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笳落：反思“文革”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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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的发动，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它是此前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将“文革”视为中华民族的政治爱滋病。避免这种政治爱滋病的传播、蔓延和流行，是一种明智，也是一种责任。单靠少数人的洁身自好无济于事。这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话题。我们只能面对，无法逃避。尽管我的探讨只是初步的，甚至是肤浅的，但是我愿意继续探讨这个中国政治的永恒话题。因为它不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的现实。
　　“文革”是中华民族政治放纵的结果。如果我们站在对事不对人的立场探讨“文革”，那么我们任何简单的论调，都将是缺乏说服力的。也许能博得很多人的喝彩，但是没有多少意义。
　　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点分析和探讨。为了方便起见，先简要谈谈主要的观点。首先，当时中国政治体制的全面失灵。政治体制是调节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的主渠道。“文革”的出现，是中国政治体制全面失灵的结果。简单地说“文革”没有群众基础是不对的。怎么五四运动两千多人上**，就代表了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呼声，而1000多万人走上**，就不是呢？众多的人拥护“文革”，走上非体制化的政治参与道路，就是因为当时的政治体制全面失灵。而作为当时体制的人格化代表，必然首当其冲。政治体制失灵，必然导致群众上街；其次，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在“兴无灭资”的口号震天叫喊的政治环境中，很多传统的政治观念，悄悄地地死灰复燃，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政治文化。人们往往按照历史上如何对待封建王朝的做法，对待新的政权和新的执政者。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被神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得到清算的国家，即使再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被神化到毛泽东那样的地步。而这种政治文化又深深扎根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种社会经济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封建主义政治文化是不能得到根本的剔除的。封建主义政治文化培养出来的人，要不做逆来顺受、甘当奴才，要不铤而走险、成为暴民。没有经过市场经济的全面洗礼，专制和集权的信徒往往比现在的假冒伪劣产品还要多；最后，执政党内政治斗争的恶性发展。执政党内正常的认识分歧，被无限上纲上线，最后演化为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杀。这不能不说是党内民主的悲剧。一旦认识分歧和权力斗争纠缠在一起，是非问题就退居次要位置，政治实力的较量必然首先粉墨登场。中国的政治斗争极为残酷，到了现代则变本加厉。战胜对手就是压倒一切的目标。于是，很多和社会主义根本不沾边的东西，先后粉墨登场、大行其道、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因此，我主张从执政失灵、政治文化和党内斗争三个方面研究和探讨“文革”的起源。我这样做，既不想给谁抹黑，也不想给谁涂粉。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压倒一切的国家，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如果不研究和探讨政治爱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传染者。
（一）关于文革前的执政体制　
　　建国初期，通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后，政治协商会议名义上代行人大的权力，实际上它始终就不是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政权应该是“议行合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它下面设立了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署。1952年设立了与政务院平级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过，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快因高饶事件下属到政务院。）按照“议行合一”的原则，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享有立法、司法、行政、军事大权。由于当时各党之间合作良好，因此，中国共产党基本能够做到依法执政。同时有意识地放弃和改造以往的领导方式。很多中共高级领导人也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援用领导革命战争的方法来执掌国家政权。但是，很快出现了党权旁落的迹象。国民党执政初期也是这样的。政权压倒了党权，军权又压倒了政权。于是要求提高党权的呼声很快高涨。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领导工作的决定》，政府工作中的一切大政方针，都必须事前请示中共中央，并且得到同意之后才能执行，并且在政府部门普遍建立党组，直接接受党中央领导。于是，革命战争的领导模式很快在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名义下得到恢复和加强。
