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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1965年11月到1966年4月，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阶段。
在这一阶段里，头一件大事就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指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吴晗横加诬陷，是正确的，但是显然问题不止于此。必须回答，毛泽东何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学习海瑞精神，本来是毛泽东提倡的，吴晗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写了包括《海瑞罢官》在内的一些宣扬海瑞精神的作品，为什么毛泽东又支持批判《海瑞罢官》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毛泽东在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倡学习海瑞精神，是要党内高级干部为了党的事业敢于讲话，不要怕这怕那。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更明白地说，他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他误认为《海瑞罢官》为“右派”海瑞彭德怀张目，所以批准姚文的发表。其实吴晗从来没有为彭德怀说过好话，这有种种证据。他在《论海瑞》中一再不点名地批判彭德怀，又在文末写了300多字抨击“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派”，就是一个明证。
姚文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思之处，是它尖锐地提出了“三面红旗”问题，指责了否定“三面红旗”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老实说，《海瑞罢官》的发表和演出，在社会上并没有多大影响，从来没人感觉到它有什么弦外之音，斯诺说国外“中国问题专家”也从无一人发现其中有什么“双重含义”。但它何以引起轩然大波？姚文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就透露了信息。原来它微妙、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曾经有过的若干意见分歧，这才是姚文的要害。“文化大革命”的初步发动，严格说来不是什么以文艺战线为“突破口”，而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姚文的发表，显然不是作为文艺问题、限于一个剧本进行讨论，而是作为全局性的政治问题提了出来。姚文是蛮不讲理的，因为《海瑞罢官》酝酿于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写成于1960年11月，发表和演出于1961年年初，根本不可能为1962年的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鸣冤叫屈。可是不久又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一样地牵强附会，强词夺理，陷人于罪，也一样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做文章。
在“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党的工作成就是主导方面，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则有严重失误。若干失误本来在探索中难以完全避免也不难纠正，但是主要由于个人专断作风的逐步发展，问题就变得相当复杂。概略说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一些同志在“三面红旗”若干问题上的看法经历了一致-分歧-勉强一致的过程。1960年、1961年受到惩罚，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这在实质上是对“大跃进”的否定。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在认识上也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舛错，但一般说来在实践中得到了修正。他们遵守纪律，从无一人指责“三面红旗”；当许多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的问题的时候，刘少奇、周恩来还出面做工作，劝说大家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当时党内上层认识不一，讨论开来未必有好的结果）。但是中央同志不得不面对现实，不可回避地要对“大跃进”的后果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接受“大跃进”的教训，刘少奇主持的1962年2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是这样。毛泽东主观上从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始终维护“三面红旗”，事实上认为中央集体在1962年“右倾”。在八届十中全会和在这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严厉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主要地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子恢。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的几年中，毛泽东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有合有分，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的发展使他把意见分歧看得很重，愈来愈对中央集体不满，乃至认为中央存在两个“独立王国”，“出了修正主义”。江青心怀鬼胎，秘密策划评《海瑞罢官》。文章实在难做，刀笔吏姚文元等也不得不九易其稿。江青压根儿就不是因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而是故意把海瑞、“右派”海瑞、彭德怀混同，指鹿为马，借题发挥，挑拨是非。她以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清算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突破口”。这样一个主题符合毛泽东的意图，所以毛泽东为成见所蔽而批准姚文的发表。彭德怀的问题就是对“三面红旗”若干问题的看法问题，而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说过“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并不算犯错误”之类的话（这等于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批彭的讲话），所以毛泽东感到姚文意犹未尽，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即罢了彭德怀的官。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过要批判吴晗，但是姚文的发表毕竟未经中央讨论决定。毛泽东之所以不提请中央讨论决定，他自己说过，因为他估计中央某些同志会持异议。当他作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估量的时候，就认为在非常情况下必须采取独排众议的行动，越过中央直接诉诸广大干部和群众。
