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回湖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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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回湖南故事：向人民负责

毛泽东从事领导工作，强调对人民负责。他说过，“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
1954年，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奠定了新中国日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设立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为“人民委员会”，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当时，湖南省府领导程潜先生请毛泽东题写“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横额。毛泽东欣然手书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而不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10个字。个中意味深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常常被群众认出来，造成人们围观、交通拥堵的现象，有一次在长沙，他想游湘江，谁知道被市民发现，江边顿时围上来成千上万的群众，他只好作罢，索性与父老乡亲来了一次亲密接触。有关部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便作出规定，对毛泽东外出加以这样那样的限制。
毛泽东很注意随时随地拉近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在长沙街头视察时，他不时地指点着省委、市委主要领导对围观上来的群众说：
他是你们的省委书记，他是你们的市委书记，有事就找他。
有事就找他！毛泽东的这句至理名言，对党政干部来说是振聋发聩的警钟，提醒他们牢记自己的使命和天职；对人民群众来说是关怀备至的照应，指引他们寻找排忧解难的渠道。时过境迁50年，细细琢磨起来，这仍然是深入浅出的一个执政理念。
毛泽东针对不少地方党委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对湖南省委领导同志强调说：要关心群众生活，群众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生产、生活要兼顾安排。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专机从杭州飞抵长沙。在同省委书记们谈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时，就工作方法问题，他提出党委负责的要求：
计划要有两本账，要推广试验田，抓两头带中间，相互参观学习，开展评比活动，加强检查督促，加强调查研究；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领导原则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负责。”
1959年3月19日，毛泽东在长沙观看了湘剧《生死牌》，提出学习海瑞“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精神。刘春泉担纲主演戏中刚直不阿的县令黄伯贤。毛泽东看完戏后，接见了该剧的主演刘春泉等人，直呼刘春泉为“老朋友”，并说：“这戏很有意义。黄伯贤不愧为人民的清官。”
在《生死牌》剧中，戏演到结尾时海瑞出场，这个人物引起了毛泽东的很大兴趣。毛泽东让人搬来《明史》，专心阅读了海瑞传。阅读中，毛泽东还对工作人员说：“海瑞是个人物呢在封建社会里，他的官不算很大，也只是个专员或地委书记吧，但他很有一身刚直之气，敢骂嘉靖皇帝，是要有些胆量的。”
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向大家讲起了海瑞。并讲了陈云曾不同意公布1958年的粮食指标、主张钢铁指标下降的事，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上。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不要连封建时代的人物都不如。要有像海瑞批评嘉靖皇帝的勇气。无非是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毛泽东最初在湖南观看的《生死牌》是移植上演的戏曲《三女抢板》。他看完后，认为该戏反映的内容有共产主义的风格，值得推广演出。湖南省文教办主任杨第甫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负责这出戏的重排工作，并当面听了毛泽东对修改后的剧目的评价意见。毛泽东曾说，当年他在衡山考察农民运动时，看过县志等历史文献，有这个故事的记载，似应是叫《生死牌》。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湖南戏剧工作者通力合作，努力创新，排演了《生死牌》，后来在上海拍摄成湘剧戏曲电影片，在全国放映。
