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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西安美术馆和鹿鸣学会，让大家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诗可以群”，学习能让人团结。“意识形态理论”是个非常复杂的题目，如果要真正了解，不是这点的时间能够应付的。在此只尽可能地把理论的来龙去脉、表述的具体方式做简单的梳理。希望能够引发大家的兴趣，所谓“兴于诗”，能够做到“感发志意”，则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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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意识形态？这个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用到，比如：“你这人讲话有问题，太意识形态了！”“你怎么那么多意识形态呢！”意思是说：“此人头脑有问题，比较偏颇。”意识形态在日常语言中是个贬义词，就是头脑里的条条框框，而且这些条条框框别人不认同。
这个词在词源词义上有曲折的发展，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Idéologie”，根据词干词缀的直接翻译，应为“观念学”，关于人的观念的学说。
法国大革命时期孔多塞最早形成了一套理论，在此基础上，孔多塞的追随者特拉西在1796年发明了这个词“Idéologie”。孔多塞名著《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有这样的说法：
“人类的精神既能够穷尽自然界的一切事实，又能够穷尽致力于分析这些事实的精确性的最后手段，以及这些事实之间的全部关系和各种观念的全部可能的组合。”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知识界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头脑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首先，研究外在的自然事物，中国古人叫“格物致知”，“格物”就是对客观存在的“外物”都去研究。那么，另一个方面，内在的方面，人有精神，有思想。人头脑里的想法转瞬即逝，情感、情绪、思想等等，捉摸不定，而这些观念形态的内容人类也应该去掌握。所以，向外求物质的研究，向内求精神的研究。向内求精神的研究，就包括理念的研究，感性的研究，观念的研究。人有各种各样的观念，把这些观念组合起来，归纳分析。这是孔多塞特别清晰地体现出来的意思。那就是：人能够认识人自身。当然这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神庙里的启示。孔多塞在法国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将其变为一种激励人去进行探索的方向。
在法国大革命比较稳定的时期，基本上离开了暴力、混乱局面的时期，产生了对社会秩序进行整理的愿望。以特拉西为中心的学者们形成一个学派，“观念学派”（“Idéologues”）。
这个学派最大的特点是形成了一套教育理念。观念学要研究人的观念，而观念研究之后的功能指向，最有用的地方是教育。所以观念学派在法国就推行了一套著名的“中心学校体制”。实际上现在我们的义务教育，学区教育，按照学区划分形成中心学校，在学校里面进行教育，就是从特拉西那时建立起来的。这种中心学校里开设数学、逻辑学、语法课等，其目的是要培养有教养、有理性、开化的法国公民，也就是通过教育来改造人。教育有两个方面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学工具性知识，掌握技巧；另一方面，是改造人，后者最重要。
观念学首先自认为是一种科学，“Idéologie”最早是中性的，不带任何贬义。是一种以观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就相当于现在的教育科学。特拉西曾说（Idéologie）“将成为所有其他科学的基础”。还有一句话：“如果我们对其机能不了解，那么我们对这种动物的认识是不完全的。观念学是动物学的一部分。”把人当动物看，这里不带任何贬义，只是一种思想方法。人就是动物。
和一切词语一样，发明者不能确定其在使用中发展的方向，这个词很快就有了词义改变。在俄法战争期间，它开始变成了一个日常用语，而且是贬义，指虚假意识、错误意识，等同于谬误。词义的转变来自拿破仑。拿破仑帝国在俄罗斯土地上遭受到最沉重的失败。当法国大军从莫斯科败退时，皇帝还在路上，战败的消息已到巴黎。巴黎就开始“反思”了，知识分子们开始陷入深深地沉思，“为什么我们要打这样一场愚蠢的战争，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可耻地打败了这场战争”。法国舆论界就开始批评现行的制度，说这是体制问题。我国舆论界现在仍用这样的方式“反思”。拿破仑在路上听说了国内的情况，于是在1812年12月20号给国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在里面说了很重的一段话。
“我们美丽的法兰西所经历的每一次灾难，都得归因于一种思想体系。”（王养冲先生把“Idéologie”翻译为思想体系），……“什么是错误的观念呢，就是把政治，立法建立在一种从第一原因推论出来的种种玄妙的形而上学方面，而不是使它适应于我们的人类的新的知识和历史状态”。
拿破仑对“观念学派”粗暴直接的归纳是有道理的，那就是，很多谬误都是因为一切问题都只从“原则”出发，而且这个原则是抽象地想象出来的。比如，要按照一个理想来对社会进行规划，就得先有一个理想，要知道什么是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政治，这些都是被假想出来的。假想每个人都应该温良恭谨、公正和平，每一个人都充满了良知、善念、善心。
拿破仑说的就是这种人，而且判断很严厉，他说如果这些错误延续下去，就会带来恐怖统治。这就是他的政治手腕了，他用这种说辞来唤起法国民众对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的厌恶，以此打击政敌。在更早的1806年，拿破仑帝国如日中天，他在国务会议上讲国民教育，有一句话，“我们必须要用同一个模子来铸造整整一代人。”这个说法就和观念学一模一样，不存在根本矛盾。拿破仑不是思想家、学问家，他把“Idéologie”这个词污名化以后就是扔炸弹，扣帽子。从那时开始，“意识形态”就变成了一般使用的贬义词。当然在学术上，有时还做中性词使用。
马克思关注法国观念学派，在《资本论》中，专门提到特拉西的代表作《观念学要义》。马克思是在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
特拉西《观念学要义》里面归纳了三种资本家挣钱的方式：第一，贱买贵卖；第二，资本家卖给工人商品，把工资从工人手里再收回来，工人把自己的工资都交回来，资本家的钱就没有减少了；第三，产业资本家付出资金，有闲资本家与其所雇佣的无产者用不公平商品买卖的方式把租金交回到产业资本家手里。