姚文的发表是“左”倾思想和个人专断作风急剧发展的重要关键，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它制造了党内上层的纠葛，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量。中央集体鉴于八届八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变化，鉴于姚文深文周纳的恶劣做法，加之在一段时间内不知道（至少不确切了解）毛泽东对姚文的态度，所以最初不同意姚文的观点。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在一段时间内都抵制了姚文。由于上海有关方面没有也不能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发表姚文的背景，因而中央有关部门没有发出转载姚文的通知，所以全国报纸（包括《解放军报》）都未及时转载姚文。这在毛泽东意料之外。他指示出单行本，而全国新华书店不知内情，北京和全国许多新华书店又未及时订购。这一切使毛泽东非常愤慨，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判断得到了证明。加之下文要说到的其他因素，毛泽东决定以个人的权威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
第二件大事不很引人注目，但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也有相当影响，就是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新的高度。
姚文发表后，11月18日，林彪对1966年全军工作提出了“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并且前所未有地把“突出政治”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他说：“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来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与其说是军队建设问题上的意见，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的纲领性意见。这个“左”倾的意见，为毛泽东所批准。
这也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妨简要地作历史的回顾。主要由于缺乏经验，我们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没有弄清楚政治和经济的关系。1957年10月，毛泽东说过：“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1957年12月，柯庆施在一个报告里说：“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的统一。但政治是统帅，政治要统率业务；政治又是业务的保证，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这些言论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值得研究的是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统帅”这类提法。1958年1月，《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采用了柯庆施的提法，在第22条中指出：“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这一判断曾经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来看，它有正确的方面，但是不能准确地概括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当它指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类意思的时候，它是正确的。就它回答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来说，它是不准确的。
后来由于过多地信赖以往高度重视政治的经验，把相对的真理绝对化，这个不准确的方面向“左”倾错误发展。我们如果认真阅读毛泽东在此以后的言论、著作，特别是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意见，1959年年底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物质刺激”和“彻底实行按劳分配”的意见，1962年秋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3年10月对关于人民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号召全国学解放军）,1963年11月给林彪、聂荣臻、肖华的信（肯定“四个第一”，肯定工业各部门从上至下学解放军）,1965年2月22日的指示（高度评价“四个第一”）,1965年12月2日对抵制突出政治的批判，就可以发现，毛泽东愈来愈认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狠抓阶级斗争，依靠政治挂帅。“大跃进”受到挫折，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教训，却得出必须突出政治的结论来。一些同志提过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而林彪在1959年9月任军委副主席以后利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错误，提出“突出政治”的“一整套”，实质上是突出主观意志、突出阶级斗争和突出个人崇拜，给予“左”倾错误的发展以相当的影响。我们许多同志当时对问题也认识不清楚。胡耀邦说过：“共产党掌握政权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究竟以什么为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纲，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许多同志都是不大清楚的，这同后来文化大革命更加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有关系。”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全面贯彻了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意见。它的一个主要文件指出：“搞政治工作，搞革命化，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发展，就会前进。不搞政治工作，不搞革命化，不走突出政治的道路，我们的社会就会停滞，就会倒退，就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搞不搞突出政治，搞不搞革命化，就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就是坚持革命还是不坚持革命的问题，就是关系到我们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问题。”这个文件为毛泽东所同意，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109号发出。这段话大体上反映了毛泽东的主张。1966年春毛泽东向中央推荐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关于政治挂帅的意见（经中央同意后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6]208号发出），也说明了毛泽东有这样的主张。这个主张并不是没有正确的因素，但是整个说来是夸大革命性的主张。既然有这样的主张，与中央其他一些同志之间的分歧就愈加深刻。1965年11月至1966年4月，全国刮起“突出政治”的旋风。
