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振荣：《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批评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22 13:03:43

武振荣

1、历史学有进步吗？

自有人类存在以来，历史的自在的长河就一直流淌着，而人类——这个以后垄断了历史的存在物——最初也不过是流淌的河中所产生出的“鱼儿”。可见,在“鱼儿”有意识、会说话、能够把自己的“故事”传达给别人的时候，就有了历史这样的东西。当然，它最初是口头的，最后就慢慢地产生出了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了。

因此，历史学和宗教虽然是人类古老文明的最值得骄傲的产物，但是它也和宗教的性质一样，在接近它要叙述的对象——历史长河（相当于宗教上的上帝）的时候它总是显得那样的蹩脚，那样的不如人意，就好象宗教总是在上帝到不了的场合中歇脚一样。因此虽然说我们人类已经到了21世纪，但是人们要知道和了解把21世纪给“流”了出来的历史的长河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世界上现有的如汗牛充栋一般的历史著作和藏书却告诉不了我们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见，历史学不过是收集了历史长河上曾经有过的漂浮物而已，所当历史学家把这些东西当成宝贝一样的收藏起来时，历史长河里的水却默默无语地流淌着走了。正是看透了这个现象，才产生了“子在川上曰：‘逝着如斯夫，不舍昼夜’”的中国哲人的伟大叹息声。

就上述的意思来看，历史学不可能产生出如物理学、化学那样的进步现象，但是它同宗教一样也还是留下了一个力求进步的轨迹。因此当我们翻开历史学方面的伟大典籍时，最伟大的历史书籍都不过是给我们提供了不同时期的历史长河的漂浮物的标本而已，正是面对这些东西，最伟大的历史作品才要求后人沉思——深刻的沉思、不断的沉思。如果历史书告诉人们在某一个时间上事情是那样发生的和这样结束的话，那么，人们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凭借想象把那些摆在了自己眼前的曾经漂浮于历史长河之上的东西连同历史长河给“复原”出来。因此这样的事情等于被迫你得逆时针的回到那个不可逆的时间中去，于是，你就会同流行科学幻想电影中的人一样地进入“时间隧道”，那里除了一片混沌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要知道历史之于我们人类有一种强迫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不依人们的意志、偏好而存在的，因此人类是离不开历史的，就如鱼儿离不开水。好歹，我们人类在蒙昧的时期就已经产生出历史意识，于是，通过对历史长河的漂浮物的占有，我们就可以说自己掌握了历史。其实，这样的事情同在宗教上我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女一样，都有一种自我慰藉的意义，因为就凭我们自己抓住了几片历史长河的漂浮物，不就是可以对历史的长河发表议论了吗？

在这篇题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批评》的文章中，我在正题前说了上述这些看起来是“题外话”的话，是有一个意思的，那就是在这篇小文章中，我不是只从历史问题的细节入手提出我个人的见解，而是从写作和主编此书的著名的汉学专家罗得里克、麦克法夸尔等人就这一段中国历史的理解的角度和特殊的审视方式出发提出我之意见，因此这样的方式就有一点“哲学”的味道。

2、关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以下简称《剑桥史》）实质上是《剑桥文化大革命史》，因此我作为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对于这段历史就特别的敏感，自然在阅读它的时候，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读者。又如果认为历史书——即那些最好的历史书——的叙述的功能是提供给读者们一种深刻的思考的话，那么，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历史学著述一定会受到人们的多种解读。

文化大革命——这东西和《红楼梦》一样，是一种地地道道的中国产物，你在全世界任何的地方是发现不了它的，因此，这个意思反映在《剑桥史》中就是作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这样的非中国性质的东西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提，不象有些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专家那样，非得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去寻找“根源”，把一个“中国货”一定要说成是外国的。就这样的态度来讲，这个以麦氏为主的写作班子对待中国事物的精神是严肃的、认真的，没有西方人对中国事物通常容易产生出来的偏见，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也是褒贬适中的，亦没有中国人特有的那种从“教育”中接受的强迫性的观点，当然，在研究工作中也没有中国人头上戴的那种“紧箍咒”，因此，作为一部记载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它基本上是“客观”的、公正的。

但是，正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所以，在记载这个运动时作为大历史学家也会同普通人一样地遇到如何理解它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也不过是要给人“讲故事”，因此他们“讲”什么样的一个“故事”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好象不是历史学而是“哲学”的问题了。如果说他们所书写的历史著作有着帮助人们理解历史的那种功能的话，那么，在理解他们所书写中的那一段历史方面，他们应该是率先垂范的，但是恰恰是在这样的问题上，《剑桥史》却没有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它说出来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的“中和”，以至于象我这样的以“满腔热情”曾经参与了文化大革命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发生了“灵魂上的革命”的人读起来，感觉到不伦不类。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的事件，但是由书本给我们叙述出来的事件却是面貌平常的东西。正是发现了这样的现象，我就充分的理由怀疑自在的历史和由历史学家所写出来的书本上历史的是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发掘”的话，那么它所“发掘”的那部分在前者中占有什么位置，而这样的位置在意义的系统中又居于什么样的地带等等就都一一成为问题了。

用“编码”的技术来解释历史的话，那么“历史长河”之水就可以变成为假设上的“无意义”，于是历史学家就有可能失去“历史事实”的“岛屿”，而正是这些“事实的岛屿”才造成了一代又一代的伟大的历史学者。但是“编码”的技术如果能够整理出一个对比的意义的系统，并且在把其中的最有意义的故事讲述出来，那么，历史学就获得了一个现代的意义。就这一点来批评，《剑桥史》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还没有超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范围，它总是在一个原有的意义范围内打转。因此，作者们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有意义的那扇门（反对共产党）的门口徘徊着，也没有打开它，走了进去，升堂入室。譬如，书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五花八门的思想和不断变化的各种政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在动乱初期以激进方式号召怀疑党和各种形式的权威。”与此相同的是，书在已经写作出了“权威的崩溃”的章节时却没有对“权威”“崩溃”后所产生的解放性“后果”作出议论。

