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民：毛泽东与吴晗的《朱元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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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明史研究专家吴晗的《朱元璋传》

杨建民（陕西）


　　《朱元璋传》，是明史研究专家、曾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的一部史学专著。正常来说，这样一部著作应该与毛泽东不会有太大关系。但事实上，这部书中小到个别人物命运走向的资料探寻，大到全书总体基调，都受到了毛泽东相当大的影响。这些影响，在《朱元璋传》中留下明显的痕迹。

　　一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应友人的约请，用两个月的时间，编写出一本《由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的历史通俗小册子。编写这册书的目的，与吴晗当时的经济状况有很大关系。当时吴晗在叙永分校，到昆明的来回路费支出，弄得他几乎倾家荡产。他的家乡沦陷于日军铁蹄下，母亲和妹妹衣物荡然无存，无以为生；此时国统区内的物价又天天上涨。在实在没有法子支持下去时，友人来约稿，对方给的稿酬不低，有1万元。吴晗后来说：“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于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这笔钱先拿到手3000元，吴晗立即寄了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1000元，便作了妻子的医疗费。

　　据吴晗后来在1964年的说法，此书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当时对蒋介石集团反动统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虽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历史上朱元璋应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却又指桑骂槐，给历史上较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过分的斥责、不完全切合实际的评价。”可以说，是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晗写出了这样一部小书。

　　这本小册子后来先后出了两个本子。一为《由僧钵到皇权》，二为《明太祖》。之所以分出两册，经济因素占得甚大。多出一次，稿酬可以多得一些，这是当时无可回避的现实。《由僧钵到皇权》中，有明显借古讽今的内容。书中第四章，题为“恐怖政治”。从史料入手，讨论了胡惟庸、蓝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诛杀臣属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时，文字狱尤为严重。吴晗运用史料，列举出大量例子，对这种黑暗的统治方法及手段，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吴晗还揭露了朱元璋组织锦衣卫这样的特务组织，镇压威慑各级官员及百姓的情况。书中写道：在各种场合――“在军队中，在学校中，在政府机关中，在民间，在集会场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处处都有这样的人在活动。”这与当时的国民党形成了鲜明比照。

　　《由僧钵到皇权》写于抗日战争的烽火时期。当时资料匮乏，连一些基本的书如《明太祖实录》、《高皇帝文集》等也找不到。幸好吴晗素来有积存卡片的习惯，有一些重要的资料零星地记在上面；更主要的，吴晗对明史相当熟悉，这就使他有可能在短时间完成这部不失阅读兴味的小册子。尽管如此，吴晗毕竟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久后就对此书表示不满。他决定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况下，将此书重写一次。1946年，清华大学迁返北平，第二年，吴晗便开始了对《由僧钵到皇权》的全面改造。由于资料丰富，这次书的篇幅也增加了将近一倍。为与前书有所区别，这个改造本使用了《朱元璋传》这个书名。

　　二

　　毛泽东与吴晗开始发生联系，正是因为这本《朱元璋传》。1948年8月，此书初稿写定时，吴晗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从北平辗转前往解放区，《朱元璋传》原稿也被他随身携带。同年11月，吴晗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亲切会见。

　　在交谈中，毛泽东询问吴晗最近有何著述，吴晗便将这部手稿交给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向来爱好博览群书，于是在百忙之中，抽暇开始阅读这部书稿，阅读中有了感触，还“特别约（吴晗）谈了一个晚上”。这次约谈当然是围绕这本书来的。给吴晗特别深刻印象的，是毛泽东“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显然，这次约谈对吴晗震动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2月发表的《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里，还郑重地认为：“（谈话）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那么，毛泽东指出的“彭和尚”是怎么回事呢？彭和尚是指元末民间组织弥勒教的首领彭莹玉。他借传教之际，组织力量，后来拉起了起义队伍，成为首领。但起义成功后，他便不见了，史料上也不见有什么记载。当时的吴晗，对自己参与政治活动，也认为是应社会一时之需。他曾与闻一多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所以，他认为彭莹玉和尚“功成身退”，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传》一书中，对“彭和尚”的结局，他便发出这样的赞叹：

　　“彭莹玉可以说是典型的职业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气，勤勤恳恳播种、施肥、浇水、拔草。失败了，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头做起，决不居功，决不肯占有新播种的果实。第一次起义称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寿辉，虽然谁都知道西系红军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师的名字会吓破元朝官吏的胆，但是起义成功以后，就烟一样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间去了。任何场所以至记载上，再找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了。”

　　毛泽东是政治家、革命家，对历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场和见解。他当时对吴晗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毛泽东还有这样的判断：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在退回《朱元璋传》原稿时，毛泽东还特地给吴晗附上一函，除了肯定书的优点，还从整体上谈了对该书存在问题的阅读感受：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吴晗字辰伯，“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着重号。虽然毛泽东提出建议，但由于当时工作匆忙，吴晗已来不及对全书进行大的改动了。这部稿子，大致还按原来的样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联书店印了出来。

　　三

　　几个月之后，吴晗与钱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接管。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同年11月，他又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此时的他，也难以返回书斋，过他所向往的读书生活了，所以，1950年初，他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检讨，写出了《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文中除了对自己成长经历、求学以及做学问过程进行回溯分析外，对毛泽东指出《朱元璋传》中的具体问题，也在思想上做了检讨：

　　“我和（闻）一多都具有知识分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地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做宣传、组织工作，是西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叹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其实，吴晗的这些缺点，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大致都有的，也算不得什么过错。但是，面对当时如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势，这样的想法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吴晗之所以这样说，除了性情因素，也是时代潮流推动所致。

　　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彭和尚”结局的推断，这篇文章也有了回应：“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备的。”