1959年3月19日晚，毛泽东在省委接待处接见湖南曲艺团团长金汉珊，当知道她在曲艺团工作时，毛泽东回忆说：“那是唱排街戏的，下苦力的最喜欢看。”又问她在团里从事什么工作，金汉珊告诉他平时搞演出，但主要是从事行政领导工作、当团长。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还是个长字号罗！”因为团长是一团之负责人，毛泽东对她说，音乐、舞蹈要走民族化的道路，希望湖南戏曲界不断创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湖南戏剧戏曲界在宣传、文艺领导部门的指导下，一直比较注重湖南民歌、说唱、戏剧艺术的搜集、整理与演唱工作。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视察。在田间转悠的时候，毛泽东看见前面水塘边有两个伢子在放牛，便起身走了过去。他夸奖这牛养得不错，讲起了牛对农民生产生活的贡献：“牛是农家宝，我们靠它耕田。现在，我们国家生产拖拉机这种铁牛的工厂还不多，将来即便铁牛多了，铁牛不能去的山上的小丘田，也还是要用牛来耕种，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爱护牛、保护牛，牛是农家之宝。”
说完，毛泽东问乡亲：“田里能打多少谷？”农民李文贵回答说：“每亩四百多斤。”但汇报时干部就讲得多一些。毛泽东对陪同他的省里干部讲：“你们没得这多，霸蛮讲那么多，田里都荒了，难怪饿死人。”他转脸对陪同他的省委负责人说：“这些问题你都要负责解决。”
毛泽东还就农村生产生活情况征询乡亲们意见。一个老人问道：“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搞的还是谁搞的？”
毛泽东回答说：“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要让夫妻住在一起。要使群众满意。”“你们的意见提得好。像这样的话，只有在家乡，在韶山才能听到，在中央，在其他地方是听不到的。”
毛泽东为了表示对“逆耳忠言”的鼓励，还特地让摄影师为他和几位敢“直谏”的老人单独合了影。毛泽东鼓励大家：
“乡亲们，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还多提，大胆讲。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才搞，没得经验，出了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要负责。”
张平化从湖北调到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秘书仇书忱也跟随前往长沙工作。在长沙的一次活动中，毛泽东见到仇书忱，认识他，说：你怎么又到了这里？这里是我的老家呀！接着，毛泽东对他嘱咐说：你到了这里，第一要学会吃辣椒，第二要学会讲湖南话，要不你怎么接近群众？
张平化在向干部作报告时说：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经济工作要越作越细。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一点也不能忽视不断地检查和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要十分强调坚持领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斗争的最前线，参加生产，领导生产，遇事与群众商量；防止飘浮和强迫命令。坚持全国一盘棋的方针，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进行协作，防止本位主义。坚持密切关心群众生活和勤俭办一切事业的原则，严格批判和纠正铺张浪费的大少爷作风。
1960年3月18日，中央转发了湖南省农业生产情况综合报告。报告写道：全省已有近13万县以上干部下到基层，平均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国家干部。他们一般都能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参加生产、领导生产，大搞丰产田，密切了党群关系。对穷队、落后队，各地都特别注意加强领导，干部包干负责，定期改变面貌。
实践证明：党员干部负责任，农业生产有起色。毛泽东在代中央写给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各党组的批语中介绍说：“现将湖南省有关农业十三个方面的情况报告一件，发给你们参考。此件很可以一看，其中有些新鲜东西，可以看到农业全貌。”对湖南各级党政部门向人民负责、扎实开展工作的作法给予肯定。
1962年5月2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武汉、郑州、济南、天津，7月6日返回北京。他在中南局负责人陶铸、王任重的陪同下来湖南，听取了省委常务书记王延春汇报湖南农村工作。听完汇报后，毛泽东建议说：“各级党委书记深入基层，解剖麻雀，有针对性、有说服力地弄清楚农村当前问题的症结所在，努力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据他的这一指示精神，陶铸、王任重、张平化、王延春等负责人先后到湖南、广西、广东农村开展调查研究，推动农村工作。
