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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原始资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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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7 12:04:3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原始资料一


说明:

1,原始资料由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金震海提供。
2,此文原始资料有二份,内容稍有差别,估计当时在传抄中有人又添加了一些内容,下面只是其中一份,二份原始资料的扫描件均在文后的图片里。
3,原文作者不详。


给上海市委的一封公开信 —— 救救农民的孩子们

我们是上海郊区青年,一九七一年三月“上山下乡”来到云南边疆国营农场。如今已经八个年头了,八年了,我们始终不明白:我们算不算知识青年?我们农村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有何必要?
毛主席指示:“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评价一件事物,不靠长官意志,要靠客观实践。我们亲自参加了“上山下乡”的社会实践,亲眼目睹了这一事物的成败利弊。我们认为,农村青年“上山下乡,本身就是一条解释不通的错误路线!
要说是接受再教育,我们的父母就是贫下中农,我们也在农村土生土长,每天都置身于贫下中农之中,而且,我们大都的人已经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难道这就不算接受再教育,非要跑到万里之外,舍近求远,才算是接受在教育吗?
要说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是解决千百万人的就业问题,那么我们绝大多数已经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少则两、三年,多则达十三、四年,我们根本就不存在城市知识青年那种无法解决的就业问题!
要说是缩小三大差别,那么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大批的农村户口到边疆,就算是缩小三大差别吗?
要说上海郊区地少人多,非要往外移民,那么,大批的城市青年到我们所在公社、大队插队落户,又作何解释?
要说我们是知识青年,那才是荒唐可笑,我们这批人,论年令,参差不齐,差别悬殊,小的小十四、五岁,大的则已三、四十岁,论文化程度,45%的人根本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几个,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写家信,写假条都得请人代笔。40%的人只读过几年书,只具备初小或高小程度,真正读完中学的还不到15%。可我们竟被列入“知识青年”范围而“上山下乡”,直到今天才明白:我们是受“四人帮”愚弄和坑害的!
当时,我们“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是:一九七一年初。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到上海招收70届毕业的城市青年,他们没有完成招收任务。当时把持上海市委领导权的张春桥,擅作主张,另搞一套,未经中央许可,私自批准让我们这批农村青年当应届毕业生的替身,去顶替城市青年到边疆。马天水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是毛主席为青年指出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毛主席指出的路,不单单是城市青年要走的,靠近城市附近的农村青年也应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是千年大计,也是备战的需要。”马天水还说:“农村青年到边疆这条道路今后会越走越宽广,晚去不如早去好。”(据当时作动员工作的干部所说)王洪文说:“农村青年支援边疆建设大方向正确,以后要继续搞。”(我们亲耳听到的关于王洪文批示的传达)“四人帮”及其上海的死党,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伙同云南招收人员,他们双管齐下,一方面大搞欺骗宣传,把云南农场吹得天花乱坠,什么“西双版纳景洪是个有名的城市,建设兵团就在这个城市的附近”,“西双版纳烟囱林立,工厂遍地。有橡胶加工厂、橡胶纤维加工厂,有榨油厂、肥皂厂等等”。“那里是军队编制,国家发枪发军装,”“那里食油、蔬菜、猪肉都不缺,日用品样样有,生活水品相当高。”“西双版纳是亚热带地区,不必带被子,带条毯子就行了,那里有的是樟木箱,你们带个旅行袋就可以了。”“建设兵团工作相当轻松,半天劳动,半天学习、军训”等等。真是竭尽摇唇鼓舌、招摇撞骗之能事。另一方面,採取高压政策,强行规定:凡多子女的非去一个不可,不去者,今后不准参加劳动,不准记工分,不分配口粮,不给家属亲友进企业单位,不准进工厂当工人。断人生计,绝人后路,闹得人心惶惶,心惊胆战。他们对不报名的青年和家长竭尽威胁迫害之能事,大开帽子工厂,大舞棍棒。凡是报名到边疆青年政治上有什么要求他们马上办到,打过入党报告的马上批准入党,打过入团报告的马上批准入团。甚至出现“动员”青年打报告的现象。有的人连团的知识一无所知,有的人连自己的介绍人是谁也不知道,今天递交报告,第二天就口头通知批准。稀里糊涂地在“火线”入了团。(理由是他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好)严重地影响了党团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这样在高压政策、帽子工厂的威逼下,在“拿工资吃商品粮,”“可以入党入团”等精神物质的诱惑下,我们为了开辟一条生路,为了减轻家庭沉重的负担,相继报了名,大都偷偷地报了名。等到户口迁出父母知道时,木已成舟,悔之莫及,只好全家痛哭一番。不少父母要求顶替子女到边疆去,儿女本人在哭着去要原户口,可这时命运已经不能自主了。就这样我们告别了贫下中农的父母,踏上了征途。一路上我们泪眼模糊,遥望家乡和亲人,真是:望家乡,去路远,一帆风雨路八千,何时再见亲人面……。
