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陈伯达和天津“文化大革命”

蓝白脑子

陈伯达和天津“文化大革命”

谢燕

为了研究从1958年到1966年，即“文革”前九年天津党的历史，我们在访问许多老同志，查阅大量历史档案的时候，发现陈伯达和天津的关系很密切。于是，顺藤摸瓜，深入下去，陆续了解到以下几件事。

陈伯达两次想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据我们所知，陈伯达想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
头一次是在“文革”之前的1966年上半年。这须从“省市合并”说起。
大家知道，1958年，党中央决定将天津市和河北省合并。天津市由中央直辖市改为省辖市，并成为河北省省会。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党中央的这个决定，对天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中央在分配各项经费、物资时，过去是直接分给天津，现在则须经河北省作二次分配。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过去天津直接分得的经费、物资，按人口比例计算，远远多于河北省的各个中小城市。现在，河北省作二次分配时，尽管还有意照顾天津，但天津所得仍比过去减少了很多。
天津改为省辖市以后，还涉及它在全国处于什么地位，起什么作用的问题。天津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华北、东北、西北各省市区的经贸往来很多。这既有利于全国的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天津自身的发展。可是，现在情况不同了。1961年9月，河北省领导人和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李中垣谈话时，就提醒他，今后在考虑天津市的发展方向时，首先要认清天津市省辖市的地位。“不要一张口就提从全国出发。天津今后不是大发展，而是要适当收缩……”。由此可以想见，天津人，尤其是中上层领导干部对“省市合并”是多么不愿意了。
陈伯达经常出差到天津来搞调查研究，自然会看到这个问题。但是，在头几年，他不吭气，不表态。因为他完全知道党中央的这个决定产生的经过。
多年来，河北省的党政领导人就想要把天津市划归河北省。1956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中讲到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接着，中央各工业部便纷纷将原由中央管的工厂企业下放给地方管。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抓住这个时机，找到毛主席，要求将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将天津市由中央领导改为河北省领导。中共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民政府随后专门为此事给党中央、国务院打了报告。据说周恩来总理看到这个报告，感到很为难，没有批，而是请毛主席考虑决定。毛主席表示可以接受河北省的要求。
既然是毛主席点头同意办的事，陈伯达从来不会表示有半点怀疑。
但是，几年过后，陈伯达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据当时负责接待陈伯达的天津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说，在1965年春夏之交，陈伯达让他找几位负责干部，就天津市要求重新改为中央直辖市问题开座谈会。陈伯达想征求大家的意见之后，给党中央写报告。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副市长杨拯民。他主要讲了省市合并以后，中央对天津的资金投入，物资分配，比过去减少了很多。因此，首先是工业生产遇到困难。为此去找中央有关部门协助解决，他们叫去找河北省；河北省也有困难，解决不了，又叫找中央。这样推来推去，问题拖延不决，影响天津工作的开展。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便接着发言。他的意见和杨拯民的意见正好相反。他举1963年抗洪为例，说明河北省领导对天津市帮助很大。当时为了保住天津免受洪水侵袭，河北省委下令在天津西面挖开堤坝，让洪水分流，淹了河北省文安县，保住了天津。他说了这些情况之后，还连说了几句，“天津市归河北省领导很好。”他这么一说，其他同志不宜再说什么，座谈会也就开不下去。其实，从内心说，张淮三的看法和杨拯民的看法原是一致的。他为什么要作如此违心之言？这是因为几年来省市关系不融洽。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志敏给他的老乡、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写了一封信，反映省市合并以后给天津工作带来的困难，认为天津市还是以恢复中央直辖市为好。河北省委负责人看到这封信，竟至认定写这封信是一种“分裂主义”行为，在省、市委干部大会上不点名地提出来，并命天津市委批评教育李志敏。此后，天津市委负责人在一些干部会议上便再三强调加强组织纪律性。如果有谁反对“省市合并”，都将受到处分。结果，有一位党员人民代表，在人民代表会上提议天津市仍然恢复为中央直辖市，即被错误地开除了党籍。
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如何看待天津市划归河北省领导的利弊，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已逐步发现“省市合并”以后天津市所遇到的实际问题，并着手寻找妥善的解决办法。
早在1958年，省市合并时，天津市委即派市长李耕涛、副市长郭春原前往北京，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天津工作中的困难。周总理非常重视，随即指示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1959年，天津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李中垣赴京，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工作以后，党中央书记处曾专门就天津问题开会，并作出决定，将天津市称作“计划单列市”（现在我国已有好几个城市成为“计划单列市”，天津可谓头一个）。由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国家对天津的资金投入、物资分配等项仍按中央直辖市对待，具体做法是在国家下达的计划中，紧接河北省后面增加一栏：“其中天津市”。此后党中央领导人就开始考虑准备将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
这些情况陈伯达都知道，他才改变了几年前对“省市合并”不吭气的做法。所以，尽管这个座谈会没有按照他的意图开下去，他仍将以他个人名义早已写好的要求将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的一封信，送到党中央。他对李树夫同志说：“我是为天津工作着想。我就不相信，天津改直辖市以后，遇到洪水灾害，河北省就不管，党中央就不管。你们天津人不敢提，我替你们提！”
