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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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上）

徐景贤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本刊　zk１４１２c　所载“我见证了张春
桥处理‘安亭事件’”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四章，被误植为第五章，特此更正。〕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张春桥处理完“安亭事件”回到北京去了，我在上海又感到彷徨
起来：我怎么办？我们市委写作班怎么办？……

　　张春桥在上海总共只逗留了两三天，我和他只在文化广场的后台匆匆见上一面，虽然
我见证了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的历史时刻，但我根本没有机会和张春桥深谈
，更不用说向他请示我们这个班子的去向了。即使向他请示，他也只能原则地回答：要到
群众中去，要和群众站在一起。这些话十月间他和姚文元在北京见到朱永嘉时就说过了。
当时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摸情况，总算见到他们一面，传回来了这样的几句话。
我很惶惑：什么样才算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呢？在上海市红卫兵接待站接待北京
红卫兵，或是在市委机关延安西路大门口值班，显然不能算到群众中去，连“安亭事件”
以后我陪同张春桥在文化广场接见工人造反派，也仍然不能算和群众站在一起，因为在别
人看来，我充其量只是张春桥的一名联络员。

　　何况，市委仍不断找我，一忽儿要我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去处理“漕溪北路”事件，一
忽儿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准备为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有时还要让我代表市委领导去文化
广场参加群众大会接受批判。我感到厌烦和苦闷，内心不愿再为市委做“挡箭牌”，可是
我一时又找不到出路。市委写作班的同事们和我一样，大家都知道闭门写作已经不能适应
外界风云激荡的政治形势了，可是我们怎么办？前景不明，人心涣散，历史组“罗思鼎”
小组的成员大部分回到复旦大学去了，文学组“丁学雷”小组的青年们也纷纷返回作家协
会，大家都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分头参加到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去。

◇　复旦红卫兵到市委写作班抄家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下旬，市委写作班发生了一件大事：复旦大学的红卫兵贴出大字报
，要求被市委派往北京的朱永嘉回复旦大学参加运动。复旦大学党委报告了市委，市委找
我，我就电话通知朱永嘉返回上海。胖胖的朱永嘉，江苏无锡人，原来是复旦大学毕业生
，留校研究中国古代史，又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总支委员，分管统战工
作和学术研究。一九六四年和几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师一起调到丁香花园，后来成为“
罗思鼎”写作小组的组长。当时，正值全国学雷锋的高潮，他们写作时就以雷锋的话“做
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为谐音，取笔名为“罗思鼎”。在张春桥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
“罗思鼎”小组为姚文元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做了许多工作。可是，现在复旦大
学的运动深入了，历史系的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批判系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旗帜，把矛头对准了朱永嘉。

　　朱永嘉回校后，历史系的红卫兵召开大会，批判他参加撰写的、用“罗思鼎”笔名发
表的《从“投献”看吴晗的“自我批评”》、《＜论清官＞质疑》等文章是“明批暗保”
的黑文，执行的是彭真搞的“二月提纲”的路线，并抄了他住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可是
抄不到什么东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一支气势汹汹的红卫兵队伍冲进武康路二号，要市委
写作班把朱永嘉的“黑材料”交出来。我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心想我们前一时期是张
春桥、姚文元领导的，怎么能抄家抄到这里来？我当然要对此负责，不肯交材料。红卫兵
看了我们贴在会议室里的批判市委的大字报，说你们写作班是“老保”，专门保市委。他
们拿不到材料，就冲上二楼去，把历史组的门强行打开，把朱永嘉等人的办公桌撬了，把
所有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原始材料装进麻袋扬长而去。

　　这样事情就闹大了。当时我们认为，张春桥、姚文元领导的市委写作班居然也成了抄
家的对象，而且来抄的是复旦大学的造反派“红革会”，这怎么得了！当天赶来的是郭仁
杰，他是山东来的南下干部，曾任复旦大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调去华东政法学院，
大批判过程中又调到市委写作班任党支部副书记和哲学组组长。他当时已从写作班返回复
旦大学，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中造反比较早的，与“红革会”关系非常密切，“红革会
”请他当了顾问。现在，复旦大学“红革会”冲到武康路造写作班的反，他也赶过来，对
我们说，你们应该支持小将的革命行动；对红卫兵，他也做一点工作，希望他们把抢走的
材料送回来。他表示：小将们来抄家事先他并不知道，复旦大学“红革会”也不太了解写
作班、朱永嘉等和张、姚的关系，意思是误闯“白虎堂”了，他想对两边做工作起一些调
节作用。我埋怨他：你一忽儿装红面孔，一忽儿装白面孔，但是你不想想，红卫兵把批《
海瑞罢官》的好多文字材料搞走了，我们怎么向领导交待？我担心资料里面有很多保密的
东西，随便搞走外泄，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件事报告了姚文元。

◇　姚文元来电保护“罗思鼎”小组

　　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应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迅速和果断：十一月二十九日，张春桥找
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商量，张春桥感到：名义上是搞市委写作班，整“罗思鼎小
组”，实际上矛头是对着他的。他们都感到事态严重，姚文元表现得特别激动，提出必须
马上表态。他们商量以后，决定由姚文元直接打电话给上海市委写作班。对此，我的笔记
本上有着当时的详细纪录：

　　“二十日晚，姚文元给丁电话（当时我对外都叫“丁学雷”），听说复旦大学党委顽
固地执行资反路线，搞罗思鼎小组，揪朱永嘉（注：姚文元不提红卫兵，只讲复旦党委）
。张春桥、姚文元非常惊讶，关锋、戚本禹十分气愤，戚本禹还说要到复旦来贴大字报（
注：这是电话原话）。有几个问题你记下来：第一个问题要追根的问题，你话要讲得硬，
追根就是应该追到本单位、本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才是根子。第二，去年十
一月份以来，《文汇报》的方向是正确的、革命的（注：因为《文汇报》搞了《海瑞罢官
》的批判，而现在复旦大学要批发表了“罗思鼎”文章的报纸）。第三，朱永嘉的问题为
什么要突然批判？要追根子就是想追到张春桥。（要我记下原话回答他们）你可以转告复
旦大学，整朱永嘉是错误的，我跟春桥同志商量了，复旦大学要追“罗思鼎”小组的根子
，你去告诉他们好了，根子就是张春桥，根子就是姚文元！我在北京，谁要揪，到北京来
揪好了！”

　　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期间听到的姚文元的一次最强硬的表态。因为当时复旦大学有些人
把贯彻毛主席意图、为张、姚服务的写作班子，说成是执行了彭真的错误路线，这使张、
姚怎么能够容忍？怎么不跳起来？同时，张春桥、姚文元还怀疑是上海市委的某些领导人
在背后策动这件事。所以，他们作出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整个中央文革的“秀才班子
”几乎都表态了，一致非常重视这件事。这在后来王力所写的回忆录里也有记载。

　　我当时接了电话感到很兴奋：姚文元和中央文革的态度如此强硬，对上海市委写作班
的评价这么明确，完全可以把写作班和朱永嘉有力地保护下来了。姚文元在电话里还跟我
讲，要用“丁学雷”的名义，对复旦大学所有红卫兵说，“罗思鼎”小组在对《海瑞罢官
》的批判中做了很多工作，方向和路线是对头的，跟姚文元的合作是很好的。还要我说，
写作班在前一个时期，是张春桥直接领导的，跟杨西光没有关系。那天姚文元给我打电话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他到北京以后给我打的最重要、最交底的一个电话。他这样说，
完全把我们作为张、姚自己的嫡系部队，高度信任，全力支持。

