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惠文口述 在闹返城的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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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闹返城的日子里

——木瓜、苹果（夏惠文）      


说明：
1， 文中的“我”指夏惠文，原云南景洪东风农场二分场十队上海知青。     
2， 时间久远，记忆模糊淡化，我们无法确保文中时间、地点和人物完全无误，欢迎指正。



夏惠文，1978年摄于大勐龙小街路口



           1978年底前后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期间发生的大事

                              1978 年


10月16日     景洪农场10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第一封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列数知青的困苦提出我们要回家的恳求。
10月31日     全国第二次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讨论总结知识
            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11月10日    《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原准备讨论经济问题，由于许
            多干部对打倒四人帮后两年来徘徊不前的政治现状和两个凡是
            观点不满，会议争论激烈，开了36天直到12月15日结束，国家
            权力也由华转到了邓，为三天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
            基础。对云南闹返城的知青来说，返城运动恰巧处在国家最高
            权利转换期。
11月14日     会议期间平反了“四、五天安门事件”。
11月18日     丁惠民执笔写了第二封联名致邓小平的公开信。
11月23日     《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问题》在知青中引起极大震动。
11月29日     在景洪江边旅馆以丁惠民为首的40多名知青开第一次联席会
            议。分散在各个农场闹返城的知青统一了组织和行动。
12月7日      知青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召开，会议产生了
            赴京请愿筹备总组，丁惠民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为副总
            指挥，选出6 名常委和39名委员。通过了《请愿书》（第三封
            联名信）。
12月8日       因北上请愿的事与西双版纳州委谈判未果。决定罢工。
12月9日      云南版纳知青正式宣布罢工。
12月10日     全国第二次知青会议结束。
12月15日     报纸公布知青会议结束消息，知青去向只字未提。后又传达
            [1978]74号文件《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
            行规定》，规定今后知青都为农场职工，知青感到巨大失望并
            强烈不满。
12月16日     第一批43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
12月18日     第二批60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
12月18日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2月22日结束。
12月23日     第一批北上请愿知青在昆明受堵，卧轨。
12月27日     第二批北上请愿知青28名代表到达北京。
12月31日     赵凡到版纳解决知青问题。
   同日        丁惠民签署复工令。