此后不久，在一些高级干部中便传出一个准确的信息，党中央已决定将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并将由陈伯达出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有几位同志写的回忆文章都谈到这件事。例如，张焕莲同志在一篇怀念万晓塘同志的文章中说：1966年4月，她出差到石家庄，住在招待所里，碰巧见到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万告诉她，他是来参加省委书记处会议的。会议已决定河北省会定在保定，天津仍然是中央直辖市。聂壁初同志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进一步说：他曾听中共中央华北局主要领导人说过，中央已同意天津改为中央直辖市，并任命陈伯达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聂壁初同志后来担任过天津市市长，他说话、写文章从来是严肃认真的，决不会凭空捏造。
关于天津市委书记的人选问题，我们还要补充说明：自从“省市合并”以后，以万晓塘为市委第一书记的市委领导班子的工作就很少受到上级表扬。本来天津市改为省辖市后，前面已经说过，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天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利。又赶上三年节粮度荒时期和1963年的洪水威胁天津市区。更伤脑筋的是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党的方针政策越来越“左”，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从1958年到1966年这九年，对天津市领导人来说，可谓举步维艰的岁月。上级领导不考虑这些客观情况，却一味的批评天津工作落后。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听天津市委的工作汇报时就曾指责天津市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并命将他这句话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传达。华北局对天津市委的不满既已达到这种程度，势必要采取组织手段，对天津市委领导班子成员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也就可以想见。果然，1964年从外地调来赵武成任市委第二书记，胡昭衡任市长，杨拯民任副市长。原市长李耕涛被免职，还准备将市委书记处几位书记一一调出天津，另有任用，并已开始和这些同志谈话。至于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在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级别提高之后，在我们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家，将肯定不会留用。北京、上海两个直辖市的一把手都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万晓塘和他们就无法相比了。陈伯达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比万晓塘的地位高。仅就这一点来看，也增强了对陈伯达出任市委第一书记的传说的可信程度。
但是，河北省委和河北省人大遵照中央指示于1966年4月9日作出决定，将省会改为保定之后，河北省直属机关并没有立即迁往保定。陈伯达也没有到天津来就任市委第一书记。这时“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陈伯达已经接受更重要的职务：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陈伯达第二次要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不幸病故的时候。距离第一次要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
“文化大革命”对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简直是一场大灾大难。他们既要负责领导这场政治运动，又要准备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打倒。有的领导干部今天被批斗并戴高帽、挂牌子游街，明天还要照常上班工作。这是中外古今没有见过的怪事。
万晓塘对党、对毛主席一贯忠心耿耿。他原任天津市公安局长。无论是在任公安局长期间，还是在任市委书记期间，每次毛主席到天津来，他都要自始至终陪伴毛主席，确保毛主席的人身安全。有一次毛主席要到干部俱乐部去游泳。他就提前赶到游泳池检查水的温度是否适宜毛主席游泳。警卫员不让他下水，他说：“不行，你们不懂得什么样的温度最合适。”结果他脱光衣服，一跳进游泳池，便发生休克。好在警卫员在场，连忙将他打捞上来进行抢救，才转危为安。毛主席每次由天津乘火车南下，他也要陪同毛主席到济南，和山东省委办理好交接手续，确保毛主席安然无恙，才乘火车返回天津。有人说，如果毛主席万一遇到险情，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射向毛主席的子弹。
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他也是衷心拥护的。不过，一经接触到实际情况，就使他感到为难。在1966年5月华北局主持召开的北京工作会议上，不仅揪出了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还将天津市长胡昭衡也抛了出来，当成重点批判对象。而胡昭衡是三年前华北局经过精心挑选，派到天津来工作的。如果不信任他，华北局是不会给他如此重任的。几年来，胡昭衡工作做得不错，颇得各方好评。现在胡昭衡成了阶级敌人，万晓塘怎么想也不能相信。不得不在会上发言揭发批判胡昭衡时，调门就不会很高，轻描淡写说几句，又受到会议的主持者的批评。……散会以后，回到天津，上行下效，在天津宾馆召开市委工作会议，本应由他主持，也因为嫌他心慈手软，整人不狠，不让他参加，而是叫他到基层去蹲点，和中小学生打交道，指导中小学的“文化大革命”。这时他尽管身体不好，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坚守工作岗位。1966年9月19日，他在卫生间洗澡时，心脏病猝发，就死在浴缸里。
万晓塘病故以后，天津市委将近四个月的时间没有第一书记，天津市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大家都期盼着党中央能派一位得力的干部来领导好天津。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时正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要来填补这个空缺。我们也是近年来看叶永烈著《陈伯达传》，才得知这件事。