　　1954年宪法之后。原来属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权力开始重新被分割。畸形的执政体制开始出现。首先，是全国人大的建立。它选举或者决定产生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查署、国务院、国防委员会的主要人选。但是，所有除了人大系统的班子人选，其他人选的提名权和任命权都是国家主席。即使全国人大的班子也是由主席团提名，而主席团的意见必须服从党组的意见。地方人大则根本没有常设机关。闭会期间，则又由各级人民委员会代行其职权；其次，设立了国务院。它是政府机构；再次，设立了国防委员会。但是，它只是一个咨询机关。真正的军事领导机关，是1954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设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由12人。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后来的十大元帅。建国初期设立的六大行政区也很快取消。中央的权力急剧增长。以至于1954年11月，国务院不得不设立八个办公室，协助总理管理各个部委机关。忙不过来啊！地方上也是如法炮制。“议行合一”的人民委员会，既是行政机关，又是权力机关。它倒是接管了以前地方人民政府委员会的所有权力。为了加强党对地方政府的领导，在各级政府机关普遍建立了党委和党组，同时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设立书记处，书记处对省级党委会和党委常委会负责。关于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能否进入各级人民委员会，有过激烈的争论。1955年11月，才明确规定法院院长和检察院院长不能成为各级人民委员会的成员。
　　我把上述的这个执政体制称为“人民委员会体制”。这种“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主要来源于苏联，但是，从1936年苏联新宪法颁布之后，已经变成只是纸面上的概念。实际政治运作中已经放弃。如果从它普遍建立的1955年开始算，到1968年被革命委员会体制取代，它在中国存在了13年之久。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运动，使人民委员会体制全面瘫痪，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现象不断严重。大跃进运动失败之后，刘少奇极力恢复的正是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然而，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却难以有效化解中国社会逐步积累的各种矛盾。这些矛盾和中共频繁发动的政治运动具有直接的关系。毛泽东通过书记挂帅，强调党直接领导一切的做法，也没有能够解决体制失灵的问题。他逐步得出结论，这个体制已经使党面临变质的危险。所以他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希望通过不断开展政治运动，克服党的干部的变质。但是，毛泽东最后也对党的整体状况也发生怀疑。他不惜冒着巨大的风险，号召人民踢开党委闹革命，发动“文革”。然后又重建党的组织。结果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体制。“革命委员会体制”就是这样的产物。可惜，它比人民委员会还不中用。
　　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建立的体制同样也不满意。不过他动手比较早。1958年建立的农村人民公社，寄托了毛泽东的无限遐思。但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失败，它同样面临着被废除的命运。正是在对人民公社体制进行整顿和修理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逐步全面加剧。刘少奇对人民公社的态度远比毛泽东消极。他的主张近乎把人民公社体制改造到它建立之前的程度。而这种主张在当时的党内占了微弱的多数。但是，毛泽东认为，如果不继续进行体制革命，革命政党很难跳出封建王朝的执政周期律。要摆脱周期律，只有不断发动群众搞政治运动，才能避免历史的悲剧重演。两个人都很执着，也不乏感情用事。
　　人民委员会体制在“文革”中遭到了灭顶之灾。然而，由于“文革”被彻底否定，“文革”后初期只能先恢复这种体制。但是，由于政治领域内的否定之否定，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各种弊端重新出现，甚至变本加厉。应该说，邓小平对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弊端也是很清醒的。因此在重建这个体制的同时，也认识到改革这个体制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为从根本上避免“文革”重演的办法。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强调，这是避免“文革”重演的根本办法。这个讲话被称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对象，不是别的，正是这个人民委员会体制。然而，由于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实在太多，因此，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反而有所发展。人民委员会这个在中国存在了十几年的政治体制，竟然没有引起当代那些自称为政治学家和理论家的注意。常常是一笔带过。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本质上依然没有跳出人民委员会体制的基本框架。不过更加精致而已。
　　为何当代中国社会的很多人，在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时，往往能从毛泽东的很多言论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原因其实很简单。尽管时间相隔遥远，但是都生活在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名称不同，本质上还是人民委员会体制。挨的是同样的鞭子，感觉当然都是疼啊！再说，政治运动的开展，毕竟对掌握权力的人也是一个威慑。现在不让搞政治运动了，这是对的。但是新的政治威慑机制又没有及时建立起来。贪官污吏就更肆无忌惮了。人们能不怀旧么？这个体制的惯性太大了。实践证明，毛泽东那种脱离民主与法制轨道、进而寻求体制创新的道是走不通，可是，如果沿着民主与法制的道路，对其进行全面创新又谈何容易？不幸的是，在发动“文革”之前，毛泽东已经把刘少奇当作了这种体制的象征。所以，必欲先将其打倒。
