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中国邱县（4）

蓝白脑子

《文革中的中国邱县》（4）

落实政策，处理罪犯

经济政策落实情况。“文革”期间全县被抄家523户、涉及2101人，抄损物品折款436.466元，已退赔356，466元，有8万元未查证落实。被扣发工资的388人，总额达131，104元。
对“邱案”中216名犯罪分子，通过查证落实，定案处理104人，依法逮捕75人。判刑1至2年的9人，3至9年的27人，10至13年的16人，15至20年的16人，判无期徒刑的6人，判处死缓的1人。其中抓“国民党”案主要责任人赵玉春判刑15年，惠志广判处死缓。在抓“国民党”案中犯有错误的共6231人，其中犯严重错误的663人。犯一班错误的1288人，犯较轻错误的4280人。大部分检查了错误，得到群众谅解。

政策落实到群众的心眼里，群众就会真心拥护。邱县人民是通情达理的。

对“文革”期间被逼打致死人员解决埋葬费63，519元，解决抚恤金671人，用款76，223元，另有477名遗属享有了定期定额补助。自1969年到1983年共用款1，615，933元，平时对受害户救济用款298，257元，国家对40个重点大队进行补偿支援，拨给农田建设款100万元，因抓“国民党”被打伤致残的1316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305人，1969年至1983年伤残的治疗费国家共用款34.7万元，农村社员伤残1011人，享受补工的755人，补助劳动日15.1万个。不少受害者子女到矿山和城市参加了工作。

“国民党”假案不仅为邱县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也给困难重重的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

1983年1月，落实政策暂告一段落。县委决定，为稳定邱县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留了落实政策办公室机构，解决个别遗留问题。为解决干部后顾之忧，对“文革”中的假材料，个人写的违心检查等一律清理，由单位集中销毁。1986年春，在中央、省、地的关心和直接查办下，经历了17年坎坷道路和不懈努力，邱县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对于曾经给予邱县革委会大力支持，把邱县抓国民党当成重大典型宣传推广，派出工作组直接参与专政组打人的邯郸地委革委会相关负责人并没有作出处理，有的人还得以提拔、重用。

一年制造的冤案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平反，期间耗费的人力物力及各种社会资源难以统计，经历了这场浩劫的邱县在许多年之后都难以恢复元气。多少年之后，人们在形容邱县人生活时都还说：红薯干是主粮，鸡屁股是银行。

不少人年年外出逃荒要饭。

人民，从解放前的忍饥受冻到如今受冻忍饥出门逃荒，这种情形一直在考验着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考验着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程度。

从历史上，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前人编纂的《丘县志》在集序开端曾如是写道：

丘为东郡蕞尔邑，旧虽有志，荒略不备，——丘地素称砂碛凋残，与他邑异——至穷黎逃绝，石田愈多。（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又：丘以弹丸之地，旧原无志。——因取阅志牒，观其风土源流，丁赋隆瘠——轸此凋蔽小邑，抚字催科，日兢兢覆悚惧。（清康熙四年重修《丘县志》）
至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邱县虽与旧社会及改革开放前相比，社会经济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所属邯郸市的19个县市（区）相比，依然是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不富裕，交通条件相对滞后的穷县。

从地理地貌看，邱县是华北冲积平原的组成部分。全县地貌基本平坦，位于河北省东南部，原是黄河、漳河故道。东与山东省交界，北与邢台地区毗邻。在冀南各县中，邱县是人口、面积最小，地理位置最偏僻的县之一。它基本上是农业县，在过去的耕地面积中，轻重度盐碱地占50％以上(近年来，由于地下水位持续下降，由当年的一米左右降到了三十多米，盐碱地已经变成了好地)。该地区十年九旱，又极易遭受洪涝灾害。建国后发生过四次洪灾，其中1956年大雨，平地水深二尺，受灾人口9.3万，倒塌房屋24600间。1963年大雨，平地水深4－6尺，184个村庄绝收，倒塌房屋61170间。1993年大雨，平均降水300多毫米，倒塌房屋2500间。1966年3月8日，邢台发生6.8、7.2级地震，都波及到邱县，有三个公社房屋倒塌严重。由于贫穷，这里民居住宅设计和泥水水准也赶不上其它县（比如毗邻邢台的永年县），这在邯郸地区各县中，属于受灾较重的县。

在人口上，这个县人口最少时，只有一千人口。

从经济上看，邱县是典型的平原农业县，没有资源和交通优势，信息封闭生产方式落后。它的全县财政收入的总和，至今，也赶不上冀南西部富县（市）一个镇（乡）级政府的财政收入。
从文化上看，邱县有文化积淀深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上溯到4280年。邱县于西汉建置，原为丘县，雍正三年，为避孔丘之讳，改丘为邱。邱县历史上长期归山东管辖，1940年划归冀南区。此后属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署。1958年并入曲周县，1962年恢复县制，隶属邯郸行署，九十年代归邯郸市管辖。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偏僻，辖区的频繁变更，很容易使人产生被边缘化的心理。