当时，陈伯达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身为第一副组长。他们在所谓政治路线上是一致的，经常相互吹捧，相互利用。但是，江青自认为身份特殊，只能屈居于一人之下，但一定要凌驾于众人之上，并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许多事情都要由她说了才能算数。陈伯达还不甘心当“刘盆子”（意即傀儡），因此经常和江青发生争吵。江青不只是上边有人撑腰，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追随她的人也不少，弄得陈伯达心情很不舒畅。
据陈伯达本人说，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才提出辞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到天津来工作的要求。
下面是陈伯达服刑期满出狱后接受传记作者叶永烈采访时的谈话，原文照录：
“中央文革小组如开会，江青总是继续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跟她不能讨论什么事。这种会开下去，只能使她可以利用（中央文革）小组名义，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继续独裁，胡作非为。”（《陈伯达传》543页）
“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后，我只参加周总理召集的会，不再召集小组的会。周总理不在钓鱼台召集会的时候，我通常不再进（中央文革小组）那个办公楼。
“不记得是那一年，我曾经不经心地走进那个办公楼，看看管电话的同志，并且在开会厅坐了一下。忽然，江青来了，康生也来了，姚文元就在楼上住，一叫就到。
“江青即宣布开会，臭骂我一通，康生也发言。他们那些话，我已记不住，主要是说，为什么不召集小组开会，等等。我只得让他们骂，不作回答。显然我只有不肯召集（中央文革）小组单独开会这点本事，可以对付一下江青。”（544页）
“天津问题的由来，是我听说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同志‘自杀’。……
“因为我不想当那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也实在当不下去，天津出了此事，我就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我到天津工作，毛主席表示同意。虽则我没有提出辞去组长名义，但意在不言中了。此事陶铸同志也在，我还要陶铸同志帮腔。后来听说有人批评我，听说有同志还帮我说话，说我要到天津去重新学习。”（545页）
那么，为什么陈伯达这回又没有当上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据陈伯达说，情况是这样的：
“过了些天，毛主席又说，天津情况也很复杂，你也难工作，让解学恭去。中央谈话的这一切经过，解学恭当然不可能知道。一回，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遇见解学恭，就告以此事，可能周总理也在。……后来我听说，毛主席过去曾认得解学恭……。（545页）
大家知道，1967年1月2日，党中央作出决定，将天津市改为中央直辖市，任命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
党委讨论决定人事问题的细节，一向列入党的机密，不得外传。陈伯达两次要到天津来当市委第一书记都没有实现，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还有待将来华北局和党中央的档案解密以后才能弄清楚。
在《天津市长胡昭衡》一书中，作者权延赤详细而又生动地描述了陈伯达和胡昭衡交往的情况。他们自称是“秀才之交”。两人在一起时简直无话不说。陈伯达赏识胡昭衡的才干。胡昭衡崇拜陈伯达的学识。陈伯达在胡昭衡面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很想到天津来工作。这虽属一时戏言，但也可以认为反映了陈伯达的心态。陈伯达还为自己申辩说，他的强项并不是写文章，而是行政能力，又给人留下一种怀才不遇的感觉。可见陈伯达要到天津来工作，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可以相信的。

陈伯达一手炮制“万张集团”冤案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宣称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权，并立即得到毛主席的首肯。接着，各省市自治区的造反派也紧紧跟上，夺权之风刮遍全国。这在“文革”史上称为“上海一月风暴”，属于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为什么要夺权？据说当时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个是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全国各地各级领导干部中，都有这两个司令部的追随者。毛主席说，党里、政府里和军队里已经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实际所指的就是追随刘少奇的那些干部（书面表述是“执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就被认为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当地的代理人。上海造反派在“上海一月风暴”中的所作所为，就是把他们揪出来，夺取他们的权力，建立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
这时，在天津市的党政领导干部中，谁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理人，无论是造反派，还是大中学校的红卫兵，都还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出来。
“文革”开始，在所谓“乱箭齐发”阶段，几乎没有一个党政领导干部不被冲击，不蒙受不实之词的诬蔑。但是，在天津，除了市长胡昭衡、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几个同志已经在华北局北京工作会议上挨整之外，在接着召开的天津工作会议上，斗争的矛头还没有集中到什么重要人物身上。
前面说过，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原是万晓塘。“文革”开始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陈伯达曾想顶替他的空缺。毛主席也曾表示同意，后来改变主意，派解学恭来当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由于他过去不是在天津工作，天津人对他提不出多少意见。走马上任以后，又紧跟“四人帮”，颇得江青的好感。所以，成立由群众代表、驻军代表和干部代表“三结合”的“天津市夺权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时，经党中央批准，他成为这个小组的头头。后来这个小组易名为“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组长仍由他担任。显而易见，他不会被认为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天津的代理人。
