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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恢复高考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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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8 05:51: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恢复高考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韩东屏

  
  【摘要】我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恢复高考,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很可能也会被推荐上大学,“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后仍回我们村,为送我去大学的父老乡亲服务。由于我和其他有机会去上大学的人,给农村带回新的观念和知识,我们的家乡会更美丽。家乡当年清清的墨水河不会变成今天的臭水沟。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可能早就超过城市了,人人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人人有事做,人人有房住。老有所养,幼有所学,壮有所为。―-礼记里描绘的大同社会。我想人类的理想社会,也不外是那个样子吧。(作者韩东屏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华伦威尔逊大学教授,著有《不为人知的文化大革命:教育改革及对中国农村发展》http://groundbreaking.cn/bqxs/lishi/2015/0606/16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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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东屏:恢复高考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改变了成千上万的像我一样的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无疑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轨迹。
  
  我小时候在村里顽劣有名。父母和二个尚未出嫁的姨妈为了改变我的调皮,在我七虚岁的时候,就给我卖了一只小羊,让我跟着村里的其他几个较大的孩子放羊。放了一年羊后,父母设法让我进了小学一年级。那时的农村孩子并非想上学就可以上。 可我的玩伴当时都没有上学。我上了二天学,老师讲课我听不懂,而学校那些大我几岁的孩子,不是揪我耳朵,就是揪我头发。学校太没意思了,哪有跟自己的玩伴打盘,打‘落’(音lao)(那时候即墨农村小孩的一种游戏),滚铁环等有趣。于是我就逃学了。早上吃了饭,我背着书包出了家门,不是上学,而是跟我几个哥们去玩那些有趣的游戏去了。几天后,我四姨见我背着书包在跟别的小孩玩,我父母才发现了我逃学的秘密。母亲到学校去把学费要了回来。这件事也就过去了。
  
  我再次上学的时候,就已经九虚岁了。农村的孩子那时都是这个年龄上学。我的同学大都是我的同龄人,学校有意思多了,没有人敢扯我耳朵了。那时候,学校每周上课五天,除星期天外,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学校不上课,以便学校的老师备课。也让农村的孩子有时间帮家里干活。我除了到地里挖野菜回家喂猪外,也跟着姐姐和母亲到生产队里干活,干些浇水,埋窝的轻活。放麦假和秋假的时候,生产队里组织孩子们捡麦子,捡玉米等活。那时候的农村孩子的生活丰富多彩得很。我们生产队安排了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王淑芳大姐作我们的辅导员,我们生产队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大概有三四十个,我们一起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早上起来分成二个队跑接力赛,晚上就排练各种节目。大我几岁的王思河表演的山东快书,捉特务等节目,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跟王思泽,王思永,王希华等演过三句半等。那个时候,集体比家庭重要。俺娘让我在家帮她看着晒在大桥上的麦子,我不去,给我一毛钱我也不去。我要跟其他孩子去生产队干活。有一年的秋假四十二天,我在生产队里干了三十七天活,除了下雨,天天都到生产队里去干活。干活挣工分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我跟农村的联系没有因为上高中而削弱。和许多当时的同龄人一样,我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回农村参加家乡的建设,是我们的唯一归宿,从来没有想过别的。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从高中毕业,跟同村的近100多名同届同学一起回到生产队劳动,那个转折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顺畅,几乎没有在我的思想上和生活上发生任何的波折。
  
  那年麦收完后,我被挑选进了村办企业去学车床,二个星期后,我就能独立操作了,让我的师傅和管副业的领导很满意。不久,同厂的同事胃出血动手术,急需输血,我和厂里的二十几位同事赶往医院,一检查,我是唯一合格的输血者。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宫兆玉,问我咋办,我说救人要紧。由于输血太多,我无法站立,他们不得不用担架车推我回家。休养一个星期后,再回厂里上班时,领导让我改学钳工。带着四个女孩子组装船用减速器。我们五个人第一个月组装了七台,第二个月组装了14台,第三个月组装了二十一台,第四个月二十八台。那个时候,连做梦我都在想着着如何把工作干好。由于我的出色表现,当年年底我被推荐当选我们村办企业管生产的厂长。那年我还不到二十岁。我跟着我们的村办企业成长壮大。当时我们村的企业,已有三台车床。二台刨床,二台六十吨的冲床,二台钻床,三十多台电焊机,二台气焊机,一百七十三个工人,有几个定型的产品,我们维护保养着村里的二台拖拉机,还为村里组装了二辆简易卡车。我们的年产值上百万元。那时候我们的工分价值已超过一毛多,收入已追近工人的水平,那时候的农村,至少在我看来,充满了希望,我爸爸退休让我去接班,我都不情愿。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作出了恢复高考的决定。一九七七年的秋天,就风闻有可能恢复高考,但我没有当回事,照样工作生活。真正报名考试好像是十二月十日。当时的报纸上讲,全国平均录取率是二百二十比一。我报名时,我们副业的物资保管张济绪老人对我说,二百二十人考一个,为什么要浪费报名费,我回答说一千人出一个,那一个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报上名后,就准备请假十天,复习一下已经生疏的学业。当时正是厂里工作最忙的时候,心里很是不忍,我母亲也对我请十天假很不以为然,说这么忙的时候请假,考那个八杆子够不着的大学,不值得,特别是她每天辛劳,让我坐在那里看书,她心里不好受。我想我娘主要是觉得我是考不上的。
  