历史上邱县受战争和自然灾害影响，人口数量变化颇大。明朝建文元年，燕王起兵，两掠邱县，村庄十毁八九，全县所剩不足千人。明洪武、永乐年，官方组织了两次大批移民，形成了现在的主要村庄。该县人口源流大体由四部分组成：原籍人，山西、山东移民、灾荒年要饭或经商落户、建国后工作分配或因婚迁入。不难想象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历过多少苦难。

从民风民气上看，邱县具有不畏强暴，敢于牺牲的民风民气。1937年11月，国民革命军29军一部与日军在南和县激战后，退入邱县县城，日军尾随截击。29军留一决死营掩护撤退。日军攻城时，被击毙500多人。后日军出动3000人，100多门大炮猛攻。破城后，日军疯狂屠杀报复，在县城内杀死无辜居民808人，烧毁民房300余间，数千头家畜家禽被抢，其它财产难以估算。敌人的暴行激发了邱县人民的无比义愤，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抗战期间，全县参军人数4800人，539人为国捐躯，300余人负伤致残。

日军盘据邱县五年多，实行了血腥统治，并对根据地反复扫荡。八路军129师某部在邱县境内开辟了根据地，自1942年9月，冀南特区党委、行署、银行、新华社、兵工厂一直活动在邱北地区，直到1945年邱县解放。宋任穷说，邱县救冀南，冀南靠邱县，是“有敌人无敌区”的抗日模范县。1939年，八路军陈赓旅长率部在邱县香城固巧设埋伏，毙敌250多人，活捉8人。我部仅伤亡50余人。此役受到蒋介石致电表彰，成为平原地区伏击强大敌军的经典战役。抗战中，我抗日军民曾三次攻入邱县县城，于1944年5月25日最后攻克县城，成为“冀南光复第一城”。
一个小小的平原县，经历如此惨烈的血与火洗礼，在抗战中作出如此之大的贡献，在全国也不多见。这个穷县小县荒县，好象还从没有向邪恶低头的传统，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县，它的灾难却超乎寻常的深重！

五、反思邱县惨案的成因

文革就是对宪法法律的践踏

上个世纪的“十年动乱”时期，毛泽东亲自登上天安门城楼，八次接见红卫兵。他戴上红卫兵袖章，鼓励红卫兵小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级阶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活动”。号召革命造反派“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各地造反派首先把斗争矛头指向公检法，造成了司法机关瘫痪。过去这些身为专政工具的部门，虽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毕竟要履行相应的程序，可以大大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而革命造反派只要打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名义，就可以对几乎任何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抄家、批斗、殴打、使用酷刑直至剥夺生命。

文革开始时，刘少奇曾手捧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的公民权利应受宪法保护。可是直到他被残酷迫害致死，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有派上用场。
一个不能履行宪法权利和义务的国度，必然是混乱的；一群无法可依的民众则是可怜的。在这样的处境里，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整整走了十年！

文革是对传统道德的践踏

文革伊始，毛泽东就提出破四旧、立四新，实现“两个决裂”。即与传统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样板戏，其它文化基本上被定性为“封、资、修”，大量文物惨遭浩劫。各种典籍图书被纵火焚烧或送进造纸厂。仁慈孝悌，遵老爱幼被定性为资产阶级人性论批判，传统道德观念荡然无存。

在传统的道德观念中，挖祖坟是不共戴天之仇。文革爆发后，邱县竟有90％以上的古墓被挖，棺材被砸，尸骨抛撒荒野。传统的人伦关系被新型政治关系取代，所谓政治关系就是毛泽东向来主张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在毛泽东看来，人与人之间最主要的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对立引发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因此形成两条路线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不可调和的，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正是在斗争哲学指引下，中国大陆人与人之间的角斗愈演愈烈。

中央抓“叛徒集团”树立了榜样

1967年，媒体铺天盖地宣传文革取得了重大胜利：挖出了以刘少奇、彭真、安子文等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这是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一手炮制的大冤案。为此，办案人员移花接木，栽赃陷害，严刑逼供。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一大批担任中央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打成叛徒。如此示范效应极大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的斗志，全国各地纷纷响应。
刮十二级台风，深挖细查隐藏更深的阶级敌人。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各界知名人士被迫害致死，各省、市、县、公社、大队被整死的当权派不计其数。毛泽东在此期间有一条最高指示，意思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深刻革命，是国民党与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这种斗争的性质是敌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样的定性使专政组在刑讯逼供时不会心慈手软，因为，“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忍”。

革委会提供了组织保障

1968年，文革进行到了第三年。那一年，在支左部队的介入下，全国相继建立了新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这种一元化的政治组织，消灭了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集党政财文所有权力于一身。不折不扣地落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革命委员会主政期间，各种各样的学习班数不胜数，进入学习班的成员大都被定性为“牛鬼蛇神”，是没有人身自由的斗（争）批（判）改（造）对象。

革委会是唯一的权力机关，也是专政机构。掌握了革委会大权，就等于掌握了本辖区范围的生杀大权，成了独霸一方，谁也惹不起的土皇帝。革委会以组织的名义进行政治斗争，不讲程序，不遵循法律，不讲政策，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不走向极端，不制造出大量冤假错案也不符合客观规律。

