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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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平：警惕上层寡头化 下层民粹化


大概四、五年前，我曾经用三句话概括改革现实中面临的问题：第一句话，中国的现实是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右的社会政策相结合。

第二句话，这样的结合是最愚蠢的：专门用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去惹社会精英，用右的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结果弄得大家都不满意。

第三句话，今后怎么办？政治意识形态向右转，社会政策向左转。

到了2006 年，中国面临的最基本背景发生了变化：出现政治和意识形态与社会政策一致地向左转。正是在这种新背景下，对已经持续了近30 年的改革作一认真的反思，还是很有必要的。

一、“扭曲改革的机制”

如何看待改革当中的问题，或如何进行改革的反思，是这一两年中国社会比较热门的话题。对这个话题，我一直有一个概念，叫“扭曲改革”，或“改革扭曲的机制问题”。为什么这么提？实际上融合了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不能够由对改革的反思导致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改革的基本方向无论如何要坚持。改革的必要性，不在于这20 多年的经济有了多么快的增长，也不在于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多么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改革，实现了最基本的制度框架的变化，使得中国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成为世界上比较正常的国家，而这就是改革方向为什么要坚持的核心理由。所以，我一直用“改革扭曲的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来表达对改革当中问题的看法。

另一方面，“改革扭曲的机制”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现在改革当中出现的问题只是一些偶然的失误。因为，如果只是偶然的失误，那么必然是：这一次失误对这部分人有害，而下一次失误说不定就会对另外一部分人有害。但是，从最近十年的改革过程可以看到，有利的永远对一部分人有利，有害的永远对另一部分人有害。其中，有相当的部分都是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有害。这说明，这样的失误绝不是偶然的失误。“扭曲的改革机制”从它的发生层面来说，经历了一个变化。其中，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开始，这个机制的作用主要发生在政策的实施环节上。大概在六、七年前，中秋节这天的一场饭局，席间大家就争论起来，最后不欢而散。大家争论的是：这个政策是左一点还是右一点好，是开放一点还是保守一点好。我当时的看法是，像这样的争论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一种阻挠或者扭曲改革政策实施的力量已经形成。也就是说，当我们正在争论政策是左还是右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可以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了，反正这个政策制定了总得执行，只要执行就会有办法。所以，不管什么样的政策，鼓捣到最后，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有一些人”得利。

以上涉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但到了近年，看到的一些扭曲的机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政策执行层面上了，而是进入了政策制定层面，并且越来越突出。因此，我觉得对于改革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看法，现在围绕改革反思发生的很多分歧，是由于笼统地把1 根据作者2006 年2 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召开的“改革新形势座谈会”的发言整理。20 多年的改革只看成一个改革引起的。实际上，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之后和中期之前是不一样的，进入21 世纪之后和进入之前也是不一样的。

“扭曲改革的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呢？任何大的社会变革都包括两个过程：一个是体制变革的过程，一个是结构变迁的过程。体制变革就是规则的变化，结构变迁就是社会当中力量组合的变化。我觉得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前，这两个过程主要表现为体制的变革催生新的社会力量，所以，体制更处于活跃的状态，它所催生的新的力量主要在适应体制的变化，以寻找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到了90 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把它叫做“结构先于体制定型”。在体制变革进行的过程中，一个像模像样的社会力量，在90 年代之前开始形成，到90 年代中期已经相对定型下来，即在体制变革完成之前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形成，从此它将反过来影响体制变革的过程。

现在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的结构已经非常稳定了，它具备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叫结构定型。谁是强者谁是弱者，谁是富人谁是穷人，已经定型。第二个特征，叫精英联盟。这是在定型的时候出现的精英的联盟，“六四”之后，在稳定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形成了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第三个特征，叫寡头统治。也许说今天的中国有了寡头，稍微早了点，因为，它还只是个苗头，和俄罗斯的寡头相比，中国的寡头小得多。但是，寡头不是按照绝对力量形成的，而是相对力量。由于比起俄罗斯的老百姓来，中国的老百姓更没有力量，所以，在中国一个拥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人可能比俄罗斯拥有几百亿美元的人的影响还要大。第四个特征，叫赢者通吃。这点，即使从近年学界的状况都可以看出来。

上述四个基本特征下的中国社会力量组合结构，是我们在讨论进一步坚持改革、反思改革、制定社会政策的时候都不应该忽略的最基本背景。否则，一些很好的政策一到实践当中，就会被扭曲。比如，近年一直强调扩大内需，但内需就是起不来，背后的原因无法从政策层面上得到解释，而要到中国社会力量的组合结构中去寻找。

二、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

关于改革，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一些问题并非出自偶然。因此，对改革本身进行反思是非常必要的，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条件。而改革反思当中怎么破解意识形态的迷雾，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近年来，我一直讲两句话：到现在为止，改革的基本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基本动力已经丧失。对此，有人不同意，说共识本身就不需要。但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共识，包括对于社会基本方面的共识还是需要的。为此，我们需要反思。但是，怎样进行反思？观察一下现在热闹的改革反思之争，众声喧哗下，充溢着意识形态的模式与色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社会还缺乏一个比较像样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表达方式。这一欠缺，将争论者逼到一种危险处境：在把所有面对的问题都意识形态化之后，留下来的选择空间就非常小了。如果进一步往前走，一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改革反思成为禁区――就会出现。其实，现在我们能比较自由地反思改革，说说改革中的问题，实际上是上面默许，至少是容忍的结果。

在近年围绕改革反思出现的争论中，对立双方都存在很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有一个通常的表达――目前的中国存在着一个反对改革的左派――尽管很不准确，并且与国际政治中对左派的通常用法并不相同，但这样的人的确存在。我粗略地把这种左派的意识形态化看成是对某种正当利益的荒谬式表达。这些人的背后，有着相当数量的社会基础。近年，网络论坛中，充满着反思改革、批判改革的言论。他们为什么批判改革？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最近这几年的改革已经改得鸡飞狗跳，很多人在改革中吃了亏，所以，这些吃了亏的人一听到什么改革就会胆战心惊。而他们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表达，干脆就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回到计划体制，回到毛泽东时代。与之呼应，一些左派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其实，仔细观察这些所谓的反对改革主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利益的要求，是基于利益受损而来的不满。但由于舆论的意识形态化，很有可能使这种基于利益的不满转化成对改革基本方向的否定。

与批评，乃至反对改革者相对，坚持改革的一方也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在对人民为什么要反思改革这一问题的理解时。这尤其可以从皇浦平《改革不能动摇》这篇文章中看出来。表面上，这篇文章有错吗？没有什么错。坚持改革的方向，当然不能动摇！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对改革的反思、对改革的不同意见统而称之为对改革方向的否定，这很容易忽视对改革的批评和支持当中那些基于利益的正当要求。另一个问题就是皇浦平始终不能明白的是，1991 年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改革开放需要新思想》等文章受到了整个社会的一片赞成声，而这一次的文章和十多年前的那篇基调完全一样，但怎么会引起这么多强烈的反对声？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皇浦平忽视了不同的背景，他不能理解今天的背景。在上个世纪90 年代初，中国的改革面临着在意识形态层面确定方向的选择，在这种背景下，皇浦平基于意识形态的立场、呼吁坚定改革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近年围绕改革的争论和90 年代初的那场争论已经很不一样了。今天对改革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利益分歧上的争论，所以，在这种变化面前仍然说坚持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问题，改革要攻坚，通过改革的攻坚来化解当前的问题，像这样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做法，已经难以应对这次反对改革的人所提出的实质问题了。因为，基于利益的分歧是无法用意识形态或社会发展的方向可以化解的。

