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志修等：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文革初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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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文革初期纪实
（1966.11 – 1967.09）

（《历史拒绝遗忘 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选读）

姚志修 林刚 戈更新 俞灿明 杨馨馥 郑一鸣

按：本篇原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 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提要：
本文着重记述文革初期“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参与的浙江大事件，特别是对中央和全国有较大影响的事件，主要依据为作者亲历、报纸报道、各界代表人物的书面或口头记述，还包括官方出版物、地方志和持迥异甚至对立观点的可追溯性文章内容，在必要处进行了证实或证伪或质疑。对浙江文革相关联的中后期和后文革时代事件及典型人物也作了简明交代。

目录

一、联络站成立经过和主要成员
二、联络站与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关系
三、联络站与中共浙江省委的关系
四、联络站建站前杭州文革运动概略
五、1966年11月～12月联络站的主要活动
六、省军区与群众冲突事件
七、解散“红卫军”事件
八、浙江省高级法院吴仲廉院长非正常死亡事件
九、反击经济主义
十、对待省市主要干部
十一、决定浙江文革中后期走向的两个月 部队一分为二 群众组织三足鼎立
十二、联络站在1967年3月，离杭前军区给予一击
十三、军区制造的电话“窃听”事件
十四、再度赴杭州
十五、帮助“省联总”整风和浙东行
十六、“省联总”和“红暴”对立升级、武斗和部队领导的态度
十七、解散“飞虎队”
十八、两派联合和省军管会改组
十九、独立二师离杭整训
二十、萧山事件
二十一、最后一次看望原省委领导
二十二、林刚因“跟踪毛主席”被拘案真相 悲剧和终结
二十三、浙江文革中期（1967年秋～1972年秋）
二十四、浙江文革后期及后文革时期（1973年～1988年）
二十五、后文革时代原联络站人员的遭际
二十六、后记

一、联络站成立经过和主要成员

1966年5月中央发动文革，不久提倡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免费乘火车，鼓动了全国数千万学生汇集北京和走向大江南北，造反之火在全国燎原。
11月初有人在位于杭州南山路上的浙江美术学院（美院）大门口贴出一张大字报，言杭州和浙江的文革如一池西湖水般平静，要求北京来的红卫兵们集合开会商讨。于是来杭州串联的北京学生约30~40人在美院集会。大家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组织，取名为“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驻杭州联络站”，按当时盛行的“巴黎公社选举制度”，提名和选举“勤务组人员”（所谓“勤务组”即“领导小组”或曰今天的“管理层”），如有人提出撤换“勤务组人员”，可召开全体大会议决。勤务组经过11月选举、12月改选，以后稳定下来的人员有五人，即韩向东（清华大学造反派组织“井冈山”）、姚治修（清华大学“井冈山”）、刘开洪（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袁汉（北京航空学院“红旗”）以及杨震夏（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他们的分工是：韩——“省联总”（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刘——工人运动，袁——大专院校，杨——省市干部、宣传，姚——内务和协调。联络站成员大部分来自北京和哈尔滨、新疆的八所大学，主要成员有：
清华大学 工物系66届李洪顺、68届姚治修（原名姚志修）、杨云南、朱学武（原名朱基甸）、赵升元，200号反应堆技术员韩向东（原名韩顺堂）、工人吴登友等；自控系技术员戈更新、赵美琴、杨馨馥；电机系66届林刚（原名林元祥）、70届袁国明；无线电系70届尚彤和方扬眉；土建系70届郑一鸣；教学实习金工车间工人张向东（原名 张万财）、张执玉、技术员刘继东。
北京大学 江为民（原名蒋翔六，系中国半导体专家黄昆的研究生）。
北京航空学院 袁汉、俞灿明等。
北京地质学院 刘开洪。
北京钢铁学院 肖学林。
北京师范大学 蒋庆平。
北京气象学校 平凡。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杨震夏及其两位同学。
新疆八一农学院 沈博礼。
联络站共约40人，成分可谓来自五湖四海，来自清华大学的占多数，其中袁汉约于1967年2月离杭返校，沈博礼（女）听到新疆石河子1月26日发生部队弹压造反派血案（注：上百度网站查得：是日，新疆石河子造反派被打死26人、伤54人）后，于1967年2月离开杭州赶回新疆支持造反派。考虑到上述人员并非全部属于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为名正言顺，还成立了一个“全国造反兵团”。但在行动上，联络站和兵团是一致的。
联络站设办公室，由清华大学戈更新负责，她每天接待外单位来访，也处理一些内部行政事务。办公室开始设在浙江美院南山路大门内第一栋二层楼的二楼东南间，以后搬到省委统战部向阳路（延安路旁的支路）的一座独立楼房内。
这些人开始分住在美院的男、女集体宿舍。后为安全起见，搬到延安路边上的小弄堂居住。去学校、工厂和农村活动的成员，往往住在学校、工厂和农村，规定其不定期回站反映情况，参加站内讨论。去工厂的人员与工人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袁国明起初负责拱墅区的轻纺工业区，后来转到萧山地区，肖学林负责半山重工业区，俞灿明、沈博礼等蹲点杭州钢铁厂，从事工人运动。
联络站强调“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执行“三司”（即“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总部关于驻外人员每人每天补贴2毛钱的规定，个人生活费用全部自理。我们初期在美院食堂搭伙，办公室搬迁后去商业厅食堂搭伙，从不去饭店用餐。
1967年3月20日，按中央要求，联络站全体成员撤离杭州，23日回北京集中学习整风后，多数人回原单位。
4月中下旬，清华大学的韩向东、林刚、姚治修、李洪顺、袁国明、杨云南，地质学院的刘开洪等再度去杭州。此时首都几个红卫兵司令部已统一到“红代会”，他们就以清华和地院红卫兵组织外派记者的身份工作，但杭州各界习惯上仍称其为“三司联络站”的人。1967年9月前后，他们分别离开杭州。前后两次共计11个月不到。至1976年文革结束，他们中的任何人没有再去浙江从事文革方面的活动。

二、联络站与首都红卫兵“三司”的关系

1966年11月初联络站成立后，派吴登友等去北京向“首都三司”总部汇报，“三司”正式发了盖章的函文予以确认。其后，“三司”曾在1966年冬派参谋部人员来杭了解联络站的情况，1967年2月25日派“三司驻沪联络站”赵中义、许人朝、林文亮三人来杭州，检查、考察联络站的工作、经济、作风和组织等各方面情况，他们于3月19日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首都三司赴杭调查小组调查公告》，对杭州联络站评价较高。
杭州联络站可以免费获得“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报在杭州的发行权。其空运的印刷纸型，开始由“首都三司上海联络站”转给，后直接经铁路快件运输获取。每次我们在杭州当地印刷成千上万份，然后在大街出售。《首都红卫兵》报及时报道北京乃至全国的各类大道和小道消息，十分抢手，一般几小时就售罄。卖报所得减去印刷成本，每期有数百元的盈利，用来充当联络站的公共活动经费，并将少量盈余上缴“首都三司”。联络站与“三司”总部的关系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注：杭州市社会科学研究所《浙江方志》编辑部程超、魏皓奔主编的《浙江文革纪事 1966.5～1976.10》（顾问 罗晴涛、乐子型、魏桥，1989年2月出版）（以下简称《浙江文革纪事》）第20页说：“11月下旬，中央文革指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林岗、李洪顺、韩向东、蒋为民、戈更新等来浙江串联，在杭州设立‘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这种说法与事实相悖。

三、联络站与中共浙江省委的关系

1966年9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响应中央发动学生全国大串连的号召，专门召开大会，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致欢迎词。11月，联络站主动到浙江省委报到，希望得到省委的支持。省委指派重工业厅王一夫厅长为与我们联络的联络员，指定粮食厅按月给我们赠送粮票。冬天来临时，省委给联络站送来许多新的棉军大衣，我们考虑到联络站人员统一着装对社会影响不好，棉衣被勤务组悉数退回。此外，省委给联络站先后拨了一辆旧卡车和一辆旧卧车，委派省交际处的司机王连福给联络站开车。联络站将卡车用作广播宣传车，一辆卧车用来办急事和往返上海，一般情况不得使用。
省委还先后两次拨给联络站活动经费各2000元。1967年初反经济主义高潮中，联络站主动将第二笔2000元缴还给省委。
联络站人员在杭州活动的10个多月内，对省市委主要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人身保护，反对任何形式的体罚，除了他们出身普通家庭，心地善良，接受党多年教育，恪守中央“要文斗，不要武斗”政策以外，回报浙江省委对联络站的友善态度，也是一个原因。

四、联络站建站前杭州文革运动概略

与北京市和清华大学等地方院校的文革状态惊人类似，浙江文革也先后经历了如下过程：
运动开始时，清华大学先抛出党委副书记、教务长何东昌作为批判对象。浙江省委则于6月下旬先后将浙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刘丹撤职，点名批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杭大副校长林淡秋；起先压制浙大1861名师生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要求，拖至8月初决定撤销所有工作组。
8月杭州成立以干部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随即他们在社会上大破四旧，砸毁庙宇，攻击他们看不顺眼的百姓和交通警察，形成“红色恐怖”。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高干女儿宋彬彬，并要她改名“宋要武”（《昨天》注：此说不确），当晚杭四中以省军区司令儿子张进沪、革命干部女儿苏革命（原名苏小黎）等为首成立“四中红卫兵连”，血统论顿时刮遍校内外：他们勒令工程师儿子、绰号“小四眼”的同学在校园内拔食青草。“苏革命这位校级、市级的三好学生则在一次控诉大会上，一手持话筒，一手握针钻声嘶力竭地控诉王鸿礼校长，她每控诉一句，就用针钻猛扎王校长屁股一下。老校长悲惨的尖叫，震得大食堂顶棚上的灰尘纷纷落下，令人胆战。”（摘自云蒸霞蔚【百姓家史】《我的红卫兵生涯》，2013年10月2日10：14：24发布于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张进沪等七人则肆无忌惮地用铜头军用皮带打死了该校美术教师俞子青的两名无辜家属（详见本文【军区事件】章节）。
8月下旬，北大学生朱金明来杭，批评杭州运动冷冷清清，主张炮轰省市委。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动员、组织企业、机关、学校、居民对其车轮大战，通宵辩论，呼喊口号打断其发言，不让其吃饭和睡觉，变更其贫农出身为地主，宣布其图谋夺市委的权，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政治扒手、资产阶级狗崽子。将他逼成精神病后，指使医生不对症下药，同时监视朱行动，剥夺其自由达数十天，将不赞成这类做法的工人、群众归为“叛徒”。直到“北京大学朱金明问题专案小组”来杭交涉，13个群众组织开大会声讨才最终解除了迫害。（见1967年1月16日《杭州日报》第二版）1966年6月16日清华大学蒯大富张贴质疑性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随即被刘少奇夫人王光美掌控的工作组组织人员围攻、不让其吃饭和睡觉，朱、蒯两人际遇如出一辙，只是朱的遭罪时间滞后了2个多月。事实上，8月4日晚周恩来带领100多名中委及候补中委到清华召开大会，当众为蒯大富平了反。8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公布，浙江杭州的当权派完全知道中央的态度和大形势，可以对朱金明宽宏大量，却依然那样做。
9月～10月，观点各异的学生、工人红卫兵组织纷纷应时而生，省级和市级机关干部也成立造反组织，接着出现了如“浙江省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联络站”等跨行业的联合组织，将斗争矛头集中到省委。

五、1966年11月～12月联络站的主要活动

联络站的三、四十人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到大专院校、省市机关、报社电台、工业区和市郊农村调研、宣传。经过近2个月的工作，联络站对杭州市内的主要大学，浙江省、市级主要党政机关，重点工业区的文革情况，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同时也建立了与当地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联络渠道。
公众宣传采用当时流行的广播车方式。联络站每天与“首都三司”等保持长途电话联系，了解北京和外地的最新消息，然后编辑成短小精干的报道，由普通话极佳的北京人林刚和尚彤担任男女主播，当晚在联络站内部将播报录音，次日将宣传车开到杭州各条大街上播放，满足了群众对即时新闻的渴求。由于我们稿件文字编辑认真，播音音色纯正，不少听众开始误认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仔细听内容后才明白是联络站编写的新闻报道。这种方式使联络站名声大增。时过境迁，现在回头审视，当时的播报内容基本上紧跟中央，起了中央希望的宣传作用，自然也夹杂了不少小道消息。
11月中旬，浙江省委在造反派组织的要求下，宣布撤销以陈冰为首的省文革小组。下旬杭州“红三司”等将陈冰等押在车上进行挂牌游街。联络站明确表示，对陈冰等人可以揭发批判，但反对挂牌、低头等体罚和侮辱人格的做法。
12月底，联络站成为杭州当地群众组织获取北京信息的重要来源，被认为属于讲政策的温和造反派，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介于当地大、小造反派组织之间。
1966年12月30日，“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省联总”）成立，成分以大学和工厂组织为主。同日，“省联总”等22个组织查封《浙江日报》，改出新华社电讯版，开启了浙江夺权的先声。1967年1月6日省委常务书记李丰平迫于形势压力，代表省委宣布撤销于冠西的《浙江日报》社长和总编辑职务，改组《浙江日报》编委会。1月10日该报改由报社造反派和“省联总”主办。次日，“省联总”等24个组织授权《杭州日报》革命造反总部接管《杭州日报》，至此，“省联总”基本掌控了重要平面媒体的舆论权。
1967年1月是杭州文革大事件频发月份，特别是省军区事件、“红卫军”事件、反经济主义和省高院吴仲廉院长非正常死亡事件。前三个事件对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三司驻杭联络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省军区与群众冲突事件

1966年12月23日，“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去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寻找躲避在军区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浙大党委书记陈伟达，原省委派驻浙大工作组高文泉（系原浙江省军区干部）及其带回的浙大“黑材料”，以及传说军区政委龙潜1966年10月17日亲自下令“窝藏”的省委50箱“整人材料”和有关文件档案，未果。军区调动两个连进入司令部加强警卫。
注：《浙江文革纪事》第21页记载：12月23日，同日深夜“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等组织在“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策划支持下，以追查省委存放在省军区所谓的黑材料和揪省委书记陈伟达为借口，纠集了一千多名造反派第一次冲进了省军区司令部大院。实际上，我们联络站当时尚未介入浙大学生与省军区交涉的事情。
12月24日和25日，省军区政委龙潜带领数十人到司令部大院见学生，否认藏匿陈伟达，要求浙大学生承认进入军区是错误的。学生不服，派出张根生等人赴北京向中央军委反映情况。
这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第一起地方冲击军队事件的起因，开始还是比较单纯的。但后来揭发出军队高干子弟打死无辜百姓事件，鼓动了更多人群的介入，而军区迟迟不对群众作出满意的回应，遂转化为重大的群体事件，对浙江文革和杭州社会造成了很大影响。
27日南京军区政委杜平电话向林彪副主席报告了浙江军区同浙大红色造反联络站谈判的情况。当天下午，林彪作出指示：

