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49-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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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出版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1949——1951），以后要连续发下去。这是这个时期日记中有关文艺方面的记述的选编，这里发表的也只是部分精选，只有将来出书时才有可能比较完整。

《新文学史料》编后记

……
相对于访问纪要的公开性，日记则属于私人记录。本期的王林日记，是一份难得的保存完整的史料。王林既是党的一级领导干部又是作家的双重身份，使他这部建国后文艺十七年的日记包含了丰富内容，思潮、政策、人物、作品、心态；而且因为私密，所以真实，是研究那个时期文艺的不可多得的史料。
……


编 录 前 言

王 端 阳

1949年初，我父亲王林随着解放大军进驻天津。开始他在天津市总工会做了几年文教部长，后脱身为专职作家，曾任天津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1950年他的长篇小说《腹地》遭到《文艺报》的批判，开了建国后文艺大批判的先河。他的日记（初步估计三百多万字）涵盖了建国初期的整风、三反、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等等历次政治运动，不仅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也记述了身边一些人的鲜为人知的细节。
日记包括的内容很多、很杂，既有社会方面的，也有日常生活方面的，甚至还涉及家庭隐私。为了便于关注文艺界的学者阅读，我特将1949年至1966年（习惯上称之为“十七年”）的部分内容摘选出来，独立成册。所涉及的人物包括周扬、胡风、丁玲、康濯、陈企霞、侯金镜、方纪、孙犁、梁斌、远千里、田间、艾青、臧克家、钟惦棐、贺敬之、鲁藜、阿垅、胡苏、郭维、鲍昌、孙维世、周巍峙等等。虽说只是一些片断，又非常零碎，但从中却可以感受到那个时期文艺界的生存状态，可谓观一叶而知天下之秋也！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日记中有十余处被剪去，而且都是在政治最敏感的时期，比如整风，比如被批判。我敢肯定这都是我父亲自己销毁的。每当看到这些被剪得支离破碎的页面，我都会陷入沉思之中，极力猜测被销毁的内容，心中不免一阵剧痛和惋惜。这简直是一种“自戕”！这不正反映了那个年代政治环境的险恶吗？
不多说了，读者自会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
在此之前，《新文学史料》曾发表过王林在第一次文代会的日记及有关《腹地》的摘录，为了避免重复，此次没有再选。将来编书时会考虑全部收入。
《新文学史料》的读者，大部分是这方面的专家和学者，我就不一一注释了。再说有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也不甚了解，希望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赐教于我，我将不胜感谢！
2013年1月

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

一 九 四 九 年

1月21日 天津陕西路
今上午启程，午间一二时到《天津日报》社。
进入津市前，外围尚有地雷没有起完，西北城角街上热闹得很，小摊在马路上乱卖，电车行驶都很不容易。孙犁谈克服后翌日他们来津，道路更拥挤，几乎被马挤到水里，方纪就差一点儿踏在地雷上，叫担架大怒。道路那时挤得厉害，孙说从西沽挤到报社，几乎走了五个钟头。
东北解放军战士各街来往，给都市天津染一新颜色。
郭维他们晚来倒对了，抗敌剧社来到迄今尚没有正式工作。见天只是为吃住问题费脑筋。

1月22日 灯下 伦敦饭店
今日上午到军管会找到杨英同志，他要介绍我到文教部。我叫他问了问黄敬才肯介绍我到总工会来。来了，正遇上负责人们开会汇报工作。不顺心似的感到有“不如归”的思想，无形中走到中正桥，折回沿滨江路转到报社董事处。
傍晚来总工会，说组织部长到市委处开会去了，不知何时才回来。心中又腻。正想回报社睡觉，忽一警卫员找我，说丘金同志召我谈话。丘金同志迎到楼梯处。丘乃老实忠厚的人，有四十多岁了，南方口音。他正吃饭，叫人给我找到房间。说正缺少我这样人。我说明要求来这里是为了改行。他说要改行太可惜。我又解释光做上层文化工作，脱离群众也不会写出文章来。他说工作问题等同黄敬商量了再决定吧。这一说我心中才落实。因黄知我的企图。方才发生“不如归”的思想，也是因为觉得他们不了解自己而苦恼。总之尚有小资动摇思想，不是一意一心要干这个到底的。