                           1979 年


1月4日     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接见丁惠民等十名请愿代表。
1月6日      勐定农场211名知青绝食。
1月10日     赵凡到勐定农场接见绝食代表。
1月18日     国务院知青办报送国务院〈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的请
           示报告>.报告中有六条意见。
1月23日     国务院批复〈关于处理一些地方知青请愿闹事的请示报告>，原
           则同意知青回城。
2月17日     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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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我所在的分场、总场原领导纷纷落马进了“学习班”。他们中的许多人落入了前任一样的命运。新一茬领导走马上任后在我看来同过去没什么两样，“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知青该干啥还是干啥，苦日子还是那个苦日子。若说感想：“城头变换大王旗”而已。
木然地苦熬苦捱又过了两年到1978年10月，我一算来农场已过8年（70年6月下乡），自己老大不小怎么办？难道再努力一把，而后像那些老工人一样成个家生几个娃娃，搭个小伙房扒弄块自留地上种点菜养几只鸡打发一辈子？我似有不甘，做梦都想回家，回到父母身边去，可眼前无路可走，生活对于我只是机械地重复，已彻底麻木。我不知这忧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其实在当时我的想法也是毫无门路又在第一线劳动的绝大部分知青的想法。想不到10月16日景洪农场10分场上海知青丁惠民写了一封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列数知青困苦提出要回家的恳求。写信之事很快在知青中传开，那时我所在的二分场10队远离主要公路，因此不知详情只听到片言只语。之后又传来丁惠民写了第二封联名致邓小平的公开信。到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总之，不断传来的各种消息让我觉得回城似乎有了一丝希望。
此时的农场，知青已人心浮动、躁动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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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这个月底或是12月初（78年），我的左眼皮里长了个怪怪的小肉丁被恩赐转到景洪医院，看完后当天赶不回去就住在景洪十字路口那两层楼的江边旅馆。
晚上，我听到外面传来很响的哇里哇啦争吵说话的声音，探头向走道一边望去，见一门前站着好些知青，走道内外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好奇的我反正无事便走了过去，也许是知青之间那种共同的气息吸引了我。进房后见左右两侧靠墙的四只床上坐满了知青，另有许多人或站或靠东一句西一句好像在议论什么大事。
见我探头探脑站在门口，有人招手说：你来来来（后来才知，那人就是丁惠民）。他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东风的，他说这里也有东风的，八分场的，我赶紧说自己是二分场的。他问我做什么工作？我说文书。他一连说几个好：“我们正需要像你这样担任一定‘职务’的知青来参与。”他向我简述已经做过的事，说下一步要发第三封信并准备北上请愿。第三封信发出去后肯定和前两封一样是不会有回音，这也是预计到的，但这可以增加我们北上的理由，我们必须这样做！他还透露得到的内部消息：“北京正在开第二次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全面讨论总结调整上山下乡的事。听说争论很大，不像以前那样一边倒，而是相当均势。”他说这是个好现象，需要我们这里加把火，把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传出去，让他们知道知青到底是怎么想的，把砝码向有利于知青这边倾斜。
他要求我们把这些消息都带回去，把准备请愿的事告诉大家并希望我参与一起搞，我毫不犹疑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是知青自己的事，向中央反映问题是应该的，不犯法。后来我才知道，在我见到他们之前，也就是11月29日就在这间房里，以丁惠民为首的40多名知青已经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并由此统一了组织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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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急火燎满怀兴奋之情的我赶回去后把这事同知青一说，大家围着我七嘴八舌：啊，有这种事？知青里有人准备闹事啦？要求回家啦？好！好！一个个脸上透着兴奋的光芒。我还将听到的关于正在北京召开知青会议的事一讲，更是激动得个个跃跃欲试。后来我去了7分场、11 分场和1分场，更远的地方我也去不了，我想大勐龙那边8分场那人会管。
可以肯定，不但是我，凡是从景洪回来的任何一个知情的知青都会把这消息带下来的。
几天后接到电话叫我去一分场三队开会。选择那里可能是因为它的交通还算方便且靠近丁惠民的景洪农场。会议在三队的一间知青宿舍内开的，其实也不能算是开会，严格说是丁惠民过来号召、鼓动及征求《请愿信》（第三封信）的签名。
我去时见信的后面已有成排成排的各种笔迹的签名，于是也签上自己的名。在落笔的那一霎那我竟然有点犹豫：这名一旦签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担责的，万一搞不成极有可能会被秋后算账。又一想，那么多人签名我怕什么？我们的要求又不是非法的，文革结束了，国家在拨乱反正，别人都在纠正冤假错案，我们为什么不行。知青本来就是文革的产物，是这棵毒树上长出来的毒瘤，砍掉它也是应该的。
