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奋：鄱阳风雨堪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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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奋：鄱阳风雨堪追忆？

（一）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凌晨，毛泽东从上一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的消息，“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动人诗篇。

余江县位于鄱阳湖南岸。这个县有一个区叫兰田坂，“方圆五十里，由于血吸虫为害，在近五十年内，兰田坂有三千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有二十个村庄完全毁灭，有一万四千多亩田地变成了荒野。”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的诗作，作为文艺作品，被破天荒刊登在《人民日报》头版（并在同一版上刊出墨稿），既为瘟神送行，也为当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个人崇拜”壮了声势。

然而，与毛泽东同样住在北京城的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当他们从十月三日的《人民日报》上读到《送瘟神》时，却万万没有想到，这特大的喜讯，豪迈的诗情，还有那远未被送走的瘟神，竟也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派“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制止了清华两派的武斗，登上了“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舞台。 半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个单元排得满满的，但已经全然流于形式。此时，已有部分教师开赴北京城 内外各工厂参加劳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在鄱阳湖鲤鱼洲（属南昌县，位于鄱阳湖南岸，靠西；而同样地处鄱阳湖南岸的 余江县靠东）建立清华大学试验农场。对此，已经厌倦于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教师们，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教职员工，一开始还表现着热情，许多人踊跃报名 并立即向鄱阳湖进发。

那时节，我因在“陈里宁案件”中负责《“狂人”日记》编辑工作，又擅自写了一个同名剧本（草稿），自一九六八年二月起，一直被审查，被隔离，被批斗，已经一年多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得到下放农场的通知，但没有告诉我，我的妻子和六岁的女儿是否同时下放。我的妻子也是清华教员，但属于不同的系。当时，她已与所在教研组 的教师一起，下放到新华印刷厂劳动。按说，当时的新华印刷厂跟清华大学一样，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抓的点”。她在厂里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总比到农场 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更有所收获吧。我出身于一个华侨世家。父亲在南洋当小学校长，我在农村长大，当然熟知农业劳动的艰苦。她出身于一个华侨富商家 [1]，自幼娇生惯养，对于下放农场毫无思想准备。如果她此时也被下放农场，那是受了我的拖累。

那几天，我已准备好一个人去农场的简单行装。晚上回宿舍时，我总是战战兢兢，老远就望着宿舍的窗口是否亮着——如果窗口不亮，就说明她没有从工厂赶回，就 说明她不会跟我一起下放。然而，第三个晚上，距动身还有三四天，我老远就看到那窗口的灯光——她从工厂赶回来了，她也要下放了，我们这个小家庭就要被“扫 地出门”了。我颓然呆立在路上，好久迈不开步——是我拖累了她。

[1]她的父亲郑海城，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负责将西加里曼丹（后来印尼共和国成立时属印尼）当地华侨的捐款解回国内，支持抗日。日本鬼子一九四五年 八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当地日寇在撤退前，将他和当地其他爱国侨领逮捕、活埋。时在中秋节或中秋节后一日（我查了“万年历”，应是九月十日或十一日）的夜 里。解放后，广东省有关部门特批准在其故乡（揭阳市的乡下）立碑纪念，但她和她的兄、姐和妹妹后来决定将建立纪念碑的钱用于建造村里的中学、敬老院和幼儿 园。村里的中学命名为海城中学。近年，从不同文史资料中得知，当年在南洋的郁达夫，也在日寇宣布投降后的九月某日被日本鬼子活埋。可知日寇在宣布投降之 后，贼心不死，在南洋各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屠杀华侨中的抗日志士。——对日寇宣布“投降”之后继续犯下的这一罪行，似未见有专项历史资料披露。这应是一部 完整的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特为附记。

（二）

到了鄱阳湖，到了农场，从早到几个月的同事们那里首先听到的，是三条不祥的信息。

一是，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血吸虫病致人死命，人民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撤走了全部劳改犯，撤销了农场。而清华大学正好选中了这个地方来改造它的知识分子。