　　接完电话后，我马上向郭仁杰以及“罗思鼎”小组成员吴瑞武、王知常、朱维铮作了
传达，把姚文元电话记录原原本本地告诉他们，要他们记下来后详细地告诉复旦大学党委
和红卫兵。我还在华山路市委接待站约见复旦大学造反派红卫兵，向他们宣读了姚文元的
来电记录。当时朱永嘉还关在复旦大学，不知道喜从天降。那天我很激动，我感到姚文元
代表中央文革的来电，给了我们一把“尚方宝剑”，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了。

　　那两天，复旦大学正在召开批判朱永嘉的大会，两派红卫兵都到场，一派是复旦党委
扶植的红卫兵，他们也要举批判的旗子；另一派就是起来造反的“红革会”和“红三司”
。会议中间，朱维铮和王知常冲上台去，责问保守派追后台要把矛头指向哪里？造反派红
卫兵冲了会场。吴瑞武接着在会上一字一句地宣读了我传达的姚文元来电记录，指出要揪
朱永嘉、追“罗思鼎”小组的后台的话，后台就是张春桥、姚文元，后台就是中央文革！
这样一来会场大乱，保守派对党委当场反戈一击，批斗会再也开不下去了。

◇　郭仁杰、朱永嘉陪我到复旦大学“留学”

　　朱永嘉原来是复旦大学的中层干部，和复旦大学党委、历史系总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很难站出来，张春桥在北京也对他说过：“谅你也不敢造反！”现在，经过红卫兵这
么一冲，姚文元这么一保，朱永嘉被解救出来，反倒“逼上梁山”了。再说，他有了那么
硬的后台，就在复旦大学宣布造反了。从此，整个“罗思鼎”小组在复旦大学和郭仁杰联
合起来，一起造复旦大学党委的反，同时造分管教育的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西光的反。
他们在复旦大学造反后，感到市委写作班再也不能象目前那样为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
路线”服务了，他们共同商量以后，决定杀回市委写作班，敦促我起来造反。因为他们的
造反范围毕竟只能在复旦大学，而我如果能带领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将会在全市和全国
造成较大的影响。

　　但是，我当时对造反仍是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我认为上海市委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过程中，包括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的批判中，整体是站在革命方面的。我觉得：市委主要领导从柯庆施到后来的陈丕显，
作为第一书记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陈丕显还参与领导了对姚文元批判《海瑞
罢官》文章的讨论，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周总理也说过“上海市委是革命的”。对这
样的市委如果要造反，我觉得理由不够充分。

　　第二，一九六四年我从市委宣传部调到市委写作班以后，市委对我非常重用，我是一
个既得利益者。由于我参与创作了话剧《年青的一代》，撰写了传记文学《党的儿子穆汉
祥》，出版了散文、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又写出了一批评论文章，市委就指定我和
黄宗英、何占豪、舒巧等人代表上海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访问越南，见到了胡志明主席。我
从原来的副科长，变成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从原来宣传部文艺处的一般干部，变成市委
直接领导下的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让我参加重要的会议包括列席市委常委会，让我出
席上海市的国庆宴会。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文化广场举行的上海市纪念鲁迅逝世三
十周年的大会上，市委又让我以“丁学雷”的名义，代表上海革命文化界做了长篇发言。
市委对我的确不薄，如此重用，我不能忘恩负义，感到一下子难以和市委决裂。写作班的
大量批判文章发表以后，在社会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化界、文艺界都知道徐景贤是
写作班负责人，又是“丁学雷”的头。我对自己已经到手的一些既得利益，舍不得丢掉。

　　第三，长期以来党内有一种思维定势：群众运动起来以后，牛鬼蛇神必然要自己跳出
来，当时的市委领导也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也好，全国也好，要抓他几十万
个右派。我担心，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像反右派那样，先发动大家鸣放、造反，到最
后来一次总算帐和大反击，抓一大批右派。如果谁带头的话，说不定将来会划成右派或者
什么分子。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北京的蒯大富等人不都已被说成是跳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了
吗？我经历过反右运动，所以在我的思想上一直是心有余悸的，这也是我对造反一直处于
犹豫不决状态的原因之一。

　　第四，十多年来党一直教育我要遵守党的纪律，特别是因为我在党的高级机关工作，
更觉得要注意保守党的机密，注意党内外有别，注意一言一行的影响，顾及党的利益。至
于首脑机关像省、市委这一级能不能造反，这在全国是没有先例的，市委的领导人也一再
强调这些观点。长期以来共产党的教育所灌输的这些观念，更使我变成了党的“驯服工具
”，所以，在造反的问题上顾虑重重。

　　由于我的犹豫不决、举棋不定，郭仁杰就和朱永嘉以及“罗思鼎”小组的几个人，多
次到武康路二号来找我谈话，反复强调他们已经豁出去了，没有再回头的可能了，你呢，
直到现在还没有亮出旗号来。“我们现在需要一面从市委里面杀出来的旗子”，这是郭仁
杰的原话。他还说，你在武康路二号写作班只能到静安公园看看大字报（市委在静安公园
搭了一圈很大的大字报栏，各种各样的大字报贴在那里），但公园里两派的观点都可以贴
出来，看不到尖锐性、揭露性的大字报。你有没有看到学校里那种如火如荼地批判资产阶
级反动路线的形势？最后，他动员我到复旦大学去“留学”。

　　那几天，正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急着找我，要我去给曹荻秋市长起草检讨，我就
给写作班的值班人员作了布置：凡是市委通过保密的红机子来电找我，就说我外出了，不
知道去哪里了！其实，我真的到复旦大学“留学”去了。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郭仁
杰等人陪我一起观看了复旦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复旦大学的“南京路”全部被大字报贴
满了，一直贴到学生食堂。那些大字报确实与静安公园里的不一样，学校的情况与北京的
文革运动互为呼应，首都来的消息非常多，大字报对市委的批判一针见血，使我受到很大
震动。看完大字报，郭仁杰、吴中杰、朱永嘉又陪我到朱维铮住的第六宿舍日本式小楼前
的院子里小坐喝茶。郭仁杰是“红革会”的顾问，吴中杰是“红三司”的智囊，他们都算
是复旦大学教师中的老造反。吴中杰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师，他的妻子高玉蓉参加过市
委写作班，所以和我相熟。他们几个人就轮流劝说我“揭竿而起”。

　　之后，郭仁杰等又陪我到校园里第一教学楼的大教室里，向我介绍认识了“红革会”
的负责人马立新、劳元一，“红三司”的负责人安文江，他们现身说法，讲了自己当初怎
么受压制、后来怎么起来造反的历程，还送我两句话：“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
亲。”他们说，我们红卫兵本来感到北京那么遥远，党中央那么遥远，但造反以后，到北
京去，毛主席接见我们，做我们的红司令，给我们作指示，指挥我们战斗，我们就觉得毛
主席特别亲，假如你老徐起来的话，你一定也会有这样感受的。看了他们的大字报，听了
他们的介绍，又想到姚文元这次来电话给我们撑了腰，我开始有所触动了。在一千二百号
楼的教室里，我和哲学系、中文系正在开会的红卫兵们见了面，听了他们的发言，我也作
了一个简短的表态，我说自己是到复旦大学来“留学”的，复旦大学确实像“解放区”一
样，红卫兵小将就像高尔基所说的，是暴风雨行将来临前的海燕，我要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

◇　写作班开会对我“逼宫”

