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杀人犯李乾：《迷失与求索》后记（上）
“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学生李乾，在革命狂热支配下，处决了两个被其视作“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中学生。后被判20年徒刑。出狱后写下一本回忆、忏悔与反思的血泪之作《迷失与求索》。这是作者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以第三人称写他自己重返监狱时的百感交集。
《迷失与求索》后记
李乾
之一
2006年5月20日，李乾再次来到当年设在京山县天王镇附近、被当地人称“战备监狱”或“公安屋”的原武汉市公安局军管会第三看守所。这里是他青春的墓地，是他人生的炼狱，也是他思索和面壁的囚笼。事隔多年以后，他突然萌生了要再探访一下这个地方的念头。同行的是一个多月前才知道他那段经历、一个对历史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小陈。
大巴穿过京山县天王镇后在一个小坡上停下。上次到这里来大约是在十五年前，当时他感觉是这里变化不大，没费什么事就径直到了那个“公安屋”，这次下车后却有点找不到北。记忆中的那条大卡车都能进出自如的简易公路怎么就像消失了一样呢？转了好一阵后才找到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被无名的荆棘杂草遮掩的小路口，一堆已开始风化的干牛粪盘在中间。仔细打量后才判定这就是他所要找的那条路，看来这里已是一个人迹罕至、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的角落。路边左侧的小沟已经完全干涸，长了各色的野草。当年这沟里面终日流淌着清冽冰凉的泉水，那股涓涓细流被引进去滋润着名闻遐迩的“公安屋”。水是生命之源，没有了水，是不是意味着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建筑出了什么问题？
没想到当年这里空气中所弥漫着的饥饿气息对他来说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一走进眼前这个让他感到既陌生又十分熟悉的无名路口，那浸入骨髓的饥饿就猝不及防地从四周向他袭来。那段历史刻在他脑海里的记忆首先就是两个字：饥饿！不堪回首的难耐的饥饿！这饥饿在沉重劳役的驱赶下完全就是一个凶残的怪兽，这怪兽冷酷无情、绝不通融，每一分每一秒都一丝不苟地吞噬着这些囚徒的一切，从肉体到意志。虽然已事隔多年，那一切还是挥之不去，始终堵在他的心头。当任何一个可能引起对那段历史回忆的景物出现时，都会让他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
拨开不时挡住视线的枝蔓，记忆的闸门也随之缓缓打开，三十多年前的一幕幕场景浮现在他眼前。他边走边向身边的小陈讲述有关这条小路的记忆：一群瘦骨嶙峋、一脸菜色的年轻人，盛夏时一顶草帽，光着上身，冬日里裹着五花八门的棉衣，他们拖着板车或扛着锄头、铁锹，在狱警和士兵的看押下从这里无数次走过。虽然从来没有彻底绝望，虽然希望时隐时现地一直游走在他们心里，但他们看不到希望究竟在哪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在这里艰难地耗着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几乎没有劳动成本且一直被饥饿牢牢控制着的囚徒们改变着这里的一切，他们透支的体力让这里路边看不到杂草，路面平整得像被压路机碾过，长满荆的小坡被一锄一锹地整成篮球场，荒坡被开成桃园……。阴云笼罩、饥饿难耐的囚犯让这偏远的小镇和荒芜的野地一时有了从未有过的生机。
没走多久，一条下倾的岔路出现在眼前，这是一条挖掘出来的路，有六七十米长，三米来宽，这路慢慢地沉下地面穿过山脊通向一个山洼，尽头就是“公安屋”了。他们缓步慢行，路两边的风化石逐渐高过了头顶，再走不了几步，在梦魇里多次无奈地重游的“公安屋”就要出现在眼前。那一段历史在他心里实在是太沉重，他的心开始发紧，呼吸也有点急促，就要走出这条路的那一瞬，他停下了脚步，缓了缓呼吸，慢慢探过头去看那让他百感交集的旧地。
尽管在十几年前他曾经来过，知道这里已经改变，远不是旧日模样，刚才那干涸的小水沟透露的信息，也让他多少有了点思想准备，但眼前的情景还是让他心里一震，怀疑自己是不是来到了孤魂野鬼出没的废墟颓垣。如果说这里是他们那批人青春的墓地，那么它现在就是已被人们彻底忘记了的残坟荒冢；如果建筑也有自己的生命，那么现在它就只是一具已风化了千年的冢中枯骨，根本看不出这里曾是让知情者谈之色变的、主要是关押造反派的监狱。除了初夏的微风偶尔带来一点声响，这里一片死寂。两扇大门不知何时就被挪作了它用，不见了踪影，当年戒备森严的大门没任何遮掩，一派悉听尊便的神态，毫无表情地面对不知多久才能见到的来客。大门没有了一点威严，大门里面没有了一点神秘。这久无修缮的建筑，屋顶已开始坍塌，残存的瓦片随时都可能掉下来。只有门边的那几株玉米在风中颤巍巍地告诉他们：这附近还有人烟。
他在大门前伫立良久。
当年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士兵站岗，不相干的人别说休想进去，连在周围闲逛都可能受到盘问。在有活要他们这些囚徒干时，尽管有看守带队，还有随行看押的士兵，他们进出都要向站岗的士兵立正报告。有的老兵油子无聊时会拿你当作他的一种消遣，说你立正的姿势不对或者说你的声音他听不见，在吼骂声中命令你转回去再重来。那一刻这老兵油子就是主宰你的君王，手里的那一点权力被他用到了极限，你心里面再有想法、再呕气也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转过身走几步后重新来过。带队的看守在一旁有时是兴致盎然，有时也是一脸无奈。
大门旁边拴着一只大狼狗，这大狼狗似乎有识别人身份的超常能力，看守和当兵的进出它不吭不哈，囚犯进出它视若无睹，哪怕是新来囚犯它也是不闻不理，但只要当地的农民一靠近，它就一跃而起，呲牙裂嘴，一副要吃人的模样，就是有干警带着、护着，它也不依不饶，狂吠不已。
大门左边应该有个用砖砌成的垃圾箱，但已经不在了。当年这垃圾箱是他们得知外面世界消息的唯一来源，也是一个只有他们才知道的宝库。有机会他们就把它翻个底朝天，当然最希望的是能翻出几张他们看不到的报纸，一张又破又脏的《参考消息》从这里翻出后，会在他们中间秘密地传看好久，任何一个不起眼的消息都会引起他们对外面世界的五花八门的分析猜测。是一张残缺的《参考消息》让他们知道了“副统帅”已摔死在温都尔汗。“9.13”在他们中间引起的震动远社会上的小，在批判文章中披露的林彪反动言论还引起他们内心的一些共鸣。例如说“红卫兵是替罪羊”，“要给地、富、反、坏政治上的解放”等，他们中的“智囊”分析说：“9.13”是武官集团在和文官集团的权力斗争中败北，周恩来是真宰相，他借力打力，除了毛泽东，恐怕谁都不是他的对手，并说军管恐怕搞不长了。也有人骂狗日的林瘌痢摔死活该，为和周做交易，他整“5.16”不遗余力，不是他和他的军队系统鼎力相助，能在全国整出那么多的“5.16”分子？一面说“红卫兵是替罪羊”，一面对造反派往死里整，说起话来冠冕堂皇，做起事来心狠手辣，真他妈的一伙流氓。也有高人笑这样说话的人是自作多情：林彪口里的红卫兵哪是你们这些共产党不要国民党不收的造反派！永远不要从这些人口里说的去猜他们心里面想的。
现在看来这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恐怕只会成为一笔没有多少人理会的历史糊涂账了。
走进大门，右边是收发室。门窗被卸得干干净净，被烟熏得黢黑的墙壁默默地伫立着，似乎在告诉来人这里曾经的某一个瞬间。收发室里面空空如也，只有厚厚的灰尘在那里静静地躺着，记录着流逝的时光。他想这里大概已没有了能够让人想起当年这是一个什么地方的遗迹。
“你看这里的字：不可进。”突然同行的小陈指着门框说。
还是有三个字在这里告诉人们这里曾是什么地方。
这字是怎么来的呢？哦，想起来了，好像是有一天看守发现在这里少了一个什么文件，还兴师动众地搜查了下面的号子，但还是没有找到这文件的下落。这三个字就是那之后写的，这里再绝对禁止囚徒进入。当年写下这三个字的人是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并不算长的时间后这里会是这样一个荒冢的模样，会是一个经年累月都难得有人来的地方。
他走到当年某看守精心导演的“猪食事件”所在地，很想再看看那煮猪食的大灶台，凭吊一下那至今都还让人心里隐隐作痛的遗迹。这里已面目全非，灶台已经不在了，当然更找不到存放潲水的木桶，那木桶肯定不只给那个被戏弄的年轻囚徒一个人带来暂时的希望和长时间的难以言说的屈辱。他想象那个看守躲在灶台后面的神情：兴奋？快意？满足？这些囚徒的饥饿那看守是清楚的，也是他刻意希望的。只是不清楚他那样做，到底是想判定这些人的饥饿的程度还是要让这些人的饥饿来满足他阴暗心理的需要？谁都清楚他不是在维护他心中的某个理想，也不是在追求某个奋斗的目标，有这样心理的人从嘴里说出的追求恐怕都是靠不住的。这位老兄是从农村出来当兵后转业到公安系统的，他的行为和他的履历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滋生和培养这种行为的土壤却是到处都有的，并且存在了数千年。如果没有纪律的约束，恐怕这位老兄什么样的暴虐事情也做得出来，但这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么？那土壤和温床的责任呢？谁对这土壤和温床负责？
他倏地联想到自己的“12.5事件”。
当年这群年轻人一直被世人认作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在整个行动中他们一脸的神圣，怀着无比崇高的革命理想，自认为这是为人民建功立业，实际上却是以革命的名义草菅了人命。为什么自认为在革命时，人的理智就会极度弱化？就会视生命如草芥？当然这草芥中也包括他们自己。在上帝的眼里，品行端庄者的杀戮和邪恶者的虐杀有本质的不同么？“正义”、“革命”和“崇高”就可以不要对生命的敬畏么？人类相互残杀中的任何一方可以有道义上的优越感而在历史老人面前不汗颜？谁也没有这个资格。世界上没有哪一种生命像人类这样在各种理性的思维下，表现出如此的没有理性。我们也许正处在一个认识上的瓶颈，在若干个世纪之后，未必还有谁会说当年的杀戮谁是正义谁是非正义。历史不可能重新来过，不可能把1967 年的“12.5”变成一个对相关的人来说是有惊无险、风平浪静的一天，那一页是谁也不能改写了。有人当时就被夺走了生命，有人不久后被夺走了生命，更多的人是陷入了深渊，被毁掉了青春，人生的轨迹被改变得不堪回首。炼狱的烈火无情地在他们脚下燃烧，他们半被动半主动地承担了责任，正是在炼狱里他们重新审视了自己和那个年代，让自己真正从那个年代走出来。对曾经所发生的一切，他们没有也不应该逃避应承担的责任。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没有看客，无数代、无数人做的一切就是我们人类的历史。对历史任何人都负有责任，对历史的责任不仅是对过去的责任也是对未来的责任，为了子孙的未来，我们这代人该做些什么呢？