历来政治运动都标榜最相信群众和最依靠群众。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群众只不过是某些领导者手上的一种工具。决定权从来就不在绝大多数群众手里。天津市的夺权斗争也能说明这个问题。
1967年4月10日，党中央将天津市的驻军代表、群众代表和干部代表召到北京，向他们郑重宣布：天津市“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主要对象是以万晓塘、张淮三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主持此次会见并发表讲话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天津人对周总理这样做有意见。但周总理当时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秉承毛主席的旨意，经常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讨论处理“文革”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不知道出于何种考虑，他在此次讲话中，还以一种赞扬的口吻，和盘托出党中央领导人开会讨论天津问题的情况，道出了“万张集团”——天津“文革”中最大冤案的炮制者陈伯达。
当时周总理是这样说的：“……天津工作，伯达同志是长期关心的。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伯达同志看了他的信，注意了这件事。……中央决定派解学恭去天津。”
陈伯达接过周总理的话，补充说：“刘邓路线在天津的忠实执行者、代表人物是万张反党集团。千万不要忘记这个集团在天津的各种罪恶。……”
周总理说陈伯达关心天津，“蹲过点，农业在小站，工业在钢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大家知道，天津离北京很近。从天津中心公园到北京天安门的直线距离只有111公里。天津又是我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工商业城市。陈伯达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为了替党中央起草文件，他经常到天津来进行调查研究。从1958年到1966年九年当中，陈伯达究竟到天津来过多少回，已难以准确统计出来。当年对于他这样的领导干部出差到天津来，媒体并不发消息，档案中也很少记载。现在只听有关的同志说：陈伯达每年都要到天津来，有时一年当中还要来好几回。
陈伯达当时拥有多种官衔。除了在“八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他还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马列研究院院长、《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务。他每次到天津来，都很少说明他是以哪个职务来的。从他在天津的活动情况看，他的日常工作，似乎和当时康生所抓的意识形态问题有分有合，有时侧重在经济决策方面。
1958年春天，陈伯达带着几名干部（或说以他为首的调研组），到天津来调查研究工业生产管理情况。这是天津市改为省辖市，万晓塘担任市委第一书记以后，陈伯达头一回驾临天津。
万晓塘对于他们的到来，十分重视，陈伯达一行抵达天津当天，万晓塘便热情地会见了他们。市委行政管理部门为陈伯达一行安排了住宿，提供了交通工具。市委保卫部门根据有关的规定，按国务院副总理的规格，保卫陈伯达的人身安全。代表市委负责接待的是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他自始至终陪同陈伯达一行在津参观访问。李树夫早在1948年在石家庄市当区委书记时，陈伯达到石家庄来调查研究新解放的城市工商业管理问题，他们就相识。此后，陈伯达每次来天津，往往就直接和李树夫同志联系。甚至陈伯达离开天津，转赴上海或沈阳，继续进行调查研究时，也命李树夫随行。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伯达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出尔反尔，在天津的造反派面前，胡说李树夫是万晓塘安插在他身边的一名“密探”。
万晓塘早就知道陈伯达的大名。在抗日战争期间，在冀鲁豫边区工作的时候，万晓塘就读过陈伯达的著作，对我党拥有这样有才华的理论家感到自豪。他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以后，深深感到加快天津工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下决心要用比较多的精力去抓天津工业。但是，他毕竟没有搞过工业，他长期干的是公安工作。这正如毛主席说的，“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陈伯达既然主动送上门来，又是调查研究工业情况，他正好乘此机会，多听听陈伯达的意见，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所以，万晓塘 和陈伯达相识以后，他们的关系基本上是比较融洽的。事隔二十多年，陈伯达服刑期满出狱以后，在和作家叶永烈谈话时，还好象带着感情回忆道：“……万晓塘同志我是很熟的。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到天津去，差不多都是他出面接待……。”
我们今天回顾往事，实事求是地说，当年陈伯达到天津来进行调查研究，对改进天津的工作，提高天津干部的水平，还是有所帮助的。
叶永烈在其所著《陈伯达传》一书中说：1965年3月5日、24日，陈伯达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曾对中国科学院的一些领导人接连发表了两次谈话，强调提出“电子中心论”。其实，早在两年以前，即1963年4月，陈伯达在天津就到处讲话鼓吹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希望天津市能重视电子工业的发展。他先后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听取了天津市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天津无线电工业情况的汇报，又将沈阳市委工业书记召来天津汇报，还召开了一次电子技术座谈会。天津市委候补书记崔荣汉、市委工业部副部长李树夫、市计委主任李中垣、科委主任罗云、二机局局长王文源、703厂副厂长苑吉春和电子仪器厂技术员李之珍同志等都参加了上述活动。天津市委、市政府领导人也十分重视陈伯达的意见，并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决定成立天津市委电子工业领导小组，由市长胡昭衡担任组长，并把703厂定为重点建设单位，以便加快天津电子工业的研究和开发。这在当时全国各省市中算是第一个。
陈伯达不是自然科学家，他的上述见解，显然不是他首先发明、发现的。但他经常接触到国内外的一些科技资料，并能联系中国的经济建设情况，加以思考，使他早在四十多年前，就对电子工业的重要性有所认识，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高明之处。陈伯达垮台以后，“四人帮”批判陈伯达时说他用“电子中心论”与毛主席的“以钢为纲”说法相对抗，就纯属胡说八道。