　　从复旦大学回来以后，郭仁杰、朱永嘉催促我召开写作班全体成员会议，讨论我们面
临的形势和应该走什么路。就在武康路二号二楼的玻璃棚洋台上，写作班的全部成员十多
人一起开会，发言非常热烈。这些成员分别来自高等院校、文艺协会，电影系统和社科院
、党校等，只有我一个人是市委机关的。大部分人的发言是劝说我、启发我，也有人的发
言是炮轰我、对我“逼宫”的。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取我呢？因为如果写作班从市委机关
里杀出来造反，其中连一个市委机关的带头人也没有，对外就算不上市委机关内部造反。
而且我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又是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我能起来反戈一击，对上海市委
将是致命的打击。郭仁杰在会上一定要我下最后的决心，他分析形势说，我们写作班何去
何从？现在是关键时刻，关键的关键是看徐景贤怎么样。他还指着我说，你要触及灵魂，
不触及不行，这样才能割断和市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说，在促使我决心造反的过程中
，郭仁杰起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影响我比较大的两个人是朱永嘉和程绮华。朱永嘉当时给我分析，我们写作班分
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在张春桥、姚文元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后一阶段，
张春桥、姚文元到北京中央文革去了，我们在市委控制下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基本
上都是充当灭火器、挡箭牌。朱永嘉说徐景贤既不同意市委的一些做法，又不同意北京红
卫兵和上海造反派的一些做法，说我是折中主义。朱永嘉还“现身说法”，他说：我这次
站出来是靠张、姚，没有他们的担保，我是出不来的。现在写作班没有别的路好走，看样
子只有走造反这条路，靠市委靠不住，只有靠张、姚，靠中央文革，靠毛主席。

　　程绮华是一个解放前的地下党员，她是从党校哲学教研室调到写作班哲学组来的，为
人正派，我比较信任她。她因为经常去市委党校，对外面整个大气候感受较深。她当时也
对我作了帮促发言，她说我们后期实际上执行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
你还为曹荻秋写检讨。她说你想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了？你本来是写大批判文章的，现
在去给曹老头写检讨，你不是变成资产阶级保皇派了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两种选择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程绮华等人直
截了当地说：“丁学雷”被你糟蹋了！你还打着“丁学雷”的旗子，“丁学雷”现在究竟
做点什么事情？

　　当然，他们的发言虽然尖锐，还是说理的，我比较听得进去。也有人的发言那就毫不
客气了，简直是指着鼻子痛骂。骂得最厉害的是历史组的王知常，外号“小老王”。他原
来在南京军区当兵，后来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成了调干生，所以年龄比较偏大，戴了一副
深度的近视眼镜，头顶都有些秃了，朱永嘉当过他的老师，但两个人年纪相差不大。王知
常毕业后留在复旦大学当教师，主攻近代史，知识面比较广博，记忆力特好，调到写作班
历史组以后，我称他为“万宝全书缺只角”。这次在复旦大学冲击会场、解救朱永嘉的过
程中立了功，就摆出一副“老造反”的架势，说起话来霸气十足，他在会上站起来冲着我
说：“要说造反，我们造得最早，批《海瑞罢官》就是造反，我们不是比聂元梓还早吗？
可是，你这个支部书记把写作班带到哪里去？后来，我们整天在市委门口值班，遭人围攻
，历史组被抄，朱永嘉被绑，整个写作班成了市委的挡箭牌、消防队。你这样做对得起谁
啊？对得起春桥、文元同志吗？对得起我们吗？你再这样‘老保’下去，我们一拍两散，
对不起，只能在对你的批斗会上见！”说罢，他还气得双脚在地上跳了跳，把楼板踩得咚
咚作响。我只好听任他“发格”，埋头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做记录。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叫
做“触灵魂”，听王知常这种发言，可以说是真正的“触灵魂”了。

　　这样，十多个人人人都发言表态，一圈兜下来，局面比较明朗了：写作班的历史组、
哲学组全部主张造反，文学组的陈冀德、吴圣昔等赞成造反，作家协会来的吴立昌和电影
厂来的刘景清开始时不赞成造反，主张继续写文章，后来看到大势已去，就保留自己的意
见。最后，就等着我一个人表态拍板了。

◇　我终于下决心和市委决裂

　　写作班的会议持续了两天，第一天开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上午、下午、晚上一直开到
下半夜两点多钟，连续对我“炮轰”。伙伴们要我狠触灵魂，有的人演“红面孔”，有的
人扮“白面孔”，分别对我又劝、又逼、又拉、又打，说穿了一句话，就是敦促我决心打
出造反的旗帜。

　　经过两天的帮助，我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会议结束后通宵不眠，反复思考利弊得失
。我顾虑党的机制还是强大的，万一自己出头露面和市委对抗的话，风险很大，将来可能
会有很糟糕的下场，我这十几年来在市委机关里所做的努力将付诸东流，既得利益不去讲
了，自己的声名也毁了，所以总是难下决心。但是另一方面，从我多年的感受来看，我对
当时党内的很多情况相当不满意，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对党内的特权思想不满意。斯大林逝世以后，揭露出苏联许多党的高级干部
大搞特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除了住宅以外，都有别墅，带了家属一起度假，大搞特
殊化。我认为中共在建国以后，和苏共的情况差不多。我有机会受上海电影制片厂之约，
外出访问写电影剧本，又受上海《解放日报》的委托，让我做它的特约记者，到外地采访
写报告文学。我到过云南、四川、湖北等地，又去过杭州、南京、苏州、无锡、扬州等城
市，发现这些地方的党委都建造有高级的招待所，专给中央领导人和各地的负责人居住，
这些招待所占有最好的地块，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四周都有广袤的园林，首长和他们的
家属在这里休息宴请，或是小病大养。招待所备有大批的服务人员为首长们服务。所有的
高级招待所都是警卫森严，老百姓连接近一下都没有可能，更不用说打听内情了。上海在
这方面也决不后人，除了专门建造的给中央首长居住的四一四招待所和四一五招待所以外
，还有虹桥俱乐部、兴国路招待所、瑞金花园招待所、太原路招待所、岳阳路招待所……
有一个市委的领导人生了病，就占用了西郊的最好的招待所，还为他专门进口了最好的医
疗设备，组建了最强的医疗班子。这些特权阶层的享受和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所以，毛主席提出发动文革的理由之一是：有些党的高级干部进城后脱离群众了，工资
高，有洋房，有汽车，有服务员和厨师，贪图享受，而且对群众摆架子，群众对他们心里
有气，所以要冲击他们。这些话我最听得进去。

　　其次，我对党内的等级制度不满意。长期以来，我感到党内等级森严，什么东西都要
讲等级。我结婚时申请住房，先是叫我们住到部长家后面的仆人住房里去，只有六平方，
没有窗户，进出还要走仆人的专用楼梯，我很生气，拒绝接受。后来，分配给我的房子非
常小，因为当时我还不是科级，不能住稍微大一点、朝向好一点的房子。夏天热死，冬天
冷得要命。明明其他房子都空着，但因为级别不够，就不能分给你。而那些部长们，则住
着成套的大洋房，还有花园，我为此愤愤不平。举凡衣、食、住、行，都要讲等级，食堂
吃饭分大灶、中灶、小灶，甚至发展到用什么办公桌，坐什么椅子，都要讲等级。我想：
参加革命追求的是民主、平等，怎么现在等级越来越森严，封建余毒越来越厉害。所以，
当毛主席号召要反对党内的不平等作风，主张上下级平等、官兵平等的时候，张春桥跟着
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鼓吹军事共产主义的好处，历数等级制度的弊病
，我是十分赞成的。