马克思指出，第一，贱买贵卖，谁也占不着便宜；第二，工人的工资如果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就算资本家会高价向工人出售产品，但是工人的工资货币是资本家给的，怎么可能发1000元的工资收回来1200，怎么挣钱？第三，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国家，垄断的产业资本家，可以用各种方式迅速地聚敛财富，产业资本家剥夺非产业资本家。但即使产业资本家全占有了全部利润，也仍然有一个问题——这个利润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当然这个回答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马克思的回答，剩余价值。诚如恩格斯所说：
“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行动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马克思反驳的是特拉西观念学说里的理论诡辩方式。特拉西的错误在于，“把货币的回流看做是商品本身的回流”。产业资本家被认为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从而给现实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产生价值的人是资本家。资本家是形成这个社会的真正价值的人。工人只不过是出力，资本家才是把这个力量本身，资本家把工人的苦力转化为钱，转化为价值。特拉西就认为，只有资本家，才能够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给现实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没有这个指路人，所有劳动就是盲目的劳动。
马克思的这种批评还要更复杂地看待，在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在具体分析某些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时，马克思还是把“Idéologie”当作一个贬义词。因为在当时的日常语言里面，马克思本人无意对这个词进行改造。但是马克思在提出批评的同时有保留态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在全部的意识形态中，人们和它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中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样。”
简单地说，虽然意识形态有问题，是颠倒的，但这个颠倒自其有根据。比如特拉西对于资本家怎样获得利润的判断本身是谬误的，可这个判断背后的现实是具体的。马克思曾说：
“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主义一个核心主题——如何看待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在《资本论》里，对于资本主义本身，它的批评和肯定是同样重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着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的时候，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可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这段话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意义非凡。因为第一次形成了这样一种表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这个表述把整个社会结构，分成了两大块。一块是物质，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看清楚的物质的东西，经济基础。另一个，在这个经济基础的上面的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但由于这段话表述的复杂性，在各种场合经常把这个图示理解为一边是物质的客观的“经济”内容，一边是精神的意识的“思想”内容，实际上是将“上层建筑”的绝对物质性抹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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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举几个例子，看当代社会理论里对于这个理论的理解。
雷蒙·威廉斯的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明确说明。他认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有贬义的和中性的两种涵义，前者是“幻象、虚假意识、上下颠倒的现实、非现实”，后者“是指那些能让人们置身其中，并察觉出冲突对立——源自于经济生产的条件与变化——的种种形式。” 同时他又指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以列宁为例）的意识形态包含了十九世纪就有的两个含义：虚假意识和特定阶级利益的体现，“每一种类的意识形态是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一种意识形态可能被认定为正确、先进，以便对抗其他的意识形态，”如“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他将意识形态概念归结为三个论点：第一，某个阶级的信仰体系；第二，虚假意识；第三，“生产各种观念的一般个体，同时强调了对隐含在人和世界模式中的社会关系以及由社会关系产生的形式系统的研究”。第三指的是人在社会关系中对社会所形成的认识。总之，威廉斯理解的意识形态概念仍然是一种“认识”，不论是信仰体系、虚假意识还是较体系的知识，都是一种头脑里的产物。
詹明信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里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区分出了两种模式。第一，“把意识形态等同于错误意识，是马克思主义对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一个继承。马克思用科学代替康德的理性，同时又指出对于理性的信仰只能忽视那些更深一层次的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力量”。詹明信认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这个词视为错误意识有其道理。道理在于，错误的背后总有某些更深层的原因，即无意识的非理性。比如说，人民群众、工人阶级就是无意识的，非理性的。其次，意识形态概念就意味着要建立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向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意识形态是武器。我们要用自己的武器去打敌人的武器，揭穿削弱这种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与社会状态有关的“科学”。