就历史本身的叙述功能来讲，《剑桥史》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样的水平是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很难达到的。因此，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本书给你成功地提供了“文化大革命给人留下了”的“一些直观的强烈的印象：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拥塞着身穿军人服装的青年的红卫兵，他们欣喜若狂，满怀热泪地接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伟大舵手的检阅；在各个大城市，党的老干部被当成‘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挂牌子，跟在卡车后面结队而行，被他们青年三分之二的红卫兵驱赶着游街；还有充实着把各级领导人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内容的大字报……”。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发现作者们没有把宋永毅、王友琴所说的那些“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人群”：“地、富、反、坏、右”放了进去，而仅仅只是提到了“党的老干部”和“各级领导人”，难道这是他们的疏忽吗？我以为绝对不是的，这是他们对文化大革命站在一种不同的角度观察后所作的陈述。在这样的陈述中，就不可能产生建立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的文本所需要的内容，因此作者们在没有可能出示文化大革命的“解放”内容的时候，却拒绝了使用“受害者”的收藏夹对它的收藏，这已经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方式和方法了，且不说西方社会的许多的人对运用“受害者”收藏夹收藏文化大革命意义一事情有独钟。

如果历史学仅仅是记事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本书已经满足了记事的需要。但是，被记载的事情如果有一个内在的意义要求着意义释放的话，情况就有些特别的了。在这里，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自在的“历史长河”并不是邓小平理论中的“实践”，它不可能说出自己对“真理检验”的“结果”，它倒是更象物质的江河一样，除了在险峻的地方发出咆哮外，平时间总是默默无闻地流淌着……。因此“历史说什么”的问题是悬而未决的。文化大革命中，经人们之口已经说出来的那些东西，其实不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要“说”的，因此，书写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困难就存在着意义的识别和意义的组织，而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无先例可寻的。

关于毛泽东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剑桥史》看成是传统式的中国编年史，作者们站在了历史的公正的观点上对这一段历史的事件作了一个以时间的先后次序为主的编排，编排中的历史事实的意义是什么，作者们好象并不特别的关心。这也就是说，作者们不说“历史说什么”的问题，而是要说“历史发生了什么”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看这一卷书的第一章“1949——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的话，就可以这样肯定地说。可是此书的编排却是很有特色的，好象是要故意地突破中国传统编年史的限制，而特意地安排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它看成是一本编年史的书就很有问题。如果说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么这本书把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震惊全世界的事件放到了一个“思想”的框架中去解释却是很有价值的方法，这样的方法如果贯穿到本书的全过程中的话，那么此书就有可能变成目前世界上公开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中的最好的一部了，可不是吗？沿着这样的思路走下去，本书的作者们就无意识地把毛泽东从世界上许多学者们已经作成了的“希特勒——斯大林”的专制人物系列中拉了出来。因此即使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残暴的运动”，但这个运动的发生和形成出于一种“思想”或者说它受制于一种“思想”的“影响”的看法却是非常杰出的，特别是当邓小平等一伙人在把1966年的毛泽东思想看成是“灾难”的根源的时候，作者们就为这种“思想”作了一个多少具有“思想”的辩护。

也许正因为如此，本书从理解毛泽东思想起而书写文化大革命，就不失为一种自己的创造。于此相应的是本书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批评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我的看法中，许多的中国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家们也对之望尘莫及。譬如，书中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到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3种不同的含义”，因此实际上提出了“至少有3种”毛泽东思想的论点；“首先，它通常是指毛本人的思想，它由毛漫长生涯中的各个时期著作的原始资料体现出来。其次，是指在中国从50年代起直到毛逝世（或1978年12月的3中全会）为止被赋予特殊含义的毛泽东思想。……第三，如同今天的中国人所使用的那样，它是指毛所写的全部著作中的被视之为正确的部分，包括由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人的著作对毛泽东思想的某些成分做出补充和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不包括反映了毛‘晚年错误’的著作”。正是看到一个“指导”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的“至少3种”部分，所以，在这里我认为就可以“至少”在理论上区别出“3种”文化大革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剑桥史》就有可能接触到文化大革命的多元性的问题；可是呢，这本书在后面的内容中没有坚持这个可能正确的研究方向，实际上同中国社会上那些已经公开出版了的文化大革命的著作一样，事实上把它看成是一个“一元”的毛的运动，这就使这一套在世界上应该享有很高的声誉的历史著作的价值大打折扣。

其实，以我之陋见，“3种”毛泽东思想的分类虽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方式，但是，被分类的对象却是“官方”意义上的毛泽东思想，因此这样的分类根本就没有考虑到文化大革命中还存在着一个“人民”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它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灵魂”。所以我认为要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最关键的部分和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必须对毛泽东思想做出“官方”和“人民”这样的两种分类，不然的话，文化大革命的“动力”、“力量”、发生的原因和真相任何人都不可能搞明白。

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专门家如果没有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有一个“人民”的版本或者“人民”的品种，那么他们的研究即使有更多的发现和发明，我相信也不过是抓住了文化大革命的皮毛，外国的、中国的统统如此，概莫例外。设计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共产党的运动（这一点本书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只因为中国人民参与程度之广泛、参与情绪之狂热和参与行为之迅猛而很快地就突破了共产党的框架，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正因为这个运动不是文化大革命所预先设计和想象的，所以，它在本质上是一个“非法”的和不被承认的运动，但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却一反常态地承认、支持、纵容了它，甚至是给它火上加油，使它的性质和面目就难以辨认了。如果说在这个时刻中，毛泽东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最大的“法律图章”，那么经它这么一“盖”，一个本质上“非法”的人民运动（因为它是反对共产党的）就披上了一张“合法”的“外衣”，而要研究文化大革命，你不揭开这张“外衣”，你怎么能够发现它的真面目呢？就这个意义讲本书在没有论证文化大革命时，先研究毛泽东思想就给我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作者们似乎要揭去这张“外衣”。

因此本着书中的关于毛泽东思想“3种”分类的同一方式，我们如果对毛泽东思想做一个“一分为二”后发现了一个“人民”的毛泽东思想，那么，研究这个毛泽东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你就可以理解“7亿人民”的运动了。若不是这样的话，任你怎样地用功，你总是在“3个人”（毛、林、周）的运动上打转，大不了你会在“7亿人民”的运动上套上“3个人”的运动。话又说回来了，要叫外国人理解文化大革命中普通人脑海中的毛泽东思想，那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你即使象本书的作者们一样地认为人民中间的毛泽东思想有一种“特殊的含义”，你总还是说不出它到底“特殊”在哪里？譬如说，你能够说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思想在我武振荣脑海中是什么样的一种存在物吗？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官方的毛泽东思想你能够认识，但是那个“溶化在我的血液”中或者说“钻进了我脑子”的毛泽东思想是什么？你就完全地辨认了不。事实上也是这样，别说是外国人或者外人，就连当时的我自己也还是认它不清楚的，在文化大革命那2年零11个月时间中，我一直把我自己的内在的“活思想”当成是异于我的外在的毛泽东思想。