三、同时警惕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

现在的中国，同时出现了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这两种倾向，这非常让人担心。前一段时间，我批评上层的寡头化比较多一些。最近，我比较关注社会上对任志强提出的“富人区”的争论。我发现新浪网上有一个任志强的博客，就上去看了看。看了以后觉得，可能这是中国博客主人挨骂最多的一个博客了。“我们是为富人建房的”，“中国要有富人区和穷人区”，“房地产就应该有高额的垄断利润”，任志强的这些论调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同时，很多人也在说，其实任志强说的是一个大实话，任“是一个诚实得可恨的人”。对于这场争论，我是比较赞成任志强所说的穷人和富人分区居住的主张的。但是，我觉得分歧双方的核心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像这样的对立是怎么产生的。在新浪网的调查栏中说，即使任志强的观点是对的，也不应该这样说，你同意不同意？结果是，30％多的人同意。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无论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特别是在中国，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而任志强的招恨是因为他把能做不能说的事给说了出来。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够不够呢？不够！问题的核心是，任志强为什么能够把能做不能说的事说出来？因为，在其他社会，包括西方社会，上层多半要夹着尾巴做人，能想不能说。但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上层是越来越霸道了：既然我是这样想的，当然我就这样说了，你敢怎么着？！上层这股不顾别人的感受、理解和反应的劲头，造成了下层的民粹化。只要是精英，只要是上层，一说话，一做事，就会招人骂。包括最近围绕电影《无极》对陈凯歌的批判，背后就有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现在，每一次所谓的精英人物、上层人物出了点丑闻，在网上就成了民众狂欢的小小节日。这样的情景，是对今日中国的上下层关系的生动写照。我原来在讲社会结构的时候也讲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特征――上层极权化和下层碎片化。这种结构性的特征在行动层面的表现就是――上层的寡头化，下层的民粹化。这种特征与长久存在、缠绕不散的意识形态因素组合在一起，将会造成中国社会的断裂。有社会，就会有冲突，很多的冲突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社会断裂带形成而引发的冲突。比如，在美国也有很多冲突，但是它每次冲突的阵营不一样，这就不必太怕，也比较好办。怕就怕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每一次的阵营都是一样的。比如，台湾的蓝和绿之间，每一次蓝逢绿必反，绿逢蓝亦必反。我担心的是，中国弄不好，就会形成以上层和下层为表达形式的、很意识形态化的主要断裂带，凡是上层说的下层就是谩骂，凡是下层说的上层就不屑一顾。因此，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是我们必须同时警惕的两种现象。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10年10月26日   《国际在线》）

http://www.eeo.com.cn/zt/50forum/tuijian/2010/10/27/184029.shtml

tuffy05

秦暉：左手要福利，右手要自由


時 間：2008年3月1日下午

地 點：萬聖書園


剛才國君講得有點過譽，我講過，我主張的不是什麼第三條道路，我也不太同意超越左與右的說法，因為超越左與右往往意味著比現有的左派或者右派都要更高明。但實際上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很可能不是要比他們都高明的問題，不管他們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做到的一些事情，我們不管左派和右派都能做到，我覺得這恐怕是真正的問題。

為了區別所謂超越左與右和我的主張的區別，我可以舉一個例子，有一次我的朋友出了一趟國，去了美國轉了轉，後來又去瑞典轉了轉，回來就做了一個報告，他認為美國和瑞典都很不好，美國自由競爭太過分，一點都不保護窮人，很不人道，兩極分化很厲害。但是瑞典也不好，福利國家搞得太過分了，養懶漢，使大家都不求上進。所以我們都不能學美國和瑞典，我們要搞一個比美國和瑞典更好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所謂超越左與右，也可能是所謂的第三條道路。

大家知道，這話不是一點道路都沒有，因為我們的確看到，在現在的發達國家中，不管是實行所謂自由放任的國家，像美國還是實行福利制度的國家，像瑞典都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因此八九十年代以來，尤其是九十年代以後，一直有一種呼聲要超越左與右，要走第三條道路，既不是福利國家，也不是自由放任等。可是我覺得，我們國家要講這個話題恐怕是沒有資格的，為什麼？我和那位朋友說，你前面講的那番話我都同意，美國的自由可能是太多了，我們可能弄不成，我們也不應該弄，瑞典的福利可能也是太過分了，從搖籃到墳墓都朝國家要，我們的確也做不到。可是我從中得出來的結論，可能和你恰恰相反。我並不認為我們因此就可以既不學美國也不學瑞典，恰恰相反，我們應該既學美國也學瑞典，美國的自由太多，我們學不了，也許這是真的，可是美國的福利總不多吧，美國的福利瑞典認為低得不得了，可是在我們看來還是很高的，中國人的福利保障不是連美國都達不到嗎？如果美國的自由學不了，我們學學美國的福利如何呢？反過來瑞典也是一樣的，瑞典社會福利可能我們學不了，可是瑞典的自由如何呢？美國人很看不起瑞典的自由，美國人認為瑞典人的自由太少，可是中國人的自由能有瑞典人那麼多嗎？如果我們的自由能夠達到瑞典的水平不就不錯了嗎？所以我覺得，我們中國現在目前的問題恐怕是既要學習自由，如果美國的自由我們學不到，至少我們應該有瑞典式的自由，同時我們也應該學習人家搞福利，如果瑞典人的福利我們達不到，至少我們應該達到美國式的福利，美國式的福利和瑞典式的自由，也許在人家看來都是非常低的水平，美國人很看不起瑞典人的自由，瑞典人也很看不起美國人的福利。可是這種最低水平的自由和最低水平的福利我們不是也差得很遠，中國如果達到美國式的福利，瑞典式的自由，我認為中國的社會就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所以我說，先別說美國的自由太多，瑞典的福利太多，大家先從不多的東西學起，自由和福利達到最低的檔次，比如我們的自由達到瑞典式的檔次，福利達到了美國式的檔次，那個時候我們再來進一步討論，我們進一步把自由提高到美國的水平，還是自由這麼多就可以了，我們把福利提高到瑞典式的水平，或者這個時候就有所為第三條道路，我們把福利和自由都提高到美國和瑞典之間的水平或者說美國加瑞典除以二的水平，這可能就叫做中間道路或者第三條道路，但是不管是中間道路還是第三條道路，至少都是在底線之上的。如果我們現在連最低的自由，最低的福利都沒有，我們談什麼最高的福利，最高的自由，乃至中不溜的福利與自由呢？

在這個問題上，所謂第三條道路對中國人來講是根本不存在的。我們講得道路，其實既不是第一條，也不是第二條，也不是第三條，就是人家條條道路都需要有的那麼一個基礎，或者說不管是什麼左的道路右的道路，第一條、第二條乃至第三條道路，都是要建立在大地上的，我們恐怕缺乏的就是這個大地，說得更簡單一點，不管是美國人還是瑞典人，都需要的那些東西，但是我們現在中國人還沒有。可能和國內的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有比較多的交往，但是也對他們有過批評，而且都很早，早在1994年，我們今天講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那場矛盾，所謂浮出水面之前好幾年，我們就在二十一世紀海外的媒體上曾經批評過像崔之元、王韶光現在被認為是左派的朋友，包括國企改革這一類的問題，我們也批評過現在被認為是右派的朋友，當然話可以反過來，有時候並不是我批評他們，而是他們批評我，左派朋友右派朋友都對我有批評。

實際上現在中國既需要左派，也需要右派，正如我剛才講的這種情況，所以我覺得我們需要左派為中國人爭取福利，同時需要右派為我們中國人爭取自由，中國現在的左派朋友和右派朋友都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有一些左派朋友爭取福利不太成功，但是反對自由卻非常成功，同樣我們的一些右派朋友爭取自由不是很成功，但是反對福利卻很成功，有兩個話題我是很不「感冒」的，一是我們的左派朋友特別喜歡反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我是贊同他們爭取福利的，我特別不喜歡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如果你說在歐洲，也許福利國家碰到的問題也許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但是在中國絕不是這麼回事。反過來講，我對右派朋友要求增加自由，要求限制政府權力等，我都是非常贊成的，但是一些右派朋友特別喜歡罵福利國家，我也是很不贊成的。我覺得如果我們中國左派爭取福利，右派爭取自由，我們國家就有希望。如果我們國家只是左派反自由，右派反福利，我們恐怕會陷入永遠既沒有福利也沒有自由的狀態，那就很糟糕了。

我覺得對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怎麼回事，對福利國家怎麼回事，我覺得都有必要真正弄清楚，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很多朋友實際上是弄不清楚的。他們只知道西方的右派是反對福利國家的，西方的左派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但是到底是為什麼？反問題真正的背景在哪裏，很多人並沒有真正分析。

今天時間比較短，新自由主義這個問題我就不多講了，我現在只講一講福利國家。為什麼要講福利國家呢？過去一年中國圍繞這個問題有幾件很有趣的事情。2007年5月法國大選，搞了幾十年的福利國家在法國產生很嚴重的弊端，以至於老百姓有了很強大要求變革的呼聲，於是就把強烈反對福利國家薩克奇給選上了台，他是一個右翼候選人，但是我講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右翼候選人。但是薩克奇的上台，就使得六十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到了里根、撒切爾時代講得人越來越多，尤其到了WTO時代就突出所謂福利國家危機的話題，就又掀起了一個高潮，而且在我國引起很大的反響，人家都在告別福利國家，我們還要搞什麼福利嗎，就變成這樣一個話題。