从当年的猪食灶房里出来应该就面对这监狱的二道门，二道门旁边就是最牵动犯人神经的大伙房，他们那点勉强能够度命的碳水化合物就是在这里煮熟的。这里当年的遗迹已荡然无存，伙房连屋顶都没有了，里面长满了无名的野草。二道门里面就是牢房，牢房呈Π形，环抱着一个院子。上次来这里时建筑虽年久失修，但总体上还是完整的，还是京山县卫生局的一个菌种厂，还有人在里面不停地进进出出，搬运着一些生产用具和原料，这里还在发挥一个建筑的正常功能，现在怎么像个荒冢了呢？
无数次地走过这二道门，透过它最先看到的应该是那栋牢房的正门，然后是左右两个窗户，一个窗户是值班室的，一个窗户是保管室的。由于里面的光线很暗，在他的印象中那正门就像一个黑洞洞的深不可测的大口，两边的窗户就是一对泛着幽光的眼睛，左右两边拐过来的牢房就是一前一后的两只利爪，整幢建筑活脱一个盘在这里虎视眈眈张开了大口的青面怪兽，这印象刀刻一样一直留在他脑海里。此时尽管整个院子里杂草丛生，枯枝败叶遍地，但本是黑洞洞的大口里竟然充满了阳光，两眼里发出的也不再是寒气逼人的幽光，青面兽完全变了模样，和储存在大脑里的信息完全对不上。这是怎么回事？他木讷的脑袋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
慢慢走下去到了院子的中央。这里既是他们放风的地方，也是他们每次外劳回来接受训话的地方，同时因为在院子的右侧有一个现在已不在了的消防栓，夏日里这里也是他们的洗浴场，出工前通常会抓紧时间在各自的脸盆里装满水，让火辣的太阳将冰凉的泉水晒热，收工时在看守的催促声中冲洗一番。他那“异位心”最初的一瞬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在他弯腰去端脸盆的时候，突然胸前一阵刺痛，一股闯进胸腔的空气把他的心脏从左边顶到了右边。
再往前走了两步，来到院子的一个角落，这里靠近保管室。恍忽中一个跪在地上的身影浮现在他眼前，这个跪在那里的年轻人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在两个当兵的打骂声中往外掏着几根筷子粗的野胡萝卜，凛冽的寒风让他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这个跪在地上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几乎被饥饿摧毁了意志的他，这地方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懦弱和屈辱。那天上午出去开荒，在挖地的过程中，荒地里出现了几根野胡萝卜，这胡萝卜让他眼前一亮，小心地自以为隐秘地藏在了兜里。此时早上吃进去的那几粒米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这几根野胡萝卜的拥有让他变得兴奋，这兴奋却让他更感到饥饿难耐。好不容易熬到收工，在几乎虚脱的状态下摇摇晃晃地往回走，到了院子里例行的训话完了后，带队的看守正要准备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号子去，他正想象如何品味这几根野萝卜。突然随行的士兵厉声喝道谁身上藏了东西？没人应声，他认为自己的动作很隐秘，说的不会是他。谁知一个当兵的径直走到他身边，二话没说当头就是一拳，打得他那无神的眼睛金花四射，另一个当兵的举起枪托说你跟老子跪下，同时飞起一脚踢在他的大腿上，在挺了一下后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中跪下了。在这之前他从未想过自己的意志会如此薄弱，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在酷刑和死亡面前自己会咬紧牙关从容面对，一直在内心以当年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怎么在那一刻会丧失了自己？是饥饿让他没有了气力、没有了意志？还是在举起的枪托面前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发挥作用？他说不清楚。在那一刻他脑袋里一片空白，事后他都记不起兜里的野胡萝卜是怎样掏出来，记不起这事最后是怎么样了结的。
事后难友中从未有人提起过此事，大概都能理解。尽管如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都走不出这件事的阴影，不能原谅自己在京山的这样一个举动，倒下也不能跪下呀！直到看了苏轼的《留侯论》后才对那件事开始释怀。几年后在法院宣判他二十年徒刑时，他用闻者没有不意外的举动同法官们游戏了一回。事后他想：如果不是因在监外劳动饭能吃饱，肚皮里有那么一点很物质的东西撑着，他恐怕是不会有气力跟法官那样玩一回的。
那个在屈辱和自尊之间挣扎的李乾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当时他很年轻，但脸庞上却看不到一点青春的痕迹，偶尔还残存的一点青春的梦想也只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一次又一次地被羞辱，被撕成一片片扔在地上被人刻意地践踏。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事情本已淡出记忆，仿佛不曾发生过，不料在重访旧地时它们根本不理睬你的感受，自己又顽强地跑了出来，纤毫毕现地浮现在眼前。看来有些事要从记忆中完全消失是不可能的了。
缓缓走到这牢房的正门前，这时才看到过道里有厚厚的一层瓦砾，抬头往上看，烧焦的房梁仿佛还在冒着青烟，原本黑洞洞的牢房有了阳光是因为屋顶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初夏的阳光洒在了这曾经终年不见天日的地方，这瓦砾和焦炭一样的横梁告诉他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一场大火让阴暗的牢房洒满了阳光，令人深感压抑、望而生畏的怪兽因此突然变得友善，这是不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在告诉我们什么？只是不清楚这建筑群是因这场大火而被遗弃？还是因为被遗弃而发生了大火？不过这对他并不重要，此时他无心去想这个问题，他到此只是为了凭吊被埋葬于此的青春和寻找那残缺不全的记忆，寻找的还有躲藏在那青春和记忆后面的沉思。
走进这个不再狰狞的怪兽的大口，背后不再有逼人的寒气，不再有人拎着一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押着一脸木然的你走进某一个监号，然后再哐当一声把门锁上。当年在这里前后四年的时间里，每一时每一刻都有眼睛不让他任何细小的动作逃出它的视线，并且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违规受到匪夷所思的惩罚。
一个曾经的囚徒此时作为一个自由人，独自走在这被废弃的曾关押他数年的牢房里，应该是无拘无惧的，只是需要多一分在瓦砾上行走的小心而已。没想到在牢房里行走而身边没有眼睛却使他感到了一种异常，在他的下意识里觉得在牢房里就应该有眼睛，有你无法看到却一定存在的眼睛，这眼睛让你如芒刺在背、如履薄冰。过去他根本不用担心在牢房的过道里，脚下会有那怕一粒最小的石子，只是随时要担心可能的眼睛；现在不用担心什么眼睛，却要注意脚下厚厚的一层瓦砾。这反差太大了，大到他竟一时有点不适应。一来到这种环境里，那个长时间生活在被监督的环境里养成的习惯思维就自动地跑出来影响他了，看来尽管已出狱二十一年，那十八年留下的烙印可能会让他终生也不能完全走出这里。
这里所有的门窗或早被人拆走或已被大火烧掉，但墙壁上的字还是清清楚楚地印在那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有这血红的标语在告诉人们这里当年是个什么地方。来到9 号牢房前，他告诉小陈，当年“异位心”发生时他就关在这个牢房。踢门、梦中心脏复位给他带来的晴天霹雳、和郭教授的对话就发生在这个狭小的天地里。小陈见他有点激动，说话声音都变了调，就说自己先到其它地方去看一下。善解人意的小陈知道他想在这个给自己留下太多灾难的地方，一个人静静呆一会儿。这里面的木板床上次来就没有了，只有一地的木屑一类的东西和成片生长的蘑菇，他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下，就这样还引起这里工人异样的眼光。现在里面除了瓦砾什么都没有，他慢慢走进去，极力回忆当年这里面的摆设：哪里是床，占了多大的地方，哪边是马桶，生活用品放在哪里。在仔细打量这囚室时，他无法相信自己曾经和另外五个人在这里生活过几年，他问自己这豆腐块大的地方当年六个人是怎么挤过来的？
对这里的回忆首先冒出来的是饥饿、屈辱和痛苦，但也不全是这些东西，要不然这批囚徒就没法心智健全地从这里走出去。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里精神没有崩溃？应该是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幸福的期盼一直在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再极端的环境里，也会有对自由和幸福的憧憬，这应该是一种无法窒息的本能，也是心灵自我保护的一道屏障。
一些被饥饿淹没的记忆慢慢浮出了水面。