二是，首批来农场的教职工中，已有多人患了血吸虫病（当时叫“小虫病”），有的已经危及生命或丧失了生命。

三是，农场的土地，是围湖造田而成，一旦鄱阳湖春涨，决堤，我们将全都成为鱼鳖。

头两条，血吸虫病的厉害，一时还无法体验。倒是农场领导着意安排新到的一批人马，到堤围上走了一遭。只见堤下有不少临时搭建的茅棚，是被征召来加高加宽堤 围的农民们的住所。领队的人告诉我们，加高加宽堤围是为了确保农场的安全，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经费是由李先念副总理亲自拨给的（当时国务院 的几位副总理，除李先念继续视事外，其他都被打倒或靠边站了）。

这里有血吸虫。

这里没有贫下中农。

在农场，我和妻子仍然分属不同单位（连队）。与在学校时一样，她在所属的单位（连队）继续当革命群众，我在所属的单位（连队）继续被审查。不论我多么狼 狈，不论我被宣布犯了多大的罪孽，她都不必为我的罪行表态或参与对我的批斗。阶级斗争的风暴没有吹进我的这个“避风港”。一些被审查、被批斗的对象由于家 人参与批判、斗争、划清界线而“自绝于人民”的事，似乎离我十分遥远。

有一天傍晚，繁重的田间劳动结束了，连队组织了一次“车轮战”批判会。革命群众被分成好几个批次，轮番对我进行批判和“攻心”。一批退去了，吃晚饭去；另 一批刚吃完晚饭，又来对我“攻心”，好像没有个完。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给我安排吃晚饭的时间。经过白天劳动的体力消耗，又接着这连续两三个小时站着挨 批，当“车轮战”结束的时候，我已感到不像个人（深更半夜，一个正被审查批斗的人，当然不敢跑到食堂去要饭吃，何况这时食堂早已关门）。回到集体大统舖宿 舍，我连忙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把“开口笑”（一种用面粉加糖的油炸小丸子，是从食堂附设的小卖部买来的。不少人都买了这种小丸子，以备肚饥时食用）吃了起 来。

这下子闯了大祸！立即被革命群众发现，被揪回批斗现场。……革命群众跟你讲政策，讲前途，你却无动于衷，还吃你的“开口笑”！一时，“打倒反革命分子某某 某”的口号声响彻夜空。这一轮新的“车轮战”是临时发生的，似乎不是连队领导出面组织的。夜已深，闻声赶来的革命群众，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有时人多， 有时人少，似乎没有尽头。

我昏昏沉沉地站着。突然间听吴良镛先生念到最高指示：“……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吴先生作了什么发言，念了多长的最高指示，我浑然不知，但这最后一句， 竟然那么清晰地进入了我的听觉。我真怀疑吴先生一时糊涂，选错了一段最高指示，但既然开了头，只得把它念完。我估计他是中间插进来的，没有经历刚才发生过 的愤怒批判和大呼口号的场面。正是一句“使他变成一个好同志”，立时引发我的嚎啕大哭。吴先生原是土建系副系主任，他与我同属一个教研组。“文革”开始 时，他与系主任梁思成先生一样，被作为反动权威批判过。举家下放农场之后，境况好了一些。但他为什么这么糊涂，选错了一段最高指示，敌我不分呢？我虽然从 未萌发过“自绝于人民”的念头，当时也不知自己是否或如何“变成一个好同志”，但吴先生这一次“疏忽”，却令我终生难忘。他是我到农场之后第一个施恩于我 的共产党员。

（三）


到鲤鱼洲农场不久，妻子即查出身怀六甲。其后，差不多一个月之内，由妻子带头，全农场一共有四位母亲产下了五个婴儿。我们的小女儿取名“洲子”，有另一男婴取名“小鲤”，算是对鲤鱼洲的一种纪念。

一九七〇年夏天，妻子产前一个月，鲤鱼洲遭遇一次龙卷风的袭击。风灾过后第三天，正逢休息日，连队里的干部告诉我，我的妻子和女儿所住的茅棚当夜被 龙卷风刮倒，但未伤人。连里特准我前去探望。妻子告诉我，当夜倒塌下来的房架正好被一个矮衣柜拦住，没有砸着人。当她们被压在废墟中时，她听到外面有一位 男教师高声喊道：“这里房塌啦，下面埋着一位孕妇呀！”

妻子曾向工宣队提出申请，让她回到我的老家广东农村去生产。工宣队没有批准，反问道：“难道在农场就生不出小孩吗？”