但是同時大家知道，我們黨內民主派的老同志，大致就在薩克奇當選以後不久，大家可能都知道，謝濤先生就寫了一篇文章，鼓吹民主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以福利國家為榜樣，在那裏提倡民主社會主義。謝濤老一輩希望中國變革老同志在那裡長套民主主義社會的同時，通往希望改革另外一些日，尤其是經濟學界的一些朋友，從歐美社會中那些反對福利國家的美國式的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他們那些問題背景出發，把福利國家幾乎看成是萬惡之源，把福利國家視為與集權國家一樣的給予激烈的抨擊，這不是去年才有的現象。

這二十年來，都存在的一個問題，我們在歷來一直是低福利，乃至是負福利的國度，卻把改革幾乎看成是純粹的所謂去福利化的過程。這樣的一個話題，就引起了很有意思的現象，同樣對中國不滿的，希望中國變革，而且也希望中國走民主化道路的這些人，新左派、老左派我就不說了，我只是說像謝濤他們哪些人和我們一些所謂主流經濟學中的一些人，這些人他們都希望中國繼續改革，而且他們認為改革也是像西方學習的改革，但是他們要求學民主社會主義，另一個簡直就認為福利國家是萬惡之源，與以上兩種聲音截然不同當然還有一種傳統的聲音。謝濤那篇文章出來之後，罵謝濤哪些人，有些人以斯大林主義的正統之局譴責福利國家和資本主義是一丘之貉，或者有一種比較客氣的說法，福利國家那套沒什麼了不起，只不過受到中國和蘇聯社會主義挑戰的情況下，從蘇聯那裏學去的。一般的老百姓這樣說說不足為奇，《大國崛起》電視劇裡頭，在羅斯福新政一章也有這樣的說法，羅斯福新政是學習蘇聯的結果，這反映了一個問題，絕大部份人，不管是讚揚的還是罵的，福利國家到底怎麼回事，很多人並沒有真正瞭解，因此到底什麼是福利國家，人們也不太懂，一般只是說福利國家就是高稅收高福利，這個話也不能算錯，但是我覺得遠遠沒有那麼簡單。

有幾個話題我們需要談談，第一，什麼是福利國家。第二，什麼不是福利國家。第三，為什麼會出現福利國家。第四，福利國家的成就危機和現在的應對。第五，福利國家會消失嗎？我們知道福利國家有嚴重的危機，第六，福利國家的歷史對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啟示。我今天的演講只講前面兩個，什麼是福利國家，第二什麼不是福利國家。

什麼是福利國家呢？很多人一講就是說高稅收高福利，這個話也不能算錯。通常人們講的福利國家的典型，像瑞典，的確以高稅收高福利為主要特徵。但是我覺得，高稅收高福利其實背後有一個更基本的機制，用我的話來講，用民主國家干預的方式調整群己權界，在經濟領域內適當擴大公共領域，適當限制個人領域，以便調整贏家通吃的弊端，實現所謂平等與效率的平衡，但是這裡我們要知道，所謂的平等主要是指結果的平等，至於程序的平等，在他們那裏其實已經不是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已經解決了以後，才談得結果平等的問題。

高稅收高福利是達到這個目標的方式，也是幾十年來證明比較普世性可行的方式，但是並不是唯一的方式。一般來講，用民主國家干預的方法調解群己權界有種的辦法，第一種辦法用間接干預的辦法，實際上就是凱恩斯模式或者叫新政模式，主要不是直接進行再分配，而是用赤字財政，擴大公共開支，舉辦公共工程製造景氣，促進充分就業，給勞動者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這種方式稱為新政凱恩斯方式。瑞典的一些學者像謬爾.達爾，所謂瑞典學派也有這樣的主張，這種主張並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提出這種主張的人，既主張二次分配，也主張刺激景氣，像凱恩斯就是反對二次分配，因此凱恩斯在西方經濟學也是比較偏左的，但是他並不主張高稅收高福利，並不主張用再分配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謬爾.達爾兩個方法都主張。凱恩斯雖然不主張二次分配，但是他實際上也是主張用國家干預的辦法，他主張雖然不是直接的二次分配，但是實際上也是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羅斯福新政主要是採取這種手段。

第二種就是直接的二次分配，就是用累進稅的方式，從富人那裏籌集一些錢，用來照顧窮人，這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的做法。

第三種做法是過時，就是國家直接辦國有企業，用國有企業取得的利潤提供公益服務。像這樣的事情，現在做得比較少，但是在六七十年代，大家知道，社會黨執政的國家，除了搞高福利，還搞過很長時間的國有化，而且不同的國家情況不一樣，像英國工黨，很多人都認為英國工黨比一般的歐陸社會黨更保守一些，沒有瑞典社會黨那麼激進。但是，英國工黨所謂沒有瑞典社會黨那麼激進主要是指在高稅收、高福利方面沒有瑞典社會黨那麼極端，但是英國工黨熱心於國有化這一點而言遠遠超過瑞典社會的，所以英國工黨在麥克唐納時期，在工黨第一次第二次執政時期，在國有化方面下了相當大的功夫。

雖然我剛才講得幾種模式在不同的國家可能以一種為主，比如美國以凱恩斯模式為主，通常我認為美國福利二次分配的力度不高，美國的國有企業就更少了，連軍火就業美國國家都是不搞的，都是私營企業。但是這個話也不能說得那麼絕對，因為我們知道，所謂美國再分配機制比較弱，不如瑞典強，那是和瑞典相比，如果和我們這個國家相比，還是很強的。我們經常說美國是低福利，在醫療這個問題上，也就是說美國的福利性醫療保險覆蓋率是很低的，只覆蓋老人和窮人，一般的人都讓你買商業性的醫療保險，國家是不管的，至少對於老人和窮人福利性醫療保險還是有相當強的再分配功能。美國國營企業很少，基本深沒有什麼國營企業，但是美國具有強烈外部性的領域還是有國營企業，美國最大的水電站還是國營的，大古力電站，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水電站絕大部份屬於聯邦水務局所有的，通常我們講的福利國家遠遠不止是高稅收、高福利。

這就形成一個問題，假如福利國家既可以有稅收福利二次分配的形式，也可以有國家干預投資，也就是凱恩斯式的模式，甚至也可以有一些國營企業，像英國工黨那種所謂麥克唐納那種模式，所有這些模式都有毛病，這是另外的問題，尤其是福利國家的國有企業，毛病還是特別大，有時候比專制國家的國有企業還難經營。它都是福利國家採取的方式，這裡我就要問，既然如此，什麼不是福利國家呢？我剛才的講話已經提到了一點，有人說像福利國家這種民主社會主義只搞分配的，如果搞生產，比如說辦了一些國營企業，他就是斯大林式的，民主社會主義不是社會黨式的。按照我的看法，這個說法並不完全對，但是這裡並不涉及到福利國營企業到底有沒有毛病，應該不應該私有化，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我認為國有企業當然毛病是相當多的，而且這20多年來，席捲全球潮流也是有的，並不是國有企業有沒有毛病的問題，有沒有國營企業，或者說是不是通過國營企業進行調節進行再調節，是不是可以作為是否是福利國家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不可以的。

通常人們講得最多的就是把福利國家當做所謂自由放任的對立面，什麼是福利國家，很多人就說福利國家就是大政府，自由放任就是小政府。在憲政的背景下，這樣說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儘管這裡還有量化的判斷，到底什麼叫做大政府，什麼叫做小政府，而且應該講，說福利國家是大政府，自由放任是小政府，這個話其實不完全準確，確切地說，福利國家指的是大責任的政府，這個政府的責任是相當大的，一般講得福利國家並不是講權力無邊的政府，一般講福利國家絕不是指可以把公民抓到布拉格群島的政府。通常人們講的自由放任或者說新自由主義的國家是所謂的小政府，小政府是特指小權力政府，不是指不負責任的政府。無論這兩種東西都有一種背景，都是在憲政的背景下談這個話題。

在歷史上如果就發生學的機制而言，福利國家這個概念，最早是在憲政制度並不是一種普世的制度的背景下產生的，這個時候人們提到福利國家，不管贊成福利國家還是反對福利國家的人，他們心目中的參照系都不是所謂的自由放任國家，從歷史上來看，現在已經有人做過這個工作，有人認為福利國家最早從德語中產生的，在20世紀20年代德國的魏瑪共和國時期產生的，福利國家這個詞主要是一個貶義詞，是德國極右翼認識罵魏瑪時期執政社會黨政府的一句話，大致的意思是，你們這個社會民主黨只會討好老百姓，只會對老百姓小恩小惠，不強調老百姓應該為強大的德國做出奉獻，應該讓老百姓為德國的偉大做出貢獻，這些人他們認為地方搞的是小恩小惠，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社會黨政府過度關注對人民的給予，而不是要求人民為德國的榮譽和而強大做出奉獻。在這個話語中福利國家是一個貶義詞。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在德國反對福利國家的及有意人士他們本身也是大國家主義者，他們鄙視福利國家的小恩小惠，而嚮往大帝國，顯然他們絕不主張所謂自由放任。大家知道到了魏瑪以後，形成德國納粹的社會基礎，也就是說這些反對福利國家的人他們並不是主張自由放任的。