　　除此之外，我对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市委的表现更不满意。这个市委自恃一贯革命，
一贯正确，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抱着严重的抵触情绪。凡是北京红卫兵或是上海的群众对
市委提出比较尖锐的意见，或是贴出批评、炮轰的大字报，市委就要派专人外调，追查别
人有没有政治历史问题，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或是右派。他们把保市委的人封为左派，
调动工人、农民和一些劳动模范站出来保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市委又把我们这些机关
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而领导人自己却躲在幕后策划指挥，把我们作为挡箭牌和灭火器。
市委领导人还把一批知识分子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抛出来，把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作
为反动资本家抛出来，到后来实在混不过去，就把一些部、局级和大专院校的党员干部作
为修正主义分子抛出来，而自己却想蒙混过关。我认为市委执行的是一条打击群众、压制
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提倡的放手发动
群众、依靠群众、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我通宵不寐，反复考虑，觉得自己对这个党、对上海市委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应
该通过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党内的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和干部制度等好好地焚烧一下，
把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揭露出来，特别对那些犯有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来
一次冲击，正像毛主席所说的，是十分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姚文元是写作班“全民造反”的靠山

　　在思想上逐步想通以后，我的心里还是不够踏实，因为写作班的重大行动还没有得到
张春桥、姚文元的首肯。所以我决定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姚文元打电话汇报一下。我给张
春桥打电话没有打通，我给姚文元打了几次电话后才打通，我将写作班开会的情况向他作
了介绍，说我们写作班打算起来造反了，征求春桥同志和你有什么意见。

　　姚文元听了不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你们，只是说，你们愿意革命，我们总是赞成的。
他不用“造反”而用“革命”两个字，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你们始终要把矛
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又提到中央在开过工交座谈会，马天水代表上海市委
在会上发表不同意见，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使生产都受影响了。在这个会上，马天水受到了
林彪的严厉批评，张春桥做了马天水工作，动员他不要与市委持同样态度，应该认识到文
化大革命会对生产起很大的促进作用。姚文元说，从中央工交座谈会看出，上海市委对文
革的态度是错误的，对待群众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他的意思是市委那段时期执行的是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包括压制北京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造反。所以，他提醒我要把
矛头对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说要争取马天水，让马天水从市委里分化出来。
另外，他告诫我要多注意做舆论方面的工作。因为当时上海刚刚发生过《解放日报》事件
，即“红革会”要求把他们编的造反报纸《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同时发行，《解放
日报》不同意，红革会就冲击并占领了《解放日报》社，使《解放日报》停刊几天，“工
总司”又冲进去支持红卫兵，事情闹得非常大。上海当时分成两大派，一派要看《解放日
报》，一派要看《红卫战报》，前者是多数人，后者是少数人，分头在全市游行、发传单
。事情来得比较突然，老百姓说：《解放日报》是党报，为什么要同《红卫战报》一起发
行，从群众的舆论看是大部分人不支持这个行动。姚文元大概感觉到这是个问题，所以他
指导我说要多做舆论工作。实际上他是为我们出主意，我们如果“揭竿而起”宣布造反的
话，在舆论方面要做得周到一点，争取群众。

　　在打出造反的旗帜之前听到姚文元的表态，我就放心了。我想：他们现在在毛主席的
身边工作，是毛主席信任和支持的，他们同意我带领写作班和市委决裂，我就有了强有力
的后盾和靠山，足以抵御市委的压制和打击了。与姚文元通过电话以后，我正式召开写作
班的全体会议，宣布我接受大家的批帮和督促，正式决定造反了。我向大家传达了和姚文
元通电话的内容，并说希望写作班全体造反，不要像别的地方形成两派。会上大家赞成我
的意见，再也没有人说不要造反了。接着，大家继续讨论究竟用什么方式亮出我们的旗帜
，这就具体进入到写作班造反的筹备阶段。

　　关于市委写作班全体造反的问题，当时和事后有一些造反组织曾经提出过疑义，因为
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人们的认识不一致是正常现象，所以各单位也不存
在统一行动全民造反的现象，因此有的组织曾经说你们写作班全民造反，肯定是假造反，
哪一个单位是全民造反的？实际上，写作班的造反确实是一个特例：写作班的地位比较特
殊，张春桥曾是写作班的直接领导，姚文元又在写作班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他
们两人现在又担任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和组员，就在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工作。写作
班和他们有这样的历史渊源，现在他们真正成了写作班的背景和后台，因此当时大家最后
都赞成举旗造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通过什么方式宣布造反、向市委开火了。我们议论了多次，觉
得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和红卫兵、工人造反派不同，应该揭露出市委机关的内幕，亮出那些
市委领导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暗箱操作”压制群众运动的真相，方能震动全市，并取
得各路造反派的信任。这个揭露和反戈一击的任务，首先就落到我的头上了。因为我是市
委文革小组的成员，又是“御用”的市委写作班子的头头，一向受到市委的信用，还可以
列席市委常委会，了解许多党内机密，所以我如果能站出来和市委决裂，在全市将会起到
重大的影响。所以，郭仁杰、朱永嘉等人建议说：你要准备一个重点发言，在全市人民和
机关干部面前亮相，我们这些人里面只有你一个人十几年来一直在市委工作，也只有你有
条件作这个发言，你抛出这个“重磅炸弹”，才真正是市委“心脏爆炸”、“后院起火”
了。

　　但是，光是我一个人代表写作班作重点发言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我们觉得应该联合
市委机关内的其他造反力量共同行动，才能造声势。据我们了解，当时市委机关内部也有
一些小组织、小派别起来造反，比如复旦大学“红革会”支持市委办公厅下面的党刊编辑
部的革命造反战斗队，造了《支部生活》领导的反，后来又宣布要造市委办公厅的反，但
他们始终在机关内部活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市委教卫部、宣传部和市委党校也有少
数人跟外面串联，但都没有打出过旗子。红卫兵们向我们建议，你们写作班要把市委机关
里各部、委、办的造反派都串连起来，各自准备自己部门的发言，然后开一个万人以上的
大会，可以放在文化广场开，正式宣布从市委机关内部杀出来直接造上海市委的反，这样
就轰动了。以前上海还没有一个造反组织能够把市委主要负责人统统叫到会场接受批判，
他们开会批的都是个别领导人，比如复旦大学要批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就把杨西光叫去
批判；工厂里要哪个工业部部长到场，就通知部长去。市委书记处书记很少去哪个会上听
意见，第一书记陈丕显更是以生病为理由从不在公众场合露过面。市委机关干部如果打出
造反旗帜，一定要把市委书记、市委常委特别是市委第一书记叫到会场来听取批判，这个
影响就大了。

　　我对这样的建议很听得进去。我曾经参加过很多红卫兵召集的会议，看到过他们的批
判架势，感到他们有经验，唯一不赞成的是他们动手武斗，揪头发，搞“喷气式”。关于
他们提议的要把所有市委书记、市委常委都叫来挨批，我想只有我们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
反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书记、常委们都已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东躲西藏，而他
们的藏身之所只有我们这些机关干部知道，如果我们决定什么时候开会，他们是躲不过去
的。我觉得红卫兵的主意不错，我决定采纳他们的建议。

（未完待续）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http://www.cnd.org/CR/ZK15/cr805.g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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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样起来造反的（下）

徐景贤


〔编者按：本文为徐景贤《最后回忆》第五章，上接zk１５０１a〕

◇　寻求“中央文革特派员”的支持

　　这时形势已经十分紧迫，市委一直在找我，问我到哪里去了。我怕时间拖久了消息泄
漏出去将会出现很大的阻力，就赶快串连市委某些部门已经露头的造反派，请他们一起来
共商大事。我自己打电话到市委办公厅，找党刊编辑部的造反组织。当时他们的负责人是
陈坤生，由王承龙负责对外联络，我打电话去正好是王承龙接电话，他原是黄浦区五金行
业的支部书记，后调到《支部生活》编辑部当记者，我告诉他市委写作班决定起来造反，
现与你们联络，想要共同筹开一个大会。他听了很兴奋，马上带了一个叫朱玉佩的女编辑
赶来。我又打电话给宣传部造反派刘耀宗，进行串连。写作班的其他人也分别打电话给教
卫部、市委党校、社会科学院的造反派，把他们都请过来，在十二月十五日开了一次联席
会议。

