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征集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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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  （一）
                       （征集意见稿）

作者：“邵正茂”写作组成员

录入者的话：


今年因事两次回武汉，都和原来厂里的同事为一件我们关心的事情相聚。
什么事？就是想写出一段集体的文革回忆。
我们工作战斗过的这间厂，有着令我们自豪的历史：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需要药品时，战士急需的感冒药品——全国首创的柴胡注射液，就在这间厂的前身利华药厂诞生，1942——1944年，在太行山龙沟洞的龙王庙，在山西省黎城县和武安县交界处的黒龙洞和北委村的关帝庙，都有职工忙碌的身影，他们一边藏匿机器、物品，躲避日寇扫荡，一边抓紧生产支援抗战。由于工作出色，曾多次被卫生部表彰。后改为中南军区卫生材料厂的我们厂，还在河南宝丰县的任寨驻扎过，她经历了从大别山到中原一路转战的历程……\n
可她早已和很多国营大厂一样，已令人难以置信的低廉价格卖给了某某集团。

我们想写的还不是这个厂覆灭的经过，我们只是想还原这个厂的一群小人物，在1966年开始那场声势浩大的革命的末期，为挽救这场革命的成果，为实现它当初定下的真正目标进行过的努力。
大半生都在新社会生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六、七十年，或深或浅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最值得回忆、最不能忘却、最耿耿于怀的还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时至今日，谈得最多的还是后悔没有为当初的所作所为留下记录。留下它，至少可以给后世保留一点真实的资料,其中当然也有我们个人价值的体现，因为在那场革命中，我们个人的自觉活动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有着辩证的统一。
由于年深日久，好多事已经似是而非，有些保存了一些文字或者影像记录的人已经去世，有些东西或许已经随着他们的离去灰飞烟灭。但我们没有气馁，根据已经出版的一些文革回忆，根据自己头脑中残存的记忆，一点一点进行梳理。大致清楚了当年有些活动的来龙去脉。
今天，我将大家关于武汉文革中较有影响的“邵正茂“写作组回忆的两份资料公诸于众。由于回忆角度的影响，由于年代久远的原因，其中有些问题的意见并不一致。贴出来也是想征集广大知情者的意见。.
因为不是经大家讨论的结论性意见，登出时，我暂时隐去当事人的名字。

               第一份材料
（由徐××以书信形式提供）

                                  其中重点部分和两份材料的分歧用红色标出

小×：
我还是用年轻时的称呼给你写信你不会介意吧？我们一起经历过，一起奋斗过，那些日子也属平凡，却不平庸，是此生难以忘却的。你所托之事，我找了丁××，朱××，梁××。丁单独写了一份材料，我看后感到与事实有些不符，也许年代久远，或回忆角度影响，反正原文寄来，供你参考。
我与朱××，梁××分别交谈，尽量追忆四十多年前“邵正茂”诞生的过程及其经过种种。6月29日，三人聚会一上午，根据这一段时间，各人回忆片段及丁的回忆，王光照、顾建棠所撰写回忆录及相关记载，把我能忆起的较准确的东西告诉你。

