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 自贡文革时期最有影响的15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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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文革时期最有影响的15件大事

王锐


按：本篇系王锐编纂的《自贡市文革大事记》书稿中的附录1。全书共约25万字。

目录
一、“9·9”事件
二、“2·5”爆炸事件
三、三千学生徒步支持内江造反派被武装拦截事件
四、市武装部领导因支持造反派被关押事件
五、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
六、自贡造反派揪斗梁兴初秘书张洪志事件
七、强行集训保守组织头头的“白公馆”事件
八、造反派批斗知名人士谢韬事件
九、“武装支隆”事件
十、《自贡日报》“两文两按”事件
十一、造反派头头王本一被处决事件
十二、“反迫害兵团”及唐尧勋被批斗致死事件
十三、红卫兵造反派领袖邬家贵入狱事件
十四、造反派头头闹市拦截游街车队事件
十五、取缔“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事件


一、“9·9”事件

1966年9月9日发生的“9·9”事件，在自贡文革史上有里程碑意义。
当晚，因不满市委及学校当局对北京南下串联红卫兵的态度和做法，红卫中学（自贡二中）高三4班学生孙科明为首的34名学生，打破市委禁令，在闹市街头贴出题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结尾，而不是开头》的大字报。为增强效果，让更多市民看到，该大字报转抄数份，分别贴在市政府所在的正街闹市的不同地段。该大字报标题这段话，是引用的毛泽东语录。孙科明等学生将这段毛泽东语录，有针对性地用在这里，意在表明不同意市委及学校当局对“南下长缨战斗队”进行有组织围攻的做法。
当晚走上街头的，还有北京南下红卫兵，以及自贡二中部分高中和初中学生。这些学生均遭到市委有组织有计划的围攻。此前，市委领导就有把这些学生引到街头，再组织机关干部和职工群起围攻批斗的计划和方案。
当晚由市委常委、副市长焦政指挥，调集了商业局、文工团、城建局等单位的干部，上街去和学生通宵达旦“辩论”（实则围攻）。硬逼每个学生反复报家庭成分，站高板凳，并写检讨，承认自己是“右派”、“小牛鬼蛇神”等等。
这就是自贡市文革史上一度被红卫兵和造反派大书特书的“9·9事件”。
第二天清晨，孙科明等被通宵围斗罚站的学生，终于脱离围攻现场。回到学校，几十人抱头痛哭。面对被打成“右派学生”、“反革命”的政治风险，商议之下，决定选派代表私下“赴京告状”，向中央反映自贡问题。每个人当场掏出身上仅有的钱和粮票，凑给孙科明作赴京费用。当天孙科明即秘密出走。与此同时，三十多名学生全部推翻了头天晚上所作的“检查”。
市委及学校当局全力对参与“9·9”事件的学生进行打击和清算，并放出风声，要将这批学生打成“双三四反党集团”。所谓“双三四”，意即这批学生主要是该校高三4班的；第二，这批上街学生人数恰好是34人。所以当局定其为“双三四反党集团”。
9月10日当天，市文工团创作员邓遂夫针对头天晚上围攻学生的严重事件，在大街上贴出了《向全市革命群众呼吁》的大字报。呼吁全市革命群众要严格遵守十六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坏人的当，造成与学生的对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邓遂夫及其大字报，也遭到当局有组织的围攻和打压。但也引发了更多的不同声音出现。
三天后的9月12日，曾参与“9·9”事件，耳闻目睹事件全过程的市商业局干部胡雨芳，首先站出来揭露事件真相。她在地处闹市区的市商业局大门口，贴出大字报《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胡雨芳在大字报中，以自己亲身经历，揭露了“9·9”事件中当局围攻学生的事实经过和真相：“九月九日晚七时正，局里文革小组负责人接电话和口头通知，要我局干部前往张奇市长宿舍，通知中说什么人‘要抄张市长的家’，前去保卫市长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把干部集合整队前往市长宿舍。带队人向现场指挥者报到，即令我局干部驻守市长宿舍右侧，其它某些单位干部也调来了，分布在市长宿舍周围，其情景如临大敌一般。等了许久，未见什么人来抄家，干部们只好就地坐下待命。又过了许久，某指挥者口头通知说：右派（指郑勤等）在街上占了上风，商业局本部、政治处、工会等单位干部马上到街上和右派学生辩论，把他们个个击破，分化，瓦解，把他们一个个的分开，缠住不放，通知撤才撤。在这样的指挥下，干部们才上大街与学生辩论（实际是斗争）。走到商业局门口，某指挥者又通知：斗下来的承认错误，要叫他（她）们写了检讨才走。以上一切情况，是我耳闻目睹的，完全是事实。”胡雨芳及其大字报也遭到当局有组织的围攻和打压。
不过，仍有越来越多的人冲破当局阻力，站出来揭露事件真相，声援学生。并就此逐渐汇成一股潮流，站在了市委和各级党委的对立面。“9·9”事件成了一个分水岭。“9·9”事件之前，自贡市的文革运动的方向和进程，完全由市委绝对操控和掌握。事件之后，出现了对立面和不同声音。而且，受全国局势的影响，这对立面和不同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强，让市委逐渐处于下风，以至最后垮台。因此，“9·9”事件，在自贡文革史上有里程碑意义。
1966年9月9日，在自贡造反派和红卫兵心目中，就此成了一个可堪纪念的“神圣日子”。造反派掌权的那几年，每年的9月9日，都要大张旗鼓，大造声势地纪念庆祝一番。
1967年9月初，省革筹批准成立自贡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市革筹的成立庆祝大会，特定选在9月9日这一天。当天，在市檀木林广场隆重举行了10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
21世纪以来，“红卫兵运动”和“知青运动”一样，成了当年参与者怀旧的主题。连续多年，蜀光中学（自贡二中）当年的一批老红卫兵（主要是参加过“9·9”事件的亲历者），每到9月9日这一天，都会自发聚会，座谈茶叙，缅怀那些往事，那段时光。

