中国）。

我的假设有如下述：我们正处于政党-国家（自1949年以来始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分化的状况中。这次分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有关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经济和城乡关系；军队的重大改组；朝鲜战争的评价；知识分子、大学、艺术和文学；最后是苏联或斯大林模式的价值。但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党的干部队伍中的少数派倾向是由历史上享有最大民众威望的人领导或代表的，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党的历史（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漫长时期）与当下作为国家权力的党的活动现状之间的可怕的非巧合。此外，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还常常提到延安时期，尤其是在军队中，认为那是共产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典范。

这个现象的结果是：立场矛盾并没有通过官僚形式主义得到解决，但也没有通过30年代斯大林使用过的清洗方法得到控制。尽管在政党-国家的空间内只有形式主义或恐怖。毛和他的集团必须要找到第三条道路，那就是在政治上动员人民大众，努力打倒多数派的代表，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依靠民众意味着承认没有控制的造反和组织形式。在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毛的集团事实上在这方面做出了让步，首先在大学里，然后在工厂里。但是，他们采取的一个矛盾举措就是在政党-国家的公共空间里把各种革命的组织翻新结合起来。

这是我们的假设的核心：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矛盾的历史发展。一方面，问题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边缘掀起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或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承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包括群众造反的方式，即便在形式上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毛及其追随者将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就是在共产党内部重新组织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在不可能爆发内战的情况下，党和国家之间的总体关系，尤其是在压制性武力的使用问题上，一定不能改变，至少这实际上不是破坏党的问题。毛通过指出“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而阐明了上述问题。

同时，这个矛盾将导致党的权威在地方造反派手里的不断泛滥，由于这些泛滥导致的暴力无政府主义，不可避免地引发出非同寻常的暴行，最终进入了全民皆兵的阶段。

这些连续的泛滥记录了文化大革命的编年史（各个阶段）。主要的革命团体最初试图把造反局限在一些教育单位。1966年8月这种努力宣布告吹，当时红卫兵已经遍及各个城市。此后，这将是把造反局限在大专院校之内的问题了。但从1966年年末开始，尤其是自1967年1月，工人成了这场运动的主力军。接着，问题是要把党和国家的管理分离，但这恰恰是1967年开始的“夺权”运动的高潮时期。最后，目标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军队，军队是可诉诸的最后一个靠山。但这最终证明是不可能的，1967年8月武汉和广州发生了暴乱。正是由于预见到了武装力量内部产生分裂的真正危险，1967年9月才开始了缓慢的压制性运动。

姑且这样说吧：给这一系列事件以不可质疑的革命光环的这些政治发明只能导致这些泛滥，这是这场革命的始作俑者们为这些泛滥发明设计的目标，而他们（青年及其无数团体，工人造反派）也自然成了革命的领导者：毛和他的少数派。同样，这些发明始终都是局部的、单一的；它们不可能变成策略的和可再生产的命题。最终，这些发明的策略意义（或普遍范围）成为否定的了。因为它们所带来的，它们给全世界的军事精神打下的栩栩如生的烙印，只不过是政党-国家作为革命政治活动之核心生产的结束。更普遍地说，文化大革命表明不再可能给革命的群众性运动或这种组织现象赋予严密的阶级代表的逻辑了。因此它仍然是一个最重要的政治事件。

实验领域

我愿意用上述假设做个实验，以检验七个按年代顺序选中的指涉：

1966年8月的“十六条”，可能大部分是毛本人起草的，无论怎么说都是最有创意的重要文件，正是这个文件打破了政党-国家的官僚形式主义。

红卫兵和中国社会（从1966年8月至少到1967年8月）。无论情况怎样，这无疑涉及大中学校学生政治能力的极限问题。

“革命的工人造反派”和上海公社（1967年1—2月），一次重要但却未完成的事件，因为它提出了有别于党的集中制的另一种权力形式。

“夺权”：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春的“大联合，”“三结合”和“革命委员会”。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运动是否真的创造了新的组织形式，或仅仅相当于党的再生。

武汉事件（1967年7月）。这是运动的顶峰，军队已有分裂的危险，极左分子在利用局势，但以灭亡告终。

工宣队进驻大学（1968年7月末），实际上这是独立的学生组织存在的最后阶段。

毛的个人崇拜。这往往是西方讽刺的对象，最终，我们都忘记了追问它的意义究竟在哪儿，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意义，当时的“崇拜”就是一面旗帜，不是党内保守派而是工人和学生造反派的一面旗帜。

十六条决定

这个文件是在1966年8月8日的一次中央全会上通过的。它以某种机智戏剧性提出了称作“文化大革命”的这场运动的根本矛盾。当然，其戏剧性的一个标志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文本并没有解释或几乎没有解释这场正在进行的运动的名称（“文化”），除了令人困惑而具有形而上学意味的第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这里，“文化”就是特别激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

