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申酉供词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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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申酉供词摘录

〖编者按：王申酉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即毛泽东逝世当天被捕。这是他在狱中
所写的“供词”的部份摘录，“供词”原是给他女朋友的信的回忆，后来成为他被
判处死刑的主要依据。〗

    我在１９７６年９月７日到９日写了一封给恋爱对象的信，其内容据回忆如下：

◇　提纲

⒈开场白
⒉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
⒊对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
⒋对苏联历史的看法
⒌对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与对毛主席的看法
⒍对中国目前现状的看法
⒎对双方（我与对方）关系的看法
⒏对双方关系前途的估计。（实际写出时，顺序是有颠倒，标题是有改变的）。

注：在原文中，第⒌点是用攻击性字眼指向毛主席的。另外第⒎和第⒏点没有来得
及写。以下是原信的回忆。（Ｓ．Ｄ是对方名字的拼音缩写）

◇　开场白（略）

◇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我的世界观（略）

◇　对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国历史的看法

    ……

    从１９３７年起，中国经历了八年抗战，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这场抗战中发挥
了力量，建立了民族的功劳，但各自起的作用的细节，我并不了解详细，没有发言
权。这里想提彭德怀的“百团大战”一事，这是因为彭德怀这个历史人物在以后的
党内历史中又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彭德怀抗战中任第八路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实际
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副总司令，他曾在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百个团左右的八路
军与日本侵略军进行过英勇的战斗，严重地挫败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抗战的胜利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民族功勋，当然也给八路军本身造成了不可忽视的损失。这场威
振中外的战斗大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军的威风，受到了举世的称颂，连
蒋介石也不得不发布嘉奖令。不论怎样，这场战斗发生在民族矛盾占中国社会统治
地位的时期，是有进步性的，应为历史所肯定的。但毛主席当时却批判这次战斗，
在党内发表谈话批判，提出这场战争消耗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的力量，在日军面
前暴露了八路军的主力和动向，从而吸引日军把军事压力增加压在共产党身上。毛
主席的想法显然是要尽量保存党的武装力量，以此用来为未来的内战作更好的准备
。他没有看到彭德怀的军事胜利大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增强实际战斗能力，
从长远看并没有、反而会增强党的武装力量。关于这次历史事件过去我从未在书上
读到过，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从大揭发材料中了解了这件事，看到了毛主席的关于
这件事发表的谈话，毛主席与彭德怀的矛盾的历史渊源还不止这点，但这点也许最
大。

    ……

◇　对苏联历史的看法（略）

◇　对１９４９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看法

    ……

    １９５８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为党内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种子，甚至为八年后的
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大分裂，埋下了祸根。因此，１９５８年是考察建国后我国历
史的极关键的一年。

    １９５８年初的中国经济形态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但是毛主席当时却
不顾中国的现实历史条件，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也就是说，将大致相当
于村或几个村的高级社扩展到相当于乡或几个乡规模的公社，提出政社合一的一元
化领导办法。从经济形态上说，是把核算范围改为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
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单位上升到公社一级，否则无法显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
越性。事实上，后来经济成本核算连公社一级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调、共产风，
各种舆论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共产主义就在眼前了。农村实行了生产不计报酬，吃饭
不要钱，家庭经济也取消，货币经济也濒临取消。我当时正在初中念书，政治老师
们向我们讲解《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的语录，与我们一起畅想共产主义即将
到来的景象。

    在工业方面，毛又提出，一个钢铁，一个粮食，有了这二个就什么都好办了。
结果各行各业都大炼钢铁，甚至从农业中抽调大量有生力量炼钢，严重打乱了国民
经济各部门的均衡比例。钢铁是从１９５７年的５３５万吨发展到１９５８年的１
，０７０万吨，到１９５９年又翻了一番，达到令人可疑的１，８００万吨，但其
他部门的损失则是极为严重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口号是提出来了，十五年赶上英
国的口号也提出来了。但是，结果是什么呢？

    人们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了１９５９年就开始显露其祸害
了，只是还没有被大多数人看出罢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发表意见。独
有那个热血老人彭德怀不仅头脑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无畏的勇气，不顾
高龄，奔波到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实地视察，把灾难性的经济形势
与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写成了长篇的万言报告给毛主席，结果在庐山会议上酿成
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成了党内分裂的导火线。彭德怀并没有搞阴谋，而是通过
正常途径写信给中央，也没有在信中追究个人责任，还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中国当
时困难的经济形势，要求采取措施改变过来。彭德怀在写信前曾说过，拚着这身军
装脱掉也要干一下，可见他是置个人政治生命于度外站出来的。毛主席看了后果然
勃然大怒，用列宁骂普列汉诺夫的话大骂彭德怀。刘少奇、周总理、邓小平是同情
彭德怀的，但没有办法，结果毛撤了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改派林彪任国防部长
。

    彭德怀的劝告丝毫没有打动毛的心灵，反而更使他下决心按原来路线做下去。
毛搞了个关于彭德怀反党集团的决议通令全党，在全党掀起了一场反右倾机会主义
的斗争，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再没人敢说话了。全国刮起了浮夸
风，什么稻米亩产上万斤，甚至几万斤也上了报。可惜我当时还不太懂事，因此不
能详述当时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经济笑话。总之，这场经济灾难象一匹野马一样在毁
灭性的路上狂奔，到１９６２年眼看要摔到万丈深渊中去时，才算被缰绳勒住了。

