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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
在王申酉被枪决34年时候，我找出了一九八零年九月一日写的，登载在《民主之声》第六期上的纪念文章。《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紀念民主運動的先驅者我的老師、兄长和战友——王申酉》\n
下面是我31年前写下的一段话：
我不認為王申酉的看法會一成不變，倘若在今天，他肯定會提出更多有價值的思想，可惜他已經沒有這樣的可能了。對我來說，要緊的是繼續往前走，既做他想做而沒有做的事，也做他沒有想到做而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瞻望實現民主的前景，尚有“路漫漫其修遠兮”之感。如果在前進的路上還需要新的血及新的犧牲，就請從我開始吧！
在那以后我没有付出我的血，只是付了十年牢狱的代价。
我感叹中国在精神和政治领域的进步竟如此缓慢！当今天我亡命天涯的时候，我仍然要为许多同人还在不断付出沉重的牢狱代价而忧心如焚！
2011年4月27日
王申酉烈士永垂不朽！！
傅申奇
紀念民主運動的先驅者我的老師、兄长和战友——王申酉\n
一九八０年九月一日 一
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是民主運動的先驅、我的老師和戰友——王申酉烈士遇難三週年的日子，我多麼想說點什麼來表達我的悲痛心情：我又多麼想寫點什麼來寄托我對他的哀思、敘述他留給我不多的但十分可貴的回憶。我未能如愿以償，但我做了他肯定會希望我做的事情，就在這一天我在廠裡散發了傳單，投入南市區第一選區的選舉活動，爭當人民代表，我用我的實際活動在紀念著他。
今天我終於有了一點時間，便信手寫下這些難忘的往事，抒發三年來一直都郁積在我心裡的悲哀，以此來表達我對他的紀念。
我認識王申酉是在一九七六年五月，那時正值轟轟烈烈的天安門廣場的群眾運動被刺刀和棍棒血腥地鎮壓下去之際。烏雲籠罩著陳舊而到處散發著霉味的“共和國”，“紅色恐怖”施逞著不可一世的淫威，可謂甚囂塵上。迷霧中，人們不是消沉得不可救藥，便是麻木得令人發指。但是地火在地底下運行，真理之火是淹沒不了的，所以也不缺乏在沉默中等待、在迷霧中探索、在黑暗中奮鬥的人，王申酉便是其中很出色的一位。
王申酉生活在一個勞動者的家庭，他父親是閘北區委的工作人員，他家的親戚朋友當中有不少是黨員、幹部。他天資聰穎，酷愛學習，還在他剛考入華東師大的時候（十八歲）他就開始了獨立思考。在大學裡，他除了出色地學習各門學科之外，幾乎每天都在寫他的永遠寫不完的日記，在日記裡他寫下了大量中肯但往往是十分激動的語言，他針貶時事，無情鞭撻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對國際國內的各種政策很有見地的議論。他的一篇日記都常就是一篇雖然粗糙但卻是完整的論文，他的日記顯示了他青年時代的才華。不過那個時候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還不熟悉馬克思，但他已經是一個本能的革命者，他批判著現實，面向着未來。
“四清”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了。他記日記的出奇熱忱，觸動了以搞“階級鬥爭”為職業的鷹犬們敏感的嗅覺，於是乎在一次團幹部與他促膝談心，希望他爭取入团的時候，他的箱子被偷偷地打開，日記被拍了照。羅織罪名的活動悄悄地展開了。
不久，文革爆發。對於他的打擊暫時就告停止。起先他沒有積極參加運動，稍後，他蒐集了關於常溪平的材料，寫了一篇有聲有色的文章，一時成了常溪平問題的專家；後來他參加了新師大公社機關刊物的編輯工作，在此期間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特別是經典著作家們關於巴黎公社的論述，因此他對毛澤東後期的思想和實踐作了理想化的理解，把文化大革命大革命看成是實現巴黎公社原則的一次偉大嘗試，所以他在理論上為文革進行辯護，他最系統、最完整的一篇文章的題目是《跟著毛主席在大風大浪裡奮勇前進》（全國許多大學的圖書舘也許還保存著這篇文章）。
歷史就是那樣的冷酷，當林彪、江青、康生一伙暴發戶大權在握的時候，秩序就成了第一需要，衝鋒陷陣的紅衛兵運動被無情的粉碎了，其中的積極分子就像被用舊了的工具一樣，只落得一個命運——被拋棄。隨著第二次炮打張春橋的失敗，師大紅革會及反復辟協會的頭頭們，便被當作反革命分子，又是批，又是鬥。王申酉也陷進了挨整的行列，“運動員們”根據“四清”蒐集的材料，試圖把他打成反革命分子，為他辦了“日記展覽會”，甚至專门為他開了全市的有線廣播批鬥會，但一直定不了案。
以後的幾年中，他一忽兒被隔離審查，一忽兒送到農場勞動，一會兒被關進公安局審訊，一會兒又送回學校監督改造，始終沒有安排工作。然而王申酉並沒有屈服於命運，就在這漂移不定的日子裡，他鍛鍊身體、學習外語、研究馬克思主義，脫胎換骨成為一個自覺的革命家，成了馬克思的優秀學生。他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僅《資本論》一書的讀書筆記就有一百萬字之多。 二
這時我與他相遇了。記得那是五月六日的傍晚，我拿著凱恩斯的名著《利息理論與貨幣通論》來到黃浦區圖書舘，借了一本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撤戰爭史》坐下閱讀，他坐在我對面，用敏銳而深沉的眼光掃視了我放在桌子上的書，然後將目光停留在我年輕而單純的臉上，他似乎覺得有趣，於是微笑對著我說了話，接著我移動了一下位置坐到他旁邊輕聲攀談起來，片刻我們竟成了摯友。
此後，我們每隔一二天便在一起看书、散步及討論種種問題。我們的看法驚人地相似。不過他的見解更為系統、深刻和有根有據。在人民廣場、在人民公園、在上海圖書舘，我們渡過了一個又一個有意義的夜晚。
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儘管不是盡善盡美的絕對真理，但畢竟是系統的、完整的科學理論，并且就當時所見還沒有一種理論可以整個地超越於它。他特別推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把它看作是分析及理解社會（包括當時社會）的科學方法。他對根源於權力意志的社會飛躍理論及實踐抱著批判態度。他毫不懷疑，馬克思主義被那幫大吹大擂的馬克思後裔們宗教化、庸俗化了，它的革命本質被褻瀆、被閹割了。毛澤東晚年那些充滿动人辭令與華麗且神秘色彩的說教和實踐，在他看來只不過是對於骨子裡的封建主義的拙劣的掩飾。他認為，中國並沒有成熟的工人階級，因而中國共產黨並不純粹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毋寧說它主要地是革命知識分子領導下的農民政黨；由此可以推論，這個黨領導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政權易位的農民革命，所以革命後的中國社會，漸漸演變為帶有東方專制主義一切特徴的新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他曾十分激動地說過：毛澤東不過是帶著軍帽的農民，他對毛澤東頭上那頂馬克思主義者的桂冠表示懷疑，至少不承認他是一位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家。所以他提倡要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批判所謂毛澤東思想，他著手組織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決心重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精神而進行不懈的努力。從國際共運的角度著眼，他認為：從斯大林時代開始，國際共運就存在著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與科學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對立與鬥爭，而毛澤東與斯大林一樣是封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的代表人物。當時他覺得，蘇聯在否定斯大林以後出現的一系列改革是科學社會主義佔主導地位的表現。因此他肯定了對小平同志當時所沒有徹底表達的思想和政策，把他看作是科學社會主義體系的重要代表人物，儘管當時文革派或稱少壯派（現在都可以歸在四人幫等派系這一名目之下）張牙舞爪、盛氣凌人，但他卻斷然預言了他們必然要滅亡的命運。他滿懷信心地相信：隨著文革派的垮台，必定是以邓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科學社會主義者的時代，也就是盡可能吸取蘇聯改革的成功經驗在我國進行改革的年代。他給予“四五運動”以高度的評價，矇眬地感覺到，它是中國新的政治運動的先聲，他揣測，由於這種政治運動，中國政治也許會出現不同於蘇聯的許多新特徵。由於我手上沒有他的系統文章，而只能依據我們之間的談話，所以我對他當時的思想的描述只能是粗糙的、片段的，也許還有不確切的地方。好在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留下了一篇系統的文章，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篇文章與世人見面的日子不是太遠了，到那時請大家來公斷我的介紹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確的。
我所谈到的那篇文章，是他給他的女朋友的一封長信，也就是作為判處死刑依據的那篇文章。說起那篇文章，我與他在最後階段相處的情景，就浮現在我眼前。
他有過不止一個女友，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主要地是因為政治上的原因，而不能維持下去。也許是七六年七月下旬，有人給他介紹了一位女友，她確實是一位不尋常的女性，她有獨立的見解，甚至會與王申酉一道，對拉赫美托夫的性格和生活大加讚賞。所以通過僅有的幾次接觸，他們便產生了真誠的愛情，但是她對於前途有點悲觀，信心不足，王申酉為了使她更加振作起來，便寫下了一封長信。
九月二日我在市縣級圖書舘碰到他，他正忙於寫作，臨別時我握著他的手說：現在也許是黎明前的黑暗，請他分外小心，並約好九月十日在南市區圖書舘見面。
然而這一別竟成了永訣。由於毛澤東的去世，圖書舘關門大吉，我沒有看到他，三天後我到他家去，他母親說他出去了，並說他不會回來了，我下意識地感到出了問題，我推斷，由於毛澤東的去世，像他那種所謂有歷史問題的人就被監視起來了，他的信落到了有關方面手裡，從而被逮捕了，不過我當時相信，他還是會回來的。 三
不久，“四人幫”垮台了，我歡欣鼓舞，從心底裡歡呼這一歷史性轉變。我指望不久便能見我的老師和戰友，我積極行動起來參加對於封建社會主義體系的批判。還在七六年十一月，我就向《紅旗》發出了題為《從“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一文看左傾機會主義者的真面目》的文章。
可是封建社會主義勢力並沒有輕易地退出歷史舞台，他們仍然佔據著很大的地盤，還對人民舉著嗜血的屠刀。
對於王申酉的問題，當時市委存在著不同意見，但當時市委的某大人物大筆一揮，批了“此人不殺對不起毛主席”。便將王申酉置於死地了。
七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四人幫”垮台半年以後，案例討論稿上出現了王申酉的名字，有“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字樣。我顫抖的手拿著鉛印的胡言亂語，心中悲憤交加。一封信再加上某大人物的一句話，竟將一個人置於死地，這在法律史上難道不是最血腥的一頁麼?我默默无言，我不能改变这悲剧的局面，但我坚信，这样的时代终将要结束，也一定会结束。
每当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点彷徨和动摇的时候，我就似乎听到他在坚定地诵读在他每一本常用的书和材料的扉頁上都寫著的馬克思的名言：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夠為人類作出貢獻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我們是在為全人類而工作，我們的幸福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煊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著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我能不振奮嗎？
目前，也許市委和有關方面在重新討論王申酉的問題，也許還有人繼續對他橫加指責，不願推翻壓在他頭上的莫須有的罪名。但是，我相信：每一個正直的人，只要看過王申酉最後一篇文章，都會承認，他是一位有才華的青年，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一位優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位卓越的民主戰士。如果權貴們不肯承認這一點，歷史終究會承認這一點。