喜歡福利國家的人，在英語中福利國家一詞據說最早是1930年由牛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奇摩恩第一次使用，和德語不同，在英語中這個詞一開始就是一個褒義詞，贊成福利國家的人使用的，奇摩恩用福利國家指出這是哪一類國家，不是用這個詞和自由放任國家做對比，一開始指當時墨索里尼控制的法西斯意大利，後來來自納粹德國，他講的福利國家對應物也就是他的反義詞福利國家與權力國家也就是強權國家相對應的。福利國家就是為老百姓提供服務的國家，而強權國家是指把國家或者政府當成目標，而人民大眾成了從屬的工具那樣性質的國家。在奇摩恩不久，英國經濟學家舒斯特在1937年也開始用這個詞，因為當時納粹已經在德國掌權了，而且納粹和英國的關係越來越糟糕，那個時候他就提出來，削弱獨裁者在權力國家中影響最好的辦法是，我們的福利國家能夠表現出更能夠為人民提供幸福，但是無論是奇摩恩也好，還是舒斯特也好，他們用福利國家的時候，基本上只是在學術著作中談，這個詞後來怎麼在西方變成家喻戶曉，這個詞在二戰的時候變得家喻戶曉，起最重要作用的是，當時一個英國宗教大主教威廉.坦波爾1941年寫的一本書叫《公民與教徒》。

二戰期間是英國歷史上很有趣的時期，面對集權勢力外部的威脅，也就是納粹德國的威脅。英國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都在這種威脅面前團結起來，團結的背景有兩個政治上左派和右派都贊成的憲政民主，這是和納粹不能相融的東西。另外，在信仰上左派、右派都認同基督教，英國的教會在戰前這段時間有一個有趣的變化，威廉.坦波爾這個人本身在加入基督教之前本身就是一個工黨成員，是民主社會主義者，1968年他成為教會神職人員，也退出工黨。仍然撰文主張進化式的社會主義，教會的選擇實際上是介於社會主義（社會工黨），我們這些教會人士的主張其實介於教會人士和異教徒，英國人當時講的異教徒英國基督教歷史上的比較左的那些異端教派，我們的選擇介乎世俗社會主義與異教徒之間的一種主張，當時英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曾經對坦波爾進行過批評，他主張就是我們今天，左派批評瑞典時候講的那句話，有人道面貌的資本主義。當時坦波爾地位還不是很高，的942年在特殊的情況下當選英國基督教最高教職，由於戰爭的緣故，教會和政府合作比較多，世俗的憲政民主和超越性的基督教信仰，這是當時左右兩派捏在一起的東西，英國教會在這段時間就發揮了自從近代政教分離以來，對社會影響最大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

《公民與教徒》這本書在坦波爾就任大主教時發表的「施政綱領」，在這本數里面特別強調教俗兩界都應該在當前的局勢下，建立一種福利導向的民主國家，福利導向的民主國家也是和納粹式的法西斯式的國家是相對立的，還提出另外一個概念「戰爭國家」或者是軍國主義國家，戰爭國家是對抗福利國家的安排。把德國、意大利當時和英美處於交戰狀態下的集權國家稱之為福利國家的敵人，也就是所謂戰爭國家。我們看到在福利國家這個詞的發生學背景中，無論在德語中還是在英語中，是作為貶義詞還是作為褒義詞，是反對福利國家極右翼人士用這個詞，還是提倡福利國家的那些經濟學家，像奇摩恩、政治學家舒斯、特神學家像坦波爾，他們當時都是把福利國家與集權國家相對立，而不是和自由放任國家相對立。至於後來人們經常提到的，福利國家與自由放任國家這種對立，實際上都是在排除專制集權制度憲政民主背景下才會出現的。

1947年，一位工黨議員講得一番話特別有意思，現在只要是民主國家都是福利國家，英國和美國都是福利國家，假如這樣的話，怎麼把福利國家理解為獨特的政策呢？我剛才講的哪些人，他們把福利國家和集權國家看成是一個對立的東西，而且認為似乎按照坦波爾的說法，集權國家就是軍國主義的國家。我們大家都知道，在坦波爾時代，民主的福利國家實際上也在全力以赴進行戰爭，世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即使英美這些國家也是在高度動員的體制下，和一般的和平時期還是有一點不同。像他們批評的強權國家，不管是納粹還是意大利的法西斯，當然也包括後來的蘇聯，雖然我們都說他們是集權國家，但是這些國家也搞過社會福利，不能說這些國家就光打仗，不搞社會福利，要說這兩者是相區別的，就要講清楚區別到底區別在哪裏，為什麼民主福利國家也要打仗，強權國家也會搞社會福利，兩者真正的區別在什麼地方呢？坦波爾在這本書裡頭就沒有談得很清楚，但是從我的理解來看，至少有這三點，可以把這兩種類型的國家，民主福利國家和強權國家完全區別開。

第一，福利國家中的福利指的是政府責任，而不是大救星的弄權。弄權指的是，玩弄權力，但是我這個弄權並不一定是要從貶義來理解，你可以把集權領袖也理解為也許他是道德並不那麼差的人，也許他是一個善良的專制者，也許他會善意地弄權，但是善意弄權也和盡責是不一樣的，因為大家知道，什麼叫做責任呢，所謂責任就是你不能不做的，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你都得做的那種東西就叫做責任。比如說在民主國家，任何一個人需要依法納稅，依法納稅和搞慈善是不一樣的，搞慈善是你的權利，但是納稅就是你的義務，不可否認歷史上很多的專制國家，從斯大林式的國家到納粹德國，他們都搞過社會福利，但是和瑞典這一類的福利國家有很大的不同，在那些專制國家如果有福利，肯定被認為是統治者的恩賜，皇恩浩大，如果不給福利，你也不能抱怨，不給是該的，給了是他的恩德，如果把你餓死了，你是活該的，那是困難時期，那是自然災害，但是如果給了你一點飯，翻身不忘XX，幸福感謝XX。

但是在瑞典這一類的福利國家，比如說瑞典，他們享受了世界上很有名的高福利，從搖籃到墳墓都是國家給的，但是你聽說哪個瑞典人高喊帕爾梅萬歲，社會黨萬歲，沒有說幸福不忘帕爾梅，福利來自國民的稅收，政府按照國民的要求，收了這筆錢就要求提供我應該要求的服務。換句話說，人民必須對福利感恩戴的的國家就不是福利國家，為什麼必須對他感恩戴德呢？搞福利對這些國家的統治者來說，不是他的喜歡不喜歡都要搞的責任，如果喜歡的話就會賞賜於你，他不喜歡也可以不給你的權力，正因為是權力，他行使就得感謝，如果不行使你也沒什麼可說的，權力就有這個特點，投了你的票，你得謝票，不投你的票，也沒什麼可說的。