妻子产前两三天，我和妻子、女儿又组成一个小家庭，住进了一间刚刚盖好的泥墙、泥地、瓦顶的宿舍。负责拉电线的一位女教师特别提前为我们家拉了电线，装了 电灯。她对我妻子说：“要是夜里临产，黑咕隆咚的怎么行。”临产当天上午，助产的医生被从水田里请来。当她背着医疗器械包匆匆走进我们家时，腿上的污泥还 没有洗净。她打开了从北京校医院带来的“产包”，一时惊呆了。经过鄱阳湖潮湿空气的侵袭，助产用的剪刀已被锈住，打不开。匆忙中只得用妻子这几天在剪尿布 时使用的剪子。这导致了严重的感染。妻子发高烧，流脓，痛苦不堪。大夫给了一些消炎片和冲洗的药水。但我仍然必须照常出工。白天里，照顾刚出生的婴儿，照 顾自已的病体，全由妻子一人负担。过了几天，一个清晨，连长王景厚（与我同系——土建系的教师）来到我们宿舍，看望了产妇和婴儿。临走时对我说：“你这一 星期就不用出工了，好好照顾她。”这位好心的王景厚，他是我到农场之后第二个施恩于我的共产党员。

妻子产后，她原来所在教研组的几位教师，按照北京人的习俗，给她送来了一只老母鸡。那时，两个星期安排一个休息日，一般教师可以到南昌市内去采购急需的东 西，或改善一下生活。正在被审查、时不时受批斗的我，就没有去南昌市的权利和机会， 也就无法为妻子和小女儿去采购任何东西。妻子产后有疾。小女儿营养不足， 到半岁时脑壳上还没有一根头发。正好她半岁生日时， 我胡诌了一首七律，“ 颈联”云：

父是待罪心有鬼，
汝何择胎眼无珠。

这个刚出生的女婴，显然跟她的母亲和姐姐一样，也受到我的拖累。

她们的遭遇和命运，竟使我在这段特殊的日子里胡思乱想起来——当一个民族遭受苦厄的时候，它的女同胞们要经受比男人更多、更深的苦难。

——我五六岁（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时，有一阵子，日本鬼子发动了对邻村的一轮大烧杀。男人们闻讯外逃，终于逃出来小部分人，幸免于难。而妇女们认定，如若逃跑时不幸落在鬼子手中，将遭受更惨痛的欺凌和蹂躏，她们躲在家中，躲在床底下，终被活活烧死。

——文化大革命中，引起我这种胡思乱想的事情更多。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清华园里即掀起了“红色恐怖”。一天夜晚，五六个身强体壮的男学生，正拖着一 位女教师，从建筑馆（清华学堂）拖过了新水利馆，正向图书馆的方向走去。一群学生跟在后面，或怒斥，或高呼口号。那位被拖着的女教师，以为大祸临头，凄厉 地喊着：“我是××× ！我是××× ！”她是土建系的一位班主任兼政治辅导员。那时，校党委书记、校长蒋南翔已被打成“黑帮”，困在高教部接受批斗。学生们则把对“黑帮”的愤怒发泄在这位女 政治辅导员身上。

——文革初起时，土建系一位正被批判的女教师（也是系干部），被安排打扫清华学堂的厕所，连男厕所也归她一个人打扫。上班时间，男厕所正常开放使用——这 显然是一种故意为难、侮辱她的安排。整人之术，登峰造极！——一九六八年清华两派武斗期间，一位被武斗一派关押、隔离审查的校党委女干部，为抗议看守者的 非礼和凌辱，愤然跳楼，一时未即毙命。看守者将她抬上汽车。可能她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看守者会给她改名换姓，把她的尸首丢在医院，一走了事。于是， 她用尽了生命的最后力气连声喊着：“我是××× ！我是××× ！”“四人帮”垮台后，学校为这位女干部补开了追悼会。

——在农场清查“五一六分子”期间，有一次，我听一位姓徐的副连长叙说他的一个设计：“我们在水田里架搭一个窝棚，就将她（被当作“五一六分子”正被隔 离、被批斗的土建系的女教师陶德坚）锁在窝棚中，大小便就撒在水田里。”令我震惊的，倒不是他的这个设计，而是他讲述这个伟大发明时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情和 腔调。