我不認為王申酉的看法會一成不變，倘若在今天，他肯定會提出更多有價值的思想，可惜他已經沒有這樣的可能了。對我來說，要緊的是繼續往前走，既做他想做而沒有做的事，也做他沒有想到做而現在需要做的事情。
瞻望實現民主的前景，尚有“路漫漫其修遠兮”之感。如果在前進的路上還需要新的血及新的犧牲，就請從我開始吧！
四月二十七日，王申酉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為了社會進步和人民幸福，獻出了年輕的生命，時年三十二歲。不用懷疑，即使在死神的面前，王申酉也沒有背棄真理、低下高貴的頭，他是滿懷著對未來的憧憬而走完了生命的路。他死了，他的肉體消失了，但他又活著，他的精神及氣質，活在我和每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上。 四
在過去的三年當中，王申酉的音容笑貌時時在我眼前，他仿佛每天與我在一起學習、探討及戰鬥，他和靄可親的儀態，刻苦學習的精神、認真踏實的工作作風、為真理獻身的氣節，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裡，貫徹在我的行動中。
附一：
（1945—1977）出生在上海一个工人家庭。被称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
王申酉 - 生平事迹
1962年就读于华东师范大 学物理系。攻读专业课程外，广泛阅读文学艺术书籍，对大量删削专业课时（减少了一半）、取消外语考试，增加政治、劳动时间的“教改”感到不满。1965年 参加崇明岛工厂“四清”时申请加入共青团，被要求交出日记，遭到他的拒绝。但日记中对“教改”的不满已被同室班长偷看、摘抄，汇报给团组织、校党委了。
文革开始他阅读了挨批的《燕山夜话》， 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与现实密切结合的……他们的骨气是硬的，中国很需要有这样的人物”。判定当时“三忠于四无限”的宣传是迷信，文革“这场‘革命’将使中 国至少倒退十年”。1967年1月参加了上海学生炮打张春桥的活动。1968年他被抄家，1959年到当时近十年的日记被抄去当作“反革命罪证”，遭到毒 打。1月底被关进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狱中开始向同牢狱友学习德语。1969年4月释放回校、监督劳动。
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公宣队点名批判“白专道路”，他引用马恩列斯毛鲁的话，申辩学习知识的愿望。被认定攻击文革，破坏“一打三反”，上海市革委文教组定为“敌我矛盾性质”，不予毕业分配。同年11月被送至苏北大丰干校劳动。借助图书馆研读《资本论》、其他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思传》 等；写下100多万字笔记。1972年回华东师大绿化组劳动，1974年被发配到师大奉贤干校监督劳动。1976年调到师大防空办公室“深挖洞”。“四 五”天安门事件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事件将永远载入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光辉史册”。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围剿“三株毒草”时写道“‘旧世界’的末日在 最黑暗的挣扎中也就来到了”。
1976年与一位无线电厂女工恋爱，他在情书里抒发个人胸怀和政治见解，“这个社会专门压制人的进取心和创造力，窒息人的才能、智慧，抹杀人的主动性和个 性”。学校保卫组出面干预，向女工说王“政治反动，道德败坏”。并收缴他的情书，以恶毒攻击罪将其关押到上海普陀区拘留所。他在狱中写下一份6万字“亲笔 供述”，系统阐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看法，全面地反思了建国以来一系列极左思想的恶果，提出了尊重价值规律、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等 系统的改革主张。
1977年以攻击“伟大领袖”、“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反右倾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9项 罪名合成的“恶攻罪”，被普陀区法院、区公安局分党组联席会议和上海市高院党组、上海市委常委会判处死刑。普陀区区委书记“死缓”意见未被采纳。1977 年4月27日公判执行后，上海市高院的书面批文才送达普陀区法院。
1981年平反，被称为“张志新式的人物”。《王申酉文集》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被认为“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但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附二：
原上海华东师大党委书记施平的文章
申酉昭雪记
1962年，王申酉以优秀成绩考入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无线电物理专业。他当时18岁，正在长身体，粮食定量不够吃，而学校的“劳动课”越来越多。王申酉由此萌发了对国家政治现实的思考，开始窥探复杂庞大的社会领域。
“文革”开始后，王申酉尽管遭到反对派的隔离审查、轮番毒打，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德语，潜心阅读科技及其他方面的书籍，关心国家及世界大事。1968年 1月“清队”时，王申酉受到残酷批斗。学校向市公检法军管会控告王书写反动日记、收听敌台广播和盗窃学校大量书籍，于是，他被逮捕，投狱一年零三个月。
1970年11月，王申酉被学校送往苏北大丰（农场）五七干校监督劳动。在这里，一场惊人的学习开始了。带着一些迷惘、困惑的问题， 王申酉要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话、原意中去找答案。在繁重的劳动之余，他集中精力通读《资本论》三遍，通读《马恩全集》到第十三卷。他逐渐觉得眼睛 明亮了，敏锐了。他首先对“文革”作出了结论：“他们根本不是马列，不过是挂着马列牌子的封建主义而已。”
王申酉已经到了谈恋爱的年纪，但几次谈都被学校保卫组破坏掉了。1976年2月，王申酉已31岁。有人为王申酉介绍了一位青年女工，王申酉打算写一封长信向女友全面表白他的世 界观和对各种问题的看法。1976年9月10日，就在他埋头写信时，监视他的工人突然到来，王申酉一惊立即撕碎信纸。保卫组立即把王申酉抓了关起来。撕碎 的纸片被拼起来成了“反革命黑文”。
对王申酉的审讯从粉碎“四人帮”前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审讯中，审讯员给了他一 支笔、一沓纸，责令他把“万言黑文”的全文重新写出来。王申酉的这封长信是他长期学习马列理论和思索社会问题的思想结晶，所以法庭虽没有把撕碎的剩余纸片 给他，他却凭着记忆，仅用5天时间，就把原意写得既清楚又完整，把两万字的原信扩充到6万字。扩充后的信，经与原信核对没有意思的差错，他直接征引大量马 列的话，和原意都无出入，许多句子甚至和原书完全一样，好像照抄而来。王申酉写的时候，如行云流水，一泻千里，一天写一万多字，这是多么惊人的速度，多么 良好的记忆和扎实的理论根底啊！
王申酉在信中除了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谈了对各个历史阶段的认识，也就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五•七指示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理想世界’”，“消灭分工、消灭三大差别，那是要有物质基础 的”。他鲜明地指出：“现在，无论什么人，在口头上都承认价值规律这样一条支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的规律仍在社会主义社会内起作用。价值规律起源于商 品经济，只要社会主义以商品经济形式进行，价值规律就一定起作用。”
他称赞邓小平，说他在“‘文革’初期遭受了极其严厉的批判，大多数是无端的污蔑和攻击，受尽了委屈。很少人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消沉，不委靡不振。但他为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利益，不计个人恩怨，以超人的气慨和极旺盛的精力站起来，短短一年就打开了局面……”
经由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查，终于最后作出结论，认为王申酉是一个好青年，没有死于“四人帮”横行时期，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被处决，是不幸事件。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委召开了为王申酉平反昭雪的大会。
我在详细阅读王申酉的材料时发现，王申酉除有个别观点不正确及一些语词不当外，在“四人帮”覆灭前，在当时黑沉沉的中国大地上，有如此精深正确的观察， 高水平的先见，是多么难能可贵，他的不少分析和预见为粉碎“四人帮”以后迄今党的政策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王申酉在他的日记中说：“别人加给我的罪名，正是 我的成就。”以上“罪状”的性质就是如此。据此以反革命罪加以处死，实属莫大冤案，这又一次为“两个凡是”路线的错误提供了佐证。
（《南方周末》1.29）
附三：
紀 念 王 申 酉
丁 東
我在《南方周末》登了〈遇羅克是誰〉之後，接到了來自天南地北的許多電話，遇羅克在那麼多人的心中活著，這是歷史的安慰。由此還和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取得了聯繫，為即將付印的《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1，充實了重要的內容，更是意想不到的收穫。這本書問世後，有人問我下一步做什麼？我說，下一步想推出《王申酉文集》。接著又遇到了相似的問題：王申酉是誰？
問我遇羅克是誰的，是年輕的朋友。問我王申酉是誰的，卻是成年的朋友，而且是知識界的朋友。的確，在12億中國人當中，知道王申酉這個名字的人，太少太少了。
我第一次意識到王申酉的重要性是三、四年前。當時我和謝泳合寫了一篇關於文革時期的民間思想的論文，鍾沛璋先生讀後說，文章不錯，可惜忽略了王申酉。
從此，我就開始留意王申酉。直到去年冬天，我請邵燕祥先生為《孫越生文集》作序，又提起王申酉的事。他說，可以找金鳳。並且當下拿出一本雜誌，上有一篇訪問金鳳的文章。其中提到，有關王申酉的書出不來，成為金鳳的一塊心病。
終於，我找到了早已離休的資深記者金鳳；終於，我讀到了王申酉的遺作。
王申酉的思想，在今天看來，都是正常的思想。他的不幸，就在於比常人早想了一、二十年：
──他批評「在我們國家裡，還存在著『革命』功臣與廣大平民的不平等」是1963年；
──他批評思想獨裁是1964年；
──他批評「三面紅旗一出，三年困苦降臨到六億人頭上」是1965年；
──他批評「在六萬萬人民中空前地培植起同封建時代類似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是1966年；
──他指出「毛在十年前劃了30萬右派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無權無勢的耿直志士」是1967年；
──在他1976年11月18日到23日寫的「供詞」裡，全面地反思了建國以來一系列極左思想的惡果，提出了尊重價值規律，打破閉關鎖國，實行對外開放等系統的改革主張。 他的觀點，不過是寫在日記中，寫在給女友的書信裡。他沒有結社，也沒有把他的主張付諸政治活動，僅僅因為思想，因為他的頭腦裡產生了與當時統治者不一致的思想，於是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讓我們記住王申酉被槍殺的日子吧：1977年4月27日。這個日子和遇羅克被槍殺的日子──1970年3月5日一樣，都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日子，都銘刻著國家的恥辱。蘇格拉底被殺死在2400年前；布魯諾（Giordano Bruno，1548-1600）被燒死是在400年前；而中國殺死自己的思想家是二十世紀70年代。遇羅克只活了27歲！王申酉只活了31歲！有人慨歎當時中國沒出幾個思想家。中國人不是天生沒有思想能力，而是最傑出的思想者，竟然被推上了斷頭台！