当然，在陈伯达和天津干部之间也曾发生不同意见的争论。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1961年上半年，我国正处在“大跃进”失败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陈伯达奉命为党中央起草指导当前工业整顿问题的文件，为此而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天津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在天津钢厂蹲了几个月。这就是周总理说的“伯达同志长期关心天津工作，蹲过点，工业在钢厂”。
接着，1961年8月，党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邓小平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草案）和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初稿）两个文件，征求大家的意见。在讨论后一个文件时，党中央还在会上发了三个调查报告，作为附件，其中一个说的是天津钢厂和天津机床厂的情况。
天津因系省辖市，不能派正式代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征得河北省委同意，万晓塘让市计划委员会主任李中垣同志，作为随员与会。李中垣在会上看到陈伯达等写的天津钢厂的调查报告之后，因为不了解情况，便打电话征询在津的市委候补书记崔荣汉的意见。崔荣汉对此事完全了解。早在调查报告写成之时，陈伯达曾让钢厂同志看过。钢厂同志对陈伯达提出的基本原则没有意见，但对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不敢苟同。崔荣汉接到李中垣同志的电话之后，便叫几个干部抓紧研究陈伯达的调查报告，写成一个文字材料，陈述天津市委的意见，送交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这就形成天津市委和陈伯达之间的一次争论。
双方主要分歧是：陈伯达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认为天津钢厂人员过多，可以裁减一半，即从现有的一万人减少到五千人。也就是把“大跃进”以来增加的人数减掉。理由是1961年的钢铁生产计划产量和1957年一样多。调查报告还提出，这些被裁下去的工人的补助口粮要让给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吃。
天津市委认为，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陈伯达的这些意见是行不通的。任何一级地方党委恐怕都不敢这么做。
天津市委书记处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由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拍板：陈伯达的裁人意见，只在钢厂平板车间试行，暂不在全厂普遍推行。分管工业的市委候补书记崔荣汉后来回忆说：“我看当时只好如此，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陈伯达对天津市委没有遵照他的意见执行很不满意。有一次在外地遇到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时，他生气地说：“你们不听我的话，我再也不到你们天津去了。”
其实，这一次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重大的政治路线问题，陈伯达完全没有必要发这么大的脾气；“文革”期间，更没有道理为这件事给万晓塘、张淮三定罪。那么，陈伯达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据熟悉陈伯达的同志说，作为理论家的陈伯达并不是处处都坚持原则的。他说话、处理问题往往把他个人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自己说过，他需要“有自己的一批人”，能听他的话，唯他的旨意行事。可是，这件事却说明，天津市委领导人还有独立思考、辨别是非的能力，并不完全听他的话，这就不免使他感到意外，大失所望，乃至心怀不满。
关于周总理所说，陈伯达在天津郊区小站蹲点的情况，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得出的基本看法是：陈伯达熟知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种种说法。同时，他又不是不懂得这些说法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违背的。但是，他是一个投机家。多年来他紧跟毛主席，千方百计企图取得信任和重用。1964年3月，他到天津来，插手郊区小站的“四清”运动，就是想要搜集材料，用以证明毛主席说法的英明正确。如果没有现成材料，他也要不择手段炮制或捏造材料。果然，在他坐镇指挥下，小站地区接连清出了张凤琴、姜德玉、张玉仑三个“反革命集团”，给天津工作造成极坏的影响。陈伯达却当作正面经验，随即向毛主席作了口头汇报。毛主席又听了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的“四清”情况汇报，抓住了一个农村，一个工厂两个典型，而对当时我国形势，作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估计：“国家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并决心下一步还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天津市委对陈伯达在小站地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公然抗拒，而是处处顺从陈伯达，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但是，这时市委领导人的内心，是不信服陈伯达的。他们认为，农村某些干部在工作作风上和经济上有问题，群众对他们有意见，是有可能的。因此有必要通过“四清”教育他们。但说他们是暗藏的反革命，一贯从事破坏活动，用对敌斗争的办法对待他们，就太过分了。陈伯达对天津市委这种看法，自然会有所察觉。但他这时还不可能整天津市委。对他最重要的事是将他一手酿造的“天津小站经验”，得到毛主席批示后转发全国。他的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他本人也登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宝座，这时就该轮到天津市委挨整了。
周总理还说到首先揭发“万张集团”的是“天津的同志”，回答了在众多的天津领导人中，何以万晓塘、张淮三两位同志会脱颖而出，成为“万张集团”的首领这个问题。
原来，“文革”开始，在天津宾馆召开的市委工作会议上，发动群众大鸣大放时，有一位职务相当重要的局长即周总理说的“天津的同志”，贴出大字报，诬称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淮三是叛徒。相反的，市委组织部的同志也贴出大字报，为张淮三辩护。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则找那位局长谈话，批评他的做法，只会增加混乱。这时已经够乱的了。但是那位局长没有接受批评，还就此事给陈伯达写信，打了“小报告”。