在瑞典大洋的民主國家，相當程度的福利那是政府的責任，不管你喜歡不喜歡都應該干的，那是被統治者要求的，統治者不能不滿足的，至於統治者是不是喜歡福利，這個並不重要。所以我們看到，其實我們都知道瑞典社會黨曾經執政很長時間，瑞典曾經在歷史上也有過右派執政的時期，而這些右派其實他們是不喜歡福利國家的，但是他們也不能不搞很多的福利，為什麼？因為不搞不行的，這是老百姓的要求，除非你能夠說服選民取消福利立法，否則那就是你推卸不掉的責任。這個問題在很多轉型的東歐就表現得更明顯。大家知道很多的東歐1990年代巨變以後，第一波上台的人大部份都是右翼人士，也就是自由派人士，尤其是經濟學界的經濟學者，他們普遍都是在當時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背景下，供應學派或者芝加哥學派的東西，他們都是不喜歡福利國家的，其中一個典型的代表就是捷克當時的總理克勞斯，克勞斯本人就是在芝加哥大學學得芝加哥學派，他可以說是東歐新領導人中最直言不諱的一個人，他本人也是一個學者。他曾經多次講過，他主張的是不帶任何限制詞的市場經濟，也就是說社會市場經濟、福利市場經濟這些提法都很反感，認為這都是胡說八道的，他要搞的不帶任何限制詞的市場經濟，屬於百分之百的資本主義。但是在民主的捷克，任何統治者，任何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必須經過民主程序，我們知道老百姓古今中外都一樣，作為統治者在沒有制約的情況下，他都希望權力越大越好，責任越小越好。老百姓都希望統治者的權力越小越好，這樣老百姓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責任越大越小，老百姓得到更多的福利，老百姓希望政府既要馬兒跑又不要馬兒吃草，統治者希望我既能夠吃山珍海味又可以不跑。因此東歐巨變很多東歐國家的老百姓，要求更多的自由，不願意接受耿紹的福利，克勞斯執政八年間，捷克變成變成以全歐最高的就業保障和所謂退休金增長比工資更快而聞名，他自己被國外媒體稱之為歐洲最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其實克勞斯怎麼回相信社會民主主義呢？但是他一方面必須以起點平等的平均分配還之於民，用這樣的方式實現激進自由主義的政權私有化政策，另一方面奉行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民主政策，到了1995年他的一位師兄也是我們在經濟學界很知名的一個人，美國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也是東歐轉軌的一個著名的建議者，傑弗里.薩克斯，1995年他到捷克訪問，這兩個都人芝加哥學派的同盟，當時發生很有趣的爭論，他建議克勞斯你要學習亞洲國家，主要是指亞洲四小龍，其中是不是包含中國在內我就不知道了，亞洲的低福利國家主要是指四小龍，後來又幾位讚揚中國的人，一位是張五常，未來學家耐斯彼特，這兩位先生都認為中國比美國更自由，主要的根據就是中國的福利比美國還要少，既然不是福利國家，肯定是很自由的國家，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的邏輯。

薩克斯就建議克勞斯你應該學習那些亞洲虎，應該擺脫那些福利包袱，促進經濟的起飛，克勞斯怎麼回答他的呢？克勞斯斷然拒絕了這種亞洲思想，他聲稱高稅收、高福利體現的是歐洲文明，改變這種社會政策並使之降低到亞洲國家的水平那是不能允許的。話這麼說，民主國家也不都是高福利的，民主國家也可能是低福利的，但是這也必須是選民的選擇。民主國家的選民也可能選擇了高自由，而不是高福利，但是同樣不是統治者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的。

與此相反，蘇聯的福利應該說也不少，尤其是到了蘇聯晚期，但是那並不是因為被統治者有什麼樣的權來要求，而是因為統治者，我們認為由於信仰或者其他什麼原因，他們喜歡搞福利，因此就給老百姓搞了，如果他不喜歡，當然就可以不搞。蘇聯歷史上很長時期絕大多數人口就是農民，沒有什麼福利的，在1921年、31、46年前後曾經連續多次餓死幾百人的大饑荒，如果在瑞典，乃至在並不是福利國家的其他憲政國家，統治者必然要承擔責任，但是在蘇聯，這絲毫也不影響斯大林的威權，給不給福利乃至管不管死活是他的權力，所謂權力就是一件事情他想辦你攔不了，他不相干你也不能埋怨。至於他有這種愛好，到底好還是不好，我覺得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也可以說福利國家好，也可以說福利國家不好，這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

在可以說，同樣是搞福利，瑞典政府搞那是因為制度安排決定了政府有這個責任，而斯大林搞只不過證明了這個統治者有這個權力，並不是只有憲政國家才搞福利，但是承擔福利責任的確只有憲政下才可能。專制制度下可能有喜歡福利的專制者，但是不可能有承擔福利責任的國家。

我剛才得出的這個結論，與我們贊成不贊成福利國家並沒有什麼關係，你可以認為福利國家或者高福利不一定就是好制度，比如說有一次我們在法國就碰到一位新自由主義的法國學者，他是對他們這個國家的農業保護政策批評很厲害，大家知道，法國的農業政策一直是很有爭議的，對法國農民實行非常高強度的國家保護，這種政策美國人當然是很反對，在法國內部也有一些屬於右翼的經濟學家也是很不滿的，他就說這個政策如何不好，當時我們在場的一位中國朋友中國學者就提了一個問題就很有意思，這麼糟的政策，你們政府為什麼要干？是不是你們這個政府喜歡搞政績工程呢？法國學者就聽不懂什麼叫政績工程，怎麼解釋他也不懂，為什麼？政府不追求政績那不就壞了嗎，政府追求政績不是理所當然的嗎？他不明白的一點是，政府是要追求政績，但是有一種政府只能追求討好老百姓的政績，不能追求討好上級的政績，有一種政府是喜歡追求討好上級的政績，但是並不是討好老百姓的政績，而這一點是沒法通過翻譯向他表達的。政府都是要追求政績的，但是我們講的政績工程指的是地方政府為了討好上級政績，實行一種損害老百姓的制度，我們就把它叫做政績工程。可是我們理解的貶義詞，你是沒法給他翻譯的，為什麼呢？因為在法國，國家對農民的保護也許確實過分，而且弊端不少，但是政府的確是在農民的要求下這樣做的，你可以說農民的這些要求不合理，不一定說老百姓的要求就一定合理，老百姓也會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可以說農民的要求不合理，卻不能說他們的政府為了討好上級製造政績而坑害農民。討好上級、製造政績、坑害農民的做法，即便打著造福於農民的旗號與福利國家也應該是毫不相干的。我們通常講福利國家是有弊病的，但是絕不是這種性質的弊病，所謂福利國家就是一種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下，政府承擔了福利責任，而不是統治者有很大的權力，他可以搞福利，你就感恩，他不搞福利，你也沒辦法，不是這樣的狀態。

第二，正因為我剛才講得這個原因，福利國家中的二次分配肯定是正調節，而不可能是負調節，儘管這種正調節的力度可能有高有低，什麼叫做正調節呢？有利於縮小貧富差距的一種調節，我們把他叫做正調節，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假如福利政策既然是老百姓要求於政府的，而不是統治者愛好的，就必然具有正調節的特點。老百姓中，如果窮人多，富人少，當然就會使多數決定產生的福利立法有利於窮人，這是沒有問題的，有一些朋友會認為，長遠地看也許反而不利於窮人，我們有一些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就會認為，如果二次分配太厲害的，實際上最後反而坑了窮人，我不管這個話到底對還是不對，那個話是長遠的說法，至少當下來講肯定是有利於窮人的。

有些人講了，如果我們這個國家窮人只是少數，我們這個國家已經是中產社會，絕大多數國民都是中產階級，我們制定的福利政策會不會有利於窮人呢？通常也是有利於窮人的，這個道理羅爾斯已經講得很清楚了。即使國民已經是中產社會，真正的窮人很少，我們假定人民是經濟人，並沒有強烈的慈善動機，但是只要羅爾斯講得那種無知之幕的機制還起作用，我們雖然並不是窮人，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保證我們的一輩子都處於強者地位，我們都要假設我們也許還會老的，也就是說弱者的地位雖然我們現在並沒有處於這種地位，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把握能夠判斷我們不會落到那種地位，我們不明白在這樣的過程當中究竟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在這種背景下人民也會傾向選擇於有利於最弱者的安排。對這樣的邏輯，唯一的挑戰就是來自近年為了論證NGO或者民間公益組織為什麼需要提出來的理論，針對特殊弱勢者的政策失靈理論，第三部門有提供公益和救助，有些人就說福利國家不是能幹這個嗎？有些人就認為福利國家在有些問題上是失靈的，所謂特殊弱勢者，無知之模之外的，我確切知道我不會淪落到那種地步的弱勢者，任何人都可能會生病，但是假如我不去逛妓院，我確切知道我不會得愛滋病，要實行一種特別有利於愛滋病患者的政策，也許我就不會贊成，因為我確切知道我不會得愛滋病。

有一些弱勢群體，比如說患愛滋病之類的特殊的病人，比如特別弱小的族群，比如土族人，只有幾百人，人很少，投票顯然不可能是多數，而且一般的人不會擔心淪落為印第安人，根本沒有這種可能。根本沒有辦法提出訴求的動物，再怎麼淪落也不會淪落為熊貓。因此多數決定的福利國家政策，就可能難以對此提供足夠的保護，這就是所謂福利失靈。因此，就需要另外有NGO或者第三部門，但是我前面講了，一般來講，這種特殊與人們無法肯定自己會不會遇到的所謂一般弱者，也就是老弱失業相比數量是很小，這個因為並不影響福利政策制度的正調節職能。

因此民主國家的任何福利政策都會對初始分配中的貧富差距多少起到縮小的作用，從數字分析的角度來講，二次分配之後，基尼係數比初始分配要小，區別在於有時候這種調節是高福利，調節力度比較大，有時候這種安排是低福利，調節力度比較小，如果調節力度很小，我們就說它是自由放任或者說接近於自由放任，但是相反的調節，理論上在民主國家是不可能的，實際上也是如此。