　　中国政治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传统意义的革命，本来仅仅局限于改朝换代。尽管革命政党取得国家政权，不只是为了改朝换代，但是要取得政权，还得按照两千年多年来一直不变的办法夺取政权。有时确实是稳定压倒一切的。从王朝统治到政党执政，夺取政权和控制政权的路数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封建王朝建立的三大法宝是：家族建设、武装斗争、招降纳叛。夺取天下之后，由皇帝代表皇室家族执政。革命政权建立的三大法宝则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之后，由革命政党一党执政。人们常说：党政不分是现代中国的政治顽症。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党政关系的历史传承。从明代废除宰相制度后，作为执政者的皇帝不断将自己政权化。现代政党取代了传统皇帝的政治角色，自然还要去面对他们曾经面对的问题。可惜，现代政党对于传统社会专制皇权无限扩张所形成的巨大政治黑洞失去了必要的警惕。甚至无视自己将要面对同样性质的难题。于是，作为执政者，政党在取得国家在政权之后，仍然逐渐将政府变成自己的执行机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看似很新鲜，实际贼老套。可以说，现代中国的党政关系，就是历史上皇帝与宰相的关系的延续和发展。
　　毛泽东熟读中国历史，自然知道王朝统治模式的弊端。实际上，他自己也说过，只有发动群众，才能够避免革命政党跳进历史的陷阱，蜕变为脱离群众的少数统治者。然而，他对现代政治文明中和民主宪政、依法治国了解的太少了。结果还是没有走出历史的怪圈。所以，你用什么理论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历程，都不如用中国传统的理论解释的好，但是传统的办法实在不灵。看问题深刻，但是开出的药方却荒唐的要命。
（二）关于“文革”前的政治文化
　　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灵魂是神化皇帝。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是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天敌，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死敌。中国革命是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因此，必然受到农民政治文化的制约。可惜的是，毛泽东那一代的领导人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估计严重不足，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现代政治文明，基本上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他们对现代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了解和认识是很肤浅的，但是他却极为自负！这种错误的文化取向，必然不反对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变相复活，甚至变本加厉。实际上，我们建国以后的政治文化导向，恰恰就是鼓励人们像对待皇帝那样无限终于领袖，鄙视法制，迷信集权。结果，各种丑恶的封建主义政治观念借尸还魂，大行其道，也就自然而然、情理之中。神化毛泽东是全国人民集体努力的结果，不能只去指责少数人。在传统社会，政治权威和文化权威向来上并立的。皇帝可以轮流做，但是孔子却只能有一个。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很多人敢于冒着杀头的危险批评皇帝。是为“杀身成仁”。皇帝一般也不愿意冒着背负“杀士”的名声。最少，在道义上皇帝是不能为所欲为，而且占据道德优势。然而，进入现代，最高的政治权威与最高的文化权威变成一个人。毛泽东既是最高的文化权威，又是最高的政治权威。这样，对毛泽东，人们只有赶紧拍马屁的份儿了。很多人并不怕死，但是就怕死了还要遗臭万年。人们对领袖进行监督和批评的念头都不敢有了。所以，毛泽东获得了没有任何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成为古今中外的政治巨无霸！因此，老百姓则往往很容易被煽动起来。
　　可悲的是，刘少奇恰恰是神化毛泽东的始作俑者。其实，老一代领导人谁又没有曾经积极神化过毛泽东呢？看看中共七大的有关原始文献和延安整风的无数文章，我们就知道了。在封建主义政治文化的观念中，只有皇帝（一把手）是神，而其他的人，包括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的接班人，都不过是奴才而已。说废就废了哦！中国社会除了神，就是奴才。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观念和人权意识。政治上被打入另册，有时连狗都不如。牛鬼蛇神是也！然而政治文化的变迁，却需要社会经济的深刻变革为继续。需要时间，需要勇气，需要智慧，需要传统文化的创新。可惜，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实在是太奢侈了。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里，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和生存意义一般局限在两个领域：不是为统治者歌功颂德，就是为他们出谋划策，除此之外，都是死路。可是，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之后，我们鼓吹的文化仍然是这些观念，而且变本加厉。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证明了一个道理：士可杀，不可辱！然而，我们建国之后到“文革”之前的历史，却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士不仅可以杀戮，而且可以羞辱。于是号称文明古国的中国，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很多现象。以最神圣的名义做出来的事情，却是连禽兽都不能接受的野蛮。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辞！中国社会出现“士不仅可杀，而且可辱”的现象，并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党内阻力重重的情况下成功发动“文革”，实在和当时一般社会成员的政治取向和价值观念有密切的关系。我有是想，这真是报应啊！给人当枪使，自己还感到幸福无比！红卫兵、江青集团、林彪集团，这些“文革”的急先锋，哪个不是下场悲惨！如果没有“文革”，他们的人生会有那样的曲折么？那些红卫兵到了农村，上山下乡之后，才知道什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完全是扯淡！江青不过是咬人的狗而已。如果没有“文革”，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完全有资格让我们永远纪念。如果林彪建国之后马上死了，那我们今天完全有必要无限热爱和怀念我们的“红军战神”了。古人云：“寿则辱。”是也！其实，我觉得，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还有很多“文革”期间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来去匆匆的人物，何尝不都是政治爱滋病的受害者和“文革”的牺牲品吗？整个一现代封建主义“伴君如伴虎”的活样板。呜呼！！！为了捍卫自己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落后一面。以前讲到白毛女时，人们感慨：“万恶的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那么，我们再看“文革”，那些品质恶劣的鬼们却能够借助“文革”变成了吃人的恶魔！