1966年11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做出决定，在欧阳海烈士的家乡桂阳县兴修一座以灌溉为主，兼顾发电、航运、防洪等综合性的大型水利工程，工程以英雄欧阳海的名字命名。经过4年苦战，终于1970年8月1日全面竣工通水。这是继建成韶山灌区之后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解决了湘南郴州、衡阳两个地区水旱威胁的问题。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曾详细询问欧阳海灌区的建设情况，并向华国锋讲起被灌区拦腰截断的舂陵江的典故。他说：“相传，舂陵是古代的一个人的名字，他在这一带一直为人民做好事，后代人为了纪念他，把这条河改名为舂陵江。”讲这个典故，说明毛泽东对湖南省委大抓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作的高度评价，也是提醒主政湖南的领导干部要记住像舂陵那样做坚持为人民做好事做实事的人。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近二十次到湖南，根据全国全党的工作重心，对湖南省委的工作给予直接的指导，要求贯彻群众路线，转变工作作风，争取工农业生产的好转，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求干部不要浮在上面，要多下乡，下去蹲点很重要，是转变作风的关键，不管哪一行业，都要摸清情况，才能有正确的政策；要求加强相互学习，反对夜郎自大，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湖南省委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端正思想路线，转变干部作风，60年代初几位省委书记下基层任职，派华国锋下去兼任湘潭地委书记，万达下去兼任常德地委书记，胡耀邦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后，华国锋又兼任湘潭地委第二书记。干部下去了，作风转变了，农业生产就上去了。这使历届湖南省委班子树立了比较深入扎实的良好工作作风。毛泽东在湖南提出的一些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思想和方法，在湖南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中得到切实的贯彻。湖南大力发展农业，抓紧粮食生产，注重科学种田，建设优质高产高效农业，使农村经济得到持续发展。稻谷、苎麻、茶叶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猪牛羊肉产量居全国第三位。重视“三农”问题，加强“三农”工作，促进“三农”发展，成为历届湖南省委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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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回湖南故事：主持调研座谈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先后50次回到家乡湖南视察指导工作、开展调查研究，累计时间有300多天。他曾经说，“我要搞几个调查的基地，一个放湖南。”他把家乡湖南作为了调研考察工作的一个重点地区，在三湘大地上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史实、胜迹、故事、佳话。他巡视三湘四水的发展变化，了解工农兵学商的生产、生活、工作、学习，接见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座谈农事，讨论国事，以“三深入”（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优良思想作风和“三贴近”（贴近百姓，贴近生产，贴近生活）、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心心相印的高尚情操，赢得了数千万湖南人民的崇敬和爱戴，并以独具特色和魅力的领导风格与伟大人格，给各级党政干部树立了优良作风的典范。
重视防治血吸虫病
1955年12月23日—24日，毛泽东从武昌南站乘专列到湖南，在长沙停两天。主要目的是讨论制订“十七条”（后来扩展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向各省征求意见。毛泽东同湖南省地市委书记研究农业合作化的进度、农业增产措施、消灭地方病特别是血吸虫病和除四害问题。当时，毛泽东在发动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在认真地考虑和解决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社升级和发展生产、加强管理等相关措施。毛泽东提出要有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县委书记参加座谈会。