我們在這裡有一連串的數字，從1960年到1980年間，主要的民主國家二次分配前和二次分配以後，家庭收入的基尼係數是有不同程度的變化，其中高福利的北歐這些國家變化特別大，像瑞典，從0.39變成0.202，基尼係數下降了一半。芬蘭從0.46下降到0.225，也下降了將近一半。西歐的法國、英國、德國這三個國家，就下降得少一些，下降了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美國號稱是低福利的國家，有人說近乎自由放任的國家，下降得就很少，從二次分配以前是0.34，二次分配以後是0.324，也就是說只下降了一點。但是沒有一個國家二次分配以後基尼係數反而上升的。

所謂的福利並不是處於民主選擇，而是統治者的愛好，負福利、負調節就或者說反調節就絕不是不可以想像。350多年，晚明的黃宗羲就曾經提到過那個時候也有所為的福利制度，什麼叫福利呢？凡是利都不希望老百姓得，凡是福我們都希望儘可能統治者得，這就是一種以國家強制力量進行二次分配給特權者提供福利的安排。反映在數字分析上，二次分配以後的基尼係數不但不降低，反而會升高。

其實這個現象並不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古代只是因為數據缺乏，我們難以計算基尼係數，但是這個道理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我們都知道，以前我們的皇上我們不知道他的工資是多少，一般來講皇上不領工資，皇上從搖籃到墳墓國家財政包下來，而且三千家裏，萬頃林苑都是二次分配的結果，而且皇家之外，我們大家知道那時候有很嚴重的兩極分化，最嚴重就是杜甫那兩句詩：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瞭解中國歷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國，什麼人能把門漆成朱色有講究的，不是有錢就能漆成朱色的，那是一種等級制度，只有權貴和高品級的官員才有可能這樣的待遇，這是一種政治待遇並不是經濟的富裕。朱門為什麼會酒肉臭，不是做買賣賺了錢，土地比較多，收了比較多的地租，就算他們的土地比較多也不是自由買賣來的，其實也是二次分配的結果。

關於這個事就有一個話題需要解釋，什麼叫做二次分配呢？馬克思曾經講過，市場經濟的分配，以勞動產品能力和活動進行私人交換形成的分配，也就是說我們講得初始分配，由於民間的經濟活動、交易、僱傭、借貸、租佃、繼承、遺贈、饋贈等活動，也包括勞務收入等，形成的這種收入我們就叫做初始分配。國家權力進行的強制分配也就是按照馬克思的說法，以統治和服從關係為基礎的分配，這就是所謂的二次分配。民間經濟發達的社會，這個定義是沒有分歧的。民間經濟不發達的狀態下又怎麼樣呢？
最近王韶光先生寫了一篇文章，中國計劃經濟時代是沒有二次分配的，只有初始分配，而初始分配是由國家進行的，中國當時不需要二次分配，為什麼？因為初始分配已經很平等了，所以就不需要二次分配了。這個說法王韶光先生是在為我國舊體制缺少一種正調節機制進行辯護，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這個說法在邏輯上我覺得會導致非常嚴重的混亂。為什麼？比如說我們設想這樣一個話題，假如我們設想對於市場經濟，存在很多初始分配一次分配的市場經濟，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造，我們可以逐漸增加高稅收、高福利的比重，比如我們可以對市場經濟下初始分配我們增收50%的所得稅，再增收80%的所得稅，最後我們乾脆抄家沒產變成百分之百的所得稅，這個邏輯是什麼。這個邏輯是，假如我們對市場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逐漸增加高稅收、高福利的比重，也就是說公認為是二次分配的比重，在邏輯上，當二次分配律達到百分之百的時候，這個經濟就完全國有化或者社會主義化。如果說像王韶光講得那樣，完全沒有二次分配，只有百分之百的初始分配，那就是徹底的自由放任，與計劃經濟不是恰好相反嗎？所以，如果說完全的計劃經濟只有一種分配的話，恰恰是只有二次分配，而不是只有初始分配。也就是說，他只有國家權力進行的那種分配，就沒有初始分配，實際上完全的計劃經濟幾乎是沒有的，戰爭時代的供給制可能是完全的，任何個人可支配的機動的收入都沒有，但是現實中的計劃經濟其實仍然有兩層分配體制的，一個是個人可支配的貨幣工資收入，二是等級化的福利，也就是住房、用車、醫療、哺育、食物特供等形形色色的東西，我們把它叫做待遇，計劃經濟下的工資儘管也是國家發的，不完全等同於民間經濟中的初始分配，工資是貨幣，消費畢竟要通過私人交換的，因此仍然可以說，這是一種准初始分配，而福利待遇則是完全的二次分配。

我們知道，當時這種初始分配是不平等的，這就是毛澤東講的有所為八級工資制，他稱之為資產階級法權，可是誰都知道，那個時候更嚴重得多不平等並不是什麼八級工資，而恰恰是那種二次分配。早在1978年就有人指出，根據官方統計的貨幣收入，我們城市內部那個時候有大鍋飯，1978年還沒有改革。不過我這裡要講，即使在1978年城裡頭也有一些沒有工作的盲流或者是純粹的家屬，實際上這些往往在當時的統計體系中不反映。不管怎麼樣，按照當時的這個統計，城市裡頭的工資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的確是很平均，只有0.164，農村內部的分配公分的分配就要高一點，是0.227，也不太高，應該說還是很平均的，但是主要是由於城鄉人口的待遇不同，尤其是所謂14項福利的不同。如果我們把城鄉合計，全中國的基尼係數就達到了0.331，這還是1978年，號稱是最平均主義的那個時代，而我們知道，0.331是什麼樣的概念呢，已經超過了我剛才講得所有發達國家二次分配以後的基尼係數，二次分配以前很多國家都是比較高的，包括北歐國家，像芬蘭達到0.46，法國達到0.50，都是很高的，但是二次分配之後他們都降低了，美國最高也不過才0.324，其他國家都沒有中國高，我這裡講得中國僅僅是指城鄉差距，還沒有講城市內部的差距。

即使不講城市內部的差距，僅此一項再分配就比任何發達國家再分配以後的分化要更嚴重，如果再考慮城市內部的負福利現象，像毛澤東曾經講過，我們國家的醫療制度就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後來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搞了一個所謂赤腳醫生制度，這個制度後來被左派朋友誇獎得非常厲害，但是這個制度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們先不講。即使這個制度真有那麼高的效率，不過就是在1978年以前30年的時間內，也不過是僅僅幾年的時間，30年時間內絕大部份是沒有合作醫療的，到底是怎麼回事，那是另外一個問題。毛主席自己講了，醫療制度是城市老爺衛生部，後來衛生部前副部長尹大魁先生講過一句話，公共醫療開支80%用在領導幹部身上，僅僅這一項再分配就很不得了，福利特權化，公共扶貧為公共化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負福利。那是因為對再分配的作用比零福利還要糟糕，零福利也就是說，初始分配形成的貧富差距沒有縮小，但是至少也沒有擴大，負福利的特徵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貧富差距，嚴重擴大了以名義工資顯示的不平等，而民主國家福利有高低，但是不可能有負福利，他們也不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專制國家如果不引入負福利的概念，我認為就沒法進行最基本的分析。國外的經濟學家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只要他講低福利，他就認為是自由國家。只要他認為是自由的他就認為肯定再分配力度是很低的，但是他往往就不可能理解，有時候不那麼自由，再分配力度非常之高，但是這個分配完全是反向的，他們基本上是不討論這個問題的。

改革之後有一個現象，由於走向市場經濟，民間經濟開始活躍了，因此初始分配的差距開始拉大了，初始分配的基尼係數開始上升，但是二次分配的負福利性質並沒有因此改變，二次分配仍然是擴大了二不是縮小了的一次分配基尼係數。
這裡有一個很具體的例子，我們國家原來農民是沒有福利的，包括最典型的是沒有醫療保障，最近幾年我們開始推行新型合作醫療，就是所謂新農合，很有成效，覆蓋面已經很可觀了，全國推行新農合，最領先的搞得最好的就是江蘇省，江蘇省新農合的覆蓋率已經達到95%，據說基本上已經全覆蓋了。我最近看到他的一個材料，江蘇省全省7500萬人口，醫療福利基本上是這樣子分配的，4500萬農民已經參加了新農合，新農合人均籌款額是51元/年，1088萬人城市那裏沒有工作的人，吃低保的人，他們享有基本醫療保險，比有工作的人醫療要差一點，這部份的籌款率是每人120—500元/年，有工作哪些人，城市一般工廠裡面的職工，總而言之是更高一檔，這些人享有醫療資源每人1400萬元，很少一部份人享有全額公費醫療，這些人有14.4萬人，也就是說占江蘇省全省人口7500萬人中的千分之二。這些人融資額每年是6000元，也就是說這些人中平均每個人享有是農民享有的110倍，但是他們的貨幣工資收入有沒有農民的110倍呢？我覺得是可疑的。如果按照這個數字統計基尼係數的話，醫療資源分配的基尼係數是0.84，已經遠遠超過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如果把二次分配加進去，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肯定是漲一塊。我認為，儘管這樣子，我們還是應該承認，江蘇省做得還是不錯的，至少農民得到的還不是零，還是得到了50幾塊錢，在全國來說，應該是很高的水平。