　　联席会议上决定参加全市批判大会的各部门，各自准备一个发言，形成揭露市委全面
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同时，准备成立一个联合的造反组织，名称叫“市委机关
革命造反联络站”，把原来比较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就在写作班宣布造反的大会上
，同时宣布“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正式成立。事不宜迟，大会召开的时间定在一九
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只有三天时间了，讨论了一下分工：郭仁杰负责会议的组织和发言
内容、程序，王承龙负责会议的后勤工作，包括会场布置和通知发放等，程绮华和朱永嘉
负责串连市委机关造反派，吴瑞武负责起草《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我算总负
责，拍板、协调各项筹备进程，但要集中力量准备好自己的发言稿。大家认为，我的发言
是整个会议的重中之重，我的发言中，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演变、心路历程讲透，同时要
揭发市委在幕后搞的一系列活动，这样才能取得全市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信任、理解和支持
。

　　就在筹备大会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解放军报》驻上海的记者甄文君。他是一个师级
干部，穿着军装，年纪有五十多岁，模样显得非常稳重。他可是当时上海的重要人物，我
在市委书记处多次见到他，市委书记们对他都非常尊重，向他介绍文革情况，他只是“嗯
、嗯”地听着，从不表态；而各个造反组织的头头，也纷纷找他反映情况，称他为“军报
记者”、“中央文革特派员”。一个记者怎么会有这样特殊的身份呢？原来在军报驻上海
记者站的背后，确实有着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出的政治背景：一九六六年八月，根据毛泽
东的提议，由军报创办一份内部刊物，定名为《快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
组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这份直通最高领导的内部刊物，发行量虽然只有几十份，但必
须最迅速、最直接地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各地和各系统的重大情况。为此，中央文革
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从全国调集一百名团以上的干部，派往全国各地，以中央文革联
络员的身份，到各地收集情况并上报。《快报》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为了提高效率，
最后甚至把《快报》编辑部的办公地点搬进钓鱼台，与中央文革办事组一起办公。甄文君
当时就是派到上海担任驻沪记者站的负责人。市委领导人和造反派的头头都知道他的特殊
身份，都想通过他向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反映情况。我要王承龙找到甄文君，告诉他市委写
作班的造反打算，甄文君马上赶到武康路二号，和我密谈了一个小时。他很认真地倾听了
我们对市委的一系列看法以及筹开造反大会的各项安排，热烈地紧握着我的手，同意立刻
向中央文革汇报。我从内心感到他是支持我们的，而且我们的动向可以通过他直接反映给
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我更放心了。

　　召开大会的筹备工作有了眉目以后，我又打电话给姚文元，汇报我们写作班已经和市
委机关的有些部门进行了联络，决定联合召开大会批判市委，同时宣布写作班造反。大会
的名称就按照姚文元过去提醒我们的主题，定名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上海市
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由我做重点发言，还组织了其他几个单位的发
言，之后宣布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会场拟设在文化广场，那里可以容纳一
万多人，把市委书记、常委全部叫来接受批判，影响大一点。姚文元非常谨慎，他仔细听
了我汇报，对会议的名称、批判的内容、叫什么人来接受批判等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他最后说是否要开这么大的会，是否能小一点，放在市府大礼堂开就可以了。我说按大家
的意见，要开就开大一点，他还是不很赞成。经他这么一说，我很为难，筹备会上大家决
定会要开得大，市府大礼堂只有一千多个座位，红卫兵首先不赞成，工人造反派说要派几
千人来参加，一千多人的位子怎么容得下？再说，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也不止一千多人。
所以姚文元对开会的规模说了两次，我在电话里不好反对，只好说跟筹备小组再商量一下
。随后，我将姚文元的意见向大家传达，所有人都不赞成，大家都说，我们开，开起来，
开大的，只有文化广场容纳得下。这样，在会议的规模上违背姚文元的意见也顾不得了。

◇　“火烧”“揪出”“打倒”“砸烂”四个口号的提出

　　大会的主题是彻底批判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批判市委领导人的具体口
号怎样提呢？大家又进行了讨论。因为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从来没有出席过全市的批判会
，他当时患鼻咽癌在西郊养病，文化大革命初期上海的第一线工作都是由市长曹荻秋负责
，陈丕显一直在幕后指挥，我们觉得这一次不能再让他躲在幕后，一定要他到场听取批判
，逼他到前台来。而他是第一次公开露面，还没有激起群众义愤，所以批判的温度不好太
高，口号就叫“火烧陈丕显”。当时毛主席讲过，所有的革命干部都要在伟大的群众运动
的烈火中“烧”一下，考验一下，所以我们对陈丕显提了一个“火烧”的口号，至于“烧
”成什么样，“烧”过后是不是要打倒，待“烧”了以后再定。至于曹荻秋，当时我们认
为他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因此北京来沪的红卫兵和上海的造反派对他的
意见特别多，他一直在主持上海市委的工作，被骂为“曹老头”、“面包老头”（专门给
红卫兵和造反派发面包的），民愤较大，所以对他就提“揪出曹荻秋”的口号。还有一个
分管文教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当时在上海名声已经很“臭”，复旦大学造反派揭露杨
西光耍手法打击压制复旦大学的干部和群众，并把复旦大学党委抛出来，所以复旦大学造
反派已经对他喊出了“打倒”的口号。我们写作班对他印象也不好，因为他接替张春桥分
管写作班以后，没有抓什么批判文章，反而让我们做了市委的挡箭牌，为了和复旦大学的
口径一致，我们对杨西光也宣布“打倒”。最后确定了三个大会口号：“火烧陈丕显！揪
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口号拟定以后，就派朱维铮去借会场。朱维铮当时是“罗思鼎”小组最年轻的成员，
组里其他人都是党员，他是共青团员，冲冲杀杀的劲头十足，好多事情都派他去打前站。
那时候，文化广场每天都安排召开各种各样的大会，一会儿复旦大学，一会儿华东师大，
一会儿又是哪个系统，都排满了。我们以市委写作班的名义去定十二月十八日的会场时，
他们说已给人家定掉了。一打听，那天将是华东师大红卫兵召开的对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
、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的批判大会。华东师大红卫兵是属于“红革会”系统的，朱
维铮就直接冲到华东师大去了。他说我们市委写作班要宣布造反，市委机关要召开大会成
立联络站，这是大事，你们一定要支持我们。

　　朱维铮在华师大碰到了北京大学的李醒尘，李是聂元梓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
报”的七名起草人之一，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当时聂元梓派他到上海，留在北大驻沪联络
站，就是要鼓动华东师大红卫兵共同批斗曾在北大蹲点的常溪萍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十
一月来过上海，没有跟我见过面，有的回忆录和文章说，聂元梓到上海来的时候策动我造
反，没有这回事，可能是把李醒尘当成聂元梓了。那次朱维铮到师大借会场的时候，李醒
尘与朱维铮见了面，他打听市委写作班是什么人造反，朱维铮就说是徐景贤带领写作班起
来造反，徐是支部书记又是市委文革小组成员。一亮底牌后，李醒尘和华东师大“红革会
”商量同意把会场让给我们使用，但提出的条件就是要与我见一次面，看我们是真造反还
是假造反。朱维铮就把他请到武康路二号，当时一起见面的有我、郭仁杰和朱维铮。我把
自己正在准备的发言稿的内容跟他说了，还介绍了我们串连市委机关的一些部门造反派的
情况，他才相信了。我邀请他参加十二月十八日的大会，因为会场是他们让出来的。华师
大红卫兵提出希望当天要把常溪萍也揪到会场来，我们说这完全可以办到。他们又要求大
会的口号要跟常溪萍有关，因为他们的会议本来是集中火力批斗常溪萍的。文革以前，常
溪萍从上海调去参加过北大的社教运动，我们认为他早已是被打倒的“死老虎”了，上海
市委也保不住他。按照常溪萍的职务，还不够我们这次造反大会的级别，我们通知到会听
取批判的都是市委书记、候补书记和常委这一档次的，我们想大会的口号已经用了“火烧
”、“揪出”和“打倒”，再加上一个常溪萍，口号还能升级到哪里去呢？琢磨琢磨，比
“打倒”再厉害的就是“砸烂”了，为了照顾华东师大出让会场的情义，我们临时同意再
增加一个“砸烂常溪萍”的口号。这就是后来毛主席所称赞的“有区别”的四个口号：“
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