    三年后，彭德怀又写了被称为翻案书的信给中央。三年的国民经济困难使１９
５７至１９６２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许多指标没有完成，从１９６０年起甚至再也无
法向国内外公布国民经济完成的具体数字了。工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通货膨胀
十分严重。究竟这三年造成的经济破坏达到什么地步，让历史学家们去写吧。这里
要提的是１９６２年的中央、省委、地委、县委的七千人干部大会，这是党的历史
上空前规模的干部大会。矛盾已充份暴露了，再也无法掩盖了，全党聚在一起评价
这三年灾难的状况，讨论解脱的办法。毛在会上是处于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为
他说话。刘少奇在大会上谈到当时中国的经济形势是“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提
出这三年经济困难的根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从中央到省地干部在他的启
发下都谈出了真实的各地情况与个人的意见。

    党中央面对这样的局面，采取了许多从历史上看是正确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
决定废弃三面红旗的口号，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
方针，并规定１９６３—１９６５年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采取“调整、巩固、充
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从１９６６年起再搞第三个五年计划。毛也同意将农村的
经济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一级，实际上回复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况，只是为了顾
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称。但以后的历史学家要作公正的评论的话，只
能这样认为，三面红旗是失败了，是一场历史的悲剧。毛这时读了点马克思主义的
政治经济学的书，读了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多少认识了一些问题
。不过他指责各地干部们不懂价值规律，要求大家学点政治经济学，还特别介绍了
那本价值不大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给大家，并作了一些评注。我想，如果他在
１９５８年注意到这些问题，就不至于提出搞人民公社化运动吧。

    另外，为了团结党内外群众一起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度过难关，党中央还在
党内恢复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名誉。邓小平公开说过，
反右倾百分之八、九十搞错了。在党外，也摘了一大批１９５７年带上的右派帽子
。在一些传达到全党的文件中对三年国民经济困难作了比较客观的估计。甚至在拿
定息的资本家中，也允许他们借神仙会之类的形式谈看法，揭阴暗面。党内外民主
有了不少气氛，人们被允许说话了。如果党好好干，带领人民好好干，中国还是有
前途的。

    党中央工作从此以后主要由刘少奇、邓小平主持，国务院是由周总理主持，毛
主席则不大管具体中央工作了，在全国视察、游历，并让林彪抓好军权。他在６２
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口号，显然他是仍不
愿承担三年经济困难的丝毫责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并要各
地干部到各地向人们传达他的这个意思。刘少奇真在湖南这样做了，结果犯了一项
大罪。

    ……

    毛主席在１９５８年的做法，是无法解脱历史的评判的。当时中国一片和平建
设的景象，又刚经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高速度经济发展，并没有为他的做法提供
客观的辩护因素。而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现成的，苏联建国初期短期的空想社会
主义实践造成的历史教训也是现成的。还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特别在１
９５９年苏联是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劝告的。党内以彭德怀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见
。所有这些都为评价他在１９５８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观的基础。

    从１９６３年开始，党中央又提出在全国展开一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使人想起苏联的情况。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向资本主义势力作让步，是为了准
备条件进攻资本主义。我党中央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开来，
也不能不采取了许多向资本主义让步的方针政策，如“三自一包”等，这归根结蒂
有利于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很难避免这样做。而一旦经
济恢复过来，搞社教运动向资本主义势力进行反攻也同样正确。只是刘少奇的目的
是进一步整顿由于三年经济破坏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经济瘫痪状态，消灭城乡自发
资本主义的势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由于周恩来总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
因而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他们早晚也要打倒总理的，只是经过几次回合没有成功
，后在去年下半年提出评《水浒》时才公开打出信号。林彪在主持了军委工作后，
最大的任务就是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以为未来的党内斗争作准备。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了三年左右，并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就寻求另一种形式，
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你我都亲身经历了这场运动，对于运动的发展过
程就不必多谈了，我所要着重谈的是从理论上粗浅地勾画一下这场运动的历史背景
、经济根源。

    既然，党内大分裂的最近渊源出在５９年庐山会议的彭德怀身上，文化革命的
导火线就由江青出马在上海通过张春桥物色到姚文元在《文汇报》刊登了《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点起来。此文由毛泽东指明，好处在点了吴晗的名，但未打
中要害，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毛在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
。但此文并未引起人们注意。彭真搞了１９６６年的二月提纲，只把这件事纳入学
术范围讨论。北大文科起劲地翻阅上千万字的海瑞资料，没有想把事情闹到政治问
题上去。碰巧北大哲学系总支书记聂无梓在１９６４年秋开始的北大社教运动中与
北大党委书记陆平有矛盾。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轶欧的直接指示下在５月２
５日贴出了《陆平、宋硕、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把火烧
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康生在６月１日向全世界广播了这张
大字报，于是文化革命拉开了序幕。

    我起初对这场斗争性质认识极模糊，以为不过是个人之间争权夺利。学习了马
克思主义理论并用它来思考事情的本质后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错误的。这场斗争的
性质归根结蒂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世界观和路线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
。争论的问题的焦点仍在于那个老问题：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何种途
径达到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
本质区别。