结论是，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真正的“7亿人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受“社会上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与这样的情况并存的是而且比它重要的是也同时地存在着一种每一个人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这种毛泽东思想在字样上或者说在外表上同“社会上”的毛泽东思想一样，但是它是在“接受”社会上的毛泽东思想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是因大量掺进去了被接受者自己的东西，最终变成一种被接受者的创造物，真正“指导”运动的就是这个毛泽东思想，解读它是任何的一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必须做的事情。但是在现有的可供研究的资料中，这样的毛泽东思想是很难被提到研究人员的桌面上的。原因很简单，这种毛泽东思想是“活”的（那时叫“活思想”），是在风起云涌的年代里附带着思想者本人的情感的东西，而摆在了研究者桌面的毛泽东思想却是“死”的，是思想的“外壳”，如蝉蜕一样。

关于红卫兵运动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地说，理解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理解红卫兵运动，因此对于不理解红卫兵运动的人来说，他们就不会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说是红卫兵运动在城市和农村的重现的历史，是数以千万记的普通市民、工人和农民以及一般的不当权的干部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变化成为红卫兵的历史，他们之间的运动过程甚至可以说是在不同的时间上对红卫兵运动的“克隆”。“克隆”中，不但是红卫兵的组织方式、行为方式被“复制”，就连红卫兵中的派性、对于毛泽东个人的“忠”以及戴在了红卫兵胳膊上的袖章也完全地、一一地被“复制”了。《剑桥史》的作者们也许已经对这样的问题有了意识，所以，我们在书中就只发现了对红卫兵组织的专门的分析和研究，而对那些工人的组织、农民的组织则是一笔带过。

尽管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出现了“走向对抗”、“权威的崩溃”、和“夺权”这样的题目，但是书中的具体的内容却没有围绕题目论述下去，而是说了写许多的与题目关系很少的内容。譬如，在“走向对抗”的那一节，作者们根本就没有点出红卫兵运动对抗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共产党文化、共产党教育体制和共产党政治体制这样的内容，没有看到红卫兵作为共产党政治和文化的“新生代”对共产党造反的这个现象，也没有解读出他们其所以拥戴毛个人实质是对党的集体和党的制度对抗的一种副产品。譬如，在说到“权威的崩溃”时没有点明“崩溃”了的“权威”是“共产党权威”（虽然也在字面上有这样的话），也没有交代被“夺”了的“权”是“共产党权”，这样做的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反对共产党的最伟大的政治运动的意义就被淹没在了共产党内的“路线斗争”这样的毛泽东“思想”当中而不可辨认的了。

在分析具体的红卫兵问题的时候，作者们所持之观点是那样的肤浅，以至于我都不敢相信这是世界上一流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可不是吗？书中说出来的话都令我这样的当过红卫兵的人感觉到可笑。在说到“红卫兵中所产生的分化”的问题时，作者们告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归根于60年代前期教育政策的缺欠，出身于干部或者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并且力图使对党的机构的批判有所节制。他们希望这场广泛的运动对准不同的目标：知识分子、学者、资本家、地主和中国城市里一切资产阶级文化的痕迹。与此相反，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清楚文化大革命是一次消除他们在60年代前期所受歧视的机会，那个时期强调把家庭出身作为升大学、入团和安排工作的主要条件。从他们的角度看，红卫兵运动提供了一种空前的机会，即证明自己革命觉悟的程度，这一点比自己令人生厌的家庭出身远为重要；红卫兵运动还使他们发泄对党的机构的不满合法化。”

在上面所引证的话中，我们发现作者们对这样的一场真正“触及”了亿万中国人民“灵魂”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是多么的肤浅，他们事实上把一场共产党社会中的“新生代”对共产党制度和文化造反这样的一种非常罕见的意义重大的伟大运动放到了一个多么平庸的分析架构之中了，以为文化大革命好象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造反而“干部军人家庭出身”的学生保守，殊不知文化大革命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又有什么区别呢？1966年运动的最主要的特点和特征是社会基层中的一贯积极拥护党、积极跟党走的人在一个忽然的时间内变成了“造”自己眼睛能够看见的党组织“反”的人。因此面对文化大革命中的“分歧”，你如果用运动初期那种昙花一现的“保守”与“造反”的现象去解读它，你就根本不会认识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的中国，虽然在人们的观察中，只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可是呢？这个文化大革命处在真正的“暴风骤雨”式的变化之中，而变化的每一个环节都好象是与前一个环节脱节的，因此，你的认识如果停留在某一个环节上，你就等于失去了整个的文化大革命。上面所引证的有关红卫兵有的“分化”的那种分析如果把他移之于对1966年5-7月的红卫兵运动的分析，我认为也许不失其价值，用他来套整个的红卫兵运动那简直可以说是“笑话”。

在分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上，你如果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持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在运动中象运动前那样的“僵化”或“僵死”你就完全地错误了。在这样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除了社会上那些一贯可怜的人（地、富、反、坏、右）的身上和思想上没有发生变化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人都面临了一场因“触及灵魂”而产生的变化；在经历了这种变化之后，你感觉到以前的你不过是白活了一场。你前，你认为一个党支部都不会犯错误，所以反对党支部书记就是“反党”（这是“昨天”的事情），现在你的“大炮”可以直接地“轰击”县委、省委、中央局党委，而这样的行为竟然是革命。在这里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民是“党中央毛主席”直接领导和管理的，那么你肯定体会不到造反所带来的解放，但是当一直管理和压迫你自己的和具体对你实施统治和管理的机构、人，因遭到了你的“炮轰”而“完蛋”了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的密尔的话的正确性了。又如果现在你能够随心所欲地写大字报反对你能够看见的各级党组织（党中央毛主席你事实上是看不见的），如果你能够随心所欲地和你周围与你一个鼻孔出气的人结成“战斗队”，如果这样的“战斗队”又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不申请就游行、就示威、就罢课、就罢工，到处散发传单，到处贴标语，有口才的那些夸夸其谈之辈又到处的发表演讲，用最美丽的辞藻哗众取宠，又如果你一下打破了这个社会一贯的禁制，迈开自由的双脚用“革命”的名誉去游山玩水——所有这些意义你应该如何的安排，我就不得而知的了？且不用说在运动前，你认为自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昆仑山上的一棵草，”运动中，你把自己看成是“泰山顶上的一棵松”，可以改变世界颜色的一个“兵”等等内容。