威廉斯和詹明信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区分，只是词义褒贬的区分，不论“虚假意识”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其前提都是将意识形态视为观念，只在人们头脑里存在的东西，“科学”（纯粹理性的科学和政治斗争的科学）就成了与意识形态相对物。果如此，马克思和启蒙思想家甚至亚里士多德就没有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如罗兰·巴特）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威廉斯在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并未考察引文前的另外一段重要论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在这段话中，马克思明确地将意识形态视为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即它是完全物质性的，丝毫没有将意识形态概念定位在与物质现实相对的意义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现实的，不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与现实相对的东西，很多人在讲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时，会产生“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决定论的想象。经济决定论在根本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当预定了经济基础是什么的时候，就可以判定由这个经济基础所衍生出来的东西。比如，当认定了某物是基础，基础之上之外的一切都变成了对基础的反映。这是黑格尔主义的思路，从一个唯一的精神出发，在精神上面表现出本质，德意志国家、市民社会，都是最高的绝对精神的表现。
马克思这段话的要点在于把上层建筑也视为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列宁著名的《卡尔·马克思》是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阐释，对于马克思《序言》里的这段话有精准的描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序言》的要点在于群众的活动。他说：
（马克思主义）“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革。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树立其上并以一定的社会形式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基础是社会革命的客观前提。”
的确“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历史不是凭空创造出来的，不是仅凭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呼唤就能成就革命伟业，必须要研究“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假如意识形态理论只是针对错误意识的批判，是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的肯定，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消极应对的词语，所带来的斗争也只能是“词语对词语的斗争”。列宁还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来强调这个判断，“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可以看出，从《序言》到《资本论》，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是一致的，不存在概念界定上的含混。列宁说：“‘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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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就是运动的“物质因素”之一，如果要理解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意义，就必须对意识形态这样的物质性概念进行融贯的说明，而阿尔都塞的著作在列宁之后清晰地梳理出一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的“无产阶级的视点”。
阿尔都塞在《自我批评文集》中说到
“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有一种对立，除非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做彻底的和持续的决裂，并同这一意识形态的攻击进行持续不懈的斗争。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和工人运动中发展起来。”
阿尔都塞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不是设想，是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生发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首先事关“科学与意识形态”这个区分。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对虚假意识的批判”或“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前提是设定了一个“科学”的标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政治科学），实际上仍然将意识形态限定在“观念”、“意识”的非物质领域内。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相反的倾向是把意识形态完全等同于科学，哲学、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用阿尔都塞的话说，这是一种“理论主义”。这两种倾向，前者与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有关，后者与理论和政治的策略有关，但都是会带来对意识形态概念的误解。阿尔都塞在论战当中,针对具体历史、政治形势的需要，以“自我批评”为起点，对“科学与意识形态”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967年，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的“致读者”中表明了对“理论主义”问题的自我批评，指出他早先（指在《保卫马克思》和1965年版《读〈资本论〉》中）对“关于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的定义是片面的，因而是不确切的。……这种提法必然要产生或者是‘思辨的’或者是‘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的后果和反应。”在“致读者”里，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对结构主义术语的使用上“含混不清”，“卖弄结构主义术语”和“理论主义”，所谓“哲学是理论实践的理论”，是想提出一种作为元科学的理论哲学，在此强调知识上的相对独立性。1976年10月，阿尔都塞在为《保卫马克思》的各种外文版所作的后记里对“理论主义”更清晰地做了说明：