然而这样的政治气候并非邱县所独有，在文革红色恐怖中，全国各地情况大同小异。并不能成为发生邱县惨案的特有原因。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的组织保证，邱县冤案才从上到下，在很短的时间一气呵成，涉猎面之大，受害之人多，组织之严密，受到上司纵容之坚决，为今古冤案为少有。

贫穷怨恨无望是邪恶的温床

各行都有自己的规矩，自古以来就有“盗亦有道”的说法。

当社会正常秩序被彻底打破，出现了法律道德真空时，一些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没有希望得不到他人尊重的人，就可能借势以逞。所以那些日本鬼子、国民党、土匪、土豪劣绅、黑社会没有做过的事，他们做了出来。这种向文明的挑战，包括三个方面：

一、在农村，教师属于受人尊敬的职业，是农村文明的象征。批斗侮辱他们，
二、用最原始的、最不堪的方式侮辱平日需要仰视的社会群体，是为了打手自己心理平衡的需要。
三、他们往往是没有希望没有文化，甚至没有真正的精神信仰的一群，所以无所顾忌。

在这些狂热的造反人流中，其中也不乏在文革中被洗脑的青年学生。他们的无知和无畏，也是受他人利用的首选群体，犹如德国法西斯“冲锋队员”；中东圣战组织缔结的“人体炸弹”；日本军国主义培养的少年空军，他们焊死飞机冲向他国军舰冲撞，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与他们相比，中国的“红卫兵”从头到尾没有树立真正的“精神信仰”，他们口头革命；行动上的盲目；理想的空幻；社会实践上的混乱，实际上是一代中国人的人为悲剧，是贫穷社会在现实中无法实现富足生活的真正内耗！

从无知到无畏，形成了一代人的人格特征。所以，兽性发作，往往产生在人性没有市场的特殊社会和特殊环境，中国“文革”就是最好注脚。

干群关系紧张促成“文革”悲剧的深入和升级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发生过1960年饿死人的大饥荒，发生过1963年淹死人的大洪水，还发生过1966年邢台大地震，自1966—1976年的“文革浩劫”；频发的天灾人祸，国人缺衣少食，饥寒交迫。加上解决后政治斗争不断，阶级斗争危机四伏，造成举国自上而下，人人自危，普通人更是不知何时大祸临头，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在法制破坏殆尽，道德荡然无存的背景下，在社会看不到希望，个人看不到希望的环境中。一个小小的诱因就可能无限上纲上线，推而导致重大灾变，导致了一场殃及千数无辜的兽性狂飚。

此案中被错划为国民党的大多数人是该县各级干部。

为什么众人很轻易地被激发起仇恨呢？恐怕与建国后干部执行极左路线不无关系。从1957年搞合作社开始，农民被迫走上集体化道路，可以说大家基本上没过上好日子。在城市、农村的二元化发展中，农民沦为二等公民。农民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成立人民公社大办集体食堂，谁家也不许存粮食，大队干部挨家挨户搜，搜出来不但没收，当事人还会关黑屋挨打。大办钢铁时，村干部把每家的铁器搜刮一空，连箱子鼻，门锁都摘下拿走。那时，农民经常义务出工修渠挖河，数九寒天人人都得脱光脊梁干活，谁头上不冒汗，棒子队说打就打……

在奉行斗争哲学的国度，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既是斗争方式，也是生存方式。“仇恨入心要发芽”，没有多少受害者会心如止水，打掉牙和血吞。他们大都相信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此冤冤相报总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交替进行。一波又一波越来越左的政治运动如大浪淘沙，把有良心，说真话的一拨拨整下去，看风使舵，谄上骄下，斗人整人的角色就会粉墨登场。这些人一旦沦为“革命者”时，很容易对他人进行报复。表现在赵玉春等人身上的这一特征尤为突出，而且，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反序秩，反文明，反社会倾向十分显著。他们从伦理到物质，从肉体到灵魂，从人性到精神，从科学到文化的全面践踏显示了空前的破坏性。

邱县上下，全国之内，十年中“赵玉春”之流普布人们四周。

如果把所有责负推到这一个人身上，显然不客观，也不科学。我们要反思的是产生这个人物的土壤，反思的是产生事件的文化背景，反思我们这个民族骨子的盲从性和我们的政治制度。

邱县悲剧将来能否重演？

此案自发生到如今，已过去将近四十年。然而对于为什么发生如此骇人听闻的惨剧，却没人再进行深入研究，更谈不上提出可从借鉴的学术观点。历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而这样的遗忘是可耻的，

不敢正视自己缺点和短处的人永远不会进步。不敢正视自身弊端的国度也终是瓮中养鱼，坐井成蛙，锁国自闭。

事情还远不止于此，如果我们找不到病根，不能对症下药加以预防，当年的悲剧完全可能重演。到那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酷刑受害者。

笔者准备动笔的一年多时间内，曾经问过数以百计的邯郸人：对文革期间邱县事件知道多少？对象有各级政府官员、网络写手、大学教师学生、以及社会名流。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对此一无所知，有人仅仅是有所耳闻，距离真相相差甚远。

