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毛家本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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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本无菜（修订）

作者：章立凡


京师乃人文荟粹之地，饮食文化自然发达，各大菜系名厨纷至沓来，竞相献艺于都门。我辈老饕因此叨光，大快尕颐。

一日友人隆重请吃“毛家菜”，品尝之下，不过湘菜而已，而且偏于湘菜中的乡土菜，菜谱上不外红烧肉、腊味双蒸、剁椒鱼头、火焙鱼、豆豉炒苦瓜之类。湘菜我甚爱之，惟毛润之不重饮食，所谓“毛家菜”也者，无非以领袖为号召的商业噱头罢了。果腹之余略加考证，草成此文曰:“毛家本无菜”。

一. 两种文化源流

《礼记.礼运篇》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告子曰：“食色，性也”。综观我国五千年文化史，饮食文化远播中外，男女文化止于宫闱。究其原因，罪在封建礼教。礼教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虽说性欲被严重压抑宣泄无门，不过人要吃饭总是天经地义，于是文化也只好向口腔发展。有人总结说：西方文化是男女文化，中国文化是饮食文化。不过法国人在西方人中最潇洒，两种文化都享受得淋漓尽致。

中国烹饪讲究调和五味，极得中庸之道真谛。君不见中国厨师的祖师爷伊尹，就是因为善于调和鼎鼐，被商汤王识拔，成为一代贤相的。套用毛润之的话，叫做“卑贱者最聪明”。《老子道德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是将烹饪之术用于政治哲学的嚆失。相比之下，房中术就上不得台面了，虽说与“燮理阴阳”有关，得以深入宫闱；但没听说哪位方士挟采补之术，成为内阁首辅的，弄得不好还得掉脑袋。

饮食文化重视后果，男女文化不顾后果。从中国历史上看，君王因贪口福而失天下者不多见，好色误国的却大有人在。帝王之家富有天下，人间美味已不在话下，但要宠幸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不习点房中之术是顶不住的。不过这类学问是皇家禁脔，官民人等，即便娶上三妻四妾，也不许跟着胡乱染指。《素女经》、《玉房指要》之类，概在禁毁之列。

弗洛伊德把人类童年的心理发展分为三个时期，一岁为口唇期，二至三岁为肛门期，三至五岁为性器期。成人的人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童年经验。中国人哺育婴儿的方式与西方人明显不同，社会又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果腹成为第一需要，也是中国文化滞留于口唇期的潜在原因。不过近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开放，性文化厚积勃发，大肆反弹，与食文化中体西用，相得益彰。

二. 湘菜崛起小史

将饮食文化正本清源之后，转入正题说菜。毛家饮食既属湘菜体系，不可不先为湘菜正名。

湘菜文化源远流长，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套竹简菜谱，说明两千年前，长沙的烹调技艺，便有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提及的羹、炙、蒸、脍、脯、腊等烹调方法一直流传至今，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湘菜注重香辣、麻辣、酸、辣、焦麻、香鲜，尤为酸辣居多。清人徐珂辑《清稗类钞》说：“湘人喜酸辣品……无椒芥不下著也”。湖南民风的强悍与豪放，就浓缩在这些刺激性的口味之中了。

据杨恩寿《坦园日记》载：清道光、同治年间方有醉仙阁、清香阁等名馆。到清朝末年，著名的菜馆已有数十家。光绪年间有杨家牛肉、赵家蹄筋、杨家豆腐、柳家白菜之谓。湘菜崛起于晚清，与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势力扩张有关。自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湘菜曾盛极一时。长沙有萧荣华、柳三和、宋善斋、毕河清四大名厨（一说为曹荩臣、宋善斋、萧荣华、柳三和），名肴有玉楼东的汤泡肚，满湘酒家的东坡方肉、李合盛的牛中三杰，徐长兴的一鸭四吃等等。

湘菜后来居上，在八大菜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实得益于国民党元老、湘籍美食家谭延闓的大力倡导。谭延闓，字组庵，湖南茶陵人，清光绪进士，为晚清名臣谭钟麟之三公子。民国以后历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氏擅书法，中山陵的“中国国民党葬孙总理于此”的颜体碑文，就出自此公手笔。他的好客以及府上的美食，也是出了大名的，湘菜菜谱中的组庵鱼翅、组庵鱼生、组庵豆腐、组庵笋片等等，皆因其得名。

谭府私厨曹荩臣（曹四）虚心好学，除擅长湘菜之外，旁通粤菜后又研习江浙菜。据谭延闓长子说：曹四“每宴必躬身向谭或是做完菜后隔屏听议，大宴时或有时鲜新菜上桌，曹四必于帏后窃听先公之批评，如火候到否，刀法如何，或太咸太烂，以为准则，其虚心如此”。（谭伯羽：《吾家谭厨》）