林彪在中央集体抵制姚文时从全局上提出“突出政治”，点破了毛泽东与中央第一线的重大分歧，为“左”倾错误的急剧发展推波助澜。他抓住罗瑞卿对“突出政治”的抵制，制造了中央出的“修正主义”。根据他的意图写出来的《解放军报》1966年元旦社论，从“反对和防止现代修正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还是倒退”的高度，尖锐地批判了所谓“物质刺激”（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所谓“物质刺激”对立起来，开“文化大革命”中批判“工分挂帅”、“利润挂帅”、“奖金挂帅”等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先河。根据林彪的意图，《解放军报》连续发表7篇专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反对“政治和经济的统一”的正确原则，攻击周恩来、邓小平。林彪在提出“五项原则”的时候说：毛主席的书是“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他大搞个人崇拜，践踏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而最根本的，是他那依靠“突出政治”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极大地助长了“左”倾错误。凡此种种，都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有很大关系。
第三件大事是中共中央于1966年4月10日批发了经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文件的形成颇为奇特。江青不在中央工作，不在军委工作，又没有受中央和军委的委托，却要开什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她先找罗瑞卿，碰了钉子；又找到林彪，一拍即合。座谈会所议不是军队文艺工作，而是整个文艺工作。说座谈又没有多少座谈，都是江青一人说了算，纪要又由没有参加座谈会的陈伯达、张春桥参加修改。这是极不正常的。江青之所以找到林彪，她自己说过，是请“尊神”来“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情况表明，江青与林彪勾结，制造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舆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一炮没有打响，拥护者不多，江青就又请出“尊神”来，开辟一个新战场，直接配合姚文的进攻。
《座谈会纪要》不仅一笔抹煞了30年代革命文艺的成就，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黑线专政”论，提出了“黑八论”（“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离经叛道”论）。就其基本方面来说，它是毛泽东1963年12月12日、1964年6月27日关于文艺工作批示的“左”的发展。两个批示的“左”倾错误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和近因之一，《座谈会纪要》的严重“左”倾错误则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一个步骤。
《座谈会纪要》的批转，使江青名噪一时。批转以后，大规模的“摧毁文艺黑线”的运动迅速掀起。以后“黑线专政”论又搬用到全部文化领域和其他方面，它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了。
准备阶段中最为严重的事件，是错误地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过去把他们四人称之为“反党集团”，毫无根据。对他们的错误批判，直接导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杨尚昆的“错误”主要是“私设窃听器”，这是叫人很难理解的。杨尚昆身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领导中央机要部门，接触中央核心机密，要“私设窃听器”干什么！原来所谓“窃听器”，就是录音机。他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在一定场合为重要讲话安排录音，以便整理存档，何罪之有！据中央办公厅查实，他从未私录过毛泽东的谈话。但在姚文发表的当天，他就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解除他的职务的真实原因，大概就是因为他坚持原则而又掌握要害部门，用起来颇不顺手。
对罗瑞卿的批判，是林彪挑起的。罗出任总参谋长本系周恩来和林彪所推荐，因罗不愿放弃原则追随林彪而遭受打击。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携带他的亲笔信和林、叶授意几个人写的假证明，向毛泽东“揭发”罗瑞卿。主要内容有二：第一，罗要夺取军权。据称，1965年2月，罗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几句话，要叶“好好保护林总的身体”，劝林“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一切交给罗去管”。刘又对叶说：“办好了这件事，罗总长是决不会亏待你的。”这是捏造。刘亚楼已于1965年5月去世，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认为“死无对证”、“不足为信”。如果确有其事，为什么在2,3月间不揭出呢？叶群在“揭发”中就有明显的破绽，她说她拒绝了刘的要求，而刘又不敢向林提出，那么为何九个月以后来揭发呢？再者，总参上有军委，军委主席为毛泽东，任何人也不可能夺取党的军权。第二，罗反对“突出政治”。这两项主要内容，前者纯属诬陷，后者却是事实。12月2日，毛泽东扎r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先在上海后在北京批判了罗瑞卿。问题还在调查核实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就点名批判了罗瑞卿，发到了全党。负责罗的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领导人之一是彭真，他说过公道话，诸如说过罗的问题“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这又成了批彭的一个内容。