　　如此看来，这部《朱元璋传》就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与毛泽东交谈和读到毛泽东的信之后，吴晗开始了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的学习。他细读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他还认真阅读了《毛泽东选集》，对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他尤其感到，从毛泽东的著作里，他“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通过这些学习，他说：“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在这段时间里，吴晗一面紧张工作，一面思考。从“赞叹彭和尚”的功成身退，到进政府为人民服务，这中间有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吴晗并未立即开始动手修改《朱元璋传》，而是“蹉跎”了5年。到了1954年4月，吴晗才下定决心，挤出时间，按当时的思路和对毛泽东指示的领会，开始重写《朱元璋传》。

　　这是第三次修改这部书了。因工作繁忙，吴晗断断续续用了一年的时间，将书稿修改完成。可是，面对时代的进步，吴晗反倒没有信心起来。所以，这次修改稿并没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各方面专家及朋友，以听取意见，当初提出意见的毛泽东当然在其中。

　　当时反馈回来的意见，多和时代潮流相关。很多学者指出这个本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分析得还不够。对此书分量最重的意见，自然来自毛泽东。毛泽东认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的晚年）。

　　这，也许是吴晗始料未及的。

　　吴晗当初写这部书，除经济原因外，政治上就是为了“影射蒋介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既然如此，对朱元璋的描写，怎么会好得起来？何况朱元璋后来诛杀大臣，祸害百姓，用锦衣卫等特务手段制造社会恐怖，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记载，这也是吴晗当初选他出来作为反面人物，以讽时世的基点。可眼下，毛泽东提出这样的意见、建议，几乎有着使《朱元璋传》基点动摇、伤筋动骨的味道。

　　四

　　以阶级关系、阶级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够，再加上毛泽东的被吴晗概括为“对朱元璋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不够全面”的意见，使吴晗十分为难。以他当时的观念，以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训练，一下子要将这些意见建议消化、吃透，并立即改正过来，显然有太大的困难。

　　此书对史料的运用大约已经很充分了，现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就是如何来看待和运用这些史料的问题，这的确使吴晗更难措手。因此，等到下决心修改《朱元璋传》时，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后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吴晗，开始了对该书的第四次改写。因为时间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动笔，经过两个多月，《朱元璋传》终于定下稿来。

　　在定稿的“自序”中，吴晗还谈到了重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叙述，了解这个人物所处的时代；通过对这个具体人物的总结，提供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尺度……”

　　那么，这个定本，与先前的本子相较，有哪些明显地修改呢？在《由僧钵到皇权》这个小册子里，吴晗对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蓝玉等冤案，做了详细地揭露；记录了他以此诛杀臣属就达5万人之众，以致“杀得全国寒心，出现了人人战战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虽然仍存留下被杀的重要大臣名单，及其他被滥杀的大致人数（10多万人），但却对朱元璋的这一行为做了一番“矛盾分析”：“贵族地主对人民的非法剥削，对皇朝赋役的隐蔽侵占；淮西集团对非淮人的排挤、打击；军事贵族可能发生叛变的威胁；相权和君权的矛盾，这些内部矛盾的因素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而日益发展，冲突日益严重，最后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还说：“他用流血手段进行了长期的内部清洗工作，贯彻了‘以猛治国’的方针，巩固了朱家皇朝的统治。”尽管如此，读《朱元璋传》，内中展示的随意诛杀官员乃至百姓的作为，仍让人触目惊心。在这一点上，吴晗仍坚守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史德。

　　对于毛泽东要把朱元璋“写得好点”的建议，吴晗虽然做了小幅的调整，仍很难得出朱元璋是个好皇帝的结论。只是在结尾的总体评价中，吴晗才运用当时人们熟悉的两分法，宏观上将朱元璋做了一番肯定：“和历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较，朱元璋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绩在于统一全国，结束了元末20年战乱的局面，使人民能够过和平安定的生活；在于能够接受历史教训，对农民做了一些让步，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兴修水利，推广棉花和桑枣果木的种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区，允许农民尽力开垦，即为己业，大大地增加了自耕农的数量；在于解放奴隶，改变了元朝贵族官僚大量拥有奴隶的落后局面，增加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于严惩贪官污吏，改变了元朝后期的恶劣政治风气……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的，有利于社会的前进的，是为明朝前期的繁荣安定局面打了基础的，是应该肯定的。”

　　最后，他对朱元璋下了这样的定论：“ 如上所说，朱元璋有许多功绩，也有许多缺点，就他的功绩和缺点比较起来看，还是功大于过的。他是对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的前进起了推动作用的，是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个比较突出、卓越的人物。”

　　五

　　1965年2月，这本吴晗费了很大心血修改成的《朱元璋传》，终于再次由三联书店印出，可时间距前次出版已过了10多个年头。对于素称快手的吴晗来说，个中意味大约也颇难一一道明。

　　该书出版后，由于文笔生动简练，史料扎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当然，吴晗首先会给毛泽东送上。虽然与毛泽东最初提意见、建议相隔很久，但毕竟尽最大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做了调整，所以，毛泽东也表示了赞许。可以说，在中国史学专著里，受到毛泽东如此直接和深入影响的，《朱元璋传》大约是首选之作。

　　当然，这部书仍然是吴晗的著述。作为一个受过严谨训练的明史专家，他还是对毛泽东的建议做了长时间的思考，而并不贸然落笔。这从毛泽东提意见后，此书久久不能修订出来的过程可以看出。虽然有毛泽东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应该肯定和写得好点的意见，可吴晗仍将朱元璋暴虐的一面写得相当充分。对他大量杀人，大兴文字狱，运用特务手段威慑人民的行为，仍一一运用史料，予以展示。这也保持了作为历史学家的自主认知和判断。这也许是《朱元璋传》在数十年之后，仍然能作为史学专著立住脚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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