要把学生的工作当作群众工作来做，这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不但不应当由于这个问题而引起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对抗，而且应当借这个机会大力加强军队与革命学生的团结。
　　处理这个问题要重申以下三条：
　　第一、 领导同志要挺身而出，同群众见面，既不能躲，也不能压，越躲越压越糟。
　　第二、 对学生提出的正确批评要诚恳接受、完全接受。自己错了的，要坦率地进行自我批评。他们合理的要求，凡能做到的要完全做到。对他们的不正确意见和不合理要求要进行解释和教育。
　　第三、 从头到尾要贯彻对学生热情、友好、耐心的态度。在耐心的问题上军队要做出榜样，听了反面的话，绝对不能粗暴发脾气。
　　
但龙潜没有执行杜平传达的林彪指示，事态继续扩大。
　　29日，毛主席对浙江问题作了重要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应转到全军营以上各级机关去。毛泽东12月29日”。
1967年1月2日，杜平电告龙潜：“浙大张根生等六人，三十号到北京向军委控告浙江省军区干涉地方文化大革命，窝藏旧省委负责人和黑材料，围攻殴打浙大学生。军委答复了他们三条：1、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坚决支持，你们揭发浙江军区的问题我们欢迎；2、浙江军区有错误就要认真严肃检查；3、责成南京军区派人到浙江军区共同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月7日，杭州街头贴出大字报，称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和副参谋长杨信的儿子张进沪、杨春生于1966年8月30日以“破四旧”为名，极其残暴地打死杭州四中一位教师的妻子和岳母，要求对张、杨两人绳之以法。
据杭四中退休教师王长贤口述，原杭四中学生黄亚洲（注：黄后来曾任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和主席）纪录的《我所亲历的“冲击浙江省军区”事件》，其2013年10月4日版叙述：四中红卫兵连连长张进沪为首，带领6位同学，包括两名女生，趁夜去美术教师俞子青在涌金门外开元路的家（注：据1957年学校登记资料，为开元路104号）抄家“破四旧”，他们认为俞家一定有“封资修货色”，去后发现俞不在家，遂勒令其50余岁妻子与70余岁岳母跪在天井交待俞老师下落，将油彩涂抹在她们身上和脸上，解下军用皮带鞭打。惨叫声引来不少周围邻居，他们在大门外纷纷谴责。第二天下午，抄家的红卫兵打电话给四中学生在“红一司”负责保卫的小王，要其火速赶到现场。小王发现两位妇女躺在天井里濒临死亡，就吩咐找医生来医治，附近市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来现场，给了一些药，说：“如果到明天天亮不死的话，可能没有问题。”但两位妇女不久都不治身亡。打人者找到杭州市长王子达要求火化。王说“你们打死人是不对的”，对遗体处理没有说话。小王与火葬场联系后将遗体拉去火化。王长贤等18位年轻教师当时为“延安战斗队”成员，隶属于四中的“红旗兵团”，后者参加杭州“红三司”。红三司的观点、立场与红五类子弟为主的“保皇”组织“红一司”有很大不同。王老师等认为打人致死极端错误，一致决定公开予以谴责，标题为《打死人的真相》大字报由陈定生老师起草，方文海老师抄写，署名“杭四中延安战斗队”，1月7日张贴在杭州市委的围墙上。大字报引起人们极大关注，许多人震惊、愤怒，贴出大字报谴责声讨这种犯罪行为。因“破四旧”为名的“打人致死”惨剧以后在杭州基本不再重现，这张在疯狂年代彰显人性良知的大字报功不可没。杭四中的“红一司”组织对这张大字报大为不满，要与“延安战斗队”大辩论。大辩论在学校礼堂进行，“红一司”的学生，包括打人者，非但不感到羞愧，仍振振有辞认为“抄家”、“横扫”、“打死人”是符合革命大方向的，公然声称“牛鬼蛇神就应该打死”。
“养不教，父之过”，“红三司”和浙江的造反派组织认为“红一司”的恶行根子和保护伞在省军区个别领导。“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及多个群众组织与公安局商讨后，12日一起去军区“传讯”张进沪和杨春生两人。但军区拒绝传讯，他们口头上虽然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又说“这是小孩子干的事”，“要再调查”，不能“报私仇”。双方同意“13日再来访行凶者家长”。
12日“省联总”组织了上千人进入省军区大院内，召开大会，批判省军区少数领导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包庇打人凶手，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口号，并对军区领导人发出了“最后通谍”，在杭州造成了浩大的声势。
13日下午二时，“炮打司令部联络站”等12个组织，会同杭州市公安局，面见了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要他交出儿子，张不交人。群众要他去公安局解决问题，他也不去公安局，反而调动了200名人员前来阻拦和围攻。大家忍无可忍，就上街直接打电报给中央军委文革小组。
14日凌晨五时左右，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回电中表示，坚决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要求“张秀龙必须公开向群众作深刻的检查”。但张仍既不交人，也不出来同群众见面。
注：以上12日～14日情况，见《杭州日报》1月21日第2版报道《张秀龙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浙江文革纪事》第25页的描述为：1月14日晚上“省红色造反联络站”等数十个造反组织，以揪“杀人凶手”（省军区司令员儿子，副参谋长儿子，系杭四中学生，在扫四旧时一个教师的家属被学生打死有牵连）为借口，几千人又一次举着造反大旗，冲进省军区大院……
14日，杭州市部分红卫兵转而赶往军区117医院，求见在那里住院的军区阮贤榜副司令员，要其出面处理军区涉及文革的事。阮以自己咳血为由婉拒（有人说，给学生看的阮氏血痰中的血是从护士手臂抽取的）。包括我们联络站一名人员在内的八名红卫兵学生遂宣布绝食。傍晚，联络站姚治修赶到117医院，分别会见了双方。阮副司令躺在病床上有气无力，称自己病重，姚劝说学生停止绝食、保重身体。
15日下午，浙江省85个革命造反组织在军区大院讨论，会上多数人称自12月下旬与军区领导交涉以来，虽然获得中央军委的支持，但军区领导对窝藏省委领导和材料毫无表示、拒不交出犯法子弟，浙大学生代表（以后组建“红暴”）提出，只有采取进一步行动封闭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大楼，扩大事态，才能获得中央的实质性支持。该意见获得多数组织赞成并形成决议。也有人在会上说，浙江地处东南国防前线，封闭司令部大楼不妥。当时群众组织尚不知毛泽东和林彪对浙江省军区的态度和具体指示，如果他们知道，可以想象，占领司令部大楼的提案会获得压倒性支持。我们联络站内部讨论的情况与当地群众组织态度相反，对于封闭司令部大楼，虽个别人支持但多数人不赞成，同时全体与会人员也一致认识到：即使我们明确表示不赞成浙大学生的极端意见，也无法压制多数群众的不满情绪和阻挡其封闭大楼的行动，最后大家达成妥协：以马克思对待巴黎公社仓促起义的态度为榜样，原则上赞成其决议，在具体行动中加以引导，将可能的损失降到最小。五时许，造反组织依靠人多势众很快就冲进了司令部大楼，将留守在那里为数不多的军人逐一架出大楼。联络站林刚、刘开洪参加了行动。当林刚看到当地造反派在二楼冲进了作战室，架出了里面的军人，认为超越了封楼行动的底线。为避免当地学生犯更大的错误，林刚毅然把守在三楼机要室的楼梯口，厉声警告当地造反派不得入内，最后只在机要室大门上贴了封条。机要室内的值班军人没有撤出，直到冲击军区事件解决。（事后，解放军总参谋部曾专门派员到军区司令部机要室，勘验了室内文件及物品，确认没有人进入翻动过。）
至此，省军区司令部大楼基本被学生造反派“占领”，按原定方案，同学们对各办公室贴了封条，最后封闭了司令部大楼出入口的大门后，全体学生依然返回军区小礼堂留驻。
与此同时，1967年的1月15日下午直至晚上，在延安路老杭州人民大会堂的草坪上，“省联总”发起召开了号称有“20万人”参加的揭批大会，会上发言的矛头都是对准所谓的“黑省委”、省军区，要省军区交出打人凶手，交出被庇护的省委领导，交出省委转移的“黑材料”。会后，参加大会的各组织举旗列队，趁夜色浩浩荡荡沿南山路向位于清波门的省军区大院进发，所谓的“20万人冲省军区”的流言就这样产生了。流言引起了国内国际上的震动，事后听说有些境外媒体用“浙江暴动”来形容这个乱局。
17日凌晨四时，周总理与杭州市的红卫兵造反派通话，详细了解关于传讯犯法军区子弟张进沪及杨春生事件的经过。周总理决定派飞机请阮贤榜等与红卫兵代表一起去北京解决浙江问题。
17日上午，周总理派飞机接红卫兵代表前往北京。
18日，《浙江日报》刊登署名一兵的文章《将浙江省军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日凌晨，周恩来总理接见全体，包括省军区阮贤榜，造反派刘英、石耘、黄永才、赵大林、陈吉义，“首都三司联络站”林刚和韩向东等。
20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应派解放军支持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
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中发〔67〕27号文《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26日驻浙海军、空军在杭州示威游行，响应中央23日《决定》的发布。同日，省军区也以拥护中央决定之名，在杭州市主要街道上举行武装游行，并专门调来骑兵进行示威。游行前说“要扬眉吐气”“我们要反击了”“今天要出口气，给他们（指造反派）点颜色看看”。下午一时许，游行队伍回到军区门口时，与聚集在那里值班的杭州市小教界陈一平、戎原泉、浙大学生等发生冲突，他们猛击陈一平头部、胸部，抓住女教师傅杏英头发往水泥墙上撞，将一名学生打翻在地后用枪托狠揍，路过的省邮电局三位职工和小学生苏桂凤因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也遭毒打，衣服被撕破。20多位群众在这次事件中受伤，其中小学教师王树珍、余华年等五人脑震荡。
26日下午，一个包括工、农、学、干各方代表齐全的浙江省革命造反代表团由省联总常委李显通带队，从杭州城站乘火车前往北京告状。
当晚杭州群众万余人在市人民大会堂集会抗议，浙二医院两名外科大夫上台汇报脑震荡人员的病情。“小教兵团”陈一平、戎原泉，民族团结小学学生苏桂凤，浙大学生单越康，小学教师王树珍、余华年（两人不能动弹，坐担架）等上台控诉。“上海红革会驻杭联络站”、“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杭州红三司”、“杭州小教兵团”、“省联总”和“浙麻”代表依次发言，慰问伤者，抗议军区领导。
当日，“红一司”、“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无联总”等保守派组织到军区张贴贺信、喜报，支持军区行动。两大派群众组织态度可谓泾渭分明。
27日，《浙江日报》在第二版，《杭州日报》在第三版，发表《省军区一小撮人镇压革命群众罪责难逃》，详细报道26日的事件。同时《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发表联合社论《浙江省军区的一小撮人想干什么？！》，群众与军区领导的矛盾在报上公开化。
27日，驻浙陆海空三军代表和省市造反派四万多人在杭州集会和游行示威，欢呼中央23日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各部队之间对待造反派的态度差异开始显现。陆军代表中有驻守钱塘江大桥的蔡永祥连队，隶属于省军区，该连队的做法明显与上层不一致。
28日，《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报道了昨天的集会游行，并联合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和革命造反派大联合万岁》。
　周总理从1月19日到1月29日先后五次接见浙江红卫兵和“三司驻杭联络站”的代表，仔细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杭州地方上的情况，以及省委各领导人对待运动的态度。在几次小范围和学生谈话时，周总理完全采取一种平等交谈的方式，边听边插话表明他的态度。他特别提到江华，说江在井冈山做过毛主席的秘书，并说“主席再三要我保江华”。总理提到曹祥仁时说，曹曾在外交部工作过，他“与曹也很熟，但每次去浙江见到他，曹祥仁总是抱怨这抱怨那，说别人的小话。虽然我和他熟，但我要告诉你们，曹祥仁是个坏人。”而“我与江华每次见面都是谈工作”，“这些年来，浙江的成绩在全国是排在前面的”。可以看出，总理是非常肯定原浙江省委工作的，故而向红卫兵小将们交底，让其知晓他和中央对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态度，以便早日平稳地将浙江的文革纳入他和中央设想的轨道。
1月29日，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浙江代表团，最后定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省军区事件的十条决定，历时5小时50分钟。参加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中央办公厅丁钧等领导同志。接受周总理接见的还有先期已在北京的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以及“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林刚，浙大的刘英、石耘等。
　　周总理听取有关浙江省军区发生新情况的汇报后说：你们批判军区的错误是对的，我们支持你们，这是一条。最近的军区事件，要由浙江省委负完全的责任，军区一些领导人员负一部分责任。这些事都是省委引起来的么。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冲突不仅一次，有大有小，四次还是五次？（浙大同学回答六次）引起了五人受伤，这说明了军区部分负责人没有真正站在中央这边，没有很好执行军委关于军队要站在左派这一边的命令，中央对此很关心，主席很关心。现在，中央决定，派出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同志去浙江，会同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指定的正式代表，进行彻底调查，查清肇事凶手，对受伤者进行慰问，如查有幕后指挥者，严加查办。他还强调：最后一点，对待群众运动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责成他们向群众检讨。
　　接着，周总理叫他的秘书周家鼎拿来《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给大家看，并询问大家能否都按这八条办？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执行。周总理很高兴地表示满意。然后又拿出事先打印的国发〔67〕35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即“十条决定”，随后于30日下达公布），逐条读给大家听征求意见，边读边修改。当时浙大的一位同学坚持要求周总理把浙江省军区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周总理十分耐心地说服浙大的这位同学，他说：你把它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那么军区下面的战士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战士们都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背这样沉重的包袱，少数领导人犯路线错误总不能殃及无辜。再说，犯路线错误的人，我们也只能教育，希望他们能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然后，周总理对当时在场的阮贤榜副司令员当面交代，要他接受教训，转变立场，支持“省联总”。阮副司令当场表态，回去以后一定要坚决按中央的要求转而支持以“省联总”为代表的浙江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周总理说，“中央希望造反派同志见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离开军区。”
　　周总理在接见中一再强调地说，浙江问题为什么我必须过问、亲自处理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是我们与美蒋作斗争的前哨阵地，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形式也多种多样；第二，浙江不管怎么说也是我的故乡，如果我故乡的文化大革命都搞不好，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周总理主持制定的十条决定为和平解决省军区事件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在当时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学生保护了群众，毕竟对方是带枪的队伍。十条决定让矛盾的诸方都有一个体面的台阶可下，可惜许多人，特别是省军区龙潜等没能体谅到总理的苦心，最后落得在浙江军管掌权才五个月就被中央撤职调离的下场。
杜平等于1967年1月30日到达杭州。当地造反派极端人士因军区领导没有作公开检讨，开始时坚持不撤出军区，要在军区开庆祝大会。他们非难杜平，称他为“所谓的中央代表”。而省军区领导则纵容战士脱下军装和军帽，摔在大军区政委杜平面前，说“不干了”，晚上这些战士在杜平住所周围吵嚷，使患有晕眩症的杜平无法休息睡觉，只好搬到郊区二十军59师师部驻地去住。当时杜平、丁钧几乎无法贯彻周总理的要求和中央十条文件，杜平情绪低落，对林刚说，他无法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准备回北京复命。此时联络站林刚、韩向东等发挥了重大作用。由于了解浙大学生的思想状况，林刚在与总理通电话时，提出请总理亲自与在军区现场的浙大学生首领通话说服他们，当浙大同学听到周总理的真实声音，要求其顾全大局从军区大院撤走时，他们折服于周总理的崇高威信，也就同意总理要求，将人马于2月1日上午全部撤出了军区大院。随后林刚陪同杜平政委，由林刚把学生造反派贴在司令部大楼内外的封条逐间、逐层全部撕掉，为军区完全恢复正常秩序创造了条件。
至此，浙大学生冲击浙江省军区占领司令部大楼事件终于得到了和平解决。这是全国范围内发生的第一起，也是唯一一起在中央和周总理直接指导下以和平方式解决的冲击军区事件。
第二天杜平政委在省军区大门侧边的清波门一号约见了林刚。林刚走进大客厅，出乎他意料的是，几乎全部驻浙部队的最高领导统統在场，他们中有省军区政委龙潜，陆军二十军政委南萍，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等十多人。杜平一扫前日的愁云，满面笑容地向林介绍各位部队首长，并说周总理对学生造反派迅速撤出军区很满意，杜平进一步说：“军队要支左，支左就要支真正的革命左派，像林刚这样的（指“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就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杜平是十分谨慎的人，听杜平讲话的口气，他这句话似有来自中央的背景。
2月2日韩向东、林刚成功地建议和说服省市造反派，在少年宫广场集会，欢呼和拥护中央军委命令（即八条）和中央十条决定，邀请杜平和丁钧出席致辞，提高了中央代表在浙江的威信。
2月5日杜平单独召见联络站全体24人，希望我们密切联系好当地群众组织，了解其要求和愿望，及时向他汇报，努力改善军民关系。杜平在杭州期间，我们每隔几天向杜平汇报，听候新的任务，再转达到群众组织，及时充当了中间介体，为消解省军区和群众组织之间长期积累的成见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自此，受总理之托的杜平就事实上成为浙江的最高领导人，空五军和二十军都积极和联络站搞好关系，省军区似有南京军区其他领导人的暗中支持，并不大听从周总理的指示和杜平的招呼，依然对我们不冷不热地敷衍着，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我们当初是反对冲击军区的，他们也不考虑若不是联络站的努力，浙大学生未必那么容易撤出军区，如果问题不能和平解决，浙江文革的进程恐怕是另一个样子了。
1967年2月23日，周总理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下达国发〔67〕 64号文，即《致浙江省军区并转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的信》，对双方执行中央十条表示满意，号召团结一致，实现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因联络站在协助中央代表杜平、丁钧处理事件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文件以联络站的名义翻印，在杭州大街张贴。
至此，从1966年底开始、1967年1月中旬达到顶峰的军区事件似乎有了比较圆满的结局。“省联总”成为中央认可的浙江最大造反派，“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在中央、杭州多数组织的心目中被认为是政策水平较高、善于公正处理问题、可以信赖的机构。
我们杭州联络站对军队一贯持谨慎态度。1967年1月底或2月初，“首都三司驻拉萨联络站”打长途电话来，说当地群众与军区关系紧张，有人提议进驻军区，使事态升级，以解决问题。他们听说杭州造反派进驻军区的做法获得中央支持，询问我们的想法和意见。戈更新与姚治修商议后回话：我们认为浙江群众进驻军区大院，冲击司令部大楼的做法是以错误对付军区领导的错误。我们联络站之所以介入，一方面是支持群众组织追查黑材料、寻找浙大书记和惩办犯罪高干子弟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我们介入其中是为了便于控制进程，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你们应当对群众说清楚，无论如何不能冲击军区。
对于中央十条决定中关于犯法学生的处理偏离了中央要求。实际情况为：在“破四旧”中带头用铜头皮带打死两位妇女的张进沪和杨春生在1967年1月群众和公安局要求其归案时，已离开杭州到福州部队当兵。十条决定公布后，福建部队与“浙江省联总”领导人张永生等联系，表示愿意交人。张说按照中央文件，应由杭州市公安局负责将人直接送公安部处理。于是，公安局“先锋总队”派出4位民警，去福州将张进沪和杨春生领出后，2位民警负责看管1人，乘福州至北京的直达快车解送公安部。列车中途停靠南京火车站，站台上已有南京大军区数十名携带武器的军人（1至2个排的兵力）等候，他们要求杭州民警将张、杨转交给他们。4位手无寸铁的民警除了交人别无选择。而先期到达北京，等待同事和人犯到京后向公安部移交的杭州市公安局方德泉科长，则在两天后才知道人犯在南京被截走。方立即向中央办公厅负责处理此事的丁钧汇报，丁说：你们杭州市公安局的工作就到此为止吧。杭州市公安局的陈鸿元、方德泉和王乃华为张进沪案的涉案民警。同年3月省公安厅军管后，方为此还被省军区武装“请”去审查。至于张进沪等被南京部队截走后的去向，民间传说版本较多，其中一个说法是张被送往东海舰队当兵。至于受害者杭四中俞子青老师，2014年7月据该校教师方文海、钱积恩、校工会主任曹彦文、教导主任方老师等回忆，直到他于五年前去世也没有得到加害者的道歉或个人和组织对其的任何经济补偿。
在一个法治不健全的国度，即使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威信和声望极高，下级或基层的党政军负责人仍可与中央文件、指示对抗，以满足自己的不当私利，还能得到同道和上一级领导的广泛支持帮助。这种现象文革中比比皆是。