笔者来到邱县县城。单从外表来看，即使在邯郸本地也显得颇为落后。县政府四层办公小楼破旧不堪，至于农村的建筑就用不着多说了。费了一番心思找到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他们却出于种种顾虑讳莫如深。对此我也能够理解：挨打，被批斗总不是什么光彩事，事情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政策得到落实。重揭已经愈合的疮疤总是件痛苦事，何况当事双方后代大都能和睦相处，有的甚至已经结了儿女亲家。还有一个必须面对的现实。在邱县掌权的官员中，当年整人者与受害者子女比例为7：3。

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对比！

而且大家普遍承认这是个人努力的结果，并不包含其它因素。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那些世世代代还要继续相处下去的人们来说，不愿再提这场惨剧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过，当笔者把挖掘记述此事想法说出后，几乎每个人都表示，非常有必要。大家一致认为，不仅邯郸人应当记住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也有必要让更多人知道。连如此深刻的教训都不汲取，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邱县事件发生在38年前。到目前为止，除了《邱县志》对此有比较简明的记述外，笔者尚未见到官方和学者对此事件的研究。笔者认为这既不是对历史负责，也不是对社会负责的态度。事实上，这段历史已经被湮没，接近消逝了。古人云，欲亡其国，先亡其史。不知道自己历史的民族，就如同失忆者一样，会成为无根的飘萍。只能依附于他人的历史文化，失去自己民族的本性。唐太宗说，以人为镜，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无数次强调，要以史为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那么，我们究竟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段历史呢？我们认为：文革发生的一切土壤，都是未来中国人要摈弃的！

“邱县国民党假案”，但愿永远成为历史的过去！

人的起码智慧，是不在相同的地方第二次摔跤，尤其是不能在摔得鼻青脸肿的地方同样摔跤。所谓以史为鉴，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查明原因，少犯或不犯同类错误。只有汲取历史教训的民族才能进步，只有牢记灾难的民族才可能免除灾难。这就是当前共产党人面对的民主政治的重大历史课题。如何把公权力的使用更透明、更民主、更受公共监督，不正是“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权科学运用的反思吗？多少年之后，行政问责制的问世，政府行为公示程度的一再提高，不正是以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人民，共同付出的沉重代价换取的结果？只是，这样的代价好象既没法躲避。正是这种代价的血腥和万分的遗憾，艰难地推动着沉重的历史车轮。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也正是这种血腥分娩的美胎。
重提邱县惨案，并不是要揭谁的疮疤，也不是和哪些人过不去。我们与所有当事人没有丝毫恩怨，之所以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对这场惨剧的重新认识汲取教训，寻找导致这场惨剧的真正原因，防止“文革”的重现！

邱县事件是偶然的吗？

类似事情还可能发生吗？在我看来，完全可能。

从人的本性来看。恩格斯说过，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的多些和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40页》。有哲人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如果没有强大的法制约束、文化教育、道德薰陶，信仰追求每个人都可能变成兽。中国有极端主义的深厚土壤，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愚民教育和愚民管理，使国人养成了“民不与官争”的思维定势。民众不敢、不会也不可能通过参与现实政治维护自身权益。由于处于一盘散沙的他们根本无力与官府抗衡，当自己的不公、不满日益加深时，他们就会寻找或推举出救世主起义造反。毛泽东当年所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就是对这一社会现象的高度概括总结。
直到今天，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虽然还没有感到这种分化，但他们的极端贫困，使他们为未来的生活感到绝望，对政治信仰有着迷信般的崇拜，邱县案的爆发，在必然性上表现为：

一、权力独大，法制特别是宪法民主远未落实到位。“一元化”领导否定集体智慧，否定党内民主。个人独断专行，一人说了算，使重大政治决策缺少必要权力制衡而导致一再失误。
二、信仰缺失，价值观念混乱，人心无所皈依。“文革”期间，中国传统文明被一再否定，“文革”以扫荡一切的气概推毁了整个社会伦理概念，以革命名义演绎没有任何建设，只有对一切否定，包括否定人性的罪恶，并使这种罪恶披上“神圣”外衣，为行“恶”之道找到行动的理论基础。
三、不可调解的斗争哲学的泛滥成灾，敌视异已，否定异已进而反对异已，实际上是一种反人类行为。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做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
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嘿！

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听歌看电影，是我们当时的一大乐事，无知的我们被激昂的情绪所感染，我们进入了梦幻世界，我们暂时忘记了那些黑五类还在牛棚之中接受着批判甚至惨死在牛棚之中的痛苦；忘记了那些弟弟妹妹含着眼泪站在家门口等着爸爸妈妈归来的无望和沦落街头的绝望。

当我听到“奶奶喂了两只鸡呀！”我想起了当年邻家奶奶，她也养了几只鸡，那些鸡是奶奶给她孙子念书的学费钱，全家的油盐钱，突然有一天被民兵没收了，说奶奶搞资本主义，他们要割掉这个资本主义尾巴。当我看到奶奶撕心裂肺地哭喊着，哀求着让他们把鸡还给她时，我吓坏了，我流泪了。那场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那时的少年现在已经四十开外。但是，只要被什么事情偶然触及到少年时代的往事，生命的火花便会一下子燃烧起旺盛的大火。这火是愤怒的。

凡是从六十年代过来的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过来的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时代的血雨腥风，刀光剑影。那是一个让人民大众，至今心有余悸的疯狂迫害的岁月。