    毛泽东在１９６５年５月７日写给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体、
形像地描绘了他关于改造社会的蓝图，这封信最好不过地集中反映了他的世界观。
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会应分割为一个一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共同体——公社。在这
个公社中，工人、农民、战士、学生不应有严密的分工，都既要学工、又要学农、
学军，还要从事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即批判资产阶级。这个公社的生产方式是
集体性质的，交换主要发生在内部，因为现实中的农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因而这
样的公社显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当然它也与外界发生物质交
换，但只是与国家交换，彼此之间是不发生交换的。不过根据现时的实际情况，这
种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只占很弱的比例，公社内部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多半是采取
实物形式分配的。毛泽东在信中又只字不提这种集体生产方式需要用大机器进行物
质技术改造，自然根据每个人要从事不同行业的劳动这一点来看，公社社员是不会
被要求从事大规模的分工的协作的。既然生产方式是这样的，那么人与人的关系必
然由这种生产与交换及分配方式决定是封建家长制性质的。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活动
，唯一就是批判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来源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结
果这样的公社自然会尽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换、货币经济的侵蚀作用，而每个公社
社员又由法律规定是无法脱离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传土地上，从事各种劳
动，并且永远保持固有的生产方式没有任何改变的希望。这样的村社历史上曾经出
现过很长一段时间，如西方的克兰制、马尔克公社，东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社。不
过，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这种公社只是东方专制主义制度的社会基础，只会
造成农民永久性的野蛮、落后状态，丝毫没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

    毛泽东在工业方面的创造，是１９５８年提出的《鞍钢宪法》，即二参一改三
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
人员三结合。在这里，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分析是不太困难的。这里不谈了，只
是顺便提一下。要谈论生产，就要抓住生产、交换和分配问题，而鞍钢宪法都没有
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当我们考察历史人物的作用时，当然不是根据他自己谈的看法为标准，而是根
据他的实际行为，不能根据他的个别言论判断，而是根据一贯的言论、著作和实际
作为。在林彪的指示下，叶群、吴法宪在江省太仓县洪泾大队蹲点搞了一个典型。
（正是毛泽东关于改造社会蓝图的实际例子），在１９６７年中起作为样板向全国
推荐，其中特别宣传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年妇女顾阿桃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

    如果学习马克思主义只限于书面的概念到概念，不接触现实社会，那么只会变
成学究书呆子，甚至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当时，我还不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正确性，根本就不懂。但预感到叶群搞的那个样板将是今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缩影。
为了能先接触、适应一下这种社会制度，就主动报名与班上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一起
去洪泾生活了半个月，实地体验生活。现在，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回顾这些日
子的见闻，是很有启发的。那里的社员们一天到晚在搞斗私批修，无论同访客们作
的大规模讲演还是生产队会议，甚至在家庭会议上，都在搞斗私批修。所讲内容无
非是头脑里产生了私心，如何通过学习，即林彪所说的“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后
“立竿见影”，战胜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贯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骗
子。在他看来，“一担粪，是挑在大田里，还是自留田里”，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原则区别。在他看来，只要在人的头脑里强制灌输某种道德教条，就能
产生社会主义的意识，从而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了。在我读过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
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
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
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
结蒂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
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如果说林彪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质利益，那么他
那套粗陋的原始共产主义谬论只能从原始的基督教义中寻找根源。顾阿桃是个文盲
，连字也写不来，据说原先是个充满私字的普通社员。后来在叶群等培养下，用图
画来表达自己斗私批修的情况。可见，林彪的教义只能从最落后的社会阶层中找到
微弱的基础。而后来林彪一倒台，顾阿桃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对于经济关系变革的观念，他在上层建筑也采取了相应的办法。１９６
８年１月从上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在各省市自治区建立了军事专政，基本上类似
于秦始皇的郡县制度，以适应经济基础。

    ……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过去后，迫不及待地制定
了一系列方针、制度，如《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技工作十几条。召
开全国托拉斯会议准备大搞托拉斯企业等等措施，都无非为了一个目的，让价值规
律起最大的历史有益作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无疑，所有这些，历史都
会作出肯定的结论。

    从上面的简略叙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有深刻的社
会根源的。两种性质对立的世界观、路线在党内历史发展中，在民主革命阶段没有
什么大分歧，在１９５６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从１９５８年公社化运动后发生了
不可调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时期就成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点也许
仍可以列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应通过何种途径达到社
会主义？

◇　我对毛主席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第五部份谈了不少，这里不详述了。坦白说，我根本没有
资格也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和理论能力来谈论对他的看法。只能说，我对他的世界
观，他的改造世界的蓝图，他的一切言论（在文化革命中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从他青
年时直到文革中的未公开刊行的著作）和作为的极肤浅的了解，只给我头脑中留下
很浮浅的轮廓。他出身在一个农民家庭，求学前又参加过农业劳动，但后来在湖南
省会长沙一师的求学时期学习了大量有益的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热
血青年狂热地学习革命的道理，刻苦地锻炼自己的体质和意志，在一师发起了组织
《新民学会》这一革命团体，并投入了反对封建军阀政府的斗争。他青年时发表的
不少文章曾激动过我和许多青年的心情。我和不少青年学生积极卷入文化革命的政
治运动在不小程度上是出于对青年毛泽东的崇拜——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只是我
们曾好久弄不明白，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地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
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当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为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
神桎梏。

    他在长沙一师毕业后做一个小学的校长，但仍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不久成为职
业革命家，去北京、上海等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活动。在北大图书馆作管理员时，
在馆长李大钊的启发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后来与一师时代教师杨昌济的女
儿杨开慧结婚（她后来被湖南军阀何键杀害）。１９２１年７月，与各地共产主义
小组的另外１１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的代表（苏联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此前结识了周总理等人，曾在上海南市区半淞园路地方送他们去法国勤工俭学。
人们也请他去，他认为国内的事够多值得研究了，故没有去。这实在是一大缺憾。
在１９２７年前的国共合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的官员。１９２７年“四·一二政
变”后，他转下地下，九月份在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从此直到解放，基本上一直在
农村工作，与农民打交道。