名厨遇谭公调教，如良马之遇伯乐。谭延闓贪求口腹之欲，开销甚大。曹四做的湖南第一名菜“组庵鱼翅”，吸取粤菜之长，以肥鸡一只、火腿一方与鱼翅合炖一两天，耗火费工，一桌鱼翅席要一百元（那时市价一桌不过二三十元）；人家炒一个麻辣鸡只用一只鸡、半斤辣椒，而他则要用子鸡三只（只用鸡脯肉）、辣椒十斤（专选用尖红者）。难怪谭延闓逝世后，谭府“以曹厨伙食太贵，无力留之，次年遣之还湘”。

谭氏官居极品，尽享人间口福，可惜只活了五十一岁就死了。曹厨给了老主子饮食上的快乐，却没有给他身体上的健康。餍腴珍馐未必有益长寿，看来还是粗茶淡饭保平安。曹荩臣后来在长沙开设“键乐园”菜馆，“组庵大菜”正式面世，湘菜遂进入鼎盛时期。以湘籍名人为号召做餐饮生意，曹厨可以说是开先河者之一。

三. 毛家饮食备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革命家毛润之的名言。他虽是湖南湘潭人，但出身农家，从小在粗放的环境中成长，没有受过饮食文化的熏陶。革命年代戎马倥偬，更无机会讲究美食。坐了江山之后，虽说菜会做得认真些，但饮食习惯仍是个农民，同李自成差不多（李氏进京坐龙庭，连吃十八天饺子）。他爱吃的东西，始终只有干煸辣子、豆豉炒苦瓜、红烧肉、霉豆腐几样，并有“吃辣子的人革命性强”的名言和“吃红烧肉补脑子”的高论。他老人家饮食的简单是出了名的，给毛氏当厨师，不需要太高超的厨艺，只要政治上可靠就行了。

据当年中南海丰泽园的厨师东林发回忆：“给毛主席烧菜不太复杂，一天只做两顿。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起床吃午饭，晚上办公一直到凌晨二点，到五点才吃晚饭。午饭一般一个全荤、一个半荤素、一个素菜、一个汤。晚饭吃小米粥或绿豆粥加一小碗饭，一个全荤就是一两至二两红烧肉，一个半荤素即青椒炒肉丝等。……我往往给毛主席弄一小碟或一小盆煸干的小辣椒、豆豉炒苦瓜、清炒空心菜梗子、咸菜等等。”

毛润之爱上红烧肉是1914年进了湖南第一师范以后，据其同班同学周世钊和蒋竹如的回忆，该校星期每周六打“牙祭”吃红烧肉，用湘潭酱油（老抽）加冰糖、料酒，大茴（八角）慢火煨成，肉用带皮的“五花三层”，八人一桌，足有四斤肉，从这时起，毛泽东就爱上了这个菜。不过进了北京之后，毛氏吃的红烧肉是不加酱油的。中南海前“御厨”程汝明在回忆中说：“红烧”菜肴通常离不开酱油，但毛对酱油素不喜欢，所有菜肴中都不让放酱油。据他的解释，毛家曾经卖过酱油，有一次他看见酱油缸口有蛆虫蠕动，感到极其恶心，从此便拒绝接受酱油。

前后曾有四位厨师给毛氏当过专职厨师，其中一位叫董保存的师傅回忆说，比起鱼翅等高级食品，毛主席更喜欢小鱼和肉类，尤其偏爱肥猪肉和猪内脏，而且鸡头、鸡爪都吃。他有时会将整支辣椒嚼着吃，而且红烧肉里往往要放很多辣椒。餐桌上通常都离不开辣椒酱和大蒜。

另外，毛氏还爱吃猪耳朵、狗肉、羊肉，不食海鲜；偶尔也吃过燕窝、鱼翅之类的名贵食物，那不过是换换口味。通常主食是大米掺黄豆、红豆，面粉掺荞麦粉，高粱粉或玉米粉及粗杂粮。蔬菜多食苋菜、空心菜、小白菜、苦瓜、莲藕等，还有马齿苋、枸杞尖、地菜等野菜。

毛润之诗词中有“又食武昌鱼”一句，据武汉东湖宾馆毛泽东别墅前负责人袁义祥的介绍，毛最爱吃的是胖头鱼、泥鳅。胖头鱼多食鱼头，以砂钵炖汤；另一道菜名叫“泥鳅拱豆腐”，他也很爱吃。毛认为“吃大头鱼一定会使人大脑发达，越来越聪明”。不过毛氏食必活鱼，第一次访苏时，主人送来一条大鱼是死的，被他下令“扔回去”。

毛氏不善饮酒，综观毛诗，只有三处有“酒”字，一处提到酒具。其浪漫诗思，殆非饮酒得之。医生徐涛说毛“不能喝酒，喝一盅葡萄酒就会面红耳赤”；专列服务员姚淑贤说他“喝一口脸就红得发紫”，过生日以葡萄酒沾唇辄止，谢绝干杯。毛曾对卫士们说：“白酒辣也辣不过辣椒。你们喝酒我吃辣子”。据卫士长李银桥总结，毛氏口味“喜辣、喜苦、喜咸、喜荤”。

相比之下，夫人江青的饮食，就比夫君大有讲究。要求营养搭配，精细清淡。某次因为江不让毛吃红烧肉，毛大发脾气，说“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此后两人便分别开伙，即使同桌，毛从来不吃江青的菜。夫人有时仍会尝一点夫君盘中的辣子，以证明自己“革命”。