首先是“没有触及政治实践中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以及“这种‘融合’的具体存在形式”；其次，没有表明“不同于科学而构成了哲学本身的东西：整个哲学……在其各种存在形式及各种理论要求之中和政治的有机联系。”没有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先前的哲学区分开来。”错误地认为，“哲学是一种科学，像任何科学一样”，有“对象”、“开端”和“历史”。
阿尔都塞对“自我批评”有严格的界定，“不建立在正确理论原理基础上的批评，不是批评，是攻击。不提供改正错误可能性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外科手术或警察行为。自我批评，那怕是真诚的，如果不能实际地达到改正错误的结果，就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宗教忏悔。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阿尔都塞的“自我批评”不是以一般意义的“反省”，其中包含着更复杂的“哲学干预”。阿尔都塞提出“理论是一种实践”，“理论实践的检验标准的内在性”时，是在“确定形势中的明确干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反对教条主义和对教条主义的右派批判的政治干预”，“在政治中反对经济主义及其人道主义‘附属物’的哲学干预”。这种说法在具体形势下是可以理解的，但它却带来理论和政治上的危险，而1967年对这种“理论主义”的“自我批评”则展开了另一个思想领域，这不是为批评而批评，而是要更加精确地磨炼概念的武器。这里涉及到理解前述“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决裂”问题。这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概念使用上的“含混”有关，“一方面指的是哲学的范畴（幻觉、谬误），另一方面指的是科学的概念（上层建筑的形态）”，但这种含混只是表面上的，因为“马克思毕竟把它给克服了”。
马克思在《序言》中宣布：
“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
阿尔都塞说他从这里出发看到马克思“得出了若干关于生产方式及其‘结合’的各种要素的革命性结论。”这个结论，即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决裂,“生产方式及其结合的各种要素”的说明即针对着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一开始就反对从观念的角度对虚假观念的“批判”，要想反抗虚假观念（宗教的想象，理想的人想象）的统治，不能用宣称这种思想是虚假的来进行。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也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
换句话说，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不在于它是“虚假”的意识，存在于真理的反面，用真理的召唤就能攻破的迷宫陷阱，意识形态的虚假恰恰在于它是“现实的”，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对应的现实基础”，“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实际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要从人们的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只有靠改变条件，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是不存在的。”对此，阿尔都塞的总结是：“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阿尔都塞指出，马克思用他的“地形学”：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大厦隐喻揭穿了黑格尔的“圆圈或球体”的隐喻的虚构性。对黑格尔而言，每一个总体的成分“都表现着总体的内在统一性，而这个总体在它的全部复杂性方面，也永远只是一个简单原则的对象化—异化。”这种黑格尔的辩证法“绝对精神”通过“否定之否定”生产出“道德的领域”，“伦理的领域”，而最后在“国家”那里找到真理，每一个理念发展的环节都针对着相应的国家，“绝对精神”生产出了它自身存在的“领域”，生产出了自己的物质实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本的正是（资本家的）劳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总结：“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的统一；而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例如，这里所谓立法权自身的矛盾只不过是政治国家的矛盾，因而也就是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所谓“更深刻的”、“本质的”矛盾，在“地形学”的大厦隐喻中得到了说明，“在‘底下’是经济下层建筑，在‘上面’是上层建筑和它的各种的决定因素”，从而“国家总是‘高高在上’，法律不再是占首要地位或者无所不在，经济不再被挤到家庭和国家之间。”经济基础“归根到底”地决定了上层建筑，这个“归根到底”的限定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把马克思从一切机械论的解释里截然地分离出来”，反对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另一方面“在决定作用内部揭示了由一些不同的诉求所发挥的功能”，如阿尔都塞所说的“强迫辩证法使它不能不承认它自己的有效性是取决于物质条件”的。“归根到底”的决定因素确定了上层建筑的差异、相对自主性和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方式。在这样一种地形学模型中，意识形态概念拥有了准确的定位，它不再是与某种现实相对的虚假的意识观念，它从这种现实、社会关系、生产关系中生发出来，“反映”（但是以扭曲的方式）了现实。同时，意识形态又构成了社会现实的物质基础，在社会中生活的人们（群众）所拥有的力量（或阻力）都与此有关。