七、解散“红卫军”事件

在一月夺权风暴中，联络站经内部讨论后一致认为：对公检法的夺权只限于其内部造反派夺走资派的权，不主张社会外部造反派介入，担心外部介入会给公安、社会秩序和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混乱和危险。
杭州市公安局造反派“先锋总队”于1967年1月16日夺了公安局的权，并立即拍电报和挂电话向公安部报告。1月17日中央发布中发〔67〕23号文，通知各地党委，同意公安部于当日发出的支持左派一切革命行动（包括夺权“接管”）的《通知》。1月18日公安部回电杭州，表示同意省市革命造反派授权“先锋总队”接管市公安局。（见《浙江日报》1月21日第三版报道）
此前，浙江复员转业军人造反组织“红卫军”派员到联络站称，杭州市公安局窝藏其负责人的材料，要求公安局的造反派交出整人材料。我们询问公安局造反派“先锋总队”，他们回应说，“红卫军”头目确有历史污点问题，不能将材料交给“红卫军”。而且“先锋总队”侦查到“红卫军”组织准备冲击公安局，销毁其领导人的犯罪记录，接管公安局。如不成，便抢夺武器进而冲击军区，最坏的情况是上四明山打游击。“先锋总队”将此情况报告中央，内务部回复可以解散其组织，逮捕其头目。“先锋总队”告知我们联络站后，我们作为第三方，通过新华社浙江分社也向中央作了报告。联络站认为，虽然公安局曾派人去军区传讯犯法的高干子弟，但在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上，军区应当以大局为重，在公安局确实受到“红卫军”冲击时，应当出手援助。故我们也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省军区，但军区不作回应。
鉴于情况的严重性和迫切性，1月19日下午联络站邀请了十几个当地主要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和市公安局“先锋总队”的常委吴英文在我们向阳路驻地开会，会上吴全面介绍了“红卫军”情况和中央的态度，联络站希望与会组织和“红卫军”划清界线，听从中央命令，在“红卫军”冲击市公安局时，迅速发动所属群众赶到现场保卫公安局。会议结束后，“先锋总队”请联络站致信杭州市电话局，要求其对“红卫军”总部电话实施监听，将监听情况告知“先锋总队”。戈更新与姚治修商议后，依据公安条例，开具了这样内容的信件交“先锋总队”（此举为省军区制造电话窃听假案提供了口实，详见后面的介绍）。
1月21日下午，公安局在萧山棉纺厂逮捕“红卫军”主要头目罗林受阻，请求我们支援，联络站江为民马上前往协助。下午6时“红卫军”总部盗用“省联总”名义，以所谓“公安局扣留‘浙江省炮打司令部联络站’和‘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同志”为名，调动数千“红卫军”包围和冲击公安局。“浙炮”、“重工兵团”等造反派挺身而出，组织众多人员前往反冲击，“省联总”代表和“三司驻杭联络站”刘继东等赶到公安局，展开面对面的喊话说明真相。双方对峙到22日凌晨一点许，“红卫军”群众终于散去。“先锋总队”趁势赶到平海路“红卫军”总部逮捕其头目，但遇到巨大阻力，“红卫军”头目由数十位强壮的群众层层环绕保护着，公安民警根本无法接近，而且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中央支持，对方是反革命坏分子。联络站郑一鸣、姚治修应“先锋总队”要求赶到现场。姚站在桌子上，表明了联络站的身份，明白告诉大家，是中央内务部指示“先锋总队”解散“红卫军”，逮捕其主要头目的。群众马上散开，于是公安民警就一拥而上，将头目上铐带走。（参阅《杭州日报》 1月23日头版报道）
21日下午至22日凌晨，“红卫军”共有60多人被抓，经连夜审讯，22日释放了30多人。以后又陆续甄别释放了十余人，至3月初，仅罗林、刘忠、刘文山、何鹏、刘宾忱、康斌、刘沼东等14人拘押。以后又陆续释放，最终只有五六人被关押了几年。
周总理考虑到复员转业军人成立跨行业组织的复杂性和危险性，3月6日接见浙江代表团时，提出中央“要对‘红卫军’继续采取措施”。不久，中央下令解散了全国各地的复员转业军人同类组织。
解散“红卫军”在浙江杭州引发了一些动荡：保守派等组织借机对众多的“红卫军”战士实施打击报复；解散行动主要由“先锋总队”联合“三司驻杭联络站”、“省联总”实施，故“红暴会”批评这三个组织打击“红卫军”扩大化；部分“红卫军”人员不服，重新组织取名“1·21红卫军”，以记住1月21日被取缔的日子。
为了保护绝大多数“红卫军”群众，缩小打击面，联络站江为民等提议和协助“省联总”起草一系列“减震”文告。“省联总”分别于1月23日和25日在《浙江日报》发布“浙总第三号、第四号《紧急通告》”，《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在1月25日发表联合社论《只许左派夺权 不许右派翻天》，宣传广大红卫军战士是好的，严禁走资派和别的组织打击他们。对于“红暴会”的批评，“省联总”方面回应说已经立即采取了诸多措施保护大多数群众，即使“红卫军”中的不良头目，也根据其行为情节轻重，多数予以释放，关押的为极少数。对于复活的“红卫军”，则根据周总理和中央的指示，坚决取缔。

八、浙江省高级法院吴仲廉院长非正常死亡事件

1967年1月18日，省公检法造反派实施夺权。1月19日夜，联络站姚治修在睡眠中被叫醒，随即上了公安厅派来的带拖斗摩托车，一直开到浙江省高级法院。在会客室入座后，高院的造反派对他说，江华的妻子、省高院院长吴仲廉在自己办公室突然死亡，请联络站会同一起处理。姚对吴的过往情况完全不了解，就请他们简述一下。高院造反派说：吴平时一直以井冈山老干部自居，脾气很大，对子女很溺爱。儿子小白从学校回来，吴经常叫新新饭店的厨师特为烧好菜保温送到家里。文革开始后，造反派没有对她采取任何戴高帽、喷气式的斗争，只叫她作检查。前天起，通知她参加劳动，打扫自己的办公室和高院内部面积约为200平米的小院子。昨天同意她回家取私人物品，今天她上班时还从家里带来鸡作为下饭菜。晚饭时分，公务员几次敲她办公室门通知吃晚饭，均没有反应。最后撬开门进去，发现吴坐在沙发上，手还托着脸，已经没有呼吸，身体还微温，脖子里绕扎着鞋带，鞋带是从她穿的鞋上解下的，绕在脖子上打了死结。我们立即将她身子放平做人工呼吸，没有抢救过来。高院的人问姚如何处理。姚说自己不懂规矩，反问高院和公安厅的人，碰到此类事情，他们以前是怎么做的。他们说，请法医验尸。姚建议立即请两名法医过来验尸。他又问江华、吴仲廉夫妇在杭州是否有子女。回答说，其儿媳在杭州医院当护士。姚建议迅速通知该儿媳来，一起参加验尸。法院的人请姚进入吴的办公室观看现场。姚说自己不懂，就待在会客室等候。约莫过了2个小时，法医来到会客室，对姚介绍说：吴的办公室门窗完好，无破损痕迹；吴的体表和所有腔口也无外伤痕迹；判断为吴用鞋带勒紧脖子造成窒息性死亡，系自杀。他们填写了验尸报告。应要求，姚在另外一张纸上签了字。姚建议省高院请吴的亲属就此事也签字备案。最后，姚提议他们按法院系统迅速向中央汇报，并说联络站也会向上报告的。随即省高院用摩托车送其回站。
联络站以后没有参与吴仲廉的后事处理，也没有参加1月27日省政法系统召开的“集会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仲廉罪行”大会。（见《浙江日报》1967年1月28日第三版报道，省委第三书记曹祥仁在大会上讲话，要求将吴开除出党。）
《江华传》关于吴仲廉文革中的遭遇描述见第323页～325页。其中说道：“1967年1月省军区一些老战友得知吴仲廉遭冲击，秘密地把她转移到杭州疗养院。然后为了躲避造反派的纠缠，又将她送到临安一家医院治疗，转移过程中还让她化了装——戴上大口罩，穿上军大衣。不幸的是，由于知情人透露消息，造反派还是把吴仲廉抓了回去，关在高院院长办公室隔离审查，（要她）每天扫地、打扫厕所，接受‘劳动改造’，如有事需回家，须经造反派批准。”“1月18日，经造反派批准，吴仲廉请假回家拿换洗衣服。19日早上，吴仲廉请厨师老张烹杀了一只鸡，留下半只，带了半只，就匆匆回到法院。”，“勤务员后来告诉我：‘那天下午5点左右，我去给吴院长送饭、送水，进门一看，吴院长坐在三人沙发上，头伏在沙发扶手上，已死了。”“据说吴自杀是用一根黑色棉毛裤带，我知道吴不喜欢黑色，从不穿黑色的衣服。她是穿灰色的，她根本没有黑色棉毛裤带，这我很清楚。（2005年11月30日访问其秘书刘敬廉记录）”
《江华传》第325页记载，“吴仲廉之死疑点甚多：一个人怎么可能坐着将自己勒死，死前还没有挣扎痕迹，甚至还衣冠端正地死去？后来，最先进入现场及参加尸检的三个人先后被调离省法院，其中驾驶员叶师傅和一个法医还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省高院吴仲廉院长非正常死亡到底是他杀，还是自杀？似乎成了今天的疑案、悬案。也许通过辨识勒在吴脖子上的是裤带还是鞋带，调阅照片验看吴的鞋子上有无鞋带，通过找寻知情者和聘请法医专家还原现场，可以找到一个较正确的判定方向，做这些工作并不十分困难。反过来，不做这些细致的专业工作，就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
吴仲廉于1927年4月经曾志介绍加入共产党，1928年4月上井冈山，给毛泽东做过文书工作。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8年与江华在延安结婚。20世纪60年代，在主政浙江高院期间，她坚定执行刑事审判中“少杀”政策。1978年浙江省委决定为吴平反，谭震林出席了平反大会。（注：谭之女谭泾远为江华、吴仲廉之子虞大江的妻子。江华的第一个学名为虞上聪）以后中共中央批准吴为烈士，其衣物火化后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见虞大江主编的《吴仲廉：从红军战士到法院院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ISBN 978-7-5035-4044-8）。江华1999年逝世后，井冈山茅坪八角楼对面的山坡上，安卧着镌刻红色名字江华、吴仲廉的大圆石墓碑。

九、反击经济主义

经过疾风暴雨式的几个月争斗，到1967年初，杭州的造反派基本站稳了脚跟，其领导层中不乏有一些力图迅速改变自己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勇敢分子”。据说浙江著名的工人造反派“红暴”领袖翁森鹤有句名言：我们起来造反，以后不是小轿车，就是小车桥（杭州市中心一所监狱所在地的名称）。不少造反派组织内部出现贪图享受的现象。多数当权派在文革开始的第一阶段对起来造反者一般都采取打压政策，现在见中央支持他们，就改变为怀柔手段，他们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批给群众组织大量经费和物资，以求自保。如浙江美院党委委员周一华、王秉生批出人均一千元的串联费；金华地委对造反派团体共批出60万元，其中地委书记李学智一次批给上京控告团300人3万元。工人、农民纷纷提出经济诉求。1959～1962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遭下放的职工要求复工复职，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吴宪批给温州20万元复工复职费。临时工要求转正，学徒工要求增加工资。1957年开始修建新安江水电站时，淳安县迁移了位于库区（如今的千岛湖）的大量农民。10年后，农民成群结队来到我们联络站，诉说当年迁移费太低，他们度日艰难，要求我们向上反映增加补助。舟山沈家门渔港的渔民跑来，说国家收购站的大磅秤失准，10多年来造成渔民损失数百万元，要求我们帮助交涉获取赔偿。鉴于省市党政机构几乎瘫痪，或者当权派不再行权，群体性诉求基本无机构受理，自1966年12月起，联络站每天接待来自杭州以外市、县经济要求的来访有好几宗。
我们组织了内部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对贪图享受的造反派大喝一声，要他们悬崖勒马；必须警告当权派，要他们停止对群众组织的“糖衣炮弹”进攻；我们无权也无法满足群众的经济要求，这些要求应当在运动后期由中央出台政策处理；必须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反对上述现象。于是江为民、姚治修花费数日，撰写了《粉碎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一文，1月12日以“三司驻杭联络站”名义在《浙江日报》第4版发表，批评当权派乱批经费的行为和造反派享乐挥霍的作风。我们这样做，纯粹出于保护国家财产的朴素感情。此前一天，即1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出《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发至公社级）、《中共中央、国务院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发至县团级）。同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中央将此问题提到“经济主义”的高度，并且定性为路线斗争。我们联络站立即协助“省联总”等共25个造反组织，同日在《浙江日报》和《杭州日报》上发表《紧急通告》，要求当权派立即停止乱批钱物。联络站意识到，反经济主义是项艰巨而较长远的工作，决定紧跟中央，着手三方面的工作：通过浙江省银行系统，对全省的经济主义进行宏观调查；江为民和姚治修的工作重点移到反经济主义，撰写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身作则开展内部学习整风，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1月17日《杭州日报》第3版登载联络站署日期为1月15日的文章《触目惊心的事实 看！浙江省委等单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何等猖狂》。文章提到初步调查的结果：绍兴地区当权派批准，规定在绍兴银行提取的支票达170万元以上，其中50多万元已被支付。省重工业厅以“疗养补助”为名，给绍兴部分复员转业军人17万元，省委和宁波地委以“节日加班费”为名，答应给绍兴运输公司工人40多万元加班费，已有10万余元被支付。省轻工业厅给一个工厂10多个学徒工补发工资1600元。开化县委无视1月11日中央通知和“省联总”等发布的《紧急通告》，于13日批出补发“移民费”60多万元。
1月18日，《浙江日报》第2版发表《三司杭州联络站艰苦朴素闹革命》，报道联络站把一辆宣传车、所有新自行车和部分经费上缴给国家（省委共拨款四千元，上缴二千元）。
1月20日以“省联总”名义发表由“三司联络站”起草的《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1月21日《浙江日报》头版发表《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
1月22日《杭州日报》第4版发表“三司联络站”文章《击退新反扑 夺取新胜利》。
1月24日《浙江日报》第2版刊登联络站文章《革命造反派行动起来 彻底打倒经济主义》，指出经济主义来自走资派、造反派和落后群众。
1月24日 《杭州日报》第3版，发表联络站《依靠群众 革命到底》，批评部分造反派领导人的不良思想和作风。
1月30日 “三司联络站”向造反派组织和省市委干部通报其对浙江经济主义的调查报告《看，浙江省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主义泛滥的严重情况》。指出自1966年11月份开始刮经济主义黑风，到1967年1月中旬的80天内，全省当权派批准的、仅经由省人民银行现金出纳增加支付的不正常支出为3963万元。按时间分：1966年11月份增加334万元，1966年12月份增加2113万元，1967年1月上、中旬增加1516万元。按渠道分：国家工资增加860万元，集体单位工资增加1100万元，个人其他开支增加516万元，包括文革经费在内的行政管理费增加1487万元。按地区分，超过100万元的有：杭州市761万元，宁波市162万元，温州市235万元，嘉兴县121万元，绍兴县138万元，金华市159万元，萧山县160万元，衢县120万元，开化县138万元，舟山区104万元。至于当权派通过银行，直接动用企业流动资金，结余现金及劳保、福利物资的数额，则无法统计。
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省联总”等20个造反组织发布的《打倒农村中反革命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并加编者按，编者按指出：这是一个“政策性的通告”。
1月31日 联络站协助“省联总”组织890人下乡反经济主义。
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联络站文章《坚决依靠群众 将革命进行到底》，指出造反派内部滋生坏思想、坏作风，领导者追求享受，脱离群众。
我们联络站反对经济主义的努力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李丰平、王起、王平夷等浙江省、杭州市领导看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和《通告》，对我们表示感谢，并说“有了你们的通告，我们可以作为依据，不再给胡搅蛮缠的群众组织批条子。”
50年后回望，当时有些群众的经济诉求是合理的， 尤其是新安江库区迁移农民的补偿，恐怕与近年来地方政府低价征地情况相仿，损害了农民的正当利益。而农民除了上访，别无解决问题的正当渠道。