    由于出身与革命的大部份时期在农村，使他对农民阶级十分熟悉，了解他们的
生活条件、他们的经济要求，因此他能成功地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他对农民经济
状态作过调查，但调查报告没有收入毛选。此文以前偶在一家旧书店读到过这份报
告，也是很简单的，没有作归纳、整理、分析，故没有实际的文献价值。他在工人
阶级中的活动，在文革中听说去过安源煤矿几次，但具体的活动情况不知道。

    总之，我还没有看到过他对于中国经济形态（无论是农村或城市工业）具体分
析的文献，甚至解放后他在领导中国实行重大的经济变革时期，也没有发表过这类
著作。作为领导这样大的国家的政治领袖，不对国家的经济作历史和现实的详细考
察，要领导好国家的建设是很难想象的。从他对社会改造所表述的理想蓝图及实施
的方针来看，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历史必然性及其向社会主义生产
方式过渡的历史条件的认识是很不足的。很可惜，他没有去过西方实地考察一下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解放前也大概没有去过国内某个现代化工厂、大银行
考察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状况，这恐怕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少影响。他
一生只在解放后出国二次，都是苏联。１９５０年去订中苏友好同盟条件，１９５
７年去庆祝十月革命４０周年。

    林彪的出身与人个经历是更单调狭隘。中学毕业后去黄埔军校读书，才几个月
就和北洋军阀打仗，南昌起义时是个连长，以后一直在军队里混，由于党是靠武装
斗争才能存在，他才能上升较快。从能阅读到他的全部作品中来看，绝大多数是军
事著作，除此以外便是狂热吹捧毛泽东的文章，对除军事以外其他领域的东西大概
全是一窃不通的。他鼓吹的唯心主义的教条，鼓吹精神因素的决定作用表明他的世
界观与马克思主义是截然对立的。他在政治上只会搞阴谋诡计，只学政变经。１９
７１年９月１３日事件遭丧身之祸后，为全国、全世界人笑骂，我从未听人真心讲
过他一句好话，他将像赵高一类人那样遗臭万年。死后被揭发，他搞过《五七一工
程》政变纲领。不知他死的谜几时能够打开。

    刘少奇出身大地主，中学毕业后投身政治运动，曾去苏联留学，在莫斯科入党
。他在安源工人中活动了较长时期，后在党内也长期担任工会工作、白区工作，与
城市、与工人接触较多。

    周总理出身在浙江一个没落贵族家庭，在天津南开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后来与
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１９２２年成立中共旅欧支部，他曾去
好几个西方国家活动，对西方了解很深，国共合作时期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国共分裂后他在２７年８月１日组织南昌起义。周总理其人，无论从才能、智慧、
人品，还从毅力、精力来说都是举世敬仰的。他与毛泽东的分歧在近几年中不断扩
大，在他临逝世以前，双方的矛盾无法弥合，几乎差点就完全暴露于世了。

◇　关于近二年来党内斗争状况

    我是抱着十分灰暗的心情提这个问题的。由于消息来源很少，有些不一定确实
，故只能作你参考。我当然力求从历史的渊源谈，根据尽可能可靠的事实谈。由于
这场斗争关系着我党我国今后的前途、八亿人民的命运、世界政治的风云，我们作
为普通的百姓，虽然没有丝毫力量去影响这场斗争的结局，只能袖手旁观，但实在
因为这场斗争到了十分激烈、致命的时刻，稍有一点热血的青年都应关心一下。如
国家完蛋，党完蛋，个人还有什么指望？在林彪垮台以后，毛主席曾一度打算培养
姚文元作接班人，但犹豫了一段时期后放弃了这个打算，原因有种种，我不能乱说
。但可提一点，姚是复旦大学旁听生出身，典型的知识分子，很难设想会被选中。
后来就看中了王洪文。毛主席在１９６７年在上海与王认识并长谈了二次，并目睹
他批砸了“联司”，这成为王洪文后来政治地位迅速上升的起因。王农民出身，参
军入党复员后在国棉１７厂当人保科干事，他的农、兵、工经历成为他的一张王牌
。１９６８年２月江青、张、姚在怀仁堂得罪了二位老帅，二位副总理（陈、叶、
李、谭），王未介入，故王能上升得更快，九大成为中央委员，十大当上副主席。
大概到１９７４年下半年的时候，毛主席选定他当接班人，一起接见了几次外宾，
其中最有名的是法国总统蓬皮杜。但据传说出了洋相，他伸手时，外宾不理睬他。
故从此又丢开了。林彪势力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３年间从中央到外地被清洗，换
上了起先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这是默默进行的，但步骤是稳定的，在江西的中央
办公厅干校隐退了几年的邓小平回到了中央。

    总理在１９７２年得病，这是中国人民的大灾难，他选定了邓小平继承遗志，
这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也许是总理一生最长久最亲密的战友了，在半个世纪前的
２０年代初就相识并一起留法勤工俭学，当时一起的有李富春、蔡畅、蔡和森、陈
毅等人。在法国成立了中共旅欧支部。邓小平学识渊博，人们称他为“百科全书”
。个性光明磊落、生性耿直，工作有魄力。总理每次出国访问，全由邓小平任代总
理，代管国事，事实上是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又是党的总书记，统管着全国党的组
织、人事，组织能力极强。当老干部们在全国各地代替林彪势力执政后，邓小平来
京是有稳固基础的。