——在大田劳动时，时不时会有人因劳动过累昏倒田头。昏倒者会立即被人抬走。我曾注意到一个情况：如果昏倒者是位男士，就只有两个人抬着；如果是位女士， 就有四个人抬，似乎是对女性的特殊照顾。当场昏倒的，女的比男的多。有一次，几个教师跟一位工宣队员谈到有些教师在劳动中昏倒的情况时，那位从来不下水田 劳动的工宣队员说：“还没听说有人当场累死的。”

（四）

农场里没有贫下中农，教师们用不着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只有两次见到一位老农。他是工宣队从附近农村请来的一位顾问，是农场安排农时的参谋。

插秧时，时不时有人带头，大家跟着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最高指示，唯恐落后，一两个小时不敢直一次腰，待到了田头，一个个都瘫倒在那里，获得短暂的休息。那位老农，看到这种情形，颇为同情地说：“我们（农民）干活也没有这样拼命的。”

这位老农用了“拼命”这个词语，用得真好。在农场里，这等“拼命”的场面多着呢。

——农机系有一部大马力的苏制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它也下放到农场来，但没有下田参加收割，而是在晒谷场上专司脱粒，张着大口吃大伙割下来的稻捆。我们八九 个壮劳力，使出最大的力气，用最快的速度大捆大捆地往那个大口里送，都无法满足那个“血盆大口”的需要，那么强力而持久的劳动，却未有一人昏倒。

——我们一支劳动队伍正走在一条泥泞的田间道路上，一些女教师已摔倒在泥泞中，队伍几已寸步难行。路旁正停着一部推土机，在大家招呼下，开推土机的教师把 推土机开了过来，把一段泥泞推掉，露出了干硬的地面。正当大伙欢呼着开路时，一位干部走了过来，制止了推土机的动作。大伙敢怒而不敢言。革命化战胜了机械 化。

——建仓库砌山墙时，由于山墙很高，砌墙的支撑和脚手架又马马虎虎，砌到三四米高时，墙体和脚手架一起倾塌了下来。但这一次未有人受重伤。大家都暗自庆幸，是神明庇护了我们！

——夜里，鄱阳湖边来了几个大木排（说是来自井冈山，增加了木排的神圣含义）。灯光很暗，大伙从湖面上将木头扛上岸。若不慎滑落湖中，身体钻到木排底下，那是必死无疑。但在劳动一宿之后，大伙都安然返回宿舍。实际上是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位副连长（教师）肩扛一根大杉。他的后边不远处是另一位扛着大杉的教师。由于大杉很沉，又扛着走了很长一段路，副连长肩上的大杉骤然跌落下来，差不 多就要砸在后边那位教师的脑袋上。副连长在大杉跌落的瞬间回头一看，脸色已经煞白。一场大祸悄然退去。（“文革”结束后，这位副连长不再待在清华，也许正 因为这一特殊经历曾令他心灵不安而选择了“离开”。）

艰苦的劳动，“拼命”的场景，是可以见到，可以感知的。而那肉眼看不见的血吸虫和致命的“小虫病”所造成的烦恼和威胁，却是后续的，更为可怕的。

在下水田劳动之前，大伙都在手上、臂上、脚上、腿上涂一层二酊酯溶液。按理须待溶液风干、形成一层保护膜之后才开始下水田劳作。但刚涂完溶液，就有人立即喊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最高指示，溶液未干，就纷纷下水田干活了。

“贫下中农的皮肤比我们厚，不怕小虫。”
“水牛皮更厚，小虫照样钻了进去。”
紧张劳动之际，这样的谈笑，似可轻松一下。
“工宣队的李师傅，有老寒腿，不能下水田。”
“军宣队的小王，天天轮着值班，从来不参加劳动。”

听到这样的议论，则轻松不起来。

春汛时节，鄱阳湖水涨。鲤鱼洲的土堤，虽经加宽加高，仍有溃决之虞。这时就会听到窃窃私语：“（工宣队的）李师傅和小王回北京开会去了。”