在停长沙的专列上，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湖南省委负责人周小舟、周惠、谭余保、胡继宗、李瑞山，湘潭、常德、郴州、长沙等地市委负责人华国锋、孙云英、陈郁发、秦雨屏，益阳县委书记张振江、宁乡县委书记张鹤亭等人。
接着，毛泽东召开了专列上的座谈会，专题讨论农业合作化、讲卫生、除四害等农村工作问题，逐条征求意见。
毛泽东同大家见过面后，首先说：召集大家座谈，主要是发展农业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
接着他分门别类提出问题，由与会者讨论和回答。毛泽东桌面上放着两支铅笔和几张纸,他口问手写,非常认真。当他听完省委书记处书记胡继宗一段有条有理的简要汇报后,称赞地说：“我看你像个知识分子啊！”
谈到消灭“四害”时，毛泽东问:“麻雀、老鼠要不要消灭？ ”在座者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说麻雀尽吃粮食，损害农作物，是害虫；老鼠偷吃粮食，又传播疾病，应该消灭。毛泽东便用笔在纸上记下“麻雀、老鼠有害”几个字。他又问: “臭虫、乌鸦该不该消灭？”大家都说臭虫吸人血，是害虫，该消灭，但乌鸦既有害也有益。毛泽东听后诙谐地说:“乌鸦可将功折罪，不消灭。 ”便将已写好的“乌鸦”二字圈掉，保留“臭虫”二字。毛泽东最后提出消灭苍蝇、蚊子的问题，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它们传染病菌，蚊子夏天吸人血，害处极大。毛泽东便大手一挥，下了定论:“该消灭！”
张鹤亭主动汇报起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详细介绍了宁乡县珍洲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张鹤亭说他曾到宁乡县珍洲农业社劳模王国华那儿调查，发现农民组织起来后，乡村有三分之一的劳动力剩余，没有活干。毛泽东当即启发大家思考:“是啊， 怎样解决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呢？”张鹤亭说出自己的想法:推行精耕细作。毛泽东补充道:
“多种经营加精耕细作，来解决农村多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看得出，毛泽东对农村农业问题的调查研究非常深入具体，而且对农业发展的前景想得很远。
毛泽东很关心湖南地方病防治的问题。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突出地汇报了洞庭湖区防治血吸虫病等流行疾病的情况。岳阳黄沙街的血吸虫病很严重，死了许多人。防治的办法除了积极设法治疗晚期病人外，主要是采取许多防御措施。第二种病是草虫病，华国锋还把草虫标本拿给毛泽东看，介绍情况，开始用草药治疗，效果不大，后来改为锑剂，用化学方法杀灭。第三种是钩虫病，宁乡一带较多，患者有脚肿症状，对劳动力损害很大。第四种是疟疾，是蚊子传染的疾病，危害也很大，俗语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湘南一带最严重。毛泽东对湖南地方病了解一些，时而速记，时而插言，并提出三年消灭蚊子行不行。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说洞庭湖区不行，水面太大，有外湖、内湖，蚊子多，三年时间不行。毛泽东说湖区不行，其他地方要求三年基本消灭行不行？大家表示一定要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如雨后春笋大片涌现，如何加强管理，使之巩固和发展，是当务之急。毛泽东谈出了他的意见:“农民组织起来后，合作社办得好不好， 根本一条看是否增产。要抓经营管理，管理好才能增产，增产了才能巩固。评工记分时，要发扬民主，贯彻同工同酬，按劳分配的原则，不能歧视妇女劳动。”
毛泽东主持座谈讨论农业发展纲要十七条草案，采取的方式是民主集中制、议论表决式，毛泽东逐条逐句地念，集思广益，搞群言堂，当场念，当场议，当场改。讨论“四、五、八”的奋斗指标时，毛泽东设问：湖南再过十二年能不能达到八百斤亩产，周惠回答说，没有特大灾害，按现在的发展速度可以达到亩产八百斤。胡继宗补充说：深耕细作，改良品种，扩种双季稻，多种绿草，防止病虫害，小蔸密植，晚稻躲过寒露风，修好水利，这样科学种田，是不要十二年就可以亩产上八百斤的。其他同志献计献策，分析增产条件，明确生产措施，毛泽东听后十分兴奋，拍板说：
粮食生产指标就这样定了，到那时，我国的粮食就不紧张了，工业化也有了基础。
“农民吃不饱总不好！”
1957年9月7日—9日，毛泽东乘飞机到湖南，开展调研考察。
到湖南之前，毛泽东对谭震林关于在湖南攸县贯彻民主办社和整风问题的报告作了一个批语：“小平同志：此件值得一看。除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及在京中委外，请考虑可否转发地方各级党委参考。”