    不过，邓小平执政前就经历了一场斗争。１９７４年初，发动了一场“批林批
孔”的运动，一方面固然为着肃清林彪的影响，因为林彪一直以极“左”的面目出
现，他的余党江、张一伙总感到极“左”派帽子像头上的疮疤，别人一骂就痛在自
己头上，故要通过这场运动把林彪搞成极右派，再把矛头引向总理及一大批中央到
地方的老干部。另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法家人物，把总理打成“儒”家。到了１９
７４年年中，就掀起一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史的学习运动。上海市委在动员报告
中明确说明，学习法家著作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就是说秦始
皇的统治法制对他们的统治有现实意义。从孔老二到董仲舒、司马光等一大批儒家
人物被大肆诋毁。当然，宣传历史斗争纯粹是为现实服务的。不过这种舆论听众甚
少，到年底就逐步沉落下去了。毛主席让邓小平出来，但斗争还是在进行。

    １９７５年１月，邓小平任副总理，党中央副主席，国防部总参谋长，党政军
有了权。只是八亿人还无法想象这位在文革初期横遭污蔑的人物后来竟会那么不顾
个人委曲、极有魄力地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来。李先念副总理也明显突出，与邓副
总理交替出来接待外宾。李副总理同样是总理五十多年的老战友，在总理手下当了
长期的财政部长。文革初期，林彪一党操纵“五·一六”等一帮爪牙，捏造李副总
理当过叛徒的谣言，罪恶滔天。我６７年年中去北京时亲眼目睹长安街上炮打他的
大批标语。后来总理亲自出面保护，斥责那帮家伙对别人政治生命不负责。因此，
我总感到形势不错。加上叶老帅任国防部长，更使人感到安心。四届人大的国务院
名单上，不少都是总理的老同事、老部下，几十年来是忠实贯彻总理路线的。我作
为教育界里呆了多年的人，看到周荣鑫任教育部长，特别高兴。他跟了总理二十多
年，长期任总理办公室主任，上递报告、下达文件的必经渠道，是总理的心腹的心
腹，由他任教育部长，教育事业是有指望的。我读过总理５０年代初代表中央作的
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使我极为感动。总理在中央一向分工管知识分子工作。因此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可能贯彻总理的路线，能改变文革造成的灾难性局面。

    １９７５年３、４月，张春桥、姚文元突然亲自出面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
面专政》，《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提出了所谓“林彪一类”的概念，把
极“左”派脸谱描成极右派，把矛头对准总理，攻击其一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
很容易”，攻击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方针。

    １９７５年５月，邓小平在一次工业会议上公开唱对台戏，提出限制资产阶级
法权要有物质基础，并着手抓起工业问题来。这一个月，在他极有魄力的指令下，
在极短时间内就打通了全国长期被阻塞、干扰的铁路交通线，保证了全国交通命脉
的畅通，为恢复工业建设创造了极有利条件。

    １９７５年６月，毛远新在辽宁炮制出所谓“朝阳经验”，与清华的迟群一吹
一唱捧为全国大学教育革命样板。上海宣传机器也遥为呼应，广为宣传。但是上海
闻风未动，在高校里被人们暗暗地冷嘲热讽。全国各地响应极少。

    １９７５年７月、８月、９月，这三个月中中央形势大变，起因是江青事件。
３０年代上海滩上末等黄色电影演员（职业是话剧演员）江青为了为自己树碑立传
，在国际上建立声誉，为日后“大业”作准备，就与一个美国记者谈了几次话，叙
述个人生平历史，内容极为下流，还努力吹捧自己在文革中的特殊功绩。结果该记
者写成了书在国际上发行，销路极好。主席听了后大怒，急令中国驻美联络处用外
汇高价收买该书版权。并发布中央文件，对江青问题作了三点决定。文件只传达到
省军级。但国际间偌大一件丑闻怎能堵尽天下耳目？这事在国内也不胫而走。江青
一下子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邓小平对庄则栋、马天水等明确指示，以后一切工作
不要向江青、张春桥请示了。王洪文、姚文元灰溜溜回上海活动，只想稳固老巢的
阵地。国庆节王洪文缩在上海过。

    周荣鑫为了打开教育界的死气沉沉局面，授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此人
文革前就是该校党委副书记）写信给主席。信由周荣鑫转邓副总理，再转给主席。
主席大怒，但当时形势不利，暂时按捺了下来。

    １９７５年９月，陈永贵副总理提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向二级所有
制过渡的问题的报告后，主席批示“请各路诸候议一议”，要邓副总理召集各省市
负责人讨论该报告。邓小平召集了１２个省市自治区（上海、辽宁不在其内）来京
，在京西宾馆开了十几天会。邓小平、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吴桂贤五位副总
理出席，邓小平讲了三次话。会开到十月份才结束。周荣鑫受患病住院的总理委托
破格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意义十分重大。实际上远不只讨论了陈永贵的报告，而
且讨论了全面整顿全国一切工作（九大方面）的题目。１２省市的领导全是老干部
，全面揭了各方面存在的问题、矛盾，大家表示要下定决心“高举骨头”、“不怕
第二次被打倒”，来收拾全国“积重难返”的灾难性局面。邓副总理十分清楚全国
各行各业的灾难性局势，指出再不“扭”转局势，“我们大家全都得完蛋”。邓副
总理还表示要“赌咒发誓埋头踏踏实实干它２０年”，还向中央表示，不迅速扭转
局势，就集体辞职请罪。

    ９月初，全国学大寨会议在昔阳县召开。华国锋副总理作了长篇报告。邓副总
理也作了报告。值得一提的是，他两次离开了讲稿，指出这次会议的意义可以与１
９６２年“七千人大会”的意义相比较。这是极为意味深长的。大家知道，七千人
大会是全国人为灾难性局势向形势改善转变的关键。邓副总理明确暗示文革造成了
灾难性局势。