关于动乱

但是，你如果和《剑桥史》的作者们一样，把上述这一切放到“动乱”中去解释，我就很是纳闷；退一步说，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动乱”，那么，它仅仅是“政治动乱”，也就是说正因为“17年”“一贯制”的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动乱，”所以从政治上解放人的事情才有可能产生。进一步说，当解放运动中所涌现出来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政治上的“新生事物”还没有来得及被组织到秩序中时，运动就因为自身的原因而消解了。就这样的情况来看，《剑桥史》所说的“动乱”和邓小平们所说的“社会大动乱”还是有区别的。

如果要认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一个方法可以凭借，那就是你得先看一看在专制社会中生活的人如何去认识民主社会秩序的。这样以来，你就会发现，在世界上的哪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中，不把民主的国家视之为“动乱”呢？就在去年10月份，很有权威的《寮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还大骂“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是“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台”的《红楼梦》现象的重复。就这样的意义分析，毛泽东把1966年的运动定义成为“革命”的确是有几分勇气的，也是多少有一点“思想”的。可是，问题在于当毛泽东的在1969年4月以后的政治努力是要想着完全地消除66运动的民主、自由的意义和影响时，人们才发现他事实上是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大的反对者。正是这样的意义没有被《剑桥史》的作者们发现，所以，他们在写作这一段历史时显得非常的懵懂，他们的工作充其量是把毛泽东的剩余意义和邓小平的多余意义给平衡一下罢了。

文化大革命给人们的印象的确可以用一个“乱”字去概括，因此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动乱”，这不是1982年以后的事情，这样的看法在1966年的8月——1967年的元月是非常流行和非常普遍的，在中国人民自己的看法中，这是真正的“天下大乱”，各级共产党的机构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地被红卫兵造反派的“火”（把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火烧某某”）给“烧毁”了，坐在房子里的党的一贯化身的人们给红卫兵造反派象老鼠一样地拉着游街……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又不是一个派别，所有的组织都处在了严重的普遍的分裂状态，一个“革命”被不同的人群用不同的语言给表述出了不同的内容，而任何的一个被表述的内容都在表述者那里被看成是“绝对真理”，社会上虽然被公认的“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可是你知道吗？这样的标准不是物质的尺子，也不是物质的秤，它由谁掌握就偏向谁，所以完全的无用。我作为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告诉你，我和我的对方派人物在争论谁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的问题时，一直争论到我们的组织解散时为止也没有个结果。所以情况是：任何人都认为社会失去了秩序，可是，你仔细地一看，任何人又生活在秩序当中，自治组织的网络象鱼网一样地套住了任何一个想在革命中浑水摸鱼的人。就是说，你要发挥你个人在作用，你就得参加一个特定的组织，并且在这个特定的组织中占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影响别人的位置，因此，在这个已经把亿万中国人民卷了进去的伟大运动中，惟独毛和他身边的那几位人物是例外的没有正式参加一个即定组织而可以发挥影响的人，但是就连这一点也不是绝对的，毛和他的战友们却都带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象征性地表明他们是某一个红卫兵组织中的一员。

因此如果我们从共产党的角度看待问题，这的确是“天下大乱”，不是“小乱”，但是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毛却一反常态地认为这是“革命”，并且说，对“天下大乱”作出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判断：“我看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如果说在这里我们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地认为毛的判断发生了错误，那么被毛所判断的事物本身是不是错误的，这就是问题的焦点了。在这里，如果认识不到毛的这一判断是不同于共产党政党的判断，是打破了共产党传统判断问题的方式后的一种新判断，也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个人”判断的话，那么1966年事变意义的精华部分就不会被你收取。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在所有人类历史中，如果不给出一个“动乱”的空间以准备安排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的话，那么民主和自由这样的东西就一直会以画饼充饥的方式存在。1966年以前的中国，情况不就是这样吗？那些数以千万的未来的红卫兵们谁不认为自己生活在“最民主、最进步、最先进”的社会中呢？如果说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浪费了。红卫兵运动的最伟大的发现是：“我们自己仍然是受压迫的一代”！因此解放自己和解放社会、解放人民的行为才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最伟大的价值。可惜，在剑桥——这个如此富有自由传统的大学所出的历史书中，这样的意义也不过是隐隐约约地存在着。

所以，我本人并不反对《剑桥史》关于“中国在动乱中”这样的提法，我只是说这样的提法如果无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的“66民主”出于“动乱”这样如此肯定的事实的话，那么这本书的积极作用就值得怀疑的了。我虽然不敢说自己对“66民主”就很了解，但是我可以肯定它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人的所鼓吹的“稳定团结”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东西，是一个完全新的政治在“生产”阶段的必然地表现。因此，如果要叫我对民主和专制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我认为民主政治是“动乱型”的，而专制政治才是“稳定团结型”的。民主政治允许动乱，不仅如此，当民主的政治在认为“政治稳定”达到了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就一定要运用制度的方式“制造”（请许多我用这个词）“动乱”；所以到最后，“动乱”在民主中变成了一种秩序。这样的观点如果运用到“生产”中的民主上面，它的“动乱”的痕迹就非常的清楚。众所周知，1966年的民主是一个“生产”中的民主，这样的民主带上“动乱”的帽子好象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如果说民主是一个普世的价值的话，那么在认识民主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回到300年前马布利神甫的观点上去，看一看他是怎样地议论英国人在“动乱”中“得到的好处”的事情不是就很有意思的吗？作为法国神甫的马布利在分析英国的1640年后的内战时，就以非常尖锐的目光看到了价值，他说，英国人从“动乱”中“得到了许多好处”，其中，“自由”和“爱国主义是这种动乱的产物。”基于同样的认识，他反对“安静”，明确指出：“凡是能够理解人心的人，都不主张安静，因为安静可以使公民麻木不仁，并必然导致法律的废止。”他以罗马的例子论述道：“如果那时的人民甘愿安静，不久就会被贵族奴役，而我们现在也就不会知道罗马人这个名称了。相反地，由于他们不断地争吵，引起了公民之间开展竞赛，才使政府达到高度的完善。”但是非常遗憾，在面对中国社会的“66民主”时，古典民主的意义竟然被我们的英国大学的历史学家们给回避了，似乎一个“动乱”的“子宫”除了“产生”混乱外，就没有生产出“夭折”了的民主的“胎儿”。