艰苦的劳动、险恶的环境，是专为改造“臭老九”准备的。

（五）

四十年前，有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一群“臭老九”，曾在鲤鱼洲被改造着：

一、谢祖培（一九〇一——一九九〇）
一九二七年获德国卫兹堡大学外科医学博士学位，我国著名腹外科专家，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二年来清华，任校医院院长，在鲤鱼 洲农场时已年届古稀，很少见他参加重体力劳动，也没有让他当医师。有一次，我痔疮发作，私下求他给点药物。这位好心的外科大夫从他床头取出一瓶碘酒，要为 我涂抹患处，吓得我落荒而逃。

二、刘弄潮（一九〇五——一九八八）
一九二一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入党。一九二七年在武昌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曾代表党组织与鲁迅交往。一九五二年来校，主持创建中国革命史教 研组。在研究李大钊生平和思想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五七年当了右派。我在农场中始认得这位老人。当时他已显十分衰老，成天佝偻着腰。大伙好像都很关注 他，有人说李大钊是他的革命引路人，有人说李大钊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又有人说他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

三、黄万里（一九一一——二〇〇一）
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伊利诺大学分获硕士、博士学位。一九三五年回国，投入长江水文水利研究工作。一九五二年来校。一九五七年因反对 三门峡工程上马和发表随笔小小说《花丛小语》而成为清华的大右派。在农场，仍戴着右冠的六十岁的黄万里，为了提高劳动效率，把从北京带来的自家的自行车改 装成运土工具，却横遭批判，说他躲避艰苦劳动，抗拒改造。这位国内国际有名的水利水文专家，在清华却一直不是博士生导师。

四、周卜颐（一九一五——二〇〇四）
一九四〇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以自己当建筑师所得，自费留美。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获伊利诺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筑科学硕士学位（当时美国未设建筑 科学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回国。一九五〇年应梁思成先生之请来清华任教。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身心备受打击，神形衰颓。戴着右冠下放农场，已无力参加体 力劳动。“四人帮”垮台后，获摘帽、改正，身心奇迹般得以康复。但因年过花甲，学校安排他退休。他不愿退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继续工作（主要一个理由 是：回国之后，只干了六年），获得邓大人支持，后赴华中科技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和《新建筑》杂志，晚年间获得学术、教学工作大丰收。

五、汪坦（一九一六——二〇〇一）
一九四一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建筑系。是美国建筑大师赖特(F．L．Wright) 的及门弟子。一九四九年初归国，进入东北解放区。一九五七年来校，任建筑系副系主任和建筑设计院院长。“文革”初期被打成美国特务。在农场，这位五十多岁 的老教授跟年轻人一样，什么样的苦活都拼命地干，不敢有半点怠慢。“四人帮”垮台后，创办了《世界建筑》杂志，任社长。创办了深圳大学建筑系，兼任系主 任。主持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和“西方建筑思想译丛”出版工作。他是马思聪的妹妹、钢琴家马思琚教授的丈夫，一生与音乐结缘。他的家既是建筑之家，也是音乐 之家。

六、高景德（一九二二——一九九八）
一九四五年毕业于西北工学院。一九四八年入党。一九五一年留苏，当研究生。那时候，留苏的中国研究生在毕业时都不给学位，但他因毕业论文水平出众被笫一个 授予博士学位。一九五六年来校。在农场，我未见过高景德。农场撤销后，他被安排在校内的建筑工地上当壮工。劳动中，经常见他与同伴谈笑风生，未以为苦。打 倒“四人帮”后，任副校长。一九八〇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八年任校长。

七、周寿宪（年齿不详。生于一九二〇年代初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一九四七年中央大学电机系毕业。一九五〇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获博士学位，是学习成绩最好的两位研究生（都是中国学生）之一，计算机专家。一九五五年 回国，同时在清华和中国科学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去中科院工作，专在清华任教。在鲤鱼洲农场，大伙都知道有一位教授被叫做“观察家”， 这位教授就是周先生。到农场之后，他只看（观察）别人劳动，自己不劳动，坚决抵制劳动改造，遭到残酷对待。有一次，只见他被几位同事连推带打押到田边，他 宁可躺在泥水中，拒绝参加劳动，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回（国）来，不是来参加劳动的……”有人当场痛斥他，有人说他有精神病。鲤鱼洲农场撤销后，他也回到 北京，不久即被迫害致死。一九七八年五月十六日，在清华大礼堂为周先生补开了追悼会。有人说：“如果他当年留在中科院继续搞他的计算机，不来清华，就好 了。”有人说：“如果他当年留在美国，就好了。”