我知道另外一個數字，我的一位親人，這是很確切的，他是享受全額公費醫療的，最近這個省開始搞了老幹部保健制度改革，他們花錢花得實在是太多，就是定額管理，每人按照級別，給了一個定額，超過了這個限度國家就不給報了，但是這個制度很有意思，如果用不完這個錢剩餘的部份可以發給你，給了人們節省的激勵，以前那些幹部亂花錢，住在醫院不出來也不覺得有什麼，現在可以使幹部懂得節約，超支我要掏，如果節省下來我可以發給我，等於增加一筆收入。原來不知道他們要用多少錢，都是實報實銷。

實行這個制度以後，據說效果不錯，使得高幹保健的支出下降了，實際上還是給國家節省的錢。我的一位親人，這位親人也沒有多少權力，但是他資格特別老，45年參加民族同盟的，以前共產黨不承認他是革命的，只要不是共產黨，就不是革命，但是現在他也成了離休幹部，因為45年的時候他就參加過反蔣，資格比較老，雖然沒有當過什麼很大的官，實行定額制我就知道了，他每個月的定額是19000元，但是他身體很糟糕，19000元基本上全部用光，如果他身體很好，就會增加一筆很可觀的收入。

我插隊的那個村子現在已經覆蓋了新農合，我專門問過，去年一年實行新農合之後，我們這個鄉的農民平均每人在新農合項下每個農民報銷了14元，14元和19000元相差多少？工資和農民的相差絕對達不到那麼高的程度，而且我認為即使這樣，我們仍然說應該是進步了，為什麼？因為按照我剛才講的，沒有實行這個制度的時候，他們用得更多，而且在沒有實行這個制度的時候，農民連這十幾塊還不能報，完全是零，應該說這還是一個進步。雖然我們現在的二次分配就是負福利色彩很濃的，但是比以前負福利成分還是要下降，還不是在擴張的。原來農民得到的成分是零，現在畢竟還得到了一些。

我現在仍然要講，從性質來講，我們仍然可以區分兩種二次分配，一種是先有公平的自由競爭，再用民主的二次分配，減少競爭造成的不平均，把這個叫做福利國家。還有一種，先是取消自由，再以虛幻的平進步民主的特權福利造成嚴重的等級分化，就把它叫做負福利國家。一般來講負福利國家就是用強權攫貧濟富的品質，不公正甚於零福利甚至自由放任，負福利和福利國家的區別，大於民主國家中自由放任與福利國家的區別。所以在我們國家講自由放任還是福利國家，我覺得這根本就是偽問題，福利最少的國家也不過就是零福利國家，零福利國家和福利國家的區別再大，也不會大大負福利國家與福利國家的區別，負福利國家如果變成了零福利國家，實際上也是向福利國家邁進了一步，至少不剝奪窮人，我不照顧窮人，至少我不剝奪他們了，在這個意義上，不管怎麼樣，都是朝著福利國家邁進，因此提出降福利的口號根本沒有道理，已經是負福利國家，還要怎麼降。要說增福利也不會和自由放任產生矛盾，再增，零福利差得很遠，零福利才是自由放任。

在轉軌過程當中特別注意負福利的問題，這是民主國家只會自由放任和福利國家之間進行辯論的經濟學家是不重視的，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福利特權化、公共品不公共的問題，單純增加公共品供應就未必有助於公正。

就住房制度而言，我要糾正一種說法，據說改革以前的住房制度是福利房制度，我們現在說住房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取消福利房，什麼是福利房呢？福利房制度老實說在西方國家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國家把住房保障資金撥給政府的房屋管理部門，由他們給窮人蓋房子，以貧窮作為分配的唯一條件，這樣的房子叫福利房。不同的國家這個分配標準是不一樣的，像瑞典那樣的高福利國家，只要你不是太富，都可以有住房保障，在美國這樣的自由放任國家，就只有很窮的人才可以享受，一般的低收入者是不能享受的，除非你是收入在免稅線以下，屬於國家明確要救濟的人，才可以享受。但是有一點，都是窮人享受的，只不過是窮到什麼程度的區別而已，這種制度叫福利房。不要說我們現在沒有，改革以前我們也是沒有的。

如果改革以前和這種制度近似的一種制度就是解放初期我們曾經有過一次，共產黨進了城很多富人都逃跑了，或者國民黨都逃跑了，當時政府手裡頭控制了一批空房子，當時的政府的房管部門用空房子安置了一部份社會上的窮人，把他們安置在一間大房子裡頭安置十幾家窮人，在有些地方做了這樣的安置。這種安置方式的確可以說有一點福利的色彩，但是那是一次性的，以後中國再也沒有蓋過這種房子，大家知道，以後我們中國的房管部門成為非常窮的部門，經費不要說蓋新房子，就是維修舊房子都是遠遠不夠的。所謂社管公房，房管局管的直管公房普遍都是危房，就是北京那些所謂破破爛爛的四合院，已經快垮掉的房子，不是各單位管的，由國家房管部門管的，因為國家沒有錢修，更不用說蓋新房。國家的住房投資幹什麼了？拿去給了各單位，各單位基本上是這樣子的，好的單位工資高、福利也高，住房也好，差的單位工資低、福利也低，住房也差，中國當時有一個部門國家明確講不給提供住房的，國營企業國家名義上提供了承擔住房的責任，經常不兌現，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國家至少還聲稱我將來會給你解決住房。有兩種人國家聲稱不給他們解決住房的，城市二青系統的工人，大集體的工人，你沒有這個待遇，國家不管這個住房的。第二種就是沒有單位的人，包括農民，也包括城市裡頭沒有單位的人。尤其是農民的住房最有意思，農村的集體化一開始就明確是生產的集體化，1956年高級社標準章程明確說農民的財產分成兩部份，一部份是生產資料，包括耕地、大耕畜、大農具都要入社，歸集體所有。一部份是生活資料，其中包括住房和宅基地。集體不負責給你蓋房子，不搞集體的住房福利，因此這部份東西不入社，都是私人的，宅基地是私人的，這是高級社標準章程明確規定的，住房也是私人的，小農具等一些生活資料都是私人的。按照這個規定，集體化是不解決住房問題的。一直到人民公社解體，1984年，雖然一些搞得比較好的先進的公社比如大寨和華西村，到了七八十年代社裡給社員蓋了新房子，但是這並不是統一的規定。中國的人民公社絕大多數一直到解體的時候，農民住的仍然是他們自己蓋的房子。比如我插隊的地方，一直我離開的時候，1978年我離開的時候，農民還是各自自己蓋房子。非常奇怪的一點，1962年我們修訂人民公社60條的時候，莫名其妙增加一條生產隊境內一切土地包括宅基地都屬於集體財產，收歸集體所有。雖然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蓋房的責任仍然推給你，我不給你蓋房，但是你的土地我要拿過來，中國有權力沒有責任表現最明顯的就是這一點。

中國單位住房制度就是典型的收入高、福利也高、收入低、福利也低，沒有收入就沒有福利，單位內部的分房也是負福利方式，有權有勢的人工資高、住房也高，沒權沒勢的人工資低住房也低，中國可以說是特權房制度，住房制度改革並不是什麼取消福利房，而是對以前的住房特權進行變現和贖買，我們把特權變現給你了，或者用錢贖買，給你一筆錢，把特權給取消的，實際上也沒有降低得了，實際上負福利也要，錢也要，以前搞得住房制度改革，基本上是對特權的贖買，基本上並不是什麼針對福利的，我們中國以前就是從來沒有福利房制度。以後中國如果需要建設福利房制度，絕不是改革太過分了，我們需要緩和一點的問題，而是我們要搞一種以前中國從來就沒有過的福利制度。這就是現在所講的廉租房制度，我們現在的廉租房制度恐怕還有一個很漫長的過程。福利國家的福利肯定是正調節，不可能是負調節。