文件全文不过是号召人们在合法的革命传统内部自由造反。

文件完全可能是不合法律程序的，因为毛派在军队（林彪的部队）的支持下“纠正了”中央委员会的构成。大学的革命小将参加了委员会，而保守官僚却遭到了拒绝。事实上，而这非常重要，这个决定开始了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书记处名存实亡的一个漫长时期。从现在起，重要的中央文件将由四个机关联合签署：当然包括中央委员会，但此时它只是一个影子；“文化大革命小组，”一个绝对严格的临时组织，但握有政治实权，因为这是造反派所承认的组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最后是为了保证最小限度的行政管理而由林彪重组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这份传单的一些段落特别令人难以忍受，涉及到当时的革命要求和用新的组织形式抵制党的必要性。

在民众动员方面，我们将特别引用第三条和第四条，即“‘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和“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比如：

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坚持正确的领导，“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改变那种处于软弱无能的状态，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以及：

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作法是正确的，哪些作法是不正确的。

第七条的一个细节尤其重要，实际上发生了巨大影响。这就是：

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

每一个中国人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至少在现在开始的这个阶段，城市里的革命小将保证不会受到任何法律制裁。显然，正是这一条允许小将们在1967年9月之前走遍了全国，把革命精神传遍各地。

关于组织形式，以“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为标题的第九条允许在运动内部通过运动在党外建立各种政治组织：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开始涌现了许多新事物。在许多学校、许多单位，群众所创造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等组织形式，就是一种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

这些新的组织当时并不认为是临时的，这说明1966年8月时，毛派希望摧毁党的政治垄断：

因此，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的群众组织。

最终，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组织都服从于群众性民主，而不服从于党的权威，正如对巴黎公社的援引所表明的，是要服从在列宁政党理论出现之前的一种无产阶级环境：

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

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然而，如果仔细阅读这个文献，而且知道阅读共产党领导下发的文献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会看到，通过对批评自由的严格限制，对文献经常提到的那股革命冲动已经开始某种封锁了。

首先，它似乎满有道理地提出，党在本质上是好的。第8条（“干部问题”）区别了四种干部（我们应该记住，在中国，“干部”就是掌权者，哪怕是最小的权力），他们要接受文化大革命的考验：好的，较好的，犯有严重错误但可以教育好的，最后是“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中心意思是“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就是说，国家机器和内在领导权（党）主要掌握在好人手里，这就使得如此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自相矛盾起来。

其次，群众必须掌握主动权，但明显的是，对党或国家领导人的点名批判事实上仍然受到“上级”的严格控制。在这一点上，党的等级结构又峰回路转了（第11条，“报刊上点名批判的问题”）：

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应当经过同级党委讨论，有的要报上级党委批准。

这一导向的结果将使无数的党的领导人受到猛烈批判，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始，当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核心报刊上之前，革命群众组织要以“小字报”、漫画和大字报的形式对他们进行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批判。同时，这些批判都具有地方色彩，可以撤消。与其相应的决定将是悬而未决的。

第15条“部队”讲的再清楚不过了。它提出了仿佛在真空中的一个决定性问题：谁有权支配这些镇压机器？经典马克思主义阐明革命必须推翻国家的镇压机器，革命的目的是自上到下的改变。这一条讲的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党的集中领导权岿然不动。

最终，十六条所综合的仍然是异质的导向，又由于其火药味，在政党-国家的关系上，它为这次运动设置了一连串的死胡同。当然，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总是有一个如何解释的问题，一个新的政治措施总要不同于党内主要领导以前所推行的措施。但两个重要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谁指明敌人，谁设定革命大批判的靶子？在这个冷静的问题上，谁扮演镇压机器的角色：公安，民兵还是军队？

红卫兵和中国社会

8月公布十六条之后，“红卫兵”这种在校青年的组织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我们都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盛大聚会一直持续到1966年末，毛亲自接见，向数万男女青年默言挥手。而最重要的是，革命组织乘借来的军车涌进各大城市，然后以“交流经验”为名利用免费火车走遍全国。

显然，我们所看到的是波及全国的这场运动背后的战斗力。在运动内部，一种绝对让人眼目一新的自由占绝对优势，各种倾向公开对峙，报纸、传单、旗帜、没完没了的大字报发表政治声明和各种各样的揭露。苛刻的讽刺几乎不放过任何人（1967年8月，一张质疑周恩来的大字报一夜之间摧毁了所谓的极左思潮）。敲锣打鼓的游行，热情高涨的声明，一直持续到深夜。