谭震林1957年6月24日的报告说，他在老家湖南省攸县住了40多天，根据民主办社的方针，亲自领导整顿了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整社中发现，目前社员最关心的，也是社员、社干部之间造成矛盾的主要问题，是社的财务管理不民主，账目不公开，从而引起社员对社干部的很大怀疑。通过财务清算，公布账目，并且对少数贪污、占小便宜的干部进行适当的批评和处理后，社员的怀疑解除了，生产情绪提高了，同干部之间的关系密切了。关于县级机关整风问题，报告说，整风中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干部的特权思想较严重，二是在工作中存在狭隘的阶级观点，三是官僚主义发展到不愿动手动脚的地步，写东西都推给秘书干事，县级干部下农村的时间很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建议中央规定县级干部一年应有6个月的时间深入基层，县级机关整风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毛泽东肯定了谭震林的意见。
进长沙城后，毛泽东住蓉园招待所，听取了省委、省军区和常德、湘潭地委的汇报，参加了两个座谈汇报会，主要是研讨粮食生产与消费和积累问题。
9月8日下午，毛泽东在省委蓉园一号楼接见省委负责人周惠、胡继宗、徐启文、谭余保和地市委负责人秦雨屏、孙云英、王治国等，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因为前面审阅过谭震林的报告，毛泽东特意点名请攸县所在的湘潭地委负责人参加座谈会，想具体了解一下湘潭的农村工作情况。
周惠告诉毛泽东，湖南农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基本实现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今后主要是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进行农业技术改造，改善经营管理，发展农村生产力。毛泽东肯定了湖南省委的这种思路，认为农业合作化，为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了条件，现在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发展生产。
农村如何处理生产、积累、消费之间的矛盾关系，关乎农业发展的大局。周惠汇报说，湖南农业总产值才30亿元，工业总产值才18亿元，生产比较落后，为此，首先要勒紧裤带，发展生产，扩大积累，压缩和节省消费。湖南计划以总产值的20％作为生产费用，其中又用20％作为基本建设费，尽量减少管理费和消费的开支。毛泽东听了，觉得很对他的心思。他一直主张加速发展工农业生产，多搞些积累，多搞些基本建设，而在吃穿住行用方面要节省开支，所以对湖南确定的积累与消费比例认为合理可行，并强调说：
积累与消费，是生产与分配中的基本问题，一定要正确处理。国家积累之外，合作社积累，家庭积累，都很重要。特别是藏粮于民。粮食储存丰歉不同，丰年储点，歉年少藏些。总之，有了积累，有了粮食，才能够办更多的事情，于国于民都有利。
湘潭地委书记王治国，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在湘潭韶山区清溪乡农村调查的数字和材料。他调查后总结了一个提纲式的材料，都是农村中现实的具体数字和突出问题，比如农民生活困难户的比例，统购统销后农民的情绪，有多少缺粮户，农村党支部的情况，等等。毛泽东对这些第一手材料很感兴趣，在纸上记了一大段。清溪乡胡文生一家五口人，每人四百来斤粮食，靠精打细算，搞“瓜菜代”，节俭过日子，只听说408斤粮食就够吃了。
王治国提供的典型材料，毛泽东很重视，特别询问了人平400斤粮食是用新秤还是老秤，并强调说：
粮食问题是这几年闹得最凶的问题──征购过头了。湖南也有这个情况，韶山、湘乡、衡山的农民给我反映过。俗话说，手中有粮，做事不慌。但征购过头，农民吃不饱，总是不好吧！征购多了，还得返销。当然，我们应该向农民宣传，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节省过日子。“蔬菜半年粮”嘛，多种瓜果蔬菜薯类，也可以节省些粮食。清溪乡的材料就很有说服力。
王治国还汇报了清溪乡党支部的情况，有关党员的年龄、出身、家庭状况、政治水平、个人表现，也都有具体数字。毛泽东特意把王治国的材料提纲要去看了一看，问他有几份，他说只写了一份，毛泽东看完后便又退还给他。毛泽东得知王治国为此次调查在清溪乡整整呆了七天时，十分赞赏，而且感到有点遗憾，说：
可惜我办不到了。干部必须要多下基层亲自做调查研究工作。
毛泽东又问周惠：湖南的干部是不是都下去搞调查研究呀？周惠如实汇报说：省里差一点，地县的同志下乡多一些。毛泽东听后“哦”了一声。
座谈会开得很热烈，发言者很有章法，具体而又生动的材料比比皆是，毛泽东很满意，最后讲了一句：我心里有个底了。
“科学种田不要形式主义”
毛泽东强调领导干部多接近群众，向群众作调查。要求领导干部每年都要有一定的时间深入到基层作调查或工作，联系群众。这样，群众才敢向领导讲真话，领导也才能真正掌握第一手材料。1958年他对湖南省委领导干部讲了一条硬性规定：“领导干部一年要有4个月在下面调查研究，接触工人农民，增加感性知识。”后来，他还正式要求“从中央到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注意搞调查研究工作”。
1959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离开韶山返回长沙，途中抓紧调查研究，先后在宁乡县高桥村、望城县曹家坳村停车，随机访问当地农村干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农田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