长串的签名相互鼓励了我们义无反顾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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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号，他们又通知我去景洪农场招待所开知青第二次联席会议。由于人多（大约150人）会议在橡胶林里开。那是一块平地，一棵棵橡胶树默默挺立着，伸展的枝叶连成一片遮住亚热带的骄阳。一大群面目黑黄、衣着随意破旧的知青坐在地上，会场出其的安静和严肃。丁惠民把眼前的形势和情况说了并在会上宣读请愿书（第三封信）：
……有权势的人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子女，象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过路人也不屑一顾。
……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地消磨下去吗？
……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只有农村才是我们这批人的归宿？难道再教育就是用这种八年来进行的简单笨重的体力劳动来表现和实现吗？
……八年，父母的眼泪快要流尽，我们体内的青春活力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了。
我们恳求，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吧！
会场上静静的，只有丁惠民那悲愤的声音，听完后我流泪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由然而起。
会议产生了赴京请愿筹备总组，选举丁惠民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为副总指挥。另外每个农场选一个，共6个常委还有许多委员。我是6个常委之一，算是代表东风。至于为什么是我？我也不清楚，应该说是那突然涌来的浪潮把我卷到这里。我知道自己的能耐，在自己的分场还能活动一下，附近几个分场也就是吹吹风联络一下。整个东风农场我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说老实话，这实在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我估计，此时的我大概已经是农场领导眼里“要造反”的坏分子，是“一小簇别有用心的坏人”并已经上了他们的黑名单。搞砸了很可能被送去坐牢，在“首恶必办”的范围内。
安静下来后，我依靠在橡胶树上想了许多，我想到过后果，包括参加会议的人他们肯定都考虑过此事：一旦请愿失败，可能丁某某被判十年，刘某某判个八年，自己也会被关上几年，都有可能。想想，又怎样呢？无非是去普文劳改农场，和现在的农场也差不多，身在十七层地狱难道还怕下到十八层地狱去？知青的事，总有人害怕不干，因为要回去大家都可以回去，成果大家享受，何必自己出头呢？但也必定有人会站出来，这事让我碰到了，也许是我的性格决定，我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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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北上筹备组派人为请愿的事去找州委书记，管接待的和蔼可亲且微笑地双手一摊说头头不在。找副书记，也没有。有人说公安局长好像也是副书记，找他去，一大群人涌到分局自然不见局长踪影，愤怒的知青就差没把停着的警车翻掉。
来回跑累了的知青终于火了，唯一办法只能靠人多造成气势形成压力。于是总组叫我们各个农场的赶快回去叫人，越多越好。我跑到公路上拦了一部卡车翻身而上一路颠簸灰尘满面赶了回去直奔我们分场6队。6队知青人多心齐，我把事情一说立马响应，走！我们一共去了30人不到，以6队知青为主，还有其它队的，工程队也有（重庆知青略多于上海知青），赶到农场汽车队后先找那些开车的。
这些平时感觉特别良好的汽车驾驶员看着我们不无轻蔑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哦，好事，但我们又不能听你的，你说派就派了？要找我们领导。”
压住火闷头去找车队的支部书记。书记刚得知有一帮知青在车队忙乎，知道大事不妙想以一走了之，不料刚好被涌来的知青拦住。他一脸无辜地说这事他作不了主并用手往场部方向一指说要找上面。
又一次被推委，知青火了，乱哄哄中有人气狠狠地叫着说去找王XX（农场场长）。由于场部离车队不远，我们30多人一轰而去。
场长王XX此时肯定已得到车队领导电话自然避开了。在办公处几十个知青找不到人已是火气冲天，有人提议去他家自然是一片呼应于是呼隆隆直奔而去，推开门场长老婆想阻止被知青往边上一推后一拥而入。房间里不见场长冲到后面小伙房还是没人影，于是乒乒乓乓稀里哗啦又敲又砸，场长老婆见此尖声大叫又哭又骂。
看到这幅乱象，我这个“领导者”反倒有点害怕，不是怕敲坏他家的锅碗瓢勺，而是怕打伤人或有那个不理智的家伙头脑发热一激动去点把火？我立即上前想阻止却被他们推了出来，没人把我这个“领头的”放在眼里，局面无法控制。
好在没出大事。后来我进到他家小伙房时，只见一片狼藉，装油的坛子破碎了，油流一地（坛子大小约可装10斤左右油，有人说有三坛子，当时很乱我没在意）。想到我们知青一年到头没什么油水，八年了，过的是什么日子！听说一些普通知青家长为了自己的孩子，千方百计、千辛万苦、到处求人好不容易搞来的商调、病退函，到了你场长这里竟如同一张废纸，在你的眼里知青算什么？远不如橡胶树重要。
这是八年苦难积压的怨愤和不满的一次爆发。
愤怒中，坛坛罐罐敲碎了，锅也砸了，小伙房的顶也被掀掉一些。知青似乎还不解气，有好事者把他家床上的被子抱起跑到门外往水沟里一扔。冷漠的邻居无一人出来干涉。
正闹得不可开交，在打砸声、叫骂声、哭喊声混作一团时匆匆走来个干部模样的人，估计是团直主任之类的他面无表情地说：我答应你们，派车！你们回去吧。

