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瑶铣 我在“文革”期间为毛泽东录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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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蔡瑶铣　胡明明


　　1975年到1976年的两年时间里，我经历了艺术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历程，这是一件在当时属于“非常机密”的工作。

　　工作的内容是为毛泽东录制诗词和传统剧目，这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时，为什么录，为谁录，录下以后干什么等等都不知道，也不许你知道，只知道这是一件“极其光荣和秘密的工作”。只知道，在当时录制这些还属于“封、资、修”的东西绝对是“最上边”的意思。

　　1975年2月，那时候，我还在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忙于演出。有一天，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项录音工作，具体内容不清楚。于是我赶忙整理行装赴京。还有一个人是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

　　我俩下榻的地方是北京和平宾馆，住在东院最里头。到达后，有专人给我们分配任务，交代注意事项和纪律。我的任务是录词曲。闵惠芬的任务是先学京剧唱段，然后在京剧乐队伴奏下，用二胡拉出仿人声的唱腔。记得闵惠芬先是由李慕良先生教唱，学会以后，就由李先生一句一句抠，再研究怎么能用乐器拉出味儿来。

　　我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录制宋代词人洪皓的《江梅引》，全词共四首。这四段词是由傅雪漪先生配曲。那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有一个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伴奏就由这个小组的成员吴文光弹奏古琴，加上一支箫。先录制了《江梅引》中的第一首《忆江梅》，送去审听后，竟受到“上边”的肯定夸奖，我心里稍稍宽慰了许多。毕竟是多年不唱传统的段子，效果如何当时多少还有些吃不准。由于头一曲录得不错，又接着录制了后面三首。有时是“上边”提出要求，理解后再录；有时是录好后“上边”又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反反复复，竟录了七八次。这一阶段，文化部当时的负责人经常亲自来抓我们的工作，并告诉我们，录制的曲目要送给“上边”的领导人听。我们也只是听着，从不敢多问什么，心里只想把声音录得好一些，尽量别出纰漏。

　　大约是在4月份，我们又与陆续来报到的其他同志被车送到钓鱼台国宾馆。当时“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说要成立一个录音录像组。参加的人北京的有中国京剧团的李少春、李金泉、赓金群、高盛麟等著名艺术家，还有当时北京京剧团的洪雪飞、万一英和侯少奎等青年优秀演员。上海来的有方洋、刘异龙、闵惠芬等人。

　　录音和录像是分成两摊同时进行的。正式录音前，先把辛弃疾、张元干、李清照、苏轼的词都印成了大字本发给了大家，请专人负责注释，把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简要情况，词的意思，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词等等一一讲给我们听。时间是一个星期每人发两首，先做案头、酝酿、练唱、合乐，等感觉差不多时再去录音。拍曲是傅雪漪。傅雪漪是北京市人，满族，曾于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师从黄宾虹等研习国画。1940年起开始学习昆曲艺术，主持过北平昆曲学会。自1951年起，从事音乐创作和研究工作。曾先后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院等任教。

　　那时录音是有时候大家共同准备同一首曲目，比如录岳飞的《满江红》，我和岳美缇、计镇华等都唱，送上去审听一两天后就会传达意见，说谁这首唱得比较好，什么地方好，但从不说这话是谁讲的。

　　与录音组同时展开工作的录像组，规模也相当大，记得李少春、高盛麟、李和曾、关肃霜，天津的张世麟、厉慧良和天津京剧团的一大批人都被集中到一起。上海京剧团武旦张美娟，昆剧前辈俞振飞、方传芸等先生和上昆演员王芝泉也赶到北京，录制传统剧目。

　　我参加了《游园》、《思凡》等昆剧的录像。

       就在我参加录音组工作期间，忽然接到一个为晚会演唱古曲诗词的任务，那是一次为招待英国前首相希思的外事演出任务。能在这种场合，演唱传统的古典诗词，对我来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后来，这种任务也渐渐多起来，招待的外国贵宾有马来西亚总理、菲律宾总统夫人、丹麦首相等等，还有一次是为朝鲜金日成演唱，每次演出非常隆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还参加了招待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演出，我和岳美缇分别演唱了古曲。当悠扬的旋律在人民大会堂回荡的时候，我被传统艺术的魅力深深震撼，久久陶醉其间。