眼前浮现出那个没有被饥饿完全主宰的年轻人正倚着铁窗，精心构思，在一针一线中倾注着心愿和柔情，那一幕永远不会在他的记忆中消失。就在这小小的囚室里，怀着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战友的思念，当年的他曾无师自通地飞针走线做起了女红。用一只已不能再用的破帆布手套做了一个微型手提包，彩线是从帮司机擦拭汽车的棉纱中找到的。在不到巴掌大的细帆布上，右上角绣着一轮皎洁的明月，在深蓝色夜空的衬托下这轮明月显得又大又圆，画面上的深蓝色夜空，在外形上被设计一只展翅振飞的小鸟，正带着那轮明月走进千家万户；左下角绣的是在绿叶和粉红色小花簇拥下，一朵硕大鲜红的牡丹尽情地绽放。在阴暗潮湿的牢房里，正值月缺花残最甚之时，他内心产生的却是与眼前现实截然相反的希冀，是花好月圆的情景。在提包的另一面绣的是“幸福”二字的汉语拼音，这不仅是一个囚徒心底里希望幸福的直白，也是使他不为任何磨难所困的支撑。提包里面还绣有时间和地点：73.3.J.S（1973
年3 月.京山）。有一双鞋垫，上面绣了一对展翅的雄鹰，下面是绿草，上面是彩云，雄鹰在蓝天上自由地翱翔，他是在勉励自己心灵不要为囚室所困，要在精神的天空里永远像鹰一样自由。对战友的思念和祈愿也表现在这种小手工中，有一个小手工是仿当时流行的筒子包。在这筒子包上他绣了两条不惧风浪、在大海里遨游的小鱼儿，尽管有风浪不断地打来，但它们义无反顾、一往直前，把扑打过来的浪花远远地抛在身后。在他心里是把两个最好的战友——燕丹妮和舒国良比做这两条小鱼，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永远向前，并且真诚地祝福他们能永远并肩前行。如果他们真能走到一起，他一定要设法把这个小筒子包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在那小鱼旁边绣着“Xin”，这是一个汉语拼音的“心”，只要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一定能明白他的心意。这当然只是他的一个心愿而已，这个小筒子包最终没能送出去，只能锁在那白沙洲的一个难友送给他的小铁盒里，作为心愿的一个痕迹静静地躺在那里了。
“李老师，在这里照张像吧。”不知什么时候走到门口的小陈把他从回忆中拉回。
能够在当年关押自己多年的地方拍下一张照片的机会是很稀罕的，有的难友已经故去，有的难友可能因为生活的重压而无暇再到这里来，更多的难友根本不愿意重新面对这不堪回首的故地，那段历史在他们的心中是一个永远的痛，他们可能已没有了再看这伤口一眼的勇气。如果不是因为要写下这段历史而到这里来寻找记忆，如果是再晚几年才萌生此念而这里已夷为平地，如果这里一直还是战备监狱或者这里已改建作为它用，这张照片就是不可能的，这将是一张不可多得的照片。
陈按下了快门。
照片上“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警告清晰地留在身后的墙壁上，诉说这废墟曾是一个什么地方。这语言是具有最高智商的人类才会对同是上帝的子民的同类发出的威胁，上帝对他的子民何曾有过这样的语言？这只不过表现一个权势者君临天下才敢有的霸气。在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世界里，有权和自以为有权对人这样说话的人，其实已经面对或迟或早一定会降临的灾难。
照片上一个年近六旬的男子身着一件小格子短袖衬衫、一条浅色的长裤显得笔直挺拔，他直直地站立在那里，沐浴着初夏的阳光。外表上他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小，仿佛已经重生。尽管这间曾经阴暗的小屋给他留下太多痛苦的记忆，在他脸上却看不到昔日的沧桑，他精神矍铄、一脸阳光，这阳光本来就一直在他心里，那怕是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分。这阳光就是对生活的热爱，就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就是坚守着做人的底线和保持内心的尊严。他从不曾对自己完全绝忘，对自己不绝望就是对生活不绝望，对生活不绝望生活就绝不会抛弃你。不绝望，心里就会有阳光，心里的阳光会让任何意外降临的灾难变得不那么可怕。
三十三年前的一个深夜，就在这里，他的心脏已被涌入胸腔的空气从左侧挤压到了右侧，在去县医院的颠簸路上，心里的阳光让他在呼吸困难和大脑供血不足时仍然保持了心绪的宁静。他想到了宇宙的深邃和人类前行的艰难。内心的阳光让肉体的苦楚变得容易忍受，他一脸安详地端坐在医生面前，以至于那年轻的医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陷在错误的诊断里走不出来。
三十三年后他又站在了这里，这次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过来人，想为历史留下一个见证，这是他三十三年前不可能想到的。
（未完待续）
《迷失与求索》由美国柯捷出版社（http://cozygraphics.com/）出版。
文革”杀人犯李乾：《迷失与求索》后记（中）
“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学生李乾，在革命狂热支配下，处决了两个被其视作“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中学生。后被判20年徒刑。出狱后写下一本回忆、忏悔与反思的血泪之作《迷失与求索》。这是作者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以第三人称写他自己的百感交集。
《迷失与求索》后记
李乾
（续前）之二
沿着长长的走廊，慢慢走过一间间牢房，他努力回忆曾囚禁在里面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他想起了贺翊章老人。
当时这里传言贺翊章老人就是电影《红日》里，那个老奸巨猾的国民党74 师参谋长的原型，在看守嘴里就是一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战犯，是一个妄图颠覆社会主义中国的现行反革命。其实他只不过曾经是国民党74 师58 旅上校副旅长、一个对共产党心悦诚服地举起了双手的旧军人，1973 年时，只是一个可能是在一个不太恰当的时候回乡探亲的港客。这位背已经开始弯曲但还是可以依稀看到军人气质老人始终说他是冤枉的，不是台湾派来的特务，也没有做任何触犯刑律的事情。他说他当初刚放下武器时，曾受到规格很高的礼遇，陈毅和林彪先后接见和宴请他们一行人并且去留由他们自己决定。就是因为感念这个礼遇，后来在武汉遇到正在招兵买马的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白崇禧要他当师参谋长他都坚决没干。到香港后他一直是被看作是亲北京的左派。心想回大陆探一下亲不会有什么事的，要知道是这样他怎么也不会回来。
为了加强对贺的监督，这里安排了一个在那一刻内心失却了阳光的人同他关在一起。这位老兄曾不无得意地说他的英语在老人的帮助下有了怎样的提高。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东拼西凑、移花接木地编造出一份看似对贺翊章老人有杀伤力的材料，这位老兄因此立功。贺翊章老人不久后押回武汉，李乾永远也忘不了最后一次看到老人时所见到的那双战战兢兢和无奈的眼睛，以后他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这位老人的任何消息。
他想起了一个比他早几年关进来的囚徒。
这位在建国初期就官至武汉市某系统的负责人，行政十四级，离高干的行列只有一步之遥。为了能尽快跨过这个坎，他要进一步表现自己对组织的忠诚和坦白，主动交待了在新四军五师突围后曾在一个老乡家里住了半年，这老乡当时是国民党南京警察局的一个下级官员。他万万没想到此举让他跨进的是监狱的大门而不是高干的行列。组织上有理由怀疑当时发生的一些新四军五师官兵被捕和遇害是不是和他有关？在调查中也有人提供了对他不利的材料。而他所提供的能够证明他清白的证人不是已经不在大陆，就是只说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最初一段时间还有人来问问他，后来就基本上没有人管他的事了，他的问题无法证明也无法否定，在有罪推定的思维下，谁也不会放他，谁也不敢放他。他就这样被撂在了牢房里，偶尔有人来找他也只是外调他人问题的。谁来找他外调他就向谁诉说，没有人来外调他就找看守诉说，时间长了，看守也烦了，告诉他现在不可能解决问题，等到台湾解放再说吧。在这遥遥无期的等待中，这位曾经的官员十几年如一日，一直坚持“原则”同牢房里的坏人坏事作面对面的斗争，检举揭发号子里面的对政府不满的言论和违犯监规的行为。他说他是在接受组织上对他的考验，在特殊的地方发挥特殊的作用。当然如果有人把食物弄进了号子，他是绝对要吃的，但吃到肚子里后他绝对是会主动检举此事并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是一个从形体到心灵完全扭曲了的人，唯一让人感到可以忍受的是他大都是当面检举揭发的。有同他的关系相对近一点的人私下里问过他：很可能你真的有事，你这样做没有一点用。就算你真是被人冤枉的，你这样也不能解决问题，成天戴着一张面具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累不累？这位资格最老的囚徒长叹一声说：兄弟，我心里苦哇。后来听说这位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老兄，最终还是被无罪释放了。这当然与他在里面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表现无任何关系。
他想起这里的一个神秘人物。
名字一听就是临时编的，他一个人住一个号子，晚上门不上锁，吃的饭是看守从干部食堂端来的，抽的是高档烟，只干一点最轻的活。传言他原是武汉市委的一个什么长，犯下一桩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他有极强的原则性，任你怎么套，他从不向任何人透露一点案情，也没有一点特殊犯人的优越感，就像一个和善的长者。有时旁边没有杂人时我还敢在他面前大放厥词，他也只听不应声。他吃不完的东西，规定是要交回去的，有两次他偷偷给了我。他在这里只呆了不长一段的时间又神秘地消失了。这个神秘的人物在这里被议论了很久。