到农场后,我们才真正明白,我们受骗了!农场的现实根本不是他们所宣传的那样,我们是多么伤心!又是多么的气愤!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竟会出现象旧社会招收包身工那种象,当时我们并没把这归罪于党,而是归罪于那些搞欺骗宣传的人,毕竟,我们还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青年人。在经过一番痛苦的波折以后,我们仍然以满腔热情投入到边疆建设,为农场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洒下了辛勤的汗水。如今已经八年了!八年来农场的辛酸不必细述。八年的实践,使我们感到:农民阶级的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增加了额外的不合理的负担。我们农民是靠种田挣工分吃饭的,农民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们在家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以后,家庭就少了一份经济来源,而我们在外工作,收入低,生活差,每月的工资仅够本人生存,不但不能减轻家庭负担,反而加重了家庭的困难。两年一次的探亲更是令人头痛的事。探亲一次,我们就忍痛榨取父母一次。父母为了我们也真可谓节衣缩食啊!造成了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不和,在精神和经济上给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许多家庭经济困难,常年透支,内外交困。我们农场一分场六队青年宋明余家庭,自高级社成立后,年年透支,因为劳力少,疾病多,人口多,最多的一年负债达一千六百余元,至今仍拖欠四百余元!宋明余外出以后,又成为家庭新的负担,至今全家还挤在两间不遮风雨的破草房里!七分场基建队青年王永良,因回家探亲没有路费回农场而短期超假,家中没有分红,家庭经济困难无法解决,最后大队告贷,讲明回农场后立即归还才勉强借支路费返回农场。可农场土政策规定,凡超假者一律不报销。王永良被债逼得走投无路,被迫上吊自杀。几年来被经济所迫,上吊、被逼疯屡见不鲜!几年来,哪一个农村青年没有一肚子苦楚!想想,我们农村青年的前途谁不为之寒心?城市青年回家探亲还可以休息个把月,但为了以后回来生活“好些,实际上每天也要费精神的去为经济而奔波,说休息也是不存在的。而我们因为不少人因为家庭经济所迫,还得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
现在,我们的父母尚还健在,尚能自食其力。但是他们年纪老了后怎么办?辛苦一世的父母靠谁赡养?农民没有福利劳保,更无所谓享受退休,他们不靠子女靠谁?而我们在外工作,又有什么能力去赡养父母?在农场,我们的社会地位也是多么低下!相当的人至今无法解决婚姻问题。不少人是因为“穷”,也有的人是因为年令太大,更有的人是因为农民而被人瞧不起!几年来,不少青年思想消沉,情绪低落,不少人沾上抽烟、酗酒、赌博等坏习惯。不少人产生和发生了与社会离心离德的思想和行为!……。许多生活现实问题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不得不作考虑!。
八年了,我们始终不明白,农村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有何好处?有何必要?八年的实践只能证明,工农联盟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城乡差别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农民的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它有百弊而无一利!
八年来,我们始终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回家。如今不少青年已面对故乡!长眠地下,可他们至死还是望乡的鬼啊!难道还要让这出戏继续下去吗?
八年中,我们一直认为这条路线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我们从未向党提出过任何要求。我们默默地承受着精神上经济上的痛苦和压力,默默地忍受着艰难的生活。万万没有想到这条路线是“四人帮”背着中央另搞一套制定的,是与毛主席革命路线背道而驰!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再也不会沉默了!八年的怨恨要洗雪!八年的火山要爆发!从“四人帮”被楸出至今,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各个领域正在澄清被“四人帮”掩盖的真相,颠倒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难道澄清农村青年究竟为何到边疆这个真相,颠倒这个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还不是时候吗?我们强烈要求市委:拨乱反正,弃旧图新,纠正错误路线,让我们回家!
近来,中央和上海正在统筹解决城市知识青年问题。如困退、家照、三抽一、两抽一、顶替等等。唯有我们农村青年不沾边。难道注定农村青年比城市青年要低一等吗?八年来,我们为国家分担了负担,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转了,难道就一点也没考虑解决我们的困难吗?难道我们不应该都是困难、家照的对象吗?
我们痛苦地向党呼喊:想想农民!救救农民!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农民的孩子们!
我们恳求能够得到中央和上海市委的重视!!!
我们恳求中央和上海市委尽快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急切地等待中央和市委的答复!!!