                          6
回去后我打电话给其它分场说去景洪游行的人马上到车队集合，没规定多少人，想不到呼啦啦一下子涌来那么多人，车队的6部卡车根本不够。
临时又抓车，不管了，抓到一部是一部。55拖拉机也去，我们二分场有部130好乘30人，开车的是上海知青XXX，在当时那种热情和气势推动下，他也把车发动起来拉着知青往景洪方向开去。
这么一搞太阳西下近黄昏，公路上热闹极了，汽车引擎的轰鸣声伴随着知青的喧叫声、欢呼声。一会这条叉路灰尘翻滚开出一部车，一会那条路上又冒出尖声大叫挤满人的拖拉机，公路上形成一条壮观的车队。
车子开到师部已近晚上10点，我想去接洽吃饭之事，发觉他们早有准备。师部食堂支起大锅在煮饭炒菜。看来农场的行政机构并无松散，他们只是被动的应付局面。
大桶大桶的饭已经蒸好放在那里，一筐一筐的胶碗也放在地上。人多的就像上海南京路以至于要分批吃。饭始终管够，菜炒好一盆端上来后即被一抢而空，大桶的酸菜汤放在一边。我想这模样，农场的“先代会”也不过如此。
至今难忘那卷心菜炒肉片的美味！
吃了饭已近半夜，景洪县城所有的旅馆招待所都被知青占了，至于一张床上挤多少人他们也管不了。没处睡的知青一大帮一大帮在大街上晃荡，景洪城似乎沸腾了，知青的节日真的来临了？！
地处亚热带的西双版纳虽然12月份但不冷，路边地上到处可见横七竖八躺着坐着的知青一堆堆在吹牛。
夜深了，天空如洗，星光闪烁，我半躺在景洪大街墙边望着一轮弯月不禁想到了远在上海的父母，黯然泪下。
第二天，景洪大街上及各农场陆续不断前来声援的知青又涌到师部，只见一筐筐馒头已经蒸好，一桶桶稀饭放在那里，还有酸菜，随便吃。
看来师直的那些“贵族”们现都成了“支前模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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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早饭后大批激动着又无所事事的知青重又回到景洪大街上，一个个陌生、兴奋、黑黄的面孔冒着油汗，知青们彼此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了自己，无形中组成了一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团体。
交通要道十字路口人山人海，有人爬到路中的碑上挥手演讲，有人站在自行车上讲。这里一群，那里一堆，一个接一个。说我们如何如何苦，吃的不好、住的太差、捆绑吊打、路费不报等等，说州委找不到人，都逃掉了。记得那时我也爬到碑上去讲了，具体讲什么，忘了。我只记得那时的我很激动，语无伦次、东一句西一句，一点都不精彩。生平仅有的一次面对大庭广众的演说草草收场，想想私下里吹牛我还是挺能说的，怎么一上去就乱了呢？
既然没人理我们，咱也豁出去了：堵路。十字路口的交通本来就已处于半堵塞状态，如今只是将各个农场分分工，几分钟后路即堵死，很快就听说堵到了思茅。
这时从我们农场那个方向路口开来一部吉普，车上下来个人对堵路的知青说：“让一让好吧，我们是军车有紧急军事任务”。知青坐着说：“不行！我们要听命令，你找我们头头”。
这段路我负责，有人找到我说：你负责？说情况紧急请我们让开。我说：“不是我不同意，我就是同意了也办不到，你看看这黑压压的人头，怎么可能会给你让出一条路来呢？”
车门打开又下来一个趾高气扬当官模样的人用教训指责的口气说你们这样不行！……。我拍拍边上两个知青的肩膀说你们去解决一下，只见那几个知青跑过去什么话也不说就准备动手翻车子，机警的军人见状不妙马上把车倒回去，总算明白了怎么回事，留下一片欢腾的嘲笑声。
闹腾的知青当晚又到州委，经过长时间的等待算是领教了领导的下马威后书记冒出来了。他态度温和首先指着墙上一大群同毛主席合影的人们点出了自己，而后拿出一大包蜡黄的烟丝说是从缅甸搞来的并假模假样地说我要亲自卷烟（喇叭烟）给你们抽。他一脸和善地说很抱歉，刚从什么地方开会赶来。我很同情你们，你们知青辛苦了，我们工作没有做好，我希望你们如何如何，有些事我们也决定不了……。
要书记赞同知青北上请愿的事也确实难为他了，他决定不了，但他见过知青了，劝说过了，这就够了。上面怪罪下来，他也算是尽到责了。
知青其实也知道他决定不了，但必须先找他。找过了，打过招呼了，后面的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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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2月9日正式宣布罢工。原因自然是州委对知青开始不理不睬，后又采取搪塞的态度。
我回农场后就去抢占广播室，其实也不是抢，管广播的是一北京知青，很默契微笑着把钥匙给我说你用完了还我。我估计她事先请示过领导。后来一直这样，要用我就去拿，用完还给她。
我在广播里说：知青北上请愿受阻，现在决定罢工并宣布罢工纪律，有几条，一是不许知青自己内部打架闹事；还有就是不许闹出什么民族纠纷等等。因为不管出什么事，我这个“头”是脱不了干系的，丁惠民关照过，犯法的事咱绝对不能干。
对于有人不罢工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想好了，尽量劝阻，真的他要去干活也没办法，又不能打他。后来也真的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X连一知青小干部上班去了，我想应该做点什么，于是给6连负责的XXX打个电话：你弄两个人去给他点厉害,告诉他这样是不行的，我特意关照千万不能把人打伤，真要那样我们都要倒霉。他说懂了，我会办事的。