他想起同他曾在汉口第二监狱内的第一看守所一起关过，又在这里一起放过羊的王振友。这是一个“7.20 事件”后，在奉命逮捕负有多笔血债的百万雄师作战部雄鹰支队头头汤忠云时，因汤的拒捕而不得已开枪的公安干警。每次传见（由看守把囚犯家里人送来的生活必需品传递进来，家人不能见面，故称传见）时，捧着老婆送来的物品他都会黯然神伤，先是强忍后是簌簌流下的泪水挂满腮前。这位有多年党龄且在侦破重大案件中数次立功的壮汉，经常在这狭小的天地里转着圈时会突然仰天长叹一声，然后不停地摇头：怎么会是这样？他说他是执行公务，是在受到威胁时的自卫。他说在进来前，刑侦处的老处长对他说要相信组织。在清查“5.16”、“北决扬”以后，汤忠云已被当作“英雄”宣传，他自然就是杀害“英雄”的凶手。他问怎么突然间坏人成了好人，好人成了坏人，忠于职守的警察怎么一下子成了罪犯，人世间怎么没有了是非？王振友在蹲了九年大牢后被判六年有期徒刑，不知那多坐的三年牢给了个什么说法没有。最终能走出这监狱总是他所期盼的，在这期盼终于成为现实时，这位忠于职守的公安干警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复杂心情？
他想起那个胎死腹中的冒险计划。
在来这里一年多后，眼前的饥饿和未来的莫测，让这里的囚徒内心产生过不少冒险的念头。长时间相处后对彼此的人品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使得交流某些危险极大的想法成为可能。下面是他和一个比他年龄稍大一点的难友之间断断续续进行的一场对话，那人叫映川。
映川： 66 年串联你去过那些地方？
李乾：当年一心搞革命，就只三次到北京，除此之外哪里都没去。
映川：我去过越南。
李乾：你怎么会想到那里去呢？
映川：抗美援越，去打美国鬼子（大笑）。
李乾有点不解地看着他。
映川：打他妈的×。文革前我就把中国的事看透了，是想先到北越再到南越，再寻找机会以南越为跳板跳出去。
李乾：跳出去？跳到哪里去？你在外面有亲戚？
李乾没法想象这个难友在那样一个年龄时就有这样的想法并付诸行动，心里不仅有好奇，还有一定程度的钦佩。
映川：有鬼的亲戚，先跳出去再说。只要不是跟北京关系好的地方都可以。
李乾：这件事怎么没搞成呢？
映川：运气不好。在北越呆了三天，人生地不熟的，凭我们几个自己瞎闯肯定到不了南方，就想在当地找一个向导。我们是有准备的，身上还带了点“黄货”，就用几个金戒指去请向导，没想到那个王八蛋前脚收了老子的东西后脚就把老子“水”（武汉方言，检举的意思）了。后来越南的政工人员用各种方法反复审问我们为什么要到南越去？我们一口咬定是要打美国鬼子。审不出结果他们也不敢把我们真的怎么样，最后把我们交给了中国大使馆，被送了回来。
李乾：听起来很有点刺激。
映川：听起来刺激？你要到现场还要刺激。狗日的，那些越南人把老子捆绑吊打，还威胁要枪毙我们，恨不得把对付美国人的方法都用到我们头上来，那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对死亡的恐惧。当时他们要弄死个人不就像踩死个蚂蚁？！不过我们心里面清楚，怎么也得咬定是要去南方打美国鬼子，如果不能顶住说不定真的会拖出去给毙了。那时是活得好好的却要去冒那个险，把那个险拿到现在来冒还有点值。
李乾：现在你有了想法？
映川：那次只不过是想出去闯荡一下世界，说对共产党真有什么认识和想法那是瞎扯蛋。对共产党真正有了认识是这几年，这要感谢这几年他们对我的教育，让我亲身感受了什么叫政治。与其现在呆在这里活受罪，还真不如去冒一下险。
李乾：你打算往哪里跳？
映川：考虑过去台湾，但又觉得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好鸟，像我们这种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无名小卒过去，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你在外面还有点影响，你们学校高干子弟又多，看能不能回忆出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李乾：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映川：你先想一下，说不定能想出点什么来。
……
映川：怎么样？有没有想出点什么？
李乾：没有。
映川：走到这里来是都没有想到的，但到哪里都得要有几个人扎在一起，好彼此有些照应。说句心里话，这里像你这样有头脑、讲义气的人不多，我是把你当个真朋友的。
李乾：我很早就听说过你，应该说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你说想跳出去的事我想了一下，这个事恐怕要慎重一点。我放了两个月的羊，对周围的环境有点了解。你晓得这里正在县城和宋河镇的中间，周围全是山，除了一条唯一的公路，就再没有路了，他们两头一堵，根本没法逃。大隐于朝，中隐于市，小隐于野。想避开公路翻山越岭走小路我们就太打眼了，被发现可以说必然的，并且一被发现连跑都没有地方跑，成功几乎没可能。就是侥幸成功，第二步怎么走？还有第三步、第四步，这些都想好没有？
映川：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横竖不就这百把斤？
李乾：死的准备我早就有了，说要慎重倒真不是怕事或者怕死。你可能对我还不太了解。有时我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宝贵，不值得冒的险坚决不干；有时候我会把自己的性命看得很轻，还不如一张揩屁股的纸。到了某个紧要关头，需要我上的时候，我会义无反顾，就那么一下，划上一个句号，人活百年还不是一死？要看值不值。我们这批人不会只是简单的牺牲品，按照恩格思的说法，任何灾难都会有补偿的。
自那以后，他们一直走得很近，在精神和物质上相互都是尽可能地与对方分享。有一次李乾被一个看守叫出号子后被带到一个空号子前，看守朝里面一指后转身就走了。李乾走进后看到这个朋友已在里面，他从怀里拿出一个纸包放在床上，三下五去二地打开后，竟然是一大包鸡蛋卷，那个香呀就像是一枚储满异香的炸弹冷不丁在面前无声无形地突然爆炸后，形成的一股巨大冲击波，简直要震出人的五藏六腑。太意外了，他有点傻眼，一时站在那里呆呆的不知该做什么。这个朋友指着这一大包还散发着体温的蛋卷，像一个果断坚决的指挥官用不容分说的口气说：就在这里把它干掉。李乾迟疑了一下后，拿起一块塞在嘴里。久违了，人间的糕点，他好半天才唤醒一点遥远的记忆，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东西。这是一种太奢侈的享受，奢侈到他的心理没有能力承受，吃了几块后他坚决不吃了。不论这个朋友怎么样劝，叫他不要客气，说还有，这是专门给他的。他都不听，坚决要这位朋友收起来带回去。他觉得一个人把这包点心吃完简直是暴殄天物。这位朋友无奈地收起了这包蛋卷。李乾每当想起此事就心存感激，感到温暖。
越狱的事再也没有谁提起。
出狱后他们还见过好几面。最后一次见面时，这位朋友到北京参加一个出版工作会议刚回来，在京山的那段日子好像是在遥远的另一个世界，没有谁再提及。
他还想起这里秘密传看的一篇原创小说《少妇的微笑》。
这小说是一个搞音乐的学生写的，他进来的原因是在水运工程学院的学生打死两个社会上的流氓前，他写了一张说这两个家伙是社会渣滓的大字报，军管会说他制造了打死人的舆论。这学生后被免于刑事处分。他因在某专业上有独特的研究而执起了教鞭，在副教授的位置上退休。这小说篇幅不长，就三四张材料纸。说的是在清查“5.16 分子”的运动中，几个少妇因参加造反派的丈夫被抓、被关，在恐怖和绝望中为寻找一点安慰，彼此传用一个“角先生”的故事。这位作者最初只是想调侃一下这里的一个因思想激进以反革命罪关进来的老师，这老师家里面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李乾是最初的几个读者之一，对性一无所知的他问清楚“角先生”为何物时，才读懂了故事。不过他没有感觉到这里面的调侃，他觉得在那种情况下这几个少妇做的事只是正常人性的表露，与其说是调侃，不如说是一种真实。故事写得看似平淡，像是在白描，但那游走在字里行间中的无法言说的痛苦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到揪心，那个少妇凄婉的笑容让人不敢面对，这大概是作者动笔时没有想到的。看完这篇手稿后，李乾认为对造反派用莫须有的罪名残酷镇压只会激起更大的反抗，还不无激愤地写了一首七律《读<少妇的微笑>有感》：
一纸哀怨一团火，微哂似泣激洪波。
呜咽山泉离人泪，凄厉警笛屠夫歌。
春寒春暖谁家喜，情悲情欢哪户乐。
锁眉黔首默无语，燧石遍地干柴多。
一想到这首诗他有点想笑自己，笑自己的书生气。
之三
从怪兽口里走出来，往事还在李乾心头缠绕。
“我可以在这里照张相吗？”小陈这句突然的问话把他从回忆中拉回。
“当然。”他连忙说。未必只有在这里关过的人才有某种资格在这里拍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背景是一排低矮的已没有了屋顶的牢房，窗口的铁栅栏已被拆去，透着一种荒凉。小陈有点严肃地站在那里，不知他此时心里在想什么，这张以牢房为背景的照片应该是他今生唯一的。
拍完照他们穿过这牢房的侧门，来到北面牢房的外侧。牢房和围墙之间大约有三米的距离，中间的空地原来长着一些无名的小草。当年这草长得太盛时，出于安全警戒的考虑，这里的看守还会安排囚徒去除掉，现在这里没有了杂草，只有农作物收获后留下的根茎。他们沿着牢房慢慢地走着，不时透过没有了任何遮拦的窗户，看看那洒满阳光的牢房。墙壁上的一排排血色的标语在阳光的映照下虽然没有了往日的肃杀，但还是显得那么冰冷。转过北面的牢房就是朝东的一排牢房，这一面的围墙有个小门，平日里是紧锁的，此时连门都没有了，只是一个空空的门洞。在围墙的东南角上有一个高高的岗楼，石灰石垒成的墙体没什么变化，只是里面不见了上下的木梯，塞满了干枯的柴草。顶部木制的遮阳棚已朽颓不堪，没有了原形，歪歪斜斜地立在那里，随时都有可能坍塌。朝南的那一长条空地上长着半人高的玉米，怕踩着了庄稼，他小心地沿着墙根走到尽头后，回头想看看小陈跟上来没有。没看到小陈，却看到一幅让他心里一震的图画：远处是风烛残年的岗楼，右边是依然高高耸立却威严不再的围墙，左边是一排整齐却残缺的牢房。在衰亡和颓落中间竟是在阳光下的勃勃生命：一片绿油油的玉米生机盎然，盎然的生机在死去的监狱里昂首挺立。反差太强烈了，强烈到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冲击他的心灵。生命之花不可遏止地在这窒息生命的地方绽放，生长的是庄稼，养育的是人类，人类生存和繁衍的本能化腐朽为神奇，这本能让人类能承受并走出任何历史性的灾难。让人伤感的是几乎所有历史性的灾难都是人类自己制造的。大地是人类的母亲，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是为了养育而不是为了囚禁、虐杀自己儿女的而存在的。这块土地曾经是用来囚禁人的地方，上面建了一座远近闻名的监狱，对这块土地来说是一个偶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养育人的土地被用于囚禁人的监狱却是一个必然，尽管是一个不幸的必然。眼前这阳光下茁壮生长的生命在告诉我：尽管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土地被用作囚禁人的监狱是一种必然，但或迟或早要还原成养育人类的地方同样是一种必然，并且是更有生命力的必然。这才是土地的本来面目。