王申酉在80年代初平反時，首都的一些新聞機構組織金鳳等一流記者，花了很大的氣力去採訪，準備像宣傳張志新一樣大張旗鼓地宣傳王申酉的事跡。然而， 報導寫成之後，有關領導人卻提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藏是藏起來了，一藏就是將近20年，文稿在金鳳手裡已經藏得發黃發脆。傳之後世，就不好說了。 連同代人都不知道王申酉是誰，後世人怎麼會想起尋找他的蹤影呢？
王申酉，讓中國人知道你的名字！
注釋 1 徐曉、丁東、徐友漁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附四：
王申酉：一个以身殉道的先知
王申酉是“文革”时期著名的民间思想家之一。尽管从年龄上讲，他与遇罗克、李洪山、周泉缨、杨曦光等人属于同一代人，不过从传世的著述文献看，他在“文革”时期民间思想谱系中的地位显然要高于前者。其思想的系统性和深刻程度仅次于顾准。
王申酉的思想之所以比较深刻，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他的思想成熟于1970年代中期，此时“文革”的消极后果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此外，从个人主观因 素方面分析，我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和较高的文化理论素养；第二、他的人生道路虽然短暂却十分坎坷，因而具有与众不同的社 会生活阅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在批判、反思现实的时候，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个人利益的考虑。
王申酉1945年生于上海，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按照当年的习惯说法，他大致可以算作“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红五类”。因此，在小学和中 学时代，他与他的同龄人并没有什么显着的差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正统教育灌输以及受此制约的课外阅读，一方面强化着他的朴素的阶级情感，另一方面 也培育了他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人格。其中后一个方面对他未来的人生道路具有重要的潜在影响。
到1960年代初期，在他开始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些转变。导致这种转变的触媒是理想与现实的捍格。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长，他日 益觉察到当时高调的政治宣传和严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的强烈反差。他的困惑与不满也与日俱增。当官方传媒将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他直 接感受到的却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当领导上大力倡导“三老四严”作风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普遍存在的弄虚作假和“浮夸风”；当举国上下高唱“团结 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凯歌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持续不断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革命队伍不断发生分裂，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当学校 领导大力宣扬高校师生下乡参加“社教运动”的积极意义的时候，他看到的却是国家领导人思想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和知识分子不务正业时的无奈……。他将自己的感 想写入日记。不料他的日记在“四清”运动期间被担任班干的“进步”同学偷看，并摘抄上报给学校党组织。他从此被组织上打入“另册”，他的人生悲剧由此揭开 序幕。
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王申酉对现实的困惑和不满主要建立在个体的和感性的经验基础之上。他凭经验和直觉意识到当时社会的某些病态，但他无法确切地回 答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他一度将家庭的贫困归结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因而抱着“科技报国”的理想，刻苦钻研自然科学知识，希望对国家的富强作出贡献。他也曾经 像当时绝大多数忠厚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那样，试图努力说服自己，在那种种看似荒谬的言行背后隐含着某些自己无法领悟的深刻的积极意义；他也曾经像那些具有 “原罪”和“救赎”心态的人们那样，试图通过超乎体力极限的“社会生产实践”改造自己的灵魂与世界观，经过“炼狱”的考验脱胎换骨获得新生。这种混沌的心 理状态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
“文革”初期，他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在华东师大贴出一张很有轰动效应的大字报，揭批党委书记常溪萍。但很快他便因所谓“历史问题”（“日记事 件”）遭到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的一致排斥，被剥夺了“造反”的权利，沦为一个“逍遥派”。这种屈辱遭遇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叛逆倾向，同时也使他有更多的时间 精力去独立地进行观察思考。他敏锐地觉察到群众“造反”运动背后隐匿的政治依附关系，也意识到“打破一切框框”口号背后“事实上下了一个最棘手的框框”。 当他读到作为“反面教材”广泛传播的彭德怀、邓拓等人的著作的时候，他非但没有激发出“革命的义愤”，反而认为彭德怀、邓拓们的“骨头是硬的，中国很需要 有这样的人物”。受到他们高尚人格的激励，他立志要做一个“不是为了上升而昧着良心盲从的、有魄力的刚强的人”。这使他很快再次成为打击迫害的对象。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他被组织上“隔离审查”达一年多；1970年“一打三反”，他经由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审判，受到“敌我矛盾性质，不戴帽子， 监督劳动”的处分，先后被发配到苏北大丰农场和上海市郊奉贤“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大致同理，我认为个人和社会的不幸是孕育杰出思想家的精神摇篮。现在回想起来，王申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某种偶然性。如果新中国前十七年间的革命和建设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曲折反复，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生活富足，他根本不会对现实产生任何怀疑和不满；如果党和群众组织宽大为怀，不把他打入“另册”加以极力排斥，即使他对现实有诸多怀疑与不满，他也依然有可能苟且立于“人民内部”，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如果组织上对他“控制使用”，让他专心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他也可能会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终身以自然科学研究为志业，“用业务来充实头脑，用消极办法来逃避现实政治”，而不会去涉足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述种种事实终于相继发生。客观辨证地看，这既是作为社会公民的王申酉的极大 不幸，同时又是作为思想家的王申酉的某种幸运。结果中国少了一个平凡而敬业的科技工作者，多了一位苦难而深邃的思想家。
从某种意义上讲，“先知”与“后觉”、“勇士”与“懦夫”之间往往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每个人的天性中都同时具有“向善”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个人，王申酉的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上述两种特性。他的日记向人们显示，当年他积极要求“入团”和积极参加“造反”，其主观动机中也包含着若干自私自利的现实功利主义考虑。这时的他——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是猥琐的甚至是卑鄙的。在被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后，他也一度意志消沉，甚至还想到出家当和尚。然而所幸的是，部分出于个人与生俱来的智性良知的驱使，部分出于后天培养起来的革命理想主义情结和英雄主义人格的熏陶，部分 出于外界环境的种种压迫，他天性中向善的一面终于战胜了阴暗的一面。孟子曾经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看作个人道德品格的最高境界。王申酉一生 从来没有发达过，所以“富贵不淫”一条无从谈起，但自从他从“文革”初期的“造反”运动中淡出后，直到他1977年春被处决时为止，他的确是“贫贱不移、 威武不屈”信条的坚定实践者。因此，他成了“先知”和“勇士”，而没有沦为卑鄙势利的小人或随波逐流的庸人。
王申酉的一个相伴终身的爱好是读书，而在他被发配劳动改造期间，组织上对他唯一无法明确禁止的活动就是阅读“红色经典”。因此，从1970年到苏北大 丰农场开始，他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开始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其它相关论着。最初，这种阅读对他来说不过是排遣寂寞、消磨时光的消极手段，就像他 此前曾经勤奋地学习外语和无线电知识那样。但是很快地，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的那些睿智和洞见便使他感到折服。消极被动的阅读转化成为一种积极的研究、探索与 对话。他希望籍此“掌握数千年来古今中外历史的演变，洞察现在的环境、现在的社会”。他还千方百计地从书籍、报刊和收音机中努力了解国内外时事，特别是外 部世界的最新发展。这种持续不断的学习终于极大地拓展了他的视野，提升了他分析和认识问题的能力，使他能够“用另一种眼光去考察整个社会”。当他以马克思 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系统反思“鸣放－反右”运动、“大跃进”运动、庐山会议和“全党反右倾运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 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及其思想根源便十分清晰地显现出来。
简单说来，王申酉在“文革”时期乃至当代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泛道德的政治观（或曰泛政治的道德观）和唯意志论所进行的分析与批判。
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人们在考察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时，不能仅仅根据其外表形象或它自称如何如 何得出结论，而必须按照一种正确的社会科学理论为出发点，系统考察这种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产品的交换与分配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建立在上 述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切法律和政治设施、一切意识形态领域的精神活动等等，才能科学地界定这个社会形态的属性及其归类。他认为机器化的工业大生产和市场经济 主导下的社会化的分工协作，是现代社会经济形态的两个根本性标志，也是建设科学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他还特别强调指出：单纯的“人类的集体劳动并不一定会 使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只有借助生产工具的变革，由协作、分工、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到利用机器的大工业，才会使生产方式由量变发展为质变”。