◇　《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稿的难产

　　我那段时间还要起草自己在大会上的发言，几天没有睡觉，我感到任何时候写文章也
没有这次写得这么辛苦。当时推选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推了四个勤务员：
我、郭仁杰、王承龙和程绮华。我的发言稿定名为《造反才知主席亲》，来源于我去复旦
大学“留学”期间红卫兵送我的一副对联：“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发言
稿初稿写好后，在勤务组内部就没有通过，他们听我念了一遍，认为造反精神不够，他们
说：你一定要讲明市委是怎么利用你的，要揭露市委的幕后活动，市委领导是怎么策划整
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又怎么派人背后调查那些人的材料？还要把你推出去充当什么角色，
做什么事情，统统都要加以揭露。你在会上揭到什么人，就当场把这个人揪上来批判，要
他承认事实。你的发言稿要有力度，要和整个大会的战斗气氛保持一致，不能像平时的讲
话那样从头念到底，要不断形成高潮。比如，当场追问：“陈丕显，你在幕后对曹荻秋下
过什么指示，你回答！”，陈丕显就被迫出来回答，回答不老实，你就把它揭露出来，狠
狠批判。而且，你的发言稿要真实地解剖自己的心路历程，说出自己不怕丢掉“乌纱帽”
决心起来造反的曲折思想斗争，这样才能取信于广大红卫兵和造反派战友。

　　我的发言稿多次修改都通不过，使得我非常苦恼，勤务组帮了几次，最后请来《支部
生活》的女记者、当时机关里造反精神最足的女将徐桂芬，督促我改稿。在他们的集体帮
助下，我的发言稿才改出来。我深深体会到：从“保皇派”转到造反派的思想历程是非常
艰难的，比如说我觉得自己连“革命造反派”这个名词都说不出口。当时陈伯达、康生在
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直接称呼革命造反派的战士，而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红卫兵小将们，总称叫他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发表文章时的标题也是《做无产阶级革命
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我总觉得应该和中央的提法和口径保持一致，我前几天还是
上海市委文革小组的成员，一下子变成造反派了，总得有个过渡，所以我的发言稿的开头
也说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但勤务组的成员们说这个不行，这是折中主义，上台就
要亮出你是造反派。要公开宣布：我造反了，我造反造定了！就要打这个旗子！你遮遮掩
掩、躲躲闪闪的不行，一点折中主义都不能留！你对市委就是温情主义，老是割不断你跟
市委的联系。当时盛行“炮轰”的做法，我虽然做了勤务组的头头，对于我的发言稿，一
会儿这个人“炮轰”，一会儿那个人“炮轰”，意见非常敞开。我只得照听照改。

　　等到稿子修改定稿（参见附录四），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了，十八日就要召开大会，
文化广场足足可以容纳一万多人，怎么通知有关人员出席？时间紧迫，一方面由市委办公
厅通知当权派，一定要他们按时到会听取批判，另一方面赶紧组织群众队伍。有一些中学
红卫兵组织非常积极，派出很多人给市委机关造反大会到马路上公开贴海报，让全市都知
道。“工总司”派了工人队伍到文化广场压阵，“红革会”调来三千红卫兵到场维持秩序
，壮大声势。当时市委机关还没有完全瘫痪，只不过有些部门的工作人员都从延安西路三
十三号转移到外面了，例如宣传部转移到思南路办公，组织部又转到另外一个地点，首脑
部门怕红卫兵、造反派冲击，不能正常运转，都有点转入“地下”的味道，但通讯联络是
保持畅通的。机关外面的人都找不着门道，但瞒不过我们这些机关内部的人，我们经过串
连，市委机关本身的大多数普通工作人员听说写作班和市直机关的好几个部门联合起来造
市委的反，都很惊奇，区、县、局党委的机关干部也听到了这个消息，纷纷闻风而来，想
听听我们到底说些什么。

　　一切准备就绪，我已经几天几夜没有回家了，只是在武康路二号的小房间内临时打个
盹。十二月十八日凌晨，在我决心迈出这关键的一步的当天清晨，我独自走到武康路二号
楼下大客厅里的壁炉旁，四顾无人，我就拿起炉台上的电话机给我妻子葛蕴芳打去电话。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了，她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告诉她这几天我们写作班开会的情
况，我说我们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下去了，我们决定造市委的反。葛蕴芳在解放前就加入
了党的地下组织，解放后曾经在市委机关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市人委文教办公室工作。她
觉得市委就是党的化身，在她思想上认为对这样一个市委是不能造反的。因此，当我告诉
她我们今天要开会宣布造反时，她很吃惊，问：“你怎么造反？”我说在红卫兵和工人造
反派的支持下，我们要在文化广场开一个大会，我将要在会上作一个发言，揭发市委。她
担心这样做的后果：“这么一开会，市委要对你采取措施的。”我说：“无非是最后把我
下放到农村劳动去，我现在的职务，最多也就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再也不能做市委的
挡箭牌了，我已经做好各方面准备，希望你支持我。”我动员她下午到文化广场去，听一
听会上的发言是怎么回事。我跟她讲话的时候比较激动，在电话里的声音都有些颤抖，带
有悲壮的味道。这说明，就在召开大会之前，我对自己的政治前景还是没有十分把握的。

◇　“市委真的‘心脏爆炸’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全国第一个省、市委机关的造反大会在上海文化广场
召开了。

　　所有的上海市委书记和常委，破天荒地笫一次全部到场听取批判。这次大会由于是市
委机关干部自己起来造反，“勒令”所有市委书记和常委都要到场，所以他们一个也没有
缺席。陈丕显、曹获秋、魏文伯、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王少庸、杨西光、宋季文、
李干城等人在台上站成一排。市委笫一书记陈丕显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因病处在后台，
这次也被迫站到前台来了。陈丕显后来回忆他第一次参加批斗会的心情时说：“这是我笫
一次作为群众批斗的对象站在群众的面前。文化广场是市里过去经常开大会的地方，这主
席台是我经常做报告的地方，可今天我竟作为被批斗对象站在了这里。自参加革命以来，
在党组织的关心下，我似乎没经历过什么明显的‘逆境’，一直是处在‘顺境’之中，没
想到今天竟会走到如此地步。此情此境，此中心境，难以言表。”

　　和陈丕显等同时到会听取批判的，还有二十多名市委、市人委的部、局级干部，不过
他们只能站在主席台的台下，听候点到自己的名字才能上台揭发、交代。

　　大会由写作班支部副书记郭仁杰主持，他宣布：“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高举毛泽
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现在正式开始！”会场上响起了热烈
的口号声，领呼口号的一男一女是朱维铮和戴厚英，他们两人在写作班合演过相声，嗓子
响亮，普通话标准，呼口号时此起彼伏，配合得十分密切：“炮打上海市委！”“火烧陈
丕显！”“揪出曹获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被批斗的人也跟着举手，
呼喊这几个口号。