  一、“邵正茂”出现以前的回忆及其与“杜则进”的渊源
1974年，大约8月份，武汉街头出现了许多“反潮流”的大字报，带头杀向社会的是聂年生、谢妙福等一帮造反派头头，弄得武汉市七处冒火，八方冒烟。一时好像社会秩序大乱，人心不稳。接替已靠边的省、市领导人“两赵一王”顿时紧张起来。9月6、7日下令全市清除街头的大标语、大字报，9月8日起连续三天撕水塔的大字报大标语，并洗刷清洗。过了几天，省委办了强制性的聂年生学习班。
作为对策，国庆节一过。省委在省二招办了武汉市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管吃管住，让这些头头在会上发泄对曾、刘的愤怒，揭批把武汉几十万造反派打成“五.一六、”“北.决.扬“的种种恶行。丁是参会的四十多人之一，这个会一直开到74年2月中旬才结束。有人说是一场会议马拉松。丁在会议期间，大约11月左右的一天，到武汉胜利中学找我，跟我介绍当时形势，希望我回厂把运动搞起来。后来张××也去过胜利中学。
我从70年7月从北京学习班回厂，就一直在一车间劳动。71年底，厂里派我到驻胜利中学工宣队。子弟小学校长赵××为工宣队队长，我为指导员。但赵上班当天就因病请长假。不知何故，也没有另派队长，要我一人负责工宣队工作。
当时，我就对丁说，我肯定回去搞，但现在不能甩手不干，到年底我任期两年就满了，我一定回厂。大概到12月份，厂里派组干科长袁××到胜利中学，说是组织上认为你两年来工宣队的事搞得不错，现在厂里抽不出人手，你是不是接着再搞一段时间？我心想是怕我回去了，就回答说，这个事我搞了两年也就够了，厂里能搞我这个事的人一抓一大把，我不能再干了。厂里看我态度坚决，不知过了几日，又派袁××来对我说，厂党委同意你回厂，经过研究，决定你回去负责一车间的生产，说完笑咪咪地瞄着我，我心想这是要把个主任我当了。糊里糊涂，账没清，理不直、气不顺，还有，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我当即告诉袁：我还是回车间劳动，袁听了不做声，起身就走了。招呼都没打一个。袁知道我的脾气，四清前我们都在厂政治处，她当组干科长，我是团委书记，她当时是侧目看我，握对她敬而远之。74年元旦一过，到车间报到后，就去了大礼堂化妆室（靠车间那间）。张××、朱.××、梁. ××等都在，过了会段××也来了。就是没看见丁××的人。
梁××回忆，74年元旦前，大约在73年 10月还是11月左右，我们就开始在化妆室（录入者注：厂大礼堂舞台一侧）活动了，起初，在厂内写些大字报，揭批厂里两清一批，矛头直指军宣队。朱××的一篇杂文揭了军代表楚××的嘴脸。其间，丁××参加省委办的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他觉得有事就三不之回来一下。曾陆续拿回两篇署名“杜则进”的长篇大字报原稿，要我们帮忙，抄写完成后，他领人取大字报，后张贴在江汉路水塔墙上，这也是“杜则进”水塔版在江城最初露面的情况。这两篇大字报，一篇是“致武汉军区付司令员张玉华的公开信”，一篇是龙梅生写的，题目内容都不记得了，这也就是别人说的，为他人做嫁衣裳了。
梁××说的这些，我记忆里毫无踪影，我想我当时肯定不在现场，是在我74年元旦回厂前发生的事。但我有印象，此前在水塔见过“杜则进”的专栏。
我们三人回忆“邵正茂”是怎么来的，“邵正茂”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时，朱回忆说：记得当时我和你把哪个报上登的孔孟语录翻成了白话文，搞好后有点不放心，就通过奚××（奚和我曾在一车间同过事，当时在市医药工业公司技术处）找到公司总工张×（老知识分子，也曾在武药工作过，古文底子深厚）帮忙校阅了一下。
朱××的回忆很真切，也点燃了我的记忆：我们当时确实搞了个孔孟语录今译。好像是看到报上登的批林批孔资料，我提出与朱××一人翻一半，地点就在大礼堂化妆室。张××、梁××都在场，段××应该也在。听了朱的回忆，我用了好几天的时间，重新翻看顾建堂、王光照的回忆录，还查看了御用文人席宣、金春明写的文革简史，反复追忆，分析，根据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及复活的记忆片段，大致复原了我们一伙人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投入批林批孔运动，策划成立“邵正茂”写作组的活动过程。