此致
敬礼
云南省,东风农场
一千余名上海郊区青年。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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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7 12:07:25 | 显示全部楼层
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原始资料二

说明:   1,原始资料由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金震海提供。
       2,原文作者不详,文后注明的“马前卒”应是那个时代常用的别名,
              
               漫谈:  有错必纠

作为一种解决人口堆积城市的手段,把成千上万青年诱骗来边疆,或者用“车轮动员”的方式,变相强迫青年到边疆去“接受在教育”,他所导致的后果,现在,许多人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承认我们是知识青年,国家就应该让我们享受“接受在教育”的同等待遇和权利,即和内地农村知识青年接受再教育两三年的政策相同的权利。何况,我们到边疆已有八、九年了,为何不能享受这样的权利?
如果说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后,由于城市应届毕业生的堆积,而作为一种“移民政策”来处理的话,那么,现在是应当纠正的时候了。先不谈林彪“四人帮”在知识青年问题犯了多大的罪责。仅就纯粹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上述政策也是站不住脚的了,因为它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说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还说是“返修防修的根本措施”,这好极了!从理论上来说,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他们是怎么歪曲毛主席关于“上山下乡”的完整思想呢?我们不得不提出尖锐的质问。我们对于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号召是乐于响应的,并无反对之忌,但问题不在于反对或不反对,反对或不反对都只是主观思想的范畴东西。我们现在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的分析客观现状。这就是说,对于我们到云南边疆八、九年之久的实践效果,究竟怎么样?先不忙下定义,大家心头有数就是了。试问:什么是反修防修的根本措施?难道是把青年人大量往农村边疆送吗?第一,大家明白,从一九六八年以来,党内路线斗争并没有因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减少,相反,出了林彪“四人帮这类修正主义的货色,也并没有提高广大青年科学文化水平和缩小三大差别。倒是使相当一部分青年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欠缺,受了他们的欺骗和愚弄,甚至作了他们籑党夺权的牺牲品。第二,广大青年也并没有安心农村和边疆,他们也越来越感到自己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系,是多么的需要改变。要说我们到边疆后有什么收获体会的话,首先,我们痛感深受林彪“四人帮”之害,痛感自己有   为“四化”的淘汰物之可能。我们现在之所以强烈要求改变现状为了尽快实现周总理遗愿,为“四化”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要求,回城的理由,也就在这里。
“缩小三大差别”——这使我们感到奇怪!数十万知青到边疆,对“三大差别”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和“旧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这更是欺人之谈!请问:那些思想觉悟很高的上、中层领导们,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了吗?根本没有。他们的子女可以很不费力就陆续办回去了,真正来了个和农村、边疆的“彻底决裂”!我们这些工人阶级子女呢?资产阶级思想、旧传统观念,倒好象很严重似的,非要在农村、边疆改造一辈子不可。天哪!和几千年的旧传统观念做彻底决裂,竟然是广大工人阶级子女的倒霉事了;难怪广大知识青年不安心也!多可怕的决裂呀!
又从理论上来分析,一个将要发达的工业强国,能够仅仅以农业人口众多二存在吗?就算中国现在有九亿人吧,如果现有五亿农业人口的话,就占了人口总数的60%,假如是这样的话,就对于实现“四化”太成问题了。当然为了尊重客观,这种不适应的比列关系将需要慎重调整,也许今后农业人口是30%。农业要搞现代化,实际上只需要有三亿农业人口就足够了,而且今后农业现代化在农村,农场部分的也许是属于工业部分了。“工业现代化”至少应占50%的人口,还有科学、国防现代化的人口比例关系也是不能忽视的。由此可见,60%的农业人口对于本世纪内实现“四化”是多么的不相称!看来,要彻底改变农业落后的严重状况,不把工业首先搞上去是不可能的。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工业为主导应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认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四化”进而缩小三大差别,是个根本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沿用林彪“四人帮”那条使历史倒退的“移民”作法来缩小三大差别,还是用前进的方法,根据客观规律来搞“四化”进而缩小三大差别呢?是用尽可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办法来促进安定团结,还是让消极因素继续阻碍新形势下国民经济的发展呢?这不能不是当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恩格斯深刻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更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也就是说,只有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而不能凭主观思想,从头脑中发明出什么手段来代替客观规律。
如同十七世纪的欧文等人那样,“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论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
我们认为,有了错误,只要纠正,拨乱反正,不留后患,才会从根本上实现安定团结,只有坚持邓副主席倡导的事实求是的作风,坚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原则,我们搞“四化”的步子才能快起来。
林彪“四人帮”在知识青年问题上既然搞了那么多假左真右的东西,现在就要把它暴露出来,让人们批判,然后痛痛快快将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来个彻底拨乱反正,解决我们边疆知识青年的迫切问题,才不致于给“四化”造成极大障碍,否则,有错不纠,必定坏事。
                          云南农垦景洪东风十分场       马前卒
                                                   一九七八,十二,十三