    毛主席看出了由于江青事件，形势极为不利，邓小平批判江青，而且把钻进国
务院搞破坏活动的张春桥丢在一旁，王洪文、姚文元溜回上海，中央到各地的老干
部们逐步围绕团结在总理正确路线的周围，呈现出一派热气腾腾的局面，而自己身
边则十分冷落。左思右想，想出用《水浒》作题目，在八、九月间发出了开展评《
水浒》的运动。指示发表《让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社论，把矛头直接对准总理，
指出这是我国思想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问题的焦点是：主席指责宋江“屏晁盖
于一百零八人以外”，并去受“招安”当投降派。

    读过《水浒》的人谁都知道，宋江上梁山后从未想屏晁盖的意思（至于他受招
安等事姑且不论），他一上山，晁盖就提出把首领位置让给宋江，宋江坚决不受。
晁盖再三让位，宋江拼命拒绝，并表示晁盖再不收回这意见，就要下山不来了。在
吴用、林冲等人一致劝导下，晁盖才收回了辞让之意。二人在梁山上相处一直十分
和睦，宋江绝无卑视晁盖之意。后来晁盖在作战时，被地主武装的头子史文恭射死
后，宋江大力为他报了仇，最后被众人推为首领的。况且，晁盖活着时，梁山好汉
总共不过几十个，远未达到１０８人，故要屏也不会屏在一百零八人之外的。可见
主席借批林批孔、借搞儒法斗争来整总理都没成功，极不得已，只能捏造小说的故
事情节来打倒总理，实在太计穷智尽了。

    然而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奋斗、工作了半个世纪的总理，直到身患重病躺在病
床上，仍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为国家为人民操着心，派周荣鑫部长去宾馆出席会议
，不断听取会议情况汇报并作指示。另外又指示七月份去科学院工作的胡耀邦搞一
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委托邓力群起草《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还
指示搞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件》，亲自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总理还感到我
国当前教育战线上处在奄奄一息的严重局面，特别要求周荣鑫部长加紧工作。在总
理指示下，周部长召开了全国性或北京市各教育系统的干部会议或座谈会，讨论面
对的局势和改善的办法，准备提出关于教育问题的文件请中央批发。

    十二省市负责人会议结束后，各地负责人分头回各省，召集大规模干部会议，
传达总理指示及邓副总理的报告精神，并讨论具体贯彻执行措施。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１月，主席加紧评《水浒》的运动。鉴于更严重的利害
关系，主席被迫赦免江青，重整旗鼓，开始反击，先从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搞
起。发了一个中央文件，提到主席的批示说，刘冰的信表面上攻击迟群，实际上矛
头是对准主席的。信是由周荣鑫授意写的，经周和邓小平转主席，而不是直达主席
。中央文件点了周荣鑫的名。从１１月起，我校发了大量周荣鑫的报告和言论，也
掀起敢教育革命大辩论，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

    １０月份，在总理关怀下，中央召开计划工作会议，邓小平根据总理指示，强
调要把文革中下放到地方的大企业收回，由中央统一管理。王洪文、张春桥等指使
人唱对台戏。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上海加紧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我校发下胡耀邦关于科
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叫大家批判。后来发下江渭清（江西省委第一书记）在南昌三级
干部大会上传达的中央负责同志（未点名，大家立即猜到是邓小平）的报告，要大
家批判。这个报告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在９—１０月召开的十二省市领导同志会议上
作的三次报告的内容。

    上海报纸上大肆宣传所谓批判“奇谈怪论”，主要就是上述一些人报告的内容
。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总理逝世，全国陷于一片悲痛之中。但上海报上无只字
反映人民的悼念心情，人们纷纷自发组织召开悼念大会。１５日召开中央的悼念大
会，邓小平作悼词。人们感到茫然。不久上海街头和复旦校内出现要求张春桥任总
理的标语，各单位狂势进行评《水浒》的运动，到处都是关于宋江的漫画，极度丑
化宋江。我校编印了关于宋江的所谓罪行的材料让人样批判。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
知道，当时关于江青的丑闻在广为传播，批宋江的矛头是对准总理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
深入》的关于清华大学大辩论的报导，显然是迟群按主席意思搞的。此文的矛头明
确指向邓小平和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在文革中被整的干部。上海掀起了相应的批判势
头，但全国大多数省市闻风不动。复旦、师大校园大开，接待大批单位的大规模参
观活动。同时，张、姚等在上海再次加紧搜罗亲信，物色爪牙，摆出一副夺权架势
，准备去北京大规模改组中央、政府机构。

    我听得中央文件说，叶剑英因病解除了军委主持工作，心中万分难受。经证实
后我在人民广场彷徨了一个黄昏，无法平静。

    １９７６年３月，中央文件传达主席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至１９７６年１月关
于批邓的讲话１２条。全国各地被迫搞起批邓运动。但尽管总理逝世，还是决定要
打倒总理（总理过早逝世的原因一直是个谜，人们相信是有疑问的。因为１１、１
２月份就掀起搞周围荣鑫、搞邓小平的黑风，仿佛知道总理即将逝世似的）。