1月25日
昨李颉伯同志分派我担任总工会宣传部长职。我一听这个以后可就得光在上层机关里了，接近不上真正群众了。又有些不大愿真正老在大都市里。所以推辞了。但以正式党关系未介绍来，立刻答应了不应该。李也说和黄敬商讨去。
傍晚找范瑾他们玩，她非常同意我干这个。别的同志亦然。这工作倒是重要的，天津群众工作的基本工作就在产业工人。我还有什么它求呢？就是生活在喧嚣的空气太坏的都市不惯。今晨读《联共党史》前几章，我们革命的目的不就在直接能组织产业工人吗？为什么来到眼前了，反倒不愿大胆地抛弃一切地工作呢？心里有愧。看看李同黄商量的结果吧！如担任此职务，大刘来了可组织工人剧团。

2月26日
周巍峙同志昨说他们到北平开文委会议去。过去文委还拿我凑个数，今天连这个数也不凑，倒也干脆。开工人这个会，总比到北平开那个无聊的“文委会”有益！

3月1日 夜
在范瑾处遇黄敬，谈中二（指中纺二厂）会上我见，似不中他心坎。我观点可能右，但工作组对所谓旧制度的调研，总不能说知之甚深。
杨恩仲二月二十二日与方纪书上有一妙语：“……过去似乎很少稿文艺的人不写文章的。”弦外之音即今则不然！

3月25日
黄（敬）说冀中复电了，可留我在津工作。可是他又问方纪回冀中，孙犁可代方工作。我才知冀中是要换回一个，这样一来，方纪一定说是我仗门子硬留下天津的。不好！
夜岳慎来电话，说她不几日即同世界和平大会者同车上东北学电影，半年才归。又说陈波儿、袁牧之等急于找材料弄电影，她介绍《腹地》。我留她多住一天，她不肯。其实也好，见了面也净发牢骚，何必呢？

3月29日
今上午十时在交际处招待阳翰笙、冯乃超、于伶、史东山等，碰见了诗人藏克家。因过去他在青大时是依靠张道藩国民党派的，相见之下未免有些不自然。第一次罢课时，听说有人组织起护校团来了。我上楼纠察，正遇藏诗人从南迎来，我问干什么？他说的：“你妨碍我的自由吗？”后来各种表现都叫我怀疑。今天却极力往左的表现。

4月7日
儿童节昏天大风，乘送群众剧社汽车来保定，夜十一时到冀中区党委。大刘跟孩子们已睡，尹等仍在开会。
今上午到党校文训班谈了谈天津解放后文艺情况。
晚饭后到《河北日报》社，同远千里谈了会儿。远说《私生子》写得严肃朴素，但不如《十八匹战马》、《一头牛四条腿》写得好，感情上起波浪。又说孙犁同志将女人写得那么美，动人是动人，但有些病态（指作者的情感上）。远不同意我们往党外报上投稿。他又说党报政治水平比他们高得多。我问他：“他们不看也不登，投别的报是否比压起来好呢？”他又答不出，认为那样当然更不对。
火线剧社不久即到北平一带驻防，王韫和小不点，小刘子和文彦都成功了，不久即要结婚。彩云真是苦命！

5月14日 晨
孙犁同志《互助组》第一篇只看了一半，就感到踏实，人物也生动。欧阳山的《小伯温》今晨读完，却感到小伯温是个有点油子味道的人，为何死跟着我党走，定错成分受打击了，仍要一定死跟着革命走，其根本力量似乎令读者莫名其妙。
初改行，心中倒忘下了《腹地》，近来忽又念念不忘了。周对黄对林都说可以印，但就是不做声，想一压压死。其居心令人莫测。前日写信叫王力转问，如仍不处理要回来算啦。

5月24日
昨接王力同志来信说周只看了《腹地》一半，转叫其他文委看去了，说为了怕耽误出版。但结果如何，我也犯了经验主义，毫不敢有信心了。

6月4日
五月二十二日康濯同志来信说：
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了大作《腹地》，我激动得不行！我拼命找黑暗，但找不着！我拼命找“看不出人民力量”的东西，但人民力量都向我涌来！这样一个在炮火里出生入死的作家，写出那么一部有意义的东西，竟遭遇如此，难怪王林要发疯了！
我刚才看完，稿本还在桌上，就激动得不能不写此信。我不想谈什么意见，总的说，缺点也不少，比如前面写得太多，应压缩删改，后面也还有些小问题应修理，而用“章回”更毫无必要，但《腹地》却是一部有意义的书……