(三）“文革”之前的党内斗争。
　　中共的党内斗争向来是极为残酷的。建国之前党内斗争的恶性发展，几乎葬送了中共领导的红色事业。以前叫做路线斗争。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其斗争的残忍程度，往往超过了对国民党。凡是路线斗争中的失败者，无不声名狼籍。每次红色事业遇到重大挫折，总是拿党内的一把手开刀。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中共总书记，只有一个能够善始善终。其他的不是被开除出党，就是被打入另册。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向忠发、张闻天。“文革”的邓小平就是党的总书记。后来的胡耀邦、赵紫阳，也难以幸免。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党内的最高领袖，但是他还是迟迟不愿意出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到1943年3月才就任中共中央主席。应该说，自从毛泽东成为党内最高领袖之后，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曾经一度得到改变。但是，毛泽东是在中共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过党内斗争成为党内领袖的。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他的地位还需要共产国际的确认。这是组织原则。1922年中共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其下属的一个支部。党内的最高领袖是在共产国际的王明。1938年王明回国，对毛泽东的党内领袖地位发出严峻的挑战，并且赢得了党内不少人的支持。王明的理论水平很高。常常能够大段背诵经典著作的原文。这个让毛泽东很郁闷！毛泽东对经典著作的熟悉程度，远不如他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了解。在和王明的政治争斗中，毛泽东和刘少奇结成有力的政治同盟，并且终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奠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刘少奇去过苏联，而且能够用中国的语言精辟地解释马列经典。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是证明。毛泽东和刘少奇分别终于成为中国革命苏区和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组织。毛泽东才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紧箍咒。毛刘核心的形成，使中共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党内争斗，从而全力以赴发展中共的红色事业。如果没有刘少奇，毛泽东很难走上神坛。相应的，刘少奇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也成为了党内的二把手。
　　建国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大批原先在白区工作的人，相继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职务，曾经战功赫赫的军人，则不可避免的退居次要位置。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导致了刘少奇和周恩来成为一些人眼红的对象。1950年之后，毛泽东先后在两个问题上，和刘少奇发生了意见分歧：一个是东北富农问题，一个是山西合作化问题。在东北富农问题上，刘少奇和高岗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也曾经在私下向高岗透漏过对刘少奇的不满。高岗是陕北红军的代表。刘志丹去世之后，他的政治影响和象征意义迅速上升。建国初期他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当时，东北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计划经济的样板。在新中国的六个副主席里面，他就是一个。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刺激他搞掉刘少奇、并且取而代之的欲望。1952年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高岗出任主任。当时的这个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和政务院平级的机构。毫无疑问，高岗利用了建国初期党内权力格局变化所产生的矛盾。他积极联络当时六大行政区的一把手，希望挤垮刘少奇和周恩来。东北局是高岗，西北局是彭德怀，华东局是饶漱石，中南局是林彪、西南局是邓小平。华北局是刘少奇的根据地。高岗几乎成功了。但是关键时候，邓小平和陈云向毛泽东汇报了高岗和饶漱石的活动，并且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激烈反应。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政治风波的严重性，随后迅速将高岗和饶漱石打成反党联盟。毛泽东这个论断在当时就很勉强，并且招致了不少人的怀疑。问题关键在于，不打倒高岗和饶漱石，党内就要面临全面分裂的危险。为了党的团结，只有牺牲掉高岗和饶漱石了。因此，高岗始终不服。先后两次自杀，并且成功。饶漱石则从此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到1980年才去世。可以说，为了维护刘少奇和周恩来，毛泽东牺牲了高岗和饶漱石。专案组主要由邓小平负责。解决这个问题用了很长的时间。1955年4月，林彪和邓小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应该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改造期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但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意见却越来越大。批判反冒进时，逼得周恩来几乎辞职。从此，周恩来将经济建设的大权拱手上交毛泽东。
