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锦瑞：我在“文革”的经历（福建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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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文革”的经历

[作者：翁锦瑞]


　　一、1966年6月漳平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文化馆，当时组长是公安局干部王国尧同志，组织我们学习有关“文革”文件及批判“三家村”等，首先叫宣传部长李逢蕊作“自我检查”，然后大家批判。记得他检讨是一首自己创作，描述农民耕田辛苦，种出粮食大家要爱惜的诗歌。我认为他写这诗是合情合理，没有错，所以我没有发言，听任他们“批判”而已。

　　二、1966年8月下旬红卫兵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馆在东门公安局对面陈家大院被红卫兵封闭，人员被扫地出门，结果文化馆只好到广场台上办公。

　　三、1966年10月龙岩中学大部分停课外出串联，我二个儿子同读一个中学，大儿子志平才14岁，二儿子志强12岁第一次出门，跟老师到上海串联。坐火车经过漳平火车站，我送给他们二兄弟零用钱，并吩咐他们兄弟俩不要分开，要互相照顾，安全第一。结果他二兄弟到杭州就找不到老师，到上海才找到老师，后来跟老师平安回家。

　　四、1967年5月24日，特大洪水灾害，广场被淹没，当时馆长黄炎雇船到办公厅取文化馆公章，怕洪水把办公厅冲掉。

　　五、1967年7月份以后，漳平群众组织分“新”“红”两派后，不断互相冲突，各自批斗自己的走资派，最早被批斗打断腿的领导是税务局局长郭金海，他腿断住院，我有去看他，他说造反派组织批斗他，是雇社会上的打手用刑，对立派怕他报复，不敢亲自动手。自从有了两派以后，各派就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上蹿下跳，各找靠山。漳平基本上是向龙岩学习的，龙岩有什么重大事情都会叫他们参加。漳平解放是由龙岩老干部去解放的，他们对老干部感情很深，所以批斗老干部这个项目搞不起来，派代表参加也没有人肯去。

　　六、1968年4月党号召全体干部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有一次造反派把电影院经理张书科和剧场的洪水二人抓来批斗，把张书科按躺在桌上打他屁股，有人脱鞋子打剧作家洪水，我看了很害怕，心想上级再三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何要打人。由于武斗，“文革”死伤不少人，难道这个教训还要继续下去吗？从此我不参加打人的“批斗会”了。

　　七、1974年2月，参加“批林批孔”学习班，张村旺等同志被扣押到看守所去关押，我很同情他们，我主动陪他老婆陈清英一起送日用品到看守所并看望他们，当时我不怕牵连，陈清英同志很感动，深表感谢。

　　八、1976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怀着悲痛心情参加全国性降半旗追悼会。

　　九、1976年9月18日，毛主席逝世，我流下眼泪参加万人追悼会。

　　十、1976年10月欢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我以愤怒的心情，参加开大会。

　　在“文革”期间，1970年12月19日我母亲去世，1971年3月17日父亲去世，在广东我丈夫的父母也过世。为了不参加两派武斗，我回家半年，不敢去领工资，生活处于绝境。1969年下半年到1970年冬因丈夫做烘炉之事，夫妻俩被批斗一年多。

　　总之，国事家事都在动乱之中，危机四伏，在那暴风骤雨，雪上加霜，千难万险，颠倒黑白的乱世之中，每日过着提心吊胆，忧愁悲伤的日子。尤其是我父母过世，我全家失去了主心骨，因我的孩子都是父母亲带大的，我的身体皮肤都变黄黑色，骨瘦如柴，快要崩溃死亡，只有我丈夫他临危不惧，不断鼓励我，要我坚持下去，要有信心，相信落实政策一定快来了，光明的曙光就在眼前。

　　（这是一名普通干部在“文革”中的平凡经历，作者是漳平离休干部，原漳平县文化馆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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