　　1976年7月初，第二阶段的工作开始。这时的录音组已经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大了许多。似乎是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步骤也更严密更精致了。整个一个录音组就占满了当时位于北京东单三条的公安招待所，大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声乐组和器乐组，另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注释组。前后总共应该超过100首。

　　由于要求严格，大家谁也不敢懈怠。像我们声乐组的同志不仅理解了曾经演唱过但并不完全明其就理的曲目，而且在文学、历史典故、历史常识方面都有很大地提高。像器乐部分要求人声化，要模仿出人说话、唱歌时的气息和意境，所以每个人都狠下了功夫。那时他们哪个地方该颤音，哪个地方要揉腔，都恰到好处，活灵活现。如用二胡演奏的程派《锁麟囊》、荀派《红娘》等段子，真是好听极了。

　　录音仍然是录一次就送上去审，听审查意见，不行就打回来重录，直到“上边”满意为止。

　　终于有一次，是全体开会，听传达审听意见。“中央文革”负责人忽然眉开眼笑地说：毛主席听了你们的词曲，听了岳美缇的唱，听了蔡瑶铣的唱，说好像觉得岳美缇大概比蔡瑶铣大两岁吧?大家一听就都笑了，我赶忙说：“对对对，岳美缇是比我大两岁。”这一下，我们才明白，原来是为毛主席录音，我们的心豁然开朗，毛主席在关心着传统艺术的恢复整理工作。顿时一种亲切感涌上心头，大家互相用眼神传递着信息，每个人都显得很兴奋，如沐春风。正是从这时开始，我们才真正了解到是毛主席在关心着这项工作，体会到毛主席的关怀有多么具体和用心良苦。

　　那时候，有一些被重点圈定的词，像张元干的《贺新郎》，辛弃疾的《南乡子》和《水龙吟》等，都是几个人同时录，几乎每一首词都不下三四遍地经历过送审、打回、修改、重录这样的过程。

　　这样反反复复，也就慢慢习惯了。还有一次，岳美缇生病回上海，病刚好就又被十万火急地召回到北京，重唱南宋时期张元干的那首非常有名的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在这次重唱时，“上边”指示把原词中的末一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君去也、休回顾”。录好后，江青召集大家听回放的录音，唱到这句时，江青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道：“这是毛主席改的，为我改的!”我们不敢说什么，但更感到毛主席和录音录像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想着词中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的意境，大家心情颇为复杂。

　　过了很久，大约是在1994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我才知道，当年毛主席改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是为悼念董必武的，改动的这首词收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一书中，题目叫《贺新郎·改张元干词悼董必武》，而根本不是为江青改的。当年箫的伴奏者张晓辉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的演奏员。他写道：

　　曲子录好后送毛泽东处，周恩来等政治局的常委委员也每人送一盘。

　　词曲送到了中央领导处后，很快就从中央反馈回对该词曲录制效果的反映。这些反馈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后来我们慢慢才知道，毛泽东非常爱听为他专门录制的这些古诗词演唱音乐，每首曲子都反复听多遍，有时兴致所至，还让改动古词的几句原词，让录制组重录。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毛泽东对张元干《贺新郎》一词的修改。这首词由在样板戏《海港》中饰演方海珍的蔡瑶铣演唱，而且演唱有很特别的地方：先用南曲演唱一遍，又用北曲演唱一遍，据毛泽东身边人员回忆，毛泽东对《贺新郎》情有独钟，非常爱听。

　　这首曲子录好送到毛泽东处，时隔数日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改动了谱曲词中的最后两句：将“举大白，听金镂”改为“君且去，休回顾”。

　　为什么要改这两句?事隔多年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我们才了解到：1975年4月，董必武逝世，国家的又一“砥柱”倾倒了，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难过，一整天就没怎么吃东西，也不说话，让工作人员将《贺新郎》录音整整放了一天。过了不几天，毛泽东就把《贺新郎》词中的最后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是原来的两句“举大白，听金镂”太伤感了。

　　在录音工作进行的同时，录像工作也比前一阶段更上规模。不仅要把较好的词曲按照录音对口型、对演奏进行录像，而且还要套拍一部电影。像我和岳美缇录的《琴挑》、《思凡》等剧目，先是在中央台录了像，然后又在上海拍了电影。