他还依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理论，指出人类社会中依次发生的经济形态都是属于历史性的范畴，人们不能依据主观愿望跳过或无端超越某种经济形 态发展阶段。他像许多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给予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指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一种历史性经济 范畴，我们并不像资产阶级辩护士所鼓吹的那样，认为它是永恒的，但也不赞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主观意见，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可以跳过它或者在它没 有最充分地发挥尽它的历史作用之前彻底抛弃它，可以在它没有为社会主义创造深厚的物质基础之前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要做的是深入地研究和考察这种生 产方式的固有规律和矛盾，尽可能充分发挥它的历史作用并减轻它的祸害，缩短它的寿命，限制它的一切破坏作用，创造一切条件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他还引证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对俄国“民粹派”的批判，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是与历史发展成反比的。……尤其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里，一些空 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们往往从保守的农民阶级立场抨击资本主义，他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按其内容来说，不外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及生产方式，从而恢复 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这样，空想社会主义对 社会只能起了反动的作用”。
与上述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对照，他认为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的革命和建设践带有若干“空想社会主义”的性质。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积极致力于 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社会经济活动，尽一切力量阻止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因素的发生，试图建立一种政府行政主导的、以“村社”为基本单元的、集“工、农、商、 学、兵、政、党”为一体的“小而全”的社会政治经济管理与发展格局。这种构想不但丝毫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味道，而且根本违背了一般的现代社会发展趋 势。从它的实践结果看，不是削弱而是强化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基础，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三大差别，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之 间的差距因此而越来越大。
此外，他还多次对当时充斥于领导者思想中的泛道德的政治观和唯意志论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与批判，揭示了这些观念所包含的唯心主义本质。他说：“在我读过 的任何马列经典原著中，我从来没有发现过只要进行单纯的道德说教－－事实上往往是禁欲主义的基督教的变种－－就能改变生产关系本质的说法的丝毫痕迹。相 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批判过那种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在他看来，诸如“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急用先学、 立竿见影”之类的流行口号，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唾余、佛教禅宗的道法。
王申酉的上述分析论述，无疑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深刻思想的产生，不仅要求思想者具有深邃的洞察现实的能力和卓越的领悟经典的能力，而且要求思想者具有某种超然的立场。换句话说，杰出的思想家必须具 有宽阔的胸襟和强烈的普世关怀情结。狭隘的利己主义考虑往往会遮蔽思想者的视野，阻厄其认识的升华。按照王申酉自己的说法，他阪依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收 获，是“马克思主义完全把我带进了另一个精神境界”。这使他能够理性自觉地将个人问题的成因放置到社会和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加以理解，将个人命运的改变与整 个国家政治前途的考虑紧密地联系起来。他在致恋人的信中说过：“我们正是从全人类的命运及整个历史的广泛角度来观察一切，才使我们的生命具有历史的性质。 我们较少关心注意我们在现存环境中的个人处境，即使关心也只是为了使我们有较好的条件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观察人类及其历史。”他还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 的观点，人与人的关系归根结底属经济关系的范畴，是某个特定经济形态的反映。……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残酷的，相互钩心斗角，这是社会现实造成的。就是政 治斗争的形式也是由特定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正因为我国经济形态还很落后，不文明，决定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必然是残酷的。”他清醒地意识到，他的个人悲剧是那 个时代的产物，他只是那个时代众多牺牲品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单元，通过不择手段的方式实现个人命运的改变无助于拯救国家社会于万一，而且他也不屑于去“玩狗 咬狗的把戏，丧失人格去咬别人，做狗的勾当”。因此，当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湎于“文革”所带来的幻灭的时候，当绝大多数“异端”思想还局限于对某些领导人 的道义谴责的时候，当许多受到镇压的群众派别成员还在为了争取“平反”和“落实政策”而相互攻讦的时候，王申酉同顾准一样，已经走出个人悲剧的心理阴影， 抱定“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信念，以一种自主的和超然的姿态去探求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成因。这种思想与精神境界的升华，不但有效地化解了王申酉的幻灭与 伤感，激励了他的勇气和斗志，而且还帮助他建立了某种“恕道”。他曾经十分自豪地宣称：“我不是从个人恩怨出发，而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坚定信仰得 出（我的世界观的）”。他还说过：“我的政敌可能遍布全世界，但我几乎没有一个私敌”。
无论在哪个时代和国度，杰出的思想家总是无法逃脱精神上的孤独。他们的思想观念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因而曲高和寡、应者寥寥；他们的言论行为突破了 一般世俗的常规，因而常常令人侧目。更有甚者，在那些落后愚昧的时代和国家里，他们不但自己要为自己的信仰付出沉重代价，而且野蛮的株连制度还会广泛地殃 及他们的朋友和亲人。因此，他们不但要有勇气面对邪恶保守势力的打击迫害，而且要有勇气面对来自亲友们的善意劝戒和质疑。王申酉也曾经为此而感到苦恼。时 代的荒谬常常将他逼到一种道德伦理的两难绝境，大大加剧了他的精神重压：一方面，他的坚定执着的性格不容许他放弃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他的善良仁厚的性 格又使他感到愧对他的家人和恋人。每当他在现实生活中感到绝望和窒息的时候，他不得不退距到个人的主观精神世界里。他需要常常穿越岁月的长河，从历史上的 杰出人物那里寻求精神尉籍，汲取生存下去的勇气和力量。
历史地看，任何具有实质内容的思想理论体系，都必然地同时具有“永恒的”和“当下的”两种意义。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广泛影响的思想，都必然地 包含着一些人类共有的理想价值诉求——如自由、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也不例外。它们不是凭空诞生的，而是对此前人类文明 的一种继承与发展。因此，它们实际上也包含着一些人所共知、不证自明的价值观念预设。比如马克思就曾经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 件”，可见他对“自由”价值的推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他们的思想在由观念形态向制度形态转换的过程中，特别是当它们被从西方语境移植到东方社会的革命 实践中时，有些不可或缺的价值观念预设似乎被有意或无意地屏蔽了。马克思主义遂由一个系统完整的社会发展变革理论体系，被简单化约成为若干细碎化了的革命 信条和策略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19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如果这种讨论能够深入开展下去，将会有助于我们在马克思主 义的价值判断与工具理性之间－－也即在革命的终极目的和革命的手段方式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健康的制衡关系，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实践更加富于人性化特点。 另一方面，无论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还是从自由主义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出发，我们都不宜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某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 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历史产物，必然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烙印。它对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是空前深刻的，它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批判也同样深 刻。因此它的确堪称是人类社会思想形态发展的一个高峰。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认同并不意味着宣告人类思想发展的终结。