74年1月1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全党。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的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也随文件发。七天以后（是大年初二），1974年1月25日上午，周恩来总理为首，江青、姚文元等召开中直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并向全国实况广播。春节后上班就是二月初了，在大礼堂化妆室张××、朱××、梁××，段××、徐××等人自然热烈议论的是大年初二的动员大会与我们应该如何行动。我提出把长江日报登出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的孔孟语录译成白话文，到水塔出一大版，肯定会受大多不懂文言文的群众欢迎，对于运动的发展有好处。大家都说好。不知是谁提出到水塔出专栏应起个名字，像“杜则进”那样。也许这是为“杜则进”缝过嫁衣裳所得到的启示。说起个名字大家都表示说好！不知何人，也许是我，还是朱、段、梁、张记不得了。反正有人提出就叫邵正茂（少正卯的谐音），因为少正卯是春秋时期有能力号召鼓动群众革命造反的法家代表人物，孔子上台当鲁国宰相七日，就杀了少正卯。我们这些造反派就是今天的少正卯，也面临反复被打击、伤害甚至被害死的命运。取名“邵正茂”除与“少正卯”谐音外，还寓意我们这些从1966年起，二十上下的热血青年到74年都已三十左右了，仍青春未老，虽历经磨难，忠于毛主席革命理想的青春之火仍在燃烧，风华正茂，故名“邵（美好之意）正茂”。
当时商议决定，我和朱××负责一周之内交出译文。说实在的，我学过古汉语，但因为四清运动冲击，常不能正常上课，我也没有下苦功，只能也是一知半解，因为需要，敢为不善为之事的勇气我还是有的。我边译边学。朱和我都如期完成任务，幸好找了个“老师”把关，才放下心来。接下来就是排版，抄写、画刊头，书写大小标题，出车到水塔张贴出刊。这是正式用“邵正茂”署名的水塔版第一期，大标题好像是“林彪与孔孟之道语录今译”。
据梁××回忆，当时“邵正茂”出版一次，工作量相当大，不算刊头，标题用纸，光抄写大字报的文字就要用全开白报纸一百六十多张，贴大字报的淀粉浆糊要用几桶（七车间现打浆）。【录入者注：七车间为片剂车间，淀粉存量大】
第一期“邵正茂”水塔版在江城亮相后，立即在革命群众中引起轰动。“邵正茂”的大字报内容。紧紧扣住了当时批林批孔的拍子，搞的是孔孟语录今译，白话文译得通俗易懂，文笔流畅，符合各类关注批林批孔运动的普通干部群众的需要。大字报书写工整，版面排列清新悦目，邵正茂三个魏碑大字，雄浑奇峻，引人注目。
“邵正茂”第一期出版露面时间大约在二月中旬左右。
前些时，朱××和我，当着丁××的面谈及孔孟语录译成白话文，并由我公司张瑞帮忙校正的往事，他一脸木然，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我、梁.××、朱××共同回忆，邵正茂诞生和出第一期，他都不在厂里，所以对这些过程并不知道。
据王光照回忆录347页记载：“省委召开的武汉市大中型企业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从去年十月中旬，到现在已是1974年2月中旬，马拉松式的座谈会快要结束了。”“……留下少数同志，将座谈会的情况，……整成一个完整系统的材料报给省委”“夏帮银、朱鸿霞、张立国等人商量在留下了丁元芳和我（王光照）”。说明丁在2月中旬座谈会结束后未回厂，是留在省二招帮忙整材料。顾建棠回忆录“生逢其时”254、255、256页记载。1974年2月上旬，省委召集省革委常委中的群众代表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会期较短。座谈会后，按省委书记赵修意见，顾建棠、沈复礼、丁元芳、李宝善等组成的批林批孔材料组。”材料组日夜加班，每天从7点到22点，有时到24点。3月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材料组最后商定，用少正卯的谐音“邵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发送。