       对于我来说，还有一项特殊任务至今难忘。这就是在第二阶段工作开始不久的时候，当时的文化部负责人专门点名要我演唱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著名长诗《琵琶行》。之所以把这首诗作为重点，据说有两个缘故。一个是因为毛主席非常喜爱这首诗，他老人家还经常用毛笔默写全诗；一个就是以前所唱的宋词都有词牌，元曲有曲牌，无论是《满江红》、《水调歌头》还是《醉花荫》，都能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和《碎金词谱》里找到相应的范例，这样演唱起来就有相当的依据，创作的难度相对较小。而这首《琵琶行》长诗，没有现成可供借鉴的资料，一切要从头做起。当时于会泳亲自抓这项工作，前后召开了四次会，最后确定由连波主创、周大风等配合，为诗谱曲。直到最后，由于会泳亲自修改、审听，最终取得相当的成功。

　　张晓辉回忆道：“我们当年录制的这些古词典现存放在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这些磁带记录有工作人员按毛泽东喜爱曲子的程度随手做下的记号。

　　“毛泽东特别爱听的曲目盒子上画有○型字样，在岳美缇演唱的岳飞《满江红》，蔡瑶铣演唱的张元干《贺新郎》，杨春霞演唱的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磁带盒上，就画有○型铅笔字样。另外在岳美缇演唱的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计镇华演唱的《渔家傲》、方洋演唱的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等作品上都留有不同的记号。”

　　“我来到录音组，为毛泽东录的第一首曲子是唐代白居易的诗《琵琶行》，而所配诗的曲子，是用已流传多年的《春江花月夜》改编的，由蔡瑶铣演唱。该曲主要是琵琶伴奏，内有古箫的伴奏，我是吹箫者。”

　　《琵琶行》的录制完成，标志着录音工作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也最后一个离开录制组，回到了阔别多时的大上海。

　　历史过去了30年，回想当年我参加的录音录像工作，单就艺术而言，还是相当有意义的。在众所周知的那样的岁月里，能动用最好的人财物力和技术设备，为老艺术家进行舞台实录性的资料保存工作，客观上起到了抢救、继承濒于失传的传统艺术的作用，所留下的资料也就相当权威，弥足珍贵。如今，随着许多前辈艺术家相继谢世，这些资料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

　　在词曲方面，这项工作的价值就更大一些。

　　中国的古典诗词曲赋本身就是能够吟唱的。因此，通过声乐的形式，把书本上的无声文字，转化成立体的声像，其意境更容易被理解被接受，也更利于传播开去。

　　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听，只能唱样板戏。如果谁要是偷着唱偷着哼传统戏，被人发现或被人揭发，那绝对是罪过。

　　只有毛泽东能改变这个状况。
到“文革”后期，到毛泽东晚年，他再次想起了他非常喜欢的诗词和传统剧目，想起了这些被“打倒”的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

　　这时，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

　　我无法推测毛泽东当时是如何想的，在1975年，全国还在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以“内部”和“秘密”的方式，集中最优秀的艺术家进行传统优秀剧目的录制在当时绝对可以说是一个“信号”。客观上，为保留这些优秀传统剧目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许多当时被戴上“文艺黑线人物”帽子，或已被迫改行从事其他工作的艺术家们。像我的老校长俞振飞和我的同学岳美缇等就是直接从“牛棚”和工厂来到北京参加这个任务的。

　　参加录制任务的这段时间并不长，但对我来说，别具一番意义。它使我丰富了自身的艺术修养。事情已经过去了近30年，回过头来看，如果公允地评价它的话，这段经历使我在以后的艺术观念上有较大转变、艺术视野有更大拓展，艺术表现力上也得以锤炼。

　　对于许多当年曾参与过这项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的感受相信和我也是一样的。

　　2003年，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江苏省委、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20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独领风骚——诗人毛泽东》第16集《故园寄思》中，再次提到了这段往事，提到了晚年的毛泽东听了由我演唱的《琵琶行》之后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心情。


光明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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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的一段往事