1966年4月30日，对罗的问题作出了结论。中央批准了这个结论。罗的“主要错误”的第一条是：“罗瑞卿同志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同志却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的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同志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要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同志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人敢再提个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同志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介绍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载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同志却嫌搞多了……”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把这一条的主要内容抄出，是想说明在个人崇拜流行时是非混淆到何等地步。正如邓小平在罗瑞卿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所说，这恰恰从反面证明罗瑞卿是正确的。
彭真的所谓“问题”，归根结底只有一条，就是他在可能范围内抵制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这种抵制，实质上代表了中央集体的抵制。之所以由彭真出面，因为他既是1964年夏成立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又是吴晗所在的北京市党政最高领导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原则问题面前无可回避。他像中央其他领导人一样，尊重和敬爱毛泽东。他在得知毛泽东支持姚文的发表后，批评上海有关部门不报告这一情况，正说明他重视毛泽东的意向。毛泽东却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其实撇开吴文并不反动不论，并未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吴文（事实上也没有哪一家报纸转载），自然不存在打招呼的问题；既要求全国报纸转载姚文，情形自然不同。但是毛泽东却由此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这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彭真认为姚文是可以讨论的，不主张围剿《海瑞罢官》，不赞成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彭德怀的官，如实向毛泽东反映吴晗与彭德怀没有组织联系，对吴晗说“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历史证明这些都是正确的。他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在内容上是基本正确的，无非是试图对已经展开的对《海瑞罢官》的过火批判和其他类似的批判（如戚本禹《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对剪伯赞、吴晗不点名的无理指责）稍加约束，把这些批判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之下。一切是非都被“左”倾思想混淆了。这时个人专断作风已经很难抵制，彭真就是一个现实例子，他因抵制个人专断作风而受到了批判。对他的批判在实际上又似乎是对中央集体的批判，因为《汇报提纲》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的。中央集体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同意这样的批判，历史的因循使中央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
关于陆定一的所谓“错误”，中央有过一个说明。他的“错误”有三：他的妻子严慰冰写“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陆与这一“反革命案件”有“密切牵连”；“把活学活用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骂成是‘实用主义’、‘庸俗化’、‘简单化’”；在对文化革命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同彭真完全一致”。是非之混淆，无须赘述。匿名信有之，与陆定一无涉。写的都是生活问题，反对的是林彪、叶群，与“反党反革命”相去万里。严慰冰蒙受冤屈，在出狱后已表示匿名信这种方式不足为训。
以上种种事件的实质，是个人反对中央集体。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个人发动的。毛泽东对此从不隐讳，在他审定的文章、社论、文件里，多次提及这一事实并加以颂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说它是个人专断的登峰造极，不仅因为它在如此重大问题上实际上违反了民主集中制，而且因为它的矛头是对着中央集体的。毛泽东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就要首先扫除实现他的主张的“障碍”——中央第一线。这不是什么推理，而是事实。在准备阶段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此文不过是借题发挥。它固然是打击、诬陷吴晗的，但更是在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间题上严厉谴责中央第一线。此文的要害，正是无理指责中央第一线。在准备阶段里，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律的高度，提到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命运和前途的高度，毛泽东予以批准，这也是用以反对不同意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线的。在准备阶段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修改后批发全党。这个文件，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既是对文艺界的指责，更是对中央第一线的责难；既是文艺路线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在准备阶段里，错误地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个错误批判，既是对着彭真等四位老革命家的，又不只是对着四个人的，而是带有“扫清外围”的性质，后来发生的事件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总而言之，准备阶段里的一切挞伐都有对着中央第一线这个特点，都有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个特点；不过因为还在准备阶段，只是旁敲侧击罢了。只有认清这一点，才是捉住了隐蔽在现象后面的问题的本质。早在1964年5,6月间，毛泽东就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这说明对中央状况已经作了完全与实际不合的严重估计；但是毕竟只说了“如果”，并未肯定。在准备阶段里则不同。1966年3月底，毛泽东在与康生等人谈话时，赫然号召“向中央进攻”。