顾、王二人的回忆录记录了丁74年2月中旬到3月15日之间的主要日程由于两个座谈会及会后进材料组工作，实在有些紧张。
丁回忆说是省委付秘书长李德裕对他说：“书记们的意见想要你们硚口古田把水塔这块舆论阵地占下来”，并向包括我在内的各厂造反派传达了。我对此毫无印象，若有此事，我肯定会马上向我的战友张××、朱××、梁××、段××说这个好消息。不知你现在记得有无此事？我问了梁、朱，他们均说不知此事。
“大家（各厂造反派头头）均表示赞成，并进行组织分工”，意思是搞个写作组，是奉省委书记之命，硚口古田各厂开了会的，会上不仅有明确分工，还由郭少华提出为写作组起名邵正茂”
丁所说的这几个厂的头头，我可以说一个也不认识，也可能某次跟某人见过面，也就是一面之交，是不算数的，丁提到的提议取名“邵正茂”的汽配厂郭少华，我想破脑壳也记不起，因为根本就没跟此人见过。我投身文化大革命时，深知其中凶险，记得大约是66年九、十月份，社会开始动荡，厂内的人也蠢蠢欲动，一车间老师傅××（外号陈克思）见我到了一车间，问我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听了我的想法，他对我说：你要记住反右运动的教训。当时我对他的忠告的反应是：就是那样的话，我也认了。有点为理想、为尽匹夫的责任，宁肯玉碎，不肯瓦全的意思。所以，参加运动没有什么大点的企图心，从不劝别人，鼓动别人。加入我们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军造反队伍，完全是愿者上钩。也不到厂内各单位、医疗系统各厂串联搞运动。介入社会基本上是被动式。这些方面我没有和朱××交流过，但行事方面他跟我是一致的。我说这些是说，我没有结识各路英雄好汉的主观意愿，没有客观条件推动，我不会认识这些头头。
梁××还回忆说，当时搞“邵正茂”，白报纸用量很大，光靠武药供纸，根本不够，张××也没办法，还是丁的关系，新华印刷厂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纸。梁××还说，丁××说武汉卷烟厂提供胶水贴大字报是不可能的。因为水塔贴大字报，是用扫帚，只能用淀粉浆糊，胶水粘性强，易干，粘在扫帚上，用一会就会粘在一起不能用了，所以根本没用过胶水，丁可能记错了。
关于“邵正茂”内部人员组成与分工问题，我回忆，哪些人参加和某人做什么事，应该都是顺其自然形成的。因为文革到了批林批孔阶段，由于军内外走资派及其帮凶对造反派血腥报复、镇压，造反派队伍越来越小，公开出面对抗的都是各厂的精英、死硬分子，再也不讲什么钢、新，更不分彼此，武药也不例外，不怕死自愿出来搞的人不多，也不存在明显的谁领导谁，谁指令分工谁的问题。都是主动投入，按已所长发挥作用。“邵正茂”写作组成员情况我回忆是，丁元芳对“邵正茂”的内部事务，因为长期在外面，不可能介入很多，但他对武药“邵正茂”与外界的沟通，起来决定性的作用。对武药“邵正茂”变成武汉造反派的“邵正茂”有贡献。为了纠正王光照回忆录396页““邵正茂”写作小组钢派人员组成“的说法失真。我回忆了当时“邵正茂”运作时的实际情况及分工：张××（工造头头，负责内部事务、后勤工作），梁××（工造头头，参与排版、抄写），朱××（红卫军头头，参与撰稿、排版、抄写），徐××（红卫军头头，参与审稿、撰稿、排版），段××（造反派头面人物，参与撰稿、排版、抄写），彭××（钢工总车间头头，抄写，标题书法），刘××（逍遥派，刊头画作者）。其他人不少是不固定帮忙的造反派群众，多是到水塔帮贴大字报的，也有来帮抄过大字报的，如九车间老师傅刘××就把同车间的冯××带来抄过大字报。这些人在一起共赴患难，早已不记自己是×派。有意思的是，我们红卫军是二、八声明的签字单位之一，应属香花派与工总一条战线，但在1966年冬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我厂钢工总何××却带队突袭我红卫军司令部，把我们一锅端了。他们那时视我们为新派或机派，据我们三人回忆，“邵正茂”写作组自74年2月中、下旬开始出刊，大约每周、至多半月就出刊一次，一直到74年5月下旬停刊。停刊的原因不是因为哪一个的问题，是因为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不可抗拒。那时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将令已出，令行禁止。
