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健：吴忠带人查获《“57l”工程纪要》之说靠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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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带人查获《“57l”工程纪要》之说靠谱吗？

蒋健


军事科学院的曲爱国将军曾经撰文说：在两次提审“九一三事件”中乘直升机叛逃未遂的李伟信之后，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即《“571”工程纪要》。

《“57l”工程纪要》到底是如何查获的？

但是，当时与吴忠一起领导、指挥北京卫戍区部队行动的吴德则说：9月13日“当天晚上，吴忠审问了李伟信。李伟信交待说他们有一个《“571”工程纪要》。吴忠听不懂，他当时只是想审清楚李伟信为什么要叛逃的问题，根本想不到他们还有个滔天大阴谋。吴忠拍着桌子骂李伟信说：你他妈的瞎胡说，什么工程不工程的！我们那时都在卫戍区，吴忠审完李伟信后对我说：这小子他妈的不老实。”吴德并没有说过是吴忠亲自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的，而且吴德还说：“《‘571’工程纪要》是在以后的几天才发现的，它不在直升机上。林立果他们走时很慌张，《纪要》被丢在空军学院的据点里了，是公务员在打扫房子时捡起来的。林彪叛逃后，李德生动员空军学院人员揭发情况，这个公务员就把写有《‘571’工程纪要》的本子上交了。《‘571’工程纪要》刚交上来时，纪登奎和我都看了。纪登奎认为《纪要》的很多内容是骂毛主席的，不能印发，后来是毛主席指示印发政治局的。”
李德生的回忆印证了吴德的说法。李德生说：大约在9月17、18日，也就是他到空军学院做揭发动员报告后不久，“林立果秘密据点的食堂工作人员交出了一个小本子，说是住在那里的人没来得及带走的。总政工作组的同志看后马上送来给我，说里面记的东西很反动。我看了发现内容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的计划。它分析了反革命政变的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和力量，提出了政变口号和纲领，规定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等。但是看不出是什么时候、怎么写出来的。我派人提审李伟信，问他是怎么回事。李伟信交待，这是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于新野在上海按照林彪的旨意，拟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纪要》，本子里面的内容，就是于新野当时手记的政变纲领。我把原件和李伟信的交待很快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转呈给毛主席。毛主席看后，认为搜查林彪罪行的材料中，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要求‘印发给政治局各同志阅。’”
更重要的是，吴忠本人只是说：“审讯中李伟信讲过有个《“571”工程纪要》，引起我注意，我以为《“571”工程纪要》是一个工程上的东西，没承想是一个政治问题材料。”吴忠根本没有说是他带人查获《“571”工程纪要》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571”工程纪要》的发现者，空军学院行政处副处长王兰义本人的“交待”。采访过1980～1981年“两案”审判的《解放军报》高级记者邵一海依据王的“交待”撰文披露：9月“13日下午下班的时候，老王拿着当天的报纸，送到小楼去。同往常一样，他把报纸放在门口石阶上，用石块压着，就转身走了。”9月14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送报纸。到楼门口一看，昨天晚上送的报纸，还在原地放着。楼内黑黑的，楼门掩着，没有上锁。”出于保守小楼机密的考虑，老王离开时给楼门加了锁。当晚10点，“他又到小楼看了一眼，依然如故。”15日“晚上7点半，他又去小楼送报纸。看到小楼的一切仍同昨晚的一样：门还是他昨晚锁上的……。他考虑再三，决定不顾不准进屋的规定，进去看看。”老王开锁进楼后，“一片凌乱的景象，呈现在他的眼前。”随后他去办公室向一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汇报了情况，然后找来两个人整理房间，稍后另两个负责小楼工作的人，即时任空军学院副政委的王治松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高文勇，也来了。他们三人翻看了餐桌上放着的书本，其中就有写着《“571”工程纪要》的红色封面拉链本。之后，“他们把看过的本子仍旧放在原处，大概是要让它等待自己的主人吧。”这三人经过商量，先后打电话找过于新野、程洪珍和刘世英，前二人不在，刘世英只是冷冰冰地回答：“等他们回来再说吧！”那个“罗列了一些条文”的拉链本“使他们心神不宁。他们多次商量，要不要把这个本子拿出来。16日晚上8点，他们终于下定了决心，让人摸黑进小楼去，不开灯，不打手电，把这个本子拿出来了。”“但是，中央已经发现了小楼这个反革命据点。17日，党中央、周总理派人来到学院，调查小楼情况。老王的心情更加紧张了。那个偷偷拿出来的本子，更加成了累赘。他们一会儿让这个保存，一会儿让那个保存，一会放在办公室，一会儿放在家里，不知如何是好……10月6日晚上，他们听到了‘九·一三’事件的传达，一个比他们可能想象到的还要严重得多的事实，无情地摆到他们面前。10月7日凌晨，老王终于把这个本子交给了学院的组织。9日，这个本子连同老王写的一份材料，经过空军领导，送给了周总理。”
事实胜于雄辩，《“571”工程纪要》的查获与吴忠完全无关。