6月21日
今晨将《红色纪念塔》赶完。受到孙犁同志的批评，用字注意了，不敢再图省事用成语旧语汇，所以写起来吃力多了。同时，净做机关工作，写宣言写计划大纲，用成语套语成了习惯，群众语言疏远了，危机也！
孔、袁《新儿女英雄传》，语言上虽夹杂南方语，但冀中的土语、群众语汇还是很丰富的，值得学习。

6月22日
昨孙犁同志转来康濯便条说对《腹地》意见是最高要求，如作者不修改也可以。又说还没有看《新儿女英雄传》。

6月25日于津
六月六日周扬同志来信：
很久没有写信给你，《腹地》也没有全看完，但就我所看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出版的，有些地方仍尚需稍稍修改。最近欧阳山、康濯看了，有些地方与我有同样的意见，现将他们写的意见寄给你参考，你是否在最近抽出一点时间来作最后一次修改后即付印。这对于你和我们大家都算完成了一件任务，抗日史诗，是需要写和印的。此致布礼！

6月30日 晚十时
散会后出了礼堂门，周扬同志正和别人谈问题，我想一蹭过去算啦。他看见我，不得不点一下头。他问我有工夫改吧？我说要修改。他又说出版吧？我说是不是修改了再给他捎来？他说捎来吧，捎来再叫他们看一看。我一听这话又冷了半截。修改完了再捎给他，他又转别人看，别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看！再等到联合政府文化部成立了再叫他们看，他们刚一成立，行政事再挺忙，一拖这就是一年两年。一两年以后还不知道看清看不清地做个结论。老天爷会知道《腹地》要遭到什么命运。我的精神健康程度实在经不住这些老爷们的奚落啦！还是回去修改一下，托人出版了吧，否则韩塞的运命可苦得很！

7月4日
晚七时同汉元访沈从文先生。他精神还有些恍惚，但要求进步的心很强。这种人才是可怜，过去受胡适的提拔，就无条件捧胡，今天又苦恼。丁玲说他胆子太小，可能是。丁玲那天说他说你一解放就只写《不要紧》就行啦，今天向我又说早来找我一趟就好了。他在文学上本是有成就的，却吃了胡适辈的亏了。他脖子上尚有个痕。校花老婆也到华大学习睡地铺去了，据说其中还有中国大学校长等。沈老问长篇大作，“伟大作品”的意识还是很浓厚的。

7月9日
今天继续开会，主席沙可夫，专题讲话的有阳翰笙、柯仲平、陈伯达、丁玲，全是南方口音，简直听懂的不多。
可惜陈的演讲，听不懂太可惜。我光见他在黑板上写了“生而知之，困而知已”，后来又写“谄媚”二字，话也似乎是说歌颂光明不要成了谄媚。说要有自我批评，要发现问题，像《李有才板话》似的。又说要有思想性，要多写。
我幸亏没有完全听懂，否则更会难过。口里光嚷多写，要有自我批评，要发现问题，要有思想性，但是别人写了东西却一字不看，光仗着喊空话应付马克思列宁！呜呼，党老爷之伟大性！
康濯前些日子以工业为题材写了较长的小说。周扬不同意他的结论，说中央还没有做结论呢。我那一天就告诉他说：“我们光跟着政策屁股转，转来转去光吃屁，晋察冀一九四四年高干会议大骂人才观点，可是今天到了大城市，还不是行的人才观点！我们只能给政策做注解，真是忙不过来！”想不到今天康见到我说，他那小说行啦，他给一个相当负责任的同志写了封信，提出对周扬不同的意见。刘少奇附了个信，同意康的小说结论。于是他这小说不成问题了。他很高兴，可是我呢？

7月11日
昨日方纪在北海遇见乔木同志，乔木同志说从明年一月起作品一概不审，作者自己找出路印。审也审不过来，出版以后再审。作者能仗版税生活就仗此生活，否则找社会职业。这与去年夏文座时说的相似。这倒好，自己想办法好了。
今天周扬谈戏院子事，并来答复《腹地》是否给介绍出版事。也好，不谈拉倒，一切自己想办法，早就该如此。