二、“2·5”爆炸事件

1967年 2月5日，得相关情报后，由工人战斗军内部的“反戈者”带队，市内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团、九·一二司令部、敢死队等大批人员，包围突击新桥桥头某大楼的工人战斗军总部。其间，抓住正在开军部会议的工人战斗军头头王典久、陶里高等十多人，以及成都产业军杨启富等，带回各造反团分头审讯。
突审中，据相关人员交待：战斗军准备在2月6日凌晨3点采取行动，破坏市内重要工程和厂矿，并称人员、联络、爆炸器材等，都完全有所安排准备。爆炸之后，将此罪名强加在造反派身上，借此把造反派打下去，然后就“夺市委的权”。
情况当即回报八一总团勤务员周光文、陈永发等人。这时已快深夜12点了，周光文等立即乘车同该知情交待者一道，去红旗公社红光大队取回了七十个雷管。天快亮时，又取回了二百余斤黄色炸药。
大概在深夜2点钟左右，“捍卫团”总部内正在进行紧张审问。突然有两个女学生在门前张望。造反派战士觉得其“形迹可疑”，就把她们叫进屋来追问。追问之下，发现是盐都赤卫兵团的，说话吞吞吐吐，甚可疑。因“三点钟”危险期还没过，就把她们扣留。
后来，“十·一八”的造反学生，把两人带到釜溪中学（自贡一中）继续审问。其间，发现其中一人身上有一只精巧小闹钟。“钟不大，但特别重”。“十·一八”战士王大聪无意间拨弄指针，拨到五点三十五分处就拨不动了，里面却仍在“嘀哒”作响。众人大惊，联系当晚保字号的行动及炸药、雷管等物，疑心此闹钟是“定时炸弹”。当即由王大聪飞跑送交市武装部鉴定。
找到武装部相关人员时，时间已是5点30分，距闹钟上的指针，只差五分钟了。为了免除意外，武装部的人来不及拆查，便叫将闹钟扔到釜溪河心。关于有“定时炸弹”的事，就这样传开了。但以后河中并没有发生爆炸，也一直未能将此闹钟打捞上来。
这就是当时全市震惊一时的“2·5爆炸事件”。
造反派为防万一，当晚即采取了“非常措施”，抓了一些战斗军人员关押审讯，并对“2·5”事件成立了“专案调查小组”。6日晚，邓遂夫、郝云华等人提出成立专案调查组，对此事件进行调查。并主动要求公安局派人参加。后在武装部的支持下，由14个造反组织组成的“专案调查组”成立。市公安局派4人参加。因公安局在调查方面具有专业知识，武装部确定由公安局派来的谢富久作调查组组长，造反组织内则推选邓遂夫、刘华作副组长。“专案调查组”一成立，便把抓到的“五军一兵”与事件相关的人员，全部送进公安局扣押。
随着“二月镇反”的开展，自贡周围地区的造反派相继被抓捕打压，形势逐渐紧张。自贡造反派这时经常派人出外“支持”，分散了追查“二·五事件”的注意力。
3月初，成都军区派独立团部队进驻自贡，取代了自贡市武装部，掌握了全市的“支左”大权。并当即部署针对造反派的“镇反”。
3月7日，在驻军指令下，因涉“2·5爆炸事件”的“五军一兵”相关人员，从公安局的临时扣留室里放出来。当晚，五云村看守所马上关进了按预先整好的“罪状”抓捕的第一批造反派人员。
3月8日，刘尚武等以自贡驻军名义发出了《揭露所谓“二·五爆炸事件”的真相》的声明，并宣布工人战斗军是“革命群众组织”，把九·一二造反司令部、红色工人造反兵团、盐场工人捍卫团、八一战斗团、硬骨头战斗团等，通通打成“反革命”、“右派”组织。同时还把“2·5事件”中受打击关押的“五军一兵”捧为“英雄”、“左派”。
3月18日，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军，捍卫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战斗军等5团队印发“二·五事件受害者、自贡二中学生江德美”《血泪的控诉 愤怒的声讨——控诉反革命组织“九·一二战斗团”和“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对我的迫害 》的传单。
3月23日，一连三天，被称为“2·5”事件受害者的江德美、李茂兰、蔡群英、吴仲文、谢佑军、傅明风等人，到处控诉造反派“罪行”。
3月24日，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工人战斗军等4团队，印发“二·五事件受害者”、红色工人战斗军战士、红卫制盐化工厂汽车司机罗志高《可挨斗可挨打，毛泽东思想不可丢——控诉反革命分子杨光一伙的暴行》的传单。
3月27日，公安局革委会派“审案”工作人员去公园指挥所汇报“镇反情况”。刘尚武对眼下的“镇反”现状表示不满。首先斥责审案工作“进展迟缓，思想右倾”。叫他们要把“犯人”管严，然后指示说：要审案中深挖“川南领导小组”，并提出追什么“杜师傅”又说这杜师傅姓李，一定要挖出来。刘还指示，“要分工审讯，专人负责，把自贡的线索三人小组、三线指挥追深追透。要通过‘二·五事件’和‘九·一二’被抓捕的人，把指挥自贡及周围地区的后台牵出来。”
5月24日，毛泽东主义公社、南下反逆流兵团联合调查组，在市武装部和造反派支持下，针对自贡驻军3月8日的所谓《揭露所谓〈二·五爆炸事件〉的真相的声明》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公布了《关于“二·五爆炸事件”的调查报告》。
该《调查报告》称：“以上铁的事实证明，没有爆炸的‘二·五爆炸事件’，是党内、军内刘、邓死党，操纵自贡及周围地区的保字号组织，对盐都革命造反派所策划的一桩残酷的政治迫害案；是自贡地区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刘尚武之流伸向红色盐都的一支罪恶的黑手。”

三、三千学生徒步支持内江造反派被武装拦截事件

1967年2月12日，成都军区发布《成都部队紧急公告》。内江军分区及内江行署公安处，以此前一天的内江“东方红电影院事件”为发端，开始抓捕内江造反派。
2月13日，省公安厅筹委发表了《对一·二九抢劫成都市公安局反革命事件的严正声明》，并坚决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部队的《紧急公告》。同日，内江军方“镇反”力度加大，大规模抓捕以内江工人造反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及内江高中造反学生。
当天，内江造反派被抓捕入狱的消息，由川南供电所红电工战斗团传到自贡。也有少数内江造反派从内江逃出，来到自贡这块“红色根据地”避难并求援。
2月14日，以“革命造反小组”为首，自贡部分造反派集聚在闹市英雄口广场，召开“声援内江造反派誓师大会”。 会上，邓遂夫、郝云华等慷慨陈词，呼吁以实际行动支援内江造反派。刚从内江逃出的内江造反派代表也发言对内江军方和内江公安处镇压造反派的举动进行了控诉批判。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示威游行。
其时自贡已是造反派天下，造反派以自贡“经验”出发，本着“天下造反派是一家”的精神，以为可以靠自贡造反派力量去干预扭转内江大局。2月14日晚上开始，市内一些造反组织纷纷组成各种“慰问团”、“调查团”、“医疗队”、“宣传队”等，以不同方式赶往内江声援。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当晚就派出了一个数十人的小分队，先期赶赴内江侦察“打前站”。
2月15日晚，最有实力的自贡二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为首，市内几所中学共9个学生造反组织三千来人集队，拟步行赴内江强力声援内江造反派。当天深夜，这数千学生沿国道步行了30公里，进入内江境内不久，即被内江军方动员组织的成千上万农村社员阻截包围在凌家场以东公路上，既不能前进，也无法返回。这批社员以基干民兵为首，持步枪、扁担锄头等，武力威胁学生。其中混有少数军人，周围山坡上还架起机枪。他们大骂学生是“右派”、“坏人”，是到内江支援“反革命”，“搞暴动”。学生情绪激动，却赤手空拳，面对包围处境束手无策力求自保。男生们用身体组成屏障，将女生保护在最里面，以防冲击和被抓走。通宵被围时，女生们连方便，都只能在男生们围成的圏子里就地解决，不敢离开公路半步。
消息传回自贡，市武装部负责人紧急致电内江军分区交涉，要求军方不得对这些学生使用武力，不能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同时答应出面设法劝阻学生，并紧急组织车辆将学生接回自贡。之后，武装部出面，以市交通兵团为主，展开紧急营救行动。连夜组织近100辆大卡车及人员，开赴凌家场地区接人。同时运去数千馒头，供学生充饥。
三千造反派学生，在公路上被围一晚，第二天拂晓时才被解围接回自贡。所幸整个事件中双方未有大的冲突，三千学生无人员伤亡。
3月，局势大逆转，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带部队来到自贡，接管了“支左”权，并主持“镇反”。这次“赴内江事件”也遭到淸算，被定性为“反军”。 其逻辑是，抓捕内江造反派的行动是内江军方在主持，自贡造反派公开去声援内江造反派，就是“反军”。
有意思的是，赴内江声援的是数千学生，“淸算”板子却落在其它造反派身上（学生身份不同，被捕者很少）。“革命造反小组”负责人郝云华，就因这次“赴内江事件”，于3月8日自贡“镇反”第一次捕人行动中，以“反军”罪名被捕。4月20日，仍关在狱中的郝云华向当局递交《喊冤报告》称：他是因为“内江事件”，被定性为“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而犯罪”，打成“反革命”被捕入狱的。如今，其它被捕造反派多数获释放，他本人仍被单独关押，未获处理释放。所以他要递交《喊冤报告》，向当局喊冤（所谓“喊冤”，实是抗议）。类似郝云华这种仅因“内江事件”而扣上“反军”罪名被捕入狱的造反派，不在少数。