意识形态概念的这种定位如果是面对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想，就会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定义为“意识形态”的时候，它“既不直接归于意识形态（其特点是对现实的抽象和颠倒）的范畴，也不属于文明社会的唯物主义历史的范畴，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以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永恒存在为前提。”也就是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虚假意识”，它自有其独特的物质功能，也不能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绝对前提。同样，经济基础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上层建筑的存在和作用。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销声匿迹，它们一定为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在这个表述中需要注意的恰恰使“思辨终止”的过程绝对不能是用一种真理性的思辨来代替错误的思辨，“真正的知识”对要能对“意识的空话”进行科学的分析。阿尔都塞强调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方法的特殊性，认为马克思“超过”了黑格尔“并不意味着克服错误而走向真理，相反却是克服幻觉而走向现实，或者更进一层，是消除幻觉并从被消除的幻觉退回到现实。”“问题不是要用意识形态的目的来代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而是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起源去达到对意识形态的理解。”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有个著名比喻。他说有一个好汉有一天突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危险，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德国唯心主义和其他一切民族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特殊的区别。”唯心主义就是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做是决定性的原则。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就是和这种唯心主义作斗争，而且是永远和人民群众融为一体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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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赞扬集中在“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这个判断上，“群众”不是一个“抽象”，也不是一个个“个体”的结合，“群众”或“人民”定义直接决定着列宁主义的理论特点。而阿尔都塞在《答刘易斯》中斩钉截铁地宣布，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是群众创造了历史”。“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群众不是指大量‘知识分子’贵族或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专家；它是指那批被剥削的阶级、阶层和类型，他们聚集在那个在大规模生产中被剥削的阶级周围……：无产阶级。”阿尔都塞的这个论点是很多攻击的主要对象，人们惊呼“作为能动的主体的人不见了！”“这将是没有人的历史，人被贬低为只不过是承担社会关系模式的媒介，而不是它的创造者。”阿尔都塞“理论的反人道主义”观点强调意识形态是物质性的，既不是“虚假意识”（或对虚假意识在观念上的批判），也不是由精英们凭其对科学的把握，对理性的洞察灌输给群众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在哲学上第一次确立了“群众”的位置，在阿尔都塞看来这是贡献了“某种新的、决定性的东西”。这种物质性就在于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坚实基础，“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能只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而归结为它的经济基础。没有上层建筑的帮助，没有归根到底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法律-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阶级剥削就不能够维持。”阿尔都塞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对哲学的认识，对哲学本身的质疑，就建立在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上，
“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小分队’，即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形式。通过其理论形式，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保证了自己对科学知识的“控制”。……这种理论形式还有助于保证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各种论点）的统一。”
马克思是以不清晰的方式指出了这一质疑，甚至是“表述中的沉默，某些概念的空缺，它的论证的严格性的空白。”阿尔都塞说列宁给了我们一些针对这种“空白”指引，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哲学实践”的指引，它新就新在和其他以“否认”为实践的哲学的划清界限，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实践不断地“以政治的方式”干预科学，威胁真正科学的诞生，或者把“粗野的”科学精致化，无害化处理，而“马克思面对的是形成他思想的条件，……在他的时代中通过对概念的历史限制而明确地指向一种‘粗野的’状态”。