另一方面，武斗和无法控制的造反团体开始出现。流行的口号是打破旧思想、旧风俗（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文化”的意思，在中文中，“文化”是“与文明有关”，用旧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是“属于上层建筑”）。许多团体把这个口号解释成破坏、暴力，甚至迫害。打倒梳辫子的妇女，打倒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打倒立场不坚定的教授，打倒不按这个口号办事的所有“干部”和分裂团体，袭击图书馆或博物馆，小造反派头头对尚未下决心的群众的蛮横无礼，所以很快就激起了普通人民对极右的红卫兵的反感。

根本的问题已经在1966年5月16日的声明中提出来了，那是毛反对中央的大多数的第一次公开叛逆。声明大胆声称“不破不立”的必要性。它攻击保守派传授“建设”精神，抵制破坏其权力基础的任何活动。但在破坏的证据和缓慢曲折的建设之间很难找到平衡。

事实上，仅仅以“破旧立新”为武装的红卫兵都盲目地服从于一种人人皆知的革命倾向：打破偶像，任何动机的迫害，一种野蛮主义。这也是自行其是的青年固有的一种倾向。由此，我们得出结论，每一个革命组织都必须是跨代的，单独组织青年的政治团体并不是个好主意。

当然，红卫兵并没有自行发明具有革命精神的反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法国革命期间，当宣布化学家Antoine Lavoisier死刑的时候，公诉人Antoine Quentin Fouquier-Tinville  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共和国不需要科学家。”所发生的是，真正的革命预计它自己已经创造了所需要的一切，而我们应该重视这个创造性的绝对主义。从这方面讲，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在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上，基本口号是：重要的是“红”，而不是“专”。或用相对“温和”的话说，而且还是一句官话：你必须“又红又专”，但红更重要。

然而，使一些革命造反团体的野蛮行为越来越恶劣的原因却是：就青年行为的规模而言，从来就没有发表政治宣言、积极地创造新事物的全球性政治空间。批判和破坏的任务是不证自明的，那些发明只要与国家上层领导之间不可饶恕的斗争紧密相联，就越发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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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兰·巴丢 | 文化大革命：最后一次革命吗？（下）

上海公社

1966年底和1967年初，工厂工人大规模的决定性的出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强盛时期。上海在这个强盛时期中扮演了领航员的角色。
我们应该把正式构成中国国家“领导阶级”的这些人的出现看作是一个内在悖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来自右翼。实际上，1966年12月，地方官僚、党政保守派利用工人阶级——最明显的是工会——来反对毛的红卫兵运动。我想说，在法国的1968年5月及其后的岁月里，法国共产党也试图利用总工会的老卫兵来反对与年轻工人们结为联盟的革命学生。利用一个变化着的形势，上海的党政领导人号召工人们响应党的进行纯粹经济建设的一切号召，以此抵制工厂和行政部门年轻革命派的任何干涉（正如1968年5月，法国共产党在工厂附近设置了障碍，阻止为工资而罢工的队伍，到处镇压“左派”）。由于强行铺开，这些工会运动规模相当大，尤其是运输和能源部门的罢工，他们想要酿成一个混乱局面，以便让党的领袖出面整理秩序。由于这些原因，少数革命派不得不干涉这些官方组织的罢工，反对“经济主义”和“物质刺激”，这是开展有利于党的工作、把全球的政治意识置于特殊需要之上的一场严酷运动。这将属于林彪特别支持的那个重要口号：“反对自私自利，批判修正主义”（我们知道，对毛主义者来说，“修正主义”指的是依靠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内部大多数党员全面放弃追随苏联的路线）。
起初，毛的工宣队力量相当薄弱。1966年底据说只有4000人。当然，这些人将与红卫兵联合，构成少数活动派。但这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正常情况下，工厂里的活动领域并不很大，除非在车间里，那里，行动是光荣的事，多年来被革命派奉为典范。在我看来，这的确是因为工厂工人的直接行动与非常活跃的抵制（官僚也在那里拥有堡垒）构成了冲突，毛主义活动家们才开始调动城市力量。在长期以来忠实于毛的部分干部的帮助下，以及一部分军队的帮助下，他们将取代地方政府和党委。于是就有了“夺权”的说法，在“上海公报”的名目下，“夺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转折点。
这种“夺权”简直是个悖论。一方面，如前面讲过的十六条一样，它在与党政-国家完全相反的模式中获得启示：构成巴黎公社的那种最多样的各种组织的联合，而其没有效果的无政府已经受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另一方面，这种对抗模式没有民族发展的可能性，在民族的层面上，即便在一些传统因素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党仍然是唯一得到认可的组织。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动乱时期，周恩来由始至终保证了国家的统一，使政府机构发挥了最小限度的功能。就我们所知，毛从未否认他的工作，这使他能够游刃有余，包括接近右派（正是他把邓小平官复原职，用文化大革命以及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话说，邓小平当时是“党内第二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周恩来清楚地向红卫兵说明，如果“交流经验”要在全国范围内普及，那决不允许有影响民族命运的革命组织。
因此，在与当地学生和工人组织进行过无休止的讨论之后，上海公社只获得了微弱的支持。这里再次说明了如果这（革命派“夺权”的举动）是根本的，那其政治空间还是太窄了。结果，走上工人的舞台既标志着革命群众基础的加宽，同时也是对权力的官僚形式的一次巨大有时甚至是暴力的考验，是民众的政治创举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一次短命的新的概括性表现。