四、市武装部领导因支持造反派被关押事件

1966年9月9日晚上，市武装部战士目睹了学生被通宵围攻、罚站高板凳情景，很不解很愤慨。同时，由于市武装部一些干部的子女在自贡二中上高中，有些人思想感情倾向学生一边。当天晚上，市委指派市委常委、副市长焦政任“现场总指挥”，负责围攻学生的整个行动的组织、调度与具体实施。焦政当时试图将临时指挥所设在市武装部（其时市武装部临街，与市人委大楼隔街相望，地形有利。又是军事机关，学生不敢冲击），却被市武装部副部长李宗白、政工科副科长张崇亮等加以拒绝。“9·9事件”以后，市武装部高层特地写了一万余字的材料，上报成都军区。反映自贡市委组织机关干部围攻学生，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
1967年1月21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发出了“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消息传到自贡，22日夜，《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全体指战员给革命左派的公开信》大字报上街。《公开信》说，“我们是毛主席亲自教导的人民子弟兵，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誓作左派坚强后盾”。《公开信》还对造反派说，“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是最革命的，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誓作你们坚强的后盾”。《公开信》迅即发表于23日出版的《自贡报》。
1月23日凌晨1点，全市造反派和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共二万余人，汇集在英雄口广场欢呼毛泽东最新指示。会上，自贡市人民武装部代表表示：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伟大号召，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切革命行动，誓作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坚强后盾。因此，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于23日发布后，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已经提前开始了“支左”。
成都军区主持的四川“二月镇反”开始后，因自贡市武装部从开始“支左”起，就旗帜鲜明地支持造反派，所以自贡“镇反”行动开展得较迟。为应付上级压力，2月19日深夜，自贡市武装部及市公安局按成都军区命令，拘捕了川大八·二六在自贡的“中南海哨兵”勤务员2人。2月21日，在驻军配合下，市公安局临时领导小组按照成都军区命令，抓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自贡分团勤务员5人。2月22日，又将中央点名的“全红总”自贡分团主要勤务员10人抓捕入狱。
不过，对本市主要造反派，市武装部李宗白为首的领导层，迟迟不肯下手。成都军区大为不满，决定对其采取措施。
3月5日中午，内江军分区副司令员刘尚武等带部队来到自贡，接管了“支左”领导权。下午二时，由市武装部向刘汇报自贡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以及市武装部“支左”工作情况。汇报中，内江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郝××指责说：“不管你们表示支持了的，还是没有支持的，都是右派！左派还没有形成。”“都要砸掉！”刘尚武在市委原公园招待所建立指挥部，主持“支左”及“镇反”事宜。
3月10日下午，内江军分区司令员陈崇礼专来自贡，与副司令刘尚武一起召开市武装部全体干部大会。大会开始时，由市武装部方××宣布成都军区的电报命令。这份“命令”称：“以李宗白为首的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支左工作中，对外支持右派，对内封锁消息，对抗军区命令，决定李宗白停职反省，张崇亮、李声辉、方锡九、高凤和、刘映兰学习坦白交待，下掉背袋武器。”当场把支持造反派的市武装副部长李宗白，政工科副科长张崇亮打成“走资派”，并押到内江软禁。其余4人打成“反革命”“右派”，软禁在自贡“集中学习”。部长赵斌则被责令“戴罪立功”专门抓“生产”。陈崇礼还威胁刘青松，“你不是在白马电厂当军事代表吗？你是在那里当特务！是专门搜集我们内江情况的。”隔了一周，又把武装部龙新禄打成“右派”，予以软禁。
3月19日，驻军以“自贡市人民武装部”名义发表《重要声明》。《声明》称，原市武装部负责人李宗白“欺上瞒下”，并表示，要“对以李宗白等负有直接责任的极少数人，进行严肃的、必要的处理。”
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传到了自贡。其中有不准随便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相关内容。当天，市武装部一些军人，在武装部大门口（闹市大街），贴出“坚决支持革命小将、革命造反派”的标语，受到了造反派和市民的欢迎。在这张标语上批满了“坚决和市人民武装部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等词句。
4月8日中午，被关押在内江的李宗白、张崇亮，以及周光文、吴吉昌、孙科明等造反派负责人，被中央点名上北京反映自贡市文化大革命及3月以来“镇反”情况。4月9日，李宗白等6人往成都，乘成都军区安排的专机赴京向中央汇报。
1967年9月5日，省革筹小组报中央批准，成立自贡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李宗白被任命为市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同年12月26日，自贡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李宗白任市革委会主任。成都军区亦任命其为市武装部第一政委。
1969年底中央重新处理四川问题的“一二·二五”批示过后，1970 年3月，省革委会对自贡市革委会领导班子作了重大改组，免去了李宗白市革委会主任的职务。6月，自贡市武装部成立“批清”领导小组，并举办“批清”学习班，开展“批清”工作，也开始了对李宗白的全面批判和清算。1971年8月下发了《揭发批判李宗白的材料》。
“批清”之后，李宗白调省内渡口市（现攀枝花市）武装部任部长，至离休。

五、数百造反派狱中“绝食”事件

（注：此节内容因在本刊2014年8月30日出刊的第38期“四川文革专辑3”上已有更详细的介绍，故从略。）

六、自贡造反派揪斗梁兴初秘书张洪志事件

1967年8月9日，在成都军区大院“首长办公楼”，发生自贡造反派“赴蓉小分队”揪斗梁兴初前任秘书张洪志的“8·9”事件。
鉴于自贡“五军一兵”有关人员的交代中，涉及梁兴初前任秘书张洪志，自贡造反派认定，张是自贡保守组织“五军一兵”的后台，也成了“埋在梁司令员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商议之下，由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市工代会前身）和市红代会，联合组织精干“赴蓉小分队”，专赴成都“揪张”。并向省革筹小组和成都军区领导“反映揭发张洪志问题”。这是自贡造反派第二次赴蓉揪张。
当日下午，自贡造反派“赴蓉小分队”与首都红代会南下反逆流兵团张兴华，毛源江（自贡籍）等10余人，持介绍信进入军区大院，在“首长办公楼”前，要求军区领导接见。门岗卫兵以“首长不在”拒其进入。僵持中，正逢张洪志从楼中走出。在同来的“五军一兵”反戈人员指认下，“赴蓉小分队”上前围住张并欲带走。张呼救，楼内冲出数十军人将其抢出，送进一号楼。“赴蓉小分队”遂直奔首长住的三号楼静坐请愿，坚持要军区领导接见。至10日凌晨4点，军区刘姓部长出来表态，称张、梁、刘、张首长已同意将张洪志揪到战旗文工团去斗，然后交自贡等地示众。晨6时许，一辆卡车载了几十个穿军装的“战旗”战士进入军区大院，在警卫连负责人配合下，逐楼搜索，在四号楼四楼将张洪志搜出，强行押至战旗文工团。
8月10日当天，批斗会由自贡“赴蓉小分队”主持，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及军内造反派等均有代表参加。其间，战旗文工团三次接到“地总”（红成派）威胁电话：“你们竟敢勾结自贡一小撮牛鬼蛇神，绑架梁司令员秘书！如不交出张秘书，小心把战旗捶平！”当日批斗会于下午6时结束，战旗文工团约定8时许，派3人与自贡造反派“赴蓉小分队”一起，将张洪志带往自贡。
7时许，情况突变，“红成”上万人突然包围军区大院，在军区内部人员配合下，将已被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扣留准备揪走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清（支持“红成派”）抢走。其后，“战旗”方面接到成都军区“首长办公室”电话，说张、梁首长指示，暂将张洪志交成都警司看押。此意味着，不再同意把张洪志交给“赴蓉小分队”带往自贡。不一会，警司一辆中吉普开到战旗文工团，再次传达张、梁指示，并把张洪志带走。
与此同时，张西挺于当日下午在军区接见了自贡造反派，专门谈及张洪志问题。张西挺说，这次你们自贡造反派和自贡武装部，又为四川文化大革命立下一个大功劳，挖出了埋在梁司令员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张洪志。张、梁首长对这个问题很重视。
张西挺还说，张洪志本在广州军区工作，曾经任过梁司令员的秘书，这次是帮梁司令员搬家到四川的。本来没有分配他工作，他冒用首长办公室名义干了不少坏事。据各地反映，重庆、自贡、灌县、邛崃、泸州的老保，张洪志都支持，挑起武斗。你们来了材料以后，各地都陆续来了材料。
张西挺说，张洪志到四川时间虽不长，但干的坏事这样多，如果不把他揪出来，对整个四川的文化大革命将带来严重的损失，我们对大家的这一革命行动表示坚决的支持。张洪志不但从政治上支持四川各地的保守组织，而且从组织上支持，借梁司令员的名义，随便派军管代表到地方，支持保守组织，对成都两派也插手挑动，还冒充梁司令员给重庆保派写信，给邛崃保守组织写信。
张西挺最后说，张洪志干的坏事这样多，对四川造反派犯下了滔天罪行，现在把他交给战旗文工团斗，然后交自贡造反派斗，以后交给邛崃造反派斗。至于重庆，不大方便，以后再考虑。
张、梁对张洪志问题态度的突然变化（即不交自贡造反派带走，而交成都警司看押），让自贡造反派及“战旗”等方面大为不解。第二天（11日），刘结挺接见“战旗”的人说，“现在情况紧急，张洪志暂留成都，他问题非常严重，也非常复杂。张洪志不但同四川好几个地区的老保狼狈为奸，还同某些造反派有勾结。”
而成都警司有人向自贡“赴蓉小分队”透露说：“现在地总严密控制，你们根本把张洪志弄不出成都。”由此，自贡造反派第二次“赴蓉揪张”行动，亦未获成功。
从这个事件看，刘结挺、张西挺如此公开鼓动支持造反派揪斗张洪志，搞梁兴初身边的亲信人物，带有“清君侧”的意味，有矛头指向梁兴初的意图。这也是梁兴初同刘、张矛盾加深的原因之一。
自贡造反派这次“赴蓉揪张”未获成功，仍没放弃努力。后几经周折，终于第三次“赴蓉揪张”，在张国华亲自批准下，成功将张洪志揪回自贡批斗。
不过，多年后，有关方面却把“揪斗张洪志事件”的账，算到李宗白、张崇亮头上。1971年，李宗白被撤职不久，对其开始了全面批判和清算。8月下发的《揭发批判李宗白的材料》（第一批），其开首第一篇是市武装部田友成的《愤怒揭发、批判李宗白、张崇亮的反党乱军的罪行》。该文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小标题就是：“非法揪斗张洪志同志，掀起反梁恶浪”。其中说：“1967年7，8月，正当‘5·16’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北京和全国各地大揪‘军内一小撮’时，自贡市也发生了非法揪斗梁司令员的秘书张洪志同志的反党乱军事件。这一触目惊心的严重事件，表面上是揪斗张洪志同志，实质上是李宗白、张崇亮和刘、张勾结在一起，以揪张洪志为名，行反梁司令员之实的反党乱军丑剧。”又说：“当揪张洪志同志的所谓‘赴蓉小分队’到成都后，李宗白还在他的办公室里用电话座（坐）镇指挥了一个整天”。