　　三大改造成功之后，党内一片乐观。但是，1956年2月的苏共20大暴露出来苏联模式的问题。毛泽东认为，苏联的问题，主要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为了防微杜渐，他主张沿用延安整风的模式，主动引出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1957年4月发动整风运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核心。毛泽东当时比较乐观。因此，在整风运动中，还采取了开门整风的方式，不断鼓励和发动党外人士提意见。尽管毛泽东对可能提出的各种批评意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但是，当那些噤若寒蝉的党外人士，终于鼓起勇气提意见后，毛泽东还是坐不住了，并且受到了党内的极大压力。于是，毛泽东提出所谓“引蛇出动”的说法，为自己的莽撞找台阶，并且迅速发动了反右派斗争。中国一下子出现了55万右派。从此，党外人士再也不敢对国家大事说三道四了。尽管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胜利，但是要想从根本上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彻底征服那些说右派分子，还是需要事实的。这是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能够得到全党上下一致拥护的重要原因。为此，毛泽东先后树立了所谓的“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并且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超英赶美”的宏伟目标。他很乐观，甚至觉得中国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比苏联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可惜的是，大跃进运动冲开了中国经济灾难的大门。毛泽东最早发现问题，并且采取了很多办法消除他们。但是，他不允许动摇“三面红旗”的权威性，并且视其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象征。1959年夏季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对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尽管彭德怀的做法完全符合党内的组织程序，意见也很中肯，但是很快招致了毛泽东的勃然大怒。当毛泽东要全党在他与彭德怀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时，党内斗争的形势必然是一边倒。于是，本来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中“左”的问题而召开的庐山会议，最后却搞出来个彭德怀反党集团，随后又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右倾运动。当时全国搞出了600万右倾分子，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总理的朱熔基。大跃进的灾难进一步蔓延和扩大。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政治原则，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人。毛泽东的霸道作风更加升级。他说：“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为了党的团结，不得不屈从于毛泽东的意志和淫威。
　　大跃进运动把中国搞得千疮百孔。其萧条惨淡的程度，40岁以下的人是不能理解的。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饿”，饿到一家一家的人死在屋里，饿到部级干部得浮肿病，将军全家吃糠。饿到爷爷奶奶，为了小孙子能活，自己绝食自杀。饿到人吃树皮、石粉，草，最后吃上了死人。饿到小偷晚上钻进商店，早上撑死在柜台上。据说饿死了三千万人，中国人口因此突然减少。这是几百年没有过的大灾难。当“文革”前后学生让老农“忆苦思甜”的时候，农民说着说着，就说到大跃进后生活之惨状。而原来是让他们说解放前的苦生活。毫无疑问的是，大跃进后的生活，比解放前苦得多。刘少奇长期做地方工作，手下有一批精明能干，熟悉民情，深知粮草重要的经济干部。这些干部被安排到省里主持工作，因为农业生产从来都由省级干部主持。省级干部是关键。他们一阵风地架空了公社，取消了食堂，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鼓励个体开荒，庭院养殖（在公社化的时候，农民家里不准养鸡。谁养鸡要被批斗。因为这是个体经济，和公有经济对抗）。几个月后，地里就有了庄稼，院里有了鸡鸭。城里的居民也生产自救。居民楼的楼前楼后，都开出一片片菜地玉米地。北京大学高级教授住的燕东园，本来铺着草坪，都被铲了种玉米。现在楼房林立的科学院宿舍中关村，科学家们自力更生，在楼前楼后养鸡种菜，养兔养羊。更有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下养猪。如此这般，粮食就有了。到了1963年，经济情况大大好转。从绝对的经济困难，到还有饭吃，大约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大约也就是从61年到63年秋收之后，实在不能算慢。这一方面是因为干部优秀，一方面是因为政策对头。政策对头当然更重要。比如安徽的曾希圣，以前搞跃进是浮夸大王，安徽58年本来是丰收，因为浮夸产量，高征购和食堂化，把安徽发生了大饥荒。同样是这个曾希圣，在周恩来的压力之下，在61年看见刘少奇领导经济，带头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在全省的包产田达到40%，在当时算是比例最高的。结果被毛泽东认为是右倾分子。曾的这种转变，可以说是见风使舵。这也说明上面的政策决定了下面的行为。