    ３月５日，文汇报在纪念雷锋的报告中，删去了总理对雷锋的评语（外省市皆
未删），３月２５日文汇报在一篇批判文章中，公然写道，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把不
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后者谁都知道指邓小平。关于前者，矛头对谁，也不言自
明了。文汇报社电话铃声及访客不断，询问背景。此事引起了全国民愤。南京街头
贴出大批标语“揪出文汇报３·５和３·２５事件的后台”，常州、无锡也如此，
许多沪宁线上的来车用柏油刷类似的大批标语。上海各处反复刷出悼念总理的标语
。

    同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强制进行，国务院好多副总理
和部长都被攻击、批判。在复旦大学出现了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漫画和大字报。有许
多迹象表明，矛头在集中在总理身上。

    １９７６年４月，这个月的大事是震动世界的。由于南京事件闹大，月初中央
发布电话通知，声称要追查南京街头大标语的背景，不许再搞张春桥。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人民自发组织起追悼总理的群众性活动、集会。南京雨花
台也召开大规模追悼大会。上海市委预作布置，关闭了烈士公墓。在首都则爆发了
震动世界的天安门广场事件，详细过程不清楚。但从各种传说中看出，场面是够伟
大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自发集会，恐怕五四运动的场面也远不
及这样伟大。北京各单位选出最优秀的群众代表前去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总理，
向总理遗像鞠躬致敬，发誓继承总理遗志，发表慷慨激昂演说，散发传单，张贴标
语。悼念的花圈日以继夜送来堆积成一座座山。大的直径有五米，用铝作支架。许
多单位由领导亲自带队前来，全厂出动。从三月底开始，人们越来越多地拥来，无
数各地的来京出差人员也为这种场面所感动，积极加入。人们慷慨激昂陈词，歌颂
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歌颂他对中国人民立下的巨大功劳，数说他为中国人民安排的
伟大建设事业的宏伟蓝图，痛斥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无耻诽谤。同时也歌颂了
邓小平作为总理的亲密战友，忠实执行总理路线的功绩。广大人民群众还抬着陈毅
遗像进行哀悼，同时还追悼了杨开慧烈士，矛头直指江青。

    这是一幕多么悲壮伟大的群众运动的图景啊！

    中国，这个伟大的祖国，同时又饱受苦难的祖国啊！自１９５８年以来，除了
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约四年较正常的发展外，从人为的经济灾难到人为的政治灾
难经历了多么严重的创伤啊！一场动乱接着一场动乱，无休止地动乱着，而且张春
桥叫嚷要“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就是说要长期动乱下去。广大人民群众近
２０年来不得安宁，生产萧条、市场萎缩、商品稀少、社会混乱、前途渺茫，已到
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周总理，半个多世纪来兢兢业业地把自己高度的智慧、无穷的精力贡献给了中
国人民，在民主革命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中国人民立下了光辉的功劳。
但他人格如日月行天，江河经地，光明磊落，从来不想突出个人，不写什么传世的
著作，不树立个人的威望，把一切功劳都归给主席，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地把全部
力量扑在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上。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多次通过各种阴谋手段陷
害总理，想打落他的威望，打倒总理，总不能得逞。总理洞察这一切，却逆来顺受
，胸襟无比宽广，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任劳任怨，一直日以
继夜、夜以继日地、几乎无休止地工作着、斗争着，从来不知疲倦、不想休息，整
个头脑里考虑着国际国内的大事。直到病危，仍孜孜不倦处理着国事，指导着工作
，并且安排了能忠实继承自己遗志的战友作接班人。而邓小平受了总理嘱托，毅然
担当了重任，挑起了国家的重担。邓小平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侮辱，大多是
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曲。很少人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消沉，萎靡不振。但他
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同样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概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
来干，短短一年来就打开了局面，气象一新，中国眼看有了一线生机，中国人民眼
看能从无休止的灾难中解脱出来，然而……然而当总理遗骸的灰烬散落在祖国的大
地上、江河里还没有冷却，就遭到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陷害、攻击，他的事业
继承人就被无辜押上审判台，他的遗志也面临着覆灭的命运了。中国人民在总理的
灵前感到无穷无尽的悲愤、失望，中国处于十字路口。但中国人民已不再是愚昧落
后的人民了。

    这就是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历史背景。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历
史的光辉史册，激励我国今后世世代代人民继承这一斗争传统，为把祖国建设成为
一个极其伟大的、繁荣昌盛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到底。

    在王洪文指使下，一个政治小丑马小六指挥受蒙蔽的群众镇压了这场事件。当
然事情远不这样简单，让今后的历史学家去详述一切吧。但几十万人斗争的惊心动
魄场面永远留在人们心中，不会熄灭的。天安门广场上流满的鲜血不会白流。

    人们仍以各种方式悼念总理，例如，在事件以后几天，在上海最热闹的人民广
场和外滩升起了悼念总理的白旗，当然，在上海悼念总理是犯法的。升白旗的人立
即逮捕，抄了家。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被包围的广场里的人都受到了严格审查，失
去了自由，死难的人一概被定为反革命。但是，人们都背地里有声有色地流传着关
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消息。我在一家新华书店里偶然发现的橱台里面暗藏着不公开
出卖总理大幅遗像像片，买了一张，挂在写字台前面，每每有空就满眶热泪凝视着
。你决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深切地知道，即使总理健在能在党内
占统治地位，或逝世后由邓小平执政，彻底贯彻总理路线，我个人的政治生命仍早
已注定失去，成了政治上的牺牲品，绝无改善的希望；不过是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有了希望，这才是个人最大的安慰。在１９６７年初得知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卷入
了炮打他的运动，１９７３年底我第二次被审查结束时，在揭发别人的材料里加了
自己的想法，把张春桥痛痛快快地彻底咒骂了一顿。预定他不会有比林彪更好下场
。总以为自己早晚要离开上海，脱离他的魔爪，他要报复也抓不到我，谁知道我长
期不得解决问题，一直疑心他在捣鬼，不让我毕业走掉，我深知我一生的政治命运
，是不会有太平的时候。