现在记得起来的有四期：“孔孟语录今译”；“曾、刘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长篇大字报“放心与满意”作者王光照；长篇大字报“爱人还是害人” 作者王光照。王光照的两篇都是丁拿来的，其他的记不得了。
批林批孔后，“邵正茂”也和造反派一样陷于表面的沉寂。76年3月8日，武汉造反派的领袖人物聚会，明令要搞水塔版。“邵正茂”作为武汉造反派的喉舌，打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第一枪。（见顾建棠“生逢其时”284、285页）
丁领命回厂，告诉我们“邵正茂”要尽快搞起来。“邵正茂”写作小组成员迅速集结，重振雄风，很快策划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专刊的内容。记忆深刻的是，头条一篇文章是“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作者段××。贴这篇文章时有个小插曲：小段一看署名不是邵正茂，而是青年女工段××，觉得未跟自己打招呼就搞出来，有点生气，爬上梯子伸手要撕掉，我知道丁元芳要这样搞，其中有内情，就忙伸手扯住小段，叫她算了，小事一桩，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段也就算了。记得与这篇“砍倒杏黄旗、再斗走资派”并排挨着的是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内容均不记得了只记得开篇地一句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不会象武汉解放大道一样平直宽阔。回想是想给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鼓气，可能也下意识地流露出对运动前途的隐忧吧。
徐、朱、梁三人共同回忆，76年“邵正茂”专栏第一期后，再出过没有，都无印象，最后的记忆是毛主席逝世与那场“政变“。
丁元芳曾告诉我，已内定段××到团省委补台，任付书记。
我庆幸小段补台一事没有成为事实，这样就少了几年的牢狱之灾，因为其后对造反派头头的量刑是按”当官“的大小来判的，你看，凡位列省革委、市革委常委以上的都坐了牢，从几年到十几、二十年。
在转弯子、补台阶段，厂党委书记张××把我叫到书记办公室，给一份文件我看，是厂党委给上级党委准备任命徐××为厂党委付书记的报告。我看了没做声，我当时没有高兴的感觉。事后我也没有对人说。幸好彭××这一帮人马上知道这事，就天天与张××缠斗，不准把报告递上去。幸好他们闹，要搞成了，我不坐牢也要开除党籍，开除厂籍，连饭也没得吃了。昔日“邵正茂”的核心成员，一位张××，一位彭××，都已于二00几年辞世，他们晚年景况都不好，贫病交加，郁郁而终，这都是社会造成的。他们都是有个性、敢于担当、有一定能力的人，只是不愿投当权者所好，为权贵者所不容，后奋起抗争。因大势所趋，有由于个人命运不济，终含恨而逝。想起他俩在厂里、在北京学习班与我共处的日子，他们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让人欷歔不已。
.回忆是件痛苦的事情。以上这些费了大力气收集到的片段，可能不能还原原貌，提供你这个也经历了“邵正茂”那些岁月的人参考。
本想抄一遍，再作些修改，无奈时间精力都不够。4日要上神农架，还有些准备要做。想你不会怪我草率吧。
     …..                                          