　　庐山会议整肃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在60年发动二次跃进，在60年1月上海召开政治局会议上，仍高喊赶超英国。“三年完成农村发展纲要40条”。虽然全国都在饿死人，毛硬说“形势大好”，“成绩极大”，并在全国继续推行公社化和食堂化，毛泽东眼巴巴地等着60年秋收的好消息。好消息没等来，等来的消息比以前更坏。实际是把59年的已经崩溃的经济，再破坏一遍。60年和61年发生大饥荒，是毛先生二次跃进的伟大成果。二次跃进失败之后，毛泽东声称一定是阶级敌人捣乱，不整肃这些捣乱的人，他的经济路线不能成功。在1961年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被地富反坏把持。各地出现“乱子”（指饥荒），是因为阶级敌人复辟。现在我们不能听毛泽东说什么就以为他想什么。表面上来看，毛泽东这时认为跃进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实际上我们应该想到，毛泽东这时已经想到，他的领导地位将受到越来越强的挑战。一次跃进失败，出来个彭德怀和一伙人反对他，这二次跃进又失败了，不少人吵吵着要给彭德怀翻案，也会有更多得多的人反对他。我们说过，中共的领导权的归属，在历史上从来都属于有军功政绩的人。谁搞得不好，必然垮台。虽然毛泽东把彭德怀打下去了，但是中共的传统没有变。毛泽东把经济搞砸了，一定要承担责任。所以这时毛泽东提出跃进的失败是阶级敌人捣乱，应该认为他是明确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的危机，他下一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卫自己的地位。为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整肃，整肃，再整肃。这办法并非毛泽东首创。在中共历史上，王明夏曦张国焘等人，都靠肃反整风，屠杀自己阵营中的同志，保卫自己的领导地位。所以毛泽东这时提出阶级斗争，好像是针对地富反坏右，但是实际上是针对以后的挑战者。这挑战者到底是谁，毛泽东那时还不确定，但是他知道一定会有。所以这时他放弃经济工作，去专心搞更重要的阶级斗争。
　　刘少奇一旦掌握经济领导大权，地方干部的态度都转变了。我们并不是说，经济调整靠刘少奇一个人，而是说，当时只有刘少奇有这样的地位，把极左蛮干倾向扭转过来。其他人，如周恩来，虽然痛恨极左蛮干，可也不能也不敢扭转大势。陈云到了七千人大会，还不发一言。直到大会开过后一个月，才开始发言。刘少奇确实是1961年扭转极左倾向的领头人。到了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刘少奇已经主持经济一年，包产到户已经推广并有了成绩。干部中很多人都已经明确地认识到，毛泽东主政不是运动，就是挨饿，刘少奇才能让有饭吃（干部的生活也有大有改善）。刘少奇又是法定接班人，于是他的威望飙升，宣传部门也加强了对他的“造神运动”。他的“修养”（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成为必读书和学习材料。毛泽东甚至发出感慨：“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但是，毛泽东丝毫也没有放松对领导权的控制。1962年下半年，因为包产到户的良好效果，刘少奇陈云邓子恢等人准备推广。62年7月，陈云和毛泽东谈这件事，被毛泽东否定。这时毛泽东的精神高度紧张，和陈云谈过话之后，马上发动了反对 “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的运动。其中，翻案风，指的是彭德怀的问题。他知道一旦包产被肯定和推广，就等于正式否定他的跃进和公社。再说，这时私下确实有很多人为彭德怀喊冤。毛泽东奋起反击，在八届十中全会（62年9月）上撤销了农村工作部，点名批评了邓子恢（该部部长，单干风代表）。毛泽东的这些做法，更让有良知的干部，认识到跟着毛泽东那一套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黑暗、血腥、落后。所以大家更倾向于刘少奇。这时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一路飙升。毛泽东肯定会感觉到刘的威胁。
　　毛刘交恶，桃园经验是关键。七千人大会不足以使毛刘火拼。虽然江青在文革中说“在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恶气，到了文革才出”。应该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毛仍然培养刘作顾命大臣。让刘的太太出头，看看刘是不是对毛感恩戴德，要学诸葛亮。我们知道刘备也犯过大错。他起全蜀之兵，进攻东吴。起兵前诸葛亮带领群臣拦路苦谏，说汉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而且诸葛亮的战略就是东和孙权，北抗曹操，所以不宜攻打孙权。但是刘备不听，把诸葛亮放在蜀中，自己带兵东进，结果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带残兵逃往白帝城，没脸回家，在白帝城住了一年，就死了。刘备犯了这种大错误，诸葛亮仍然鞠躬尽力，辅佐阿斗。如果刘少奇是个好人（毛泽东这么想），也应该如此。可是看看刘备，可知毛泽东比他差远了。刘备承担责任，自己不回成都。放权于诸葛亮。毛泽东到了这地步，却不干正事，赶紧抓权。所以在1963年以后，毛泽东不但不整肃刘少奇，反而更让刘林二人的太太出面参政。应该说是皇恩浩荡，毛泽东等着看二人的报答态度。这时刘少奇犯了一个十分关键性的错误。那就是把他对毛的看不起，表露出来。刘太太作了桃园经验报告，刘少奇附加了一些话，其中说到“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1964年8月1日，刘少奇在中央机关会议上说：“现在的农村形势，总的来说是好中有严重的敌情，在农村中有四不清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到三分之一。暗藏在农村基层党组织中的坏人和我们的敌人有一套同我们较量的手段和策略，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要高明得多。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我们的四清工作队去了以后，有好多次都被他们赶了出来。如果你们到了那里，没有人来赶你们，说明你们还没有真正的革命。你们到了农村以后，要做一两个月的秘密工作，扎扎实实地搞扎根串联。如果不这样，你们就不能开展工作。现在用毛主席过去那种开调查会的形式来了解情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已经过时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过去的四清没有从根本上取得胜利，可以说没有打过一个胜仗，而是打了败仗，王光美同志在河北桃园搞了四清，取得了一个很好的经验，这就是必须扎根串联。其他同志的四清，可以说还没有入门呢。都还没有走上正规，连一个公社也没有搞好。过去的一年是打了败仗而不是打了胜仗。我在这里宣布，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一个领导干部事关重要，如果还不下去，高高在上，那就没有资格当中央委员了。”有了“毛主席的办法已经不顶用了”这句话刘少奇就算完了。几十年吹捧支持毛泽东的功劳，全都变成零。毛泽东本来也要在64年下半年下乡调查，突然得知刘的这一讲话，马上取消了下乡计划，全力组织力量，准备在刘少奇没有准备好之前，就将其歼灭。刘少奇的讲话，据说是陈伯达先生火速传达给毛泽东的。为此陈立了一大功。刘少奇说完马上后悔，曾经扣押讲话记录，亲自删改。但这又有什么用？刘少奇的四清，应该说是贯彻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毛泽东既然农村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共产党手中，那么就应该整肃这些人。农村的坏干部，什么时候都有。至于王光美提出的四清办法，比如扎根串联，或许不是好办法，可共产党也不知道其他的办法。以前上级下乡调查，光是找社队干部，大家开会介绍介绍，不会把干部的问题暴露出来。也就是说，刘太太的桃园经验算是找到了对付坏干部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运动”式的，不是法治。凡是运动必然一哄而上，冤案错案一大堆。而且共产党的运动特点是要“数字化”。也就是要坏干部的比例。毛泽东说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上，那么坏干部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这办法不是什么好办法。