七、强行集训保守组织头头的“白公馆”事件

1967年12月13日开始，自贡市革委会以举办“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名义，强行集训一批被称为“保守组织”的原“五军一兵”各级头头。第一期“学员”共215人，全封闭性质，地点在自贡老城区自贡市疗养院旧址。这期学习班历时半年多，“学员”失去人身自由，终日检查、揭发、交代、批斗，苦不堪言。并伴有体罚、打骂、关押等，后来该学习班被形容为自贡“白公馆”。
这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学当天，举行了高规格“开学仪式”，市革筹小组及市武装部最高负责人李宗白亲自出席并讲话。十多天后的12月26日，自贡市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刘结挺代表省革筹小组及成都军区赴自贡出席成立大会。李宗白向刘汇报举办此学习班一事时，刘结挺表示赞许，说：“这是一个瓦解保守组织的好办法，你们要好好办。”
这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215名“学员”，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学员组”，“隔离反省组”，“另册组”（“另册组”即指被关入“特别监狱”者）。三个等级可随时变化提升。进“学习班”大门，有三道关卡，有荷枪实弹人员把守。“学员”让管理者稍不如意，便有枪托、枪筒打来。三个等级，三道关卡之外，还有一个“审讯室”。
被送入“学习班”的“学员”，不准回家，不准写信，不准会客，不准家属见面，也不准读报，不准听广播等。只准读《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唱歌只准唱规定的，如《英雄的自贡武装部》，以及丑化自我的《狗屎堆坏！坏！坏！》。其歌词如下：
“坏头头呀！那个坏得很哪！那个坏得很哪！坏得很哪！坏得很哪！上窜下跳，镇压群众，破坏生产，毁我长城，疯狂炮打《红十条》呀……”
关入“特别监狱”者，进门就是一张大纸写的《约法四则》（被“学员”称为“狱规”）。 其内容如下：“一，坏头头之间不准交头接耳，互相摆谈，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二，坏头头解便，端饭，倒开水和进出门等必须向值班人员喊报告，经同意后才能出门，有事要请示报告。三，坏头头严禁与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员接触交谈。四，坏头头除必须老老实实交待其罪恶活动外，必须在每天起床早操时间和中午吃饭后至两点打扫公共厕所和公共环境卫生，不容偷懒。上述各条，坏头头必须严格遵守，如有违犯上述各条者，必严加惩办。”
这里所说的“惩办”，据当事者回忆揭发，有30余种：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坐喷气式，吃猪蹄子，捆绑，毒打，弯九十度，罚跪，罚爬，罚跑，跳降落伞，披麻戴孝，烟头烧，皮鞭抽，放血，在炭渣路上做“小爬虫”爬行，等等。
尤其过分的是，1968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发表两周年，全市在檀木林广场举行十万人庆祝集会，会后大游行。“学习班”负责人竟将“特别监狱”中的20多名所谓“坏头头”、“小爬虫”、“死硬分子”，强行押在大门口，手执黑牌跪在条桌上，面对游行队伍“示众”。这20多人从上午10点游行开始，到下午2时游行结束，在夏天烈日下整整跪了4个小时。跪了下来还要谈“体会”。
1968年夏，内江地区革委会成立，李宗白代表自贡市革委前往祝贺，见到刘结挺。李宗白再次向刘汇报举办“学习班”情况，刘结挺赞扬说：“很好嘛，你们把经验总结一下，全川推广。”李宗白返自贡后，即布置《自贡日报》记者前往总结“经验”。前往采访记者结果看到，不少人跪在坝子里晒着太阳写检査，晒着太阳吃饭，晒着太阳“请罪”。该记者不敢下笔，总结“经验全川推广”一事，才不了了之。
这个被称为“白公馆”的“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最初由檀木林迁至市疗养院旧址。后因驻军（即0027部队）发现，调查此事，才偷偷搬至凉高山收容所。后再次搬至自流井房屋修缮公司俱乐部。最后被迫解散，共办了一年零两个月之久。
1970年8月，在市革委举办的“揭发批判刘、张严重错误大会”上 ，原“市革委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第一期）“学员”李炎，作了题为《从刘张试验田——自贡“白公馆”看“造反派领导一切”的反动实质》的发言。其中说：“由刘结挺，张西挺的忠实追随者李宗白授意办的我市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刘张‘一切依靠造反派’，‘造反派领导一切’的试验田。他根本不是什么学习班，而是对革命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自贡‘白公馆’。”又说：“‘白公馆’内被镇压的又是一些什么呢？那就是刘结挺、张西挺、李宗白要坚决取缔，彻底瓦解的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组织中的215个头头。在这215个头头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复员转业军人占百分之四十；老工人占百分之五十。还有不少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等。”