关于毛

正如我在上一篇的论述中所说的那样，本书的一开始就先写作了毛泽东思想的这一章，表明了作者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的特殊性，因此在读者们还没有进入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正面阅读时，就先已经对毛泽东思想有了理解。与这样的情况相关的是，作者们没有象一般人那样把文化大革命中的毛当神或者魔鬼看待，而是把它放到了当时事件中去理解，这是非常好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只是这样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并没有帮助作者们抓住更多更大的价值；分析其中的原因，我认为作者们没有进一步的对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做出突破性质的研究，没有分清楚“政治的毛”和“精神的毛”的区别、“解放的偶像毛”和真正的“压迫者的毛”的区别、“人民中间的毛”和“制度的毛”的区别是一个主要的不足之处，他们捉住了一个毛，认为他是一个肉身的具体的人，因此也就只运用了一种政治的方式去对待他，于是，那些用政治的方式根本捕捉不到的意义就当然也游离于他们的研究之外了。

在这本书中，作者们和普通人一样地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毛的运动：“这场运动多半是毛泽东个人决策的结果”。在展开议论这个观点的时候，书中强调，“这一场政治危机内是由这个政权的领导人有意引导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提出疑问的是毛本人，动员社会力量从下至上搞垮他建立起来的政府的是毛本人，为造反提供政治和理论根据的还是毛本人。这位曾经进行过反对旧中国政权的革命人物，如今却寻求发动一场革命来反对自己创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引证至此，我因为作者已经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反对”现存“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是议论又很快地离开了这非常重要的一点，最后就回到了毛用它“维护体制”的一元化“错误”上去了，从而影响了他们揭去1966年人民运动上面所披的那一张毛泽东之皮的行为。

但是，情况尽管是这样，在这一本书中，作者们还是已经把毛泽东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独立的元素来看待，打破了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依然代表共产党这样的固执看法。譬如，在分析毛的真正的角色时，作者们提到了毛和“三个系统”的问题，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和其他的党的高级干部代表的干部利益”是第一个系统；“江清、陈伯达和康生领导下的文革小组代表的造反派利益”是第二个系统；“林彪和他在中央军委的亲信维护的军队利益”构成了第三个系统，而毛泽东则是和“这三个系统的每一个之间不时形成紧张局面和矛盾冲突。”在这里我并不评价这“三个系统”的问题，我只是说，这本书是对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地位、作用的认识采取了一种在我看来是变化的方式，可惜作者们没有把这种方式坚持运用到全书，以至于作者们丝毫都没有涉及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中国人民”中间的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毛的问题？而要理解和认识文化大革命——我是这样看的——就必须要抓住这个毛。因此我认为这里已经提到的毛和“三个系统”的关系的问题其实只是毛和原班共产党人马的关系，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的确建立了和“人民群众”的新关系，而我阅读本书时，却没有发现作者们对它的论述，在书的关键的部分上，这种新关系事实上被一带过。因此，这本书就给人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它和中国那些已经出版了的文化大革命的书没有更本质的区别，也不过是讲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二三子”的故事，殊不知这样的故事的最好的讲述人是高皋、严家其先生和金春明教授。

在面对上述的问题时，我也思考，为什么世界上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在处理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题材和问题时显得如此“外行”呢？答案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的毛泽东”不是一个政治的而是宗教的问题和话题，因此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涉及它的，在他们看来，历史和宗教的分离是人类走出中世纪的一个标志，于是他们在书写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场历史的时候故意地回避“宗教”性质的问题就好象是有一种道理的。其实呢，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以为当历史学家们所写作的那一段历史具有“宗教”的内容或者性质时，历史学家们的任务不是回避它或者放弃它，而应该是努力的理解它，这样由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书，才有可能是“真”的，否则历史学家所讲的故事可能是“伪”的。如果说作者们没有发现文化大革命中的“宗教”内容，那么，情况也许例外，但是作者们在写文化大革命给人留下的“直观的强烈印象”的时候，就写了个“宗教”的场面：红卫兵见到毛时，“欣喜若狂”，“满含热泪”（见上篇的引文），……试问这样的现象何以会发生？我用我自己的体会来提问：那个时候，我们见了毛就流泪，这种事情是假装的吗？人不是噩鱼，眼泪能够随便流出来吗（除非他是演员）？现在，我就是见到了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人，你用１００万人民币诱惑我，我也是哭不出来的啊！可那时，见了毛，毛没有给我一分钱我和我的同学们（那时叫“革命战友”）却“满含热泪”。《剑桥史》的作者们是一批富有自由主义热情的历史学家，他们对中国专制主义的那种宣传是一屑不顾，因此他们对诸如林彪、“四人帮”用过的词，“灵魂的大革命”、“史无前例”、“精神上的造反”等等都可能是充满了厌恶的感觉，书中一般都回避之，可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造成了如下的现象，就是把厌恶的对象和这些对象所要说明的事情混淆起来，就一定会造成写作方面的失误。

1974年，我在写作论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本书——《绝妙的戏》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宗教化”问题，在书的第2章中，我专门地写作了“宗教化时期”的一章。当然这样的写作方式就要求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要真实地记录这一段历史的事情。到那时候为止，我还对世界上的伟大运动往往带有宗教的性质的问题缺乏专门的研究，后来当我在广泛地接触其他世界上我认为的“伟大作品”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样的问题，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名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了它。在《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书中，他提出了“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的问题，他自己的回答是，“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规模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规模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即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象伊斯兰教一样，将他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如果说现代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脱离了如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传统的运动的话，那么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在更多的意义上带有古典革命的色彩就是一个可以论证的问题了。

我的看法是这样，当一个政治上的问题在运用政治的方式和方法不能够解决之的时候，一个政治的代用品——“宗教”——的出现就好象不可避免。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就是这样，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问题，不要说在那个时间中我们说不清楚，就是在今天，我们要能够说清楚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为什么要在1966年忽然支持广大红卫兵造反派“炮打共产党各级机构和各级当权派”的行为也是力不从心的。但是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政治解放是一桩刻不容缓的事情，因此，同历史上任何的一次革命的伟大运动一样，它不可能发生在人们对它完全说清楚了之后，而是在“天意”的支配下，先发生而后再说！