张淮三的实际情况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他确曾被捕。经受严刑拷打，多次审讯，始终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营救获释。出狱以后，党组织对他在狱中的表现进行了审查，确认他没有问题，给予结论，恢复组织生活，分配工作。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通行的做法是：一个党员一经被捕或被俘，如果活着回来，一定是叛徒。过去组织上做过的审查结论也不能算数。那位局长就是这么认识的。
此后不久，万晓塘心脏病猝发，抢救无效死亡时，又是那位局长来到现场。他里里外外转了一圈之后，拿出了一个空药瓶，对在场的省委领导人说：“这是一个装安眠药的瓶子。万晓塘同志是不是服了这个瓶子里的药死的？”这就是说，万晓塘不是病死，而是自杀身亡。按照过去党内规矩，自杀是一种叛党行为，必须开除党籍。省委领导人认为已有医生的诊断证明，相信医生的看法，拒绝了他的意见。但是，就在当天夜里，他仍然将他的说法，派人密报了陈伯达。
于是，如同周总理所说，陈伯达“看了他的信”，审视了天津市党政领导干部的长长名单之后，便把万晓塘、张淮三这两个名字挑出来，给了他们一个“反党集团”首领的头衔。后来这个“反党集团”又升格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天津市有三分之二的局以上干部都被打成这个集团的骨干或爪牙，惨遭迫害。
陈伯达能够炮制“万张集团”这个冤案，还有一个别人不具有的条件。即，他当时不仅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还在中央领导人中，分工管天津的工作。在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领导人碰头会上，他就天津问题发表一通意见，如果没有人反对，就成为中央的决定。周总理出面讲话，也得照本宣科。
陈伯达一手炮制了“万张集团”这个冤案，同时还在天津的干部队伍中挑选了几个同志，准备让他们进入天津市的新的领导岗位。他们是江枫、胡昭衡、王亢之、方纪、李树夫。应该强调说明，他们都不知情，他们都没有责任。只是由于陈伯达的意见起了作用，1967年12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江枫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王亢之当上了革委会常委。胡昭衡因为有争议而没有担任革委会的职务，但已参加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的工作。后来，这种情况又被江青发觉，不为江青所容，她不顾陈伯达的阻挠，于1968年2月22日，将天津市的领导干部、造反派代表以及支左驻军召到北京，十分粗暴地向他们宣布：江枫、王亢之、胡昭衡都是坏人。会后回津不久，王亢之因为不堪受辱而含冤去世。江枫也被七斗八斗生病死去了。只有胡昭衡还硬挺着。陈伯达垮台以后，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既然陈伯达是坏人，那么他所赏识的干部也就一定是坏人了。这是“文革”中颇为流行的说法。因此胡昭衡和李树夫一起被长期关押，相互见面竟不能说一句话。方纪因系作家，受周扬的牵连，早已打入监牢。以解学恭为第一书记的天津市委，一直不肯放过他们，以致胡昭衡这位颇有才能，又得天津人敬佩的老市长最终也没有能够在天津恢复工作。天津就这样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一块重灾区。 “四人帮”垮台，解学恭被撤职，并被开除党籍，天津人才重见天日。

陈伯达被捕受审记录存放在天津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就设不设国家主席这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林彪极力主张设国家主席。按照叶群的说法，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将往哪儿放呢？江青一伙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陈伯达这次跟着林彪跑，为推销林彪的主张出谋划策。惯于投机取巧的陈伯达这回就失算了。他没有料想到毛主席表态支持江青的主张，反对林彪的主张。陈伯达更没有料想到毛主席抓住此事，写了一篇文章，完全避开林彪不说，而将矛头指向他。于是，顷刻之间，陈伯达的政治生涯便由颠峰跌至谷底，从此再也没有爬起来。
庐山会议闭幕时，党中央决定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立案审查。同时还决定在全党开展“批陈（伯达）整风运动”。陈伯达被戴上五顶帽子：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
天津人不知道，给陈伯达戴的叛徒帽子的证据，此时正完好无损地收藏在天津敌伪留下的档案里。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接着，党中央派“陈伯达专案组”副组长、前中央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专程到天津来，查阅敌伪留下的档案。
他在天津市公安局的帮助下，走进一座多年来无人光顾的库房里，从积满灰尘的故纸堆中，找到了1931年敌人审问一个名叫“王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时所作的记录。纸张已经发黄，但字迹仍然清晰可见，明明白白地记载着王通的供词：他承认自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的派遣，刚由上海来到天津，工作还没有开展……。
这个“王通”是谁？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陈伯达。
陈伯达的政治经历，和他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比较错综复杂的。
1921年，17岁的陈伯达从福建厦门集美师范学校毕业便走向社会。
陈伯达参加了中国国民党。又在国民革命军、福建人张贞的部队当过教员、秘书之类的文官。陈伯达这时的政治态度是彷徨、徘徊、左右摇摆。
1927年春天，陈伯达的老乡、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受党的派遣，来到福州开展党的工作。陈伯达应邀担任了王荷波组织的工人纠察队的顾问。这说明陈伯达决心跟着共产党走，结果引起国民党右翼人士的不满。他们竟至通过南京国民党政府，秘密打电报给张贞，要张贞捕杀陈伯达。张贞不忘乡情旧谊，没有照办，而是支付一笔钱，让陈伯达离开福建，逃往上海。但是，这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许多党员为了活命纷纷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陈伯达这时扮演了一个颇为自豪的角色，不用候补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
