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 “人民文革”情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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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革”情未了
——兼评火戈的《“文革”情结何时了》一文

    武振荣


    火戈在最近一篇名为《“文革”情结何时了》的文章中说，民运中的大批评家朱学渊先生患上了“文革情结”，所以他为如此杰出的一个曾经在“文革”时的四川（火戈君是四川人）当老师的人能够产生如此“情结”而大惑不解。他说：“朱学渊先生历来为笔者所敬重。因为他的众多精彩点评，大多达至一针见血或画龙点睛之效，为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准，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时，曾从他来信中得知，朱先生早年在重庆荣昌县教过多年的书，这也增添了我对他的一种亲切感。至于一些不太到位的个别奌评，凡是感觉无大错的，笔者阅后也就没了记忆。但是，唯有他对于‘文革’的某些见解，却令笔者不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之大感惊奇。直言之，这令笔者感到，即便像朱学渊先生这么资深的异议学者，竟然亦存在颇浓的‘文革’情结！这说明，‘文革’之后遗症，有多么严重！”

    其实，在这之前的一篇专门批评我本人的文章中，火戈君毫不留情地说：“‘文革’情结是一种病”，起先他以为害这种病的是刘国凯、王希哲等少数的几个人，没有想到在“文革40周年”时，又冒出了一个武振荣，他走的就“更远”了：“刘国凯君的‘人 民文革’所指，明显不同于王希哲的特指与特用；而是很接近于武振 荣君的‘66运动’的内涵了。而武振荣君却走得更远，他把‘66运 动’等同于‘文化大革命运动了’！”不止是这样，他还发现具有“文革情结”的人有陈泱潮，这一次又添了个朱学渊，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才感觉到“问题有多么严重”。

    火戈认为：“称之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历史事件，只有一个……。这个运动是由毛泽 东这个中共党魁一手发动，正式开始于1966年夏天，一直延续至1976 年，毛死后由其‘法定’继承人宣布结束的历时十年之久的政治大运 动。它是中共极权统治过程中的特定阶段，虽然它在此之前有序曲， 其后亦有余波。”把火戈的这“一个”“文革”定语同邓小平对“文革”的如下定义作一对比，你就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了：“1966年5月至1967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事实上，他的“文革说”说是对邓小平时期的共产党“文革”决议的一种附议。因此，他在1966年的中国大事变中，就不可能发现“人民行为”、“人民作为”和属于“人民”的价值，于此相应的是，他把所有在“文革”中发现了价值的人都认为是“文革情结”的携带者，说他们“有病”就非常自然。这样以来，他就可以从“文革”中被广泛运用的“史无前例”和“空前绝后”这两个词中得出“文革”“以前没有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结论（以上引文见《“文革”情结是一种病》）。就这个结论而言，火戈对“文革”的看法是现成的，也是简单的，但是这并不排除他反对“人民文革”和反对有“文革情结”的人的决心是很坚强的，庶几，我才感觉到很有必要指出他错到哪里？

    1966年的中国政治大事变有一个核心价值：即人民获得了合法地造反权与合法地在自治组织之间开展公开派别对抗之权利，而火戈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发现它。虽然火戈没有公开说出1966年“7亿”参与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是错误的这一句话，但是，他对运动的基本看法已经包含了这个意思。我以为他在研究“文革”时，是“眼睛向上的”，因此只看见了毛泽东一个人和“一个文革”，他没有“眼睛向下看”，没有看到“7亿人民”是怎样行为的，于是，他用一个“毛泽东大魔头”的包袱就包起了66事变的一切，从而把1966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人民文革”也给包了进去。所以，在这篇短文中，我想就此发表一点看法，也不知道火戈君能否接受。