夺权

1967年的头几个月里，在上海市革命派推翻反毛主义的市政府而汲取了教训之后，我们将看到“夺权”已经遍及全国。这场运动有明显的物质的一面：以小团体和战斗组织为形式的革命组织是由学生和工人构成的，他们占据了所有管理部门，包括市政和党的机关，而且，一般来说都像酒神节一样混乱，不无暴力和破坏，赋予这些机关以一种新的“权力”。丢失了权力的老卫兵也时常被“示众，”但这并非是一种和平的仪式。走资派或假定的走资派戴着驴帽，这是用来描写他的罪行的；他必须低下头，让人踢几脚，或更糟。这些驱魔仪式就是著名的革命实践。它的关键是向聚集起来的人群公布，这些高高在上的老爷们，人们曾经默然接受过的这些傲慢的家伙们，从现在起也要接受大众的侮辱了。1949年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各地组织过这种活动，在道德上是要打倒大地主，“地方专制和邪恶的暴君，”甚至连最小的中国农民都家喻户晓，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默默无闻，而现在世界“变了个样儿，”从此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了。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从2月起，用指新的地方政权的“公社”一词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委员会。”这个变化当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公社”始终是省市党政机关的名称。于是我们看到在各省设立“革命委员会”的巨大运动开始了。而且根本不清楚这些是否是复制或纯粹取代旧的可怕的“党委”的。
事实上，名称的含混性说明革命委员会是政治冲突的一个不纯洁的产物。对地方革命派来说，问题是在几乎消除旧的领导干部之后，用一个不同的政治权力代替党。对步步捍卫自身的保守派而言，问题是在纯粹虚构的批判过后恢复地方干部的官职。中央三令五申党的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这给了他们恢复官职的勇气。对组成“文化大革命中央领导小组”的毛派领袖人物的十几个人来说，问题是要确定革命组织的中流砥柱（“夺权”），让对手永远胆战心惊，与此同时保留行使权力的总体框架，而这种权力的视野内有党，而且只有党。
逐渐提出来的各个公式将提倡统一。有人谈论“三结合”，意思是：在革命委员会内，新加入的革命派，完成了自我批评的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各占三分之一。还有“大联合”的说法，意思是：让地方革命组织团结起来，结束对峙（有时是武装对峙）。这种联合实际上意味着越来越严重的控制，包括讨论的内容，以及越来越严重的权利限制，如对围绕一个又一个创意或信念的自由组织的限制。但这不可能有别的出路，除非让形势任意发展而导致内战，让压制机器去决定运动的结果。这场争论几乎持续了1967年的整整一年，这在各方面都是决定性的一年。