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 们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认知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一个固定的水平上。所谓“顶峰论”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至于像新中国前二十多年间那样，借助学术思想 以来的力量建立起一种“话语霸权”，将对“红色经典”的研究与阐释由少数人垄断起来，“独此一家，别无分号”，认识稍有歧义便冠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罪名，则更是可悲可笑到了极点。那种做法的本质是根本不要思想，而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殊途同归也是不允许的。那个时代的许多口号与实践不但不是 马克思主义的，甚或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人类思想发展的历史昭示我们：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必须以人们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思想和理论的本质内容是人们社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只要人类社会没有终 结，思想的探索就不会停止。当我们遵循上述观点，用今天的眼光来分析评价“文革”时期的各种“异端”思想，我以为王申酉之所以比遇罗克、周泉缨、杨曦光等 人更为深刻，是因为他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而他与顾准相比还有一些差距，是因为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由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彻底转变。他对当 代中国问题的病理学诊断是基本正确的，但他没有为我们开出治愈那些疾病的有效药方。我倾向于将他的思想局限性归因于他的生命的短暂，否则他是很有可能达到 甚至超过顾准的。因为如前所述，王申酉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近与接纳直接根源于各种社会现实的刺激。这种潜在的经验主义思想发展径路预示着，如果他今天还活着 的话，他会一以贯之地以当年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迎接各种新的社会现实的挑战。他会不断地提出新的疑问，并努力通过各种途径去寻求新的答案。他会继续 往返穿梭于“经验”与“智性”之间，尽一个先知应尽的职任。
附五：
王申酉：死於毛澤東暴政的思想者
作者﹕余傑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上海郊區的刑場上。一名年輕的文弱的書生被執行了槍決。
他因思想而被殺害。他的悲慘命運與三十多年前在延安被殺害的王實味一樣。他以他的死亡證實了一個政權的獨裁、殘酷和無恥，他以他的生命捍衛了人類亙古以來就信奉的一條真理——「不自由，毋寧死！」
他 就是王申酉，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也是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就對毛澤東的邪惡本性有深刻認識的少數先知先覺者之一。他被我們遺忘了二十多年，跟 顧准一樣，他也是一位「思想史上的失蹤者」（朱學勤語）。如今，王申酉的文集終於整理出版了——遺憾的是，這本文集依然只能在作為「海外」的香港出版，大 部分大陸讀者依然沒有辦法接觸到這位先知灼熱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
在這本文集中，收錄了一些王申酉論文、交待材料和日記等文字。其中，他的 日記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他在寫這些日記的時候真的做到了「我筆寫我心」。在文化專制主義造成知識分子普遍處於風聲鶴唳、杯弓蛇影心態的背景下，王申酉像 安徒生童話《皇帝的新裝》中的小孩一樣勇敢地說出了「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真話。如果說那個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孩子是出於天真和本能，那麼王申酉 對毛澤東締造的極權主義體制進行質疑和批判則是出於一種思想的自覺。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完全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 想於億萬人的腦袋。這恐怕是空前絕後的。在六萬萬人的、佔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陸地上以一個同類生物的思想作為神聖的意志來主宰一切。這一成功實在是難以想 像的。」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日記中，他寫道：「我就是敢於追求真理！！！我只服從於真理！我寧死，寧放逐到最危險最邊遠的地方去做奴隸，也不願放棄 真理。我敢於對現實懷疑。任何暴虐暴政我都不怕。」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依我看，只有回覆到沒有奴隸主的奴隸社會，大批的人們去做最 簡單而繁重、單調、效率極低的勞動，才是最符合他們的想像。他們的政策決定了將走向這個極端。」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古今中外從來 也沒有出現過如此瘋狂的大獨裁者，但越獨裁，越搞個人迷信，個人崇拜，最聽不見別人的話，也越受孤立，現在真是『眾叛親離’的時候。」
放在 今天的背景下，這些觀點似乎「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在那個全民族集體被催眠、集體陷入瘋狂的年代裡，能夠一眼看穿毛澤東的專制本性和陰險伎倆的人確實寥 寥無幾。在日記以及後來的「交待材料」中，王申酉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思想：否定反右和文革這些倒行逆施的政治運動、停止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和個人崇拜，遵循 價值規律發展商品經濟，打開國門實行對外開放……這些思想後來部分地成為鄧小平的施政思路，但直到今天他所涉及的某些方面還是言論禁區。雖然三十多年過去 了，王申酉生前所希望的「自由中國」依然沒能成為現實，這更說明其思想的「先鋒」價值。尤其是對毛澤東及其思想體系的反思和批判，仍然是中國現實社會中一 個繞不開的、官方也不敢觸動的問題。
在新左派高舉毛澤東畫像作為反對全球化的旗幟的今天，重溫王申酉的文字更加重要且必要。昨天，王申酉因 為批毛而被殺害；今天，新左派卻因為擁毛而獲得國內外的各種資源。其間，歷史的弔詭讓人深思。愚昧往往與喧囂聯繫在一起，而智慧從來被迫保持沉默。這也正 是毛澤東至今依然呆在神壇上的原因，正如學者陳奎德所言：「現在是對毛澤東進行歷史性清算的時候了。否則，在當代，由於官僚集團整體性的腐敗，由於貧富差 距驚人的懸殊，由於中國弱勢群體的空前無助，由於被迫害者被冤屈者無法討回公正，由於生存現狀的急劇惡化，由於人類的健忘本能，同時也由於審美的距離感所 產生的浪漫效果，如同屢次的出現過的人類的集體性遺忘和集體性心理回潮一樣，勢將導致的對歷史的詩化。中國大陸時起時伏地出現的『懷毛熱’就是明證。它把 那血腥時代供奉上神壇，中國人的血淚成為裝飾歷史性浪漫畫卷的色彩，使左翼極權勢力捲土重來，強烈干擾中國進入文明世界的進程。簡言之，沒有對毛時代的批 判性補課，中國的一切實質性進展都無從談起。」
在閱讀王申酉的文字時，我不禁想起了那些識破毛澤東醜惡面目的思想先驅們，他們當中，既有自 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大師胡適，也有從中共陣營中反戈一擊的啟蒙領袖陳獨秀；既有作為北大學子和基督徒的林昭，也有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秘書的「老革命」李 銳。我還想起了關於傅斯年與毛澤東之間的一段故事：抗戰勝利之後，傅斯年被國民參議會推舉為訪問延安代表團的五名代表之一。在延安訪問期間，他發現延安的 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傅斯年和毛澤東當年曾在北大相識，他們單獨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 說，傅斯年發現毛澤東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小說在內，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結論：毛澤東從這些材料裡去研究農民心理，去利用國民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 不過宋江之流。毛澤東陪同傅斯年來到禮堂，傅看見裡面密密麻麻掛滿了錦旗，是各地獻給偉大領袖的，便諷刺說：「堂哉！皇哉！」毛感覺到了諷刺的意味，沒有 出聲。在代表團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沒有出息，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 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傅斯年當面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領以歿嗎？」傅斯年的估計相當準確，討好毛澤東的章 伯鈞、黃炎培等人，都沒有逃過中國建政之後的若干次政治運動，最後的結局都是不得好死。
王申酉不是毛直接下令處死的，但毛無疑是殺害王申酉 的元凶。王申酉之死是毛仇恨知識分子的又一例證。余英時曾經分析說，毛相信自己在思想上與馬克思主義合而為一，是後者的最新化身，因此他自己即是上帝。在 現實世界中，他則與人民群眾合而為一。這兩重的「合一」使他成了「信仰的卡里斯瑪」。這種「信仰的卡里斯瑪」最能感召虔誠的信徒，但是最終卻最容易引起知 識人或學者的懷疑。余英時認為：「毛一貫反知識分子，其根源即在此。因為智性的懷疑足以動搖他的卡里斯瑪的信仰基礎。」因此，像王申酉這樣敢於懷疑毛的 「偉大、光榮、正確」的知識分子，是不會被毛澤東的帝國所容納的，他不得不死。
王申酉為了揭露毛的專制合獨裁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我期望未來 的中國能夠建立一個「大屠殺博物館」，或者將今天的毛澤東紀念堂改造成這樣的一個博物館。在這座博物館中，應當揭露毛澤東的暴行和罪惡，也應該紀念許許多 多像王申酉這樣被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所殘害的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正像學者陳奎德所揭示的那樣——「清算毛遺產也是極富現實感的國民課題。」、「對毛的公 開公正審判，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其意義就在於：「它勢將打碎仍然籠罩在中國人頭上的最後的體制性和精神性桎橘，衝破遮羞布式的意識形態牢籠，破除中共 一黨壟斷政權的諸種藉口，把中國從半個多世紀的極權暴政下真正徹底地解脫出來。」我想，只有那一天到來了，王申酉、林昭、遇羅克們才能真正安息；只有那一 天到來了，我們才能真正過上「擺脫恐懼」的自由生活。
——二零零三年九月十七日、十八日
──《觀察》首發
附六：
王申酉的供 詞
編者按：王申酉1976年9月9日被捕，1977年4月27日被槍殺。這是他在獄中所寫的「供詞」，原是給他女朋友的信的回憶。
1976年11月18日
關於中國一九四九年以後歷史的看法