很快他给我电话说搞定了：几个人找到他后将他按在地上一瓶蓝墨水往他头上一倒，顿时满头蓝色。
知青一旦闹起来事情真多，特别是一些重庆知青脾气火爆。不去管真出了事就不好办了，那时我管东管西、疲于奔命，与其说是职责所在还不如说怕出事今后担责。还好7队的上海知青张交川（矮子）一次碰到我说：苹果头，我协助你一道来搞这件事。后来分场知青闹返城的事主要是我们两个在管，当然各个连队也有负责的。
很快又来电话说要北上，快点捐款。
为自己的事大家特别卖力。记得那时我工资42元5角，我捐了20元，那是10张崭新连号的2元纸币，是我这个文书凭着负责发工资的小权给自己留下的。这些新钱一直没舍得花，捐款时我心疼地把它捐了出去。因为我确实把自己当着“头”了，既然作为头，做事就要带头，多出似乎是应该的。
捐款是一元起，一般是2块。我们分场一共捐了460块。
北上我们分场分了两个名额。当时我同张交川商量：“矮子，看样子我是走不开了，这次你去吧。”因为当时丁惠民说了留下来的人一定要会办事、能办事，要不乱套了。我在搞这事之前，曾在分场宣传队里吹笛子，人家都知道我苹果头，联系号召做什么事也方便。后来北上张交川去了。听说请愿分三路，一路北京；一路上海；一路重庆，张到底去哪里我不清楚，但他肯定去了。捐款最后也是由张带去交给总部后勤的两个女的，写了个收条，听说共1万多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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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北上。焦急的盼望中各种消息纷至沓来：第一批北上请愿团受阻昆明拼死卧轨，后又有外台报道丁惠民和他的请愿团显身天安门广场并接受部分外国记者采访。
接下来得到消息说罢工结束。知青什么问题都未解决就结束罢工？这算什么回事？但我还是听从上面的决定到广播室将此事说了后把钥匙还给广播员有点灰心地说：“不需要了”。
宣布只是个形式，涣散的知青无人上班。
后又得知中央调查组要来。时间确定后是我把他们接来的，什么地方接不记得了，可能是总场部，也可能就在二分场。
我记得那天乘的是一部中吉普，大太阳晒在帆布上，汽油味混合着人的汗味加上闷热，我晕车了，非常难受。晕头晕脑把他们带到7连、11连、10连。为啥不带到工程连去呢？因为工程连各方面的条件相对要好点。
对于他们的到来，我们事先做了准备，比如：在他们快来时把那些破箱子、破衣服还有几把破锄头堆放好，人一到就点火烧，说明我们知青坚决要回家的决心，不给自己留后路！又比如叫人在路边准备好，调查组车子一到就砍橡胶树给他们看；我们还叫一些女知青在他们开座谈会时准备哭，而且要嚎啕大哭，有感情地哭。实际上那些女知青也真的会哭，而且确确实实是真的哭，一点不假，哭得那么动感情。
远处又隐约传来孟定农场知青绝食抗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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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青北上罢工结束及各类调查组相继离去，我和同伴们在焦虑傍徨中过了一个多星期。期间有消息说丁惠民他们被收买了？又有消息说有人准备抛开丁重新再搞。我也弄不清真假理不出头绪，情绪低到极点。既然做了，成败得失听天由命。
突然一天晚上，从分场部回来的知青带回一个惊人消息说知青全部可以回家：有顶替的搞顶替，没顶替的可搞病退。说得真真切切大家还是将信将疑，因为官方从未正式告知过呀？
疑惑中我给分场相关部门打了电话，消息竟然属实，真的！确实是真的！知青们发疯般的欢呼起来：有人脱下衣帽抛向高空，有人相互紧紧拥抱热泪满面，更有知青情不自禁大哭起来，这是诉说冤屈伤心欲绝的哭，是终于逃出苦海幸福高兴的哭。此时此景，我的脸上流着泪，心里默默地说：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欢呼激动过后大家才想起手续还没办，于是不顾天色已晚急匆匆向远在十公里外的分场部奔去。
分场部人山人海灯火通明。办公室的桌上放着成叠的病退表格各人随意拿，病情爱怎么填就怎么填。有人在桌子上写，有人把纸压在墙上写，有人趴在地上写，每一支钢笔后总有人在急不可耐的等待、催促。有人担心路上丢失一连填了几份，不少正在办顶替的知青为了保险也填了张病退表。
填完后人们即刻往总场医院赶去，半夜三更也不管医院是否有人。
总场医院办事处同样灯光通明，除了急急赶来的知青没有医生或其他任何办事人员。证明知青病情的图章就放在门前走道的桌子上，医院怕丢失用绳子扣住另一头系在办公室的窗框上。知青各自在自己的病退表上敲完章后乘着夜色再往回赶，交由分场统一寄出。
这确实是一场胜利！是没有胜利仪式的胜利！或者说，那成千上万异常激动、兴奋的知青急不可耐连夜拥挤在办公室里填表敲章；在县城景洪急切地找车、扒车；在通向昆明的公路上浩浩荡荡“胜利大逃亡”的壮观场面本身就是一场特殊的胜利仪式！
多年来，人们早被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做法吓怕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城里的家长乡里的知青、所有人都为那张系于生命的“准迁证”揑入手中而奔忙。这国度几十年来的户口不就是咱的生命和魂灵吗？！