周而复记述了毛氏设家宴款待秘鲁哲学家门德斯时的菜谱：湖南腊味、炒虾仁、素炒干贝、鱼香肉丝、醋溜鱼片、红烧狮子头、鱼头豆腐汤、冬菇白菜、红烧肉，最后这道菜放在毛主席面前，紧靠这道菜的是一大盘红艳艳的凉拌辣椒。

毛润之需要红烧肉、大头鱼“补脑”，可能与其患有脑贫血症有关。步入晚年时，在保健医生的不断劝告下，他已比较自觉地回避红烧肉这种油性大的菜肴，而多用红焖鱼头和西式浓汤类食品来解馋。

六十年代初毛润之对西餐发生了一点兴趣，《毛泽东遗物事典》收了一份一九六一年四月厨师为毛氏制订的西餐菜谱：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据说这一时期他是不吃肉的，原来是以鱼虾代之了。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毛润之宴请尼克松时，曾用“东安鸡”等湘菜招待。尼克松吃得很高兴，边吃边赞赏，据说回国后还大肆赞扬。不过“东安鸡”早已是湖南名菜，算不上“毛家菜”。

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家中的菜谱，不过如此而已。比起前国民政府谭主席府上的佳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四. 文化偏至之憾

列举了这么多毛家食谱，何以还说“毛家本无菜”呢？理由有三：一、所谓“家菜”，必有家庭文化内涵，且成系列，方可谓之“×家菜”，不是简单的家常菜；二、“家菜”不应是现成传统菜或家常菜的集成，须有其独创性，或主人亲自烹制，或指导家厨烹制，并非厨师端上什么就吃什么，主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三、毛润之吃菜，吃得过于简单，又过于刺激，毫无文化之韵味，至多只能算是一种饮食习惯。

俗话说：“三辈子做官，学会吃喝穿”，和谭延闓一样，历史上美食家多出于阀阅世家或书香门第，要有一定的财富后盾和文化积淀。例如东坡肉、东坡肘子因苏轼而闻名，《随园食谱》出自大诗人袁枚，湖南“左公鸡”得名于左宗棠，北京广和居的“潘鱼”源自翰林公潘祖荫，仿膳饭庄的“马先生汤”是大学者马叙伦先生首创，等等。梁实秋先生祖上做过河道总督，著名的豫菜馆“厚德福”就是他家的连锁产业，梁先生对于饮食当然内行。

也许有人会抬出“辛辣文化”之类的新名词来扳杠，以证明“毛家菜”也有文化内涵。其实辣椒只是调味品，即便有时也能独立成为席上的一道菜，但佐料终究是佐料。毛润之嗜食辣椒，并不等于他创造了“毛家菜”。勉强够得上一点名目的，恐怕只有“毛氏红烧肉”一种。

佐料重于菜肴，食椒以代饮酒，毛润之对辣椒的偏好，除了湖南饮食习惯的影响外，就是性格上的因素了。毛认为“一个敢吃辣椒的人，就没有不敢做的事了，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没有一个不吃辣椒的。”但这些都不属于饮食文化范畴。从生活经历上看，他的文化取向另有别途，饮食不能激发其灵感和创造力。

毛自述从小就敬重母亲，仇恨父亲，与母亲和两个弟弟结成联合战线，不断反抗父亲的专制。综观其一生，无限扩张的“虎性”，变幻莫测的“猴性”，躁动不已的造反精神，奔放不羁的浪漫情怀，皆与其幼时发育成长之经历有关。

从毛润之诗词所映射出的内心世界分析，除了革命理想的宏图，征战杀伐的快意之外，能激发出无尽诗思的，大多是女性的直接形象或拟人形象。诸如人间知己的骄杨（开慧），将军风范的文小姐（丁玲）、截断云雨后的神女，乘风而下的帝子（娥皇与女英）、轻舒广袖的嫦娥、飒爽英姿的女民兵，以及令英雄们折腰的多娇江山、丛中含笑的梅花等等，此外还有江青所拍摄的庐山。

毛润之作为一位自学者，其教育文化背景有偏颇性：未受正规高等教育，曾备受大学者们的忽视，是其缺憾之一；曾接受章士钊资助，准备出国勤工俭学，却未能成行，是其缺憾之二。前一缺憾的后果，是轻视正规教育，晚年酿成摧毁教育体系、打倒一切权威的巨祸；后一缺憾的后果，是眼界不够开阔，后半生偏离现代化主流文明，走上闭关锁国之路。

饮食文化的真谛在于调和，治国之道亦然。如今我又从毛家无菜的史实中，总结出第三点缺憾：毛氏熟读经史，惟独不重饮食文化，故探讨制胜谋略多，研究调和之道少，行事方式是“草鞋无样，边打边像”，以军事思维经国，斗争哲学为政，代价后果，在所不计。其偏食辛辣厚味的饮食观，用之国计民生，犹如不断革命论加温饱型经济。

由是可见，毛润之一生成败，盖与文化上的偏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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