7月25日
看戏前S·M（阿垅）来看鲁黎，我不知道他，他们谈解放区对创作态度问题，我就手发了顿牢骚。因杨骚在，所以也没有注意他。甚该反省，因他才到解放区。
陈学昭同志为我奔走出版《腹地》，但据她问康濯的结果，要求把范世荣改掉，办不到。

7月31日 津
昨吕骥、李凌同志说在津成立全国最高学府的音乐舞蹈学校，我一兴奋说了些不必要的傻话，太岂有此理了！

8月2日
晨到东局子参加授旗典礼，遇熟人李快、韩庄、赵冠英、王德厚、王九忱等同志。午间同黄（敬）回寓。午后约吕骥来，田汉为其五弟来找黄，同去见俞珊。较那回从张家口出来，胖多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同田出门时打扮得仍同仙女一般。

8月5日 夜十点
午后范瑾来电话说老黄到了北平打电话问周扬，周扬同志说前半部罗嗦，如不改也可以出版。范劝我写信给周，就说与黄说好了，托他给黄写一介绍在天津出版。但我考虑这种措词，有点儿狐假虎威，盛气凌人。所以当时没写，今夜才写，只是报告改的情形，表示愿在津付印，同时可报告一下《红旗歌》在津的作用。

8月19日 于津
圣旨算下来了，周扬叫王子野给天津新华书店写了封信，叫他排印《腹地》。周扬忙得甚，一接电话就先问什么事啊？华北局宣传部就不告诉他的电话码，到康濯处才打通了的。其实那信早寄出了。

8月20日
上午同杨循同志到新华书店找经理李长彬同志，把《腹地》稿子交给他。他说正在找这稿子，因北平来信但未见原稿。每天可排四五万字。这可去块心病。

9月6日
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下午四时，校完《腹地》，松一口气。占了四百八十九页，真要有三十万字。原先我数着有二十四五万字，康濯同志说有三十万字，我还不信。一印刷才知道。咳，多年的宿愿达到了！能够出版，真得感谢康濯同志。否则还不知压到何年何月！可是没有老黄的督促，也是白费！

9月18日
前天开文协筹备会，见到孙犁同志，他说深县高植同志很关心《腹地》的出版。又说，对文代大会很感兴趣。
今日《人民日报》载郭沫若对《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可惜不痛不痒，有些应酬似的文章。

9月30日 午
十一时到新华印刷厂，取了《腹地》，第一本先到文工团送给了大刘。她正出门看电影，黑蛋正吃零食，出门又遇见克平，克平还是挺黄。

夜十一时 又记
今天的欢迎会，热情倒是热情，可惜太乱。
法捷耶夫的头发完全白了，跟他的雄伟的体格比较起来他的的眼睛显小而深。西蒙诺夫肉皮粗糙，他才三十四岁，看来老，雄壮。跟他文章之美比较起来，很与中国的艾青相似。艾青的长相与文章就不相称。
西蒙诺夫讲的话，叫曹禺直称赞（我就坐在他旁边）。他说我们带着热情来的，这里更热情，我们带着诚恳来的，这里更诚恳。让我们的友谊叫自己人高兴，让敌人发抖吧！各类代表性人物都为自己同行人祝贺干杯！他们都学会干杯这两字了。萧三的翻译，既忠实，同时又补充缺点！最后妇联罗云讲了话，法捷耶夫说：妇女同志们讲话多，喝酒少。他们对中国人在屋还老带着帽子，奇怪，问翻译。那位女艺人是个胖子。有一个女的，年轻，而且很漂亮，也像中国漂亮少女似的，有些娇滴滴的。

10月2日
昨晨到北京参加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坐的头等车，相当舒服。车是送苏联代表团的。到站欢迎者有周、刘、宋庆龄等及各民主人士，大概只有毛、朱未到。周、郭代表致欢迎词，法致答词。