                              11
虽然办了病退，但考虑回城后的工作，我认定顶替比病退好，只是上海方面因为他们年龄不够始终办不下来，家里叫我耐心等。我怎么耐得下心？
急冲冲赶回上海办好手续怀揣准签证又急急地再往农场赶。
昆明换汽车继续往下，晚上住杨武小旅馆，大批涌上来的返城知青里有熟悉的看到我紧张地说：“苹果头，你千万不要回去，他们正准备抓你呢”。心头为之一惊！到了下一站又碰到认识的知青：“你怎么还回去？农场要对那些闹事的头头算账！”
思前想后，我没杀过人放过火，虽说闹腾过分点，但也不会有大的问题。不管它了，抓也要去，我做过的事我认了，没有办法。
车到农场我四下里警惕地张望一下未见异常，跳下车直奔小街，迁户口要紧。心里慌慌的把准签证递给他们，办事的连头都不抬三下两下就把我的户口迁掉，看来地方根本不管你农场的事。一口气终于松了下来，小心地把户口藏好心定许多走回自己分场，因为还有工资关系、粮油关系需农场办，没有这些，回去过日子会相当麻烦。
到分场后只见远处的人们目光游离指指点点，似在说：就是他！这家伙回来了。
找到办事的北京知青。他平静地说对不起，上面说你不能办。
果然如此。在别人告知下找到总场保卫科询问为什么扣住我不让办？科长一脸严肃却很客气地说：“不是扣，不要急嘛，总归要给你办的。知青已经把事情做了，既然做了总要留下一个讲法，总要有个交待吧！不能什么事都不知道一甩手统统走了。你是当事人，写个东西给我们。写事情是怎么引起的？怎么参与的？你看到什么？做了什么？”
心想这事并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不就写个东西吗？写就写。
回到队里把所知道的事情经过：如场长王XX家、景洪游行还有自己的想法老老实实写了几张纸，一星期后送到科长那里。他客气地说先放在这里，回去吧，会通知你的。
满怀期待焦急等待，一个星期过去竟没有丝毫消息，不是说会通知我的吗？怎么没消息呢？耐着性子再等，依旧无声无息。
现在谁求谁呀？是我求人家。版纳的三月骄阳如火，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土路上心神不定的一路走到场部，科长不在说是到什么地方开会去了。又去，又不在。
队里只有零星几个知青在准备行李。晚上，空荡荡的房间里就我一人，外面漆黑一片，寂静无声。
终于找到科长依旧客气地对我说：这个地方不详细，那个问题没说清楚，等等，等等。
再写，再等待，再寻找。依旧不行！
到底怎样回事？终于在科长的指点下明白他们其实是叫我写检查：场长王XX的事做了，你是领头的，如果连个认识都没有怎么行？
写吧，老实说这时叫我写什么都行，我受不了了，只盼快点结束，我要回家！家里人在焦急地等我。
好在写这玩意我精通，哗哗地写好立即交上去。行了，通过了。
匆匆办完手续，回到队里一夜没睡就怕夜长梦多，只恨没有夜车。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第二天一早逃也似的爬上一部卡车，一路向北。
这一天是：1979年4月22号。

本文的写作得到知青朋友肖忘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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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图片来自与重庆知青邹盛永主编的《见证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