十、对待省市主要干部

我们联络站对省市主要干部的底细是不清楚的，也不可能清楚。在文革第一线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陈伟达、陈冰等，他们几乎都压制过造反派，理所当然地受到造反派的回击，也不可能在中央号召的夺权中被考虑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结合。我们赞成群众组织对其揭发批判，但不赞成对其戴高帽、搞喷气式。至于在浙江长期主政的第一书记江华与第二书记（常务）李丰平，他们和陈伟达、陈冰等是一派，1966年冬至1967年初，他们迫于形势舍车保帅，将后者疏远或撤职。本地造反派对他们疑心重重。而第三书记曹祥仁、书记处书记赖可可，组织部长沈策属于另一派，他们三人都声称长期受到江、李的排挤，欢迎文化大革命，愿意接近造反派，希望能进入将来的领导班子。省级机关造反派“省机总”对这三人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我们联络站通过调查得知，曹祥仁在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解放东北的革命进程中，负责对敌电台的监听和破译，受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肯定。解放后他被调离隐蔽战线，开始为我国首任保加利亚大使，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最后调到浙江任不重要的省委副职，其中缘故，一般人难于明白。1月底周总理在接见林刚等人时曾明确否定了曹祥仁。赖可可解放初曾为首任青岛市委书记，在高岗、饶漱石事件中属于反党的向明集团，被降职到浙江使用。至于沈策，其官位尚不够省级。我们对这两边的人持观望态度，不贸然公开表态，希望最终由中央和周恩来等人下达明确的指示。对于这些人的人身安全，我们积极保护。当保守派“无联总”揪斗曹祥仁时，曹通过其秘书黄新秋联系，我们让他在联络站美院驻地住了三个晚上，属于李丰平派的重工业厅厅长王一夫为躲避造反派揪斗，也在我们美院联络站住过。1967年初，浙江很乱，周总理指示“让李丰平等出来管管生产”，我们立即行动，将李送到陆军59师留下（地名）师部驻地，不久又按照李的建议，我们将省委副秘书长薛驹、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平夷送到59师，让他们有个安静和安全的环境思考问题，写检查，以期获得中央和造反派群众组织谅解和认可，尽快出来工作。我们对其他省、市委主要领导，安排住在杭州条件最好的新新饭店和华侨饭店，一人一个套间，由“省联总”负责外部安全，联络站人员郑一鸣、李洪顺在新新和华侨饭店住了一段时间，负责照看住在那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陈伟达、副省长吴宪、省委组织部长沈策等人。1月底、2月初，“红暴”派要抓江华，“省联总”杜英信、张永生等得知信息后，马上与联络站林刚等商议，将江华由大华饭店转移到美院东南角一个封闭的独立小院两层楼内。他们指派无派别观点的杭州市第一医院印尼归国华侨医生李亚顺专门照顾江的身体健康，指派美院油画系身材魁梧、力大无比的陈迈献和另一个学生负责其安全。江的警卫员赵连福住在江华的外间，负责江华的日常生活，赵可自由出入，为江购买生活用品和包括老母鸡等食物。以上这些对省市主要干部的安置保护措施，发生在1967年1月30日中央代表杜平到达杭州之前，是我们联络站和“省联总”内部理性派的自觉行为。这与中国其他地方的省市主要干部被造反派辱骂、殴打，受到严重的身体折磨形成鲜明对比。《江华传》第320页说，造反派将江华“秘密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内”，“当时正值杭州最冷的时候，（江华）床上却连条被褥都没有”，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匆促转移到美院的当日白天，一时还没有安排好床上用品。不可想象，江华在美院居住十余天期间居然连被褥都没有。联络站林刚见周总理次数最多，他去看望江华的次数也最多。2月初他告诉江华，周总理指示要保护好你。江华含着热泪，连声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1988年11月18日姚志修写信给江华，求证这段历史。江华于11月26日在其姓名上用红笔划圈后亲笔批示：“姚志修同志所说是实。”
我们隔三差五去留下、新新、华侨、大华等饭店和美院看望这些省市主要领导，动员他们紧跟中央，深刻检讨自己错误，继续革命。当然，我们也欢迎他们互相检举揭发。曹祥仁说要揭发江华反毛泽东思想罪行，但直到2月11日我们送江、曹两人去北京，他也没有揭发出什么大的问题，只是说毛主席来杭州不告知他们，江华将毛泽东思想归结为“三农”思想，即农村、农业和农民。我们觉得江的水平确实低了一点，但“三农”思想的表述倒很生动、朴素。江华则对我们讲，毛主席经常来杭州，找的是他，主席没有见曹等人的意思。江华还说，自己十分勤奋，多数时间不在杭州，经常去地县和农村，他备有三辆汽车，一辆专在城里使用，两辆专在农村使用，适于在土路和崎岖不平的山路行驶。
关于传闻说江华配合杨尚昆对毛泽东搞窃听等活动，江华解释说中央办公厅有规定，对毛主席在杭州的讲话要录音保存。对于毛主席在非正规场合的个别谈话，江华凭记忆打印几份给省委几个书记学习，以便紧跟主席，阅后即销毁，没有外传过。我们觉得他的说法合乎情理，比较相信。但窃听毛主席属于国家头等机要大事，不是我们红卫兵组织可以涉足和能搞清的。
美院和省军区均坐落在南山路的南端，相隔不远。军区事件发生后，江华对基本情况有所了解。杜英信看望他时，他认为军区领导没有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应当对事件负主要责任，要求杜以他名义起草一份致周总理的电报。杜起草后他签了名，请警卫员上街拍发。
1967年2月10日“省联总”通知我们，省市造反派计划在12日召开20万人大会批斗江华，规定江华本人必须到场。我们觉得送江华到批斗现场发生人身安全问题的风险太大，但如不交出江华，造反派可能找到“省联总”和联络站来要人，局面无法收拾，最好的办法是将江华交给中央。于是林刚马上向杜平汇报，建议杜直接请示总理。11日杜平回复，总理要求将江华、曹祥仁和省两派组织代表送去北京。由于杭州笕桥机场正在维修，杜平决定中央的专机晚间起降嘉兴机场。是日晚上，我们联络站出动十多人，从美院一直将江华护送到机场，由张向东和杜英信将江华背进汽车和背上飞机，安置在飞机中间的一张床上。同机飞北京的有“省联总”张永生，联络站姚治修，美院杜英信，浙大滕铸，杭大毛信德，省委宣传部高碧虹、杭州市公安局姚贤赓和副局长于同基，新华社浙江分社吴元柳、浙江日报社刘瑞康、杭州日报社虞先法共11人，名单由杜平指定，除滕铸属“红暴”派外，其余均是“省联总”派或不赞成“红暴”派的人。飞机上曹祥仁座位紧挨着姚治修，姚比较谨慎，不想与曹交谈文革事情，就说自己是第一次乘飞机，曹说他当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赴任时转机好几次，从北京出发几天才到达索菲亚。11日深夜抵达北京后，江华和曹祥仁由中央专车接走。群众组织代表被送往当时用作国务院招待所的北纬旅社，距北京友谊医院很近。
鉴于结合省委长期一线工作的领导有困难，联络站转而探索结合资历老、威望高的非一线干部，特别是冯白驹和何克希，如中央认可，他们通过群众问题不大。文革中，反映海南五指山的“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风靡全国，而冯白驹正是海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和长期的最高军事指挥者。冯白驹与中央隔绝千里，坚持海南革命数十年红旗不倒，直至协助解放军最终占领全岛，其功不可没。据说，在海南庆祝解放的大会上，游行群众自发高呼“毛主席万岁”“冯主席万岁”。50年代初冯调到广东省工作，因中央认为他搞“地方独立主义”而再次调到浙江任副省长，分管体育。冯对我们说，他被中央误解，自己没有搞“地方独立主义”（80年代中央发文正式为冯平反）。冯穿中式布衣，为人随和，对子女管教甚严，传说其儿子不听他的话参加了保守派“红一司”，他就痛打。冯对省委两派持中立和谨慎态度。3月6日，姚治修在总理接见时，特别提出：“总理，冯白驹这个人怎么样？”总理立即回复：“冯白驹不行。”我们只得就此作罢。何克希抗战时任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为浙东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48年任渡江进入南京占领总统府的解放军35军政委。1966年初从中央二机部部长助理位置调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属中央下放人员。其在浙江的经历和战功为人折服，如出来主政浙江，群众组织容易接受。但从解放初至文革，中央对于贬谪官员，极少重新委予重任的，故我们关于何克希问题的请示，呈上后始终没有得到回复，也属于情理之中了。

十一、决定浙江文革中后期走向的两个月
部队一分为二 群众组织三足鼎立

1967年的2月～3月份，是浙江杭州文革定型的两个月，决定了以后的运动走向。各种社会力量和集团登场博弈：省委明显分为两派，虽然为首的江华、曹祥仁被周恩来接到北京，但其同僚、下属人还在浙江，一心想回归到权力中心；浙江军区、二十军和空五军部队按照中央要求，开始“三支两军”，全面介入地方和主导社会活动；群众组织实现同类项合并，以集团形式与对立面搏斗。干部、军队、群众三种群体之间互相交集，演出了一幕幕博弈争斗、你下我上的剧作。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虽然一直想染指浙江，但在运动初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因而未能得逞，这是浙江人民之幸。文革最大受益者是原浙江省委江华系的高层干部，与其他省份的同道相比，他们在文革初期基本没有受到来自造反派的严重摧残，与林彪、“四人帮”又没有瓜葛，文革结束后他们普遍升迁。
江华是这三方关注的核心，其实三方只是将江华作为公共话题，真正关注的是他们自身的权力和利益。1967年1月初，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包括浙大刘英、石耘和联络站林刚、韩向东在内的浙江群众组织代表，关照他们说，江华是井冈山的人，说他反对毛主席不可能，浙江在建设方面特别农业上做得比较好，在全国是前几名的。他水平比较低，可以批判，但要保护他。2月下旬，谭震林在接见包括“三司联络站”姚治修和“红暴”滕铸在内的另一个浙江代表团时，则明确说：江华的根子在井冈山，主席讲对江华要保。于是“红暴”就在杭州发声明、散传单，说主席要保江华，我们听主席的话，要提着脑袋保江华，完全改变了其以前对江华的极端立场和态度。“省联总”从开始就是要批判江华，而且沿用当时的通用做法，给他贴上“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标签。他们更深层次的考虑是，如果不批省委主政的第一书记，如何揭批其他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他们就是靠揭批书记们造反起家，一路过来风雨交加，十分不易，现在已接近掌权的边缘。所以，对江华的批判必须继续下去，不然前功尽弃。
浙江各地、市、县委听说主席要保江华，就用伪三段论证法：江华的根子在主席，我们的根子在江华，对江华要保，对我们也要保，一时全省大乱。这种乱局显然不符合中央将文革进行下去的总战略。于是周恩来3月6日在接见浙江群众组织代表时，明确表态：“我对谭副总理关于‘主席要保江华’的讲话不负责。我对你们‘红暴’派和‘三司联络站’交过底，说江华不至于反毛主席，但水平低，可以批判，但不能将他斗垮。你们‘红暴’倒好，用我的名义，甚至用主席的名义，在浙江弄了个‘保江斗曹’，完全违反了我的原意。你们还冲了人家批判江华的大会。林刚就比你们好，他守信用，没有像你们那样做。”滕铸对周总理说：问题是他们要把江华打倒！周总理回答说：现在全国一片打倒声，你看打倒了几个？江华能否在群众运动中过关，刚才清华的同学（指姚治修）说得对，主要靠他的内因，别人批判他、帮助他是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请你们马上将关于主席要保江华、我保江华的传单收回取消，我考验你们守不守信用。显然周恩来对问题的拿捏最为得当，中央不希望浙江的运动因传出主席要保江华就此停滞不前。
至于毛主席对江华的真实看法和态度，我们只能从谭震林、周恩来的谈话中获得印象，加以猜测。对于井冈山出身的部下和忠诚跟随者，毛主席一般会手下留情给予必要的保护，甚至直截了当说出“要保”的话。谭震林是所谓“二月逆流”的主要干将，一贯抵制文革，解放初谭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任杭州市委书记，谭、江两人关系密切，毛泽东不会不知。对于录音和窃听事件，毛更是警惕万分，文革运动刚开始便以此将杨尚昆打成反党集团。杭州是毛泽东经常居住的地方，对于江华是否参与录音和窃听，他置疑是自然的，在没有确切放心的证据之前，他宁可对江华搁置不用。果然，1968年10月，在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说，江华不能保了”（见《浙江文革纪事》 第113页）。对江华是否卷入所谓窃听事件，直到1970年，中央军委办公厅还派人到江华下放劳动的湖北宜都二三八厂花三天时间进行调查（见《江华传》，第331页）。1972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后，江华在该厂还属于禁听中央文件传达的人员（同上书，第339页）。直到1973年大形势变向，一批老同志获解放，江华才得以参加了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4年底四届人大会议上，毛泽东提议江华为最高法院院长。追溯往事，从1967年到1972年间的五年中，江华处于调离浙江保护性审查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没有让他回浙江再度主政的意向。
驻浙江的军队在文革期间走上前台的主要有三支部队，即省军区、二十军和空五军。
省军区从文革开始后不久就介入了这场运动。党与军的关系从中共建军起就是一家人。江华作为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浙江省军区第一政委，文革开始后，包括浙江在内的许多地方负责人受到造反派冲击时去军队避难是普遍现象。所以当时中央说，讲部队不介入文革，其实早就介入了。对于“家庭成员”，军区当然要从政治上、人身安全等方面力保。浙江省军区收留过浙大党委书记陈伟达，主动帮助江华妻子、省高院吴仲廉院长转移至部队医院，保管了省委转移去的档案材料。1966年12月起，杭州的群众组织就是为这些事情与军区交涉，引发多起冲突。其实1967年2、3月份对省军区是个机遇很好的时期，造反派退出了军区大院，报社公开承认了报道军区事件的错误，造反派对于军区领导犯法子弟在南京被截走没有追究，为省军区改善关系提供了极好的契机。杜平在“省联总”和联络站遭受暴力冲击时，命令省军区指派杭州军分区为它们站岗放哨（下图：从1967年2月中旬到3月20日，解放军每天24小时为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站岗），这两个组织开始对省军区心存感激。如果省军区能落实周恩来和中央代表杜平的指示，高姿态与主要造反派“省联总”搞好关系，明确表态支持它，同时适度协调“红暴会”，一起实现中央布置的大联合夺权任务，它就可以长久主导和把握浙江运动方向，成为稳定的主政者。但省军区没有这么做。在2月16日、25日“省联总”召开的会议上，省军区代表、副司令员戴克林和李国厚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左派，但不提谁是浙江的左派。在与“三司联络站”的小范围座谈时，军区董毓湘参谋长拍着自己的大腿说，“空军满天飞，野战军满地跑，只有我们省军区这条大腿最可靠。你们靠我们没有错。”“2月下旬，省军区2号办公室接待群众访问时表示，省军区不支持‘省联总’，说‘省联总’不像个左派，倒像个右派，并说‘无联总’队伍纯洁，‘红一司’有不朽的功勋。从此，社会上流传省军区支持保守派，是‘保皇派’的后台。”（见《浙江文革纪事》第37页）“ 红一司”在1966年红色恐怖的“红八月”，大破四旧，对其他阶层大打出手，在百姓心目中留下的是恐惧和噩梦，而不是军区办公室所说的“功勋”。
1967年3月浙江实施军管，军区政委龙潜任主任，二十军和空五军政委任副职。3月18日和19日，军区2号办公室突然“武装请人”，将包括传讯杀人犯张进沪的市公安局民警的10多人拘押审讯，追究军区事件的策划者，唯不“请”军区事件中最为激进的“红暴”派，明显带着“报私仇”的色彩，丧失了杜平在杭时辛苦建立起来的与“省联总”和联络站等群众组织的正常关系。
军区部分领导以地方老大自居，自觉选择了对上不服从中央，对下蔑视出身低微的造反派组织。在它以后主政的短短五个月内，全省范围内的武斗不断，军区难辞其咎，中央只得在8月份改组军管会，龙潜被免职去北京学习。10月份龙潜对前往看望的清华戈更新、韩向东、姚治修等人坦陈：“我对浙江死了1000多个人是有责任的”。他又说“我有私心，想当浙江省省长”，表达了他主政浙江期间的个人目标——对省长权位的追求。
二十军和空五军在文革初期基本没有介入地方事务， 它们没有原始资本，也没有包袱负担。二十军59师的一部分是样板戏《沙家浜》里新四军伤病员发展起来的，对当时的群众有吸引力。1月份我们联络站曾将李丰平等安置到59师的留下师部。师政委孟昭玉朴素、耿直，穿补丁衣服，抽劣质香烟，吃普通饭菜，副政委董明儒温文尔雅、为人诚恳，都给人亲近的感觉。最先代表空五军与“省联总”和联络站打交道的副军长白宗善为人爽快、行事果断，能驾机上天。董明儒和白宗善在上述2月16日和23日的会议上明确紧跟中央，毫不含糊地公开表示支持“省联总”和联络站。白宗善说，“在浙江省全面夺权的前夜，刮起了一股妖风，叫嚷‘要赶走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砸烂省联总’。我们决不容许，决不答应。如果有人胆敢轻举妄动，我们人民解放军坚决给予痛击！”他的话掷地有声，赋予我们极大的安全感。比较野战军和空军，我们觉得省军区领导暮气重，私心大。二十军给联络站派驻了联络员李有忠，二十军和空五军给“省联总”派驻了联络员李作书和张静伟，他们参加联络站和“省联总”的内部会议，对沟通情况，增进了解互信起了很好的作用。
杭州的群众组织基本分为三派，即曾经同为造反派的“省联总”、“红暴会”和保守派。后者最有影响的当属“红一司”、“红联军”和“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无联总”。“红一司”是张进沪为司令的军区和干部子女为主要成分的保卫领导、专造其他阶层反的中学生组织。“红联军”为浙大学生组织，一开始就保浙大党委。而“工人红卫兵委员会”主要由劳模发起成立。2月13日，浙大“红联军”、“杭州市工人红卫兵委员会”、“医大白总部”等保守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无联总”，矛头直指“省联总”。2月20日深夜，“无联总”组织上万人冲击浙江日报社，抢占办公室和印章，实施夺权。很快被“省联总”组织的数万人击退。
1月底，浙大成立“红色暴动总部”，成立宣言说，“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使全校大乱，并促使杭州市、浙江省大乱”，实现“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集中精力，打好内战。内战到底，就是胜利。”
2月6日，以浙大为主的“暴动总部”改成“红色暴动委员会”，即“红暴会”。它以后从学生扩展到工人组织和机关，主要领导人有学生滕铸、石耘、刘英，工人方剑文、翁森鹤，王明远、周信忠和张金木等。杭州造反组织明显分成两大对立阵营。红暴会成员在军区事件中最为激进，在周总理首次接见时坚持要求把浙江省军区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经总理耐心说服才放弃；他们对待省委江华、陈伟达等人也最“左”。军区事件比较圆满结束后，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2月12日，他们冲垮“省联总”和“省机总”组织的在体育场召开的十万人批判江华大会，散发传单说主席、总理要保江华，引起社会舆论的大混乱。随后，红暴会在向阳路联络站四周张贴大幅标语，谩骂林刚和韩向东，傍晚组织许多人包围联络站院子，几次三番想推倒大铁门，以便冲进联络站内部。杜平知道后，立即下令军队出动摩托分队，绕联络站四周武装巡逻，红暴派才散去。16日，为切实防止暴力冲击事件，杜平进一步布置省军区指派杭州军分区对联络站、“省联总”、浙江日报社和杭州日报社四个机构武装站岗警卫。
毛泽东对浙江文革的关注程度显然优于其他省份。早在1966年12月29日，他批示将林彪对浙江省军区处理与群众冲突的要求发到全军营以上机关。一年后的1967年12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向各省市区革委会、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传达毛主席批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要求在批资本主义当权派的过程中，结合他们。
到2月底，博弈的阵线比较清晰，即省军区这边站着保守组织“红一司”、“无联总”以及原造反派里的极端组织“红暴会”，而二十军和空五军选择与“省联总”和“三司联络站”结盟。在中央层面看，周恩来始终与毛泽东保持一致，直到省革委会成立，他对“红暴”一直持批评、教育、团结的态度。针对“红暴”派的主张，1967年3月16日，中央发出《报纸宣传的几项规定》，指出“不得宣传同党中央精神相对立的口号，如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三司联络站”的影响力在1967年一季度明显增强。在中央负责主管浙江文革的周恩来看来，联络站听他的话，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较高，能在当地贯彻他的真实意图，能处理好与省级干部、军区、造反派的关系，他对联络站及其主要成员评价较高。中央代表杜平在杭州40多天的艰难工作中，一直得到联络站全力支持，化解了来自“红暴”极端派和“省联总”内部强硬派的阻力。联络站主要成员是北京的大学生，他们最终都要回学校，不可能走上浙江政坛，与当地组织不存在基于个人利益的冲突，因此杜平于3月5日打电报给总理，要求将联络站中的十余人留在杭州，不必按中央要求在3月20日之前回北京，直至帮助他在浙江实现大联合夺权。联络站对待“红暴会”比较公允，如2月中下旬浙江代表团在京等待总理接见期间，姚治修专门为唯一的“红暴”代表滕铸腾出一个单独房间，方便“红暴”派接待来人，整理材料和商讨问题。3月6月凌晨代表团在进入中南海会议室后，他又安排滕和“省联总”代表张永生各坐在会议长桌的左右头位，使他们最接近总理的座位。所以联络站与“红暴”即便在政治观点上对立，它们之间有时还可以平和地对话。