转载、引用,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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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5-11-7 12:09:39 | 显示全部楼层
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原始资料三


说明:原始资料由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金震海提供。
               
               告全市人民书

在粉碎“四人帮”两年后的今天,我们全体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憋了多年的心里话,现在终于敢说了。我们要向上海一千万人民,向家乡的亲人倾诉我们肚子里的苦水,要把多年来我们的非人遭遇和苦难生活向全市人民揭露,要向自己的亲人提出我们广大知青强烈的心愿。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的发表是说出了我们千百万知青的心里话。我们人心大快,衷心感谢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广大知青的关怀。
多年来,我们知青受林彪“四人帮”压迫最深。我们都是六九届初中毕业生,在学校不能很好地学到文化科学知识,不能升学念书,为革命而学习。相反,却被带上了旧教育制度的产物的帽子,连骗带哄被“一锅端”来到了云南边疆。在这以前,当我们知青,甚至我们的父母亲还不能接受这条“革命路线”时,“四人帮”一伙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使出种种卑劣的手段和各种高压政策,强迫青年去农村、边疆,并在父母工作单位停工停产作所谓的思想动员,知道父母被迫表态为止,否则,学习班将继续办下去。有的地方出现了敲锣打鼓将知青赶出上海的现象。就这样我们被“一遍红”的旗帜罩盖下,来到了这儿。
到了云南农场以后,难道正像他们所说的:穿军装、发枪的军垦农场吗?不!别说军装,连一件工作衣裤,最起码的劳保用品都没有!
整个农场更不像他们所欺骗的那种“头顶芭蕉,脚踏菠萝,跌一跤捡一把花生”一样,而是一片荒地和老林,尽管生活非常艰苦,劳动繁重,交通不便,疾病不断,但我们知青还是以苦为荣,朝气蓬勃地战斗在边疆,克服种种困难坚持下去。但是由于我们年幼无知,天真烂漫,识别不了林彪“四人帮”的罪恶阴谋,而农场的代理人也正好利用这一点,把我们八、九年的大好时光,美好青春白白地葬送了。这几年来,与其说是受教育,还不如说是受迫害、受欺骗。林彪曾说的“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已经被“四人帮”及其农场的代理人变成了现实。现在再也看不到农场知青兴旺时期的满脸笑容,代而取之的是:每天超出我们体力的繁重劳动,每顿没有蔬菜的白饭,每天听到的是挨骂,挨训,和挨了打的哭声,有的至今仍住的是茅草房,而农场的领导却住着大间套小间的瓦房和舒适宽敞的办公大楼。农场相当一部分吸知青血的贪官污吏们的可怕的阴影时常把我们在梦中惊醒;农场的大大小小像蜘蛛网一样的“土政策”紧紧地束缚住我们知青的手脚。我们累了,还要干,我们病了,没有人来管,甚至要我们“小病坚持,大病克服”,天哪!这哪里有一点无产阶级的感情,哪里有一点社会主义企业的味道。两年一次的探亲是国务院给我们的,但这也成了农场对我们的一个“恩德”,明明到了探亲时,他们却借口工作忙,不批假,逼得广大知青只好写信打电报叫家里来说谎,什么“父母病,速回”等等。自己倒自己霉。这还不算,有时还要我们答应帮他们带这样那样的东西,才能获得批假的希望。回家后,朝思暮想和亲人见面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但新的担忧又出现了,回场怎么办呢?能不能及时报销?有的在家里就开始给这些当官的邮寄包裹等东西,礼送得多送的好,那么超假时间再长也无关紧要,而老实人因路上耽搁,超假十天以后,就得不到报销,甚至被罚成“临时工”,每天工资七角。
农场的劳动常常是繁重,超出我们体力的,突击、苦干经常接二连三地进行,这时通常是不准假的。体力弱的知青和女同志完不成任务便扣工资,有的知青因带病坚持,往往完成不了,结果工资扣除等于白干。这哪里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而那些上层老爷们,整天高高在上,不劳而获。他们把知青的安置费、工作费大肆挥霍,乱吃乱用,每开一次会大吃大喝,国家报销,而我们广大知青吃得是米汤下饭。他们从不关心,也不同情。对于犯错误的知青根本不是批评帮助,而是捆绑吊打。对于女知青,他们更是露出一付狰狞的嘴脸,随意奸污、玩弄      上大学、来公函、搞病退和照顾轻工作来引诱……。由于各种不法行为横行泛滥,引起了广大知青的极大愤慨和不满,但是,在农场,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民主。林彪曾大搞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农场对知青搞“看得惯要照办,看不惯也要照办。”谁要稍有不满,就是“对抗领导,不要党的领导,”“唱对台戏”等等帽子、棍子遍地都是。“四人帮”及农场一小撮代理人,人为地制造了恐怖的局面,使不少知青对自己的理想、前途丧失了信心,对自己的未来、心愿失去了包负,有的叹声叹气,有的默默无声,有的开始消沉堕落,走上犯罪道路,有的被逼成疯,甚至迫害之(致)死。更多的青年吸烟、酗酒、打牌、赌博。对于这一切我们广大正直的知青敢怒不敢言,只好忍声吞气,度着一天如一年的漫长岁月。