武汉事件

1967年夏发生的这个插曲特别有趣，因为它表现了处于高峰期的一场革命的全部矛盾，而高峰当然也是宣布其回转的时刻。
1967年7月，在军队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反动官僚控制了巨大的工业城市武汉，其工人数量不少于500000。实权掌握在军官陈再道的手里。确实，当时还有两个工人组织武装对峙，5月和6月间造成了数十人伤亡。第一个组织实际上是军队支持的，叫“百万雄师”，与地方干部和旧的工会关系密切。第二个组织人数较少，叫“钢铁”，代表毛的路线。
中央领导担心反动势力控制这个城市，便派公安部长和文革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即著名的王力一起去武汉现场。王力由于其“左派”倾向而在红卫兵中尤其有威信。他已经声言有必要清洗军队。代表团带着周恩来的指令，命令支持“钢铁”造反派，这与给普通干部尤其是军队的指令是一致的：“优先区别和支持运动中无产阶级左派。”我们权且顺便说一句，周恩来本人肩负着在派系之间、在敌对的革命组织之间翰旋的艰巨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日以继夜地接待省的代表团。因此，是他加快了“大联合”的步伐，促进了“革委会”的统一，并在具体环境中区别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构成因素，而当时的环境则越来越混乱，暴力越来越严重。
中央代表团抵达的当天就在市体育馆与造反派组织召开了一次大会。革命情绪高涨到了极点。
我们看到，在革命舞台上活跃的所有演员都到位了：保守干部和他们的调动能力都是不能低估的，首先在农村（来自郊区的民兵将参加1968年形势转变以后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镇压），然后在工人当中，当然还有行政干部中都有很强的调动能力；由学生和工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只能依靠自己的活动和勇气，依靠中央毛派的支持来占上风，即便他们往往是少数；军队必须做出选择；而中央则努力调整适合形势发展的政策。
有些城市具备所有这些因素，形势极端严峻。广州尤其如此。每天都发生敌对组织的武装对峙事件。军队决定局部洗手不干了。他们的借口是十六条规定，不要干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地方军队首领只要求在参加街战之前，军人必须签署“革命宣言”就可以了。惟独禁止的是使用军队支持。结果，在武汉以及广州，整个夏天每天都有数十人死亡。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的形势开始恶化。7月20日上午，在一些军队组织的支持下，“百万雄师”的武装队伍占领了优越地势，对全城造反派进行大搜捕。中央代表团落脚的旅馆遭到了袭击。一个军队组织捉住了王力和几个红卫兵，痛打了他们一顿。这种形势的讽刺意义在于：现在是“左派”“示众”的时候了，王力的脖子上挂着“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一个所到之处无不看到修正主义分子的人！公安部长被锁在房间里。曾经是造反派中心的武汉大学和钢厂被武装的军队团团围住，由坦克保护着。但是，当消息传开后，军队的其他单位站出来反对保守派及其领袖陈再道。钢铁组织开始反攻。革命委员会成员被逮捕。几个军队组织设法救出了王力，他穿过密林和荒地逃出了这个城市。
显然，内战一触即发。要想改变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央政权就必须采取残酷的措施，各省的无数军队也必须发布坚定的宣言。
从这个事件中我们能得出哪些教训呢？起初，满脸肿胀的王力回到北京，像英雄一样受到了欢迎。毛的妻子和造反派头头江青给他以热烈的夹道欢迎。7月25日，一百万人在林彪面前表示支持他。这股靠运气的极左倾向要求彻底清洗军队。也正是在这时，各地的大字报纷纷谴责周恩来是右派。
但所有这些只是转瞬即逝。当然，在武汉，对造反派的支持事在必行，陈再道被撤职了。但两个月后，被残酷地从领导小组中清除掉的却是王力，军队没有进行重要的清洗，周恩来的作用反倒越来越重要，秩序的恢复对红卫兵和一些工人造反组织越来越不利。
现在，人民军队作为中国政党-国家之支柱的基本作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军队在运动中起到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他们必须支持造反的左派，但是，不能指望也不能容忍军队的分裂，军队一旦分裂，大规模的内战就要爆发。所有希望产生这个结果的人都被逐渐清除掉了。而与这些人勾结的事实使人对江青以及毛本人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毛希望在造反派中尤其是在工人当中实现统一，他已经开始担心红卫兵的宗派和傲慢会造成巨大的损失。1967年9月，视察武汉之后，他提出“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分裂”。会读书的人都懂得这句话的意思，首先，这意味着造反组织与保守组织之间出现了大麻烦，其次，现在迫切需要结束这些动乱，解除这些组织的武装，用压制性机器恢复法律的暴力控制和政治稳定。从7月起，在像以往一样表现他的战斗和造反精神的同时（他仍然面带笑容地说“全国上下都骚动起来了，”“斗争，哪怕残酷的斗争，是好事；矛盾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容易解决了”），毛担心会发生宗派战争，他宣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必须给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正确的领导权”；他抨击左倾，说“事实上那是一种形式的右倾”；最重要的是，他表示无法忍耐目前的局势了，因为自1月上海夺权运动以来，“在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当中蔓延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已经破坏了形势”。