正因为有着上述的意义和内容，所以我以为在1966年伟大运动爆发的那个年头上，所有的一切说不清楚的事情和道理，都被“毛主席”这三个字说清楚了。这样来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出现了一种新思想和新思维方式，这种新思想和新思维方式会把人们用正常的、社会一贯使用的思想和思想方式所不可能说清楚的问题一下子给说清楚了。譬如，在“17年”的时间中，一贯被认为是“社会的花朵、最最幸福的一代人”为什么在一个突然的时间中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受害者”？为什么一个被认为是“红色的江山”在一夜间变成了“黑色的社会”？为什么一贯正确的共产党和当权派人物又在一个瞬间统统地变成了“反动派和牛鬼蛇神”？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17年”专政是“资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举不胜举的问题，谁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说清楚呢？但是，我告诉大家，虽然没有一个上述问题被谁从理论上说清楚了，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运动的爆发，运动中，只要有了“毛主席”事情就是不用说也会是清楚的。从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刻起，中国社会上就一直存在着一个“理解”的问题，而到运动后期这样的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倒是从共产党人扩大到了亿万红卫兵造反派，原因就在于被理解中的事物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这本书可以因为要故意回避“毛泽东是神”的问题，而没有对此作出任何的议论，于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的事物就被作者们当成虚假的事物给摈弃了。

关于武斗和派性的问题

中国的学者们不能够为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由派性引起的武斗作出有价值的说明，这情有可原，但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学者们却也不能够这样这作，就有些不好说了。在作者们的思想中，可能产生出了这样的疑惑：一个用毛泽东思想包装起来的中国人的派性就似乎就没有民主或自由的意义可言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们理解不了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派性和为派性冲突而引起的武斗，把它放到毛的“错误”当中去解读就不可能写作出世界上一流的文化大革命史。

就同我在上篇的“论红卫兵”的那一节所说的一样，作者们对红卫兵作了一个“干部军队子弟”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子弟”那样非常粗糙的分类之后，就认为自己为红卫兵运动的派性提供了说明，同样在说到工人中间的派性的问题是，作者们又提供了“临时工”和“正式工”的矛盾，好象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的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之“水”，而是有一个毛的“阶级论”的“渊源”。正因为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我认为由本书写作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史才完全可以安排在邓小平的那个“线”上。我的看法是：人在没有自由和民主的时候是一派，一旦在有了的时候就一定会分成为两派或三派——这不是一个中国现象——而是人类的共同的现象；对这样的一个共同现象，作者们却熟视无睹的，这就不能不令人纳闷。

在书中，作者们没有企图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人为什么在都在相信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下何以分成两派的问题，这是完全正确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人一旦获得了民主和自由（哪怕是一点），就非得分派不可，有原因的要分，没有原因的也要分。因此我在去年写作的《论政治生活中的派性》的文章中已经强调了这一点，我认为一个没有原因的派性分裂和有原因的派性分裂是没有价值上的差别的。在说明这个问题时，我引用了美国伟大的民主主义的创始人杰斐逊所讲过的一个出于富兰克林的看守灯塔的“两个人”分成为“两派”的故事。如果说这个故事是一个最好不过的民主的故事的话，那么用这个故事所包含的精神去解释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问题，不就是可以打破邓小平的模式的吗？但是，这本书在这个问题上却兜了个圈子，从政治问题的多元化的现象中又回到了毛的“一元化”的观点中去了。

所有把文化大革命视为“动乱”的人们的潜意识中的东西可以这样的表述：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产物是派性，而派性这样的东西在构不成一种价值的时候，运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存在的了。因此就从这一点来说，“中国在动乱之中”的题目是好象包括了这样的意识。因此作者们没有写作出在派性组织被毛取缔之后，那些派性缠身的人们在失去了组织后同毛所展开的斗争，所谓“10年文革”的话若还成立，后面的7年就包括了这些内容，但是，书中却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一个党内的上层人物们的“权力之争”现象掩盖了一切，根本没有报道出我在《66运动论说》中所提出的这个“第二战场”上的哪怕一点点信息。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多元化问题，也是中国政治上现在亟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因此书中所说的那个“动乱”同中国文化程度低的人所说的“瞎折腾”就没有什么区别的了。

“到目前为止”，作者们说：“文化大革命一直被作为一个简便的标签用来描述从1966年开始的这一时期，但是还没有对它本身的含义作进一步研究。”在作这样的研究的时候，书中如此写到：“暂且撇开伟大这一形容词不谈，它的确切意义纯粹是为了修饰或加强语气，那么它是‘无产阶级’的吗？它是‘文化’的吗？它是一场革命吗？显然，毛相信这三者是名实相符的，但我认为，这三者是名实不符的”。是的，作者们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这一种批评是一针见血的，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没有由此而看到毛的“文化大革命”一词所指示的事物的真正本质却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如果说在这里民主、自由这样的东西出现在一个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中不具有“革命”的性质，又如果你对“共产党文化的新生代”对共产党体制造反的事情做不出“文化”的解读的话，那么“革命”与“文化”的意义你是没有办法安顿的。但是如果你看到了这是一场没有“自由”字眼的自由革命和没有“民主”旗帜的民主运动，那么你发现的东西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东西；基于同样的道理，你又如果发现这一场运动的“城市文明”性质（本书已经发现，认为它是一个“城市的运动”），那么你认为这一场运动包含着对共产党30-40年代的“农村革命和农民革命”的一种“反动”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在当年共产党当权派头上所戴的那顶高帽子上面发现“反动”二字的真正意义了。结论是：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来说，的确不存在“革命”，但是对人民，对于那些以满腔热情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来说，你就不能够作出这样的判断了，绝对不能！

关于农村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没有在中国农村深入开展，没有触及60年代后期生活在那里的6、2亿农民”——这是本书的作者们的一个观点，用这样的观点去看待和分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是不会承认它的广泛的“人民性”的。与此相关的是作者们也就自然地认为关于“7亿人的运动”是一个“修饰词”，1。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作者们在把文化大革命作为一种“动乱”时却发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经济上受的的损失不大，粮食生产在1966年和1967年都有提高，1968年减产，不过仍与1966年和1967年持平。……说明文化大革命对农业产量的影响是有限的、暂时的”。作者们其所以得出了这样的观点，据说是有那时的“中国报刊提供的数字”，这些数字因为过多，我不可能引证，只引证其从数字中得出的结论即可：“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