这种种现象正如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中指出:“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的工作经费,收受贿赂,勒索礼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身心健康,以逐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等不正之风成行。这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  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向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一伙对经济、教育、作风等方面的破坏及其后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反映。”
“四人帮”对我们犯下的罪行,几天几夜说不完。农场一小撮贪官污吏对我们的压迫、迫害,罄竹难书。我们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是世道不公平吗?不少知青怀着疑惑,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知识青年总有一天要解放。
今天,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两年后的今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们的心声,说出了我们多年想说不敢说的话。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广大知青积压在心底里的怒火终于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们利用大字报、大辩论,大鸣大放,公开揭露农场的黑暗面,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农场代理人对我们广大知青的迫害。走上了官逼民反的道路。上街头讲演,上马路示威,发扬“五四”运动和“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猛烈冲击那些吸我们血、吃我们肉、啃我们骨头的贪官污吏,冲击那些束缚我们知青手脚的“土政策”和不合理的制度,要求农场当局为我们广大遭受无辜处分、不白之冤的知青平反昭雪,并向党中央、华主席提出我们广大知青最最强烈、最最朴素、最最起码的心愿:“连锅端”回城市去,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丢掉落后原始的劳动工具,为四化贡献力量。但是我们的正义要求,我们写大字报权利遭到农场当局无理的阻挠,被扣上“非法”“错误”“煽动”“破坏”等大帽子,我们中国公民的民主权利受到打击,群众愤怒了,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了,我们自发地停工停产,揭批“四人帮”对我们的迫害,并接连打电报给华主席、党中央、给上海市委,写信告全市人民书,我们呼吁社会各阶层对我们的支持,对我们的同情,并和我们一起揭批“四人帮”迫害知青的罪行。拨乱反正,错多少改多少,全部错全部改,拖债越多,负款越重。
亲爱的上海一千万人民,我们向你们呼吁:要求你们给我们声援,我们时刻在想着你们。目前我们已自发地开展了无限期罢工,因为我们已经苦了八年、十年。我们的汗水流成了河,我们出的力撑住了天,但我们什么也没得到,而得到的却是不少皱纹、白发。这就是我们唯一的成绩。广大知青再也不想干了,也不愿再干了。我们农场有不少分场把锄头、砍刀送还给他们,我们也已捐款打电报给上海市委,要求立即派调查组下来解决问题,为我们平反昭雪,纠正旧市委对我们犯下的错误。
广大人民,广大家长同志们,我们的要求并不苛刻,我们的心愿是朴实的,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在知识青年求得彻底翻身解放的问题上,我们的步伐是坚定的,整齐的,自发的。我们的行动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让我们团结起来,为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对我们造成的错误影响及流毒而努力奋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此致
敬礼!
                          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全体知青。 四分场知青执笔
                                       一九七八. 十二.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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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知青大返城运动原始资料四