蔡瑶铣

    记得是在1975年的2月，那时候，我在上海京剧团《海港》剧组。有一天，领导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一项录音工作。于是赶忙整理行装赴京。和我一同工作的是上海民族乐团著名二胡演奏员闵惠芬。
    我俩下榻和平宾馆。我的任务是录词曲；闵的任务是先学京剧唱段，然后在京剧乐队伴奏下，用二胡拉出仿人声的唱腔。记得闵惠芬先是由李慕良先生教唱，学会以后，就由李先生一句一句抠，再研究怎么能用乐器拉出味儿来。
    我接受的第一项工作是录制宋代词人洪皓的《江梅引》，由傅雪漪先生配曲。那时候，中国歌剧舞剧院曾有一个琴筝瑟乐器改革小组。伴奏就由这个小组的成员吴文光弹奏古筝，加上一支箫。这两件乐器本身就很能体现古典乐曲的“清悠淡远”的意境。于是，先录制了第一首《忆江梅》，送去审听后，竟受到“上边”的肯定和夸奖，心里稍稍宽慰了许多。毕竟是多年不唱传统的段子，多少还有些吃不准。由于头一曲录得不错，又接着录制了后面三首《访寒梅》《怜落梅》和《雪欺梅》。这三首虽都是写梅，意境、情绪都不太一样，用的同一曲调也稍有差别，所以前后录了好几遍。有时是提出要求，理解后再录；有的是录好后又提出新的要求，这样反反复复，竟录了七八次。这一阶段，文化部当时的负责人经常亲自来抓我们的工作，并告诉我们，录制的曲目要送给“文革”领导人听。我们也只是听着，从不敢多问什么，心里只想把录音录得好一些，尽量别出纰漏。
    大约是在4月份，我们又与陆续来报到的其他同志被车送到钓鱼台宾馆。当时“中央文革”的负责人接见了我们。具体的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说要成立一个录音录像组。参加的人里有中国京剧团的李少春、李金泉、赓金群、高盛麟等著名艺术家，还有北京京剧团洪雪飞、万一英、侯少奎等青年优秀演员。上海来的有方洋、刘异龙、闵惠芬等人。
    录音录像分成两摊同时进行。
    我们录音组这是迎来了上海的蔡正仁、岳美缇、计镇华等人。正式录音后，把辛弃疾、李清照、张元千、苏轼的词都印成了大字本发给了大家，还请了专人负责注释，并把时代背景，作者的身份，简要情况，词的意思，作者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这首词等等一一讲给我们听。当时传送的“中央文革”的指示说，这些词分为豪放和婉约两大派，先录豪放派的，然后再录婉约派的，时间是一个星期每人发两首，做案头、酝酿、练唱、合乐，等感觉差不多时再去录音。拍曲是傅雪漪。
    按照计划，这些词曲大致录了几十首。据说，录音做成带子后一式六份，一份送毛泽东主席，一份送周总理，剩下的四份分别送“文革”负责人。
    那时录音是有时候大家共同准备同一首曲目，比如录岳飞的《满江红》，我和岳美缇、计镇华等都唱，送上去审听一两天后会传达意见，说谁这首唱得比较好，什么地方好，但从不说这话是谁讲的。
    与录音组同时展开工作的是录像，规模也相当大，记得李少春、高盛麟、李和曾、关肃霜，天津的张世麟、厉慧良和天津京剧团的一批人都被集中到一起。上海京剧团武旦张美娟，昆剧前辈俞振飞、方传芸等先生和上昆演员王芝泉也赶到北京，录制传统剧目。
    我也参加了《游园》《闹学》《思凡》等昆剧的录像，王芝泉录了《盗草》。
    整个录音录像组的工作，从1975年初到1976年初，除去中间停顿的一段时间外，大致持续了将近一年。
    1976年7月初，第二阶段的工作开始。这时的录音组已经比前一阶段的规模大了许多。似乎是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步骤也更严密更精致了。整个一个录音组就占满了位于东单三条的公安招待所，大组下面分成两个小组；声乐组和器乐组，另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注释组。
    这一时期，词曲这组（即声乐组）除了我以外，还有岳美缇、李炳淑、方洋、计镇华。杨春霞、李元华也参加过一段时间。一共录制了几十首词曲，加上前面的，总共应该超过100首。