大地无语，默默地看着时间的流水在它身上淌过后留下的痕迹，默默地看着世间万物不断地衰亡和不停地生长。如果大地有思想，她会想些什么呢？四周万籁俱寂，但把心灵贴近大地，你似乎可以听见她那无声的呢喃。这呢喃不知是大地对世事发出的感叹，还是看到这里的土地终于能展示自己本来的光彩而心生的喜悦。李乾突然觉得大地是有思想的，并且在这思想的深邃和博大面前，我们的认识显得极其可怜。她的语言常常被我们忽视，大地在期待而我们却不愿和她沟通，把自己看作是她当然的主人，只想命令她、支使她、剥夺她。迄今为止，人类崇尚的更多是暴力，理性只能屈于从暴力。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不同的信仰之间经常兵戎相见，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爱好、甚至不同的性格之间也常诉诸暴力。对待同类尚且如此，对待似乎只能任人摆布的大地更是毫无顾忌。为了眼前的一点利益，或者为了一个浪漫的构想，甚至只是为了在自己的头顶上增添一道虚幻的光环，动辄对其剥皮抽筋，开膛破肚。除了忍无可忍时她用惊天动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愤怒外，更多的时候是默默地忍受着，一如既往地、耐心地哺育着人类，让漫长的时间来纠正人类的谬误。
李乾希望世人都能看到眼前这太有冲击力的画面，能从这个画面中解读出更多的大地的语言，这大概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希望。他们又来到了院子里，再看了一眼这遍地枯叶的院落和被大火揭去屋顶的牢房，准备离开。
“李老师，再给你照一张相。”小陈对他说。
他顺从地站在二道门前，面对着一遍寂静。
“我是要照一张你走出这里的相。”看他没理解自己的意思，小陈边说边用手示意他转过身去。
小陈是想还原三十多年前李乾走出这里时的情景，希望能从他的背影中读出点什么。但那时李乾是一羸弱的青年，在看押下左手一床棉被，右手一包行李，离开这里也只是转辗于不同的监狱之间，木讷地走向凶多吉少的未来。
而此时的李乾已年近花甲，尽管生活没有给他露出多少可以让人开心的笑脸，但至少已没有了不知何时大难就会降临的焦虑。岁月的流逝让他走向衰老，思想的前行却使他重返年青。在他身上交织了太多的矛盾、表现了太强的反差、上演了太多的悲喜剧。好在他总是保持了内心的平静，不论是大祸临头还是喜从天降。在小陈的镜头里，他是大步流星地离开这个留下太多痛苦记忆的地方，如果镜头留下的这一瞬是发生在三十二年前，那该有多好。
出了二道门，李乾驻足朝当年的干警和当兵的营房区望了望，只是望望而已，他没有走过去。那里本来就不是他呆的地方。当年他每一次不得不走近那个地方时，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被排斥的异样感觉，浑身不自在。在那些充满敌意的目光里，他有时觉得自己像个脸上刺了字的小偷被人监视，有时又觉得自己像个稀有动物被人观看，更多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的奴隶被人品头论足。尽管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怎么走近这里还是产生了这种感觉？虽然不如当年强烈。他在好几个监狱呆过，很奇怪的是这感觉在其它的地方都没有，在其它地方那怕是在干警家里喝水抽烟他都心态如常，这里是唯一的一个例外，至今他都不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未完待续）
注：《迷失与求索》由美国柯捷出版社（http://cozygraphics.com/）出版。
“文革”杀人犯李乾：《迷失与求索》后记（下）
“文革”中的造反派中学生李乾，在革命狂热支配下，处决了两个被其视作“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中学生。后被判20年徒刑。出狱后写下一本回忆、忏悔与反思的血泪之作《迷失与求索》。这是作者为该书所写的后记，以第三人称写他自己的百感交集。
《迷失与求索》后记
李乾
（续前）之四
他们走出了这“公安屋”的大门，顺着一条已经不成形的台阶，来到对面山坡上的篮球场。此时篮球场已变成一块耕作粗放的玉米地，没有一点篮球场的模样了。当年为了在这个荆棘丛生的山坡上挖出这个篮球场，让这里的干警和部队有一个体育活动的场所，关在这里的囚徒在饥饿的状态下高强度地透支了一切。在饥饿面前，连盛夏的烈日都变得不那么可怕，有人为了多吃那极其有限的一口饭，甘愿在烈日下暴晒一天，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高超的磨洋工的技巧和极强的自我保护能力，不然所得到的在所失去的面前会显得微不足道，可惜李乾们有太多的心理障碍，始终未能掌握这个技巧。这一页翻过去了，时间让这里慢慢恢复了当年的野性。他们曾经的存在而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在这个山坡上庄稼取代了荆棘，这里的山民没让他们当年的劳动完全白费。
这篮球场让他想起了1973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破天荒地在晚饭后所有的号子门都被打开，说是为了这批人的健康，要组织这些囚犯去打篮球赛。能够摸一下篮球，能够在自己一锄一镐挖出来的球场上活动一下，让那些曾经是篮球场上的积极分子们兴奋不已，一个个跃跃欲试，那怕明知这又是一次透支。奇怪的是连走路都颤抖的老者和长期关在号子里的病号也全被赶到了这里，他们被分成两个组。在这里他们意外看见那个市公安局七处的军代表坐在球场边的椅子上。七处是管预审的，此人权力极大，案件如何定性、案犯如何量刑都要经他的手。这个大胖子跑到这里干什么？除了最初押送这批人到这里来见过这胖子外，几年中好像是第一次来。他肯定不是专程跑来欣赏这群囚犯的饥饿篮球赛的，他来干什么呢？李乾感到不解。所长在大胖子旁边对这群人指指点点，像是在作介绍，大胖子不时说点什么。
篮球赛开始了。
最先上场的是那几个跃跃欲试的积极分子，一上场他们就现了原形，想象中的自己和现实中的自己完全是两码事。他们根本跑不起来、跳不起来，手脚根本不听使唤，投球时绝大多数是三不碰——不碰篮板、不碰篮框、不碰篮网。他们在球场上踉踉跄跄，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不断有人摔倒在地，扶他们起来时，一个个脸色苍白、虚汗淋漓，大口地喘着气，胸腔就是一个高速拉动的风箱，那剧烈跳动的心脏正在作击穿胸前那层薄薄的皮肤的最后冲刺，看着都有点吓人。还在那里顽强坚持的“运动健儿”也强不到哪里去，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暂时还没有倒。这哪里是打球？分明是在球场上作垂死的挣扎。尽管不断人下来，在看守的鼓动和催促下还是不断有人上去。最初李乾是没打算去凑这个热闹的。一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太差，“异位心”的阴影还罩在头上，想去过过瘾的愿望再强烈，他也知道可能的后果，为了过这一把瘾去冒生命的危险，不值。再一个原因就是他还不清楚组织这场篮球赛的真实用意，他只是隐约感到这背后有名堂，是什么名堂他一时理不出个头绪，在没找到这名堂之前他只想看看热闹，让眼睛过把瘾。
但看守似乎把这几个病号盯住了，先是鼓动后是强制要他们上场。执拗不过，他的连案冯栋——一个肝腹水的重病号上去了，化工学校的周老师上去了，周老师是多年的结核性胸膜炎，胸腔已有积液，还有几个重病号也上去了，所长过来点名要李乾也上。李乾的脑袋在高速转动：尽管这是一种摧残，但他们的目的肯定不是出于摧残，如果只是为了摧残，他们用不着费这么大的神，更用不着身居要职的大胖子亲临现场督阵。对了，现在有传言说这批人的问题要解决，大胖子是管解决问题的，他来这里一定和解决问题有关。这篮球赛一定是他授意的，目的是为了核实这几个重病号的身体究竟到了需要保外就医的程度没有。想到这里，他心里有了主意：一上场就往下倒。
一走进篮球场就发现自己不可救药：一开始是身体不听意志的支配，硬是不肯往下倒；在身体支持不住要往下倒时，意志又跑来支撑身体不让倒，要他咬紧牙关坚持，要他说什么也不能倒。不能保外就医有多大个事？就算“异位心”再演一回又怎样？一到场上，事前的顾虑担心和所做的准备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只有三个字：不能倒。在极度的虚弱里，他像风中的一团柳絮，在球场里身不由主地飘着，随着篮球一下飘到球场这边，又一下飘到球场那边。他觉得自己很轻盈，很飘逸，仿佛在广寒宫里翩翩起舞，当然他清楚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旁人眼里他一定很可笑、很难看，像夜半三更时一个癔症患者的梦游，或者像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幼儿的蹒跚。但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没有倒，并且还鬼使神差地飘了一个球到篮框里，赢得了囚犯们发出的满堂彩。
也许那批人里只有李乾想到了搞这场球赛的用意，但他没有对任何人谈起，事后也没有说，以至于淡忘。后来冯栋和周老师保外就医了，李乾没有，但他不悔。
翻过了一道山梁，他们来到相邻的一个山洼。这里有一个大院子，他们称作档案大院。当年武汉市公安局的一些重要档案就存放在这里，那个唯一对这批学生表示同情的朱司机一家也住在这里。
刚目睹了那个被揭去头盖骨的青面兽，眼前的情景没让他吃惊。老远就看到整个院子里的房梁和屋瓦全都不见了，比青面兽那边还彻底。走近后，看到连通向那院子的路都被填了，无法走到院子门口，想进去都不可能。他站在山坡上细细看了一下，这里并没有大火留下的痕迹，大概是这里的山民对这无主建筑的废物利用，把能用的东西都拆走了。也许要不了几年，这还站立着的墙壁会坍塌，大自然会用不经意飘来的风尘将它掩没，把当年与这批人有关的痕迹擦拭得干干净净。