十二、联络站在1967年3月，离杭前军区给予一击

3月上旬联络站按照杜平的要求，出动大量人员做工人组织和其领导人的工作，以期尽快召开杭州市革命工人代表大会（革工会），首先实现工人阶级的大联合，为夺权奠定基础。
3月中旬初，按照杜平的指示，联络站韩向东、刘开洪、江为民、戈更新、赵美琴、俞灿明和蒋庆平等特地去上海向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张春桥和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汇报工作。会议持续了2个多小时，内容十分广泛。最后他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作指示。张春桥明确说，“我和文元只是听。浙江文革是总理管的，你们按总理的指示办。我没有指示。”姚文元也如是说。
3月中旬，空五军的一个处长对我们说，空四军王政委（王维国）的爱人在杭州某学校工作，运动中造反派不让她回家，她家小孩多，无人照顾。意思让我们出面做工作，让她回家照顾孩子。我们内部讨论后认为这属于私事，我们不能插手做工作。
杜平于15日就任江苏省军管会主任，他离开杭州前召见了我们，对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并要求我们在离开杭州前，逐一向二十军、空五军和省军区移交工作。
3月17日下午，联络站全体成员去留下59师师部，孟昭玉、董明儒正副政委接待，师政治部送每人一套毛主席著作选读本，随后去半山区参观其坦克团表演。回到师部见到特地来给我们送行的二十军政委南萍和军政治部主任朱后年。全体去礼堂合影。（前排左2杨馨馥，6戈更新，7俞灿明;中排左1 师副政委董明儒，2林刚，3 师政委孟昭玉，4韩向东，5 军政治部主任朱后年，6姚治修，7 军政委南萍，9、11、13师首长;后排左2刘开洪，4杨震夏，8 师干部）
是日晚上，韩向东、姚治修、江为民等四五人又赶去省军区交待工作，会议气氛尚融洽。
18日上午59师派军车送我们去绍兴，瞻仰鲁迅故居。下午我们去空五军道别，军政委陈励耘和副军长白宗善等接待，全体合影（前排左2俞灿明，4杨馨馥，5戈更新；中排左3刘开洪，6白宗善，7陈励耘，8韩向东；后排左1李洪顺，2郑一鸣，3杨震夏，6林刚，7姚治修，8袁国明）。然后去笕桥机场，分批乘安2飞机鸟瞰了市容和钱塘江，每次飞行约15分钟。
18日晚，“省联总”方面为联络站开欢送会，三军事先表示派代表参加。欢送会开始时，发现军区缺席。演出中途，电话局王雪芬被字幕叫出，出场即被军区所属独立二师6389部队拘捕。
19日，我们在《浙江日报》上发表《向英雄的浙江人民告别》。
19日下午，已就任省公安厅军管会主任的军区副司令员李国厚，在省军管主任龙潜的策划下，制造“电话事件”假案，说联络站戈更新和姚治修指使王雪芬动用国家绝密设施，窃取了军事机密，将戈、姚扣留到公安厅。经总理秘书周家鼎解救，戈、姚脱身。（详见本文电话事件专题）
第二天傍晚，联络站全体乘火车离开杭州，在城站广场受到数万名“省联总”群众的欢送和保护。我们在南京停留两天，向杜平汇报了这几天杭州的情况。杜平说，没想到他离开才几天，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安慰我们说，他会向周总理汇报的。
3月23日，我们到达北京，集合在前门大栅栏的廊坊二条原浙江驻京办事处待命等候总理接见。深夜周家鼎秘书来电话说，总理已极为疲劳，不能接见大家了。叫我们写报告呈总理。次日，总理办公室联络员郭长安来看望大家。我们在那里整训学习，整理包括电话事件在内的各类报告呈送总理办公室。这些报告，有时总理联络员来亲取，有时我们到国务院西门，在里面的传达室或者对街的部队营房里交接。总理联络员嘱咐我们，给总理本人的报告内容要精练、字体要大。
不久杭州传来消息，说军区的人讲我们回北京，一下火车就给公安部的铁笼子装走一大半。在廊坊二条学习整训期间的两个星期内，空五军的陈励耘政委、白宗善副军长及几位处长来看望过，“省联总”代表也来看望，他们希望我们再度去杭共同战斗。整训结束后，大家各自回到原来学校。姚治修回清华后收到过二十军南萍政委的信，他对大家表示慰问，对我们几个月的工作予以肯定。
3月26日～ 29日，我们曾为之奔波的杭州市工人革命派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了“杭州市革命职工委员会”（革工委）。在开幕式上，龙潜讲话，“省联总”代表致祝贺辞。
“革工委”的成立并不如以前预想的那样实现了杭州工人队伍的联合。工人组织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持不同的政治主张，与不同的对象结盟。“革工委”在以后的岁月里与“省联总”一致。

十三、军区制造的电话“窃听”事件

如前所述，1967年1月19日联络站为贯彻中央内务部关于“保护杭州市公安局和解散浙江‘红卫军’”的指示，曾出具书面信件，要求杭州市电话局对“红卫军”总部的电话实施监听，并将情况告知市公安局。3月中旬，在浙江省军管会筹备会上，军区政委龙潜提出，联络站开介绍信给电话局，要求进行电话监听。电话监听涉及到对军区机密的窃听，因此省军管会应对联络站2名涉案人员姚治修和戈更新进行隔离审查。参加会议的陆军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要求龙潜出示窃听军区军事机密的证据，龙潜没有出示，陆军和空军不同意立案审查。但龙潜在会议间隙打电话给军区副司令、省公安厅军管会主任李国厚，叫他拘留姚、戈两人。3月19日下午，省公安厅军管会派嘎斯吉普车前往向阳路联络站，以首长有事商议为名，将姚、戈两人带到省公安厅。李国厚对他们说，你们出具介绍信，要求电话局对我们军区电话实施监听，电话局的王雪芬已经承认动用了国家绝密设施，窃取了重要情报。龙潜政委要求你们留在杭州将此事查清。姚、戈解释，介绍信内容是要求对“红卫军”总部电话监听，因为“红卫军”要冲击公安局，中央内务部对解散“红卫军”、逮捕反动头目有明确指示。我们也请求过你们保护公安局，但你们没有任何答复。我们从没有要求电话局对军区监听。谁监听了军区，谁负责任，我们不负任何责任。在谈话过程中，姚治修用公安厅的电话机给联络站打了电话，刚说到“我们人在公安厅……”，电话机就被卫兵打翻在地。卫兵警告说：“这是什么地方？你竟敢打电话！”李国厚要求姚、戈转移到公安厅招待所居住。姚、戈不从，说我们待在公安厅挺好。姚不断招呼李的警卫员为其上茶续水。李国厚气得脸发青，手指着姚说：你，你，老姚，你真傲慢。双方僵持了半小时以上。最后姚说，我们可以留在杭州，帮助你们将事情搞清楚，但是得回联络站一次，说服联络站其他20多位成员明天如期离杭返京。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被你扣押在这里，如果你不将我们送回去做说服工作，相信他们是不会离开杭州的，其影响你是不能负责的。李副司令于是赶紧叫司机开他的专用轿车将姚、戈送回了联络站。联络站立即将这一情况详细地向周总理办公室作了电话汇报。总理秘书周家鼎当即指示：联络站所有人员，包括姚、戈，一位不留地按原定计划离开杭州返回北京。龙潜如要你们留下，当向他索要有关中央文件或者总理的电话记录稿。我们将周秘书的电话内容通报给了军区。大概一刻钟后，军区来电话，邀请联络站主要人员10余人晚间去军区大院，说全体首长要求见面。
当晚，军区派大客车将联络站人员接到军区南山路小礼堂，龙潜政委、阮贤榜副司令员、戴克林副司令员、李国厚副司令员、几个副政委、董毓湘参谋长等七八位军区领导与联络站人员见面。龙潜政委首先当众质问李国厚副司令员：“你扣押联络站姚治修和戈更新同志和谁商量过？”李答：“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没有和其他领导商量过。我错了，我向姚治修和戈更新同志赔礼道歉。”龙潜政委代表军区就此事向联络站道歉。接着他又说，联络站在协助中央代表、大军区杜平政委处理造反派占领军区大院的事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军区支持革命左派，坚决支持联络站。最后龙潜说：“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请你们相信我，你们明天还是回北京吧。”我们表示相信龙潜政委，明天会离开杭州回北京。
联络站全体人员于3月20日傍晚乘火车离开了杭州。
4月中旬初，杭州电话局王雪芬获释来北京上诉。王对我们说，3月18日，她参加省市造反派欢送“三司联络站”的晚会时，看到一条字幕：电话局王雪芬请出来，外面有人找你。她一出来就被拘捕。被关押期间，军区人员要她承认联络站要她窃听军区军事机密，她不承认。关了近一个月。释放时警告她不要将此事说出去。她写了材料交我们转呈总理办公室。我们陪同王雪芬去中南海西门的接待室，受到总理联络员郭长安的接见，郭转达了周家鼎秘书对她的诚挚问候。关于电话事件，郭长安说，我们办公室几次三番请浙江军区上报材料，事情过去快一个月了，军区没有送交一份报告，情况看来是十分清楚的。后来，当我们送她到北京站返回杭州时，再次给总理联络员孙效先打了电话，孙再一次向王雪芬表示慰问。
5、6月之间，我们曾去省军管会当面要求龙潜主任就电话事件向我们道歉，他表情漠然，不作回应。
7月份龙潜在杭州批判他的资反路线群众大会上，承认所谓的电话事件是捏造出来的，他表示“向王雪芬同志，向北京清华的同志赔礼道歉”。8月军管会和省军区改组，龙潜免职。10月，我们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会见浙江学习班的同志，龙潜再次就捏造电话事件进行政治迫害一事，向戈、姚表示赔礼道歉。
《浙江文革纪事》第41页陈述，“3月18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撤销‘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省军管会在省公安厅军管的负责人指出他们在杭的种种表现，要他们作深刻检查，并限期离开杭州。”《纪事》编者在1989年2月的后记中说，“在编写过程中，许多老同志给予热情的支持和指导”。事实真相只有一个，省军管会在公安厅的负责人李国厚在18日下午我们联络站与军区领导人交接工作时，并没有说如上的话。其以后的作为，不仅他自己明白，其他部队和上级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也清楚，周总理及其办公室更了解。历史不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另外，“首都三司”驻外地联络站撤离驻地是贯彻军委八条和1967年2月21日的中共中央通知。周总理在3月6日凌晨结束接见群众乘车离开前，针对周家鼎秘书转达杜平“拟保留联络站十余人在杭州协助工作，至浙江省完成夺权”的电报请示，他对姚治修明确说，“你们先回京整训学习，然后再去。”李国厚副司令员无权，也不可能限期要驻杭联络站撤离。

十四、再度赴杭州

4月14日，清华大学成立“414”组织。我们原“三司驻杭联络站”人员对校内“井冈山”和“414”两个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斗不感兴趣，大家商议后决定再度赴杭。4月16日，姚治修使用清华8号楼宿舍底楼的公用电话机给周总理秘书周家鼎同志打了电话，汇报说前两天杭州电话事件的主角王雪芬已经回杭州，我们也将遵照总理3月6日凌晨的指示，整风学习后再度去杭州，希望知道中央对江华的政策，请您作指示。周回答，“我说不上指示，对江华，中央不大可能是‘一批二保’，可能是‘一批二帮’吧。你们去浙江最好帮助把王芳的问题搞搞清楚。”
当时，北京红卫兵组织已统一整合到“首都红代会”，我们赴杭不可能再以“首都三司”的名义，李洪顺就去清华“井冈山”、地院刘开洪去“东方红”申领了记者证，大家以记者的身份去杭州，18日到达杭州。同去的还有清华的韩向东、林刚、姚治修、袁国明。以后清华的杨云南、赵启发和郑一鸣等陆续加入。其间，我们有时回北京，参与浙江赴京代表团的活动，协助总理秘书和联络员、省军管会做促进大联合的工作。一直到9月中旬，我们多数人回到学校，而林刚和李洪顺两人却被送进了秦城监狱。

十五、帮助“省联总”整风和浙东行

到达杭州后，我们基本上住在杭报印刷厂三楼，对面杭州日报社二楼是“省联总”常委会的会址，也是其主要负责人张永生的住处。我们时常列席其会议。“省联总”此时成为全省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已处于某种掌权边缘的地位，其行动往往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我们看到其办公机构庞杂、人员过多、权力集中在个别院校和个别人身上，他们把自己说得完美无缺，把“红暴”说得一无是处，不能一分为二看待问题，感到十分危险，向空五军白副军长表达过担忧：造反派从受压到掌权，地位变了，如不能像上海“鲁迅兵团”那样正确对待自己，很可能重犯走资派的错误，希望部队首长重视这个突出问题。不久，我们协助了“省联总”的内部整风和精简机构。
5月上中旬，杭州相对平静，我们花一周时间走访了舟山和宁波。
在舟山的三天里我们了解到运动初期这里曾有两三百人遭逮捕下狱。我们走在街上，偶遇一位刚从监牢放出的学生，腕上尚有被手铐铐过的印痕。他放出时被威胁“不许讲监狱里的事情，不许参加造反派”。舟山卫校还有一些人没有从牢里放出来，学生们很苦闷，经常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但有人威胁她们不许唱。她们反映，公安处长×星辰动不动就抓人，用种种手段威胁不让外界知道舟山真实情况。
到宁波后，宁波地区革委会主任张茂勋将我们安排在市人委招待所。张与我们约见了3～4次，他对“‘省联总’后台是曹祥仁”的说法很感兴趣，我们说事实上曹不是“省联总”的后台。但他后来在北京见周总理时说，“‘三司’姚治修亲口对我说，曹是‘省联总’的后台”。以至同时参加接见的空军代表打电话到杭州向姚求证。7月4日，张春桥在北京政协礼堂接见“省联总”和赴京浙江省各地造反派代表。姚与张茂勋主任邻座，姚诘问张为何将他的意思在总理面前讲反，张说是自己见总理一时激动慌张发生了口误，表示向姚道歉。
5月间，我们去新新和华侨饭店看望了住在那里的李丰平等省委主要领导，由于浙江已经实施军管，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入省革命委员会出来工作的希望被无限期推迟。李丰平等情绪低落，我们鼓励他们好好学习中央精神，深刻检讨文革中自己的错误，今后他们还是有机会继续工作的。

