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力：我和白克刚之间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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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白克刚之间的二三事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展起来。我们北京25中立即有了反应。首先，有人贴出了炮轰校党支部的大字报。据校友现在分析，是肖平等人贴的大字报。接着，有人在校门口小院的北墙上贴出一条毛主席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据我的记忆，这条毛主席语录是白克刚贴上去的。这条语录的上半句贴右边柱子上，是“舍得一身剐”；下半句贴在左边的柱子上，是：“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之后，白克刚在学校里表现得十分活跃，后来成为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一号高官。


       我们高三（3）班班主任兼政治课老师是边金魁。边老师是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故在学校里任政治课老师。在文革前，边老师一度积极要求入党，经常跑到学校党支部办公室里和领导疏通关系。经过努力，他后来入了党。边老师对政治话题十分感兴趣，有时和学生讨论一些政治问题。大约在上高三的一天，边老师走进高三（3）班教室，和我们班的同学讲了一通他和高三（1）班的白克刚讨论政治问题的情况。自那天起，我便对白克刚这个名字有了较深的印象。后来听说，白克刚的父亲是一机部副部长白坚。在文革之前，白克刚虽然在学生中非常活跃，但是在政治上并不得志。


       白克刚当上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之后，招揽了一批人马，在党支部办公室里安营扎寨，苦心经营。然后工作组进校。在工作组主持学校文革事宜期间，发生了两派学生争权夺利的情况。白克刚及招揽的一批学生新贵和文革前深受校领导器重并被重点培养的学生如李冬民、侯子贞、曲玉琴（曲折）、臧振标、秦喜昌等人，发生了冲突。原因是双方都想把持25中文化大革命的控制权。权力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东西，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白克刚为首的一派和李冬民为首的一派在党支部办公室里展开激烈辩论。而工作组组长则坐在办公桌后面坐镇，不发一言。两派学生火併的时候，我正坐在屋子的角落里静静观察，因此印象深刻。辩论的结果是，白克刚为首的一派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而李冬民为首一派则受到工作组的压制。


       随后，就是李冬民、侯子贞、曲玉琴（曲折）、臧振标被打成反革命，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被批斗。（说明一下，这个时候的批斗只是文斗，双方都未动手，仅仅是对一些事情说来争去。）


       此后，工作组撤走。白克刚一派失去了指挥一切的权力。李冬民一派则自我解放，“反革命”的事无人再提。大家都成为革命同志，不分彼此。


       1966年8月初，我到北京少年宫搞文化大革命。我建立了少年宫红卫兵，被推举为少年宫红卫兵司令。作为红卫兵司令，我直接指挥50人左右红卫兵战士。少年宫有任何重大革命活动，则向少年宫广大组员发通知，叫他们参加活动。开过几次大型批斗会，出席人数在4千人—8千人不等。据当时的统计，少年宫的新老组员大约有两万多人。我则成为这两万多人的司令。以今天的眼光看，人数还真不少。


       1963年，我上高一，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少年宫的无线电组。北京少年宫在景山公园里面，但是从北门进出，不走公园的门。从高一到高三的三年中，我在无线电组里，从初级班、中级班、一直学到高级班毕业，拿到一个少年无线电工程师的小本子。


       少年宫红卫兵在我的领导下，除了批斗走资派之外，没有批斗冲击任何老师。这和学校里的情况，不太一样。


       其后是大串联，在大串联中我在湖南韶山朝拜时见到了25中红卫兵的范青力（记不清他是高二，还是高一，总之是25中红卫兵的负责人）。范青力和我打招呼，问我为什么一个人串联。我含胡其词，把事情糊弄过去。真实的情况是，我带着一个中学生（一个少年宫红卫兵战士），是我们两个人串联。


      1966年12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兵）不得势了。李冬民为首的毛泽东思想东风兵团开始红起来。


      1966年12月26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了北京市中学生辩论大会。出席大会的学生有三千多人。到场的人里80%以上都是老兵，因此基本没有什么辩论。这些学生因为自己的父母或亲友的父母从一个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产生极大不满。会场上气氛活跃，其主调是控诉文化大革命。另外，再加上一些人放二踢角炮仗，则进一步活跃了气氛。


       我从剧场的边门走上了主席台。看着一个又一个红卫兵在台上控诉文化大革命，心有同感。虽然我的父母在文革中没受到任何冲击，但我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共产党的老干部，我父亲还是个高官，我家的亲戚里还有一个中央级的高官，因此我非常认同红卫兵的控诉。这时，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他是白克刚。


      白克刚开始发言，他大骂当时的清华大学井岗山司令蒯大富。他说蒯大富黑更半夜带着一群人到中国人民大学女生宿舍里犯坏。虽然白克刚对事实描述得不大清楚，但是他的坚定的立场（反对造反派迫害老干部）博得了我的完全赞成。不由得我对他产生了一些敬意。白克刚的发言，得到全场一片掌声和欢呼声。


       整个辩论大会一边倒，只有慷慨激昂的发言，没有谁是谁非的理性分析。最后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得以结束。


      大会之后，没几天，这次辩论大会被人（蒯大富之流）定性为联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聚会。


      后来，这种辩论大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又开过三四次，我每次都参加了，但是，我都没看见过白克刚。


      1967年初，学校里开始复课闹革命。我离开了北京市少年宫，回到学校。


      有一天，白克刚来到高三（3）班教室，他问我：“刘胜利，听说你在北京市少年宫当老头子，是吗？”我跟白克刚说：“你误会了。老头子不是一个职务，而是少年宫红卫兵和一些组员给我起的外号，是个外号。因为我是高三的学生，年龄最大，而且我的个子瘦高，背又有点驼，在小孩子眼里，我是一个老头（儿）。老头子三个字在说的时候，没有子的音，那个子发儿的音，北京话叫儿话音。正确的写法是老头（儿）。”


       白克刚点点头，明白了。


       我进一步解释，我不是少年宫的黑社会老大，不是老头子。我是少年宫红卫兵的司令。


       接着，我把1966年12月26日白克刚在北展剧场北京市中学生辩论大会上发言一事，跟他说了说。我说，他发言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身后。他发言之后，我第一个鼓了掌。


       白克刚听说那天我给他站台助威，非常高兴。他邀请我参加他任司令的红色造反团。为了表示我的一些敬意，我当即允诺参加。白克刚立刻发了证件和袖章。我便成了红色造反团红卫兵（简称红色造反团）的一员。


       1967年5月，白克刚邀请我参加上方山云水洞的游览活动。对这件事，我已另外写文。可参见《老三届@老育英》一书中《1967年：上方山云水洞之游》一文。


       我1968年8月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务农。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白克刚。


       1971年我当了兵，1975年当兵复员回到北京。1975年,我听到边金魁老师说，白克刚当了兵，在部队里干得很不错。因为这时边老师成为我的亲戚，所以，从边老师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校友的传闻。我也不知道这些传闻是真是假，是不是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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