工人进驻大学

1969年2月，在1967年夏末这场运动越来越错综复杂之后，保守派认为复仇的时机已经到来。但毛派仍然非常警惕。他们发动了一场攻击“二月逆流”的运动，重新赢得了革命团体的支持，开始了新的权力机构的建设。
与此同时，就恢复秩序的一般逻辑和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要整顿队伍的前景来看（事实上，这次代表大会在1969年年初召开，确立了林彪和军队的权力），大学不能再由敌对分裂的团体控制了。必须树立一个典范，同时也不要彻底打跨集中在北京大学楼房里的最后一批红卫兵。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决非等闲：数千名工人组织起来，不带任何武器占领了北京大学，解除了各派的武装，直接宣布了他们的领导权。如领导小组的人后来所说：“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工人将长期甚至永远进驻大学。”这是整个这一时期里最惊人的事件之一，因为这使暴乱无政府的青年人认识到“以群众为基础的”当局比他们拥有更高的权力，而不仅仅甚至不主要是公认的领袖们的制度权威。一些学生公开向工人开枪，造成了伤亡。这使这个事件更惊人和更富有戏剧性，最后，毛和毛派的其他领导人将会见最有威信的学生领袖，也就是闻名全国的北京大学红卫兵头目蒯大富。关于顽固的革命小将和那些老卫兵之间召开的一次峰会还有另一个版本。我们看到毛对青年人当中的分裂主义极其不满，但还对他们保留了一点政治友谊，愿意为他们找个出路。我们清楚地看到，通过让工人进驻大学，毛想要避免可能“由军队控制”形势的局面。他想要保护他那些最初具有高涨革命热情和政治创新精神的同盟。但毛也属于政党-国家。他想要革新，哪怕是一次暴力革命，但不想毁掉它。他完全明白，最终，通过征服造反“左派”的最后一块阵地，他将清除与文化大革命工人的领导路线——重新建设党的路线——不相符合的最后一块边地。他明白这一点，但他罢了手。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谁都没有更好的选择——国家要继续存在，在高涨但非常艰难的两年过后，大多数人民想要国家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让全世界都知道它的存在，不惜使用残酷武力的代价。

个人崇拜

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的个人崇拜在形式上确实非凡。这不仅包括巨大的塑像，《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乞灵于毛主席，唱给“伟大舵手”的歌曲，而且还有广泛而史无前例的引用，仿佛毛的著作和言论能用于所有场合，甚至在讨论西红柿种植的时候，或决定是否在管弦乐中使用钢琴的时候。令人震惊的是，那些最狂暴的造反组织，最彻底地与官僚秩序分裂的那些人，也恰恰是把形势的这个方面推得最远的人。就是他们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口号，宣布甚至在不理解的情况下也要完全服从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纯粹是蒙昧主义的。
我们还应加上一句，由于所有这些相互纷争的派别和组织都宣称效忠于毛泽东思想，因此，能够指示完全矛盾方向的那种效忠便以意义的全部丧失而告终，那些反复引用的语录的解释已处于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
但我还要顺便说几句。一方面，这种忠诚以及各种阐释之间的冲突在既定宗教中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包括我们自己的宗教，而没有人认为它有什么毛病，恰恰相反——在这方面，几个伟大的一神教仍然是神牛。近代史上一神教中的那些人物，无论是虚构的还是宗教的，就其对我们这些国家的贡献而与毛相比较，毛理所当然为他的人民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他同时把他的人民从日本侵略中解放出来，从“西方”列强猖獗的殖民主义中解放出来，从农村的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也从前资本主义的掠夺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伟大艺术家的这种神圣化，即便就传记而言，也是我们“文化”中反复出现的一种现象。我们连诗人的干洗帐单都视若至宝。我认为，如果政治是真理的一个程序，正如诗歌的确是真理的一个程序一样，那么，与对创新政治家的崇拜相比，对创新艺术家的崇拜就没什么不适当的了。但在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也许并不完全如此；因为政治创新也许极其少见，当然更冒险；而且直接涉及到所有人，以一种独特方式涉及到所有那些无权的人——如1949年前中国的农民和工人。
所有这些决不能卸掉我们解释政治崇拜这一独特现象的义务，这是共产党国家和政党所无法改变的特征，在文化大革命中突发出来。
总的来看，“个人崇拜”与这样一种观点密切相关，这种观点认为，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是政治的权力来源，是正确路线的必然保证。如20世纪30年代时人们所说，“党总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没有什么东西能来保证这样一种代议制，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夸张地肯定理性的来源。通过替代这样一种保证，它便成了代表的代表的关键，它作为一种单一性恰恰是由于自身特有的单一性而合法化的。最后，一个人，一个单一的个体，在古典美学的天才形式中，是来代表这个至高无上的保证的。顺便说一句，我们是深受艺术领域里天才理论熏陶的人，但当这种崇拜出现在政治领域里时却表现出极大的反感，这也是很奇怪的事。从20年代到60年代，共产党内个人天才不过是党的令人怀疑的代表能力的化身，一个固定点。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距离遥远和孤立的人的正确性和智力，而不相信地方出名的小头目，不相信这种机器的真实性和纯洁性。
在中国，问题更加复杂。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体现的不完全是党识别党内危险的“修正主义”并与之做斗争的代表能力。他是代言人，以他的名义说出了一个事实，即共产党内部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很活跃。他也支持造反派，他们宣扬“造反有理，”热衷于制造麻烦，而这个时候他正牢固地坐在党主席的位置上。在这方面，对革命群众来说，有些时候，与其说他是现行执政党的保证，毋宁说是化身，即单独代表仍未到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化身。他似乎是对代议制的一种独特的报复。
最终，我们应该把“毛”当成一个名字，在革命政治的领域里矛盾重重的一个名称。一方面，它是政党-国家的至高无上的名称，不可否认的主席，作为政权的军队领袖和创始人，他在历史上拥有共产党的合法权力。另一方面，“毛”这个名称在党内不能简化为国家的官僚政体。号召青年和工人起来造反显然是出于这个理由。但是，这在党的合法结构内部也是事实。实际上，从20年代到40年代革命胜利期间，毛只是通过当时作为少数派甚至不同政见者而做出的决定（怀疑苏维埃的顾问，抛弃起义的模式，“以农村保卫城市，”群众路线的绝对优势等决定）才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绝对独特的政治经验的继续。无论在哪方面，“毛”都是表示一个悖论的名称：权力中的反叛，用不断“发展”的需要加以检验的辩证法家，寻求征服的政党-国家的象征，倡导不服从权威的军队首领。正是这一点给他的“崇拜”以疯狂的表象，因为他在主观上养成了斯大林式的浮华外表，加上革命小将对这位老造反派的热爱，他不满足于现存状态，想要进入真正的共产主义。“毛”的名字代表着“社会主义建设，”但也代表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
结果，走进死胡同的文化大革命见证了把政治真正全面地从束缚它的政党-国家的框架中解放出来的不可能性。它标志着一种无法替代的渗透经验，因为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现一条新的政治道路，发动革命，发现新型工人斗争的一种暴力意志，当面对必要的维持时却以失败告终了，其原因在于公共秩序，在于人们不喜欢内战，在于政党-国家的总体框架。
今天，我们知道所有解放政治都必须结束一党或多党模式，从而证明一种“无党派的”政治，而同时不落入无政府状态，这从来只能是对共产党的徒劳的批判，或替身，或影子，正如黑旗只是红旗的替身或影子一样。
然而，我们从文化大革命中学到的东西仍然是巨量的。与政党动机的这次大规模勇敢的渗透密切相关的，是在今天已经明显成为当代的仍然与阶级和阶级斗争相关的最后一次革命，我们的毛主义将成为一次重要过渡的经验和名称。没有这次过渡，或没有忠实于这次过渡的人，就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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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简史