大约27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入宁乡县龙凤山乡高桥村，停了下来。毛泽东下汽车后，随意走了走，环视周围的山水和稻田，就被农民发现，平静的山冲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健步走在沙石公路的侧边，向群众挥手致意。当他看到公路两边堆放着许多用泥巴抹得溜光的土堆时，便向身边的农民：这是做么子用的？社员蒋清云等人连忙回答说这是堆肥，里面是草皮，沤烂以后放到田里做晚稻肥料。毛泽东深思片刻，指着这些堆在公路边摆样的堆肥说：草皮堆在公路上，沤不烂，田里担到路上，路上又担回田里，浪费劳力。他让社员转告干部，要科学种田，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路边政策给人看，赶快担回田里去沤烂。农民听了连连点头，第二天便一齐动手，把公路上的堆肥一扫而光，担回田里，“要科学种田”的教导则铭记在他们心中。
毛泽东还说：“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他信步而走，继续察看，又看见仍插在田中的“卫星田”、“跃进田”等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以上，便摇头。便弯腰抓了几把稻穗在手掌中攥了一下，询问这样的田一亩能扮多少谷，粮站职工老王犹豫地回答，要打千把斤谷。毛泽东不相信，对围观的干部和农民分析说，这样的田早晚两季能打800斤就谢天谢地了。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机械化，还缺少化肥和农药，还没有更多的良种，靠的还是农家肥和精耕细作，产量不可能提得很高。订生产计划，要留有余地，否则会把事情办坏。
一位40多岁的农村妇女正在山上拾柴，听到毛泽东到了高桥的消息，急忙丢下柴火跑下山来，要当面感谢毛泽东领导穷人翻身得解放。毛泽东和她亲切握手，问她生活过得怎么样。她动真情地说：你老人家是我们穷人的救命恩人，搭帮共产党、毛主席，我们现在都有饱饭呷。毛泽东欣慰地说：现在光有饱饭吃还不够，将来生产要用机器，生活要住楼房，晚上点电灯，出门坐汽车火车。
毛泽东握手告别了高桥村的乡民们，又登上汽车驶上归途，群众依依不舍地涌上公路送行。
27日下午4点30分钟左右，毛泽东的汽车驶到望城县白若公社曹家坳，车子在一口山塘边停下来。毛泽东走下汽车到田边察看禾苗的长势，正在附近劳动的社员和在塘里戏水的小孩，看见一位身材高大、步履矫健的人走下车，边说边朝他们走来。人们惊喜地看出这人正是大家朝思暮想渴望见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一位叫张新灿的小朋友一下子从水塘里跑上岸来，连衣服也顾不上穿，边跑边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毛泽东亲热地将他抱了起来。大队党总支书记杨仲秋闻讯赶来时，看见毛泽东正弯着腰在塘背四方大丘察看禾苗。后来，人们就将这丘田改称为幸福大丘。杨仲秋向毛泽东介绍地说：“我是这里的大队党总支书记。”毛泽东与杨仲秋握了后，然后指着田里问道：咯丘田能产多少斤粮食？支书回答说：600斤一亩大概靠得住。毛泽东点点头说：咯还有点像。 接着对周小舟说，“那些讲亩产千斤的都是吹牛的”。毛泽东还走进一户农民家里，从堂屋到灶屋都看了。并问社员，这里叫什么地名，社员回答说：叫曹家坳。毛泽东风趣地说，是不是曹操那个曹呀！社员们都高兴地笑了，回答说：是的。
毛泽东问杨仲秋：你们大队办了工厂没有哇？杨仲秋说：“办了几个厂子。”毛泽东说看看去。接着，杨仲秋等人陪着毛泽东一行走了半里路前往大队纺纱厂参观。
毛泽东边走边了解情况，他问一位社员：你们食堂办得好吗？社员稍稍犹豫一下回答说：我们办得好。“你们吃多少米一餐？”社员回答说：“全勤一人吃半斤大米一餐。”毛泽东又问：还可以多吃一点吗？回答：做重活的那还吃得点，一日三餐都吃干饭，不吃“瓜菜代”。毛泽东又问杨仲秋：你们咯里的社队体制怎么样呢？杨仲秋回答说：“大队600多户，中队200多户，生产小队一般20来户。”毛泽东对陪同的省委书记周小舟说：“大队可以划小一点，中队可以不要。”他看到禾苗长得壮实，农民能够吃得饱，非常高兴。
毛泽东指出：“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企业还是要办的，可以增加收入”。他边走边谈，很快就到了大队纺纱厂。见工人们正生产就没有走进车间，只是站在外边问了问纱厂的人数、生产和销售情况，并说了上面那番话，强调“企业还是要办的，可以增加收入”。
周小舟看了看手表说：半个多小时了，要走啦。毛泽东只好挥手向群众告别。
毛泽东回到长沙时，湖南省委正在开会，主题是讨论大队核算还是生产队核算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省委及地委的几个书记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反映了大家争议不休的观点，毛泽东并没有当即表态赞成搞哪一级核算，而是尊重省里的意见，哪一级核算合适就以哪一级为核算单位，总之要从实际出发。
在毛泽东同湖南的省地委书记座谈中，周小舟把省委对形势的认识概括了一下，大旨归结为三句话：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毛泽东认为他概括得有特点，赞扬说：小舟同志真会讲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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