如果我们把1966年中国出现的革命性的变化放到一个相对长的时间中去观察的话，那么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是不是可以这样的表述：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所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40年代末的胜利主要是一种农民、农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的话（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话就很典型），那么1966年的运动从城市开始的现象，首先表现为“城市运动”的事情就包含着一个“文化”的意义。当然这样的意义不能够因为用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解释不通就否定它。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从城市（大城市）发生的运动，但是它却在6亿农民这个“汪洋大海”中掀起了最后的同时也是最为壮观的一波，因此，即使在运动消解之后，运动的最终的积极影响也还是从农村的变化中率先表现出来了。正因为是这样，所以本书的作者们在没有认识到上述的情况时，就难免会说出如下的话：“1966年至1969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特点。当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饱受极端手段的影响的时候，其他同样重要的部分几乎完全没有触及。同样，当文化大革命的某些后果已被证明是短命的时候，它的另外一些后果则继续影响中国的未来数十年。”

其实，对于没有生活在农村的中国人来说，他若要观察和理解农村中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有困难的，何谈外国人。因此，这本书所写的农村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非常肤浅的，根本没有勾画出这个伟大运动在农村社会中的“波澜壮阔”的场景，因此对这一场由城市传入农村（红卫兵起了重要的作用）的政治运动，从而解放了“6、2亿农民”这样的事情就完全的没有论述，所以到70年代末，当政治运动的消极时期在度过后，其不可压制的积极因素被华国锋、邓小平的政策所灵活的反映时，作者们就认为这是“令人费解”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起源于大城市的运动，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表现出来典型意义被许多的研究者都看中了，但是进一步的发现表明，如果说这样的“典型意义”与毛为首的那一小撮人具有比较近的“亲缘关系”的话，那么发生在小城市、县城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才更加具有人民性的问题就很容易得到证明。因此当你说北京、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由毛身边的那几个人操纵的，我不跟你争辩，但是你认为其他省会和省会以下的中、小城市也是这样，就没有多少道理的了，特别是农村的运动，它是完全运行在政治自治的道路上的——这一点你若看不见，就和本书的作者们一样对运动作出错误的评价。

就运动展开的过程看，文化大革命是由北京、上海——各省会——中、小城市——县城——农村这样的路线发展的；就阶级而言，它是由在校学生——市民——工人——一般干部——农民这样的路线运动的，因此如果在上面的两个路线中少了农村和农民，那就不是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的说法一点也不过分和一点也不错误，文化大革命正因为触及了亿万农民的“灵魂”才使它变成为中国近300多年来的最伟大最深入最文明的一场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产生了中国农民的第一次的政治派性超越宗族的分化，出现了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分裂为两派的现象，使每一个农民几乎都拿到了一个属于“我”的“观点”；值得说明的是这样的“观点”在运动消解的同时并没有随之消亡，所以它才引带出了1979年的农村的“巨大变革”。庶几，对那些欲寻求中国农村“巨大变革”根源的人来说，他们若不把眼睛放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么是看不透农村变化真相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了的中国农民对共产党制度的批判已经追溯到了“土地改革”运动时期，认为那时的共产党就已经犯了错误。关于这一点，我们大队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派组织——“联合造反总司令部”——把曾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住在我们村的“工作队队长”——催西锋“楸斗”到我们村来批判的事情就是证据（见我的书稿《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当然我不认为这样的“深度”在所有农村都是同等被达到的，农村地区存在的运动差别肯定要大于城市，特别是那些边远的山区。

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的最大的收获是亿万农民因“观点”的产生而萌生了一种“我字头”的意识和思想，因此，当农民们认为社会应该为“我”字提供出头露面的机会的时候，共产党农村的公社制就已经面临着事实上的解体，华国锋、邓小平的“新政策”不过是使它的解体“合法化”而已，就象当年的毛“支持”学生和人民造反运动使之取得了“合法”意义一样。在这里，与其说历史是按照毛、邓这样的大人物的“意志”转动的，不如说“历史长河”是按照自己的潮流流淌的，所有的“历史弄潮儿”只有在“符合历史潮流”时才可能被“推上浪尖”，否则，他们就会象水面上的所有的漂浮物一样地“一起一落”。“历史通常只画人，并且只画本来面目。”布封如此说：“因此历史家在只有给最伟大人物画像时……笔调才变得壮丽；而在其他的场合，他的笔调只要尊严、庄重就够了”，言下之意，好象是说历史很难为普通人画像的。在这里如果我们认为布封是一位古典作者的话，那么我们听一听现代的历史学家是怎么说的，岂不是更好？詹姆斯、哈威、鲁滨逊在《新史学》中说：“假使有人问历史家，近代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最具有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事物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我们的民主精神，和它的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熟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

关于材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

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一场影响了全世界的事件，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时的中国却自成一个“世界”，或者说是“第三世界”的“头儿”，与“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很少来往，因此所有生活在“第一、第二世界”的人来写作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确存在着一个“冒险”的问题。但是如果说世界上到底存在着一个人性的相通的话，那么“冒险”的问题就可以转化“实验”的问题。就“实验”的意思讲，写作这一段历史的第一步是材料的收集问题，而这样的事情如果只表现在对于当时的文字材料的编排的话，那么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发生于此，那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本身就是矛盾的人，他们口里说的、心理想的和手中作的完全的不一样。因此，你就是把我们当年的红卫兵所有的材料、资料收集在一起，你靠反映在文字上的话，去理解我们当时的精神，你一定会犯错误的。譬如我们的任何一篇文章中几乎都大骂“资产阶级”，而你把“资产阶级”同社会上真正的“资本家”联系起来（如本书的作者们所作的那样），你就没有理解我们的话的意义，中国有一句话，叫“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因此，你在写作文化大革命时，桌子上即使被“原始资料”充满，你解读不出它的意思，你也是写作不出来有“质量”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你不是跟着毛走，就是跟着邓转。因此，对于那些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切身感触”的人来说，书写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的确存在着巨大的困难。同样一个“资产阶级”的词，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同的意义和不同的用法，1966年2月，它有一个含义，主要是“学术意义”的，5月它又有一个含义，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东西的指称，8月份它又指“党内的当权派”，以后又指造反派组织的对立派成员，最后它还指所有不愿意放弃“我的观点”的人。