1． 近代的前历史（从“百花齐放”到“黑帮”）
a. “百花齐放”运动（1956年）。1957年6月，这场运动成了对“右派知识分子”的严厉谴责和迫害，他们后来被说成是“邪恶的天才。”1958年5月开展“大跃进”运动，1958年8月成立“人民公社。”1959年8月，批判这场集体化运动的彭德怀被撤职（任国防部长）。林彪继任。
b. 1961年，一场自愿的经济运动开始产生灾难性后果。中央决定“调整”目标。刘少奇代替毛泽东当选共和国主席。1962年到1966年间，刘少奇的著作在中国出售一千五百万册，而毛的著作只出售六百万册。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的历史著作《海瑞罢官》出版（影射彭德怀的被罢官）。1965年9月，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要求惩罚吴晗，但没有得逞。吴晗引退到上海。


2． 发动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的文章到十六条决定）
a. 与毛的妻子江青合作，姚文元在上海发表了一篇激烈攻击吴晗的文章。目标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当时的“黑帮”头子。1966年1月和2月，第一个“文化大革命中央委员会领导小组”成立，来审判自相矛盾地指派彭真领导的案子。这个小组（称作“五人小组”）发表了微不足道的“二月纲领”，其目的只是为了限制批评。
b. 同时，在林彪和江青授意下，另一个小组在上海成立，开展“军队内部文学和艺术活动的讨论”。文章都呈交给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重要的机构）。党的分裂似乎已经铸成。
c. 1966年5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任命新的中央委员会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发表对所有后续事件都至关重要的一份文件“五·一六声明”，强烈谴责彭真集团。该文件说，有必要“批判钻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到5月25日，北大7名学生写大字报抨击北大校长。真正的学生运动开始了。
d. 毛离开北京。当局派“工作组”到大学控制这场运动。从5月底到7月底，即所谓的“50天”，“工作组”采取残酷手段控制了局势。
e. 7月18日，毛回到北京。撤消了工作组。从8月1日到8月12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不是按规则进行的。林彪动用军队阻止正式委员进入会场，而允许来自学校的革命造反派入场。在这段时期，毛派暂时赢得了大多数。毛公开支持北大的大字报。7月9日，他出现在人民群众面前。颁布革命的政治宪章：“十六条决定”。决定特别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这就是说，对学生的首创精神不能给予任何压制。