十六、“省联总”和“红暴”对立升级
武斗和部队领导的态度

5月中旬以后，杭州两大派群众组织“省联总”和“红暴”的对立趋于暴力规模化，大事件不断，省军管会内军区和空五军、二十军的态度迥异。5月13日，“红暴”派停产开200辆车经沪去京告状，军区嘱咐其负责人方剑文说“你们要带好这支队伍”。车队被上海市革委阻截在上海。我们在“省联总”常务会议上建议他们高姿态，动员基层给这些滞留在上海的“红暴”人员送钱送粮票，欢迎其回来，回来后不要歧视他们。“红暴”决定回杭前一天，“省联总”再次开会讨论，我们建议他们组织人员前往车站真诚欢迎。
5月15日～18日，林刚与“省联总”常委杜英信去沪观察“红暴”动向，被“红暴”发觉扣押，经上海市政法指挥部和清华学生的斡旋帮助后获救。
5月底，萧山武斗频发，萧棉厂等被围困断粮多日。陆军59师用军车送粮，围厂的保守派大骂部队“黄狗”。59师政委孟昭玉听说后大度地笑道：“没有什么，都是些受蒙蔽的群众，不要责怪他们。一旦认识转变了，就会称我们解放军亲人。”
鉴于主导军管会工作的省军区领导完全背离了中央当时的路线和总理的嘱托，鉴于龙潜从没有就炮制“电话事件”真诚道歉，我们于6月4日在杭州举行记者招待会。事件受害人王雪芬、戈更新、姚治修介绍案情经过。我们指出，一个人，特别是领导一个省的人，其水平可以不高，但不能道德败坏到制造假案、诬陷迫害他人的地步；龙潜在浙江执行了错误路线，我们坚决抵制、反对，但必须注意将龙潜的反动路线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
6月6日，杭丝联厂发生大武斗。此前两天“红暴”劫走了住在华侨饭店的省委领导。这些领导原由“省联总”负责管理安全，“省联总”怀疑他们转移到了“红暴”的核心据点杭丝联厂，连忙派出常委、作战部长郭志松前往侦察，郭不慎暴露被抓。“省联总”几次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有人提出请军管会主任龙潜出面调停，释放省委干部和郭志松。张永生等主张如调停失败就组织人员强攻。我们在会上表示，“省联总”现在是大派，不能采用武力解决问题，坚决主张通过省军管会出面调停解决问题。对于我们的态度，二十军驻“省联总”代表李作书是清楚的。
据说6日“省联总”找到了军管会主任龙潜，龙起先答应出面调解。到晚上，市“革工会”（“省联总”派）调集人员层层包围了杭丝联厂要求放人，双方对峙，火药味十足。但龙潜的秘书说，龙已服安眠药不能前往处理。攻防双方的武斗旋即爆发。“省联总”郭志松被人从高楼推下，身负重伤；“红暴”派的主要领导翁森鹤和滕铸被“省联总”抓获；双方不少人员受伤。军区向总理办公室汇报说，当晚空五军出动了飞机指挥武斗。吴法宪受命追问五军，五军回复道，那晚五军飞机确实在杭州上空飞行，不过属于正常的夜航训练，而且飞机也无法在晚间具体指挥地面人员的行动。
6月7日，姚治修等去市第一医院，看到在那里就医的双方伤员很多，医务人员对一个头扎绷带的“红暴”派伤员说：我们基于人道主义给你治疗，你要好好反戈一击，争取立功。“省联总”常委郭志松在那里一直昏迷不醒。姚急忙与空五军负责支左的白宗善副军长通了电话：（1）要求平等医治双方伤员；（2）设法将受重伤的郭志松送外地医院治疗；（3）建议组织力量尽快恢复杭丝联生产，减少出口损失。白回复说，“你们的想法和建议十分好，我们会与‘省联总’商议迅速实施。”不久，他们与上海空军医院联系好接收郭志松，姚治修就同市一院的大夫一起，经铁路将郭送到上海。他们到达铁路上海站时，空四军医务所所长和一辆救护车已在车站等候。
6月10日左右，又接连发生了拱墅桥事件和半山事件。杭州10余万群众集会游行，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严禁武斗、严禁打砸抢的“六六”通令。队伍到达拱墅区时，有人向参加游行的无辜妇女、儿童投掷石头、瓦片、砖块，由于街道狭窄，人群疏散困难，造成数百人受伤。杭州人性情一向平和，连日的打砸、武斗，击穿了人们的情感底线，妇女组织、僧尼团体纷纷上街，高呼反对龙潜资反路线的口号。“省联总”常委杜英信告诉姚治修、韩向东等，豆制品行业提出不给军区送豆腐，中药业提出不供应军区贵重中药。我们商量后认为，必须把军区少数有错误的领导与广大指战员区分开来，不能重犯类似1月份冲击军区的错误，坚持劝说豆制品业、中药业维持对军区部队的常规供应。我们用长途电话向总理办公室报告了杭州一系列武斗的情况，表达了我们的忧虑。6月11日，周总理办公室要求三军、“省联总”和“红暴”去北京谈判。“红暴”派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滕铸“六六杭丝联事件”后被“省联总”关押期间跳楼，脚摔伤不能行走。“省联总”将他转移至人迹稀少的南星桥机务段库房，滕绝食抗议。姚治修知晓后赶往南星桥看望，滕见到姚开始很惊愕，他们3月6日一起受到周总理接见至今三个月有余，彼此无往来。面对此时此地的情景，两人感慨唏嘘。姚替滕倒了尿罐，彻底清洗好后放在他躺的木板床旁边，问滕有何要求。滕说想上街看看形势。姚答：“这不难，可以请‘省联总’安排一辆车，按照你指定的路线开，你可以隔着汽车玻璃窗观看。当然，观看后你仍然要回这里。我没有能力释放你。”滕表示接受这种安排。姚说，那我给你买些吃的东西来，滕点头同意。于是姚上街买回几个包子，看着滕慢慢吃完。两人互道珍重告别。姚离开时看守滕的几个人居然要求他支付看望费，大大出乎姚的意料。姚回去对“省联总”领导大发脾气，要求撤换看守。听说滕随后确实坐了“省联总”的车上街，看到全城一片“打倒龙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标语，人很默然。6月14日，“省联总”召开记者招待会，《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浙江分社、浙江广播电台、《浙江日报》、《杭州日报》记者出席。“省联总”代表介绍了杭丝联事件的经过，翁森鹤在会上讲话。翁说自己曾多次去北山路军管会首长住地，军管会副主任、59师董明儒副政委耐心启发帮助他，但他辜负了，现在十分后悔。翁发言毕，“省联总”宣布将翁森鹤、滕铸移交给省军管会，会场奏国歌，以示严肃。此时省军管会内部以龙潜为首的军区领导已基本不上班，军管会的二十军和空五军接收了翁、滕两人，并旋即将翁送至北京，使他代表“红暴会”参加谈判和接受周总理及中央文革的接见，以事实证明翁及其家人并非省军区向中央汇报所说的已死伤。
6月上中旬，省军区实施“以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农民大量进入杭州。省军区在其大院为农民提供免费膳食。
浙江的一系列事态引起中央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6月24日，中央对浙江等地两派群众严重武斗情况，发布了《通知》，要求保证“六条”在各地实现：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冲击；三、不抓人、扣人；四、不阻碍交通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开枪。7月13日，中共中央又针对江西、浙江和四川等地情况，特地下达了《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6月下旬，我们协助军管会和“省联总”继续促进造反派联合。姚治修与张永生几次去杭大座谈，促进该校“井冈山”和“东方红”两派的联合，杭大学生要求见空五军首长，经在杭大支左的乔团长联系，由姚陪同学生去空五军，陈励耘政委、白宗善副军长接待。陈致欢迎辞，白谈了一个多小时，表示空五军对革命群众组织，会按照中央要求，“一碗水端平”。回杭大后姚被部分“唯我独左” 学生围攻，晚间不让睡觉，经杭大造反派第二号负责人毛信德劝说，才得以解围。
姚治修和杜英信还去杭一中，做相互小打小闹的两派学生组织工作，促使他们停止互斗、实行联合。
6月间，韩向东曾和张永生一起去湖州二十军军部，向南萍汇报杭州局势。驱车回程中一个农村小孩突然横穿公路，他们车子躲闪不及，连车带人掉入路边河流。小孩入水后溺亡，后来由在省军管会工作的58师副参谋长周文江以军管会名义赔偿数百元了结。

十七、解散“飞虎队”

姚治修有一次在张永生处帮助看群众来信，其中一封信反映“飞虎队”号称直属“省联总”，内部充斥江湖气息，私设公堂，伤害无辜，其行为类似1966年8月杭州破四旧的“红一司”。姚先找美院造反派“红战队”负责人裘正松了解具体情况，裘对设在美院的“飞虎队”深恶痛绝，但无法将其赶走。姚直接找绰号“豆腐皮”的“飞虎队”队长谈话，“豆腐皮”翻着眼珠说“张永生支持我们的，每天批给我们汽车用油”。姚转而问张，张道“他们胡说，我根本没有每天批给他们多少升汽油”。姚还找了“红三司”负责人，大家对“飞虎队”均厌恶。姚最后又到美院“飞虎队”队部，当时已有军代表帮助整训，姚要求军代表整训结束后坚决予以解散。过了不久“飞虎队”确实解散了。

十八、两派联合和省军管会改组

7月至8月上、中旬，我们多人回北京协助总理办公室和省军管会的二十军、空五军做大联合工作。7月1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浙江代表团，康生也在场。周恩来向“红暴”派指出：“省联总”作了自我批评，你们“红暴”也应作自我批评，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在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翁森鹤观点有改变，不是出卖你们，你们不承认他做代表，是不对的。对原联络站主要人员，他予以表扬和肯定，周总理在谈话中回顾了年初解决浙江省军区事件和保护干部的问题，他说林刚对浙江的文化大革命是有贡献的。他还问林刚来了没有，并让联络员郭长安到西苑旅社接林刚到场。当林刚来到会场时，周总理又一次当众表彰他说：“林刚，你好！你对浙江是有贡献的。”整个文革期间周总理在公开场合上以这种方式对学生的表扬可能是仅见的。
我们受总理联络员郭长安专门委托，多次去西苑旅社做“省联总”工作，促使其让步与“红暴”大联合。一次我们看到杭州拍来的一份几尺长的电报，指责“省联总”让步，威胁要撤销代表们的资格。我们劝代表们顶住极左倾向，回杭后开展思想整顿，以适应群众组织联合的新形势。省军管会副主任董明儒时任两派谈判的负责人，他于1987年11月22日给姚治修的亲笔回信中，对此作了清晰的回忆。7月13日，“省联总”和“红暴会”终于在京达成“关于坚决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的协议”。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和舟嵊要塞部队的负责人也在协议上签字背书。7月19日，中共中央下达中发〔67〕223号文，对以上协议加了批示肯定。7月23日，“省联总”和“红暴会”进一步达成解决浙江问题的八条协议。该协议的主要内容有：浙江空五军、二十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党委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公开向群众作深刻检查；双方求大同、存小异，逐步实现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更广泛的大联合；积极筹备杭州市革命委员会。这是第一次在中央认可的省级群众组织协议上，公开批评龙潜等军区领导。7月31日，“省联总”在省委五楼会议室召开“龙潜检查认罪大会”，龙潜、张秀龙、李国厚、罗晴涛等到会。龙潜作了“关于在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8月22日，中央下令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20军南萍政委任省军管会主任和省军区代政委，熊应堂军长任省军区代司令员。自3月中旬杜平奉调回宁，浙江实施军管后，军政大权就转移到省军区龙潜等人的手上，但他们背弃了杜政委原定的方針，对中央和周总理的指示阳奉阴违，致使浙江政局日趋恶化。他们支一派、打一派，助长了派性斗争，各地武斗不断，经济遭到破坏，社会动荡加剧。中央和周恩来对军区领导的作为基本是不满意的，最后导致了以龙潜为首的军区领导下台，改由二十军和空五军在浙江主政。

十九、独立二师离杭整训

中央下令改组省军区和实行部队整训，不可避免地引起军区内的“震荡”： 军区所属独立二师（番号6389部队，负责杭州地区的警卫）政委李克自杀（未遂）；“军联指”等军内造反派组织接连成立，掀起揪斗批判龙潜等领导的热潮；独立二师长期驻扎在富庶的杭州，广大指战员对调离杭州去宜兴整训怀有抵触情绪。8月底，二十军负责独二师整训的工作组找到时在市公安局的林刚、李洪顺、姚治修、杨云南、郑一鸣等清华学生，说他们对各方面情况生疏，想听听我们对整训的意见。我们建议向广大指战员多讲文革的伟大深远意义，从大道理出发，管住小道理；希望部队首长能深入基层，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在宣布改组省军区的大会上，二十军实施了武装警戒，对此独二师许多人反感，认为不信任他们。在独二师师部宣布换防、整训的命令时，林、郑、杨列席在场。命令宣读后数分钟，师、团级干部竟无一人表态。林刚马上发言指出，沉默是对中央的态度问题。随即二师干部们纷纷发言，表示坚决拥护、执行中央命令。但命令在全师范围内宣布后，战士情绪波动极大，有的不值岗，有的逛大街，有的说坚决不离开杭州。
我们不赞成独二师部队批斗龙潜等军区和师领导人时搞喷气式等体罚，多次去省军区内部造反组织“军联指”和独二师“批资指挥部”了解情况，努力纠正极左偏向，希望他们注意斗争策略。
因过去军区不支持“省联总”，在群众中没有威信，指战员情绪低落，独二师的枪支被造反派拿、抢走不少，造反派说他们，“过去你们不支左，现在还这样死抱枪支不放，真是老保”，指战员感到很委屈，有的甚至哭泣。（注：当时各派群众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搞枪支武装自己，也有部队主动送武器的情况，如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就亲自陪同“省联总”常委杜英信参观军火库，挑选了三支好手枪送给杜。我们的手枪是公安局送的。）军区所属部队也有走极端的现象，驻杭州某山的一个营（连）指挥员表示，除留1/3人守卫外，其余人可听从造反派指挥。驻守钱塘江大桥的是蔡永祥连队，蔡牺牲后其哥哥接替在那里当兵，他提出要夺连长、指导员的权。
9月1日独二师警通一、二连派两人到公安厅庆华招待所，找到住在那里的李洪顺。他们不相信中央命令独二师调离整训，要求我们用公安厅电话与中央联系核对，并说在林彪、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对他们直接指示前，他们不离开汪庄、刘庄驻地 （毛泽东在杭州的常住地）。最后他们还邀请李洪顺去汪庄、刘庄那里玩。李事后和大家谈了这件事情。大家认为：汪庄、刘庄为毛主席住的地方，我们绝不该进去；中央军委已经下了调离整训命令，我们不能再向中央反映；凡属军队事务，我们都不能帮助打电话给北京总理办公室；委托林刚将此事电话报告南萍。9月2日，警通连又派人找到我们，杨云南明确表示：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你们如不理解，可向独二师赵明才副师长反映。当天，独二师所属五、七两团大部分军人不满中央关于调离杭州整训的命令，认为他们调离杭州都是龙潜犯错误的结果，决定先在少年宫召开斗争龙潜的大会以后才离开杭州。我们劝说不要开斗争龙潜大会，如开批斗会把龙潜身体斗坏了，谁都负不了责任。我们（林、郑、杨、姚）与“省联总”杜英信、李显通一起与独二师“批资指挥部”的人碰面，“批资指挥部”也担心批斗大会出意外，但又说预备去各部队接人的车辆都开到少年宫广场了，人员快集合了，如取消大会，“批资指挥部”要被大家批为右倾，因此犹豫不决。后来他们想以“龙潜已被送到其他地方批判”为由取消大会。我们坚持将取消大会是为了“避免发生不测事故，造成无法挽救的后果”的真实原由老老实实告诉大家，相信绝大多数指战员是通情达理的。黄昏时分，我们看着原准备去各处接人来开会的车辆陆续全部开走，大会最终取消，就转而建议“省联总”组织文娱演出欢送独二师，部队指战员表示不喜欢“欢送”字眼，我们就改成“联欢会”满足其要求。9月3日，“省联总”专门为独二师举办了军民联欢会。9月4～6日，独二师离开杭州开赴宜兴整训，我们松了一口气。

二十、萧山事件

萧山是杭州的南方门户，其一段铁道被当地一派组织长期武装割据，他们有时对路过的客运列车打冷枪，运输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适逢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其从南昌出发的专列无法通过赣浙线北上，按照中央部署，8月26日由省军管会指派副秘书长、58师副参谋长、朝鲜战争英雄周文江指挥，组织“省联总”派群众携带武器，分乘数十辆大卡车去萧山驱逐武装割据派。姚和林、郑一鸣随公安厅的后队出发。到达萧山市区时， 武装割据派已基本逃离，他们偶尔从高过人头的亚麻地里向外打冷枪进行恐吓。林、姚和郑三人先到县医院，了解到那里的医务人员逃离不少，药品也缺乏。接着我们走到一块空地，见大树下栓着一个40岁左右双手被捆绑的男子，四周站着四个人，各持一根木棍，那男子逃到一边，站在那里的人就用棍子揍他，他连躲避几次后被揍昏过去，脑袋耷拉下来。于是走过来一个口衔尖刀的人，从口里拿下刀，一挥手将拴在树上的绳子砍断，将他背拖着走了。我们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做，他被“俘虏”了，就应当优待。他们几个人吼道：你们知道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他们才放过我们。我们找到这次行动的指挥部，见到了周文江和“省联总”主要负责人张永生。张对我们说，周秘书长不愧为优秀指挥员，他事先了解好今天天气，计算了月亮出没时间，才确定行动时间。我们大张旗鼓，造成压倒声势，以便让对方尽快逃离，减少伤亡。虽然大多数对立派逃跑了，但还是有些人躲在暗处放冷枪，打死了我们的人。一个以前的模范女民兵，就是对我们放冷枪的人，现在她已被俘，人们恨她，其头发给扯去不少。我们说，既然行动达到目的，铁路已打通，现在的当务之急，应当转到平息事态，组织医务力量治疗双方伤员，优待俘虏，这样才能从政治上最终解决问题。（注：《浙江文革纪事》第66页称，该事件中死了90多人。）
9月13日晚，省军管会派四个营由某师及绍兴军分区负责人率领，他们和金华、绍兴造反派一起，分四路围剿诸暨另一派组织。14日诸暨被“攻克”。（注：《浙江文革纪事》第69、70页称，诸暨事件打死群众146人，其中85人死于毛泽东列车通过以后。）
9月15日，从南昌出发的毛泽东专列安全通过了诸暨和萧山。
萧山和诸暨事件的最大受害者无疑是事件中死亡人员的亲属。1967年8月底，萧山事件结束后，杭州少年宫广场召开了对事件中牺牲人员的追悼会，毛主席语录歌久久在空中荡漾回响——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一辆辆载着身穿白衣、怀抱幼儿、无限忧伤的寡妇的车缓缓驶过广场……
面对此情此景，参加追悼会的我们极其痛苦地陷入沉思：这些献出生命的“省联总”战士和同样声称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对立派人员，他们付出了最高昂的代价，以后他们的遗属会得到社会抚恤吗？他们真如毛泽东所说的“死得其所”吗？
至于参与打通萧山和诸暨铁道事件的人，不论是主攻者，还是我们这些类似战地记者身份的观察员，也不论参与者具体做了什么事情，在以后的运动中被反复清查，甚至被扣上参加武斗的帽子。1987年4月7日下午，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二十军军长、1967年8月后的浙江省军区代司令员、省军管会副主任熊应堂在华东医院高干病房对姚志修说：“8·26打通萧山铁道是周总理亲自布置给我们省军管会的。”“林彪集团被粉碎后的1973年元月，我在北京学习，有人提出要追究8·26事件，周总理当众明确表示：这件事情我很清楚，不允许今后再追究。”可是，某些地方掌权者为公报私仇，我行我素，照样编织罪名加害于人。

二十一、最后一次看望原省委领导

考虑到如果没有老干部站出来，仅有造反派和支左部队不符合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条件。8月27日～30日，我们与“省联总”专题讨论了结合干部问题，感到无从下手。省委两派的领头人江华和曹祥仁自3月份被总理接到北京后，中央再也没有对他们或者其他浙江干部表态。留在杭州的两派主要领导人分别为李丰平和王起，赖可可和沈策等，据说基本无所事事，情绪低落。我们特意到他们居住的华侨饭店看望，并与之友好交谈。送我们离开时，李丰平望着西下的夕阳，倚在房间门框上感慨地说，从1月份起你们联络站是一直帮助我的，可是我没有转过弯，现在太晚了。我们说：现在转过来也不晚，将来成立革委会，总需要结合熟悉浙江具体情况且能做实际事情的干部。

