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出书人徐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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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人徐晓

作者：丁东

最早读徐晓的文字，还是1970年代末。当时，我在山西大学念书，她在北京师范大学念书。她是大学生办刊的活跃分子，我是从一份大学生刊物上第一次读到她的作品。

认识她已经是1994年。当时，我刚开始研究文革期间的民间思想。徐晓通过赵振先找我，希望我能帮他搜集一些文革中的书信。我也想从她那里寻找一些原始资料，于是见了面。当时，她这本书信集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到位，也编得差不多了。我给她提供了几个朋友的书信。原来，她是《中国文化报》的编辑。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健找她采访有关文革中的地下文学的往事，使她翻检了家中保存的一些旧日书信，触动她编书的念头，于是她开始向朋友征集文革年代的书信，并找光明日报出版社联系出版。书没出成，人却调进了这家出版社。

直到2000年的春天，徐晓给我打来一个电话：《文革书信集》总算出来了，改了名儿，叫《民间书信》。我拿到这本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的新书，屈指一算，已经八年了！徐晓在光明日报出版社，由编辑、编辑室主任干到了副总编辑，经她之手，出版了不少有影响的书，从大江健三郎的五卷本的文集，潘光旦四卷本的文集，到畅销一时的《逆风飞扬》。运作许杏虎、朱颖的《战地日记》，前后只用了八天的时间，唯独这本只有30几万字的《民间书信》，却经历了一场八年抗战，才在别的出版社推出，想起来真让人感慨不已。

我和徐晓有过几次合作。先是应她之约，与孙珉合编了一本《王蒙现象争鸣录》，交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此书给她带来了不大不小的烦恼；接着，徐晓又开始策划一本77、78级大学生口述实录。这个选题提出之后，许多人都很感兴趣。有人的兴趣是采访，有人的兴趣是接受采访，有人既采访别人，又接受别人的采访。我本人也是77级大学生，当时无意而为被访者，但采访卢叔宁、梁晓燕两人。没想到，对后者的采访，又给这本书的出版增添了波折。总算有惊无险，这本名为《洗礼岁月》的书不久还是问世了。

1996年春天，朱正琳从《东方》杂志退出，告诉我，想搞一套口述史丛书，问我能不能找一些出版社的编辑合作。当时我找到徐晓和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妹妹丁宁，四个人坐到一起，讨论了朱正琳草拟的方案，并开始寻找稿件。朱正琳找到了一部采访东干人的稿子，学术性比较强，大家感到市场前景吃不准；我去找白吉庵先生联系他对晚年梁漱溟的采访笔记，他说已经答应了另一家出版社；徐晓找贺黎、杨健，拿到了一本关于“五七干校”的采访录，但送审过程中又遇到了重重阻力。不久，朱正琳去中央电视台参加创办“读书时间”节目，从此被捆上了电视台的战车，忙得四脚朝天，再也无力旁顾口述史的计划。那个策划流产了，徐晓却没有放弃。

1996年底，姜诗元接手《华人文化世界》杂志，邀我和徐晓等人参与策划，于是，我和她一度同事。当时，她回忆丈夫的散文《永远的五月》已经发表，引起许多读者的感慨。我也建议她多写一些。可她是那种做事极其投入的人，执着地要让刊物按自己预想的方案办。我觉得，当编辑的上策是把作者手里现成的好文章编进去，比约请作者命题写作更容易操作。她却把写散文的事扔到一边，一心按照即定目标四处组稿。刊物改版几期之后，“口述实录”一栏陆续刊登了杨健、刘延民、王艾等人的采访录，果然引起反响，总算是没有辜负巨大精力的投入。后来，由于资金等原因，杂志的改版没有坚持下去，但徐晓对“口述实录”的兴趣却一发不可收拾。她促成了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的出版。“五七干校”是什么？现在20岁以下的人已经不甚了了。作为文化大革命标榜的“新生事物”，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和肉体的炼狱，“五七干校”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和反思。此书采访的当事人既有学术界的，也有文艺界的，既有文化名人，也有普通人，既有在中央直属系统的干校的，也有在地方干校的，既有老人，也有跟随父母下干校的子女，涉及面十分广泛。

以后，我和她、徐友渔，合编了《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杂志没有坚持下去。徐晓才又拿起笔写作。但她出手很慢，往往一年才完成一篇。她对自己的文章期许很高，不动感情不下笔，要写，就要调动自己刻骨铭心生活经历。这样，我陆续读到了她的《无题往事》、《荒芜青春路》，都是沉甸甸的。记得有一次吃饭，我猛然发觉一桌人竟有半数在文革中坐过牢。我提议，应当写一写狱中回忆。后来，我看到了朱正琳的回忆，也看到了徐晓的回忆——《监狱中的日常生活》。这篇也是沉甸甸的。

很多读者喜欢她的文章。很多出版人想出她的书。她自己就是能干的出版人，推出过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等许多轰动国内外的好书。但她自己却迟迟不出书。原因很简单：手里的文章太少。终于，文章攒够了，足够一本书了。南方有一家出版社，拿了她的书稿，设计出了清样。她一看，却撤回了稿子。现在时兴图文书，那位编辑找了许多图片，插到她的书稿里。她觉得，这些图片和她的文章对不上。

一晃又过了两三年。

直到前年的一天，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我的书出来了，给你快递一本。我拿到了书，名《半生为人》。再一想题目，原来，作者已经过天命之年。真让人感慨。此时，我只想对徐晓说：书很好，可惜出得太迟了。

《半生为人》出版了，我又一次建议，你该多写一点。她已经主动辞去了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按说，应当有自己的写作时间了。然而，前几天遇见她，她说，哪有功夫写，又让一本书把我缠住了。原来，她又投入了一本关卞仲耘的书。

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中学校长。我去过他家两次。我知道王老先生几十年保存的史料的份量，也知道卞仲耘这一个案的历史价值。但我隐约感到，王老先生期望值太高了。他不是仅仅想编一本说得过去的书，而是想要一本具有微言大义的传世之作。他自己不动手，别人动手又很难达到他的要求。于是，我对王老说：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研究员，是史学的行家里手。我是后生晚辈，岂敢班门弄斧。

我急流勇退，徐晓却知难而进。对王老个性，她和我的感受是相似的。但她参与编书以后，既忍辱负重，尽量满足王老的要求；又坚持原则，婉拒某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这本书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已经基本成型了。将来不论王老是否满意，我相信读者一定会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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