大革命失败，陈伯达被派往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陈伯达原就有文人习气，现在又有机会系统地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这就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得以用他的那支笔为党的事业服务。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块是非之地。拥护斯大林的人和反对斯大林的人在这里激烈交手。反对斯大林的人当中有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托洛茨基本人已被放逐国外，他的追随者的处境颇为艰苦。陈伯达十分同情这些追随者中的中国同学，和他们比较接近，并且同意托派的一些观点。但他始终没有参加托派组织。尽管如此，陈伯达仍然受到拥护斯大林的人的怀疑和不满。党中央专案组也许据此定陈伯达为托派分子。
1931年，陈伯达回国，正赶上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的策划下，王明在这次全会上，取代了李立三，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得到了党的实际领导权。王明是陈伯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他们原就认识。王明提议陈伯达到中国北方去工作。当时新成立了中共顺直省委，撤消了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仍然设在天津，管理着中国北方各省党的工作。王明交给陈伯达的任务是在顺直省委宣传部领导下，创办一本以《北方红旗》命名的刊物，扩大党的影响。
陈伯达过去没有到过天津，对天津不熟悉。1931年4月初，他由党中央派出的一位地下交通员护送，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天津。陈伯达不知道，就在这时候，敌人已完全掌握了顺直省委的活动情况，并已逮捕了省委交通科长周仲英和省委秘书长安子文。英、法租界的工务局和国民党政府的公安局正联合起来，准备采取行动，一网打尽天津党的地下组织。他们确定采取联合行动的日期是4月8日，也就是陈伯达到达天津的那一天。
陈伯达到达天津时，顺直省委交通科仍按上海党组织的通知，照常派人和他接头，然后将他送到一家旅馆休息。当天又将他转送到省委招待处。省委招待处在英租界墙子河外的集贤里秘密租下一幢楼房，供来往天津的同志使用。省委机关也有一些同志在此办公，其中就有一位女同志准备参加《北方红旗》的编辑工作，和陈伯达见过面。
听从主人的安排，陈伯达便在这里住下来。夜里，陈伯达正睡得很甜，突然有人来把他叫醒。他睁开眼睛一看，竟是几个彪形大汉。陈伯达立即想到这可能是敌人派来抓人的特务。他们盘问陈伯达是什么地方人，叫什么名字。陈伯达的乡音很重，说了几遍，对方才听懂他是福建人。至于名字，陈伯达毫无思想准备，临时为了应付敌人，脱口而说叫“王通”。后来陈伯达再三解释，说用王通这个假名，并没有什么用意。敌人也没有表示怀疑。这时陈伯达看到所有住在集贤里的人都被叫醒起床。据同时被捕的刘宁一回忆，此次被捕的就有十五人之多。由于这些人来自全国各地，一次捉住这么多的人，敌人显得很得意，都相视而笑。第二天早晨，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先后来到这里时，也都被捕了。
敌人的审讯记录说明，陈伯达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身分，应该认为他没有坚持共产党员气节。但是，陈伯达为自己辩护说：他受审时，敌人将省委书记许兰芝押来和他当面对质。陈伯达大吃一惊。原来这位铁路工人出身的领导人第一次受审时就叛变了。此后敌人审讯每个被捕者时，都由许兰芝一一指认谁是党员，谁不是党员。在许兰芝面前，陈伯达觉得已无法隐瞒，只好承认自己的身份。据刘宁一回忆，王通受审后回到牢房时，刘宁一确曾听到王通对陈原道说许兰芝已经叛变……。后来，陈伯达和刘宁一、安子文等都被判刑，并押解到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许兰芝就没有判刑而被释放。与陈伯达同时在集贤里被捕的一些同志出狱后还坚持说：当时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同志曾传达过组织上的一条规定，即当敌人没有抓住证据时，绝对不应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即使“打死也不承认”。但敌人已抓住证据，而不能推掉时，可以避重就轻承认一点，即“有人对堂才承认”。如果当时组织上确有这条规定的话，就为陈伯达暴露自己的党员身份而减轻了责任。
陈伯达被押解到北京草岚子胡同监狱以后，又是如何获释的呢？
陈伯达和“文革”期间闹得沸沸扬扬的“六十一人案件”中的被捕者，关押在同一个监狱，但是，不属于同一个案件。他和顺直省委陈原道、刘亚雄、刘宁一等同志属于同一个案件。陈伯达比他们出狱都早。
当时陈伯达得了结核病，淋巴腺一天天肿大起来。请天主教医院的修女开刀后，不但不收口，刀口反而蔓延越来越大，不断流出脓水。看来只有想办法出狱才能治好病。这时陈伯达想起了福建老乡、国民党人张贞，便写了一封求救信寄去。张贞看到他的信，了解了他的处境，表示愿意帮助他。不过张贞还不能直接帮助，而是辗转请人，兜了一个大圈子，通过好多人，最后才由一位名叫邰斌山的朋友出面，在1932年2月间保出了陈伯达。但是按照国民党法庭的要求，犯人出狱时必须在一张事先准备好的《悔过书》上盖指印。《悔过书》明白写着“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之类的话。陈伯达 看了有些犹豫。但不盖指印就出不了狱；而出不了狱，就不能治病。经朋友再三劝说，陈伯达最后在《悔过书》上盖了指印。这又不能不算是陈伯达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出狱以后，陈伯达仍然留在平津地区从事党的工作。主要是在宣传方面发挥他的特长，如编辑一些刊物，在一些大学教书，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直到1936年一二九运动期间，刘少奇来到平津工作，和他相识，改组中共中央北方局时，陈伯达才被任命为北方局宣传部长。这是他入党多年以来第一次担任的重要职务。过去由于与托派的关系，以及在津被捕期间的表现，而影响到党组织对他的使用。所以，此后他对刘少奇的领导作风十分敬佩。
在延安整风期间，在批判王实味时，陈伯达积极写文章，充当了打手，博得了一片赞扬声。但陈伯达也曾听说，有人向组织上反映他和托派的关系问题以及在津被捕的表现，使他感到很苦脑。此后，由于得到毛主席的赏识，陈伯达在党内的声望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就简直可以说是直线上升。据《陈伯达传》 一书作者叶永烈统计，毛主席一生先后用过二十六位秘书。在这众多的秘书当中，以陈伯达当毛主席的秘书时间最长，前后共有三十一年。在这期间，在党的“七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党的“八大”，陈伯达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党的“十大”之后，陈伯达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列第四位，终于进入党的领导的最高层。
陈伯达何以能够爬上这么高的地位？据说，他和他的老乡、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的陈矩孙（陈杰）说“私房话”时，曾道出了他的毕生经验：“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了解陈伯达历史的同志也认为，事实确如他所说，他先跟刘少奇、后来大部分时间跟毛泽东，跟得很紧，得到了重用；他跟林彪，跟错了，以至彻底垮台。