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有一处原来没有的村民住宅，这里的老百姓少有锁门的习惯，房门半掩着，完全不设防。里面的人不知是下地干活还是走亲戚串门去了，没什么什物的堂屋显得很空荡。这不设防的民宅让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他们一行十二人沿着起起落落的公路朝十多公里开外的目的地走去。一个看守，一个当兵的，再就是十个拖着两辆板车的囚徒。类似的外劳很多，具体是去拖什么东西他已经没有印象了，对此事记忆深刻是因在途中发生的一件事。走了大半的路程后有人提出口渴想找点水喝，叫唤了几次后带队的看守松了口，在经过一个路边的村子时让这伙人自己去解决。那看守松口时可能没想到此时正是出工的时间，多数屋子里都是空无一人，没有想一想这十个从饿牢里出来的长期“胃缺食”的重症患者，走进那空无一人且不设防的民宅会发生什么？这十个人并非清一色的学生，也有鸡鸣狗盗之徒。就算是清一色的学生，就算犯的都是运动案子，这几年牢狱生活的耳濡目染，有变化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找水喝的过程大约持续了二十分钟，头脑开始清醒的看守一脸狐疑看着这伙人三三两两地回来，说你们没有乱来吧？回答当然是异口同声的没有。
他还是不放心，真有什么事带队的看守是有责任的，为了让自己放心他还搜了几个人的荷包，没发现什么他才没再说什么了。李乾后来了解的情况是少数几个人坚守了底线，除喝了几口水，什么东西都没碰，说如果是到了红薯地那肯定是要把肚子搞饱的，但进了别人家里，性质不一样了，那是入室盗窃，饿死也不能干；一多半人进灶房干掉了人家的几个红薯、包谷一类“进口货”，仅此而已，他们认为就是有人在家讨两个红薯别人也会给的；有两个家伙想进其它的房间被旁边的人坚决叫住了，这两个家伙几天脸上都挂不住，解释说只是想看看，怎么会动别人的东西呢？
那真是一群让人怀念的难兄难弟，他们现在可好？
来到当年的桃山，哪里还看得到桃树？！那一片桃树被两人多高的荆棘和杂树封得严严实实的，根本没法进去。当年将这荒山开成桃园时，这山坡上只是一片连膝盖也不能淹没的杂草，怎么三十年后长出了这些两人多高的杂树和让人无法靠近的荆棘？大概是当时给桃树苗撒了一点羊粪作底肥，这羊粪里有未被消化的树籽，这些树籽如今已成了气候。这无法穿越的屏障是我们自己无意中播下的种籽，当年种下的是桃树，几十年后看到的却是绞杀桃树的杀手。这是大自然在跟我们开玩笑还是我们在跟自己开玩笑？大自然是物竞天择，我们人类呢？
之五
沿着高低不平的山路，他们来到离“公安屋”最近的一个小山村，这小山村依山傍水，一条去新市（京山县城的旧名）的古驿道从这小山村穿过，在公路修建之前，四乡八邻想要进城，这里是必经之地。村口有一个用青石砌成的小水池，一泓清凉的泉水被引到这里，盛夏里，不时有在这里消渴解乏的路人。不过这些都只是当年听说的。三十多年前李乾在这里时仅能看到一点昔日的余辉，而此时的小山村连三十多年前的那点余辉也荡然无存了。在公路已修建多年后，古驿道已被人们彻底忘记，这里已看不到来往的路人，好几处当年很眼熟的住宅只剩下宅基，它们的主人连同房屋不知何时已经迁走，余下的房屋比当年更显得破旧，整个山村没有一点生气，好像这里的时间不仅是止步不前，而且还在往后退。
他们想打听一下这“公安屋”是什么时候烧的，起火的原因是什么。
在村口的一处房屋的堂屋里，有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模样最多二十岁出头，看有生人来，脸上显出山里人那种特有的交织着高兴和腼腆的表情，李乾刚一开口问她，还没等听完她就有点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然后朝里屋喊了一声。里屋应声出来一个中年汉子，听明白问话后说：
“就是今年春节的前几天，当时烧起多大的火，我们还跑去救了火的。”
“是白天还是晚上？”
“天要黑不黑的时候，我们正在吃晚饭。”
“当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就只一个空场子么，原来的那个菌种厂早就搬走了。”
“那火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我们也搞不清，空空的一个场子怎么会突然起火。”
“听说那里原先是个监狱。”
“你们也晓得？”
“我有个朋友当年下放这里，跟我说起这事。那里面关的犯人你见过没有？”
“我们才搬来十年，不是这里的老住户，我们来时这里的犯人早就转走了。你们大老远来，进来坐一下吧。”
“不用了，我们再到其它的地方走走。”
“下面有几家是这里的老住户，他们可能见过。”
“谢谢你。”
他们沿着穿过山村的古驿道朝下面走去，李乾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一个身影，这是一个女人的身影。在他放羊的那些日子里，经常碰到一个放牛的女人，年龄可能比他小，有时除了放那几头水牛外还带着她的小孩。那小孩好像很爱哭，她似乎对大哭不止的小孩除了呵斥几声外，并无什么有效的办法。在牛和羊追逐青草相互靠近时，他就和那个齐耳短发的年轻女人在近距离对视一下。李乾那时还很年轻，有想和那女人搭讪一下的渴望，那女人有一对很大的会说话的眼睛，从眼神看，她不仅没有一点敌意，似乎还十分友好。他几次欲言又止，那女人也几次明显有想说点什么的冲动，但最终仅只是止于眼神的交流而已。在他被撤去了放羊的差事后就很少有机会见到那女人了。有一次在看守和当兵的看押下他在外面干活时，意外地看见了那女人，那女人也看见了他，并且一直盯着他看，看得李乾都有点不好意思，连旁边的囚徒都感觉到了，问李乾是不是和那个女人有点什么？李乾骂了一句扯蛋，不要糟贱人家良家妇女。
此时李乾希望能够和她不期而遇，尽管明知这是不太可能的。即令真的不期而遇，也只会擦肩而过，山里人终日劳作，风吹日晒，容易显老，她应该是一个已显老态的妇人了，李乾自己也两鬓如霜，谁会认识谁呢？
接连问了几家，都说是后来才搬来的，他们来自更偏远的地方，不了解当年“公安屋”的事，最后总算找到修建“公安屋”之前就生活在这里的两位老人。闲聊中老人说儿子搬到镇上去了，搞理发，他们舍不得这住了几十年的地方，种地养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不歇着，儿子逢年过节回来看一下。
“当地人是怎么看关在‘公安屋’的犯人的？”这是李乾最想知道的。
“犯人还不是人。”老人似乎有点答非所问。
“这些犯人有没有在这里做些坏事？”
“枪杆子押着他们想做也不能啊。”
“犯人在里面吃不吃得饱？”
“看样子不够吃，他们要吃得饱就不会搞我们的萝卜、包谷吃了。”
“你刚才说他们不能做坏事，那他们偷你们东西吃算不算做坏事？”
“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算什么坏事啊。”
老头子很热情，几乎是有问必答，老大娘像是有几分顾虑。在李乾提出来想吃一下这里的农家饭时，一开始他们说他们的饭难吃，城里人肯定吃不进去的。李乾说他下过农村，当年就吃得很香，很想再吃一下。看他们这样执着，老头子起身刚准备进去，被老太婆厉声喝住了，坚决要他把钱还给了李乾，说他家里的饭不仅难吃而且还不干净，城里人根本吃不进去的，说天王镇上有饭馆，你们到镇上吃去。
他们起身告辞了俩位老人，来到天王镇街上，同记忆中的天王镇相比，眼前的一切显得那么冷落，当年这里有一个很大很热闹的供销社，那房屋还在，现在只是一处破旧的仓库，并且还很意外地发现了当年供销社的牌子。街面上冷冷清清，这里好像是一处被外面的世界遗忘了的角落。在镇上唯一的一个小餐馆里，李乾和老板的父亲聊了一下。他也是这里的老住户，但对“公安屋”只是知道，并不清楚。他告诉李乾：就这一个小餐馆，不仅解决了他们祖孙三代的肚皮问题，两个孙子的学费也解决了。不过，马上又有两家餐馆要开张，他有点担心。
下午，李乾想去看看当年放羊时经常穿过的古驿道，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他带着某种遗憾蹬上了返回武汉的巴士。
之六
“那部书稿我看了，现在又实地看了书中描述过的一个地方，我一直在想问这样一个问题：出了那样大的一个事，杀头的阴影很长时间都笼罩着你，环境又这样恶劣，按东方文化的逻辑，你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态。”在返回武汉的车上小陈说出了他似乎考虑了很久的话。
“你觉得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至少不会在你脸上看到阳光。”
“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想起一个人。”
“谁？”
“段祺瑞。”
“有点意思，说说看。”
“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是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的文章里，给我的印象他是一个十恶不赦刽子手，是一个没有思想只知道武力的丘八。后来陆续看了一点段祺瑞的资料，觉得他被脸谱化了，事情并不那样简单。”
“接着说。”
“用现在的话来说，段祺瑞不仅是科班出身，而且还是一个‘海归派’，思想也不守旧。武昌起义爆发时，他顺应潮流，领衔联名46 名将领通电力促清帝退位，他支持南北议和，成立共和政体。从民族大节来看，也是不亏的。抗战初期，日本人曾胁迫段祺瑞去东北组织傀儡政府，他严词拒绝。从他两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表现来看，他的灵魂不能说没有闪光之处。可就是这样一个人，1926
年3 月18 日的惨案发生后，自动辞去所有的职务。此后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仅只想以此来赎回在‘3.18
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他是一个被称为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3.18 事件’并不是他下令开的枪，是一个丘八卫队长擅自干的事，但他从此就背上了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并再也没有卸下来。”
“你的意思是说连这样一个对光明有追求、对历史负责任的大人物，只因一个负有间接责任的问题，灵魂就走进了负罪的囚笼，从此脸上失去了阳光，并且直到生命的终结也没有能从里面走出来。你李乾一介草民凭什么能够从里面走出来？”
“这正我想了解的。”
“这是第一次有人对我提出这个问题，其实多年我一直怀着某种恐惧在考虑这个问题。”