    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在过几天的人民日报社论里，正式把“党内最大的”这个
桂冠第一次加在邓小平头上，使他的帽子成为“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而原先根据３月２５日的文汇报，是打算把这个桂冠加在总理头上的。

    当然，以后批邓的恶浪越掀越高，一切舆论工具都环绕着批邓，实际上环绕着
总理的路线进攻。我不想多谈这几个月的情况了，反正形势越来越叫人感到一片灰
暗，前不久印发了那三个文件《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叫人们无休止地
批判。这三个文件实际上全是由总理指示制定并提出修改意见的，其中凝结着总理
的最后几滴心血。而上面传达称，这是主席亲自指示要全力加以批判的。

    现在，形势已十分明朗，总理逝世，邓小平被撤职批判，叶老帅被解除军委领
导工作，一切舆论工具都掌握在姚文元一伙人手中，我国的前途在很长时期内将毫
无生机和希望。我常想，与其这样与国家一样不死不活地混日子，还不如当初能有
机会在天安门广场总理遗遗像前流尽最后一滴血算了。

    我已经和你谈过了我国的历史发展、现状。我们只有了解了历史和现状，才可
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个大致正确的估计，我想在这里描绘一下，因为这对我们
今后如何生活下去（不管双方关系发展如何）会有点客观的依据。在工业方面，由
于总理提出的将全国许多大型工矿企业集中到中央统一管理的方针被指责为搞“条
条专政”，今后这些工矿企业将继续隔绝起来，彼此失去统一的有机联系，纳入到
地方性区域里，这将加剧各地经济上的保守、割据形势，造成经济上的独立王国，
企业也不可能管理好。既然利润作为企业活动运行的杠杆作用被取消，生产管理事
实上处于混日子状态，成本核算最多只成为单纯的业务工作，不再为刺激改善管理
的手段了。今后在分配制度上将要搞平均主义，使青年工人失去劳动积极性，对生
产成果漠不关心，艺徒进厂也不会努力学好技术。根据王洪文的批示，青工将轮换
去农村参加一段公社集体劳动，在落后的生产方式中改造思想。商业职工也将定期
去工厂参加劳动。工业分工将走向取消。规章制度越来越松弛，劳动纪律将散漫起
来。

    在农业方面，将越来越衰退。生产队越来越保守狭隘，成为封闭性的自然经济
组织，分工进一步取消，医务人员参加集体劳动和分配，连教师也要半教半农，参
加集体分配，连商业部门的农村下伸店，也逐步由农民管理，取消农商分工。甚至
文艺工作者也搞“乌兰牧骑”式的花样，半农半演戏。在农业劳动内部，既然提出
了“菜农不吃商品粮”的口号，必须会有“粮农不吃商品菜”的口号，一切类似的
口号和措施都会出来，把生产队经济形态带到越来越原始、野蛮、闭塞的状态中去
。婚姻只在最小的范围内进行，因为自留地把人比世界上最牢固的锁链还硬地束缚
在土地上，少数相隔较远的夫妻，妻子必须经常来回奔波去娘家种自留地和收获。
农民的自私观念在这种经济形态里越来越严重。《列宁选集》第一卷，有一篇引述
索罗金俄国村社考察报告就描绘了这种自私心理。由于农村生产效率不会提高，会
相比工业品生产效率而继续下降，工农产品剪刀差会越来越大，农民将一直成为我
国最苦难的居民。

    在科技文教卫生方面，也将每况愈下。科学研究人员、教师、医生将继续陷于
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中去不得安宁，除此外还得去物质生产部门定期长期劳动，去
干校参加农业劳动。科研人员将不再去搞基本理论研究，教师将不教基本知识，搞
什么“用典型产品组织教学”。总之，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将永远处于心有余悸的心
理状态下混日子。而学生们在学校里将参加大量无益的政治活动，出校门搞大量的
单纯的生产劳动，文化知识水平将越来越低。青少年中流飞习气将更加蔓延。青少
年犯罪率将不断升高。今后我国高等教育将以毛远新的朝阳经验为样板。工科以上
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为蓝图，结果，理科综合大学就要被取消了。文科以社会为
工厂，也将取消。大学招生将主要靠开后门，出去招生的人口袋里有一张名单，而
招生地区也提出一张名单，协商解决。大学教师将成为社会上最动荡的职业，必须
与学生开门办校到各处，又要当普通工人、社员，又要去干校，搞函授……

    在文艺方面：将越来越枯燥，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将绝迹，代之以最没有思想
和艺术价值的粗制滥造品。文艺工作者将以“乌兰牧骑”为样板，取消专业工作者
，半工半演，半农半演……，总之，文艺将失去它固的价值，成为单纯政治灌输的
工具。

    在国际交往方面：物质、精神交往将被切断一切渠道。

    ……

    中国目前是处在解放以来最黑暗的时候，不知道何时会有尽头。历史看来在倒
退，但总会前进的。我既然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流血，那么就做一个历史见证人、旁
观者，待有机会时，把我们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记述下来，留给我们的后代，使我
们的后代在回忆我们的生活时，珍惜他们的生活，并启发他们更好地生活吧！

王申酉（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８日至２３日）


http://www.cnd.org/CR/ZK02/cr150.hz8.htm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