第三，福利國家的福利必然是公民的權力、政府的責任，而不可能反過來，變成政府的權力，公民的責任。講得簡單一點，福利是我想要你要給我的，而不是你想強加於我的。如果權利義務關係一顛倒，就變了，公民失業了，需要政府給他提供就業保障，那就是福利，政府把你抓去勞改，那就不是，布勞格群島、奧斯威新都不是福利。

如果政府給住在貧民窟的人承擔責任，改善住房，給他們蓋廉租房，那是福利，如果政府說貧民窟是違章建築，我派出一大幫城管給你攆走了，這當然就不是福利。以前我們對街道流浪漢和乞丐有一種政策收容遣送制度，這種收容遣送制度大家都知道，當然是負福利，不是流浪漢需要救助，而是他把這些人給抓起來。有些地方搞了改革，在孫志鋼事件之前，有些地方在先行進行流浪人員救助制度的改革，這個改革非常通俗易懂，天津早在孫志鋼事件之前就有這個概念，當時的說法很簡單通俗易懂，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流浪者如果需要你救助，你不能不救，但是我如果想走了，你不能把我扣在那兒給我抓起來。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是什麼意思，我享有被救助的權利，你有救助我的責任，但是你不能剝奪我的權力，如果變成逃都逃不及給我抓起來，而且還讓我無償勞教，去昌平篩沙子，賺夠遣送費，甚至養活工作人員，我覺得這就是負福利了。

政府提供免費教育這是福利，政府把無力掏錢供孩子上學的家長抓起來，這就不是福利，政府提供養老保險是福利，國家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讓他自己耕田養老，不許留在城裡給國家添麻煩那就不是福利。但是在這方面我們中國人有很多的權責倒置錯誤屢見不鮮，中國人非常容易權責倒置。有人就有一個說法，我們國家不允許農民自己處置自己的土地，這是有理由的，因為土地是農民的保障，而社會保障是不能私有化的，這是有一位明人再三講，不管怎麼駁他講，也不跟你講，還是照講不誤。這是什麼意思呢？社會保障不能私有化，這句話應該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提供保障的責任不能私有化，也就是說所謂社會保障你如果碰到問題，這個社會是不是國家另當別論，有的時候可能是企業和社區，總而言之，公家有責任保障你，而不是自己保障你，這就是社會保障，自己保障自己，就把保障的責任推給你自己，那就不是社會保障的。我那位朋友講的是什麼意思呢？當農民老的時候，國家不承擔任何責任，讓他自己種田養老，國家唯一做的事情是剝奪他處置自己土地的權力，我不讓你把你的土地任意變現了，我就假定你有保障了，什麼保障，自己給自己幹活，自己可以耕田養老了，我就有理由在城市裡頭既不給你蓋福利房，也不允許你私搭亂建，因為私搭亂建會產生貧民窟，就給我們丟臉了，既沒有自己解決住房的自由，國家也不給你福利，必須在城裡干到35歲就回家，35歲之前單身勞工住工棚，35歲之後就回去，你反正是有一塊土地的，為什麼假定有一塊土地，因為國家已經剝奪了你處置土地的權力，你是可以自己種田養活自己的。這種制度有沒有道理呢？我覺得也許是有道理的，我們國家很多制度興許都有道理，這和福利風馬牛不相及，你把他抓起來勞改有道理，不能說這是福利。道理人人會講，但是是什麼樣的道理，你得講清楚。

我這裡要講，現代福利制度當然也有某些個人責任的要求，在社會統籌式的福利中，比如說像德國搞得那些福利，政府企業個人三方出資，在這種福利系統中，個人要交的保險金就是強制性的，不是你想交就交，不想交就不交的。但是這種強制性的個人責任毫無疑問只能是公家責任的一種補充，如果國家企業都一毛不拔，只是弄權強迫你自己買單治病，即便這種處於好心，與福利也是不搭界的。比如美國福利醫療保險只是針對很弱勢的群體，一般的人是沒有福利醫療保險的，但是政府有一些強制行為，害怕生病沒有著落，要求所有的公民買最基本的醫療保險，美國人從來沒有說這是福利，他認為他有理由這樣做，這和福利沒有關係。美國人講得福利保險是指聯邦財政和州財政給老人和低收入者提供的醫療保險，那是屬於福利，我要你買的那些東西，那不是福利。

因此，福利國家的福利是公民的權力、政府的責任，而不是 反應過來政府的權力、公民的責任，這三條加在一起，就是所謂的福利國家，指的是在一種憲政條件下，公民要求政府為自己承擔服務責任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機制。如果我們要求政府承擔的服務責任很大，我們就不能不向他讓步稍微多一點的權力。把這個叫做高福利的國家。也有可能我們害怕政府的權力大，不給他們那麼多的權力，因此不能指望他們承擔太大的責任，因此就是所謂低福利國家，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擁有所有的權力，但是不承擔任何責任，或者只承擔所謂的負責任，所謂負福利，實際上以剝奪弱勢者給特權者提供福利的責任。這樣的變革，我覺得和我們當代中國人追求自由的變革是一點矛盾都沒有的。

就稅收福利而言，實際上很多人都指出，中國國家部門，其中包括行政部門和國有壟斷部門，從GDP中切的一塊，實際上比世界上很多福利國家都大得多，我講得完全不是賦稅，賦稅我們國家這些年都急劇上升，但是大家知道，除了賦稅以外，還有各種各樣的行政性收費，有人說政府收入要占中國GDP三分之一，超過所有的福利國家，但是中國人得到的福利，尤其是所謂的政府那的確是很少的。所以我覺得，現在如果我們有一些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的朋友，要求政府減稅，那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不應該要求政府降福利，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要求政府減稅和有一些左派的朋友要求政府增加福利這並不矛盾。如果我們的一些左派朋友忙於要求擴大政府的汲取能力，另外一些右派朋友忙於要求政府最好什麼福利都不做。

民主的道路從來就沒有什麼一定之規，從來不是事先設計的，假如不是想採取暴力的手段搞革命的話，讓統治者覺得搞民主還是好像有必要的，為什麼會有必要呢？如果統治者權力完全不受限制，責任的話沒有人追問，他怎麼回認為民主是有必要的，民主覺得有必要肯定是他覺得，他行使權力礙手礙腳，很多權力行使不了，很多責任又推卸不了，最後他只好講，你讓我承擔的這些責任我承擔不了，我跟你商量商量怎麼樣，我只能給你提供這些服務，你就給我授予這些權力就夠了，這就有民主了。所以，任何一種民主，不管是從基層開始，還是從黨內民主開始，有些人說民主應該從黨內民主開始，有些人說民主應該從最基層開始，但是我覺得不管從哪邊開始，一個最基本的機制就是，民主制度應該是從兩個方面改變原來那種體制的權責不對應的狀態，權力太大，因此公民自由小，責任太小，因此公民的福利少。應該從這兩方面改變這種狀態，一方面使得政府的責任越變越大，一方面使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受到限制，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才會有一種動力和被統治者簽訂一個契約，責任和權力到底應該怎麼樣結合？這種契約可能不是只有一種答案，政府的權力和責任都大一點，也可能是政府的權力和責任都小一點，但是不可能只有權力沒有責任。因此，我們就可以理解很多東歐國家，當年團結工會在波蘭要求的是什麼，要求的就是福利，他們很多訴求如果用市場經濟的眼光來看，有些人也許會覺得不是很合理，團結工會真正掌權之後，他們強調政府要管物價，物價一漲，就抗議，政府為什麼不保證我們有低物價的食品？後來團結工會掌權就自己把物價放開了，但是當時要求低物價完全是應該的，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哪怕是最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如果在憲政國家完全可以提倡自由放任，但是在統治者的權力完全不受任何制約的情況下，如果有人提出從搖籃到墳墓的責任，統治者都應該承擔，我認為沒有什麼理由反駁，沒有什麼理由阻止他提出這樣的要求，這種要求完全合理。既然權力不受制約，責任為什麼要受到限制呢？這是很簡單的道理。如果你的責任受限制了，肯定是權力也得受限制，在同步的背景下。不管從下面還是從上面，不管是從黨內民主還是開始從基層民主開始，如果我們的左派能夠增加人民享受的福利，我們的右派能夠增加人民享受的自由，我們就向憲政民主逐漸靠近。如果我們的左派在極力剝奪老百姓的自由，右派極力剝奪老百姓的福利，我覺得我們將會離那一天越來越遠。謝謝大家！

轉自秦暉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