“是吗？”
“从书中你已经看到，除了最初那一瞬认为‘12.5 事件’是必须的、是革命的行动外，我已经一步步否定了它，从疑惑开始，到最后把它定性为血腥的杀戮。说出这句话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这里的艰难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认识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这是长时间思考和认识的结果。第二层意思是说我极有可能为这句话付出沉重的代价。能够说出这句话可以说是认识升入了理性的天国，同时也可以说是灵魂已坠入负罪的地狱。古今中外都有太多的灵魂走进这笼子后终生走不出来，这些灵魂其实不乏光彩的一面，他们完全可以站起来，但他们最终没有能站起来，在精神上他们成了阉人，你说的段其瑞只是其中的一个。我是一个认识到自己手上沾有血腥且灵魂在颤抖的人，怎么能够重新站起来？凭什么站起来？内心里就没有精神障碍？即使我想站起来或者说我不管不顾地要站起来，我们的文化传统会允许我站起来吗？那么多的曾叱咤风云的大人物都情愿或不情愿地给阉了，我逃得脱吗？这些问题摆在面前我不能不恐惧。”
“但我觉得你逃脱了。”
“如果说我真的逃脱了，那只是一种侥幸。我时时刻刻都感到自己的渺小和无力，仅只是内心怀有对被阉割的恐惧，或者说内心还有对被阉割的抗拒，所以才没有被阉掉。”
“仅靠对被阉的恐惧大概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应该还有更能支撑你的原因，是不是不好说或者不想说？”
“不是不好说也不是不想说，是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没想清楚就大概地说一下，没问题吧？”
“先举个例子。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的十万战俘回国后无一例外地被打入另册；与此相反的是美国的战俘不少回国后由尉官而校官，由校官而将军。1945 年在日本的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将军特地把两个一脸憔悴、刚从战俘集中营出来的将军安排在自己的身后站着，并把在受降书上签字的钢笔送给其中一位。这是多少功勋卓著的战将都梦想而不得的荣誉，却被两个刚从战俘营出来的军人得到了，这在东方文化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你是说你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且你不认同东方文化的这一点，这就成了你抵抗被阉的顽强支撑。”
“可能是这样。其实我曾部分被阉过，在里面我写过一个自传，自传里给自己定了一个位：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这辈子的最佳位置只能是做一个有某些现代科学技术概念的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是看来这也不是有笔直的道路能够实现的目标。并且这是最好的情况，甚至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奢望，谁叫自己脸上被刺上了金字呢？一个人犯下点什么有时真是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那天家里有事我不在校，这件事可能被错过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但与我无关，这样是不是那个李乾就和现在的李乾完全不是一个人呢？应该说还是一个人。只不过在做了这件事后我要为我所做的事付出代价，在付出了代价后为什么不能还原自我呢？朝鲜战场上的十万中国战俘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由于个人的怯懦才当了俘虏的，他们或许是为实施某个正确决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许是为某个错误决策做出的牺牲。在人格或人品上他们并无过错。可是当他们冲破重重阻挠，重新踏上这片国土时却成了罪人，在世人面前，包括在自己的亲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如果没有那个偶然，他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人。一开始他们内心也有不平，但时间一长他们也就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自己的处境，认为自己受到这样的对待是应该的，谁叫自己被俘过呢？最可怕的是在精神上受阉时自己还想方设法找理由，找根据，积极配合，甚至还自觉地把还没有阉彻底的地方主动亮出来，生怕没被阉干净。所幸我还有一点自己的思维，不那么配合，所以紧要的地方没被阉掉，最终脸上还能有一点阳光。”
“你对东方文化有研究么？”
“你这样问，我是不敢回答的，对于我来说根本不能用‘研究’二字。”
“但我觉得你的一些想法是你自己的思考。”
“那只是一个人关在里面，为打发时间，喜欢胡思乱思，偶尔会有一点自己的感悟。但杂乱无章，想到哪里算哪里，登不得大雅之堂，只能归于野语村言。”
“但我听着觉得很有点意思，你就再随便说说。”
“好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从区域的划分来说，它可能东方文化的色彩更浓一些，它在文学上的价值是不容质疑的，震撼了无数个心灵。但我认为它只是一朝失足，终身悔过的东方文化的一个反映。西方霍桑的《红字》却让耻辱标志的红字有了全新的含义，它反映的是超越和升华。西方文化更强调的是让曾经有罪的人新生，让他们重新站起来；东方文化却屡屡要失足的人痿下去，一直痿下去，并且痿得越彻底越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重大差异之一。文化不能简单地分优劣，它们是以往历史的反映，这并不意味着它所反映的一切都是完全合理的，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在内。”
“我们东方文化不是也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说法？这是鼓励人回心向善，应该也属于对失足者的一种宽容和期待。”
“这里的立地成佛的‘佛’，不是普度众生的佛，而是吃斋念佛的佛，它主要的涵义是超度自己而不是为了造福于众生，不是入世而是出世。这是跳出三光外，不在五行中，求得内心的平衡而已。”
“西方社会对人的歧视和扼杀同样存在，《悲惨世界》里面的冉阿让不就是仅仅因为几个铜板，一生都不被那个社会所容？”
“你这里说的是世俗的偏见，或者说是社会的偏见，这偏见东方和西方都有，反映了人性恶的一面，当这个恶所衍生出来的观念在不同程度上成了某一部分人的共识时，就是世俗的偏见。在小说里，冉阿让一直在反抗扼杀他的那个社会，正是在这种不屈不挠地反抗中，冉阿让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东方文化里是很难出现冉阿让的。”
“你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不是有你经历的特殊性在里面？”
“跟我具体情况有关系。在有了这种经历后，才能有那种切肤之感，才能感到一个社会的宽容是多么重要，这个重要不仅仅是对被宽容者而言的，虽然对他来说有再造之恩，但最大的受益者应该说是这个社会本身，这个社会将因此而本固枝荣。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犯了什么程度的事，就接受什么程度的惩罚，罪罚相抵后，他就应该是有如重生，完全应该可以重新开始。”
“社会上有不少屡放屡犯的人，他们并没有重新开始。”
“这并不能成为社会偏见的依据。能不能重新站起来是一回事，社会容不容他重新站起来是另一回事。并且屡放屡犯这个事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复杂，能不能和愿不愿意不是一回事。”
“换个话题吧，看完你的书稿我有这样一个感觉：你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人，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那十八年对你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影响，你一直沿着你最初的认识和追求往前走，方向一直没有变。”
“要么是我没有表述清楚，要么是你有点误解。只受内心认识的指引这点你说得很准确，方向大体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但这十八年对我认识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某些方面发生的变化几乎是颠覆性的。
“比如说人定胜天的理念在很长时间里我是深信不疑的，相信在精神的力量面前，物质的力量只能退居其次，有件事把我给好好地教训了一下。
“那是1969 年的夏天，在饥饿状态中我突然想战胜饥饿，搞了一次精神对物质的挑战，想在那种饥饿的状态下完成身体柔软度的锻炼。我玩命的踢腿、劈叉、前后弯腰，实在没有力气了，就请年轻的牢友帮忙，我躺在床铺上，头顶着墙壁，一个人压住我的一条腿，两个人用力把我的另一条腿使劲往上搬。这滋味是不好受的，大概类似于坐老虎凳吧。我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一定要用精神战胜物质。几天下来，柔软度是有了进步，但人却感到有点不对头，身上突然出现了不痛不痒的小红点。我找狱医看，从他的问话中我感到这些个红点不能掉以轻心，并觉得跟我的大运动量锻炼有关，就马上把这个精神对物质的挑战停了下来。后来才知道这红点是毛细血管破裂。
“事后我反反复复想了很多，在这件事上自己的无知和可笑就不用说了，只说说由此想到的‘人定胜天’这个说法。”
“‘人定胜天’不能说没有道理吧？我理解‘人定胜天’就是说人类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从而能够有效地改造自然，让大自然为人类服务，这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啊。”