當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獲得全國政權時，它所面臨的國家是一個經歷了長期外戰與內戰、政治上分崩離折、經濟上千瘡百孔的爛攤子，國民黨的腐敗 政權在戰爭中把國家搞到了歷史上少有的毀滅破敗的邊緣。從經濟形態分析，國民黨四大家族代表了官僚買辦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嚴重地阻礙了民族資產階級的發 展。建國初期，全國國民經濟總產值中，工業只佔了不到10%，其餘90%以上是由汪洋大海似的小農經濟或封建宗法經濟所產生的。在北方老解放區，在共產黨 領導下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從封建宗法經濟的束縛中解放成為一群小私有者，但在南方廣大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還沒有實行。因而無論城市，還是農村都還十分需要 徹底實行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掃清道路。建國後三年（1950-1952年）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正是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期。當 時的情況，誠如劉少奇說的，中國資本主義還處在年輕的時期。所有實行的資本主義性質的變革措施都獲得成功，並確實大大恢復了國民經濟。鎮反和肅反運動對於 肅清國民黨殘餘破壞力量，鞏固新社會的政治基礎是十分必要和正確的，高、饒的黨內分裂活動也沒影響歷史大局。
1953年開始的互助組和1955年開始的合作化運動引起了黨內的爭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教導，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是需要成熟的物質條件的，那就 是生產資料的高度集中，生產、流通和交換、分配的高度社會化，大工業佔領一切物質生產部門。但是馬克思主義也教導我們，這並不是說對於一個具體的國家，非 要等到最後一個小生產者被剝奪掉生產資料後才能實行社會主義變革。無產階級可以在成熟的歷史條件下，先奪取政權，借助上層建築的力量，把小生產者組織起 來，採取協作制進行生產經營，給以物質和道義上的幫助，使它向大生產的方向發展，通過大生產表現出來的五大優越性對其他小生產者起示範的作用，從而使廣大 小生產者（如農民、手工業者等等）避免經歷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被剝奪生產資料、蒙受巨大災禍的歷史過程而直接向社會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s）在《法德農民問題》及其他一些著作中闡述了這個思想，列寧（Vladimir Ilich Lenin）也在《論合作制》等著作中作了論述。
劉少奇在1954年一個批示中曾提出當時實行合作化是一種不切實際的農業社會主義的空想。我很難知道，合作化對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是否成熟，但 搞合作化的大方向是對的。總之，黨內就合作化問題是發生了爭論，但意見很快就統一了。在毛主席親自領導下，中國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是 無產階級在掌握了大工業、掌握了政權的條件下借助於上層建築的力量發動的一場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是完全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經濟變革。毛主席親自為《中國 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文章寫了許多批語，具體領導了這場有深遠歷史意義的運動，並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久，民族資產階級既然隨著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而被 割斷了城鄉的資本主義聯繫、原料來源與銷售市場被控制，在1956年實行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城鄉的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就在 1956年中，召開了八大，全國一片歡騰，滿懷著對國家前途的希望，中國共產黨達到了建黨以來最團結、最統一、最生氣勃勃的頂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 也達到了戰後的最高點，以米高揚為首的蘇共代表團以及其他80多個國家的黨政代表團出席了中共八大。總之，當時國際、國內的團結景象使以後經歷了近20年 的不斷分裂痛苦的中國人來說成為無比美妙和珍貴的回憶了。
同時，建國後到這段時期國民經濟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和蘇聯實際經驗的指導和物質手段幫助下的高速度的健康發展，也使以後經歷了十多年國民經 濟的破環或停滯不前的中國人民留下了無限悵惘的情感。我正好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期開始懂事，對當時祖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變化多少有一點大致的感性認識。
1957年的反右鬥爭，基本上摧毀了資產階級民主黨派的力量，黨外資產階級從此基本上退出了中國的歷史舞台。黨內和黨外的關係也從此發生了變 化。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為黨內分裂埋下了深深的種子，甚至為八年後的文化大革命中的黨內大分裂，埋下了禍根。因此，1958年是考察建國後我國歷 史的極關鍵的一年。
1958年初的中國經濟形態是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的。在農村，經過了三、四年的發展過程，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合作社（初級社和高級社）正在鞏固之 中，在生產上實行集體協作勞動，在分配上從按土地分紅過渡到按勞力分紅。實在說，由於絕大多數農民還採用原始的、簡單的勞動工具進行手工勞動，而且工業還 遠不能大規模地提供農業機器給農村。而農民階級本身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生活慣了，無論在生產經營上、意識形態上還沒有完全適應新的經濟關係。因此，可 以想象，合作社經濟還要經歷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才能真正固鞏起來。列寧說過，只有大工業才是社會主義的唯一鞏固基礎。在原始的鐮刀鐵錘上是不可能建立真正 的社會主義的。在當時，應高度發展城市大工業，提供足夠的農業機器，對農村實行必要的技術改造，使農村的生產力性質真正適應合作社經濟的生產關係的性質。 但是毛主席當時卻不顧中國的現實歷史條件，發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號召，也就是說，將大致相當於村或幾個村的高級社擴展到相當於鄉或幾個鄉規模的公社，提 出政社合一的一元化領導辦法。從經濟形態上說，是把核算範圍改為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不久又提出把核算單位上升到公社一級，否則無法顯示人民公社 「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事實上，後來經濟成本核算連公社一級也取消了，大搞一平二調、共產風，各種輿論宣傳機器都在宣傳共產主義就在眼前了。農村實行了生 產不計報酬，吃飯不要錢，家庭經濟也取消，貨幣經濟也瀕臨取消。我當時正在初中唸書，政治老師們向我們講解《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的語錄，與我們一起 暢想共產主義即將到來的景象。
在工業方面，毛又提出，一個鋼鐵，一個糧食，有了這二個就甚麼都好辦了。結果各行各業都大煉鋼鐵，甚至從農業中抽調大量有生力量煉鋼，嚴重打亂 了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均衡比例。鋼鐵是從1957年的535萬噸發展到1958年的1,070萬噸，到1959年又翻了一番，達到令人可疑的1,800萬 噸，但其他部門的損失則是極為嚴重的。總路線、大躍進的口號是提出來了，十五年趕上英國的口號也提出來了。但是，結果是甚麼呢？
人們陷入盲目的狂熱之中，人為的經濟災難到了1959年就開始顯露其禍害了，只是還沒有被大多數人看出罷了。即使有清醒的人，也多半不敢發表意 見。獨有那個熱血老人彭德懷不僅頭腦十分清醒，而且人格正直，有大無畏的勇氣，不顧高齡，奔波到全國許多地方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實地視察，把災難性的經 濟形勢與造成的根源作了分析，寫成了長篇的萬言報告給毛主席，結果在廬山會議上釀成了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波，成了黨內分裂的導火線。彭德懷並沒有搞陰謀，而 是通過正常途徑寫信給中央，也沒有在信中追究個人責任，還是比較客觀地分析了中國當時困難的經濟形勢，要求採取措施改變過來。彭德懷在寫信前曾說過，拚著 這身軍裝脫掉也要幹一下，可見他是置個人政治生命於度外站出來的。毛主席看了後果然勃然大怒，用列寧罵普列漢諾夫的話大罵彭德懷。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 是同情彭德懷的，但沒有辦法，結果毛撤了彭德懷國防部長的職務，改派林彪任國防部長。
彭德懷的勸告絲毫沒有打動毛的心靈，反而更使他下決心按原來路線做下去。毛搞了個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通令全黨，在全黨掀起了一場反右傾機 會主義的鬥爭，在中央到各地揪右機會主義分子，結果再沒人敢說話了。全國刮起了浮誇風，甚麼稻米畝產上萬斤，甚至幾萬斤也上了報。可惜我當時還不太懂事， 因此不能詳述當時大批大批的荒唐的經濟笑話。總之，這場經濟災難像一匹野馬一樣在毀滅性的路上狂奔，到1962年眼看要摔到萬丈深淵中去時，才算被?繩勒 住了。
三年後，彭德懷又寫了被稱為翻案書的信給中央。三年的國民經濟困難使1957至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許多指標沒有完成，從1960年起甚至 再也無法向國內外公佈國民經濟完成的具體數字了。工農業生產遭到很大破壞，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究竟這三年造成的經濟破壞達到甚麼地步，讓歷史學家們去寫 吧。這裡要提的是1962年的中央、省委、地委、縣委的七千人幹部大會，這是黨的歷史上空前規模的幹部大會。矛盾已充分暴露了，再也無法掩蓋了，全黨聚在 一起評價這三年災難的狀況，討論解脫的辦法。毛在會上是處於孤立的地位的，只有林彪為他說話。
劉少奇在大會上談到當時中國的經濟形勢是「處於經濟崩潰的邊緣」，提出這三年經濟困難的根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從中央到省地幹部在他的啟發下都談出了真實的各地情況與個人的意見。
黨中央面臨這樣的局面，採取了許多從歷史上看是正確的政策和措施。首先是決定廢棄三面紅旗的口號，提出了「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 民經濟方針，並規定1963-1965年為國民經濟調整時期，採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從1966年起再搞第三個五年計劃。毛也同意將 農村的經濟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一級，實際上回復到人民公社化前的情況，只是為了顧全他的威信，不取消「公社」的名稱。但以後的歷史學家要作公正的評論的 話，總只能這樣認為，三面紅旗是失敗了，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毛這時讀了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的書，讀了蘇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也多少認識了 一些問題。不過他指責各地幹部們不懂價值規律，要求大家學點政治經濟學，還特別介紹了那本價值不大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給大家，並作了一些評注。我想， 如果他在1958年注意到這些問題，就不至於提出搞人民公社化運動吧。\n
另外，為了團結黨內外群眾一起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地度過難關，黨中央還在黨內恢復了一大批被冤枉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幹部名譽。鄧小平公開 說過，反右傾百分之八、九十搞錯了。在黨外，也摘了一大批1957年帶上的右派帽子。在一些傳達到全黨的文件中對三年國民經濟困難作了比較客觀的估計。甚 至在拿定息的資本家中，也允許他們借神仙會之類的形式談看法，揭陰暗面。黨內外民主有了不少氣氛，人們被允許說話了。如果黨好好幹，帶領人民好好幹，中國 還是有前途的。