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是何时被查封的？

另外，曲爱国还在同一本书中提到：
9月13日凌晨3时多，周恩来向吴德和吴忠正式下达五条命令，其中的第三条命令是“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凌晨4时左右，吴德和吴忠回到了卫戍区。”随后与卫戍区政委杨俊生一起“共同拟定了紧急战备状态的部署方案，决定：卫戍区机关和部队马上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全员发动，全面准备，严密组织，就地待命，确保一声令下，迅即出动。”之后，“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而且，“到13日晨曦初露时，卫戍区部队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全部到达指定位置，北京已经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也就是说，按照曲爱国的描述，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在9月13日的早晨已经被查封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
既然如此，那么在这之后，王兰义、王治松和高文勇等人怎么还可以多次自由出入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并发现了《“571”工程纪要》呢？
笔者认为，显然是曲爱国搞错了林彪集团5个黑据点被查封的时间。
理由如下：
首先，无论是吴德，还是吴忠，他们本人的回忆都没有这方面的内容。
其次，无论是吴德、吴忠，还是周恩来，当时都不可能知道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所在，怎么可能派人立即去查封呢？
第三，根据王维国的儿子王大璋的回忆，他和李伟信的弟弟李伟军，按照约定，在9月13日上午没接到李伟信的电话后，于当日离开位于东交民巷的空军招待所，即“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之一，坐火车回上海。而这个“黑据点”离北京卫戍区司令部以及吴忠的家可以说近在咫尺，是最该查封也最好查封的一个据点，可结果呢？这就表明曲爱国所说的9月13日早晨“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严重违背事实。
第四，众所周知，除了和两架外逃飞机直接相关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林立果小舰队的成员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就被扣押的。鲁珉是9月14日中午去向李德生自首的 ，江腾蛟是9月14日下午被王辉球派人从家里叫到办公室后坦白的，小舰队其他成员都是在此之后的几天陆续被捕的，有的还是在他们安全抵达广州以后才被拿获的。实际上，所有的小舰队成员都不是在“5个黑据点”里被扣押的，仅此就可表明曲爱国的“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这种写法带有很大的演义成分，完全背离历史真实。
第五，吴德回忆：9月13日早晨，“我们派出卫戍区的部队封闭了北京的西郊机场、南苑机场、沙河机场、良乡机场、东郊机场共五个机场。……进入机场的部队在机场空军的配合下，完满地完成了任务”。假如周恩来当时真的下令卫戍区部队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那么他一定会通知空军予以配合，就像他命令卫戍区部队进驻机场时会要求空军予以配合那样。不然，卫戍区部队与“黑据点”所在的各个空军单位的警卫部队发生误会和冲突怎么办？从王治松和高文勇这样的空军学院领导当时的表现来看，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卫戍区部队来查封他们单位内的林立果“黑据点”这回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吴法宪的回忆提供的史实：9月17日“晚上，粱璞告诉我，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在空军各直属单位还有五个据点：一是西郊机场，二是空军学院，三是高级防校，四是东郊民巷空军招待所，五是干部休养所。他们在前三处专门修了房子，其中空军学院和高级防校的房子还修得特别好。我立即将林立果在空军修建据点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后指示要北京卫戍区派人对这些据点进行检查和查封。” 吴法宪的说法把时间、人物、地点和背景交代得很清楚，而且与王兰义的说法、邵一海的调查以及其它确凿的事实相吻合。

曲爱国的说法有依据吗？

综上所述，无论是“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还是“吴忠亲自带人在林立果设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中，查获了‘571工程计划’的要点草稿”，都背离事实。
那么，曲爱国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又来自哪里呢？曲爱国1983年夏大学毕业后入伍，时年21岁。而吴忠将军晚年生活并不顺遂，曾经受到长达8年的审查，并于1990年2月因车祸去世，所以他生前不可能接受曲爱国这样陌生的“小同志”的采访，否则，曲爱国的书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谬误。
难道曲爱国该书的《风云“九一三”》一章是凭空而来的吗？
那倒不是。笔者认为，曲爱国在写作这一章时参考了吴德口述、《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2期发表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一文。比如，吴文中有一段相关内容如下：
“随后，周总理布置了几项应急措施：
“一、要监视和搜索外逃被迫降的直升机，要人、机并获，将情况直接报告中央，也就是直接报告毛主席、周总理。
“二、派卫戍区部队封闭控制北京郊区的几个机场，没有命令，任何飞机不准起飞，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在没有接到允许飞机起飞的命令或通知时，发现有飞机起飞，要将其击落。
“三、卫戍区要加强对新华社、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等警卫目标的警卫工作，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附近地区也要增派部队，加强警卫。
“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并部署北京地区防空降的作战任务。”
而曲书中的类似内容如下：
“简短的讨论之后，周恩来归纳所开列的措施，正式下达了命令：
“一、卫戍区部队立即协同民兵，严密搜索外逃的直升飞机，要人、机并获，并将搜缴物品直接报送中央。
“二、卫戍区部队立即出动，严密封闭北京的所有机场，没有中央的命令，任何飞机不许起飞和降落。
“三、立即查封林彪集团在北京的所有黑据点，并搜集罪证。
“四、卫戍区立即向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附近地区增派部队，协助中央警卫团，确保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同时，加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日报社、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的警卫力量。
“五、首都所有驻军进入一级战备，由卫戍区统一部署指挥。”
对比吴文和曲文可以看出：曲文中的一、二、四、五条由整理吴文中的一、二、三、四条而来，核心内容未变，但曲文中的第三条则是他塞进去的私货。
另外，吴文中“林立果他们在京有五个据点，……，吴忠对全部据点都查看了” 这部分内容并没有涉及具体的时间，但被曲爱国想象成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以卫戍区机关抽调的数十名干部为主组成的搜查分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秘密包围、查封了林彪集团在北京的5个黑据点，扣押全部人员，封存全部材料和物品。吴忠亲临现场指挥官兵细致检查，获取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大量重要罪证。”
至于曲爱国为什么要这样写？笔者认为，美化传主是国内传记作者的通病。只不过，曲爱国在这里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罢了。

《昨天》2015年8月30日 第五十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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