10曰10日 “双十节”
孙犁同志在那篇批评文章以外对《腹地》的意见：辛大刚当作一个感情抒发，寄托希望，做为一种力量教育别人尚可，但不够血肉和活生生的。这一点就不如辛广德、二强。长辛店一段，非常无力量和抽象。
辛保发的开油坊，缺乏鲜明的态度。
八十页以前干燥无味，大扫荡以后，最后几十页也不如中间吸人。白玉萼给人的印象并不深，白母倒是给人的印象极活极深。他看时对范世荣的印象，时时感到像S。
孙又说最深刻的一段是范世荣在老伴临死时那一夜计划，文字也极流丽。可是令人对范再也好不了。

10月19日 夜
王亢之对《腹地》也不同意将支书写成如此不好。

11月3日于京
以工厂民主运动为主题的剧本，暂叫《提高一步》，腹稿算打成了。昨给康濯和胡丹沸谈了谈。康濯说谈思想一段要注意别太死板了。抗敌剧社最近写一剧第三幕光搞思想，很失败。胡丹沸说你一讲那几个人物就挺活跃，行。他正在改誊以农村为背景的《巩固后方》。康也在研究农村典型材料准备写个电影剧本。这是任务。我这时才觉得，我做了几乎快一年的工会行政工作，也是不无收获的。那剧本的现实性就很强。他们坐在文协创作室中就不会有这种现实主题。马烽在《人民文艺》上写的也是村中宗派斗争和整党的东西。
昨下午写了几段短文：《中苏友好故事》，净是苏联专家对工厂的意见。胡丹沸听了就说还是你们做工会工作的。如果我那剧本写出了，他们更会惊异。我做工会工作别有野心。
在田间屋内闲扯，忽进来一人，大圆脑门，有点儿秃，脸上有几个麻子。我以为是民主人士（他穿的制服是呢子的，不像老根据地来的农村干部），就出去了。田立刻唤回我来说这是胡风同志。我也很高兴。一二十年来看过他的文章不少，也听说他的故事，孔厥夏天也老叫我找他，可惜都没有机会见。
他在我脑子里是个爱发表意见，而且很大胆的，可是昨天他极力避讳发表意见。我也知道他的心情。我送给他一本《腹地》，谈久了无意中说出了过去《腹地》受的打击。
晚饭后田间主张看电影，先说看《八百年莫斯科》，后胡主张看《革命英雄》。先到冯宅坐了会就到奇光。遇艾青同志同妻女等在场，可是我也没有就过去说话。因无话可说。

12月25日
二十一日上午开会晚了，回来吃面条较多，晚上又吃大米饭较多，二十二日午又吃烫面饺，下午即肚疼起来，实在支持不住了，夜间回来。随便病这一下就相当利害的。一两天立刻缓不上来。利用此空隙草完《天津工运史话》第一章，题名《播种》，可能在本周《文学周刊》上发表。
今日午读者书店招待我们，孙颇鼓励我写这东西。对《月亮》，说要注意不可因此引起不必要的批评和打击。他说他因冀中反客里空反了一下，迄今情绪受影响。
他写的白洋淀电影脚本寄回来了。因为史东山以《新儿女英雄传》拍电影，其中有白洋淀。凌风信上说以悲愤的心情给你寄回去。这种事真是很难叫人心平的。
《月亮》，劳荣说最好破案。所以原来的怪形式必须得改。可能团长要带女自由行动时，政治委员严厉制止住他。事后女犯了案或坦白了。也好，这样，大概就可以成为今天必要的“文艺课本”了。
丁玲那天来了说，（方纪说的）中国文艺今天还是“课本”阶段，苏联文艺今天……怎么好的，方纪也忘了那句妙语了。只说《安娜•卡列尼娜》剧本，前五个月的票，就卖没有了。

又记
我想起来了，方纪是说丁说苏联文艺今天是把人提高一步。可是举例举了个《安娜》。我说《安娜》里不都是否定人物、消极人物吗？大家又一笑。这一笑有些令人莫名其妙！

12月31日
二十七日夜彩排《提高一步》，玛金看了说满意。黄（火青）主任说给观众印象很不好，说共产党员还有这个！工人也不会这样落后，特别是批评行政——因“中纺”刮上批评军代表，使刘再生很不高兴，何必登报，有党可以解决。所以反官僚主义，不是向群众号召的问题，可以经过党来解决。整个看来有极端民主的倾向，所以主张应改为集中注意力在反特主题上。由痛恨官僚主义转到恨特务身上。陈金禄同志听劳模们说：这样官僚主义的从老区来的，没有，太少，不会。工人也不会因这一点小事那么闹，因为工人知道工厂是自己的了。再一说厂长的进步不是群众带动的，而是因为特务。前日我早起也想到改，总之码金同志的主张，夸大的结果反倒不真实不合理了。所以即计划改。听了黄意即转成反特主题了。