二十二、林刚因“跟踪毛主席”被拘案真相 悲剧和终结

9月5日，李洪顺拿出清华“井冈山”总部二办的一份调查部队番号、驻地、首长姓名的提纲，希望我们在离杭前做这方面的工作，返校时将表格填好交“井冈山”总部。多数人明确反对，认为这是“特务”提纲，劝说李也放弃。至10日，多数人离开杭州回家或回学校。李说去舟山待几天再返校，林刚说需要休息几天，等到农历8月16日（公历9月19日）观赏钱塘江大潮汐后就回北京。但等待他们的是被押解北京。
9月16日，汪东兴陪同毛泽东南巡从南昌到达杭州，据说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刚抓起来。据张永生回忆，他当时被叫到军管会，陈励耘恶狠狠地对他说，林刚是反对周总理的反革命、五一六骨干分子，吩咐张永生偕同二十军59师政委孟昭玉执行抓捕任务。张带着人去林刚暂时居住的省文联副主席陈山在北山路上的寓所，张不客气地对林刚说：我们不欢迎你继续待在杭州，要把你送回北京。孟则态度和善，在旁劝说。林就在“省联总”两人和二十军军法处一名军官的监护下，乘车到上海，再转乘民航夜间班机飞北京。抵京后，他们先将林交给北京卫戍区，卫戍区不收，改送至中南海西北门门口，此时已是午夜，在等待了三四个小时后，又将林刚转移至另一辆轿车上，交由几个军人监护。轿车向京郊西北驶去，一路上这些人不说一句话，既不表明身份，也不出示任何证件或拘留逮捕通知书，釆用的完全是秘密逮捕的手法。汽车经沙河再过小汤山时天已放亮，清晨时分最后到达秦城监狱（即公安部看守所或公安部十三局）。这一天是1967年9月18日。
从这天起一直到1975年7月25日，林刚和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清华大学及其家庭都不知他身在何处。在完全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他被秘密关押（但却被称为“关押审査”）达七年又十个月之久，是其参与杭州文革时间的十倍。文革时期高级干部的人身自由尚得不到保障，更何况像林刚、李洪顺等普通学生。什么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那时都是奢谈。
释放林刚时，汪东兴领导的“林刚专案材料组”作了《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在列举了四条严重的“反革命罪行”后，又说他的问题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清华大学负责安置。林刚不服，坚持上诉，1980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作出《关于林刚同志的平反决定》（即中办党发〔80〕4号文件。
《平反决定》说：一九六七年九月，根据陈励耘写的所谓《几点重大政治情况》，将林刚同志由杭州押送回京，进行关押审查……经查，原结论上所谓的“林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污蔑、攻击毛主席”的问题，没有事实根据，应予推倒。至于林刚同志在驻杭联络站期间，对个别中央负责同志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但不属于恶毒污蔑和攻击。关于“林刚主义”的问题，林刚同志一九七二年在监狱中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过“林刚主义”之类的话，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原结论上所谓“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直接威胁毛主席的安全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在驻杭期间，曾问过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到杭州时的住地和工作人员情况。林刚同志问上述情况是不应该的，但是没有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不属于“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原结论上所谓同情和支持“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诽谤中央负责同志，挑拨中央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经查，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原结论上所谓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林刚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和王、关、戚没有关系。结论上说“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是没有根据的，应予推倒。但林刚同志一九六七年八月受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派遣，到浙江调查军内情况，是错误的，经查，林刚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平反决定》说：根据以上复查情况，我们认为，林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不适当的话，做过不该做的事，但属于认识问题。一九六七年九月将林刚同志关押审查，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六日“专案材料组《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都是错误的，决定撤销，为林刚同志平反，消除影响，并将档案中的有关材料抽出，按中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由清华大学按中央规定补发林刚同志在关押期间的临时工资。林刚同志在申诉中说，他现在的工作是用非所学，要求调动工作。请云南省有关部门根据林刚同志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规定，予以妥善处理。
林刚于1980年5月30日在上述《平反决定》上签署了“我同意这个平反决定，并向中央表示感谢”的意见。
林刚在秦城狱中身心遭受极度摧残。他个性强不敬监管人员，几次双手被反铐关入特殊的隔离间多日，只能用舌舔饭菜维持生命，两便沾满衣服。监狱方还诬称其患精神病，将不良药物撬开他嘴强行灌下，以致他神志日趋恍惚，出狱时拧毛巾双手同方向拧转，永远拧不干。据说秦城监狱审讯和伙食是两条线管理的。在伙食方面，周恩来曾有明确指示，对林刚要优待，故林刚遭到重大打击后就要求炒几个鸡蛋吃，从来没有被拒绝过。
林刚的父亲林南园解放前担任云南省财政厅厅长，协助共产党策反云南军阀龙云、卢汉起义。解放后任民革云南省委常委，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他为儿子释放和平反奔波了十余年。
相比林刚，李洪顺的遭遇更悲惨。1967年9月中旬，李从舟山回到杭州后即被押送北京，不久在狱中自杀。他和林刚都是清华1966届毕业生。据说李的养父是北京饭店的中层干部。家庭和国家培养他到大学毕业不易，他竟不明不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回想起来，他们的出事与联络站组织有关。他俩年龄较其他人稍长，李还参加过四清运动，经验较丰富。联络站勤务组安排他们联系和介入公安事务。1967年2月和5月底，公安厅造反组织“红旗联队”赴京，分别由李洪顺和林刚陪同向中央作了汇报，受到总理秘书周家鼎的接见。据说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也接见过李洪顺。杭州是毛主席经常居住和工作的地方，文革中关于省委主要领导私自印刷毛主席的谈话，有人安装窃听器等传闻很多，当时公安人员向中央反映问题十分不易，故他们向我们寻求帮助。鉴于问题的敏感性和特殊性，我们十分为难，4月下旬韩向东、姚治修、刘开洪和林刚专门为此找南萍汇报，当时南在空五军，我们就去空五军向南萍、陈励耘、白宗善作了专题请示。最后他们一致认为，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属头等大事，我们可以协助公安机关的人员直接去向中央反映，但不介入业务本身。当时有关中央首长的小道消息多，许多人，特别是空军的几位处长经常向林刚打听，林刚本人还于6月8、9日两天在空五军招待所住过。所以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会知道一些林刚的言行。陈励耘城府深，1967年8月起与二十军主政浙江，主管安全，或许就是他为了迎合上司，对汪东兴有所交待，东拼西凑，将林、李两人的情况夸大捏造，写了《几点重大政治情况》报告中央，以邀功请赏，导致两人被拘押。
时间的巧合，是这个冤案形成的重要客观因素。1967年8、9月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9月16日到达杭州。毛对浙江杭州的运动一直格外注意，而周恩来多次肯定和表扬林刚，林刚又接触了毛在杭州长住地的工作人员，恰巧林刚当时还未离开杭州，毛泽东历来关注自己的安全和隐私，对此当然十分警惕。汪东兴作为毛泽东安全保卫的总负责，对他而言，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林刚控制起来。汪将此事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打招呼后，交给空五军陈励耘操办。陈为迎合上意，捏造拼凑，写出《几点重大政治情况》呈报，这样完成了案件链要素。最后由汪指示省军管会正副主任执行操作。李洪顺只是不巧成了陪衬，他身上确实有一张清华“井冈山”的军事调查表，也确实与公安厅和负责卫戍毛泽东住地的警通连接触过，这些成了那个时代拘捕他的口实。
一个学生的案子因涉及毛泽东在杭州的住地，竟然设立了由汪东兴直接负责的“林刚专案材料组”，1975年7月释放林刚的《审查结论》又经过了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时任公安部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陈锡联（中央军委副主席）、吴德（北京市委书记）、纪登奎（副总理，参加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央领导）等人签批具体意见并圈阅同意，又送周总理圈阅。周圈阅后，又特地注明送主席阅。后来可能因毛泽东此时已病重，文件上才没有留下毛的签批。林刚这个清华大学普通学生的政治结论，竟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中那么多人代表各方面过问和画圈，这在文革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1967年秋，清华大学内两派派战打得火热，林刚被拘押后，有人编造了“林刚跟踪毛主席”的谣言，提供给“414”派，挑动他们写出一批大字报和大标语，作为派战的炮弹，称团派分子林刚因跟踪毛主席而被抓；有的大字报还说林刚画了一张毛主席南巡的路线图。一夜之间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清华园。其实只要想一想，这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个谣言内容之离奇，在传播运作中能产生如此轰动的效应，显然是有背景的。据蒯大富回忆，当年他受邀参加1967年国庆招待会，会上周总理逐桌敬酒，来到蒯身边时，告诉蒯大富：林刚已被我们控制起来了，林刚的事你们清华不要管。
林刚本人在秦城的很长时间里琢磨不出自己被捕的缘由，经专案组几次审讯后才逐步明白，可能是最高层误认为他知晓了某些隐私机密，从而有可能威胁毛泽东的安全和声誉，那最简单的处理办法就是将他控制起来。
毛泽东在世时觉得杭州气候环境舒适，对其健康最为有利，解放后直至1966年文革发生，杭州刘庄、汪庄成了他仅次于北京的长期居住地。中央军委还特批浙江省军区组建了全国唯一的省军区一级的文工团，陪他和其他中央首长娱乐。刘庄、汪庄这两个庄园面积极大，正对西湖，风景优美，解放前为私人拥有，解放后被政府接管。翻修时名为供中央首长疗养使用，但这些地方，连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高层都知趣地从不入内居住。毛在杭州用的警卫和服务人员和在北京的一样，常人都不得知晓和接近。林刚和李洪顺与这些人接触，虽属于被动，但也是犯了大忌，被囚禁就在所难免。
时代的列车开到21世纪后，刘庄和汪庄已用作对公众开放的宾馆，任何人都可登记小住。至于中国军队的编制和首长姓名，也在国防白皮书上发表，任何人都可获知或在互联网查找。在林、李四十多年前付出沉重的代价后，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洪流，我们苦涩的心稍微得到一丝慰藉。
前文谈到，我们在1967年4月离京赴杭时，周总理秘书周家鼎曾提到“把王芳的问题搞搞清楚”。王芳自1965年8月起担任温州地委书记，此前10余年一直是浙江公安厅厅长，长期负责毛泽东和江青的警卫工作（注：王芳原是汪东兴的前任叶子龙的部下，文革后1977年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78年任省委副书记，1983年任浙江省委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1987年任公安部部长，1988年起任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他可能是因处理林伯渠夫人朱明致江青匿名信案，了解江青30年代的风流和被捕情况，1968年3月被移送北京武装看押审查，达7年之久。我们在浙江期间，没有去过温州，无缘见到王芳。如果我们真的面见了王芳并且调查他的情况，就不可避免接触到许多上层机密事项。那么联络站被拘捕的就可能不止林、李两人了。
1967年9月拘捕林刚后杭州传出消息说，林刚反对周总理，林刚是“五一六”分子。知道一点我们联络站与周总理及其办公室关系的人，恐怕没有一个相信林刚会反总理，至于五一六集团，那是1967年6月北京钢铁学院成立的小团体组织，矛头确实针对周总理。但是我们离它遥远，林刚和该组织根本没有任何往来，说林刚是五一六纯属杜撰。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是在1970年3月底才开始的。1972年，已复出并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的陈伟达在杭州体育馆七千人大会上宣布：“林刚是‘五一六’分子，被拘捕时穿着杜英信的衣服，如果杜不是‘五一六’，那浙江就没有一个‘五一六’”。陈在公众大会上以借穿衣服为依据，断定杜英信一定也是“五一六”分子，想必给在场的众多听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不过，他的话倒过来看也千真万确，中央办公厅的结论说得清清楚楚，林刚不是“五一六”，历史也证明浙江没有一个“五一六”。
1967年9月林刚、李洪顺被拘押后，原联络站的其他人员没有受到牵连。10月中央办公厅到清华大学调林刚等档案时说：姚治修、韩向东没有问题，二十军和空五军也如是说。
10月底，我们看望在北京高等军事学院参加由熊应堂、王则信负责的浙江学习班成员，会见了龙潜、张秀龙等人。龙潜对姚治修等说：“你们是真心帮助我的，但我打击你们，因为我有私心，想当省长。”还说：“我对全省军管三个月武斗死了1000多人是有责任的。周总理曾对我寄予希望，任命我为省军管会主任，我对不起他，在他接见军队干部时，我惭愧地闭上了眼睛。”我们宽慰他说，人都要犯错误的，改正就好。
原联络站清华成员与总理办公室、二十军、空五军首长的联系陆续维系到1967年底和1968年初。1967年岁末，陈励耘和白宗善在张向东陪同下参观了清华大学。1968年初，“先锋总队”占培灿代表杭州市公安局来北京参加会议。总队领导小组委托他来清华看望我们，并送上他们制作的毛泽东纪念章，同时请姚转送给周总理秘书和联络员。以后姚去国务院西门将纪念章面交总理联络员。

二十三、浙江文革中期（1967年秋～1972年秋）

据《浙江文革纪事》记述，1968年3月24日浙江省革委会成立。由二十军和空五军主政。干部方面，原曹祥仁派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赖可可，原省委组织部长沈策，群众组织“省联总”派和“红暴”派进入革委会或中共浙江省委。当年8月起开展清队运动，据1969年6月统计，清队中原省委委员42人重点列入审查28人，占三分之二，地委、厅级400多人中，当作敌我矛盾受到清查的有133人，占三分之一。全省被关押揪斗的约数十万人，逼死9198人。10月和12月，
当局调动部队攻打“温联总”，每次死伤群众数十人。

二十四、浙江文革后期及后文革时期（1973年～1988年）

1972年秋林彪事件后，国人被告知杭州空五军是林彪的基本力量，而陆军二十军则是其借用力量。国人还被告知，空五军将高射炮改为平射炮，准备轰击毛主席的专列火车，还计划用飞机打专列火车，空五军政委、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是林立果策划谋害毛主席而召开的“三国四方”会议之一方。陈励耘于1972年9月20日被逮捕审查，至10年后的1982年3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决定对其免于起诉（〔82〕军检免第10号）。1982年5月陈按一般干部待遇退出现役，由民政部门安排生活。陈励耘晚年多次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诉，请求复查自己的问题，在接受记者许寅访问时，否认存在“三国四方”会议，否认参与林彪谋害毛泽东的计划和行动。而空五军原军长白宗善于1986年在杭州五军干休所的家里，向拜访他的姚志修明确否认存在飞机打专列火车的事情。他说：林彪事件后，我在北京学习，一天周总理问我：老白，你对飞机打火车怎么看。我答：飞机打火车，起码要有4个人配合，一飞机驾驶员，二飞机上的投弹手，三地面上与飞机保持联系的无线电报务员，四总指挥。现在我连一个人都查不到。总理说，我明白了。
省革委会主任、二十军政委南萍于1973年5月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接受组织审查。1986年5月经中纪委复查，宣布他与林彪集团、“四人帮”没有关系，恢复正军职待遇。
林彪事件后，浙江的主政者再次洗牌，谭启龙任省委书记，原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陈伟达复出，担任副书记。东海舰队谢正浩和舟嵊要塞区政委铁瑛担任副书记。东海舰队和舟嵊要塞部队与原浙江省委的关系一直较好，为江华系人员的复出和升迁奠定了基础。从1977年到1988年，分别由铁瑛、王芳、薛驹担任省委书记，李丰平任副书记。陈伟达、王芳和薛驹担任过中共中央委员，他们三人离开浙江后进入中央党政部门担任要职，陈伟达曾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王芳担任过公安部长和国务委员，薛驹则为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至于原浙江省军区的主要领导，多数被调往其他省军区降职使用，最后在其退休前恢复原职别或晋升半级。只有省军区原政治部主任罗晴涛，先调往江苏，最后回浙江，晋升为省军区政委。
十年一场文革梦，除去原浙江省委以江华为首的主流派成员得到升迁外，其余大多没有好的结果。省委原书记处书记赖可可在省委副书记位置上待到文革后的1977年5月，于1987年2月去世，3月即被开除党籍。至于省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大多在文革后期或1977年至1980年代省委的“揭、批、查”等运动中被审查和清除。其中一号人物张永生被判无期徒刑，发往青海，属于全国造反派头面人物中判刑最重的典型，近年被释放回到杭州，成为无业人员。原省长和革委会副主任周建人（鲁迅之小弟）的秘书冯仰澄（造反派）被判刑七年，实际囚禁两年十个月，其妻原为北京电信局先进工作者，被弄到绍兴某酱菜店当售货员。
迄今一直拥护毛泽东和文革的陈时秋，2013年12月27日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20周年，在“红歌会网”上发表《浅析中国共产党的两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该文披露，在来自军队的铁瑛和以后来自江华系主政者所发动的省、地、县直至生产队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等运动中，浙江被整人员达400万人。（注：2012年末浙江人口为5477万，400万人挨整的数据可能夸大，但即以2.5折估算，100万人的挨整数量也属惊人。）浙江省主政者对前任领导、对本省造反派采用的政策和做法，一如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1年8月就南萍一案写给韦国清、杨尚昆信中所说的那样，“显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即无限上纲上线、残酷斗争。我们联络站主要人员则成了浙江运动的外延打击对象。
综上所述，文革初期龙潜执政五个月，非正常死亡1000多人；文革中期南萍、陈励耘执政五年，非正常死亡万余人，文革后期和后文革期间十余年中，谭启龙、铁瑛和原浙江省委干部复出执政期间，挨整人数逾百万，非正常死亡人数尚无统计报道。