如何看待于桑同志来天津查阅敌伪档案，找到陈伯达被捕受审的记录这件事的重要意义呢？我们就这个问题访问了王诚熙同志。
王诚熙同志是一位“老公安”。从天津市公安局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还担任过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如今年过八旬，身体健康，思路清晰，谈吐也很爽快。他首先说：
“给陈伯达定什么性？戴什么帽？那是党中央专案组的事。我只能就陈伯达和天津的关系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过去没有听说过陈伯达1931年在天津被捕这件事。于桑同志到天津来查到敌人审讯陈伯达的记录，记录证明陈伯达被捕以后表现不好，使我顿时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对文革前后天津党内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认为都可以弄清楚了。遗憾的是万晓塘同志死得太早了。他直到临死时，都不知道是谁坑害了他，把陈伯达一直当成好人。”
王诚熙同志分两次接待我们，每次谈两个小时。下面是经我们归纳整理的他所谈的主要观点：
全国解放以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大家都看到，一个党员如果受到重点审查，往往是新账、老账一起算，已经算过的账还要重新算。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做法更为盛行。
陈伯达当然深知这种做法。那么，他有没有联系自己，想到自己有朝一日倒了霉，别人也会和他算1931年在天津被捕这笔账呢？这得问他本人，我没有权回答。我现在只能作一点分析推理，供你们研究参考。——
我猜想陈伯达一定想过这个问题，并已经成为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在全国解放以后，他的政治地位进一步高升，又经历过机关内部的镇反、肃反运动，就使他无时无刻不惦记着他早年在天津被捕受审的事情。再联系多年来他和天津的密切关系，我还怀疑他正为消除这块心病，而苦思恶想，耍阴谋诡计呢！
在中央文革小组，类似陈伯达这种情况的并不只有他一个。大家都知道，典型的要数江青。
江青于1934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办了自首手续才获释。全国解放以后，她最不愿意谈到这件事，可谓讳莫如深。偶尔在知情的朋友面前谈起来，她只承认被捕过，不承认有自首之类的问题，撒谎说她是“装哭才被放出来的”。在不知情的朋友面前，则干脆否认有被捕这件事，甚至将对方斥责一通。
1964年，“文革”还没有开始，长期称病、不做工作的江青突然兴奋起来，“说服”了毛主席，派她前往上海。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她与张春桥秘密策划，由姚文元执笔撰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这时江青显得春风得意。她利用这个机会，找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坡同志谈话，说她曾在1935年（应为1934年）在上海与党组织接头时被巡捕房“扣留”过。问上海市公安局有没有保存她被“扣留”时打指纹的档案，也就是指她具结自首的记录。江青的用意实际上就是要黄赤坡同志将这份档案找出来交给她。黄赤坡同志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公安局长。他不仅没有照办，还立即将江青和他谈话的情况向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作了汇报。
江青碰了一次壁，又向上海市警卫处长王济普同志提出来，要他到市公安局档案处去查找她1935年被捕的档案。她还向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同志撒谎说，她要王济普同志查敌伪档案，是“为了查找浙江省的一个坏人”。
“文革”期间，在中央领导人召开的一次碰头会上，她又反咬一口，说上海公检法整了她的“黑材料”。随后通过林彪集团的吴法宪、利用军队支左的机会，将上海市委政法书记梁国斌以及黄赤坡、王济普等二十多位同志抓起来，分批押往北京，投入监狱。
其他所有知道江青被捕这段历史的同志也都一一遭到迫害。
陈伯达和江青患有同样的心病。不过，由于陈伯达不具有江青那样的政治资本，所以陈伯达还没有像江青那样公然向公安机关索要自首具结的材料。他所采取的手法，要比江青隐蔽、曲折、巧妙。
这就要说到陈伯达为什么热心要到天津来当市委第一书记。如果当上了市委第一书记，可以想象，销毁一张故纸，还不易如反掌。历史确实提供了机遇，眼看市委第一书记就要到手，却又告吹了。
历史又给了他另一次机遇。这就是“上海一月风暴”引起的刮遍全国的夺权之风。这时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又是分管天津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在天津夺权斗争中，打倒哪些老干部？结合哪些老干部？基本上都由他说了算数。
在他的一手炮制下，一向尊敬他的、已经死了将近半年的万晓塘同志，也被“挖坟鞭尸”，不得安宁，和张淮三一起被诬为天津“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首领，从而构成天津市“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大冤案。
陈伯达没有能当上市委第一书记，仍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身份，向李雪峰、解学恭等领导人推荐他所赏识的干部。当然这些同志并不知情，没有责任，陈伯达企图利用他们为他效劳的事情更没有发生，这和江青的表现又有所不同……。
回顾陈伯达和天津“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使我们加深了对陈伯达为人的认识。谁都会承认，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又是一位政治品质不好的人。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他可以为党作一些有益的工作。当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时候，他那善于钻营投机的本性就会恶性发作，给党的事业，特别是他涉足的地方，造成损失。和他共事的人往往也大受其害。天津的遭遇正是这样。陈伯达的所作所为也就成为天津“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乱源。在我们这样一个受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影响比较深的国家里，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不只是过去有过，现在也有，将来还会有。但他们绝不会有好下场。“文革”结束，陈伯达被押上法庭接受审判。胡昭衡同志面对电视机，看完电视转播的审讯全过程，无限感慨地说：“唉，可为一切有才有能者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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