註：“杜则进”文章也是丁从座谈会拿回来让大家抄的。“杜则进”写作组是工造总司的人。
                            徐××2015年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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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文革期间“邵正茂”写作组成因及历史（二）（征求意见稿）

                   第二份材料

                           由丁××提供.

          “邵正茂”出台的前前后后


一、社会背景：
1、 东湖黑会：
1972年11月4日，中共中央经毛主席“同意”，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42号文，主要内容是九届二中全会林彪点火，李作鹏、叶群煽风，王新配合串联，河南省委捂了王新的盖子，没有联系河南实际，其中还指示要湖北借42号文件的东风，解决好湖北的问题。即批林揭刘（丰），联系“5.16北决杨搞过了一点”的实际，落实政策。
谢妙福到郑州通过河南造反派将该文原原本本抄回来，并带回一些小报、传单，主要是挨整的造反派得到平反、道歉、落实政策，丁××也通过铁路的关系得到了42号文件的油印件，这些信息在武汉地区造反派中传得沸沸扬扬，受压挨整的造反派受到极大的鼓舞，而且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省市的报纸、电台都强调批林整风，联系湖北武汉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就是要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在湖北的死党刘丰的反革命罪行，是捂还是揭，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这是当时湖北运动的大方向，对照湖北武汉的实际，仍然是不批林，不揭刘（丰），捂盖子，保自己，依然是矛头向下，批干部、整群众，扭转斗争的大方向。围绕如何借河南42号文件的东风，如何揭开湖北武汉捂盖子的问题，武汉地区一些大中型企业单位造反派头头，自发地邀约于1973年9月3日到东湖商讨相关事宜，记得参加的人有武汉锅炉厂王光照，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谢妙福，湖北省电力局邱瑞，武汉市邮电局刘玉泉，武汉制药厂丁××等约三、四十人。上午9时左右到达东湖九女墩后，发现被人跟踪，大家只得分头散去。
谢妙福与丁同行，当返回至民生路工艺大楼时，见有大量悼念张体学的花圈，同时发现到处贴出落款“小人物”的标语、大字报，提出“反潮流”的口号，谢和丁匆忙赶回到黄浦路丁家，将中共中央42号文及“揭盖子”的标语口号，刻蜡纸进行油印，因为当时天气还很热，尚处于白色恐怖中，两人打赤膊还干得浑身大汗。丁对谢笑言：“我们这与当年共产党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搞地下工作差不多！”。
东湖碰头会虽未开成，但仍被省市委点名：“谢妙福等人在东湖召开黑会！——这就是当时广为流传被打成的所谓“东湖黑会”。
2、“小人物”反潮流：
     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总理政治报告，六大任务之首仍然是“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这是头等大事，武汉地区造反派捧读中共中央文献，联系湖北武汉地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结合自身遭受的磨难，针对曾思玉、刘丰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极右路线，尤其是“两清一批”他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展开了坚决斗争。署名“小人物”的一批老造反派率先揭开“反潮流”的序幕，点燃了集聚已久的那堆干柴，火势越烧越旺。尽管没有统一的领导，然而口径和步调极为统一。他们反“两清一批”中错误的潮流，反捂盖子的潮流。在武汉三镇，大字报、大标语、街头演讲等各种形式的“反潮流”活动风生水起、有声有色，汉口江汉路水塔、民生路工艺大楼、六渡桥中南旅社、武圣路新华书店等地最为集中，汉阳钟家村，武昌司门口那些人口密集、人流量大的闹市区也不逊色，各种大字报标语口号如雨后春笋，尖锐而深刻地揭露湖北武汉“两清一批”的严重问题，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反潮流”的“潮流派”或简称“流派”“街头派”，其代表人物有原华工红反团的聂年生，水运工程学院钢二司的刘汉武，电车公司钢工总的王华珍，肉类联合加工厂钢工总的谢妙福，他们发动和团结的主要是一些小企业、小单位的基层造反派，特别是在硚口区、江汉区发展迅速、烽烟四起、炮火连天，甚为壮观。当时.作为硚口地区有影响的代表，也曾多次应邀参加一些会议。以利了解和掌握社会动向。但是大多数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造反派头头，均认为：（1）、在街头大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授人以柄被抓小辫子，（2）、仅就“两清一批”挨整的问题，易产生丢失“批林揭刘”（丰）的大方向的错觉。（3）、街头闹得再大，解决落实的问题还得靠省市委，（当时省委赵辛初、赵修，市委第一书记王克文，通称“两赵一王”）所以对街头派虽未公开反对，但也不赞成他们的做法。这些人，包括夏邦银、朱洪霞、谢望春，武锅的王光照、杨逢春，武重的刘传福、武船的李承弘、林子 ，电信局的刘闯、方俊清，汉阳轧钢厂的程天琦、铁路的蔡文应，省汽修的郭少华、省电力的印瑞，省邮电的刘玉泉，武汉卷烟厂的李光武、刘汉香，国棉三厂的李宝善，水泥制管厂的王世宽，武汉机床厂的徐春生，省新华印刷厂杨继高，武汉制药厂丁元芳、徐大胜，武汉勘察设计院郑需龙，武汉橡胶厂杨业龙…..，后被社会上称为主流派或议会派（简称“谈”派，即谈判之意），这些人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一起讨论、交流，不仅以求统一认识，更在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了紧跟
中央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就是批林揭刘，，为此，当即着手收集整理刘丰罪行100条。
3、水塔版“邵正茂”的由来：
1973年6月，赵辛初出任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付主任，王克文出任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开始主政湖北武汉，8月中央召开十大，社会上街头反潮流派标语大字报满天飞，主流尚按兵未动，两赵一王为稳定局面。怕主流派与街头派合流，一方面要夏邦银、朱洪霞等人做主流派的工作，同时也派李德裕（省委办公厅秘书），胡诗侩（市委办公厅工作人员），做社会“反潮流“的工作。李德裕原在湖北柴油机厂工作，对硚口古田地区比较熟悉，平时与我们接触较密，因而得知有关收集整理刘丰罪行录100条之事，经其向“两赵一王”汇报得到认可。一天，李德裕找到丁元芳说：“赵修、王克文书记认为你们硚口古田掌握大方向较好，现在社会上标语、大字报贴得乱七八糟，书记们的意见想要你们硚口古田把水塔这块舆论阵地占下来，把大字报集中批林揭刘，搞正规些、整齐些，你们看这样行不行？”丁当即表示赞同，并向硚口古田地区各厂造反派头头，包括武药徐大胜、省汽修的郭少华、国棉三厂的李宝善，武汉卷烟厂的刘光武，武汉机床厂的徐春生等人传达了省市“两赵一王”书记们的意见，大家均表示赞成，并进行组织分工，具体工作由武汉制药厂丁××组织，徐××、段××写稿，朱××、梁××抄写大字报，张××负责调汽车到水塔张贴，郭少华担任联络收集社会动态、各方消息资料，武烟李光武出胶水（香烟封口用粘胶，很少量干胶可冲调50立升大桶胶水，非常适用）其他各厂每周出刊时派人助阵，一方面造声势，一方面保安全。当以到以何名义出刊时，郭少华提出“现在批林批孔，孔子杀造反派少正卯，我们就取少正卯的谐音邵正茂，邵是德高望重的意思，茂指风华正茂”，大家一致同意，此后，邵正茂这一笔名，代表硚口古田地区造反派登上了汉口江汉路水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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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治背景：