    在1966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人民造反，但是，缺乏的恰恰是合法的人民造反和人民反抗。如果对这样的事情做进一步的研究就会发现，66人民造反原来是放弃了“枪杆子”“拿起了笔杆子”的造反，而这样的造反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因此“炮打西南局，火烧李井泉”这样的口号虽然听起来怪怕人的，但那是“精神”的东西，事实上并伤不到皮肉，李井泉之类的共产党当权派人物们大都毫发未损地活到了“复辟时期”。于此相关的是，四川省各级共产党政府包括省政府、县政府连同那时的公社大队这样的基层政权组织也几乎都一个不剩的被喊着“造反有理”口号的四川人民给打倒了——这个发生于40年前的现象如果在今天重演，我想民运人士火戈绝对不会批评它的，非但不批评，他一定是上述政府倒台运动的推动者和火上浇油者！可见，人民广泛运用大字报、小字报、传单、游行、示威、集会等方式和手段就可以把“政府”和它的当权派“打倒”——这就是“人民文革”的核心价值之一，火戈无视它，而说1966事变，就等于指着太阳说月亮了。

    如果说在以往的中国革命中，人民革命和人民起义打倒政府的事情屡见不鲜，那么1966年的人民行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人民要打倒和已经打倒了的政府，不是“远离”每一个普通人感触的“中央政府”，而是最靠近他们、直接压迫他们的“地方各级政府”。因此如果认为在1966年以前，人民对政府的革命行为实质上是“理论”的或“哲学”的，那么这一年的革命就是活生生的“实践”；在“实践”中，人民革命的这“一竿子”直接地“打”在了实际压迫自己的政府的身上，而不是要“打”那个“八竿子也够不着的”“中央政府”。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在这一场政治的革命中所获得的“解放”是具体的个人感触中的东西，不再是象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中的那样，说到底是一种“理论”或“哲学”的东西。

    对上述现象若做一种深刻的研究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一场“解放运动”的单元是“个人”——具体的个人和活生生的个人——不再是“集合”意义上的“政党”，所以，66运动的主体虽然是“人民”，但“人民”却被运动分成了两派，以至于极端处，许多家庭都被派性分裂了、破坏了。别的不说，就这个现象而言，你说它不是民主的，就没有道理了。因此我理解火戈，他在正面意义上是可以阐明民主的制度就是多党制，是多元化，但是这话如果倒过来说，结合我们中国人的事情说，他就不行了。也就是说，火戈不可能结合1966年四川人民的政治实践，可以说出在民主和自由存在的地方就必然会发生人的派别分裂和派别对抗的理论。

    因此从“理论”上讲，你说“毛泽东领导着四川”的文化大革命——这话无论如何都是说得通的，但是，他凭什么领导的呢？试问火戈你说得清楚？毛泽东没有任命四川的一个人当“领导”，没有同四川的造反组织建立科层隶属关系，而且四川造反的几大派组织又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之中，以至于一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表面看在至高无上的，其实呢）“通过红色电波”传递到四川之后，就被造反派们劈成两半，你拿一半，他拿一半地互相打了起来——怎么个落实吗？但是在“文革”前就不一样了，说毛泽东领导着四川那是由系统的共产党组织实施的，它由中共西南局、四川省委和各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大队党支部一级实现的，现在除了上头有毛泽东，下面的从“西南局”到大队党支部都“呜乎哀哉了”（毛泽东语），难道他凭空气不成？因此，我的66运动研究认为人民在政治上是“自治”的话，不是凭空想象的，是从我对事实的一种研究中得出来的结论。

    其实，对于上述的现象，知识渊博的朱学渊先生看得准，他说在这个时候，“毛是遥远的魔鬼”，“共产党是具体的魔鬼”的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它之中隐藏着很深刻的哲学意义，可惜这理——我们的火戈却吃不透，“大感惊奇”。“遥远”是指距离而言的，毛住在北京，离四川可谓远亦，换句话说，这就叫“山高皇帝远”，因此“政治领导”对它来说就是鞭长莫及了，而“人民文革”的自治性恰恰就产生在这个空间和时间中。因此66解放对于广大的四川人民来讲，是打倒“具体的魔鬼”——以李井泉为首的共产党四川组织（军队师以下党组织除外）——解放的意义就出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即使四川的造反派也照样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但是“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另一个口号却立起了四川人民解放的大旗帜啊！在这里，火戈不顾事实，而从仅仅从逻辑推论毛“这个大魔头”“是贴近每个中国人毛孔血管里头的最现实(具体)的魔鬼”之见解就谈不上高明了。