那些幻想着去“解释世界”的哲学都号称“以科学的方式”干预政治，对阶级斗争，对无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否定，同时又极其顽固地否认自己从未做过这种干预，这要这些哲学家认为自己的哲学有“理性”、“人性”普遍价值的后台撑腰，只要他们认为哲学家能够改变世界，能扮演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良心，他们就一定要否认下去，当然，这种“否认”发挥着非常明确的客观的上层建筑的功能。比如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理解。这句被经常反复引用的名言，在一般的解释上却毫无新意，齐格蒙·鲍曼就说这句话“不过是启蒙哲学运动对哲学及其使命的普遍看法的迟来的重新表达而已”，这句话的前半句在孔多塞、特拉西之后“显然是不合适的”，哲学家就是要摆弄他们的社会改造蓝图，后半句“只是表达了这些哲学家的观点”，这观点对他们来说“太显而易见”，以至于没必要进行解释。阿尔都塞则在列宁那里看到了“新的”解释，马克思的这段话不是说“哲学家”要改变世界，“改变世界”的主语并没有指定是哲学，“改变世界”的后半句整个针对是前半句，要用“改造世界”的实践去代替“哲学家解释世界”的实践。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的实践哲学，由那些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真理的人操控，灌输到无产阶级的头脑当中，而是“有助于改造世界”的哲学实践，“仅仅有助于而已，因为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或哲学家，也不是‘人们’，而是‘群众’，即在同一场阶级斗争中被联合起来的各阶级。”
“群众”对阿尔都塞而言不是一个哲学“概念”。经过了从二战的抵抗运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群众运动，在他个人生活史意义上，“群众”都是政治斗争的核心，是作为一个法共党员的阿尔都塞时刻不能忘怀的“确凿的事实”。希特勒德国的进攻不仅让法国军队失去了战斗能力，在一片混乱中，法国共产党也为自己的教条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拘泥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法共进行的公开的集会宣传使党组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而这时只有那些与党失去联系的战士，各据一方，积极组织民众的抵抗斗争，建立了庞大的地下抵抗运动网络，在个危急时刻，只有这种在正统官方的“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看来纯属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和流寇路线的斗争才真正在法国的土地上打击了法西斯侵略者。阿尔都塞引用莫里亚克的话“只有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对受屈辱的祖国忠诚不渝的”，“因为历史不是由这样的个人的立场所决定的，而是由那些阶级的对抗和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阿尔都塞对1968年的民众运动中法共的所作所为同样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党在斗争最激烈的关头千方百计阻挠大学生和工人群众的队伍团结在一起，竟然强迫总工会和资产阶级政府进行经济谈判，党“做了它所能做的一切；……以党的组织力量、党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调动干部的力量，要破坏民众运动”，归根到底，法国共产党在那样一个时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长时间的大罢工）“害怕群众，害怕失去对群众的控制”，总认为这个党，这个组织拥有对民众运动的优先性，“党的机器在群众的自发性面前表现出保守的本性。”
同时，“群众”又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正是通过这个概念，阿尔都塞才与那些以“对象、开端、历史”的名义建立起来的“哲学”“划清了界限”。与人民同在，与群众在一起，阿尔都塞说这是“消失在那黑压压的支部队伍里”，像福柯一样，“与被监禁者并肩战斗”，要想理解这种以“群众”为基础的“哲学实践”，以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难题”，有必要进行一些说明上的“迂回”。阿尔都塞作为一个哲学家去谈论艺术，这本身是一个迂回的例子，如同哲学研究“需要每一种哲学取道其他的哲学兜一个圈子，目的是要根据它跟别的哲学有的差异、它的区分来说明自己和理解自己”。
创造历史的，不是理论家、科学家、哲学家，甚至不是“人们”，那个虚化的“人们”。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面说的：一想到那人们，我就热泪盈眶；一看到某个具体的人，我就心生怨恨。群众就是在一场阶级斗争中所联合起来的各个阶级。任何哲学都不只是在解释世界，任何哲学在政治上都是主动的。但他们一定要花大量时间来否认在自己政治上是主动的，宣称自己是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只讲良心的。
阿尔都塞说，从考茨基开始，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是从外部被灌输进工人运动中”的表述，这种“灌输”论一度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如列宁说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这一表述往往有具体的现实政治考虑，但阿尔都塞仍然强调要在这个问题进行理论的讨论。他说：“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外在于工人运动，而是内在于现存的工人运动中，在工人运动提供的政治基础以及工人运动被矫正的理论位置上。这个基础和这些位置并不是提前就在那里——确切地说，它们必须不断得到修正——但凡对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略知一二的人对此都十分清楚。这个理论绝不是‘从外部灌输进工人运动中’的，而是从工人运动内部，从马克思主义的首要领域——以剧烈的斗争和矛盾为代价——扩展到了大的群众性政党中。”也就是说，假定存在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它也决不是从外部，从知识分子、党的领导者、干部那里转移灌输到无产阶级头脑中去的，它只能和具体的工人运动，在生产当中直接产生的具体的需要结为一体。
最后，希望我们一起记取阿尔都塞的掷地有声的论断：
“政治的阶级斗争尽可能深地植根于经济的阶级斗争，植根于群众为了物质要求而进行的工会斗争，这就是革命斗争的金子般的准则。”“党要存在于企业中，真正在企业中（通过其自身的主动精神和支部的报刊）作为名符其实的党出现，它要在那里通过它必须采取的（与在工会中被组织了起来的群众相比而言的）正确路线和立场——即比群众向前多走一步，因而比工会组织向前多走一步——而被所有人知晓，并得到所有人欣赏。”
谢谢大家！
（本文系2015年7月陕西师范大学霍炬老师到西安美术馆为参加鹿鸣学会夏令营的小伙伴们所做的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讲座的文字稿。此次讲座活动也是西安美术馆社会实践工作坊活动之一。）
http://groundbreaking.cn/mingxing/zm/4104.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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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2 23:3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