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仪表局反映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情况（196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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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5.12上海仪表局反映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情况

按：中共开展文化大革命首先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入手的，尤其是以上海《文汇报》先后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戏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和1966年5月10日发表姚文元批判邓拓等人杂文“三家村”的文章为代表。上海既是所谓工人阶级的大本营，又是首先发表姚文元文章的地方，上海当局自然就更积极地发动工人参加斗争并整理其反映。
下面这份档案就是上海仪表电讯局下属工厂里的技术员、工人、教师们的思想反映，除了一些官方灌输的套话、大话（比如，有人说“批判邓拓、吴晗等人，关系到世界的革命，人类的命运”，但不排除有人当时真是相信这些话）外，有很多是很真实、鲜活的心理反映。比如：
有些人原本觉得现实生活中或文化领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不过是讲空话而已，但看到当局对吴晗、邓拓的严厉批判后，也不得不承认按照中共的标准来说阶级斗争确实是很激烈的。
正是意识到意识领域的严酷性后，有些人就不再敢随便写文章。甚至有些正统人士（比如团支书）连受批判的所谓“坏电影”都不敢看，说“（电影）《早春二月》毒素太深，批判抵消不了受毒程度”。当然也有些人对以后再也看不到“坏电影”中的“花头劲”很懊悔，或者想再看下“坏电影”试试自己的批判能力有没有长进。
也有些人说出实话，这些大批判的文章又长、又深，自己不懂历史、也不懂理论，不知道怎么去批判。
因为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所以有人就提出既然他俩都有问题，那么他们的上级要为此负责或也有问题，有人甚至直接点名彭真（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也有责任。当然也有人提出，既然批判材料指出过去就知道吴晗有问题，为何还给他这么高的职位，到现在却又把他说的一无是处？
最有意思的是有人对郭沫若的批评。虽然郭某在1966年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第三十次会议上发言表示“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但上海有些技术员还不满意，指责郭“烧掉不能解决问题”，相反他应该主动说“写的东西有问题，应大量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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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当前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的情况反映
最近报上陆续发表了批判邓拓、吴晗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很关心，反应强烈，震动很大。群众情绪又惊，又怒，又气，又狠，说姚文元同志“评三家村”的文章为我们“出了气”，现将初步搜集的反映汇报如下：
一、大部分人认识比较正确，纷纷表示要积极参战。
（一）阅读了有关材料，擦亮了眼睛。如上无四厂技术员魏永昌同志说：“过去很崇拜邓拓，听过他的报告，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海瑞罢官’这出戏也看过，当时觉得戏不错，很感动，教育深，现在认识到，‘海瑞罢官’是一颗大毒草，是借海瑞之口骂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吴晗是革命队伍中的投机分子，他夸耀说，在关键时刻是毫不吝惜自己的。现在看来，吴晗在向党向无产阶级进攻时是毫不吝惜自己。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村’的村长。”  上无四厂技术员鲜于景昌同志说：“过去对社会主义革命认识不足，阶级斗争看不到，感到有些空讲，现在看来，阶级斗争是很激烈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严重的。”上无二厂工人徐彪同志说：“想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十多年了，文化战线上还有黑线，还有邪气，阶级敌人的活动这样猖狂，使我进一步认识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  财训班教师马光明同志说：“开始认为吴晗是北京市付市长是否会反党心里有疑问，看了他的检查，有点同情他，最近批判‘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等，认识到这确是一场文化战线上的大革命，吴晗等几十年来一贯是站在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的。”