　　运动是共产党的传统行为方式，法制则是文革以后才被重视。从建国到文革结束，中国只有两部法律，一为宪法一为婚姻法。没有刑法民法诉讼法，所以法制也无从谈起。毛泽东以前参加的农民运动，运动对象是地主富农。毛泽东对农村的理论，主要在毛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文章是毛选第一卷第一篇，算是毛泽东的发家著作，好比处女作、成名作。毛泽东在写此文之前也写过很多文章（如《湘江评论》首期社论《论民众的大联合》），但是都没有入选毛泽东选集。所以，刘少奇说毛的这一套不能用了。这还得了？好像蒋介石骂广西军（李忠仁部），说他们比共产党还坏，共产党只要他的命，广西军还要他的钱。这回是刘少奇不但要夺毛的权，还要否定毛的书。毛泽东非常看重自己的著作。中国自古有对人物的评价标准。第一是立言，第二是立行，第三是立功。所谓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如老子孔子孟子，人死千年而书传万世。所以著作比行为功劳都重要。朝代可以一个一个地换，书本确实一个字也不能改。刘少奇说他的那套东西不顶用了，好比是挖祖坟断香火，绝对不可饶恕。毛泽东把自己比作龙，说对龙不可“逆鳞”，也就是必须顺着鳞摸龙，使劲摸也没关系。如果逆着鳞摸，那就不得了。刘少奇这次是逆着鳞使劲地捋，好像是要把这龙抽筋扒皮。这事无论如何也要闹大了。所以刘少奇一说出这话，中共领导就发生了大地震。马上分裂成两大阵营。刘少奇从那一刻起，就只能准备背水一战。他明白自己已从毛的亲信变成死敌。
　　毛泽东让刘少奇领导经济，自己去搞阶级斗争，这事本身就是不祥之兆。够聪明的只有陈云。陈云知道毛泽东决下一步要作什么，所以在62年因为包产到户收到毛的批评之后，马上称病休息。从而躲过文革的致命整肃。陈云先生自视极高，认为自己的治国能力远超过毛泽东。但是又极端谨慎，承认毛泽东有军队支持，自己不能和他硬碰。只要有毛在，没有他陈云出头之日。所以决不硬顶，一味躲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一言不发。只说他对问题还看不透。七千人大会后一个多月，他才发言，但是完全不谈大跃进的成绩和错误，更不提彭德怀和反右倾。只谈一些最具体的问题，比如钞票太多，市场供应可以分凭证供应的平价商品，和高价供应的高价商品。城市人口应该减少。这些东西，都解决现实问题，又不让毛泽东难看。所以毛泽东当时很能接受陈云，任命他为中央财经小组，主持经济工作。等到62年7月陈云认为应该推广包产到户，就到毛泽东处谈。谈不成，就不坚持了。因为他知道毛正在找敌人。再坚持就会进入毛的射击范围。当时邓子恢还在外面大会上鼓吹包产到户，结果邓子恢被点名整肃，而陈云没有被点名，只是回家养病。毛泽东认为挑战者即将出现，所以事先摆开阵势，准备迎敌。在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意思就是说谁向我挑战，我就把谁扣上个“阶级敌人”的帽子，把他消灭。为了练兵，先拿地富反坏右开刀。实际上黑五类早就被镇压。而且是被屡次镇压。62年底开始的阶级斗争，把对他们的压制和歧视变得更严酷。目的就是练兵，准备打击挑战者。于是地富反坏右倒霉了。一些成分不那么好的，也被歧视。这造成很多人极度地不幸。有人说刘少奇的当政时（1964-1966）的阶级路线，对黑五类很残酷。很多学生对学校中执行的阶级路线深有体会——出身不好不能入团，上不了大学。受歧视。这主要不是刘少奇的过错。一是因为刘少奇当时必须执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路线。二是因为，这路线在66刘少奇垮台之后，变本加厉。实际上对黑五类的镇压最残酷的时候，是70年全国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后。也就是在毛林夺得地方控制权之后。当时全国实行了极端残酷的大屠杀。枪毙人的权力下放到了区或者公社，而且当时没有公检法机构，公社革委会就有权杀人。一时全国各地，到处贴满了画满红钩的白纸布告。直到周恩来的直接出面制止，此次屠杀方才停止。负责此次屠杀的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一说他杀）。据当时知情人说，李的自杀是在周恩来严厉斥责他之后。（周在会议上说：谁给你的上方宝剑。有内部知情者认为，只因这一句话，李震因悔恨而自杀。因李震并非江青、林彪嫡系，奉调领导公安部军官会后，曾有心追随周恩来，并曾经为周恩来保护被关押干部。但是又不得不服从江青。存疑。）。所以应该说镇压黑五类并非刘少奇所愿，刘少奇四清的矛头本来对准坏干部，刘少奇还提出“重在表现”政策，力图淡化阶级出身。但是显然毛泽东之阶级路线，更对成分出身良好的人的口味。所以“重在表现”并不能实行。
　　1964年刘少奇的“毛主席那一套不行了”讲话出台吹后，毛泽东认为对他威胁并非只来自刘少奇。威胁来自他自己的作为。他知道因为他的两次跃进害人太多，干部百姓都对他不满。如果没有这种群众基础，刘少奇绝对不敢如此明目张胆大放厥词。刘少奇的抢班夺权只是第二威胁。刘少奇在的群众和干部中的基础，或干部群众对他毛泽东的不满，才是最大威胁。如果他只把刘少奇当作主要敌人，就不需要搞那么大阵仗的文化革命。他的文化革命的目标绝对不是刘少奇一个人或他一家人。而是所有对他的两次跃进不满，对他整肃彭德怀不满的干部群众。心存这类不满的干部占相当大的比例。大家都知道，刘少奇在66年7月就被整肃夺权。如果只以刘为敌人，根本没有必要在全国把文革搞到十年以后的1976年。所以整肃刘少奇只是毛泽东大计划的第一步。整肃全体干部民众是第二步。这大计划就是扶植自己的家人，作为自己的禁卫军。当然最终是为了传位。因为传位给自己的家人，才能确保自己不会像斯大林一样，一死掉就被“焚尸扬灰”。为此必须造成全国上下，特别是干部，对他毛泽东狂热式的非理性的，但是充满恐惧的崇拜。像这金日成父子在朝鲜作的那样。至于什么叫做“恐惧性的崇拜”。是个心理学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迫害的残酷达到一定程度，其时间达到一定的长度，被迫害人心理发生变化，把憎恨转化恐惧，无奈，甚至崇拜。同时人也就变得愚昧和迷信。不同的人，不同的心理素质，转化的方向和程度不同。越是心理素质差的人，越容易向恐惧、崇拜和迷信转化。一旦恐惧和崇拜弥漫，迷信和神话也就成功了。因为这些人将成为统治者的帮凶。另外一些心理素质好的，虽然不产生崇拜，也会产生恐惧和无奈，从而麻木和顺从。按鲁迅的话说，前者是奴才（有崇拜心理的）后者是奴隶（有无奈心理的）。如果把全国干部群众的心理，都变成这两种模样，毛泽东就的传位和家天下就可以建立了。金日成父子王朝就是这么建立的。但是这以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迫害力度。毛泽东认为：保位和传位必须“三条腿走路”，一方面培养顾命大臣，另外一方面用全面迫害制造恐惧、崇拜和无奈。第三方面是培养禁卫军，就是培植江青毛远新的势力。文化革命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三项。文革的口号是“心灵深处爆发革命”，其含义就是那第二项任务——制造干部和民众的恐惧、崇拜、迷信和麻木。几十年的革命，把中国人的心理变野了。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都传扬人人平等，民主自由。必须把种心理状态转化，保位和传位方才可你成功。也就是把这一百多年来，充满革命心态的中国人，变成奴才和奴隶。这就是他的心灵革命的真实含义。