在我翻看的旧书中有一本叫《春风化雨集》的，是1981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哪里有大量的冤假错案和惨死者的详细记录，这本书是内部发行，我不便引述。一个是北京大兴县杀人案，此案发生在1966年夏季，自8月27日起，红卫兵在北京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到9月1日，仅仅三天，这个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家属为325人，被满门抄斩的有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者出生只有38天。据不完全统计，仅北京市，在破四旧中，死在红卫兵手下者就有1000多人。

什么叫“满门抄斩”，那就是把你全家不论男女老少大小全部杀掉，统统杀掉。而且这里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发生在大兴县的这场大屠杀，既不是用枪，也不是用炮，而是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用铁锹，用镐头，木棍把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大人，小孩，老人，妇女砍死，砸死，……这是比我们在电影中，在小说中看到的古代冷兵器战争还要残酷的杀人方式；最原始，最野蛮的杀人方式。是谁唤醒了人性中最恶毒。最原始的恶，是谁使人们变得如此狠毒，如此野蛮？
（参见《中国“左”祸》413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邱县这一惨案是有组织有计划搞出来的。1967年12月，赵玉春拟定长达七十页抓所谓“国民党”计划。1968年4月首先从老党员干部刘雷同志（当时已退休）身上开刀，逐步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支部先打成“国民党”，最后普及全县党员。把刘雷同志定为所谓“国民党”的唯一创始人，于1969年元月16日采用电刑活活电死。尔后用刘雷同志与郝梦怀同志死手指印空白纸二百余，作为诬陷害人的证据，寄送曾在邱县工作过的老干部所在机关和部队。

中共邱县原六任县委书记、副书记、部长以上的老同志均被诬陷为“国民党”的正副书记和部长。调离我省多年的老同志，都一一转寄假“国民党”材料，共寄有十七省、二十三个部队、一百三十多个县，致使他们长期受害。邱县人心惶惶，“白天路上行人少，晚上处处闻哭声，专政组里棍棒舞，何处不是动肉刑！”受害者精神失常、五官变形、四肢瘫痪、五脏损毁、伤筋断骨、家破人亡。这次被杀害的党员干部，超过八年抗日和蒋介石大屠杀时代。杀人手段之惨，超过日本法西斯和蒋介石。而害人祸首，杀人凶犯，至今十年之久，未得到应有惩处，使生者积愤，死者含冤。

河北邱县党员干部（引自人民日报社《群众来信摘编》第五六六期）
河北邱县这起杀人案1977年曾引起了刚刚到中组部工作的胡耀邦的关注：

12月19日，胡耀邦正式到中组部上班，召开了第一次全部工作人员大会，在会上他说：案件多的一时难以说得清。他说，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的重大案件，诸如天安门事件、“六十一人”问题、内蒙古“内人党”问题、东北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新疆马明方等的所谓“叛徒集团”问题、河北邱县的“国民党”大案、为刘少奇鸣冤叫屈和“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恶毒攻击林副统帅”而被杀头的“现行反革命”案件，等等，究竞有多少受害者，谁也说不清。（参见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修订版第53页，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在设局立案过程中，打手们使用的酷刑令人匪夷所思，他们的作法禽兽不如。用一句俗话概括，就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出来的”（以上数据见2001年出版的《邱县志》，可惜此志只印了一千册）。

这期间邱县革命委员会私设监狱、公堂、专政组二百五十处，使用了比法西斯还法西斯的酷刑：老虎凳、沸水浇头、火烧阴道、点天灯、剖腹、挖心、割肉剔骨、捅阴道、剪奶头、剪手指脚趾、墙上钉人、活扒皮、割生殖器等四百多种。尽管1958年大办食堂、大跃进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一些苦难，但老百姓执着地相信，那是好心没办成好事。反右、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的矛头都是针对知识分子和当权派，有些事情尽管很过火，也伤害到了老百姓，但他们大都认为，中央的政策是好的，都是歪嘴和尚念歪了。解放初期当地农民文化水平很低，懂的道理也不多。中国老百姓有个最基本的信条，“民以食为天”。饿怕了的人非常务实也非常现实，谁让我吃饱肚子我就跟谁走，谁让我过上安定日子我就拥护谁。至到冤案横生，祸从天降，他们也依然坚信共产党一定会为他们伸冤报仇，从没有跟党有过二心。

中国的百姓是天下最好的老百姓。

邱县的老百姓是中国最好的老百姓！

这样把人冤死的案子如果得不到昭雪，苍天也会震怒！


不是后话的后话

采访手记之一：
（时间：2006年5月13日第一次采访）
中国邱县
2006年5月11日，邯郸作家田奇庄先生嘱我去邱县采访“十年文革”的一段往事：曾震惊全国的邱县“国民党案”。这起血雨腥风的事件从1967年发案到1985年中央最后一次下结论，历时18年！田奇庄文笔胆识都素为我尊敬，他约我合作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欣然受命。

从个人情感来说，田奇庄和我都对“十年文革”没有一丝好感，事先，他与我谈了邱县案的背景，彼时是2006年5月9日，星期二，邯郸丽日当空，云白风止，乾坤朗朗，闻之对四十年前旧事的概描，大有鬼魅幢幢窗外，人间轮迥地狱之感，令人毛发倒竖。

