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在学问面前，我们必须异常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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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问面前，我们必须异常谦恭

杜钧福的博客


最近看了几篇文章，都是关于揭露著名摄影家杜修贤关于一些历史事件回忆中的史实错误并分析其根源的。杜修贤的回忆集中在《共和国红镜头——中南海摄影师镜头中的国事风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一书中。该书由杜修贤提供照片和史料、“一级作家”顾保孜撰文，曾被认作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

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971年庆祝五一劳动节活动中林彪的表现。因为这是林彪在九一三事件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所以他在当天的行为很受关注。

杜修贤身为中央首长的摄影师，非常详细地叙述了林彪当日在公开场合下的一举一动。他说，林参加了白天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庆祝活动， “第一个从大殿门口出来的是毛泽东，身后紧跟着摇‘红宝书’的林彪。我按下快门时，镜头里瘦小的林彪贴在毛泽东高大的身躯后面，让人感到滑稽”。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先向城楼上各单位军管会的头头们招手致意，然后来到城楼栏杆前向城楼下欢声如雷的群众游行队伍招手致意”。

凡是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这几年，五一节这天的白天，均不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性庆祝活动，有当时的报纸报道为证。对不存在的事情，身为专业摄影师的杜修贤为什么记忆得那样详细呢？

当天晚上，照例在天安门广场等几个地方举行焰火晚会，国家和党的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杜修贤记述了这一事件，并首次爆料说林彪迟到而且不辞而别。

杜修贤有非常详细的回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时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踱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然后叙述因为只给林彪拍了一张照片而受到周恩来的批评。

言之凿凿，使人没法不信。这段回忆被引用、转载多次，流传甚广，成为研究林彪和九一三事件的重要资料。

但是这些细节完全是杜撰。有公开发表的纪录片和照片为证。次日，即5月2日，报纸上就发表了两幅有毛泽东和林彪在内的照片。其中一幅的说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同首都军民一起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新华社记者摄。”纪录片也记录了毛和林一起登上城楼，也没有板着脸，而且看起来关系很融洽。

据参加了这一活动的邱会作回忆，林彪确实提前退场了，但是向毛泽东请了假，不是“不辞而别”。

所以，杜修贤知道的，只是这个提前退席。根据这一点，他就编出了一套故事，欺骗了多少人。幸亏这些谎言很容易被揭穿，否则就会记录在历史书上成为信史。

对历史材料不能轻易相信。首要原因是它们可能、而且经常彼此抵牾。有一位崇新岳先生，在天涯论坛煮酒论史栏目中发表《研究历史真相时的陷阱》（2013）博文，比较几个当事人对于1976年逮捕江青时的现场情形的描述。这几个人是执行逮捕的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副政委武健华、警卫科副科长黄介元和当时在场的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他们四个人的描述内容迥异，甚至互相矛盾。崇先生分析，可能是地位最低的黄介元说得最靠谱。他总结了一条规律：“因此，我们在探究历史真相的时候，越是官方的材料，越是大人物的回忆，就越要小心。因为官方的材料和大人物的回忆中，陷阱是非常多的。头脑简单的小人物说的话，倒是不大会设什么陷阱。”

另一至今不很清楚的事件是1967年的“二月逆流”。它由“西郊宾馆事件”和“怀仁堂事件”构成。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中对于“大闹怀仁堂”有很详细的描述。他说，“我们几个”，即几个老帅和副总理，坐在桌子一边，而“文革派”成员坐在另一边，“两军对垒，阵线分明”。聂本人在会上讲了关于抓“联动”的事，批评“不教而诛”的做法。后来，另一当事人王力专门就此事给中央写信批驳他说，聂荣臻根本没参加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他描述的座位排列也完全不对。事后，他也没像其他几个老帅那样遭到毛的批评。

但是，仔细看聂的回忆录，他并没有明确说他参加了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只是泛泛说怀仁堂会议的会场情形，暗示他参加了这一天的会议，又说“早在2月16日前几天的会议上”，他说了“不教而诛”的话。

查《周恩来年谱》，说到在2月9日，周“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北京市公安局问题。2月11日，“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当然，也谈到2月16日的会议，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事项，没有涉及聂荣臻。

所以，尽管聂荣臻没参加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他是否参加了2月11日会议了呢？另外，年谱上说，周恩来召集了中央碰头会，而王力信中说，怀仁堂会议不是周主持的。这里面是否有矛盾？总之，王力的信，尽管提出了聂荣臻会议录中的一些可疑点，但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回忆录，此事尚须进一步考证。王当时处于在野位置，手头可以参考资料不多，事情也过去多年，说的话不一定可靠。当然，年谱一类的书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但是，无论如何，看来聂荣臻回忆录中有给自己粉饰之处，当然也可能是整理者给粉饰的。我相信在大人物周围，都有一圈靠大人物吃饭的谄媚之徒。