二十五、后文革时代原联络站人员的遭际

文革结束后，原联络站主要成员经历着人生嬗变：林刚1980年5月获得中央办公厅彻底平反后，被重新安置到云南大学工作。他心情舒畅，个人刻苦自学，在云南大学创建了计算机教研室，开始了新生活。韩向东离开清华200号原子反应堆，到北京计算机二厂任副厂长，以后走出体制下海，个人事业有成。姚志修1978年考取改革开放后的首届研究生和公派出国研究生，1980年乘火车赴英国学习，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立即归国，投身于生物医学工程新学科建设。
我们经历了本校和杭州总共15个月跌宕起伏的文革初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苦难和磨练，现在终于回归到心仪的专业。我们正值40岁左右盛年时，迎来了改革开放，可以潜心于工作，也可以与家人一起过平静的生活。我们由衷拥护党的领导，天真地希望从此彻底告别梦魇般的整人运动。
我们的美梦仅仅只持续了六年。从1987年起，中央人事发生重大变化，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薄一波在中央全会上提出借整党清查文革“三种人”。 清查开始，浙江当局将“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列为重点对象，上报中央，要求北京、上海、云南三地将在那里工作的原“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的主要人员定性为“三种人”。1986年至1988年三地的办案人员，自觉或半自觉地相信浙江当局的话，沿用过去阶级斗争老一套的手法，将联络站人员反对个别领导者错误的行为定性为反对人民解放军，甚至颠倒混淆时空，将浙江主政者文革中期与联络站毫无关联的错误向我们清算，要求我们提高思想认识，承认自己当初是“协助南萍反党乱军”。专案组采用“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好即坏”的简单逻辑，甚至信奉“造反派没有一个好人”，将我们归入必须打上标记的另类。对于具体案情的认定，完全采用过去的政治斗争模式，不让相关方质证。尽管联络站主要人员在文革中没有任何“打、砸、抢”劣迹，也无“媚（掌权者）、欺（无权者）、骗（各界）”等不良行为，更没有一人“得道升官”，三地组织对照中央文件，明知我们这些人远远不够“三种人”或“犯严重错误”的资格，但最后草率地将我们都定性为“犯有严重错误”，不予处分。虽然政策规定，这类人的业务工作、职称、工资福利不受影响。但影响是客观而又明显的。我们只得游离体制，转换工作，改变自己生命继续的轨迹。
为了揭示和尊重浙江文革初期的客观历史，姚志修写信给文革初期涉及的三方面人士，即当时浙江长期最高的主政者、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军管会主任、二十军政委南萍以及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董明儒，代表中央处理浙江问题的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及周总理处理浙江事务的秘书周家鼎。所幸他们都及时认真回复，清晰明确地就事论事，体现了这些革命老干部可贵的个人品质。现将这些领导人回信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江华在姚志修来信的眉头，用红笔圈自己的姓名，写下“姚志修同志所说是实”的评语，署日期“八八年十一月廿六日”。江华同志秘书张维写下“以上系江华同志亲笔”，署自己的姓名。信眉批注“张维同志系江华同志秘书。1988.12.2” ，上面盖“最高人民法院人事厅”公章。姚志修在1988年11月18日写给江华的信中说：“六七年一月中下旬，浙江造反派将您从上海华东医院揪回杭州，我们‘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获悉后，将您领出安置在美院一座小院内，并派了一名姓李的医生照顾您。在此期间，没有让当地造反派揪斗过一次。二月初，我们联络站向您报告了总理接见我们时作的关于要保护您的口头指示，您含着热泪要联络站转达对总理的谢意。二月上旬，当地造反派计划于十二日召开‘斗争浙江走资派江华’的二十万人大会，于十日通知我们将您送交大会批斗。我们立即报告了杜平，请他向总理紧急汇报。总理马上电话指示将您护送北京。在往嘉兴机场的路上，我们出动几辆车和十余人随行护送。到达机场后，我们背您上了飞机，并将您安置在机中一张小床上休息。”
董明儒的7页回信写于1987年11月22日，为其毛笔亲笔书写，54631部队杭州干休所加盖公章和批语“董明儒同志系我所离休老干部，中共党员，所提供情况可供组织使用。”信的主要内容有：
“（一）关于干部问题，你们开始时从宏观上说是支持造反派造所谓走资派的反。但你们对待省市领导同志是较慎重的，按照当时的说法，比较讲究政策。给我印象和感染最深的是你和你们联络站的同志与周总理有联系，执行了周总理的指示。”“关于李丰平同志的问题，周总理在一九六七年初指示，李丰平应出来抓生产，你们就心领神会，把李丰平同志送到我们五十九师留下驻地的营房里，给他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个检讨——搭个梯子好‘下楼’来，以便出来工作。没几天，你们又将杭州市委第一书记王平夷同志和省委秘书长薛驹同志也送来了。你和林刚等同志每天进出我们留下师部驻地当作首要工作来做的。（我们部队当时还没有直接介入‘支左’，我们认识你们‘联络站’的同志就在此时开始的。）这件事，我想李丰平、薛驹同志决不会健忘的。”“还有杜平也开始住在留下驻地，当时我们和你们有关地方的事都是向他请示工作的。”“其他省市领导同志住新新旅馆和华侨饭店时，你和‘联络站’的同志对他们的照顾及安全上的保护，我想他们也是不会忘记的。”
“（二）文斗和武斗问题。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江青叫嚣‘文攻武卫’以前，虽然还处在徒手和藤帽棍棒阶段，但两派的对立情绪还是日益发展着。为此，要文斗不准武斗问题，军管会是做了大量工作的。而你和‘联络站’的同志也是协助军管会做了不少工作的。我记得有一次在市公安局住地开的会议上，你和林刚等同志同主张武斗派者的张永生吵得不亦乐乎。当时我深感你和‘联络站’的同志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其他会议上亦然。在这文斗和武斗的问题，我认为你也是经得起审查的。”
“（三）关于‘杭丝联’武斗问题，这个问题，我虽不全知道，但知情是较多的。据我所知，一句话‘与你无关’。‘六六’那天，为了做工作，我几次去过现场。你们‘联络站’的同志我只见到韩向东，没见到你。而韩向东也协助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的。‘六六’杭丝联武斗，虽然没有死一个人，但终于武斗了。武斗的直接责任者是某些人，而没有制止武斗的责任，主要在军管会。”
“（四）在两派群众之间，你和‘联络站’的同志虽然开始时也支持‘省联总’派，但派性较少，是积极主张联合。一九六七年七月两派在北京谈判时，你和林刚等帮助做了不少工作，还做了代表之一的我的工作呢。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
南萍的回信是亲手写在稿纸上，加盖了54631部队杭州干休所的公章和骑缝章。内容为：

姚志修同志：
由王棣荣同志转来的信收悉。文革过去这么久了，至今仍有无辜者代其受过，实在令人遗憾了。经过组织复查，历史上强加给我的种种罪名和不实之词，已全部推倒。如果有人不相信，请他向中央纪委了解。现抄告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纪委有关领导关于我的问题的信件和讲话。供参考。
1981年8月3日，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给韦国清、杨尚昆同志的信中指出：“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伙时被牵连进去的。现在看，当时因‘四人帮’的干扰和插手，对当时军队被审查的一些同志，定性是错误的”，“南萍同志的结论是1978年10月由中央专案组作的，那时粉碎‘四人帮’已两年，而且当时作结论的方法显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因此我认为是不能算数的。我主张尽快地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凡属类似的情况都要改正过来。”1986年5月20日，中央纪委工办主任刘铭九同志当着我的面指出：你的问题是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你同林彪、“四人帮”没有关系。
对你提出的两个问题，回答如下
一、所谓“反党乱军”，这是1972年“四人帮”强加在我的头上的罪名，完全是一种诬陷。“四人帮”粉碎后，已从结论中去掉。
二、据我了解，1967年2月～8月，你在浙江期间协助省军管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对稳定当时的局势，保护老干部是有贡献的。
南萍

第二页信正文和南萍签名下面，干休所加注：

南萍同志系我所离休干部，此材料写好后，即因病突发病故。
54631部队杭州干休所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六日

并加盖了“中国人民解放军54631部队杭州离职干部休养所”的公章。
杜平的证明性函文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信笺上，全文为：

一九六七年一月底，我受中央委派，与阮贤榜、丁钧同志一道，去杭州处理造反派冲击浙江省军区大院的问题。在一个多月的工作期间，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包括姚志修同志，曾协助我们在劝说浙江省造反派退出军区大院，保护老干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做了一些工作。我向他们传达周总理关于送江华同志去北京的指示后，他们立即护送江华同志至飞机场，安全飞抵北京。我当时的印象是，包括姚志修同志在内的首都三司联络站，还是比较讲政策，听周总理的话的。
杜平（毛笔签名）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

信正文左下方加注：“杜平原南京军区政委，现为中顾委委员。”上面加盖“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政治部”印章。
周总理秘书周家鼎用钢笔亲笔回信的主要内容有：

总的认为，在几个主要问题上，比如促进各派联合，抓革命促生产，要文斗不要武斗，不准冲击军事统率机关等，是符合当时周总理处理浙江问题精神的。经回忆，当时首都三司驻杭联络站尚注意向周总理反映情况和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对当时浙江省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还是比较讲政策的，在要文斗不要武斗问题上，尚能协助军管会作些工作。在这些方面当时你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周家鼎
一九八八年一月廿二日

信正文的左下方，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部加注“周家鼎同志是我校纪委书记，所述情况可供组织参考。”并盖公章。
[注：周家鼎（1922～）文革初期为周恩来军事秘书。1967年1月起陪同周恩来多次接见浙江文革人士，协助总理处理浙江文革事务。文革中期受江青迫害，周恩来改其名为“贾汀”，下放劳动。改革开放后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党委常委。1988年授中将衔，正兵团级待遇。现离休在北京。]
综合以上几封回信情况，我们联络站文革活动初期的主要相应人，即原省委主要领导、省军管会、二十军、二十军上司南京大军区政委、中央代表和主管浙江运动的周总理秘书在文革结束十二年后写下的对联络站的评价，三者是一致的，即联络站是听周总理话的，在保护老干部、要文斗不要武斗、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等主要方面做了工作。在那个丧失理智的疯狂年代，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做到这个程度，算是不错的。文革以后对这样的人“秋后算账”，硬给贴上标签打入另类，让他们背负文革罪恶的十字架，未免太颠倒黑白了。清查“三种人”时，我们反复申辩自己是按周总理指示办事的。地方组织回答我们，周总理在文革中也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更何况中央文革到处插手和干预，浙江也不例外。客观公允地说，文革初期在对待浙江省军区和群众冲突问题上，周恩来和林彪、毛泽东是一致的。处理一个省的事务，周恩来并不为难也就没有必要违心。中央文革介入浙江文革是在1967年下半年以后，且未能真正渗入浙江的军政工作中，在多数问题上，他们和周恩来总理也是一致的。

二十六、后记

文革是台绞肉机，不存在任何值得肯定的地方，它是毛泽东晚年为实现乌托邦理想，用其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方式，发动的一场错误运动，几乎毁灭了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在疯狂的一统思想，一统权威支配下，亿万人被驱入不同的派别而喂入这台机器。今天你是加害者，两年后你可能就是受害者，再过几年说不定你又成为加害者。反之，今天你是受害者，两年后翻身成为加害者，再过几年又成为了受害者，只要看看浙江各派头面人物的经历就可看到这个现象。中央层面亦如此，以薄一波家族为例，文革初期蒯大富写了张大字报质疑工作组，薄一波便跑到清华对蒯当面施压，主动配合王光美压制群众。可是不久，薄被打倒在地，被宣布为历史上投降反动派的头号叛徒，再被亲子薄熙来踏上一只脚，踩断肋骨数根，成了文革的受害者。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12月，胡耀邦冒着极大政治压力为薄一波彻底平反，1979年恢复其副总理职务。薄一波上台后不计孽子前嫌，1980年安排薄熙来当上社科院研究生，1982年进入政治中枢的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办公厅工作，接了“革命的班”。对于恩人胡耀邦，薄一波以怨报德，他自1987年1月10日起主持党内生活会，对胡“严肃批评”，辱骂胡“全国二千多个县，你都快跑遍了，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逼迫胡耀邦1月16日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对于普通的造反派群众，薄一波则咬牙切齿，在20世纪80年代的清查运动中要求对他们绝不手软。薄熙来从政后，不但在大连、辽宁、北京无恶不作，更搞出个以“唱红打黑”为表象的“重庆模式”，表白自己要继承毛泽东的传统，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下的“改革开放”，俨然搞了一次省级规模的文化革命。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中央、军界和地方的不少高官献媚，为其站台助威。其子薄瓜瓜被送往英国哈罗公学、牛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接受国际顶级教育，还让他在北京大学高调亮相，成为培养中的红三代接班人。虽然薄熙来官升中共政治局常委已几成定局，但他仍不满足，妄想攫取最高权力。人算不如天算，最终其马仔王立军败走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阴谋暴露案发。薄熙来2013年被判处无期徒刑，为薄一波实际信奉并身体力行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文革初期泛滥的血统论提供了反面标本，也给了中国社会一个严厉警示： 文革的遗毒祸根远未肃清！
相比悼词冠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薄一波，毛泽东和邓小平则是两个改变了中国面貌的大政治家。二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中国朝代兴亡周期律时，说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解决的新道路，即“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迅速腐败，官员“五子登科”，人民生活无从改善。毛泽东顺应民意，团结民主党派，推翻了蒋氏统治，从真正意义上统一了国家，功勋卓著。但建政后，毛泽东一直未能实施他亲口承诺过的马克思主义本意上的或普世认同的民主，反而在他的晚年发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场名为“大民主”实为加强专政的文革运动，非但没能解决有效监督政府的问题，反而将中国推入空前浩劫之中。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在中国大地上中止了长达数十年的阶级斗争，坚持经济上“改革开放”，果断引进外资，恢复私人企业，开启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功绩可载史册。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邓小平是聪明人，他意识到制度才是社会问题的根本。但到其生命尽头，政治上的改革始终没有启动，他也没能走出“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思想境界，无法引导中国跟上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世界文明进程。
文革至今已过去了快半个世纪，历史又经过了两代人。尽管中央在《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文件中对文革作了明确的否定，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对文革各种时期的严重错误事实和人物，特别是对以高干子女为代表的第一代红卫兵首领和文革中先后掌权的各色领导人残酷迫害千百万普通群众的案件进行清理和处理，并组织全党、全民认真反思。正是这种对文革罪行真相的有意或无意回避，才造成了当今社会对文革的集体失忆，才造成了近年来所谓的“左派”公然在各地“唱红打黑”，才使割喉杀害辽宁张志新的后台人物、“四人帮”核心成员毛远新在安度晚年之际，还出现在如今万人集会的主席台上，才使自我标榜秉承“无产阶级专政革命传统”的“左派”代表薄熙来、周永康之辈能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祸害百姓，为所欲为……对于中华民族，对于十四亿人民，对于执政党，文革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规模虽然位列世界第二，但人均国民收入低下，贫富分化严重，腐败现象普遍，一切真正关心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的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值此中国社会必须转型之际，2012年11月，中共中央在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公开倡导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公民层面的“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社会层面的“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国家层面的“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体现了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的全球视野和对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同。我们这些经历文革苦难、已届古稀退休归里的人士对此深以为然，衷心拥护。我们更期盼党、政府和全体国民一起努力践行此核心价值观，则国家幸甚，百姓幸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没有历史感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揭示重大历史时期典型事件的真相并深刻反思，无疑会唤醒人的良知，从而培育和形成健康的主流价值观，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一切有良知有责任心的文革亲历者们，很有必要把这场民族浩劫的真相告诉后人，十年浩劫的客观存在，使亿万中国人民在十余年间遭受了巨大苦难，且对中国当代史和将来史都有着重要影响，不能任其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们还是懵懂无知的孩子，在以后十数年求学期间，经过党组织在思想上长期不断的灌输教育和熏陶感染，我们深信共产党的理论和主义。当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我们这些政治上其实还很幼稚的学子和青年，就成了文革初期当然的自愿参加者和糊涂的上当者，以后则沦为无奈的受害者和无辜的牺牲者。今天回望文革和与此相连的后文革事件，可谓不堪回首。当年宣传文革是大风大浪的锻炼，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种“锻炼”的代价实在太高，它对小到每个人，每个家庭，大到整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场巨大灾难。在这场浩劫中，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温和的”“造反派”，乃至“保守派”，都不过是领袖政治布局中的一粒棋子和匆匆而去的历史过客。文革浪费了他们十年、几十年甚至终身的光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和几代人的苦难！对我们而言，唯一可以宽慰的是，当时我们联络站在浙江采取的“温和”态度和行动，在客观上多少减轻了运动对于各参加方的伤害。
文革后我们各自在本职工作中兢兢业业，在自食其力的同时，对社会作出了或小或大的贡献。现在我们均已步入垂暮之年，回顾以往没有太多的遗憾，趁当下精力尚可，将我们亲历或知晓的浙江文革初期11个月运动情况，秉持不媚不谤、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以实录的形式，加上我们的感受和认识，真实地反映出来，作为自己那段历史的小结和对社会的负责交代。
是为后记。

【致谢】

衷心感谢刘耀国先生和陈小美女士花费大量时间订正和规范了本文的格式、符号和文字。

作者简介

姚志修，1944年生，清华工物系68届。毕业后分配到地质队当工人。1978年考取出国研究生，1984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是我国现代骨科植入性医疗器械产业、标准化和行业组织的奠基者之一。

林刚（原名林元祥），1942年生，清华大学电机系工企专业（后为工业自动化系）1966届毕业生，现居昆明。

戈更新，1943年生，高级工程师。1961年到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工作，1989年后任计算机工厂副厂长、技服中心总经理、同方设备公司销售部经理。2002年~2010年任同方辰源科技开发中心总经理。

俞灿明，1944年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工艺系1967届毕业生。教授级高工、国际焊接工程师。现任浙江省焊接学会副理事长、杭州市机械工程学会焊接专委会理事长。2008年获杭州市下沙开发区“杰出人物”奖。

杨馨馥，1946年生，工程师。1965年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厂工作，1972~2014在计算机系高性能计算研究所工作。现任所长、工程院院士李三立的秘书。

郑一鸣，1947年生，清华大学1970届土建系暖００班。1983年浙江大学热物理系硕士研究生毕业。1992年赴美国缅因大学作访问学者，后转麻省理工学院机械系。1995年后在公司从事传热、制冷研究及产品开发。现居波士顿。


《昨 天》2015年5月30日第52期 （增刊）

http://www.linbiao.org/forum/viewtopic.php?f=22&t=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