八、造反派批斗知名人士谢韬事件

谢韬，著名学者，四川省自贡市人。1955年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关押多年后，于1965年9月被释放，12月被安排到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文革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9月，谢韬曾让夫人卢玉（与谢韬一起被安排来自贡，在市一医院任清洁员），上北京反映申诉相关问题。此举其后被造反派攻击成“妄图推翻其反革命罪恶”的“翻案活动”。“清队”运动开始后，谢韬又成重点批斗对象。
1968年1月20日，市工代会文艺战线革命造反兵团和市工代会毛泽东思想图、文、博三馆主沉浮革命造反队，联合在闹市英雄口广场召开“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斗批大会”。谢韬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被揪上台进行了现场批斗。
市工代会毛泽东思想图、文、博三馆主沉浮革命造反队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的罪行》的批斗发言。
批斗发言称：“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谢韬，男，现年47岁，四川省自贡市人，1946年混入我党组织。谢韬混入我党组织后，挂起‘老革命’的招牌，采用孙悟空的挖心战术，在党内秘密的与反革命头子胡风勾结，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人物。”
又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四处安插他们的得力干将，于1965年9月将反革命分子谢韬释放，并通过他们在中央公安部、中央内务部的代理人，把谢韬安插在我盐业历史博物馆。谢韬来博物馆之前，于1965年12月，曾去旧省委宣传部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亚群秘密会见，两人阴谋策划反革命活动，但至今未向群众交代。”
批斗者称：“谢韬来我馆后，即与走资派钟树勋勾结在一起。钟树勋在群众中隐瞒该犯系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身份，并亲热地称呼：‘老谢！’”又说：“更为严重的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市开展以后，谢韬非法介入文化大革命，并利用向党支部汇报的手段，先后三次写诗填词，疯狂的攻击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像‘拿破仑’。真是狗胆包天，罪该万死！”
批斗者还攻击说：“1966年9月，谢韬与走资派钟树勋狼狈为奸，合伙整理了我博物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致使一个同志自杀身死。谢韬非法介入和破坏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又称：“不能容忍的是：该犯乘文化大革命之机，企图进行翻案活动，1966年9月，唆使其老婆上北京，妄图推翻其反革命的罪恶。”
批斗发言最后称：“现在，是彻底清算这帮坏蛋的时候了！”
批斗大会后，市工代会文艺战线革命造反兵团和市工代会毛泽东思想图、文、博三馆主沉浮革命造反队，将当天的大会批判发言整理汇编，结集成题为《万炮猛轰文艺黑线，彻底清理文艺队伍——我市文艺界〈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向阶级敌人放火！开炮！斗批大会〉资料汇编》。
批斗大会之后，谢韬曾被当局和造反派短暂关“牛棚”。不过，总体上说，谢韬发配来自贡后，哪怕在最混乱无序的文革时期，所吃的苦头并不太多。包括他所在的盐业历史博物馆造反派在内，大会批判归批判，平日言行包括生活待遇上，基本上还是善待谢韬。最严重的一次，是某日在博物馆内，谢韬正被发落扫地，一中年男子参观者，听闻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愤愤然走过来抽了谢韬一个耳光，以显示其“阶级觉悟”和“革命立场”。后被人及时制止，事态没扩大。
七十年代初，被称为“国际友人”的著名加拿大人士文幼章应周恩来的邀请来华访问，访华期间，他多次提出要见谢韬，不见不肯罢休。反映到中央高层，最后获周恩来批准，允许“安排”谢韬与文幼章见面。当然，有人“陪同”，且事先对谢韬打了“招呼”，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其时身处险境的谢韬，自然也知其利害所在，不敢违命。这次被“安排”的与文幼章见面，总算顺利结束，未出意外。此后，可能因为有“国际友人”关注过问这种背景，自贡地方当局及馆方，对谢韬的监管稍松，处境相对好些。文革后，谢韬多次对人感叹，幸亏当年是发配来自贡，若是留在北京，不是在恐怖的“红八月”中被红卫兵打死，也可能在以后其它场合被斗死。又说，“还是家乡人好些”。

九、“武装支隆”事件

1968年4月下旬，“武装支隆”在自贡全市轰轰烈烈展开，成当时重大事件。
4月25日，隆昌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开成立大会的当天，隆昌县革委即被对立派武装“野战兵团”与包括泸州红联站、重庆八一五等外地武斗联队一起武力赶出县城。隆昌县革命委员会被迫同县革委支持的造反派一起，撤到“红色根据地”自贡立足，成“流亡政府”。这是四川省仅见的一次县革命委员会刚成立即被武装颠覆的严重事件。
4月27日，数千流亡自贡的隆昌造反派，抬着毛泽东巨幅画像和隆昌县革命委员会吊牌，集队在自贡市中心大街游行，边走边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誓死保卫红色政权！”等激烈口号。其“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的牌子，一度挂在自贡沙湾招待所门口。自贡军政当局及造反派的大规模“武装支隆”作战及支援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隆昌县革委会流亡到自贡，大批同观点的造反派及群众，也随之涌进自贡。仅4月27日当晚，自贡就涌入外地人员5万余人。全市的机关、学校、厂矿都住满了外地人员。据统计，从4月下旬到5月，全市共接待被称为“‘红十条派’战友”的外地人员13万余人。其时，自贡3个城区1个郊区，仅有人口60来万。这十多万外地人员的涌入，给自贡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极大压力和负担。
4月27日当天，自贡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政法司令部、文攻武卫指挥部联合发表《关于隆昌县当前局势的紧急声明》。《声明》称，“保守组织等武装暴徒对隆昌县的疯狂进攻，决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又称：“我们恳切要求省革筹和成都军区采取断然措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毫不犹豫地对反革命暴乱坚决镇压！严惩此次反革命暴乱的策划者，依法制裁组织武装进攻的坏头头和杀人凶手！”
4月下旬，为应对“武装支隆”的严重局势（双方交火的前线，一度距自贡仅30来公里），自贡军政当局，市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市政法司令部几大造反组织以及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等，制定了全市性“应急计划”及“作战方案”。首先，将自贡分成多个“战区”。与富顺、隆昌临近的邓关地区划为“第一战区”，与富顺临近的大安区划为“第二战区”等等。每个“战区”均设立“前线指挥所”，“后勤部”等作战机构，以市、区文攻武卫指挥部为班底，组织专业武斗队及后勤支援队伍。
以“第二战区”的大安区为例，其“前线指挥所”设在富顺县何家场（现今大安区何市镇），“后勤部”设在东风盐厂（大安盐厂）俱乐部。“前线指挥所”由市武装部军队干部任“前线总指挥”，文攻武卫指挥部负责人任参谋长。共辖6个作战连队，由包括大安地区厂矿和威远煤矿，威远钢铁厂等单位武斗人员组成。分别驻守何市、牛佛、三多寨一带。除“战区后勤部”外，还在何市、牛佛当地设立“前线后勤部”，为自贡武斗人员提供粮、煤、菜、肉等生活用品及日用品，并抽调大量农村社员为之挑水、做饭、运粮、运煤等。比如，仅三连一个连队，就有30多个社员为其效劳服务。
“武装支隆”亦造成国家物资钱财的大量消耗。据不完全统计，仅“第二战区”大安区，不到10天的武斗，共耗费粮食二万八千余斤，经费二万余元（当时是一笔大数目）。
4月29日，《自贡日报》发表《自贡日报》编辑部和《盐都炮声》编辑部联合署名的编辑部文章《战地黄花分外香——热烈祝贺隆昌县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文章称：“他们企图从隆昌打开缺口，从而颠覆自贡、宜宾等地的新生红色政权，继而破坏即将诞生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推翻红十条，在四川复辟资本主文义，恢复李井泉的独立王国。”文章还称：“我们不但要用文攻，而且要有武卫，不但要在政治上彻底摧毁他们，而且要在武力上彻底击败他们。”
4月30日，市革委召开关于“武装支隆”局势的报告大会。市革委负责人张崇亮在报告中称：“当前的形势很紧张，隆昌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全国罕见的。”又说：“这次事件远远超过了成都132厂事件……强行占领隆昌，这不是什么武斗，这是战争。他们使用了现代化武器，屠杀我革命派。他们稳定重庆，大乱成都，武装夺取专县，现分兵两路进攻富顺、内江、自贡、宜宾。”张崇亮还说：“‘八·一五’少数坏头头，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反对党中央，反对红十条的战争，要有长期准备，要求财政、商业、粮食等部门，要保卫粮仓，加强对油库、仓库的保卫工作，半年内要有饭吃。”张崇亮最后号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张崇亮这个报告进行了录音。会后，将录音在全市反复播放了几天。报告之后，全市各区、各行各业即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
5月初，因“武装支隆”局势吃紧，战火有延及自贡境内的可能，市武装部、市革委主要负责人李宗白从北京学习班临时回自贡听取相关汇报，并特地到“武装支隆”前线视察。视察中，李宗白听取前线指挥人员的汇报，并向武斗人员作战地动员工作。又专门视察了阵地，还对前线工事的挖设提出了具体意见。李宗白还视察了当下正改产制造半自动步枪的市夹具厂。
5月中下旬，属于专县“八一五”派的“红联站”武装“野战兵团”等专业武斗队，因故停止了向富顺、内江方向的推进，自贡持续了将近一月的“武装支隆”紧张局势才得以缓解。