乱乱哄哄的“十年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年了，烟尘不远。这种重新追溯旧案的写作，除了社会的良心和作家社会责任感外，我们一无所求。至到约好的2006年5月12日，星期六，由于田奇庄事务缠身，他事先与邱县的朋友打了电话，即令我即回家准备采访。上午，我匆匆与单位的同事请了假就向车站赶去。

在我的印象中，从我离开的地方到长途车站还有三十分钟的路程，如果再行150华里下县路程大约还需要近两个小时时间，如果一切顺利，大约在11点时能与邱县朋友见面。

没料到我想错了。到了邯郸东站我当即就为一个“拽车客”拉上了一辆很象模象样的客车，由于乘客不满，车还得等客，车主横拦车门，与之争执，最后在车主詈骂声中跳车逃开。一路徒步向西匆匆找车，到了东环路再向北蜇行五百米，终于见到一辆向北开的邱县车，兴奋入坐后即主动买票，正在心下庆幸，没料到这个车掉头向南。
比我先上车人无可奈何地嘟囔：怎么又转回去了？
车主毫不理会。

从别的乘客的牢骚话语中知道，这辆车转了一个上午。人拉不满，车主心焦。这与我前一天去西部县级市的武安市真有天壤之别。武安的人流如水，车流鱼贯的情景与来邱县的人流稀少大相径庭，只是来往人流的对比，也可见武安经济的火热与邱县的清冷和荒僻。感觉里，这是一个至今经济尚不发达的县份。
真正到了慕名已久的邱县，已经日头当午。

这一天，天气同样出奇的好，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这里。

到了县委门前。北院是县政府。对应的两个楼既矮又嫌陈旧，这样的办公区域从形象到内容可能都不及武安、涉县的一个中等乡镇。来此之前，我路过邯郸联西派出所，这个新迁所址都比一个堂堂县衙的门脸强得多。据后来我见到的两位方志办的同志介绍：这两座楼建于五十年前！邯郸东部辖县给我的第一印象有点落伍、压抑。

感觉不错的是，我毕竟见到了要找的同志。他就是方志办常主任。另外还有一个老同志，他个子中等偏上，头发花白，神态严肃。电话中，声音年轻的常主任介绍，老杨同志对邱县文革时发生的事很清楚，可以说是一个活字典，同时，他还是一个收集资料很全的老同志。他自己也说，他的个人藏书量在万册以上。来之前由于看过《邱县志》，对这个“方志”的编辑杨风奎同志还是有些印象，如果单从外表看，他是个性格比较清高的乡村知识分子，多少有些农村书生的特征：诚实，正直，认真，狷介，还有那么点冷漠和自负。真正打起交道，他好象并不完全是这样，通过小事也能看出他的真诚、谨慎和古道热肠。这本近年编辑的《邱县志》也是经他和其他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晶。现在，这个办公室除了退休返聘的杨编辑，还有办公室主任常同志，当时他没在办公室，只有老杨在等我。

在方志办我略讲了来邱的意向，杨风奎同志的稍稍皱了一下眉。显然，他对作家写邱县阴暗面的东西是有所忌讳的，四十年前的血雨腥风，让人不敢多想，也忌惮多想。果然，他说：其实，我也是受害人，只是不愿多想。当初遭受迫害的许多人，一提起旧事就痛哭流涕，已经不愿再说什么了。你来这里写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不太好帮你，原因是什么呢？现在县里的领导也不愿意总提这个事。虽然是这么说，老杨还是帮我翻找这个时期的材料，说话间，常主任也来了，他的嗓音没有懵人，他三十冒头的模样，热情而精干。

是个年轻人。

他们好象是很有苦衷，发生在四十年前的邱县的事情，对现在的邱县人来说都不是愉快的回忆，这种揭伤疤的事，不论对施暴者还是受虐人。至到今天，日本和德国在二战时的军人们，几乎很少有人愿意写回忆录。有些经历对人也好，对魔鬼也罢末必不是噩梦。

过了午时，我们只得出门找饭吃。在一家离县委和县政府很近的小饭店，我们一边吃着简单的饭菜，一边又说了一点《邱县志》的事，我对他们写文革时期史实的翔实和负责精神表示了钦佩。可杨风奎似乎对我的恭维并没有什么回应，但也认可了自己编志时的翔实认真的工作态度，他说到“中华民国”部分，他们就写的据实和据史，对这个时代的出色人物、善政和杰出官吏多有勾画。这部方志，受受到省方志办的表扬。回到县政府，杨先生回家找书，我和常主任分别在两个办公室稍歇了一会，杨风奎回来后，他在办公室找了一本资料，我略略翻看了那本油印的且没有注意日期的小册子，上面注明是：刑法412种（大致是这个意思）。