    我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我理解人性中有这样的一种很深刻的属性，那就是一个人若是在自由的场合中获得了一个政治观点，那么这个人就会失去政治上的中庸性，把自己的观点看得如同生命一般宝贵。因此，“人民文革论”持有者没有指望着要说服火戈，但是我提醒他，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民运人士他不能不对如下的事实做出判断：即在1966年毛泽东认为李井泉“领导”下的四川文化大革命犯了镇压四川人民的错误，应该受到四川人民的“炮打”时，你对此行为如何评价？再，当四川的共产党组织和当权派在认为应该“动用”警察和军队无情地镇压以红卫兵命名的学生运动时（1989年这个历史的一刻又重新出现了），那时的毛作了什么？火戈：你知道吗？

    对上面的问题，火戈若是不想回答，那么我回答：1966年8月21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解放军总参、总政联合下发了《绝对不允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1966年8月22日，公安部下发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学生运动》的通令，这就是“文革”著名的“两条通令”——使它保护了40年前所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免遭23年之后年前的89运动被部队残酷镇压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事情肯定是不在火戈的有关“文革研究”的范围之内的，因此，由他说出来的“文革”和邓小平是一个味就事出有因。

    对于上面的议论我如果再“炒”一遍的话，那么，我假设在明年将要举行的中共十七大会议上，胡锦涛改变了他的邓小平“接班人”的立场，通过上海陈良宇、北京陈希同事件发现了毛泽东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判断是正确的，各级共产党地方组织都“脱离了人民群众”，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黑窝子”，是典型的“党内走资派”，从而号召“人民群众起来革命，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请问：火戈是不是因为胡锦涛是今天的“大魔头”就要用“坚决反对动乱”的态度来回应他？又如果，在陈良宇倒台后，上海人民以40年前打倒陈丕显时期的上海市委的那种方式来再一次要打倒现在的上海市委，他们写大字报、搞游行示威，组织工人、市民自治组织，在上海市委机关门前搞“围攻”式的聚集、静坐……请问：火戈又怎样的对待之？你认为上海市的人民是在搞民主还是搞“动乱”？在这里，我承认你火戈没有那被人耻笑的“文革情结”，但是我想你这样的人一定会沉不住气地为人民运动叫好，其中情形和40年前的我差不多！只是，把时间提前了40年，把毛泽东换成了胡锦涛，火戈就转不来向了。就此，人们去解读《生死朗读》中的话：“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之中”，就可以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如果我的上述议论太呆板的话，那么，我讲一个“文革”中间发生在四川成都19中学的一位高中生的故事，改变一下气氛，也许很有必要。1966年的8月初，当指导“文革”的重要文件《十六条》发表后，一位19中的学生以为他因此而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武器，可以独立判断人和事，所以当北京传来的“联动”的“血统论”观点时，他认为是错误的，就起来反对。在反对中，他接受了《出身论》的观点，认为它是正确的，这样以来他事实上就已经获得了以自己的方式在四川和19中学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所以，他创办一份小报，变成了这个时代中的一位地地道道的报人。他自己对此事的叙述转录如下：

    創辦《中學戰報》

    有了《出身論》，我想我用不著再寫什么大塊文章了（笔者注：好家伙！一个高中学生这时候竟然想写“大块文章”）；當務之急是努力擴大《出
    身論》的影響。文章太長，抄寫油印都不方便，何不自己也辦份小報全文轉載呢?回到十九中，我立即找到紅戰兵團的負責人姚利華(兩天前我加入了這個組織)向他介紹了《出身論》，提出了辦報紙的設想。姚利華非常高興，极表贊同。然後，我們向全團戰士(那時把成員都叫戰士)講明意圖，征得大家同意。當初，紅戰兵團即以批“對聯”起家，投至麾下者大都是堅決反對“對聯”的，故而對深入批判“對聯”很容易達成共識。