十、《自贡日报》“两文两按”事件

1968年7月18日，《自贡日报》发表题为《不准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署名文章，并加上较长的“编者按语”。
9天后的7月27日，《自贡日报》再次刊出署名文章《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反动思潮必须批判》，并同样加上较长的“编者按”。这两篇文章和两个“编者按”，被统称为“两文两按”，并由此引发自贡文革史上著名的造反派内部关于“两文两按”的大分歧、大辩论、大争斗。史称“两文两按事件”。
“两文两按事件”的背景，在于当时正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以市革委以及红代会为主的一方认为，造反派内部包括所谓的“老造反”（主要针对工代会等），成员复杂，尽管他们在文革初期的“五十天”里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后来得到了平反，但他们一些人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确实有过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必须进行认真清理，不能一清理就说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喊出了“不准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激烈口号。而这一口号又是来自江青的讲话。此前1967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了《江青同志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江青在这个讲话中说：“还有十七年和五十天的问题。我觉得有些革命小将的见解是很好的。五十天要算，十七年也要算，三十年代也要算！这个根长得很哩！有一个小将讲，有的人只搞五十天，不搞十七年，这实质上是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包庇三十年代，这个看法很深刻。”
以工代会为主的造反派核心层，当即作出强烈反应。第二篇文章和第二个“编者按”见报的7月27日当天，市工代会常委会，即发出针锋相对的一份强硬《通知》，要求市、区工代会及各下属团队行动起来，全力批判“两文两按”。该《通知》说，“这两篇‘编者按’及文章是根本错误的，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
“两文两按事件”对自贡市文革形势影响甚大。造反派内部，也因此分成“革派”（支持和维护市革委，以红代会为主）和工派（支持和拥护工代会）。
“革派”一方，面对市工代会的反击，也不示弱。7月31日，市革委机关报《自贡日报》，以显着版面，发表川南电业局工代会、川南电业局临管会署名文章《不准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不准保守思潮抬头》和“编者按”。“编者按”说：本报七月十八日和七月二十七日发表了两篇批判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的文章，并加了“编者按”。今天，我们再刊登电业局工代会、临管会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不准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不准保守思潮抬头》。
“编者按”还称，“这股翻十七年的案的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刮起来的”，还说，“清理阶级队伍的斗争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能不能清理好阶级队伍，就是能不能使我们的政权得到巩固的问题。因此，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排除一切干扰，扫除一切障碍，把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彻底打倒，夺取对敌斗争的全面胜利”。
这个“编者按”最后喊出了几个口号：“不准用五十天包庇十七年！”“不准保守思潮抬头！”“不准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自贡日报》这篇文章及“编者按”， 同样遭到市工代会为首的“工派”的反击。
当年8月，《盐都炮声》第51期出刊对开大报，几乎全部内容是对《自贡日报》所谓“两文两按”的讨伐和批判。主要有：《盐都炮声》加“编者按”的重头文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评〈自贡日报〉的两文两按》。以及东方红兵团六个下属分团战斗队的联名文章：《不准歪曲江青同志的讲话——评大毒草〈两文两按〉》。此外，还有工代会盐业总部文章：《驳〈两文两按〉的动机和效果》、自井工代会《浪遏飞舟》评论员文章：《“编者按”用的哪家阶级分析》、工代会文艺兵团《敢大反》评论员文章《不许为反动路线招魂》，以及《“五军一兵”坏头头谈“两文两按”》等。
自贡造反派内部，关于“两文两按事件”的争论和较量，也引起了省革委会相关负责人的关注。9月，省革委会政工组负责人明朗（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自贡视察期间，对《自贡日报》“两文两按事件”作出正式表态。明朗说，如果说“两文两按”有错，那么批判“两文两按”就更错。明朗还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辩护士——评〈自贡日报〉的两文两按》这篇文章，肯定不是工人写的，是知识分子写的。”（此文实为造反派中著名“笔杆子”周录正撰稿。）
“两文两按事件”的争论和较量，在自贡文革进程上可谓影响深远。由于在此事件上的摊牌，市工代会核心层，对“清队”运动进行了或明或暗的抵制。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周光文等，曾公开对下属团队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或骨干发话说：“如果‘清队’运动中乱整，把你们在单位整得活不下去了，你们就干脆躲到市工代会来。我们给你提供保护。看哪个敢到工代会来揪你！”
市工代会核心层对“两文两按事件”的激烈反应，倒真使市革委领导层在“清队”运动中，对一些“老造反”持谨慎态度，不敢太过分。客观上保护了那些身上或多或少有政历问题的“老造反”。

十一、造反派头头王本一被处决事件

王本一是自贡市大安区造反派知名头头。原是大安区运输站职工，文革运动中最早起来造反的那批“老造反”之一。大安区运输站系自贡市交通局下属单位，有职工800多人，是一家中型企业。运输工人身强力壮，敢打敢冲，在大安区造反派内较有实力和影响。王本一担任该运输站造反派主要头头后，又为首建立跨行业、跨部门的大安革命造反联络站并担任其主要负责人。1967年1月“夺权风暴”中，以大安革命造反联络站为主，一举夺了大安区委，区人委的权。
1967年3月，驻军主持以逮捕造反派为目标的“镇反”行动。王本一于3月8日凌晨军警镇压自贡造反派的“第一次逮捕”行动中被捕。4月获释出狱后，王本一知名度更高，成为大安区造反派主要头头之一。
1967年11月7日，大安区成立区革命委员会时，王本一进入区革委会任副主任职务，并兼权力很大代行公检法职权的人民保卫组组长。1968年初，大安区“整党建党”工作开始，大安区运输站成为全区“整党建党”试点单位，其“典型经验”被市革委肯定。王本一作为造反派中的“优秀分子”，被“纳新”入党。后来还担任其原单位大安运输站的临时党支部副书记。
1968年10月21日，市革委以自贡革命委员会调査组名义，编印《自贡市交通局大安区运输站整党情况》材料，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市散发，宣传推广。材料称，“自贡市交通局大安区运输站是全市有影响的老造反单位”，“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是巩固的，革命委员会有权威性，持续地开展了革命大批判，阶级阵线分明，生产秩序正常，整党也是全市开展得较早较好的单位之一”。又称，“大安区运输站于7月14日召开了深入开展整党动员大会，转入组织建设阶段。这一段分两步进行：一步是在党员斗私批修基础上，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建立临时支部；一步是落实‘吸收新鲜血液’‘清除废料’的指示”。王本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入党，并担任临时党支部副书记的。
1969年3月9日，《自贡日报》第二版发表署名“大安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大安运输站临时党支部副书记、工人王本一”的文章：《必须注意历史经验》，从自身造反派角度出发，谈这次文革及参加整党的经验和体会。这也表明了当局对王本一其人其事的再次肯定。
1970年2月23日，自贡市革委会召开宣传落实中央[1970]3、5、6号文件的万人“誓师大会”，坚决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全市由此开始了历时数年、声势浩大的“一打三反”运动。王本一被当局列为全市造反派内进行“一打三反”的主要对象之一。
1970年5月11日，经四川省革委会批准，撤销王本一大安区革委会副主任职务。7月17日至21日，大安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1970]3、5、6号文件，部署全区“一打三反”运动。之后，王本一被审查关押。再以后，被正式逮捕。
1971年7月28日，经四川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省革委会人保组批准，原大安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区革委人民保卫组组长的王本一，以“利用职权强奸侮辱妇女”的罪名判处死刑。全市性公判大会后，王本一以“反革命强奸犯”罪名被处决。
但接近王本一的人士及市内多数造反派认为，王本一当时的“罪行”，顶多算“通奸”性质。女方是当时大安区一年轻小学女教师。“一打三反”运动中，有关方面对其施压“做工作”，让她揭发王本一，将此案定性“强奸”，而且是“性质恶劣”的“持枪强奸”（王曾任大安区革委会人保组负责人，佩有手枪）。王本一就此以“持枪强奸”罪名被处决。
此女教师在自贡市自然再难立足，后来调往外地，据说还一路高升，最后当上了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