八、郭道晖（一九二八—— ）
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电机系，与朱镕基同班，是朱的入党介绍人（郭、朱两人一九五七年都被打成右派）。毕业后留校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一九五三年参与创办校 报《新清华》并任主编至一九五七年。当年清华党委十五名常委，有四人应声落马（占百分之二十七），成为右派分子，他是其中之一。下放鲤鱼洲时，时在建筑科 学院任职的夫人张静娴未同时南下。张大姐，共产党员，一九五三年毕业于清华建筑系。郭戴上右冠后，她对郭说：“我深知你是好人。我不会跟你离婚。”叫丈夫 放心。“文革”结束后，回清华任教。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我在《世界建筑》杂志任主编时，她曾是我的同事。晚年的郭道辉，得以发挥所长，从事立法和法学 研究，出了二十多本书，成绩斐然。

九、刘鸿亮（一九三二——）
一九五四年毕业于清华土木系，留系当政工干部。“文革”初期曾被当作“走资派”，与梁思成先生一起被强制穿上清朝官服游街示众。在鲤鱼洲农场时任副连长。 “文革”后离开清华，任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奥运会前夕，他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刘长春（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后人的双重身份赴奥林匹亚 点燃圣火。有人说，如果他继续留在清华，继续当他的政工干部，就不会有现在的学术成就了。

十、钱易（一九三六—— ）
一九五六年毕业于同济大学，一九五九年清华土建系研究生毕业。聪慧过人，是陶葆楷教授的得意门生。在鲤鱼洲，有一回，连队里突然批判钱穆。作为钱穆的女 儿，她只能表态与父亲划清界线。改革开放之后，她赴荷兰留学，从荷兰赴台省亲（据说她是第一个赴台省亲的大陆人）。父女情深，在台湾传为佳话。二三十年 来，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研究和推进，并积极参与社会工作。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

我来自广东农村。祖母和母亲的外家都是贫下中农。我在亲戚和同乡中所接触的贫下中农、雇农和穷苦百姓，不比我所接触的“臭老九”少。

他们之中，有一生未穿过鞋、贫病而终时才第一次穿上鞋（为死者入殓时专做的很薄的布鞋）的表叔，有醉心于潮州音乐、却一辈子也买不起一件哪怕很便宜的乐 器、无钱医治而死于癌症的舅舅，有在1942-43 年死于大饥荒中的许多邻居和小朋友，有一字不识但在文革中被选为村中小学校长的贫农表舅，有雇农出身、当了民兵队长的近房堂叔，有当了生产队长、支部书记 但在1958 年大跃进时在全县生产会议上拒绝虚报亩产8000 斤（当年实际产量是800 斤，已属大丰收）而横遭批判、差点丢了官的邻居大哥……这是我所接触过的两个不同的人群。

前一群人，得天独厚，有机会攀上知识的高塔，以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国为民，并没有看不起下层百姓的恶习。他们曾被完全丑化，被彻底否定，或者被迫否定自己。一旦拨乱反正，他们又站了起来，重新上路，重现生命的尊严和光辉。

后一群人，曾长期忍受着贫穷和文盲的痛苦与无奈。但即使在土地改革高潮中，我也没听说“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他们曾被动员起来专前一群人的政，改造前一群人。如今社会转型，他们的后代却有机会选择了前一群人的道路，参加到前一群人中来了。

前一群人越来越多，后一群人越来越少。知识可以卖钱，“改造”却没有多少市场了。

至于我自己，不论是曾经的自觉的改造，或是低头认罪的被改造，包括在鲤鱼洲农场的被改造，都只留下记忆或伤疤。

记得一九七〇年秋，全农场掀起“抓516”的高潮。负责审查我的人多次向我交代“坦白从宽”的政策，要我坦白交代参加516 反革命活动的罪行。有一天，他们警告我，农场要开“宽严大会”，就看你的态度，何去何从了。当天晚上，全农场真的开了一个“清查516 反革命分子宽严大会”。工宣队的头头在主席台上宣布了宽严政策，马上就有人上台坦白，说自己是516……。紧接着，头头高声大喊：516 反革命分子们，这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刹那间，全会场的人群中，突然站起来成百个“516”，表示坦白、投降。此时，我也老老实实站了起来，低头认罪 了。不一会，就听到那位头头点了八连（土建系在农场的教职工和家属组成的连队）的陶德坚和王某某的名，怒斥他们还不站起来，向人民投降……顿时，全场响起 了“陶德坚，站起来！陶德坚，站起来！……”的喊声。