1、 省委批林批孔座谈会
1974年1月18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1月24日和25日，江青等在北京连续召开在京部队单位和中直机关、国家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全国各地掀起了批判林彪极右路线的高潮。73年12月，曾思玉调离武汉军区，长期被压制和被迫害的造反派有冤要伸，已解放出来工作的地方领导干部赵修、王克文等有气要出，1974年2月，省委在群众要求下，召集多年没有召集省革委会常委们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座谈会，省市委书记、两赵一王、姜一和省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朱洪霞、张立国、顾建棠、潘洪斌、王屏、钟锡钢、邓金福等出席座谈会，商讨如何开展这场运动，大家肯定省委的积极态度，并提出两条要求：（1）、希望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紧密联系林彪的死党刘丰和活党曾思玉所犯下的罪行和错误，开展批林批孔（2）、一致要求解放北长期关押并错打成“5.16”，“北.决.扬”的总后台胡厚民以及杨道远和任爱生，省委接受群众的要求，于3月2日释放胡厚民，从而撕开了曾思玉、刘丰借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5.16”，“北.决.扬”，制造冤假错案的黑幕，为60多万蒙冤挨整的群众和干部正了名。
座谈会后，赵修对顾建棠说：组建一个材料组，由顾提出，由沈复礼、丁元芳、李宝善组成批林批孔材料组，办公地点设在省委一招待所13号楼，材料由省委秘书长陈克东每天派车提供，都是标有“绝密”字样的铅印资料，如：马兆昆揭发批判刘丰、林彪的绝密档案材料等，材料组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22—24点，于1974年3月15日完成了林彪反党集团死党刘丰。活党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复礼’极右路线的初步材料（一百条），这个材料的提纲如下：
（一）、上賊船，年深日久（二）搞复辟、罪行累累\n第一部分：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阶段
推翻5.27指示，以贯彻9.27指示为名，行镇压造反派之实，“首届积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以清查“5.16”，“北决扬”为名，再次向文革反攻倒算，假借中央名义把胡厚民、李湘玉作为“北决扬”总头目，“5.16“骨干，“坏头头”批斗，曾思玉、刘丰站在哪一边？
第二部分：九届二中全会到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阶段
不批林，不批陈（陈伯达），捂盖子，保自己，积极参与反革命武装政变准备，整干部、整群众
第三部分：中央在京召开的武汉地区主要负责人座谈会后到活党曾思玉调出湖北阶段
对抗党中央，篡改毛主席指示，制造政治谣言，为“7.20”翻案，在72年省政工会上，批干部、整群众，继续捂盖子，假借中央名义，举办了省学习班，在革命群众组织头头中大挖“林彪死党” “5.16”，“北决扬”的幕后操纵者，违背中央首长指示，不借中央【72】42号文件的东风，拒不执行【73】17号文件精神，否定革命工代会，对抗十大精神，继续镇压反潮流战士，猖狂翻案对抗到底。
材料定稿后，原拟用中共湖北省委批林批孔办公室署名。赵修说：“省委意见还是用群众组织的名义为好”，最后商定以“邵正茂”署名，材料由省市总工会向全省及武汉市各单位发送，至此，轰动全省、名震一时。