　　接着，我以市委文革小组成员、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造反才知主
席亲》的重点发言。我发言的时间用了一个半小时，采取提到哪个人就叫哪个人交代的做
法，我时时不忘记把揭发的重点放在陈丕显、曹荻秋身上，比如我揭发市委要在这次运动
中“抓跳出来的反面教员”，而且说“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
要多一点。”我要陈丕显、曹荻秋当场交代，陈、曹两人都推说“不知道”。我紧接着就
要市委秘书长李家齐站出来揭发，他当场指证陈、曹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讲过这些话，
他自己又如何向下传达的，揭穿陈、曹的“谎言”。我又让陈丕显的秘书出来揭发他如何
接受陈的布置，向机关党委了解北京红卫兵的情况，说明陈丕显称病躲在幕后指挥的真相
，搞得陈丕显十分狼狈。

　　除了我的发言以外，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宣传部、市委党校等单位的
造反派代表纷纷发言，抛出大量材料，揭发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相，他们
都成了市委“心脏爆炸”的“爆破手”；吴瑞武还代表“罗思鼎”小组和“丁学雷”小组
在会上宣读了《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造反声明》。当时，坐在主席台上的“工总司”王洪
文、北京大学李醒尘以及各个大学的红卫兵头目，听得非常有劲。他们说：市委机关干部
造反，内部材料就是多，击中了市委的要害，这次真的是市委“心脏爆炸”了！后院起火
了！复旦大学“红革会”的负责人马立新代表北京、上海等各红卫兵司令部和各造反组织
在大会上发言，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杀出来表示坚决的支持。这说明我们的行动也取得了全
市造反派的信任。

　　这个会对上海市委的打击非常大，确实起到堡垒从内部攻破的作用。过去，党的机关
特别是高级机关对它的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是如此，市委给
我们强调过几条，第一是“内外有别”，内部的东西不能弄到外面去；第二是严守纪律，
不得擅自表态；第三是顾全大局，个人和小单位都要服从和照顾大局的利益；还有一条是
高度保密，不得泄露党内机密。我们的造反大会一开，就把这几条都冲破了。党是靠组织
纪律维系着的，党的首脑部门更是如此，现在把它内部的东西一下子捅出来，红卫兵和造
反派兴高采烈，说徐景贤知道那么多东西，现在大胆揭发出来，真正是“起义”了。但是
市委领导人却非常恼火，说我这样做是“叛变”，成了党的机关的“叛徒”，完全违反了
党的纪律，背离了“内外有别”的原则。事实上，不仅在华东地区，甚至在全国省、市委
一级的党委机关中，内部起来造反的，我们上海是第一家，成了名符其实的“领头羊”。

　　大会前，上海市委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状态：北京红卫兵的冲击，上海的大学里红卫
兵运动的兴起，工人造反组织的建立，使上海的整个形势比较混乱，市委已经难以招架。
但因为机关里的人心未散，从市到各区、县、局的建制还比较完整，所以日常工作还能维
持。但我们的大会一开，一切都乱了套。那天会场里挤得满满的，除红卫兵、工人造反派
的声援队伍外，市、区、县以及各局级机关的干部也来了，他们参加大会后感到非常震惊
，当时在他们眼里，市委文革小组是市委的一个领导部门，而这个部门里的一个成员居然
宣布跟市委决裂，岂不是很震动？当时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由在市委领导下的市委
文革小组出面处理各种事情的，先由张春桥担任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张春桥调去北京以后
，由王少庸任组长，而那天王少庸也被揪到台上接受批判，说明市委已经没有威信了。在
上海的机关干部眼里，市委写作班是整个市委的舆论班子，是市委的喉舌和代言人，现在
这样一个重要的部门都整体起来造反了，而且理由是要抵制市委的错误领导，宣布党的领
导就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坚决反对市委
推行的错误路线，这样就把一大批机关干部都鼓动起来了，市委机关很快就陷入了瘫痪状
态。

　　关于这次造反大会的影响，后来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在他的回忆录里有如下的描述：

　　“徐景贤等人‘后院起火’、举旗造反之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蒙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同志。市委、市人委各机关部门的一些人纷纷仿效徐景贤的做法
，一下子成立了许多造反组织。这股造反风又很快波及到各局、各区、各县党政机关，一
时间机关内造反组织林立，他们揪斗单位领导干部，批判‘资反路线’，搜查所谓‘黑材
料’，冲击档案要害部门，‘夺权’之声甚嚣尘上。许多机关都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秀才’造反和群众造反确实不一样。这些‘秀才’原来大都是市委机关的工作人员，进
了写作班子之后又长期接触市委机关工作，了解大量市委机关的核心机密。他们根本无视
党纪国法，把大量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和被歪曲的事实散发到群众和社会中去，造成了极
坏的影响。”

◇　陈丕显“造访”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

　　那天大会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在硬撑，心力交瘁，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上台
以前几乎有点支持不住了。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一定要把发言发好，自己既要勇于揭发市
委，表达与市委决裂的态度和决心，又要真诚检查自己过去做市委工具的错误，取得各造
反派的谅解。这确实是一件两难的事。

　　效果总算还好。那天，“工总司”的负责人、北京和外地各派红卫兵驻沪联络站的代
表以及上海各级红卫兵组织的头目都来了，坐在主席台上。过去我曾代表市委文革小组和
他们打过交道，如今他们又来听我发言，看我究竟是不是真造反。我在发言中特别坦陈了
我在造反过程中的矛盾心理，我说：“造反就是要破私立公。怕造反的人，千怕万怕，归
结起来就是一句话，怕丧失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是我内心思想的真实写照。我发言完后
，他们纷纷上前和我握手，我觉得浑身乏力，汗湿衣衫，人像瘫掉一样，但是心里感到很
欣慰。

　　在回武康路二号的路上，市委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龙显得非常兴奋，他说：“今天的
会开得很成功，今后要把所有上海的造反组织都统一在我们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旗
子下。”他忽然讲出这么一句话，我当时感到很突然，听后的第一个反应是感到不妥当，
我们只是上海的一个群众组织嘛！但我们的队伍中当时就有人冒出这种念头，说明有些人
确实怀有一统上海天下的野心。

　　大会以后，虽然在上海造成了很大影响，但我想起姚文元在电话中曾经着重提醒我们
：要造舆论，这样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我意识到：光靠在大会上的发言，或是散发一些
传单，这种舆论是不够的，我们要充分发挥写作班的优势，编出一期报纸作为大会专刊，
广为散发，才能把影响扩大到全市、全国去。我说马天水在市委的几个书记中态度比较好
，又可以代表市委批印东西，我们把大会发言稿和造反声明等编一张报纸，名称就叫《上
海市委机关造反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专刊
》，大量印发。编辑者名义是“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这时“红革会”提出，我们
红卫兵支持你们这么多，又给你们会场，又帮你们忙，我们要和你们联合编报。“红革会
”当时办了一张《红卫战报》，有一套班子，我就同意由市委机关联络站和“红革会”合
编。事实上的执行编辑是朱维铮。他亲自撰写了消息，用了大字标题：“市委心脏爆炸　
曹家后院起火　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召开大会炮轰上海市委”，消息用显著的位置刊登在
《大会专刊》上，同时把我的发言稿，以及市委办公厅、市委党刊编辑部、市委党校、市
委宣传部等造反组织的发言，还有市委写作班的造反声明等都登了上去，消息、发言、评
论加上照片，像大型报纸一样编了两个整版，完全符合姚文元要我们多造舆论的要求。接
着，我拿去叫马天水签字，一次印十万份，在《解放日报》排版并用滚筒机印刷，用最快
速度印出，大量散发，轰动全市。