  报名考大学的第一个难题是考哪个大学,考哪个专业。除了我的中学老师外,到那时为止,我还没见过一个上过大学的。没办法,只好请教我的班主任肖琴凤老师,她教过我们外语。她说我应该报考师范,师范不要钱。她说她的母校山师不错,曲师也可以。另外还报了个烟台师专。至于专业吗,她说就报英语吧。英语是冷门,报考的人少。她显然不知道当时我非常不喜欢学英语,上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张嘴跟老师念过。只是记过几个单词而已。
  
  高考的第一门课是政治,记得第一个题目是“为什么劳动是第一性的”。第二个题目是“党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等。这第一个题目,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但我想过在什么地方看过劳动创造了人这一句话,就从那个角度发挥了一下。出场后,王玉葵老师站在教室外,他是即墨一中的政治课权威,教过我政治课。他是我们县委书记李视远的女儿李秀的辅导老师,在等着问他的得意学生的考试情况。他说这个题目有点刁,问李秀是怎么答的。李秀说了,他说不对,旁边的梁义亭,他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他说了自己的答案,王老师也说不对。我就冒昧地说了一下我的答案。他可能没有想到我这个农民的儿子居然能答对这个很刁的题,感到意外,很激动地的说你答对了。但答对了的人不会很多。考试完后我到肖老师家去讲考试的情况,正碰上她的哥哥嫂子在她家作客。她们都是大学毕业生。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不好,最多七十多分。他们说这是高考,能考七十多分,你肯定考上了。我当时没有高考经验,无从知道他们说的对与错。
  
  无论如何,考试完后我又回到了村办厂子,生活又恢复了正常,把上大学的事几乎忘了。直到一天下午回家,见到同村的王思河,他在县文化馆当临时工,他激动地说我是城关公社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那一年我们公社累计有一万多名的高中毕业生,参加考试的有二千多人。我是这二千多人中的唯一个!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
  
  晚上爸爸回家,也兴高采烈。他说县教育局的人给他们厂里打电话报喜了。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爸爸那样高兴过。由于我调皮,让爸爸生了无数的气,我也挨了爸爸无数的棍棒。记忆中,爸爸从来没有为我干的任何事情欣赏过,他从来没有说过“好儿子,干得好”,这样的话,即使我当了社办厂子的厂长,多次被评为标兵,都没让他高兴过,在他看来,那都是应该的,没啥了不起。他自己不也多次评为劳动模范,我的姐姐不也是如此吗?我听到的最多的是“你真让我失望”,“我对你已经不抱希望了。”连吸烟喝酒这样的事,我都让爸爸失望。爸爸自己不吸烟喝酒,深知不吸烟不喝酒在社交上的不便,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子学会吸烟喝酒,但是不争气的我,二样没有学会一样。当父亲的能不生气么?这一次爸爸是意外地高兴。他对我说了一句让我意想不到的话,他说这一件事就够了,我不需要再做任何事情了,他已经对我这个儿子满意了。他说当他走在街上,别人指着他说,就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时,他的自豪感是没法形容的。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出身贫寒,从来没有上过学。爸爸是解放后上夜校学会认字的。母亲则从来没有学会认字。对父母来讲,儿子考上大学,并且是全公社惟一一个,当然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事情。我想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
  
  录取我的学校是曲阜师范学院外语系,是我们国家建国后建的第一所大学,学校的老师都是从全国各大院校抽调来的,学校建在曲阜城外的一片荒野里,是一个修身养性,读书学习的好去处,特别是对我这样的农家子弟,曲师更是最佳选择,当初肖老师给我推荐曲师,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
  
  对自己考上大学,又读研究生,最后出国,并在美国的大学当上教授。许多往日的同学好友,总有人我怎样的聪明。其实,人的聪明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人善于画画,有的人精通乐器,有的人手巧,有的人眼明,而我只是书读得稍好一点而已。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聪明人,而高考只考了会读书的一方面,别的方面的聪明,不在考核之列。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让每个人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让每个人都有扬长避短的机会。可是高考却逼所有的人,都全心全意地读死书,走上大学的这个独木桥。对那些成千上万的不善于读书,而善于别的人来讲,高考无疑是一场个人悲剧,有的人读成书呆子,有的人被逼自杀,有些望子成龙的父母费尽心机让子女读书,升学,不管子女的爱好与特长,以致打骂,羞辱自己的子女,逼子女走向绝路。这是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民族的悲剧呢?
  
  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在我的家乡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我考上大学,是因为我的卷子在最顶上,人家就要一个,就把我录取了。这个话传到我母亲的耳朵,她问我是不是真的。我笑着回答她是真的。其实这看似不是真的笑话,从更高层次上看,却是非常真的。高考本来就是偶然性很大的东西。就像科举时代一样,高考成就了一些人,也毁了很多人。
  
  作为当年高考的成功者,我认为我们今天应该反思更多的是高考给我们社会带来的不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高考给我们社会造成了更大的等级分化,使社会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让死读书,思想僵化更加严重,损害了社会的主体工人和农民的社会地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过去是错的,今天还是错的。在我看来,中国不及早克服高考这种极端的,僵化的人才选拔办法,中华民族就很难健康的发展和进步!
  
  我经常在想,如果当年没有恢复高考,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我想我很可能也会被推荐上大学,“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后仍回我们村,为送我去大学的父老乡亲服务。由于我和其他有机会去上大学的人,给农村带回新的观念和知识,我们的家乡会更美丽。家乡当年清清的墨水河不会变成今天的臭水沟。我们村的人均收入可能早就超过城市了,人人有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人人有事做,人人有房住。老有所养,幼有所学,壮有所为。―-礼记里描绘的大同社会。我想人类的理想社会,也不外是那个样子吧。
  
  来源:破土编选  2015-06-08 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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