聂荣臻回忆录虽然有不实之处，但并不令人恶心。令人恶心的是另外一些号称纪实文学的书，例如《谭震林传奇-——从印刷工到副总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中描述江青等人如何策划整理怀仁堂会议记录：“江青听完他们的汇报，简直暴跳如雷，镜片下的眼珠闪着逼人的凶光，歇斯底里地说：‘这是一个严重的事件，政治事件，我们要抓住，赶快把记录整理出来。’”“人民大会堂的一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在强烈的灯光下，面色灰白，鬼头鬼脑地‘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三人各施心计，绞尽脑汁，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边核对各自的记录，边回忆补充，边无限上纲，一份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记录》稿匆匆出笼。”“江青看罢《记录》，略露的门牙咬得咯咯作响，气恼地说：‘这是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陈毅、谭震林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聂荣臻是附和错误路线，周恩来在路线斗争中动摇，只有谢富治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江青一副太上皇的架势，指指点点。张、姚、王三人暗喜：若毛主席听了江青的亲自汇报，激怒起来，那才有好戏看哩！”

请问作者，江青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你听见了？像这种将人物脸谱化妖魔化的作品，只能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和历史研究毫无关系。很可惜，关于“二月逆流”的作品，大多属于这一类。

但是，排除了这些不靠谱的材料后，我们对历史真相仍然无知。当然不是完全无知，在1967年2月16日那天，在怀仁堂那个地方，发生了这样的事，大致没什么问题。我们不知道的，只是一些细节。当然这些细节，也不都是无关紧要的。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要万分小心了。我们不能指责聂荣臻，也不能指责王力。他们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客体。我们只能指责我们自己不小心。

上海的文革史研究者金大陆先生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中，谈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关于历史研究中“集体记忆失误”的事例。他搜集大量有关资料以后，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文革期间在上海地区，猪肉一直是敞开供应的，从来不要肉票。这与上海地区绝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人的记忆相违，也与现在绝大多数人，包括专家与普通人对文革的认识相悖。

为什么文革期间，上海的猪肉供应那么充足呢？金先生分析，一是“全国保上海”，上海猪肉70%来自外地；二是上海当局在养猪和收猪问题上执行了较好的政策。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集体记忆失误”现象呢？

“一是文革后的三十多年来，各种媒体上一直充斥着‘文革经济崩溃论’、‘毛泽东时代物质生活贫困论’、‘文革期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文革期间农民养猪、养鸡鸭会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种种與论的侵蚀，许多普通人（甚至包括许多文革期间在上海生活过的人）的头脑中都不知不觉地都受到了影响，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

二是上海在历史上确实使用过肉票（2次发生在文革前，3次发生在文革后），所以很多上海人有曾经使用过肉票的记忆，但却将使用肉票的具体确切时间记不清了或记错了。” （《从文革时上海买肉不凭票看“集体记忆失误”》，搜狐社区，煮酒论史，2014）

搜狐社区上的这个帖子引起跟贴间的论战，都是辩论毛泽东时代究竟好不好的问题。我现在不说这个，因为要费很多话。我只是说，如果我们要研究历史的话，我们就要像金大陆先生那样下死功夫，不能根据一些简单的概念想当然。当然，不光是历史，对待任何学问都应该如此。

顺便说一句，根据我的记忆，文革期间在京津地区，猪肉是限量供应的，但是2角钱的肉无需票证，随便购买。

所以说，在学问面前，我们必须异常谦恭。在这方面我是有教训的。

和金大陆先生这样的学者我无法相比。我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所做的，只能说是一种网络史学。但是既然涉及这个领域，就要认真对待。否则，你发表了错误的东西，特别是在史实上，就会谬种流传，造成很大危害。

因为对北京文革中“红八月”的西纠问题感兴趣，但是严重缺乏参考文献，只能就少数材料做文章。

电子刊物《记忆》第97期胡庄子先生的文章《“西纠”九问》举出了一些他搜集的一些新材料，例如1966年8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给予“北京市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区分队”5千元经费的文件。我见了此文,就推断西纠成立于它的“正式成立”日期8月25日之前，并且发表了一种西纠有前后两期的说法在博客上发表。

但是，印红标先生告诉我，经过仔细研究，他推断，这份文件上面的8月4日应是9月4日之误。我感觉他说得有理，应是当时就写错了。日期是手写的，不是打印的。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文件不是伪造的，白纸黑字，岂能有错？但是它就是错了，当时把月份写错了。这种错误也经常发生，并不很奇怪。所以我们在研究历史时对材料要反复核实，绝对不能轻信。重要证据要构成证据链，孤证不征。这是前辈历史学家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当然西纠历史仍处在迷雾之中。它可能在8月25日前成立，但成立日期也许没有8月4日那么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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