说明: 原始资料由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一分场三队金震海提供。

          给国务院省市委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是重庆市沙坪坝地区六个单位的知(支)边青年家长。在我们的子女——云南支边反迫害争民主为前途而奋起战斗挥戈北上之际,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八年的辛酸。我们要为儿女们喊冤,我们绝不住(做)无声的同情者,我们将喊出数十万知(支)边青年家长的声音,为了迅速落实知(支)边青年政策,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让知(支)边青年参加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斗队伍,希望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支持我们的正义呼声,拯救我们被拆散的家庭,挽救不幸青年的前程。
在旧社会我们每一个家庭都有一本血泪账,新中国成立了,我们获得了新生,有了自己的“家”。我们对祖国的建设充满了希望,我们踏踏实实地战斗在自己的生产、工作岗位上。在刚刚解放的经济恢复时期,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特大困难面前,我们没有一声怨言,我们以主人翁的精神替党分忧,为国出力。同时我们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为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富强而大显身手。
可是八年前,我们的朴实愿望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在林彪“四人帮”的淫威下,那些打着毛主席旗号,篡改毛主席指示和知识青年政策的人,到北京、上海、重庆等地游说,他们穿军装说假话打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牌子,搞七十年代的大骗局,把青年们要骗走的地方催的天花乱坠。他们故弄玄虚,到学校欺骗那些那些刚刚踏进初中的青年,搞什么“限期报名,控制年龄,名额有限,严格政审,正式工作,军事单位,优厚待遇。”可怜那些年轻幼稚,心灵里充满幢景,燃烧着理想火花,十五、六多岁的孩子,被幻境迷住了,他们胸怀宏鹏大志,在感情的冲动下有的瞒着父母报名下户口,有的哭死哭活要我们答应去边疆。更有甚者,组织(街)邻同学围攻家长,召集什么“家庭座谈会”,我们这些饱尝旧社会血雨腥风的老人在那时社会的动乱之中,心中的话对谁(说)呢?几十年经历告诉我们,把云南边疆吹成“世外桃源”的话是相信不得的。但儿女们又死死地缠住我们,就是虎狼窝,又怎敢实相告。社会上的各种压力接踵而来,说什么“忘本了”,反对毛主席“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种压力下,作领导干部的家长泪水肚里流敢不带头。作工人的家长敢怒不敢言,谁敢退后退,更何况那些被批得臭不可闻的“技术权威”“老九”家长,还得强装笑脸送儿女。
就是在我们这些家庭里,有的父母年迈体弱,恶病缠身,多么需要人照顾啊,可是唯一醒来的孩子就要走了,怎么不伤心呢?有的家庭几个孩子当了知青,有的仅仅剩下一个男孩又将一去不归,父母又怎么不肝胆欲裂呢?
我们谁都有个年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被卖掉,当童工,挨打受骂……。而今,我们的子女在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下,悲剧重演,我们都是做父母的人,天下父母谁不痛儿女。为了儿女成人,那(哪)一个不是呕心沥血,操尽心思。我们谁没有家庭,谁不愿家人团聚,谁不愿儿女的前程充满战斗、幸福与欢乐。可是这些仅仅只有高小程度的青年,被带上“知青”的(程)冠就要离开,汽笛声声扣人心,母女抱头痛哭,难分难舍,哭干泪水的老奶奶拉着孙子的手,随着缓缓移动的列车而发疯似的颤跑啕叫,柱着拐棍爷爷,满脸皱纹的父亲泪流满目,低头咽吟。这些情景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山城人民又谁还不知。