据陶德坚在《风雨人生》（1997 年，加拿大天下一家出版社）一书中的回忆，农场撤回北京后，在一次大会上，迟群宣布清华大学清查516 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胜利结束，并宣布给陶德坚戴上“516 反革命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唯一的“516 分子”）。

回想农场清查516 的这场闹剧，以及自己在那场大会上的亮相表演，似乎表明了：自己并不是在运动中改造好了，而是在运动中学乖了，懂得如何来对付、如何做表演了。说实在的， 对鲤鱼洲农场的艰苦劳动，我并不害怕。但我已经成为行尸走肉，想起那些贫穷的、饿死的人们，想起抗战期间侨汇断绝而挨
饿的日子，想起大跃进后期粮票紧张、闹浮肿的大学生生活，而在鲤鱼洲，白米饭却可以敞开肚皮吃，这就满足了。即使永远在这里待下去，我也消受得了。只是因为拖累了妻女而负疚。

近年来，随着阶级斗争风暴的渐渐远去，陆续听到几位老先生站出来说真话，说思想改造真把人改造好了是不可信的事。我虽然有时也处于麻木状态，但也渐渐地认同了这种说法。

按照思想改造的理论和目标，鲤鱼洲的艰苦环境，正是“臭老九”改造思想的最佳场所。事实上，也只是像唐僧要改造孙悟空一样，念了一些“紧箍咒”而已。

记得当时有一位校级干部，来到农场视察。他是校里的一位工人，全校有名。有一天，他来到我们几位教师间，平易近人，很好交流。一位教师跟他取经，说，我们 要提高路线觉悟，自觉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要紧跟……但就是提不高，还站错队……他说，我们是工人，一无所有，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用 解说，不用思考，自然而然就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他走后，我们才议论开来：无论我们怎样改造，怎样努力，怎样拼命紧跟，也不会有什么路线觉悟了。

那时候，“路线觉悟”（自觉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比“阶级觉悟”还要高级，还要值钱。

（六）

当鲤鱼洲血吸虫病致人死命时，清华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信件被转回清华，进行批判。有人说，鲤鱼洲农场得以及时撤掉，是因为当年傅作义将军病重，周恩来总理前去看望时，傅作义将军的女儿直接向总理反映了有关情况。

一九七一年秋天，清华大学决定撤销鲤鱼洲农场，但这一消息并未向群众和我们这些仍被审查、批斗的“分子”们宣布，农场的一些土建工程还在继续施工。五七道 路，还将继续走下去？不久，大队人马就撤回北京了。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已回到清华，我则继续留下，接受审查。她们回去后的情况，我并不清楚。又过了些 日子，宣布留下来的人，全部撤回。

返京时，在火车上，我们这些仍被审查的人，每人都有专人看押着。看押我的是土建系的邓老师和江老师。车到上海站，差不多要停留一整天时间，邓老师就下车进 城去了，就剩下江老师还看押着我。我斗胆跟江老师提议，请他跟领导说，让我们俩也离开车站，到市内看看。“上海你熟吗？”“我来过两次上海，是当学生时到 上海来实习……”江老师真的去说了，并且获得批准。

走出火车站时，我看见土建系一位年青职员（此时他也被当作“516”分子，被继续审查，也有人看押着），就站在铁栅栏一边（火车站的里边）。铁栅栏外，则 站着一位青年妇女和一个三、四岁的男孩——他是上海人，这是一家人在上海火车站铁栅栏内、外的一次特殊的见面和聚首。当时，电话很难打，又没有手机，这一 家人是如何做到能在此时此刻安排了一次特殊的会见呢。我既为他们的会见感到悲哀，也为自己竟能“自由”地走出车站而庆幸……。


我和江老师在外滩漫步，我向他介绍外滩的许多著名的建筑的历史，他听得津津有味。进入黄浦公园时，我故意在门口站住了。我对江老师说：当年，帝国主义者就在这里贴着“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告示……。