谈话要点5月间上了中共中央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进攻”的字样。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出现了极其反常的扑朔迷离的事件。江青何以胆敢组织撰写把矛头暗指中央第一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样一个违反党纪的行径何以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毛泽东批准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不与中央第一线商量？为什么不告诉中央有关部门？江青为什么极端秘密地在上海召开所谓“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为什么要对北京保密？“座谈会”为什么只是江青的“一言堂”？江青的非组织活动为什么得到了毛泽东的承认？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似乎难于理解，其实只要认清个人反对中央集体，这些问题就迎刃而解。既然是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不便于把问题和盘托出，摆在桌面上，就必然要发生种种极其反常的事件。著名史学家黎澎说：“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这个评论是入木三分的。为什么在另一条件下会“换个形式出现”呢？这是为个人反对中央集体所决定的。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在准备阶段里就不得不采用迂回战术，曲折地提出问题。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是简单的事。贸然提出重大政治问题，贸然打击中央集体，和者必寡。就发表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拐弯抹角地提出政治问题。就正面肯定“突出政治”问题，要求分清“两条路线”，批判“折中主义”，指槐骂柳。就制造出关于文艺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来，委婉曲折地指责中央。由评论文艺而裁判政治，由批判下层而敲打上层，层层递进，逐步深人。凭借个人崇拜，通过反对“修正主义”的舆论，把人们弄得晕头转向。
正因为以个人反对中央集体，就借用军队力量。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里说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请了解放军“尊神”。其实不只是江青如此。美国费正清说：“到了1965年，毛已经准备要指控他那些最密切的同僚在搞‘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他对党感到失望，已经求助于军队。”“他这样做的时候，甚至利用了解放军报作为他的喉舌。”事情大体上是这样。毛泽东在对《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了第二次修改后，于1966年3月17日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就是一个例证。毛泽东三次修改于前，林彪和军委常委其他同志一致同意于后，中央就很难拒绝。借用军队力量，是后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确定林彪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解放军报》当时在制造舆论方面确实最为突出。林彪1967年8月9日在对刘丰等人谈话中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这个判断大体上符合事实（这里的“毛泽东思想”其实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军队历来是紧跟毛泽东的，认为这与紧跟中央是一致的。军队的高级将领，除林彪等极少数人而外，并不了解中央领导核心内部的情形。
正因为以个人的错误反对中央集体的正确，所以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武断和专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蛮不讲理的。1961年年初写成《海瑞罢官》的吴晗绝不可能预见到1962年会出现所谓“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断言《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毫无根据，吴晗明明在《论海瑞》中不指名却严厉地指责过彭德怀。《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乱打棍子的。把彭真等打成“修正主义分子”，更是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准备阶段里，形式上中央也开过几次会议，实际上是个人决策，没有实行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既主观地认定中国要大破大立，又在受到阻遏时刚愎自用，这就谈不到摆事实、讲道理，而只能乞助于武断、专横。
个人反对中央集体，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这是“果”，“因”则既有个人方面的因素，更有社会历史方面的因素。安子文说过：“要是只把这归结在某个人的错误或林彪、‘四人帮’的邪恶狡猾上，就太简单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是发人深思的精辟见解。
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本来是臆造出来的。而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出现，又使毛泽东对党中央的状况作出更加违反实际的估计，认为资本主义复辟迫在眉睫。他既要实现他的主张，又为心造的幻影（出现了所谓“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所欺骗，决心全面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对彭、罗、陆、杨的批判在党中央得到实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提供了“理由”。毛泽东既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信任，就重用林彪、江青、康生这伙野心家、阴谋家，这也就注定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
在短短半年内频繁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与之相呼应的报刊上声势浩大、气势汹汹的政治批判，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在“反修防修”的紧锣密鼓声中，“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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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8-30 11:5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