    好了，如果再引证文章就太长了，因此我只好割爱，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关于19中的文化大革命、成都的文化大革命乃至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搞的权力已经由中共西南局、中共四川省委和19中党委的手里转到我上述故事中的名不见经传的主人公手里来了。因此，我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已经享受到了按照自己愿望搞革命的权利，所以，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他的眼睛里已经就没有了《四川日报》的权威了，而搞自己的报纸——《中学战报》，虽然这报纸出了一份就给流产了，但是谁否认得了这是一种“产生”呢？“产生”中的东西是什么呢？不就是一个中学生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吗？这就是1966年的他的作为，这种作为虽然说不上是“惊天动地”，但是，我以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啊！诸位，这个故事不是我武振荣虚构的，它之中的主人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平先生，不过他现在遗憾地站在了反对“人民文革”的行列了，即使这样，我也有理由认为，他这一段光荣的“报人历史”完全是他现在的《北京之春》总编的前身，只不过，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已。因此，我认为他虽然在理论上反对使他变成为年青报人的“人民文革”，但是他就读的19中学，如果今天有高中学生学习他在1966年的行为，也办了一份类似于《中学战报》的报纸来张扬自己的声音，天啦，我认为胡平一定是坚决支持这个位“后来者”的；这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由他充当总编的《北京之春》也是千方百计地想叫中国各地的人民按照自己心愿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就有这个贱性，有时候，人把自己创办的自由的《中学战报》认为是“不自由”的刊物，把自己获得了的结社自由，也不叫自由，把“反对李井泉，解放大西南”的行为叫“动乱”——你有什么办法呢？

    好了，我从上面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告诉人们一个已经摆脱了“文革情结”的人现在是个什么样子的问题，于是，我接着研究一下火戈为什么没有“文革情结”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的确有一小部分人没有“文革情结”，象刚故的王光美、已故的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肯定没有它，象王震这样的刽子手也没有，生前只要有人提起“文革”，他就会“骂娘”，甚至连毛泽东都骂；另外有一部分人，那就是在“文革”发生前被戴上了“地、富、反、坏、右”帽子的可怜人，他们在“文革”的刘少奇控制的前3个月，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所以，也是“文革”的当然的反对者，火戈的情况好象不属于第一类，而是第二类。据他们自己讲，他“把“‘文革’之前的共党及其体制视为“魔鬼”……，笔者当年就是在这魔鬼治下，在政治上被爪得血肉模糊 ( 参阅拙作──《难忘的一九五七年》)！”，既然是这样，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他他这样的人来说就是一场真真正正的“劫难”了，难怪他一直在痛恨“文革”——“人民文革”、“共产党文革”、“毛泽东文革”——一起狠。就这样的事实着眼，火戈视“文革”是“更丑恶的新魔鬼”就不奇怪，对“文革”的批判和对带有“文革情结”人的批评，也就顺理成章。因此，我发现了火戈的有关“文革”的言论原来是抱了王友琴博士的“苦难”的本子时，就一点也不感觉到意外。就这一本子去组织和收集“文革”的意义，也不是没有价值的——这是我的一向观点。

    但是（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一“但”就有问题），火戈若给不出“苦难”的本子一种深刻的意义，也就是说没有发现这种“苦难”虽然对于“7亿文革”的参与者们来讲，不是“当下”的、“现实”的，但却是“存在”和“可能存在”的这个更大问题，就不能够有效地挖掘“苦难”本子的更深刻之意义。文化大革命运动其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把“7亿”人“逼”成造反派，人对此“苦难”的恐惧和由恐惧所造成的超越恐惧的动机都可以收藏在一个被“苦难”的本子更大的“解放”的收藏夹中。一句话，是人可以洞察和预测“苦难”的，因此在1966年是“苦难”催生了“解放”，而“解放”又是对“苦难”的一种摆脱——这不就是一个“完整”的1966年意义吗？王博士和火戈以为“苦难”是“魔鬼”造成的，固然可以算是一种观点，但它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因此在政治学领域没有多大价值。所以，我认为“苦难”的本子是“解放”本子的脚注就符合政治科学的原则。人是一种具有惰性的动物，没有“苦难”的压迫，人是不会冒险去求“解放”的。