“从字面上来看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最初我的认识和你说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是当我们自诩掌握了大自然的规律时，果然就真的是认识了大自然么？我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规律去和大自然较劲时，我们知道自己实际上是在往哪里走么？一千年前的王安石对着苍天和人寰喊出了‘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现在我们知道北宋相对于今天，不论是对于自然还是对于自身的认识都是极其有限的。王安石在说出这句话时，他肯定认为自己掌握了这个世界的终极真理，肯定是踌躇满志、豪情万丈，但实际上这话只不过是无知无畏的一个呓语。当那不着边际的激情在现实面前一再碰壁后，晚年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他身后的一千年时间里，无数胸怀大志的人把这句话奉为至理名言，他们也同样认为自己掌握了终极真理。事实上，掌握终极真理只不过是人类一种自大的虚妄，因为这个虚妄，人类一而再再而三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令是人类的触角宏观上已伸进银河，微观上已进入粒子的今天，在后人眼里也只是发展中的一个极其有限的阶段。当我们说‘人定胜天’、当我们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时’，是把自己放在了大自然的对立面，把自己看成是大自然的征服者，而不是把自己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在我们自以为是地去征服大自然、无所顾忌地向大自然索取时，我们得到的乐只不过是苦的前奏，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只是我们的忘性太大。有登山勇士在艰难地爬上某座高峰时就大言不惭地宣布自己已征服了它，果真如此么？这只不过是在这山峰心情好时，给机会你去领略它的雄伟、绮丽和壮观，但只要它的情绪稍稍有点变化，轻轻叹口气，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那有什么征服可言？不论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永远都是有限的。这十八年的面壁对我在认识上的一个重要改变就是对自然的态度由张狂变成敬畏，这其中当然包括对生命的敬畏。”
“你说在写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多次停笔不愿写，但你还是把它写出来了。我想知道是不是有什么在推着你走、逼着你写？”
“‘12.5 事件’对人对己都是不堪回首的，从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的迷失。如果说它是我心中的第一个痛的话，那么，曾置身代价如此惨重的文革而不能留下一点如实的记述，不能留下一点认真的反思，将会是我灵魂的第二个痛。第一个痛已经让我不堪重负，不能再有更难以承受的第二个了。如果说有什么在推着我走、逼着我写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认识。写这本书的最终目的是想发出一点声音让我们这个民族能多一点宽容和理解，少一点仇恨和偏执。”
“今天你几次说到宽容。书稿里好像没用宽容这个词。”
“两个词的意思是相似的，宽容与博爱相比，可能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更近一些，只要有宽容的愿望就可以随时表现出来。宽容本应该是人人都具有的天性，不幸的是太多的人缺失了这个天性，宽容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资源中最稀缺的元素。我很赞成胡适这个说法：宽容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宽容就没有自由。这里的宽容就是容忍。容忍异己，承认不同的思想、意见、主张都有存在的权力。只是翻遍我们的历史，很难看到它的踪影。说到宽容，我想到‘五四’。‘五四’运动都快一个世纪了，人们一提到‘五四’往往只说它的伟大意义，很少去思考它的另一面。”
“是不是你对它的另一面有想法？”
“想法是有一点，不过没有完全想清楚，等我想清楚了再和你交流。”
“那晓得又是什么时候。”
“也是的，想到哪说到哪吧。这个新文化运动给我们留下的负面遗产，我认为最可怕的就是只要认为自己是在革命，只要感觉自己是真理在手正义在胸，就不仅可以专制，而且应该专制，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地专制。这个专制最先表现在思想和言论上。在这专制面前，异己的思想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个运动主观上是想开启科学与民主的新风，实际上并没有跳出愚昧与专制的窠臼。‘五四’后不过几年，北京知识界策划打倒段祺瑞执政府，组织数万学生、工人手执旗帜，举着‘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蟊贼’等标语，一边高呼‘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口号，一边把象征言论自由的晨报馆烧成灰烬。新文化运动中的言论不宽容，发展到这里，就逻辑地变成一把火，再往后这不宽容就逻辑地变成了刀，变成了枪，变成了置一切异己于死地的‘清党’，再往后双方都把对方视为匪，杀无赦。对异己思想的剿灭逻辑地发展成对持异己思想的个人和政党的剿灭，在这过程中对自己内部的异己同样是砍起头来不手软。再后来就有了胜利者大开杀戒，把‘镇反’中杀头的数量定为全国人口的0.5~1%，从容不迫、按部就班、有指标有计划地杀。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真令人心痛。谁的责任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没有从这个误区里走出来，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过去有些事情没有细想，好像都是天经地义的。现在一细想，真感到太沉重了，有点不敢细想、不愿细想。”
“再沉重也得有人细想，事实上细想的人越来越多了。从‘12.5’事件——文革——百年史这个角度来说，作为‘12。5’事件的主要责任人，不仅要跪下来忏悔，可能还必须要站起来思考，站起来细想。这也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的状态。也许这正是一些朋友偏爱这本书的原因。百年来我们步履蹒跚，我们背负的历史包袱太重，而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宽容一类的思想资源又太少。这类思想资源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民族想要有一个质的飞跃是不可能的。这个积累注定了是一个艰难曲折漫长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我不奢望这辈子能看到这个飞跃，但我们总要尽可能地为国家的未来做点什么。这本书只是我反思的第一步，我将努力迈出第二步。至于这第二步能不能迈出，只有上帝知道了。”
大巴到达武汉时已是华灯初上，大都市的喧嚣迎面扑来，一下子让人觉得刚刚看到的只不过是一段久远的历史，跟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今天的京山之行我会终生难忘。”小陈说。
“这是第一次有人陪我走进那段历史，谢谢你。”李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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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者的话】
我登出李乾关于自己《迷失与求索》后记的上、中之后，因为我在文后注明了该书由哪家出版，可以在哪家网站邮购，赢得了一叠声的叱责：“你丫高伐林，卖一本文革杀人犯，你可以拿到多少钱？”“原来是下套要人买他的书哇！”“把多维博客当作推销商品的市场，不管他怎样粉饰，这个头都不能开。高博也请自律”；“你把文章后面的注，把出版书的商家及其网址删掉，不就得了！你是记者，只评论书，不卖书，多磊落。”
这些“读者”（或许更准确地应该叫“不读者”）对我转贴的李乾的文章，视若无睹，却盯住了我最后这一行注。我要说，这几万字，字字句句都可以争论，我前面贴出的《文革多少杀人犯，华夏唯一忏悔人》更是通篇尽管驳得体无完肤，唯独百分之百正确、无可争辩的就是这最后一行注——我作为一个读书人，给同好指点门径，有什么大逆不道？放在那里，这才是“多磊落”。
说这种话的人，或许并非弱智，但至少是无知——肯定从来不读《中华读书报》，请去看看评论家的每篇书评后面，列不列书名、作者、出版社、书价和封面？
肯定也从来不读香港《亚洲周刊》，每期的书评后，不是都注明书名、出版社、书价是多少港币、人民币或台币吗？
你们在美国，总应该看看《Publisher Weekly》《New York Times》的“书评周刊”吧？他们更习惯将图书信息放在评论正文之前呢，连国际书号都列在上面——这才是方便读者！《Time》周刊的书评，不仅书名、作者、出版商信息一应俱全，还必定列出全书的页码。
在书评、书摘、书介后面提供关于该书的信息，这是常识，这是惯例，甚至是一种通则。跟他们比起来，我只放了一行注，做得很不够啊！
当然，对诸位的热心，我还是要说一声感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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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2-21 14:24:44
发表于 2010-5-18 14:5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