八年了,孩子们背井离乡,我们在多少不眠之夜里,祝愿他们健康成长,然而,事与愿违,封封家书撼人心,他们像旧社会的包身工一样被卖掉了,他们到了陌生的原始森林,住进了简陋的竹棚。虽然我们并不希望子女在蜜水里成长,艰苦生活到能使他们懂得创业的艰难。但是,八年来,他们象奴隶一样地干,确看不到希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沉重的体力劳动,没有文化娱乐活动,连仅有的文娱宣传队也下令撤销了。盐水送饭一日复一日地摧残着他们的身心健康,在当时的专制下,他们的行动没有自由,天真活泼的性格没有少挨皮鞭,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遭到的是罚跪、捆绑、毒打、批斗……,在边疆知青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有悲剧发生。听到孩子们的血泪控诉,我们明白了有多少知青孩子被逼疯、被服毒、被奸污而致残致死。他们没有起码的医疗条件,医生不敢从人道主义出发诊断病因。就家里的人病危、去世,拍电报请孩子回来,也经常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探亲假超过一、二天,就可以随意决定,不报销路费,扣工资,作临时工,扣下次探亲假。儿女们含泪写信给家里,相距数千里,除了只言片语,劝他们想开些,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伤心落泪,无可奈何!
八年了,孩子们每回一次家,给家里都增添了繁重的经济压力,社会上流传一句话:“支边青年回一次家,家里像遭了强盗。”我们平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为子女经常吃白水菜,甚至借债度日,将油、肉、盐菜之类物资送去边疆,多少孩子边吃边哭:“我们不能孝敬父母,倒剥削他们的血汗……。”在几年的漫长岁月中,多少青年想着前程,伤心落泪,怀念故乡,怀念亲人,后悔青春虚度,烦恼人生。因此一部分青年走上了歧途,但更多的青年则在苦水中磨练,盼望新生的一天。
同志们: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的精神面貌向征着民族的兴旺,尤其是这批青年正是学习、出力的黄金时代,他们必将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支有生力量,难道让他们失去战斗的资格,让他们在新长征中袖手旁观吗?
海阔任鱼跃,天高任鸟飞。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迫害青年的罪魁祸首——“四人帮”,为支边青年开辟了一条美好的前景,我们相信,支边青年的问题,一定能迅速解决,我们要求让他们回归山城,选择他们学习、工作的自由。我们一定和孩子们一起,紧跟华主席,在新长征中作出更大的成绩。

                 重庆机械模具厂           重庆灯泡厂
                 重庆国营无线电厂         重庆标准件工具厂
                 重庆第二针织厂           西南政法学院
                                签名
                                          1979年元月6日

                                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赴京请愿团转抄
                                         1979年元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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