1975年7月22日，“邵正茂”的主要召集人丁××以“派头头”之名由原省燃（石 ）化厅组织部发调令，充军到十堰市东风轮胎厂。“邵正茂”及水塔版暂时停刊。1976年6月丁××由省委通知调回原单位.，时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邵正茂”复刊，由段××写出“砍倒杏黄旗”一文，再次高举批判刘少奇、林彪、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大旗，引领武汉的革命大批判，时至今日，凡60岁以上的老人，仍然记忆犹新，津津乐道，它已成为武汉大字报的一大亮点，已经载入武汉的文革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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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份资料

        段××与徐××的短信往来

段：
昨天看了寄来的回忆，有两点可以确定：
一、“邵正茂”名字受“杜则进”启发，
二、第一期孔孟语录今译，还有“邵正茂”名字的讨论我都有印象。
丁××说的李德裕贯彻两赵一王的想法，与他讨论占领水塔阵地也有可能。会不会是第一期“孔孟语录今译”出来之后，他们搞的“刘丰罪行100条”用了“邵正茂”？ 把时间顺序先后分出来应该对回忆有帮助。丁的印象中由郭少华取名，会不会是征求他的意见谈过此事？。
       还有贴大字报用浆糊还是胶水？我参加的印象是浆糊。但某次用了胶水也有可能。武汉一中在水塔出纪念八.一八特刊时用的纸张、浆糊，都是武汉印刷厂造反派提供的，架梯和车也是他厂提供的。细节的回忆有时对整个事件的回忆很关键。

徐：

你电话中说发表出来征求意见的主意可行。按丁的回忆，邵正茂能刊出，还是当时省委领导与造反派合作批林批孔的证明。形势很好，只是毛主席说算了算了，无功而返。孔子当鲁相七日杀少正卯，我们当时明白。所以取名谐音，是有点悲凉的意思。和杜则进是反的，后来的结局如此！你尽量完善一下，是一历史片段。你的文章，只要是你情感自然真实的记述，就是匕首、投枪，就是美的，不必多虑为好。

我说要你完善一下关于邵正茂的回忆，多方面收集一下有关的事实，尽量完整重现历史，因为邵正茂应运而生，成为武汉造反派大联合及与当权派合作搞运动的证明，自有历史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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