（二）向邓拓等开火是关系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问题。如财训班教师任飞同志说：“邓拓之流的‘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的矛头都是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方针政策，攻击三面红旗，是为修正主义及国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的，是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相呼应的，企图搞资本主义复辟。”上海灯泡厂叶元森（工人）、尤祖□（技术员）、林春根（干部）等说：“批判邓拓、吴晗等人，这不仅是文艺界、学术界的问题，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文化革命的成败，不仅关系到我们国家无产阶级政权巩固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世界的革命，人类的命运问题，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子，一定要彻底挖掉。”  上无六厂教师沈时伟同志说：“从揭发‘三家村’的材料看，这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三家村’比‘海瑞罢官’更毒辣，污蔑党、三面红旗、毛泽东思想，是一颗定时炸弹，不挖出来，国家就要变颜色。”
（三）更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保卫毛泽东思想。  如上海电表厂工人袁其云同志说：“邓拓等人，把持无产阶级宣传工具，放出大量毒素，企图搞‘和平演变’，我们非常气愤。我们工农兵要加强毛主席著作学习，坚决向邓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火，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党的绝对领导。”  上海电表厂工人叶德城同志说：“我们要积极参加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摆事实，讲道理，把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会用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  上海无线电二厂工人王文宝、傅学强等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宣传阵地夺回来，不准他们开黑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上海灯泡厂技术员李长泰同志说：“看了农民批判邓拓、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后，启发教育很深，我是大学毕业生，文化水平比他们高，但有些问题认识不清，主要是自己的阶级立场不鲜明，我一定要更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积极参加这场大论战。”
二、部分人反映出来的几种思想：
（一）怕的思想。一种是怕出问题：财训班教师郦绍法同志说：“过去批判周谷城‘时代精神论’时，自己有些想法，今后写文章要当心些，不要因为自己阶级觉悟低而出问题。”技训班有些同志说：“工人做做吃吃，比较放心。如果做个文学家碰碰要出问题”，“现在电影、戏剧很少，是否作家不敢写”，“现在写文章有些缩手缩脚，吓老老的。”
另一种是怕中毒。上海灯泡厂车间团支书陈永梅同志说：“早春二月毒素太深，批判抵消不了受毒程度，有些坏电影看不出问题，还是少看些好。”
（二）不关心。上海灯泡厂车间团支书孙日英同志说：“批判‘海瑞’与自己工作关系不大，因此也不去关心。”该厂车间团支书黎纪皞同志说：“这是学术界、文艺界的事，文章又长、又深，只要看看标题，看看结尾就可以。”  上无二厂团委副书记江乐元说：“厂外阶级斗争抓不住，批判吴晗文章又长又多，还是抓抓厂内阶级斗争好。”
（三）好奇心。坏电影这是最后一次放映，再不看就没有机会了，看看里面有什么“花头劲”，看不到坏电影心里很懊悔。也有的同志坏电影过去自己看过了，没有看出问题，想再去看看，试试自己有没有批判能力。
（四）没有批判能力。上海灯泡厂车间团支书洪启政同志说：“我们又不懂历史知识，怎么去批判。”也有的同志反映“搞不懂‘海瑞罢官’到底要批判几个观点。”
三、反映出来的问题：
（一）关于对郭沫若同志的看法。  上无四厂技术员刘启茂同志对郭沫若同志在人大常委会上的发言有看法，他说：“郭沫若只说过去写的东西一钱不值，应全部烧毁，我认为这不是一钱不值的问题，为什么要烧掉，不敢引火烧身？为什么不说写的东西有问题，应大量揭发？烧掉又不能解决问题。”技训班技术员李清同志说：“郭沫若的蔡文姬及替曹操反案都有一定的问题，他解放前虽写了不少东西，但都不是真正革命的。”  吴晓峰同志说：“郭沫若是革命中的不坚定分子，大革命时期曾跑到日本去。”
（二）邓拓这伙人后面还有后台老板。财训班陈文龙同志说：“《前线》、《北京日报》后面是否还有大的后台老板。”  上无六厂教师周长飞同志认为：“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下面有虾兵蟹将，上面可能还有人支持，一定有幕后策划者，比邓拓大的还在后面。”
（三）北京市委也有责任。上无六厂教师周长飞同志说“北京是首都，党报党刊都垄断在邓拓他们手里，放出大量的毒，北京市委要负责任。”  上无四厂技术员刘启茂同志说：“彭真是很好的革命战士，我们相信他不会有问题，他主要是管了‘人大’工作，北京市委只是挂了个名，工作抓的不多，但他也应该有责任。”
（四）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怎么办？技训班有的同志提出，这伙人将来在政治上是否要处分？
此外也有些模糊看法。如技训班陈文龙同志说：“吴晗也不是现在才坏，过去就坏，为什么还让他入党，当付市长，现在把他坏的地方全拿出来，说的一无是处，一钱不值。”

中共上海仪表电讯工业局政治部组宣处
1966年5月12日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103-3-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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