    说到底，一个完全没有“文革情结”的人，也好象被套在“文革情结”内的，只要他搞民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才和我素日敬重的火戈君唱了一个反调，说起“‘人民文革’情未了”的话，还望火戈君见谅！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我对火戈君是非常尊重的（如同他对我尊重一样）。在中国政治如此高压的形势下，他能够勇敢地站了出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高举民主的大旗，张扬个性，接连二三的在海外民主网站上发表论文，这已经是我们中国社会上公开亮相的“造反者”了！在目前的情况下，他其所以不肯归位在40年前的中国“造反者”的历史之中，原因也主要在于这种“造反”还没有成功，因此，我设想“造反”一旦成功，那时在一部中国“大历史”中任何人都会发现：“造反”的权利原来是上帝“赋予”人的最基本的权利之一；而人在获得这种权利时，本应该不分肤色、不分国籍、不分阶级的。就此看，66运动的主要错误就在于人民获得权利时，错误地区分了“阶级”，于是，我就有理由假设：在批评和批判了这个错误之后，66运动所包含的核心价值，就会再一次地发出灿烂的历史光芒，其情形如同它当年“闪闪发光”一样。

    2006-11-17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7131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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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戈:  “文革”情结何时了!

   朱学渊先生历来为笔者所敬重。因为他的众多精彩点评，大多达至一针见血或画龙点睛之效，为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准，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时，曾从他来信中得知，朱先生早年在重庆荣昌县教过多年的书，这也增添了我对他的一种亲切感。至于一些不太到位的个别奌评，凡是感觉无大错的，笔者阅后也就没了记忆。但是，唯有他对于“文革”的某些见解，却令笔者不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之大感惊奇。直言之，这令笔者感到，即便像朱学渊先生这么资深的异议学者，竟然亦存在颇浓的“文革”情结！这说明，“文革”之后遗症，有多么严重！

    但对朱先生的敬重，并不因此而稍稍有所改变。这，有必要事先予以申明。

    昨天从信箱中看到朱先生最新一段奌评中云：毛泽东只是“遥远的魔鬼”，而“共产党才是具体的魔鬼”等等。对此，笔者予以反复思考，终不能理解其意！无奈，只得提出如下商榷意见。请朱先生不吝指教。

    即使把毛和共产党分开视为两个“魔鬼”，那也是两亇怎也分不开的连体魔鬼 (二者相比之下，前者的极左嘴脸更狰狞、更丑悪、更可怕 ) 。

    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近三十年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论怎么去感受，毛泽东也决然不是什么“遥远的魔鬼”；相反，毛几乎是贴近每个中国人毛孔血管里头的最现实(具体)的魔鬼。你看看，当毛发动“文革”打翻了十七年的老魔鬼 ，不是立马出现的是十年“文革”以及“革命委员会”这类更丑恶的新魔鬼吗！

    把“文革”之前的共党及其体制视为“魔鬼”，不为过。例如，笔者当年就是在这魔鬼治下，在政治上被爪得血肉模糊 ( 参阅拙作──《难忘的一九五七年》)！但须知，那时这魔鬼之首就是毛泽东──千真万确的魔头一个。这，不管怎么看问题，谁能够把它的身、首分得开来呢？比如，认识一个人时，总不能视其头脑是遥远的或抽象的，只有其手脚甚至只有手指脚丫才是具体的或可感觉的。同样道理，若基层组织是共党，那么，其首脑机构(中央)更是共党无疑了。

    当然，如果十七年之后的毛，真的“回头是岸”，那自然是另当别论。但是，后来的无情的实践，能否有一丝一毫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些所谓“毛主席晚年可贵思想”的认识，只是某些持“人民文革”论者的错觉罢了( 即在思想上受蒙蔽的一种荒谬结果 ) 。……

    那么，又怎能得出结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呢？这种结论，不是同样荒谬吗！

    实践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果然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统治，但相比“文革”十年中货真价实的“社会法西斯”统治，却还算是多少持有常人心态的“魔鬼”，即：还不是那么极端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而毛泽东却正是处于当时不利于他的现实状况下，嫌它还不够极端斯大林主义化，故而决心打碎它，以便推倒重新再来。就这，能称作反对共产党吗？