十二、“反迫害兵团”及唐尧勋被批斗致死事件

自贡市反迫害兵团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底，其成员主要是1949年以来，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和处分，受当局迫害的干部。唐尧勋一度是其主要负责人之一。
唐尧勋，四川绵阳人。1930年代入党的延安老干部。1949年10月随部队南下入川，受命接管川康盐务管理局五通桥分局，1952年初调自贡任川南盐务管理局副局长。唐妻丁兰，也是1930年代随唐一起，经地下党运作从上海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延安中央医院唯一的妇产科医生（原就职上海教会医院）。江青生李讷时，中央指定丁兰接生。为此她还参加了毛泽东为接生医务人员亲设的家宴。毛泽东曾当面赞曰：“丁兰，丁兰，花木兰！”后来，丁兰受上级安排，弃医从政。随唐尧勋调自贡后，任川南盐务局人事科长。
1952年7月在该局一次党组会上，唐尧勋被以“男女问题”、“反标”等为由立案，后开除党籍，曾关押4年多。1957年2月被有关部门宣布“免于起诉，无罪释放”，恢复自由。唐尧勋出事后，丁兰被迫与之离婚，后任市卫生局副局长。1958年“反右倾”运动中，丁兰亦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职开除党籍，放至医院做清洁工。
文革初期，唐尧勋被以“托派”等罪名在市人委（政府）机关被批斗。反迫害兵团成立，唐尧勋一度任主要负责人。
1967年“三月镇反”开始后，反迫害兵团亦遭打压。危急下，唐尧勋设法逃离自贡赴京上访。4月初，中央召开解决四川问题会议，已获中央平反并即将赴川任职的刘结挺，正从四川赴京上访的干部中了解各地、市、州情况。5月初，唐尧勋得以在北京西苑旅社两次受刘结挺接见。5月8日的接见中，刘结挺对唐尧勋说：“你的材料我还没仔细看，你的情况已有人向我谈过。我们再过几天就回成都了，你跟我一道回成都，我提前解决你的问题。”此时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决定已出，刘结挺被中央任命为四川省革筹小组副组长，位居四川新领导班子“三号人物”。5月9日刘结挺再次接见，对唐说：“你跟我一道回成都，我首先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只有回成都才能解决。”唐担心回川风险，刘结挺说：“你如果回自贡市，我把你交给李宗白，谁敢动你一根毫毛，我找李宗白要人。”
其时李宗白亦在北京参加四川问题会议，唐尧勋因之又去见李。李宗白表态说：“你长期受迫害，都是党内走资派一手搞的。他们迫害你，主要是你反对他们，你始终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又说：“老唐，我们回去一起搞，你回去就把人委（指市政府）搞起来。”还说：“你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负责给你解决，我们是一定能够解决的。”6月，唐尧勋从北京返成都，27日在空字028部队礼堂再次见到刘结挺。刘结挺指示唐尧勋，主要搞“干部调查”。7月中旬，由省革筹办川南组正式发出同意恢复自贡反迫害兵团的通知。
唐尧勋于7月22日返自贡。23日，李宗白派人接见唐，并传达李宗白指示说：“（反迫害兵团）只恢复上面，不发展下属组织。（隶属关系上）不属‘机司’（机关司令部），也不属‘无司’（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司令部，市工代会前身）；可以多和我们联系，有事可直接找我。任务搞干部调查，重点是调查受迫害的干部，为今后提供结合干部名单。材料可拿到武装部去打印。”并同时提供了三处可作反迫害兵团办公的地址，让其选择（刘结挺两次接见，以及李宗白与之谈话内容，均见之于1970年8月市革委印发的“批判李宗白材料”）。
反迫害兵团正式恢复后，设立了接待室，专门接待全市历次政治运动中遭受打击处分的干部。并编印“工作汇报”，报送省市相关部门。据一份“工作汇报”记载，仅－个多月时间，就接待了60人，收到材料40份。其中，被打成“右派”的占46.5%。
反迫害兵团的成员，也主要是当年受打击处分等不公正待遇，要求申诉“翻案”的干部。比较知名的有：唐尧勋已离婚的妻子丁兰，被打成“右派”的市人民法院原院长李振华，市检察院原检察长赵清洁，“右派”作家陈学名（曾4次受李宗白接见）等。当局后来的一份材料称，“在‘反迫害’的成员中，大搞翻案活动的就占百分之七十三”。据披露，反迫害兵团高层内部有一个计划方案，商定“先解放赵清洁，进入市革委，再解放李振华，唐尧勋”。另有反迫害兵团成员更表示，“誓死将唐尧勋扶进市革筹或比市革筹更高的三结合权力机构”。
1967年下半年以来，刘结挺等省革筹领导层对干部“翻案”问题持审慎态度。李宗白为首的市革委，对唐尧勋及反迫害兵团亦态度大变。唐尧勋在自贡处境不佳，遂赴成都寻求群众组织支持为之“翻案”。还一度试图利用成都八二六与红成两大组织的对立，增加“自身价值”。其时唐尧勋通过自贡石油部门的人联系上了八二六派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石油系统分团。唐曾对他们讲，红成的人几次在大街上想将他抢去，说要为之“翻案”，但被他拒绝。以此促使“兵团”一方引起重视，加紧为之“翻案”。1968年夏，“兵团”一方将为唐“翻案”整理好的材料直送省革委张西挺办公室。但材料上报后不久，刘结挺在一次接见“兵团”下属组织勤务员的会议上，明确表态：不要再为唐尧勋翻案了。当这一“刘副政委指示”（刘结挺时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传达回来后，“兵团”有关人员立马翻脸。将一直奉为“座上宾”的唐尧勋抓出来批斗，并为表示“划清界限”，当场用铜头皮带将唐抽打得头破血流。随后给自贡市革委李宗白发去电报称：“你们要抓的唐尧勋已被我们抓到请速派人来带回”。
四川“批清”运动开始后，唐尧勋被定为“三老会”骨干分子，反迫害兵团问题亦被重点清查。1970年秋，唐尧勋、李振华、赵清洁等被弄进“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交代问题，地点在自贡卫校。全封闭，“学员”无进出及通信自由，每天检查兼揭发，大小会批斗。1971年2月10日，本来身体不适的唐尧勋，被强行弄到会上接受批斗。经历一天批斗后突然昏迷，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时年59岁。据目击者称，批斗时，唐尧勋已严重不支，呈站立不稳之态，那些人竟用桌子前后将其抵住以防跌倒，又继续批斗。
唐尧勋去世不久，已接替李宗白担任市武装部第一政委、市革委会主任的丛笑难，在市里－次“宽严大会”上说：“三老会骨干分子唐尧勋自杀了。”将唐定性为“自杀”。

十三、红卫兵造反派领袖邬家贵入狱事件

邬家贵是自贡二中（蜀光中学）高三3班学生，家庭出身城市贫民，在校成绩优秀，表现好，任高三3班班长，在学生中有号召力。文革初期的“9·9事件”中，与孙科明等一起走上街头，是最早起来向市委造反的“老造反”学生，红卫兵领袖之一。后来担任该校造反组织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勤务员。建立全市性造反学生大联合组织毛泽东主义公社后，邬家贵任主要负责人，是全市公认的红卫兵造反派领袖之一。
1967年的“三月镇反”中，孙科明于3月19日深夜被逮捕时，邬家贵等2人被强行“集训”，关押于市公安局凉高山收容所。4月被释放。
1967年7月，自贡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前后，因“内部整风”被排挤，邬家贵已脱离造反派主流圈子，未进入市红代会领导层。建立自贡市革委会筹备小组时，曾安排其担任市革筹文教组负责人，后遭红卫兵造反派内部反对而未到职。
1969年上山下乡运动中，邬家贵下乡在郊区高峰公社高峰大队第八生产队落户。先后担任生产队队长，大队及公社知青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因表现突出，公社及区领导拟选其作为赴京知青代表。
1970年，开始在知青中招工。其时最有希望招工回城的邬家贵，被同屋知青戴某举报，称其“收听敌台”，且书写“反动对联”。真实情况是，下乡后，生活环境很差。该知青点有4个男知青，共住一茅屋。有个风雨天，邬家贵独居茅屋，有感而发，在纸上信笔写下一副对联：“风凄凄雨泣泣一茅屋揺揺欲坠，灯悠悠命危危四知青默默无声。”横批：“信天由命”。此系其知青生活生存环境的真实写照，发点“小牢骚”而已。但邬家贵仍觉不妥，将写这对联的那页便笺纸撕下来，点根火柴当场烧了。
没料，那年代，便笺纸质单薄，又是用圆珠笔写的，下面那页也留下对联笔迹，并能读出内容。此事被同屋知青戴某知晓。戴的家庭出身、政治条件不如邬家贵，怕招工竞争落伍，遂于招工前夕举报“对联”事。戴举报后，邬家贵其实未写出的对联，顿成了“政治问题”，再以后，又牵出所谓“收听敌台”、“书写反动日记”种种，上升为“反革命案”。1970年，全市性“一打三反”运动开展，邬家贵问题不断升级，先是公社重点，后全郊区重点，再后来，成全市重点。关押审查中，办案人员威逼加诱供，让其承认“反革命罪行”，再作“坦白从宽”的典型，以获当局“从宽”处理。
一次全市性“宽严大会”上，邬家贵被宣布以“反革命”定罪，但鉴于“坦白交待”得好，予以“从宽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免于刑事处分，以观后效”。判决后，邬家贵仍回生产队，监督劳动。
1974年初，全国从上到下开始“批林批孔”运动，局势再生动荡。自贡一些过去的造反派人士误判局势，于当年2月，串联成立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邬家贵也卷入其中，一度充任该“总部”建立的“广播台”编辑兼播音员。
当年12月初，市委明令解散“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及其所属分部。市公安局当即对其采取措施。该“总部”其它人等拘留后，均放回原单位处置。唯有邬家贵一人被正式逮捕。其后，再次以“反革命”定罪，被重判有期徒刑15年，送市内唐家坝监狱服刑。判决书称，其“处理之后，不思悔改，反攻倒算，为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翻案”等等。
宣判后，邬家贵在狱中，曾在“单间”里面一人被关押长达一年之久，一度失去时空概念，精神差点崩溃。服刑期间，邬家贵不断地向省、市有关部门以至向中央申诉，同时边在监狱工厂劳动，边在狱中自学大学的数学、机械原理等。至1980年12月平反释放时，已学完全部课程。
平反出狱后，邬家贵自主创业，创办自贡市五星广告霓虹灯厂，一度效益还不错。

