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张霖之是被谁害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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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霖之是被谁害死的？

杜钧福


    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他于１９６７年１月２
２日在被长期关押、批斗、殴打后死亡。生前备受折磨，死状极惨。但是究竟他为
什么落到这步田地，又是哪些人犯下了这一罪行，至今模糊不清。

    在网上见到一些关于此案的描述，都是出自一篇文章《第一个蒙难的部长》（
秦晓鹰《历史的错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这篇文章说，张霖之
在文革前得罪了江青。但是关键问题可能是文革初期煤炭部里一位部下的诬陷。这
位部下想当副部长不得，就写了一份材料《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一次讲话》，说张在一次党委扩大会前说过：“第一任都很厉害，古时的秦始皇现
在的毛泽东。”这位部下是谁没说，只说是在解放区搞过兵工厂的。

    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国务院工交口负责人批准并报周总理同意，叫“张霖之
同志暂时离职休养”。

    据事后戚本禹交待，在１１月到１２月间（可能是１２月１４日），有一次中
央文革开会，康生说张霖之反对毛主席，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
。后来江青召见矿院群众代表，宣布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于是，张霖之在外地收
到“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于１２月１８日返京，１９日“服从党组
织的决定”，到了北京矿业学院接受批判。

    戚本禹１２月２４日来到矿业学院讲话：“煤炭部张霖之是彭真的死党，炮轰
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做得很对，做得很好！但要打倒这一小撮党
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这个炮火还不够，还要继续炮轰，狠狠地打击！
”

    于是“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的
、更残忍的迫害。１２月８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
干部’果然亮相了。”对张霖之进行了“揭发”。

    张霖之受到残酷殴打。在这篇文章中点了施暴者李××、戴××等人，还有“
反到底”战斗队负责人王××。还有“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顶特制
的６０多斤重的铁帽子”给张霖之戴上。他总共被关押３０多天，被毒打５２次。

    １月２１日，矿院造反派庆祝“夺权”那一天，他被游斗６小时，晚间又遭殴
打，于次日死亡。

    以上是秦晓鹰文章的描述。现在有网文《矿院回忆之六——矿院简史》（楠竹
２００７的博客，２０１２）说“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矿院举行庆贺‘一月风
暴’全面‘夺权’的大会，随后１９６７年煤炭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张霖之多次
在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和矿业学院批斗，在矿院南边某楼被批，夜间被
关押，一夜过去第二天早上发现在厕所上吊自杀（疑案？）。”明确说他是自杀身
亡的。

    １９７０年７月３１日，国务院给煤炭工业部发出关于张霖之问题的《通知》
。这个《通知》据说是周恩来起草的。《通知》说：“国务院业务组于１９７０年
７月３１日会议，审查了煤炭部军代表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０日和７月３１日两次报
告，以及首都驻北京矿业学院工、军宣队专案组１９７０年５月１７日的报告，同
时，并阅看了反革命分子戚本禹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４日在矿院的公开演说。大家
一致认为：张霖之同志的历史是清楚的。张霖之同志在矿院全校广播中听到戚本禹
反革命分子这种威胁和煽动的语言，而身体已受到重伤，自不能不陷入极度紧张状
态，因此，致张在武斗和逼供的混乱中死去。根据当时情况，矿院专案组的报告只
涉及各项经过的表面现象，还需要依照煤炭工业部所掌握的全面材料，认真地予以
澄清。”《通知》决定：“张霖之同志的死亡，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张霖之同
志家属和他的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应按革命干部家属看待。”也是认为张是自杀的
。当然是自杀还是被杀，丝毫不能减轻施暴者的罪孽。

    施暴者是谁？在１９８３年审判戚本禹时，在辩护人的发言中指出，“主要凶
手有王业春、刚守堂等人”（《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６）
。其中王业春可能就是上述文章中说的王××。迫害张霖之是戚本禹被指控的三项
罪行之一。

    我不知道这些毫无人性的打手是否已受到应有的惩处。即使在文革那样特殊的
历史条件下，这样的罪行也是不可饶恕的。

    还有，这样的责任不能光由动手打人的打手来负，其主使者组织者也许要负更
大的责任，正如清华武斗中团派打死人蒯大富要负责一样。那么是那个组织要承担
责任呢？

    矿院文革有自己的特点。这特点也许就是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原因。１
９６６年６月１６日，在中学红卫兵的影响下，矿院红卫兵成立。也和当时的中学
红卫兵一样，完全由高干子女组成。当时矿院和矿院附中队红卫兵都受到工作组压
制。据说他们找到了煤炭部长张霖之，得到张的支持，成为反工作组的造反派。他
们在８月２７日和北航红卫兵、人大红卫兵等一起成立了全市性组织“一司”。

    ８月初矿院工作组撤走时，他们组织了首都红卫兵和筹委会继续统治矿院。“
在院筹委会的组织下，组织了一个１３７人的‘劳改队’，其中主要是主管教学的
干部、基层干部和一般群众。劳改队里，剥夺参加运动的权利、剥夺人身自由，强
迫每天写一次活动汇报，必须按规定的路线回家，中途不许东张西望，不准出校门
，家里来往信件要上交。劳改中进行人身污辱：每天劳动一次点名、三次示众，劳
改后低头听训话。”（《矿院文革回忆之三——文革初的北京矿院》，南山闲人的
博客，２０１２）到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４日戚本禹到矿院讲话的时候，似乎仍是
矿院红卫兵和首都红卫兵对立的态势，而中央文革是支持矿院红卫兵的。这个矿院
红卫兵和当初成立时可能有所变化，正如人大红卫兵在开始时完全是“红五类”的
组织，后来中央提出干部子女不再担当群众组织领导，他们就退出了，使得组织成
分改变，接近一般的造反派红卫兵了。

    但是到了１９６７年初夺权的时候，情形有所演变。“当时，北京矿院红卫兵
组织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因为“红卫兵组织中间也由于认识和行动的分歧而不
断发生改组和分裂。”“１月２１日，矿院‘东方红公社’抢先成立了以陈××为
首的２７人‘矿院革命左派夺权委员会’，宣布夺了矿院的党政财文大权。３月１
８日，矿院‘东方红公社’、‘革命到底公社’和‘北京公社’三个红卫兵组织实
现所谓‘大联合’，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东方红’；５月２９日，经北京市革命
委员会批准成立了‘北京矿业学院革命委员会’，委员９６人。”（《中国矿业大
学之变迁——“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学生在线，２００８）

    到了１９６８年，矿院的“东方红公社”属于“天派”，与之对立的地派叫做
“革命到底兵团”。由此可见，矿院的“东方红公社”可能不属于“三司”系统。

    上面说矿院“东方红公社”抢先夺权，就是说他们在当时并不占绝对优势甚至
不占优势。当时局面是“组织林立”，而且由于历史发展的关系各个组织的色彩可
能也是模糊的。所以这个张霖之未必死于“东方红公社”之手。如果他死于“东方
红公社”之手，在所见文献中应该指出的。没人指出，想必有隐情。

    当然疑点不止于此。在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部长张霖之“暂时离职休养”以后
，是谁在掌管着煤炭部呢？又是哪个“组织”在１２月叫他去矿院接受批斗呢？这
些人对张霖之的惨死没有责任吗？还有，部里那位诬陷者是谁？这诬陷又有什么背
景？

    张霖之的死也许早已注定。１９６５年１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
刘少奇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说提出疑问，问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毛泽东斩钉截铁地立即回答：“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

    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就凭这个，张霖之的命运就决定了。他也许是“走
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词发明以来的第一个相关的牺牲者。


选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