别外还有一本出版物，据杨风奎说是他从地摊上买来的，可这本书从发行到收缴，几乎是同时，所以卖出没有几本。这本书似作家冯骥才写的《十年间，一百个中国人》，写的是文革时期人物所罹受的苦难。但从文学价值讲，这本书与冯先生的作品比，缺少的是心灵上的东西，罗列的多，缺少纪实文学应有的剪裁和心灵振颤的东西。杨风奎说：这本书不能拿出屋。
我真正需要的不是书，而是对当事人的采访。需要笔录。所以，对于没有拿到这本书没有觉得太遗憾，只是觉得他们有些太过于小心了。

这种小心出自什么样的心理，我没法弄懂。他们怕我们牵连上他们？还是怕我们影响当前邱县的“政治团结大好局面”？或者，我们之前太陌生？这一切在我看来，又似乎没有必要。
我看着这份年代过去很久的油印材，只觉得它的重量不在纸上。它包含着的苦难和个人际遇让字字句句分明含血带泪：

打耳光就有很多种：别人打，自己打，关押人对打，把脸打黑才行，如果对打的人不用力，就可能面对别的刑法。

吃屎虫，吃人粪，还有醮着窝头吃人屎。

在此之前，我听说过一点，自杀的，淹死的，活埋的，强奸的，轮奸的。

他们住的“牛棚”丝毫不逊色二战时期德国集中营，只差没有子弹，没有毒气室；而这类糟蹋随手拈来、夺予的他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体罚，是法西斯德国都比不上的。他讲道：当时，有一个过路的拾荒者，由不懵懂无知，在这样的“学习班”墙外大便，被人发现，送进大墙内打了个醍醐灌顶，这个人出了阳光灿烂的门外，以为做了一场梦。离开时依然懵懂无知。那时候许多人的精神是极端麻木的，甚至麻木到任人宰杀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好象一切都是那么天经地义。

在那个工厂的仓房隔断的一个个神秘小单间里，诸如臭虫和羯子，苍蝇和蚊子是不容捕杀的。这些卑贱的生物对关押人的体刑可能只是日本人才能想得到。而他们所对付的人，几乎都是这个国家创建时期血汗的奉献者，有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副县长，这样的人物有的就被活活打死在这里，整个县的良善人众就罔论屑小农民和其他“五类分子”和“国民党”了。
被强奸，轮奸，性虐杀的情节，可能是希特勒德国人都不耻的。仅此一点，那些在“捍卫”和建功立业的欲火和颠狂状态之下，与外族日本人打进中国时的暴虐行为，尚有之过！日本人可能是体罚性的，戕残型的，发泄生理欲望型的，而这些人则从肉体到灵魂，一起发葬了1000多个活鬼和冤魂，不知死去的人，往生时是否还愿意投胎人世之间。

中国体罚刑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后几年，畸形地发扬光大，从肉体到灵魂，尽致尽全。要记住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当时只有十二万人口的农业小县，竟然网罗成狱，冤案涉及人数达5700人。如果每个当事人连带儿子，妻子和其它亲属受牵连，又是几何？上至翁妪，下至孺婴，会给多少人带来永难泯灭的伤痛！

这场灾难不能不让我们认识一下作俑者：

赵玉春（1925—1996），河南省民权县李馆村人。1940年加入共产党，1942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文书、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邱县武装部政委。1967年3月任邱县革委会主任、核心组长、地革委委员。

赵任邱县革委主任期间，被惠志广等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采用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手段，施用酷刑三百多种大搞逼供，在全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假案。把邱县从共产党建立以来到“文革”前的6任县书记、7任县长打成“国民党员”，把文革前80%以上的县委机关和县直科局级干部，70%以上干部和50%以上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打成“国民党员”。在这一假案中，共打成“国民党员”3835人，打伤致残1316人，逼打致死544人。赵玉春亲自审讯后不久被逼打致死的就有4人。他制造的这个“国民党”假案，牵涉到全国16个省（市），52个县，23个部队和中央8个部，使100多名领导干部受到迫害。

1974年赵玉春被依法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5年，1978年保外就医，1996年死于山西沁原县。

“赵任邱县革委主任期间，被惠志广等一批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和左右”，请注意这句话，这是他人左右才可能发生的灾难？太客气了，如果不是私欲熏心，何以牲畜不如？狼子野心，这样的人，如狼么？狼是不伤同类的。豺，也不会。

惠志广也是由此列入方志的人物，让我们感谢方志的编辑们，是他们让历史有了更多客观的事实载入彪柄后世的青史，尽管这辑方志只出版了一千册。

他与赵玉春都列入“客籍人物”栏目：

惠志广。1933年生，大郭斗村人，现在押。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公社资料员、县委办公室干事。“文革”中任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副主任。伙同赵玉春等一伙人，积极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邱县制造了一个“国民党”大冤案。采用数百种刑法，大搞逼供，坐阵指挥逼打致死多人。1969年4月17日畏罪潜逃，1969年12月9日揖拿归案。1970年5月4日，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开除工职。1984年11月28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判处惠志广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徒刑。
午后，杨编辑把我介绍到了县党史办一位主任的家里。

这位研究党史也写文学作品的先生有五十多岁，他把自己写邱县“国民党案”的手稿让我看了一眼封皮，说：我也写了，只是不能拿出来发表，这样就会伤及很多人，当时打人的人，在整人的人，他们虽然在政治上垮台了，可他们的子女还有不少在县里做领导，而且这些人在县里许多场合还是说话算话的，你能说他们的子女愿意让我们这些人翻旧帐？另外，被整的人也有子女在县里当“头”，就是不当头，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写他们的母亲如何受人欺凌，他们能接受吗？