黨中央工作從此以後主要由劉少奇、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是由周總理主持，毛主席則不大管具體中央工作了，在全國視察、遊歷，並讓林彪抓好軍權。他 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口號，顯然他是仍不願承擔三年經濟困難的絲毫責任的。但他表面上不能不承認自己犯了錯 誤，並要各地幹部到各地向人們傳達他的這個意思。劉少奇真在湖南這樣做了，結果犯了一項大罪。
這裡就使人想起列寧了。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搞了很短時期的空想共產主義措施，造成了經濟的混亂、受損局面，他很快能洞察出來，不僅提出了新經濟 政策來挽回局勢，而且在好多中央的、黨內或黨外的會議上向群眾公開承擔自己的責任和錯誤。這不但沒有損害列寧的威信，反而提高了他的威望。公正的歷史學家 會客觀地分析當時的歷史條件。當時內戰十分激烈，搞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是有客觀的歷史要求的。當時工業受到十分嚴重破壞，極少可能有足夠的產品去與農民交 換糧食，為了維持戰爭和工業生產建設，多少要強制地採取徵集制獲得糧食，因此歷史會諒解列寧的作法。
而毛主席在1958年的做法，是無法解脫歷史的評判的。當時中國一片和平建設的景象，又剛經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高速度經濟發展，並沒有為他的 做法提供客觀的辯護因素。而且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是現成的，蘇聯建國初期短期的空想社會主義實踐造成的歷史教訓也是現成的。還有，在提出人民公社化運動時， 特別在1959年蘇聯是明確提出不同意見勸告的。黨內以彭德懷為代表也提出了不同意見。所有這些都評價在1958年的做法提供了客觀的基礎。從1963年 開始，黨中央又提出在全國展開一場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使人想起蘇聯的情況。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中向資本主義勢力作讓步，是為了準備條件進攻資本主 義。我黨中央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為了從困境中解脫開來，也不能不採取了許多向資本主義讓步的方針政策，如「三自一包」等，這歸根究底有利於資本主義勢 力的發展。在當時的具體歷史條件下很難避免這樣做。而一旦經濟恢復過來，搞社教運動向資本主義勢力進行反攻也同樣正確。只是劉少奇的目的是進一步整頓由於 三年經濟破壞而造成的各地政治、經濟癱瘓狀態，消滅城鄉自發資本主義的勢力。而毛主席的目的是把矛頭直指「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劉少奇、鄧 小平。由於周恩來總理在行政方面基本上是執行了劉鄧路線的，因而根據條件的成熟程度，他們早晚也要打倒總理的，只是經過幾次回合沒有成功，後在去年下半年 提出評《水滸》時才公開打出信號。林彪在主持了軍委工作後，最大的任務就是搞個人崇拜、個人迷信，以為未來的黨內鬥爭作準備。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搞了三年左右，並沒有達到目的。於是就尋求另一種形式，這就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由於你我都親身經歷了這場運動，對於運動的 發展過程就不必多談了，我所要著重談的是從理論上粗淺地勾畫一下這場運動的歷史背景、經濟根源。既然，黨內大分裂的最近淵源出在1959年廬山會議的彭德 懷身上，文化革命的導火線就由江青出馬在上海通過張春橋物色到姚文元在《文匯報》刊登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點起來。此文由毛澤東指明，好處在點 了吳?的名，但未打中要害，要害在「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毛在廬山會議罷了彭德懷的官。但此文並未引起人們注意。彭真搞了1966年的二月提 綱，只把這件事納入學術範圍討論。北大文科起勁地翻閱上千萬字的海瑞資料，沒有想把事情鬧到政治問題上去。碰巧北大哲學系總支書記聶無梓在1964年秋開 始的北大社教運動中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有矛盾。聶元梓等七人在康生夫人曹軼歐的直接指示下在5月25日貼出了《陸平、宋碩、彭?雲在文化革命中幹了些甚 麼？》的大字報，把火燒到北京市委身上（宋是市委大學部副部長），康生在6月1日向全世界廣播了這張大字報，於是文化革命拉開了序幕。我起初對這場鬥爭性 質認識極模糊，以為不過是個人之間爭權奪利。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並用它來思考事情的本質後才認識到我的想法是錯誤的。這場鬥爭的性質歸根究底是兩種性質 不同的世界觀和路線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爭論的問題的焦點仍在於那個老問題：甚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社會。由 於對這個問題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空想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本質區別。
毛澤東在1965年5月7日在寫給他「最親密的戰友林彪」的信中十分具體、形象地描繪了他關於改造社會的藍圖，這封信最好不過地集中反映了他的 世界觀。在他的理想世界中，社會應分割為一個一個彼此獨立的經濟共同體-公社。在這個公社中，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不應有嚴密的分工，都既要學工、又要 學農、學軍，還要從事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即批判資產階級。這個公社的生產方式是集體性質的，交換主要發生在內部，因為現實中的農村人民公社正是如此。 因而這樣的公社顯然是以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統治地位的。當然它也與外界發生物質交換，但只是與國家交換，彼此之間是不發生交換的。不過根據現時的實際情 況，這種與外界的商品交換只佔很弱的比例，公社內部的生產資料與生活資料多半是採取實物形式分配的。毛澤東在信中又隻字不提這種集體生產方式需要用大機器 進行物質技術改造，自然根據每個人要從事不同行業的勞動這一點來看，公社社員是不會被要求從事大規模的分工的協作的。既然生產方式是這樣的，那麼人與人的 關係必然由這種生產與交換及分配方式決定是封建家長制性質的。在上層建築領域的活動，唯一就是批判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的階級本性來源於商品交換、貨幣經 濟。結果這樣的公社自然會盡一切力量防止商品交換、貨幣經濟的侵蝕作用，而每個公社社員又由法律規定是無法脫離公社的，世世代代要生活在祖傳土地上，從事 各種勞動，並且永遠保持固有的生產方式沒有任何改變的希望。這樣的村社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很長一段時間，如西方的克蘭制、馬爾克公社，東方的印度和斯拉夫公 社。不過，誠如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這種公社只是東方專制主義制度的社會基礎，只會造成農民永久性的野蠻、落後狀態，絲毫沒有社會主義的因素。
是的，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是要消滅分工，消滅三大差別，但那是要有物質基礎的。恩格斯曾指出，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 必要的生活資料外只能提供微小的剩餘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換的擴大、國家和法律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 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家大事以及後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人之間的大分工。
恩格斯進一步補充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生產率中得到說 明。當實際勞動的人口要為自己的必要勞動花費很多時間，以致沒有多餘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例如勞動管理……等等。只有通過大工業所達到的生產力的大 大提高，才有可能把勞動無例外地分配於一切社會成員，從而把每個人的勞動時間大大縮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夠的時間來參加社會的理論和實際的公共事務。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四篇《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中，極其天才地指出，人類的分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起過的巨大歷史作用。他指出人類的集體勞動並 不一定會使生產方式發生質的變革，只有借助生產工具的變革，由協作、分工、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到利用機器的大工業，才會使生產方式由量變發展為質變。在這 時，集體力量的總和遠遠超過個別人單獨勞動時的力量的總和。歷史的辯證法在這裡也發生了偉大的作用；為著達到消滅人類的分工，剛好需要先實行最大規模的分 工。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序列中，各種經濟形態的交替剛好標誌著人類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這種過程要直到共產主義才向相反方向變化。
這裡問題的實質不在於分工是否要取消的問題，而在於取消分工的歷史條件問題。我想談談在中國現時歷史條件下，是應該取消分工的時候了嗎？
恩格斯在上面的教導中提到「必要的生活資料」和「自己的必要勞動」的說法，既然「民以食為天」，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一般也以農業消費品看作為 必要的生活資料。有一個常識：中國的人口有80%是農民，也就是說中國人需要四個人養活五個人，或者說一個農業人口只能提供滿足四分之一個人的剩餘產品。 而再看看世界上其他國家吧，蘇聯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三十多，也就是說可以提供滿足二個人的剩餘產品。日本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十幾，日本的糧食自給率約 80%多，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五至六個人需要的剩餘產品。
美國的農業人口約佔百分之五，可以養活全國，同時又是世界糧食市場的最大賣主，故一個農業人口可提供滿足二十多個人的剩餘產品。以上的數字並不精確，但不會有大的出入，至少對我所述及的問題足夠了。
人類的最基本的活動是物質生產活動，而物質生產活動中最基本的是農業勞動，這是其他一切物質生產活動的基礎。人類只有首先最大地提高農業勞動生 產率，把大批人力、物力從土地上解脫出來，才能大規模從事其他部門的勞動，再能進一步從事非物質生產活動，如國家管理、科學與藝術等等活動。像美國那樣的 經濟活動中，已經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從農業生產活動中解放出來，可以從事其他活動（其中約有一半以上是非物質生產活動）了，但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有 過絲毫跡象，在美國經濟生活中，已經到了可以停止分工的地步了；恰恰相反，分工在進一步發展。更不要說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了。任何一個正視現實的人都可以 看到，隨著更複雜更大型的生產工具、設備的出現，隨著更大規模生產組織的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人類的物質生產勞動要求人類更日益地發展著 分工。甚至在非物質生產活動中，在腦力勞動中，人類的分工也在飛快地發展。在二、三百年前，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可以同時成為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的權威。 但是現在，在無線電科學這樣一個狹窄的自然科學領域裡，一個人也遠不能窮盡全部知識，僅僅例如其中天線這樣一個專門題目也足夠一個人耗費他畢生的精力了， 甚至個別人還無法在這個專題上趕上全世界一日千里的迅速發展。