　　大会以后，武康路二号热闹非凡，这里变成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人们川
流不息地来，有串连的，有了解情况的，也有打听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的，门庭若市。
我们商量，这个地方长期搞对外接待恐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对外接待
部门搬到淮海中路市委党校，那里交通便利，地方又宽敞，便于对外。内部的勤务组办公
机构还在武康路二号，我也用较多的时间留在武康路，统筹安排整个市委机关联络站的工
作。

　　大会以后，市委各部、委如宣传部、组织部、教卫部、工业部、交通政治部、财贸政
治部等纷纷杀出造反队伍，与我们市委机关联络站挂钩，很快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市委机关
的造反系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造反队，一直到市委最基层的工勤人员中连食堂里都成
立了造反组织。最有意思的是市委警卫处的警卫人员也造反了，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起了
一个名称叫“红色警卫员”造反队。警卫处的任务本来是保护首长的，群众刚起来时，要
找首长谈判、开批判会，都由警卫员保卫；首长躲在什么地方，红卫兵、工人造反队根本
找不到。现在警卫员一造反，你要陈丕显、曹荻秋他们到场，警卫员一下子就把他们找来
了。这样一来，整个市委机关乱了套。

　　十二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午，陈丕显的秘书打电话到武康路二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
说是“丕显同志要来看望你们”，接着，他就乘汽车到达了。说心里话，当时我实在不愿
意接待他，一是他已成为我们的批判对象，我们不想和他拉拉扯扯建立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二是他此刻主动来找我们，肯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所以，我就拉了几
个联络站的工作人员，把他堵在屋外的院子里，不请他进室内，几个人就这样站在露天开
始了对话。陈丕显当时已按中央的指示停止养病、到第一线工作，但整个市委机关已指挥
失灵，他感到举步维艰，先是想扶植机关里的保守派，但已经拉不起有影响的队伍来，于
是他又调过头来想靠拢造反派。

　　陈丕显一反往常的首长派头，显得很谦恭、很亲切，就在院子里站着和我对话，其他
的人就围在身边。陈丕显说：“前一时期我一直在养病，市委的工作由荻秋同志主持，所
以我对有些情况也不是很了解。你们起来造反我表示支持，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请尽管
提出来。”

　　我听他这样说，就故意问他：“那你对我们提出的‘揪出曹荻秋’到底怎么看？”因
为在我们看来，曹荻秋前一时期一直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根本无法主持工作了。

　　“这个，荻秋同志处在第一线，他也有他的难处……”陈丕显已经决心抛出杨西光和
常溪萍，但对于曹荻秋，他不敢明确表态，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们两个商量决定的。

　　陈丕显拼命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他说：“现在市委机关受到冲击，工作很难开展，
我有一个建议：市委和你们机关造反联络站可不可以合署办公？不过你们这里地方太小，
可以考虑换一个地方，房屋、车辆我都可以提供，经费也没有问题。”

　　我一听就知道这才是陈丕显此行的真实意图，我们岂能上他的这个圈套，如果联络站
和受批判的市委合在一起办公，那我们还造什么反？全市的群众组织又会怎么看？我就断
然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考虑！”

　　站在旁边的程绮华、朱永嘉等人插嘴说：“我们不需要房子、汽车和什么经费！”

　　陈丕显看看谈不下去，讪讪地说：“那我们多保持联系吧。”就告辞走了。

　　陈丕显一走，武康路二号里就炸开了锅，有的说：“想要和我们合署办公，休想！”
有的说：“他提供什么房子、车子、经费，这是要收买我们！”只有党刊编辑部来的王承
龙说：“车子、房子，为什么不能用？只要造反需要，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　毛主席表态支持上海机关干部造反

　　十二月十八日大会以后，我们并没有发电报或写信把会议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但开
会的那天，《解放军报》驻上海记者站的记者甄文君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听取了会上的全
部发言，会后很快就把大会主要内容和所提口号，写了一个动态消息发在中央文革的《快
报》上。毛泽东看到了这条消息，迅即做出反应，表示支持。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我们
写作班昨天刚刚吃过为毛泽东七十三岁生日祝寿的长寿面，大家聚集在武康路二号的草坪
上，商量怎么进一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时。忽然，文学组一个青年从楼里奔出来叫我：
“老徐，北京有长途电话！”

　　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拿起电话听筒，里面响起了夹杂着上海、浙江口音的普通话：“
徐景贤吗？我是姚文元啊！今天要向你传达一下主席的指示……”

　　姚文元到了北京工作，也像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口称“主席”，省掉了“毛”。今
天，他主动打电话给我，而且要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令我喜出望外，我赶紧掏出小本子准
备记录。

　　姚文元在电话里一反平常冷静的语调，用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语气说道：“昨天晚上
我们中央文革的几个人都到主席那里去了，祝贺主席生日，给主席敬酒。主席很高兴，他
平时很少喝酒，昨天和我们干杯了。主席对上海的形势很关心，他从中央文革的《快报》
上看到了你们造反的消息。主席说：上海的形势很好，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现在机
关干部也起来了。我问主席：上海市委强调‘内外有别’怎么办？主席说：‘内外有别’
可以打破，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很重要，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定要搞好。”

　　我一边听，一边“嗯嗯”，把姚文元电话传达的内容一字不漏地记了下来，心里激动
得热血沸腾。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很欣赏你们的口号：‘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
！砸烂常溪萍！’主席说：‘火烧’、‘揪出’、‘打倒’、‘砸烂’，这几个口号的提
法有区别，好！”

　　姚文元最后说道：“主席在和我们碰杯的时候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这一期《红
旗》杂志将要根据主席的指示发表元旦社论，你们要很好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一次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一起过生日并祝酒，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向
来不提倡祝寿，但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七十三岁生日这一天，却邀请陈伯达、
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到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住地共度生日，那天并
没有邀请其他政治局常委、委员参加，这说明毛泽东越来越明显地想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
中央政治局。早在六月十日他在杭州和各大区负责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过：“要在运动中
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
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从这次祝寿活动来看，他正是有意从组织上开始实现
这个目标。当然，祝寿宴很普通，按照毛泽东吃饭的惯例，四菜一汤，每人一小碗面条，
还有烤白薯、煮玉米，此外，据姚文元说，每人还有一小杯葡萄酒。毛泽东兴致很高，在
祝酒时说了一大篇话。除了姚文元给我在电话里传达的内容以外，据王力在他的《王力反
思录》一书中回忆，毛泽东还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
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
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
他们就是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
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
线斗争的继续。”

　　毛泽东在祝酒时对文革运动的规律做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
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
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我想：毛主席肯定和支持我们机关干部造反，就是希望我们和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相
结合。他肯定上海的形势很好，就是因为工人、学生和机关干部都发动起来了！

　　我听到姚文元的传达和王力的回忆的不同之处，就是据姚文元当时告诉我，毛泽东在
最后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而王力回忆毛泽东说的是：“祝全国全面的
阶级斗争！”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一、这更符合毛泽东的口语和风格，他后来还多次说
过“全面内战”这句话；二、我是当时听的传达并作了记录；三、我立即向市委写作班的
核心成员作过传达，他们可以作证；四、我后来又和姚文元作过核对，姚文元确认当时是
这么说的，但后来在起草一九六七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元旦社论时，为了文字
更准确、更严密，改成了“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全国全面内战”也好，“全国全面阶级斗争”也好，实质都一样。

　　我们就在毛泽东号召和指引下，全力投入全面夺权的一九六七年。


摘自徐景贤：《最后回忆》

http://www.cnd.org/CR/ZK15/cr807.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