我这样的设想，如果你——读者们——是麦克法夸尔教授，要写作的文化大革命史不是全国的，而是我武振荣个人的，那么，你可能是什么样的呢？我想，你一定要听我现在的回忆，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对自己的这一段特殊的经历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在我们不理解的年头上我们以从来也没有过的巨大的疯狂参与了运动，但是未待我们理解这个运动就昙花一现地消解了！因此，如果我若不是在30多年的时间中反复地思考这一段历史的话，我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的故事就和林彪、“四人帮”的没有多少差别，但是，我如果出身于“当权派家庭”或“资产阶级家庭”，那么我讲出来的文化大革命就同邓小平的差不了多少，因此你不过最多是有就一个“草稿”性质的文化大革命的本子而已。如果你要看我的文化大革命日记（恰好就已经发现了我们当中的人的这样的东西），你也是如看“天书”一样地阅读不懂，因为那上面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毛泽东思想的万丈金光”、“排山倒海的革命形势”和“头可断，血可流，自己的观点不可丢”的口号的“时代含义”你能够解读出来吗？至于说存在于说我们“心中的那个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头像”也是需要认真的辨认的，否则，你会把一个当时我们自己还不能够直接出头露面的“我”的“头像”的“包装纸”误认为是毛泽东的，这样以来那个运动的真正的“我”的意义就必然地远离你的研究工作，到最后，你写作出来的我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最多不过是一个事件的排列，所以你即使发现了在这个运动中我变成了“观点”中的人，我为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在拼命地奋斗，以至于出尽了风头，经历了大辩论，参加了“摆观点大会”，进行了数百次的游行、示威活动，写作了可能有数百篇的批评、批判性质的文章，发表了无数次的演讲……等等，你也是会运用“动乱”二字圈点它的。

话一说回来，如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象李世英那样的名噪大西北的“学生领袖”（毛的批语），那么，你整理出来的我的文化大革命历史有可能是带有“毛泽东的阴谋”成分的（我不否认），但是我是文化大革命中数以千万记的普通红卫兵中的一员，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除了仅仅看见过毛一眼外（只有几分钟），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一直在陕西省内活动，你整理出来的我的历史如果不属于普通人历史的话，你的方式就有问题。因为我经历的这些事件如果不被放到“革命”的坐标上去的话，那么，民主——这东西之于我们就变成了大人物们的一种恩赐了，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毛泽东也没有叫我们坐享其成，他努力地给我们要灌输一种“斗争的精神”！上一个世纪80年代以降，当我们在批评毛的错误的时候放弃了毛的“斗争哲学”——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我们也由此而放弃了民主的斗争精神，于是，我们13亿中国人当了几个小人物的“听差”，这不就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吗？我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我的体会是：当毛泽东的“兵”不可耻（除去“伟大”二字，毛本身就是“统帅”），当江泽民、胡锦涛的“狗”才可耻哩！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中国人是有脊梁骨的，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的刀子割去了这脊梁骨，于是我们就变成了一些“中国式的软蛋”，这样的现象于我们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就此而言，〈〈剑桥史〉〉没有写作我们中国普通人的文化大革命史，就使自己的历史学的价值减去了一大半。

几点价值的闪光

这篇名为“批评”的文章中的“批评”二字是取文学批评的意义，没有政治批评那样的意思。在我的看法中，一本负责任的历史书我们不可能把它放到“好与坏”的选择中去分析的，正确的做法是看此书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记录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如果是象“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样的共产党一元化运动，那么，记录和书写它的历史的行为可能不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可巧，这段历史却是一个多元的历史，它既有共产党运动的一元，又有毛泽东运动的一元，还有人民的一元，因此要记录这段历史的人就必须要先对它作出一个理解与选择，也就是说他认为哪一元的东西是运动的价值的落脚点。如果说这本书有一个最值得批评的地方，那就说它事实上把运动放到了毛的那个落脚点上，于是，它就同中国社会上那些庸俗的作品立在了一个出发点上了。

情况尽管如此，依我的见解书中到底还是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东西，就好象作者们在记录这一段的“历史河流”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跃出水面的鱼儿，并且把它出水的情况给写了出来。这样的事情很多，限于篇幅的关系，我只能列举一二。譬如，作者们在批评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人的“盲目信仰”问题之后，又发现了价值：“文化大革命的悖论之一正在于，当人们的盲目信仰被最为充分地调动之时，也唤醒了他们独立思考和深刻的怀疑。”
又譬如，在议论毛如何能够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局势时，作者说了这样的话：“最后一点分析，是只有一种办法才可以恢复对文化大革命的控制，那就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事实上也的确是这样，正如我在80年代的初期所说的那样，在中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被外界广泛认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本人”。但是这样的情况对毛泽东来讲却是一个矛盾，他在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后，却在“精神”上一直要求要把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诚如本书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这一概念，无论是隐含于其中的思想，还是相应的策略。”

书中还有一个很有价值的观点是它对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后果”没有作出肯定的判断，这就为文化大革命的“可能意义”准备了未来的空间。在对文化大革命“是否成为一种惯例，或是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问题搁置后，作者们说：“不过，事过境迁，”文化大革命“留给人们的印象可能会变得模糊起来，回想文化大革命可能被今天更壮观和有益。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会成为中国下一次为政权而斗争的样板，或者另一次试图通过发动群众纠正特权、腐败和人治现象的样板。”是的，明年5月，正逢文化大革命的40周年纪念日，回忆40年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也许会给人以“更壮观和有益”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如果可以非常容易地产生出对上述的两个“样板”的认同，那么《剑桥史》一书的价值就是非常可观的了。

后记

1992年底，《剑桥史》的中译本刚一上市，就被我购买了，变成了我家庭数千册藏书中的一种。不几天，我几乎可以说是一口气地读完了。在读的过程中，我作了大量的圈点，写了许多字的眉批（这是我的习惯），但是因为当时我要埋头写作“大本”的书稿，所以就没有想着要写一个书评。即使这样，在后来的时间中，本书的内容也还是变成了我和朋友们议论文化大革命的一种题材。2002年11月来到韩国后，我没有中文读物可看，所以就到处寻找中文书籍，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我在汉城（现在叫首尔）一家教会的小图书馆发现了此书，就借了来再看。因为这是公共图书，容不得我乱批和乱画，所以就只得把读书时的一些心得和感受写在纸上，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的提纲，在几经琢磨之后，就产生了这篇文章。正因为历史性的文字需要大量的资料，而资料恰恰又是我根本缺乏的，所以这篇文章在组织上就显得粗糙，还请读者们指正；最后，如果这篇文章能够被麦克法夸尔教授等人看到，并且我能够听到他们的意见，本人将甚是感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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