    因而，谁能说明毛在“文革”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不是共党独家政权？其实，能够予以说明的，只是这时的共党政体，是一种由毛泽东说一不二的，非常态的极端独裁的，毛记共党政权罢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所以，以一种更坏的共党体制更换原有的共党体制，决然不能视为是在“反对共产党”( 专制 )，更不是什么“一场革命”。“文化大革命”被打上引号，就是含着(说明)这一层深刻意思。

    “文革”前十七年，离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远，虽然经过反胡风、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但它多少还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份。可是，“文革”中历经严酷的反复政治冲刷，原有这种成份已荡然无存( 不是已被打倒抬不起头，就是已成阶下囚或已被杀戮 )！那时，所言“巴黎公社”原则，岂有丝毫真实性可言？那纯粹是骗人的把戏！在当时谁要搞真格的，就请他进班房。于是，杨小凯 、方圆等等就这样进去了！更有不少的人，因此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至于“人民文革”成份，那是运动中的后起新生异化力量，它是毛的正宗“文革”的副产品。但在“四五”运动之前，它的力量分散而幼小，仅能钻“文革”的空子而扭曲地存在( 例如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状态 )。因而，它对于“文革”整体的性质，根本不曾起过异化作用。即：不曾存在一亇能同“文革”相左或相对立的“人民文革”运动。只有时至1976年“四五”运动发生时，事情才起真变化。故而，“四五”运动才可算是一场“人民文革”的运动──旗帜鲜明地反“文革”的人民运动。不过，随后兴起的现代民主运动( 如“七九”民运、“八九”民运等等 ) ，已是扬弃“人民文革”运动之后的全新意义上的( 即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实质的)民主运动了。故此必须冠以“现代”二字予以区分，实有必要。因为，它们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更新(扬弃)关系；总之是，在上述两种运动之间，不应简单地划上“＝”号。

    “人民文革”一词，原本是一种十分勉强的比方。因为，曾有不少人把反“文革”的“四五”运动，也归入于“文革”运动的一部分，于是有人反驳道：“那么，这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 参见王希哲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 ) 。不想，随后却被一些出身于“文革”的异议写手与学者移而用之——专指“文革”时期造反派反官僚、反特权斗争活动与力量。这本无不可；但其结果在学术讨论中，往往把“文革”与“人民文革”搞得混淆不清。甚至，有友人在言说中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划上了“＝”号！明显流露出某种“文革”情结，而始终不自知！竟然认为一些不持此论者，是由于没有亲身实践“文革”之故。殊不知天下事，每个人有多少是能够亲身参与的？更不说身在狱中，绝不是处于隔世真空之中。

    正是由于这两种内涵有差距的人民运动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继承性，故而笔者才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这绝非笔者一人之见)。这初看似乎有点勉强，其实终归说得过去。所以我们以为，不管冠上什么头銜的“文革”运动，都不会在今后现实中再发生。那种预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浑话，除了毛的徒子徒孙，谁还会再相信？……

    笔者看到，由于存在着上述认知上的差异，故在今年纪念“文革”40周年之际，才会仍然发生如此严重之争论。本来以为，经过这次学术性大论争，终能获得基本共识。但现在看来，事情还远非如此！

    关于“闲话”引述胡平先生那篇论述“文革”的长文，笔者未见全篇(只找到后半部分)。但据“闲话”对其批判所列之内容看，胡文之观点不仅不是肤浅之论，而且正是冲着毛与“文革”的要害之处之高见 。

    所以说，不管“闲话”是否是“冼岩”，他的言论只能作为一种闲话，姑妄听之，姑且存之。

    总而言之，笔者的结论是：毛发动“文革”，实乃以极端之共(极左)更换(打倒)常态之共，故其动机是私心极度膨胀，是一种反动之上加反动，它除了是纯政治欺骗之外，再找不到一丝一毫理想成分之可言！

    所以，“文革”情结虽然可以理解，但它实在应当休已。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朱学渊代贴

http://www.boxun.com/news/gb/pubvp/2006/11/200611151017.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