毛澤東在工業方面的創造，是1958年提出的《鞍鋼憲法》，即二參一改三結合，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人、幹 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在這裡，應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來分析是不太困難的。這裡不談了，只是順便提一下。要談論生產，就要抓住生產、交換和分配問題，而鞍鋼憲 法都沒有提及，只提倡取消分工。 當我們考察歷史人物的作用時，當然不是根據他自己談的看法為標準，而是根據他的實際行為，不能根據他的個別言論判斷，而是根據一貫的言論、著作和實際 作為。在林彪的指示下，葉群、吳法憲在江省太倉縣洪涇大隊蹲點搞了一個典型。（正是毛澤東關於改造社會藍圖的實際例子），在1967年中起作為樣板向全國 推薦，其中特別宣傳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婦女顧阿桃作為社會主義新人的典型。
如果學習馬克思主義只限於書面的概念，不接觸現實社會，那麼只會變成學究書呆子，甚至走向馬克思主義的反面。當時，我還不認識馬克思主義理論的 正確性，根本就不懂。但預感到葉群搞的那個樣板將是今後中國社會形態的縮影。為了能先接觸、適應一下這種社會制度，就主動報名與班上的黨員和積極分子一起 去洪涇生活了半個月，實地體驗生活。現在，再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回顧這些日子的見聞，是很有啟發的。那裡的社員們一天到晚在搞鬥私批修，無論同訪客們作 的大規模講演還是生產隊會議，甚至在家庭會議上，都在搞鬥私批修。所講內容無非是頭腦裡產生了私心，如何通過學習，即林彪所說的「靈魂深處爆發了革命」後 「立竿見影」，戰勝了私字，建立了公心。林彪是一貫鼓吹精神因素第一的政治騙子。在他看來，「一擔糞，是挑在大田裡，還是自留田裡」，這意味著社會主義和 資本主義的原則區別。在他看來，只要在人的頭腦裡強制灌輸某種道德教條，就能產生社會主義的意識，從而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了。
在我讀過的任何馬列經典原著中，我從來沒有發現過只要進行單純的道德說教──事實上往往是禁欲主義的基督教的變種──就能改變生產關係本質的說 法的絲毫痕跡。相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反復批判過那種「舊的、還沒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義歷史觀，不知道任何基於物質利益的階級鬥爭，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 物質利益。」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究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係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係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如果說林彪 指的「私」字就是指的物質利益，那麼他那套粗陋的原始共產主義謬論只能從原始的基督教義中尋找根源。顧阿桃是個文盲，連字也寫不來，據說原先是個充滿私字 的普通社員。後來在葉群等培養下，用圖畫來表達自己鬥私批修的情況。可見，林彪的教義只能從最落後的社會階層中找到微弱的基礎。而後來林彪一倒台，顧阿桃 也成了笑柄。
按林彪對於經濟關係變革的觀念，他在上層建築也採取了相應的辦法。1968年1月從上海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在各省市自治區建立了軍事專政，基本 上類似於秦始皇的郡縣制度，以適應經濟基礎。與此相對立的是另一條路線，這就是或多或少從劉少奇、周總理、鄧小平的言論、行動中表達出來的路線。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考察了社會主義社會物質條件的形成條件。在馬克思時代，認為像英、德、法那樣資本主義生產分工最高度發展的文明國家裡，社會 主義革命的條件最充分。後來到了列寧時代，在帝國主義條件下，社會主義革命只能在資本主義環節最弱的地方即俄國發生並能成功。歷史事實已經證明，蘇聯社會 主義革命的成功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物質條件已經成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已發揮盡歷史作用。在中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比俄國更不成熟的條件下， 可以想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更不可能完全發揮盡歷史作用，它一定會以各種形態起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作用。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只能承認這種作用， 周密地分析、考察、掌握它的規律，引導它在一定的範圍內發生有益的作用，使之為創造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服務。
現在，無論甚麼人，至少在口頭上都承認像價值規律這樣一條支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最基本的規律仍在社會主義社會內起作用。價值規律起源於商品經 濟，只要社會生產以商品經濟形式進行，價值規律就一定起作用。它規定：商品價值由生產這種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決定，商品交換以等價進行。這樣社會生產要得 以進行或擴大，就必然要進行價值的經濟核算，生產的成功與否要以利潤為標誌。在分配方面，必然要採取按勞取酬、物質刺激、獎金制度，如果分配採取平均主 義，那麼意味著勞動效率低的人剝削效率高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裡，價值規律是充分起作用的，這樣，使生產在無政府狀態下進行，各個資本家在生產中獲得的利潤 率通過價值規律的盲目作用趨向於平均化。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則限制價值規律的作用，利潤的高低不全是由經濟運動自發造成的，而是通過國家對收購、消費價格 的有計劃調整來趨向於平均化的，在分配上也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作用，減低收入的差別，但不消滅這種差別。決不應像現時我國實行的那樣（如青年工人或農場場 員的收入幾乎一律相等）。因而在社會主義生產中，利潤仍應看作衡量企業經營成就的主要標誌，物質刺激、獎金制度仍應看作推動生產力發展的主要手段。
另外，生產資料的不斷集中，生產方式的不斷社會化，商品市場在全國甚至全世界範圍的擴大、分工的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一切生產部門包 括農業生產都採用大機器大生產、農業人口不斷地相對減少、非物質生產勞動人口不斷地相對增加、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這一切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經歷的 過程，都必然應該在一個社會主義物質條件不夠成熟的社會主義國家裡同樣發生，而且要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更快地發展。在中國怎麼樣呢？正視現實的人都能作出 令人悲觀的結論。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三年國民經濟困難時期過去後，迫不及待地制定了一系列方針、制度，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科技工作十幾 條。召開全國托拉斯會議準備大搞托拉斯企業等等措施，都無非為了一個目的：讓價值規律起最大的歷史有益作用，促進社會生產力的迅速提高。無疑，所有這些， 歷史都會作出肯定的結論。
列寧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除了採取過前面談到過的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措施外，還曾提出過其他一些更為教條主義者驚訝的主張。例如，西 方資本主義企業發明了泰羅（F. W. Taylor）制，通過對工人在機器操作過程中的動作分析，建立更加嚴密的生產規章制度，以便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一方面指出這種制度加劇了資本剝削的強 度，但又提出要在蘇聯企業中學習其科學的因素，為提高社會主義生產率服務。另外，列寧甚至提出向帝國主義租讓一些企業和礦山，借助帝國主義資本來開發國內 的礦山、建立企業等。至於對資產階級學者、專家搞高薪制問題，列寧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到了黨綱討論會議上，強調了黨對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方針政策的重要 性。到了斯大林（Joseph Stalin）時代，上述措施進一步發展，並提出了其他不少擴大價值規律作用的措施。結果，一切歷史學家無法否認的是：在斯大林二十多年的執政下，蘇聯的 國民經濟總值從世界第七名上升到第二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更鞏固強大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固有規律從來沒有停止、也將繼續在蘇聯發揮巨大的歷史作 用。
馬克思主義認為，為了解決社會科學問題，產了真正獲得正確處理這個問題的本領，而不被一大堆細節或各種爭執意見所迷惑，為了用科學眼光觀察這個 問題，最可靠、最必須、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記基本的歷史聯繫，考察每個問題都要看某種現象在歷史上怎樣產生，在發展中經過了哪些主要階段，並根據它的這種 發展去考察這一事物現在是怎樣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某些規律在社會主義社會裡的作用這樣一個問題，正是需要這樣考察的問題。我從一開始粗淺介紹了馬克 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簡略介紹了人類社會各個經濟形態的發展過程，又介紹了中國歷代經濟形態的演變歷史過程及其在上層建築領域中相應變革的歷史過程，又 談了社會主義學說的發展和對立派別鬥爭的歷史。所有這些歷史性的敘述雖然十分粗糙、皮毛，但都為了通過歷史過程的敘述來為考察現實服務。
從上面的簡略敘述中，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兩種性質對立的世界觀、路線在黨內歷史發展中，在民主革命階 段沒有甚麼大分歧，在1956年八大以前有小分歧，從1958年公社化運動後發生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而到了文化革命時期就成為你死我活的分歧了。分歧的焦 點也許仍可以列為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究竟是甚麼樣子的？應通過何種途徑達到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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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5 02:5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