我说这话时，自然流露出一种感情，并见到江老师的脸上也表露了一种很严肃的神情。这时，我已全然忘却我俩之间是“看押”和“被看押”的身份了。——这一特殊经历令我无比宽慰：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民族，这种感情并没有因为历经三年多的批斗、审查而改变……。

回到北京，回到清华园时，已是黄昏时分，一起回来的教职工和家属们已经回家，我们一群仍被审查的人则没有被允许回家，就坐在大礼堂前的空地上，等待着如何发落，是集中关押、审查，还是……？最后，我接到通知，让我回“家”，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住在新斋……。

从鲤鱼洲回来，已经四十年了。有关血吸虫病的悬念和困扰，却没有止息。

记得二十世纪末，有一次到日本福岛县参观某著名建筑，在那里得知，该地盛产大米。有大米就有水田。日本有不少地区有血吸虫。我问一位建筑师：“这里还有血吸虫吗？”“有！”“农民还下地吗？”“还下地，但现在的防护和装备比以前强多了。”这位建筑师毕竟不是种田人，也说不出更详细的情况。

“听说咱们治疗血吸虫病的医术，比日本要落后三十年。”这是四十年前在鲤鱼洲听说的闲话。所谓“落后三十年”，当年好像是一个常用语．究竟是二十年或五十年，并没有认真计较。四十年（比三十年要长）过去了，也不晓得如今的差距如何了。

当年，我是被确诊的病人之一，曾经通知我半休（但我在几年的体力劳动中一直坚持全时上班）。校医院的医生告诉我，我的肝功能已经不正常，经受不了治疗的药 物的强烈副作用，所以没有让我就医。建筑系一位与我同龄的教师，身体很棒，就医之后，得了心脏病，一直全休。同事们说我“因祸得福”。

二〇〇〇年前后，由于校医院大夫们的建议和争取，凡去过鲤鱼洲的教职工，每年每人可从学校财务部门获得一百元的营养补助。差不多十年过去了，一百元的价值 已经大不如前。这时，又有传闻，某单位去过鲤鱼洲的工宣队员工人师傅，他们得到的营养补助要比清华多得多。是，有人发起一次签名活动，要求提高补助的金 额。许多人都签了名。我从外地回到学校时，有人就告诉我这签名的事。当我找到一位曾负责征集签名的老职工时，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顿时脸色如土，好像干了 一件丢人的事，马上躲开了。显然，签名活动被制止了。要求增加营养补助的事，也再无人提起了。

近年，也有清华人旧地重游，到过鲤鱼洲。据说，清华撤走以后，鄱阳湖的堤围还真的溃决过。那里的血吸虫病并未绝迹。由于消灭钉螺的“人民战争”不复昔日规 模，钉螺（血吸虫尾幼的寄体）的繁殖也更令人担忧。农场旧地，已有农民长期居留。农民只有稻米一项收入，仍处于困难境地，小学和托儿所，也亟待外界施以援 手。

读二〇〇一年出版的《清华大学志》。在这部二百八十万字的志书中，关于鲤鱼洲，有这样一段：“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工宣队宣布建立鲤鱼洲农场。五月初， 首批三百九十八人去鲤鱼洲。先后有三千多名教职工和家属被送鲤鱼洲农场劳动。农场有农田九千三百亩，原为劳改农场。教工及家属们农忙季节每天要在烈日下强 体力劳动十多个小时。地处血吸虫重疫区，致使大批人染上血吸虫病。当年已确诊七百四十七人，怀疑待查者一百一十一人（迟群在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情况时，将人 数分别改为二百四十九人和八十五人。——原注）。一九七一年十月，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过问下，全部从鲤鱼洲撤回。”

所记时间是准确的，一共是两年又六个月。然而，因血吸虫病而死亡、致残、全休或半休的人数，则还没有透露。鲤鱼洲的历史，还有一部分，被有意遮盖着……。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日动笔
二〇一〇年五月十日一稿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定稿
北京清华园

作者简介

曾昭奋，广东潮州人，1935 年生，1960 年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系，到清华大学任教。教授。1979-1995 任《世界建筑》杂志副主编、主编。出版了建筑学、园林艺术等论著近20 种，散文集2 种。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上册，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2015年2月香港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