如果说真话说出去，两边都树敌。人是要活脸的，谁愿翻扎心的旧事？

我劝你，不要写这些，如果写，就写小说，而且不要写这里的人。如果你依照这里的事来写，这么点的小县，谁都会明白你写的是谁。

我劝你不要写。如果做为一个文友，你来邱县，我们都欢迎你，走走，玩玩，喝点酒，都挺好，我劝你还是不要写了。

我写的这些东西你也不要看，这里的事我比你了解得清楚，我也不想让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

其实，我们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也不可能为你提供什么线索，如果让人说出去是某某某帮助你联系了什么事，人家要是知道，我们这些人是哪里让他人使了拌子，我们都弄不清楚。说真的，我们这些人也没有义务为你做什么。再说，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在哪里工作？

你认识某某吗？

还有某某某，我们是朋友，很熟。

我劝你呀，——

至到我离开这位朋友家，他说的那三个字“我劝你”，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只是没有记住他的名子，这并不是我对这位主任有什么不恭，只是觉得太失望，尽管我对他很理解。我离开邱县就可以永远离开，可他不能，他要永远在这里待下去，至到永远，甚至他之后还有儿子，孙子，一家人呢。这个县城与他和他的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不可能为我们这种不速之客提供可能殃及自身的帮助。

回到邯郸，田先生第二天早就约我见面。他是个办事干脆利落的人物，他说：你没有对他们说，可能提供有酬的条件，可以用钱买资料。

我没有说。

田先生失望之余，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当即就打电给一个退休的老地委领导，他想得到这位领导的帮助。

我只能等待第二次采访，几日无事，只得再度翻县志。

邱县自明以来，不乏世代耕读世家，人物辈出，孝廉忠信传世，民风古朴。邱县是个小县，也是个贫困县，至今经济都不发达。就是这个地方，出过高士许由，逸士段木干，名士程骏，唐相魏征等人物，是历代名人辈出之乡。抗日战争出过民族英雄马永贞等名享海内的仁人志士。史载的世家也非常了不起，孙、蒋、刘、邢、霍等名门望族，几乎代代出贞女名士或科举的进士、举人等有社会声望的读书人，他们有的身居庙堂，为相宰公卿、封疆大员，为历代国家栋梁之材。水远地偏，仍不失人杰地灵。以此誉邱，毫不为过。

自古，这个小县民风淳朴，吏治也比较清廉，历代都有不少解悬危难的清官，整个县志也很少看到穷凶极恶的人物，当史书翻到1967这个石破天惊的年月，邱县的历史在昏噩中，好象一下子闻不出人世间的气味，从阳光世界莫名坠入鬼影幢幢的人间地狱。

第二周，也就是5月19日（周期五），我准备周六再次去邱县采访，先给田奇庄打了电话，他觉得我再去的意义可能不大，不会有什么收获；其次，他所任职的房地产公司面对拆迁工作，他一时脱不开身，没法与我同行。

打电话与常主任联系，他说：他不熟悉这段往事，想帮也帮不上忙，也许杨同志能帮上忙。与老杨同志联系上后，他说，他与那个写《阳光下的罪恶》的某主任谈过，他们弄不清我写这件事的动机。我不能不表达，说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一是写这个事件，就是不想推卸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和社会责任。杨同志在电话中反问：那就是我们没有良心了？我解释说：不是那个意思。另外，我也说到了田奇庄，说他那么敢说话，同样得邯郸许多地方领导的敬重。一个知识分子不能只为稻梁谋，不能做自了汉。

老杨同志答应考虑一下。

事性会怎么样？

很难说。

耽心的就是当初的爱害者们已经不愿再提这件事。

三十九年前的邱县害人事件的当事人，几乎都是年过六十以上的人。当事人如果以二十岁计，现在也有六十岁了。

许多当时的中年人，即使当时不被整死，以自然寿命计，他们活着的也只是少数。蒙受屈辱和冤屈，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什么可以倾诉欲望了，宿命意识可能是其一；实用主义也是其一。田奇庄先生说：他们也有一部分是受益者，可能不想多说什么了。在我采访中发现，事实上，当初父辈掌权，如今儿女受益是事实存的，他们活在邱县这个地方，许多人有头有脸，当然不愿提起父辈所遭遇的极端屈辱。如果他们的儿女只是普通人，他们可能也愿意过平常的日子，不愿过去的事情再纠缠他们现在的生活。
哀，莫过心死。

其实，事情并不完全是我想像的。

事实上，我们还是得到了邱县朋友们的大力帮助，不然，是无法完成对这篇文章的写作。在此，向他们表达真挚的感谢！

只是我们的采访远远不够，加上写作匆忙，文字，也只限于此。

2006-11-22于邯郸

关于十年文革中的中国邱县写作说明

在此稿基础上田奇庄先生再创作后,已经入卷田先生的文集<公民话语>.
作者:田奇庄,赵军民,王卫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4937d010009gq.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4937d010009g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