　　说“文革”以前的政治体制是糊涂帐，是指现在人们的人们完全无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文革”的爆发，是中国政治体制失灵的产物。单纯强调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是无法解释当时那么多的人都去积极投身到“文革”当中这个现象的。当然，不同的人是抱着不同的目的。正是因为体制的严重弊端，才使得很多缺乏现代民主和法治观念的人被“文革”的乌托邦所吸引。“文革”前的政治体制本身并没有正常运转多久，就被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搞瘫痪了。最少从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后，名义上的正常的国家权力机构就成为单纯的执行机构，而周恩来的国务院系统则基本只能听呵了。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重复让1954年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运转起来，并且开始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弊端也再次显现。实践证明，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比起来，刘少奇重建和维护的政治体制具有更多的合理性。但是，他无法摆脱政治运动的纠缠。他本人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健将。毛泽东看到了这个政治体制的弊端，并且希望能够纠正它，结果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文革”期间，毛泽东恢复了战争年代的体制，但是没有了国内的政治对手，就只能人为地制造自己的敌人了。
　　“文革”之后，邓小平面临的体制难题是很明显的。从“文革”的经验上来看，削弱党的权威，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所以，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还必须重建“文革”前的政治体制。我们不妨称其为“刘少奇体制”。事实上，刘少奇体制的潜力远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过。但是，作为“文革”的受害者，邓小平深知这个体制的弊端，并且在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邓小平知道，只要这个体制不改造，即使没有“文革”那样的巨形灾难，但是小的政治运动还是难以避免的。否则根本无法控制局势。因为执政党始终处在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中。但是，从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看，党的权威高于一切显然不利于现代法治国家的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首要标准是宪法的权威高于一切。限制执政党的权力，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起码要求。历史的经验要求加强党的权威，民主的发展要求限制党的权威。这是一个两难。邓小平选择了历史的经验。
　　现行政治体制的最大弊端，是难以克服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种社会矛盾无法得到及时的化解。在“文革”之前，由于社会的财富有限，因此只能通过阶级斗争来化解内部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财富的总量增加了，因此，各种矛盾相对缓和，但是到了1980年代后期，矛盾再次激化，结果，邓小平还是只能用非常手段来维护社会秩序。政治体制本来是处理社会矛盾的主渠道。89政治风波证明，即使在现行体制没有政治运动干扰的情况下，仍然具有极为严重的弊端。因此，生活在这种政治体制中的人，很容易在乌托邦的召唤下迸发出非理性的政治迷狂。这是“文革”得以成功发动的体制原因。因此，我们在现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候，往往能够看到“文革”的辩护者和同情者。因为，现在的政治体制和“文革”前的政治体制是一样的。毛泽东对这个政治体制的批判，获得改革开放中社会弱势群体的喝彩和怀念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所以，单纯地指责毛泽东，根本无助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进步。理性的做法是研究和探讨改造这种具有巨大政治弊端、但是仍然在发挥现实作用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毕竟对那些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构成某些威慑。最少，那些腐败分子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如果不再搞运动，那么就必须找出新的制约官僚队伍的办法来。可惜的是，我们丢掉了政治运动，却没有发展出新的办法。当然前者是对的，但是后者却使得腐败分子更加肆无忌惮。现在人们腐败更严重了。其实，也不尽然。关键是现在的腐败分子太嚣张了。腐败分子才是中国社会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
　　腐败的根源，一是人性的脆弱，一是体制的缺陷。我们和人性的较量没有尽头，但是体制的完善却是可以努力的。我想，只有坚定不移地沿着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寻求腐败问题的解决，才能避免“文革”的悲剧。
　　上面的这些文字，不是很符合现行的学术规范，只是个人这些年来来读书研究的心得。欢迎用兴趣的朋友一切探讨，多提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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