    器乐组抽调了上海、北京、湖北等地艺术团体最拔尖的独奏演员，像许讲德（二胡），刘德海、王范地（琵琶），上海民族乐团的王昌元和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项思华（筝），还有该院琴筝乐改小组的康绵总，上海的俞逊发、北京的曾永庆（笛子），再加上拉擂琴的傅定远、韩凤田和一个吹管子的同志等，加起来有十几个人，每天关在屋子里听录音，研究技巧。
    注释组是专门搞文字的，把每首词都打印成一叠厚厚的资料，有原词、注释、作者介绍等几部分，要求声乐和器乐两个组统一做案头，先理解，再吃透，最后进行演唱。
    由于要求严格，大家谁也不敢懈怠。像我们声乐组的同志不仅理解了曾经演唱过但并不完全明其就理的曲目，而且在文学、历史典故、历史常识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像器乐部分要求人声化，要模仿出人说话、唱歌时的气息、意境，所以每个人都狠下了功夫。那时他们每人一间屋子，天天听的都是高庆奎、杨宝森、余叔岩的录音唱段。他们还用二胡、筝等多种乐器尝试模仿过梅兰芳、荀慧生的唱。有时也和我们一起听，听完了征求我们的意见。之后就一段一段学唱，然后再用乐器体现出来，哪个地方该颤音，哪个地方要揉腔，都恰倒好处，活灵活现，如用二胡演奏的程派《锁麟囊》、荀派《红娘》等段子，真是好听极了。录音仍然是录一次就送上去，听审查意见，不行就打回来重录，直到“上边”满意为止。据说是毛主席很喜欢高庆奎的唱法，所以用器乐演奏的高派唱腔很多，《逍遥津》《碰碑》很能体现高派雄浑苍凉、慷慨激愤的意境和风格。低回婉转的程腔，有如高山流水，空谷足音，别是一番心境，也录了不少。
    一次，照例是全体开会，听传达审听意见。“中央文革”负责人忽然眉开眼笑地说，毛主席听了你们的词曲，说听了岳美缇的唱，听了蔡瑶铣的唱，好像觉得岳美缇大概比蔡瑶铣大两岁吧？大家一听都笑了，我赶忙说：“对对对，岳美缇是比我大两岁。”这一下，我们心里豁然开朗了，呀，原来是毛主席在关心着传统艺术的恢复整理工作。
    那时候，有一些被重点圈定的词，像张元千的《贺新郎》，辛弃疾的《南乡子》和《水龙吟》等，都是几个人同时录，几乎每一道词都不下三四遍地经历过送审、打回、修改、重录，这样的过程。
    如李炳淑第一次录的《水龙吟》，其中有一句“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由于“拍”字的力度不够，不仅打回来，还重又把原词一个音一个字地考释、订正了一番；《南乡子》曲调也由于会泳自己重新调配了一次，都录了三四遍，才算通过。 这样反反复复，也就慢慢习惯了。后来，岳美缇生病，病刚好就被十万火急地召回到北京，重唱北宋时期有名的词《贺新郎·梦绕神州路》，并且把原词中的末一句“举大白、听金缕”改成了“君去也、休回顾”。录好后，江青召集大家听回放的录音，唱到这句时，她不无得意地自言自语：“这是毛主席改的，特地送给我的！”这更证明了毛主席与此事的联系。想着词中的“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如许”的意境，大家心情颇为复杂。
    录像工作在这一时期也比前一阶段更上规模。不仅要把较好的词曲按照录音对口型、对演奏进行录象，而且还要套拍一部电影。由于摊子铺得大，除了中央台以外，北影、新影都开辟了阵地，上海也设了点。像我和岳美缇录的《琴挑》《思凡》等剧目，先是在中央台录了像，然后又在上海拍了电影。北京这边拍的有张学津、刘长瑜的《游龙戏凤》，并由李世济用程派演唱；还有李和曾的《碰碑》、高盛麟的《挑滑车》。新影拍了赵燕侠的《红娘》、裴艳玲的《宝莲灯》。上海也把俞振飞先生的《太白醉写》、王传凇先生的《狗洞》拍了资料。这时的录像组单独住，只记得关肃霜、张美娟等都参加了录制工作，规格、档次也都很高。

（摘自 原《梨园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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