十四、造反派头头闹市拦截游街车队事件

1973年2月，自贡市贡井区发生造反派头头闹市街头拦截公安局游街车队，并强行爬上车厢，取下其中被游街的某“反革命案犯”胸前所挂“黑牌”，欲将其当场救下，致使当天整个“游街行动”受阻的轰动性事件。
出面拦车“救人”的造反派头头，是有四川省革委会常委身份的知名造反派吴吉昌。被拦者是被贡井区公安局定为“反革命”的，曾一度在市革委资料室任职的前红色公安造反团成员冯敦全。
冯敦全，文革前为贡井区公安分局筱溪街派出所民警。虽身为公安民警，冯敦全却喜欢读书看报，且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除记事外，难免有些生活感受之类。“四清”时，被人举报其写“反动日记”。经组织谈话，冯敦全交出日记。又依据日记中某些内容，冯被定为“思想反动”。文革初期冯敦全因此被划为“四类”，遭批斗关押。后参加造反组织，成贡井区公安分局“红色公安”骨干成员。因其文笔尚佳，又调市革委会资料室任职。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反动日记”问题再次被翻出，已回原单位的冯敦全又成审查对象。这次要整冯敦全的，是原来对立面的一些人，要借“一打三反”运动拿造反派开刀。不过，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是有人要借搞冯敦全，深挖下去，搞冯敦全背后的省革委会常委吴吉昌。冯、吴两人关系极好，而且是邻居。有些人要借搞冯敦全，达到搞吴吉昌的目的。
冯敦全“一打三反”运动被审查后，审查来审查去，都只有“四清”时所谓“反动日记”问题。且当年上面是定了性的，不够“反革命”程度。尽管如此，贡井区有关当局还是揪住冯敦全不放。1973年2月，区里要搞一次声势浩大的“罪犯游街”行动，事先拟定的“游街罪犯”名单，就有冯敦全，而且定的是“反革命案犯”。
吴吉昌得到消息，找区当局交涉无果，当即紧急赴市委，找市武装部政委、市委书记杨成彬汇报反映。杨成彬听了汇报，也感觉此案存在问题，答应告区当局，未定性之前，冯暂不公开“游街”。吴吉昌仍不放心，当场让杨成彬书记写了冯暂不“游街”的条子，带回交贡井区有关当局。
哪知第二天贡井区组织的“游街”行动中，冯敦全仍被挂上“反革命犯”的黑牌，被押在大卡车上，在街头“游街示众”。吴吉昌听到消息后，赶去质问有关当局“为什么不执行杨成彬书记指示”时，武装押送的“游街”车队已出发。吴吉昌带人追赶，在贡井大桥处拦住了车队。吴吉昌一边爬上押送冯敦全那辆囚车车厢，欲动手取下挂在冯身上的黑牌，一边高声大喊：“冯敦全，你下来！你不是反革命！你的事杨成彬书记有指示，说你不是反革命！”
“游街”车队当时大乱。鉴于吴吉昌的“省革委会常委”这种特殊身份，区有关当局当时也不敢对吴采取什么动作。虽然吴吉昌也没能当场把冯敦全带走，但当天整个“游街示众”行动却因此受阻。此后也未敢将冯敦全再“游街”。有关当局此后也未对吴吉昌作追究，毕竟杨成彬书记关于“冯暂不游街”的批示在先。
其后，原成都大学党委书记叶兆麒（其子叶延滨后成为著名诗人）任自贡市委第一书记，成为市委主要负责人。“冯敦全事件”作为“遗留问题”，再次闹到市委“一把手”那里。叶兆麒调看了全部案卷，也仔细看了那部“日记”。发话说：“日记有些内容是反动。但怎么看，也算不上‘反革命’。”叶兆麒最后一锤定音，“冯敦全案”，就此不了了之。
文革结束前，吴吉昌仍旧当他的“省革委会常委”。1976年4月8日下午，自贡市10万军民集会，“热烈拥护党中央关于华国锋任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坚决拥护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愤怒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事件的罪行”。吴吉昌以群众组织代表、省革委会常委身份在大会上发言。《四川日报》在第二天的报道中，还专门突出了吴吉昌发言及其身份。
但文革后四川大规模清理“帮派骨干”时，吴吉昌却难逃被“清理”的命运。被捕入狱后，被重判有期徒刑十五年。当年闹市街头拦截公安局游街车队一事，成其主要罪行之一。滑稽的是，引出此“罪行”的“主角”之一的冯敦全本人，倒一直无事。

十五、取缔“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事件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2月25日，自贡市委发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整风和发展自贡大好形势的意见》。意见指出：紧紧抓住“批林批孔整风”这个纲，提高各级干部的认识，端正对运动的态度，站在运动的前头，深入基层，抓好典型，总结经验，推动全局。
鉴于全国从上到下深入开展“批林”的形势，市内有部分早年有造反经历，其后又各自经历过不同程度打击压制甚至“受迫害”的人士，认为时机有利，试图“重拉山头”。1974年2月，以张家坝制盐化工厂的尤明亮，鸿鹤镇化工厂的邱进华，东方锅炉厂的杨远祥等人为首，串联成立“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
据该“群众批林联合总部”核心人士后来私下对人透露，之所以冒风险搞起这个“联合总部”，是因为197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大上，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让他们这些有造反经历的人，受到很大刺激，似乎对未来前景看到了某些希望。江青等出面主持“批林批孔”运动并在全国展开，又让他们对形势进一步产生误判。
5月6日，市委发出《关于进一步认真学习中央[1974]12号文件，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通知》。指出：中央[1974]12号文件是毛主席、党中央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部署，指导我们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全市干部和群众都要认真学习，深入钻研，全面理解，坚决执行。用文件精神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全市的批林批孔整风运动推向新高潮。5月13日，市委召开市委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市委代理第一书记叶兆麒在会上作动员。要求市委领导机关带头学，带头批，集中精力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
全国“批林批孔”形势的发展，以及市委对“批林批孔”运动的部署，助长了“群众批林联合总部”那些人把事情搞大的决心和信心。经多方努力，他们搞来广播器材，仿文革高潮期造反派红卫兵建立“炮打司令部”广播台，以引导控制舆论的做法，在市中区自由路市建二司俱乐部的顶楼，建立了“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广播台。该广播台离十字口广场不远，处于闹市地区。广播台每天播音三次，早，中，晚各一次。早上、中午各播音1小时；晚上播音2小时。原红卫兵领袖邬家贵担任广播台的编辑兼播音员。
其后，这个“群众批林联合总部”进一步扩展，在一些区和系统，建立了自己的“分部”。
初始阶段，可能市委当局对“批林批孔”形势的走向，心中也无数。更可能是对中央高层动态不摸底，市委对“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采取观望甚至容忍态度。
一直到当年12月份，可能上级有了什么精神或指示，市委才终于下决心对之采取行动。12月3日，经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明令解散“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及其所属分部。市公安局奉市委指示，开展突击行动，查封了其总部及其所有分部。设在闹市自由路的广播台，也被一并查封，广播器材全部予以收缴。“自贡市群众批林联合总部”及其所属分部主要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全部被隔离审查。
不过在最后处理上，还是持慎重态度。如前文所述，除邬家贵一人，因有所谓“前科”被重判以外，所有涉及“群众批林联合总部”的人员，审査一番后，均送回原单位处理，未获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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