3．“红卫兵”阶段
a. 到8月20日，从高中到大学，城市里到处都是积极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目的就是“彻底推翻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教授们的非常严酷的迫害，甚至毛也亲口说他们是“邪恶的天才”。北京连续举行盛大的红卫兵集会，接着就是为了“交流经验”而开始的大串联。用大字报、小册子、漫画、小字报等形式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b. 11月，与红卫兵干预生产而引起的政治事件开始发生。反毛派利用工会和民兵与造反派对峙，造反派阵营内部也开始分化（“宗派主义”）。暴力遍布各地。


4．工人的进驻和“夺权”
a. 上海当局挑起事端，要求提高工人的各种“经济”待遇。尤其是一些敏感的问题：临时工的工资和奖金问题。运输业停工停产，追逐学生团体。1967年1月，一组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组成“工厂委员会”，占领了领导办公室、宣传工具等。他们推翻了党委，决定成立“上海公社”。团体之间无休止的谈判。占统治地位的工人组织，还有数量非常有限的军队和国家干部。
b.1967年2月，“夺权”已经在整个国家普及开来。国家和经济一片混乱。这种非常不平等的政治化说明了新的权力机构开始时总是无政府的和危险的。要打倒和“审判”所有老干部，或从反面来看，让或多或少假冒的“革命”团体掌握政权。清算和革命热情混合在一起了。
c. 中央政权呈三分鼎立之势：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中央委员会，另一部分是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最后是林彪控制的军事委员会。恰恰是这样一个当局决定了新的权力形式，称作“三结合”：革命群众的代表，经过考验或已经自新的党干部，军队代表各占三分之一。革命“群众”组织必须首先联合起来（当时的“大联合”）。新的机构叫做“革命三结合委员会”。第一个省级委员会于2月13日在贵州成立。


5．动乱，暴力，各种分裂
a. 与此同时，官方报纸开始批判刘少奇（没有公开提名），混乱遍及全国。无数暴力事件，包括武装暴力，使毛派与保守派对立起来，公安和武装力量时而与前者对立，时而与后者对立，最后，毛派内部也产生了分裂。群众组织频繁地分裂。革命领导权也开始瓦解。有一种倾向要把革命组织尽快联合起来，呼吁委员会给老干部留有一定的位置。事实上，这股倾向很快就要求党的重建。的确，周恩来负责国家基本功能的正常运转，因此是这股倾向中最活跃的分子。另一股倾向想要撤消大部分干部，把清洗扩大到政府，包括军队。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王力和戚本禹。
b. 7月，武汉事件最终使那个地区乃至全国笼罩着内战的气氛。武汉的军队公开保护老干部以及与老干部联合的工人组织。随中央代表团来到武汉的王力试图支持“造反派”，却被遭了禁闭，挨了打。于是有必要调动外省军队干预武汉事件。军队统一受到了威胁。
c. 出现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整个8月，到处发生无政府的暴乱事件，尤其是广州。武器库遭到抢劫。每天有几十人死亡。人们放火烧了驻北京的英国大使馆。


6．秩序的恢复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a. 1967年9月，在视察几个省之后，毛决定支持“重建”。他支持周恩来，并给军队一个额外任务（凡是各派不能达成一致的地方，就有“军管”）。极左派（王力）被逐出中央领导小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组织起来，有时是在军队的控制下，每个人都必须参加。根据毛的报告：“工人阶级没有本质的矛盾”提出了“支持左派，反对分裂”的口号。
b. 在许多地方，这种矫正是通过镇压红卫兵、甚至造反工人来进行的，因而构成了政治报复（这就是二月逆流）。结果，毛于1968年3月再次采取行动：有必要保护革命委员会，而不怕动乱和宗派主义。
c. 然而，这是最后一次群众运动了。中央政府决定捣毁学生造反派的最后堡垒，这在分裂的团体之间已经酿成血腥的战争，同时又避免在北京进行直接军事管制。工人小分队进驻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小组接收最著名的“左派”学生，而这些学生实际上反对这些工人的进驻。结果这证明是聋子之间的对话（臭名昭著的“造反派”蒯大富将被逮捕）。
d.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号召宣告了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的末日，接着以“斗争、批判和改革”为名开始了党的重建。大批的年轻革命者被派到乡下或遥远的兵团。


7．后果
a.1969年4月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恢复了中央的领导权，大部分由林彪领导下的军队干部组成（占中央委员会成员的40%）。
b. 这个军队当政时期由于其压制性而导致了党内新的暴力冲突。1971年林彪被清除出党（可能是被暗杀的）。
c. 在毛逝世前的一个漫长时期里，经历了无休止的斗争，一方是在周恩来保护下恢复官职的邓小平，另一方是体现文化大革命记忆的“四人帮”（姚文元，张春桥，江青，和王洪文）。
d.1976年毛逝世后，四人帮被逮捕。邓长期当政，主要是在保持党领导国家的前提下大部分实行资本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当权派”）。

英译：Bruno Bosteels
中译：陈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