一 九 五 〇 年
1月9日
昨文协开会，阿垅同志传达茅盾同志对创作意见。可惜去晚，未听全文。听早去者说最精彩是说鲁迅的阿Q性格，由浅入深，由朦胧而明显。我们现在一般的多是由落后到进步，但仍不明确。按理说应比鲁迅更突出才行，但否。又说先有了故事再安人物，又说不能动人的原因是没有革命的浪漫主义。光按真人真事，而真人真事的特别典型的地方也没有写出来。后来主张研究苏联的具体的作家。对中国现在看法不同的作品，提出具体争论。最后这一主张，我在一九四八年即向周扬同志提议过，不知为何不睬，而那意见我还是根据瞿秋白同志一九三〇年《论斯大林与文学》上摘下来的名言。
昨夜看播音艺术社的戏剧《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是解剖典型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到他手里则成了抽象的资本主义。一开幕先以手工业纺车和资本主义大机器对比，反映了破产的没落的手工业者的反历史情绪。后来王一达同志问主持者，他们说这表示资本主义一出生就带来了罪恶。这批人在演出上在改剧本上，确卖了很大气力。王九臣大嚷有托派嫌疑，我当即驳他一气。幼稚与小资的好大喜功是事实。想一鸣惊人，结果一鸣吓人，于是停止他们演出。对原作的改，也改得不好。原作无论如何有其优点，他们这一改，可就改坏了。

1月13日
今日《文艺周刊》上有李湘洲、肖风二人写的《奔向胜利的人民》，追记平津战役冀中人民支前的洪流。看完了很感动，但当时我在新镇时，却在实际中光感到工作中的缺点。如：民工病号无法救济，造冰不走群众路线而浪费民力，民工与居民因烤火而起冲突，光解决缺点。读了李、肖文章，心想：所谓不自然主义，所谓应比现实更高一步，大概就是如此。
日刊内有方纪《论真人真事和典型》，我即想到，我与抗敌对刘德铭这角色的创造上的不同方法。我想借此机会也发表一篇文章。我想更可以深入，真人真事不是不可以的，但要紧的不应是掠影浮光。连真人真事的本身材料还没有深入研究和把最具体的典型特征提出和浮雕化，就妄称要放弃真人真事，升一步到一般到典型化，或者主观有个成见，找真人真事只是找发挥材料，那就是主观主义的创造方法。如深入研究真人真事，从此中新特征，再加以提高和概括化，那才是创作典型的科学方法。

1月15日
昨晚黄、刘招待劳模。见张逢时同志，他说那次茅盾来，他问中国作家，茅盾说：“孙犁，《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说完了他俩，才接上说了一句：“当然还有赵树理，这些人都有了自己独自风格。”后来才又添上“老作家丁玲”等的名字。
张逢时又谈对《腹地》的意见：
1、五一后脱节，但领导者却在处处想办法领导，当然有少数人是藏起来了。对这一脱节应有巧妙地批评。
2、选举是好的，可惜选举上坏的。
3、群众是对范不满的，群众眼睛的亮处没有表现出来。
4、支书不好，应从历史上写出他如何混在党内，如何吃得开的？
5、描写黑暗，应是为了明确党的领导力量。

1月21日 晚
上午修改《一个女人》，觉得有些细节今天已经忘了，更不用说感情了。
下午开支部大会，谈节约与购买公债事。
晚到孙犁处，他的老婆躺在炕上，他坐在床上，孩子围着玩。他说北京批评康濯净赶任务了，这样下去是否可惜？连陈企霞都有此说，所以使康也苦恼。可是这意见只能在背后暗流，正式做文章没有人敢。今天文艺界就是这二重性着呢，一是在报纸上刊物上的官样文章，一是暗流中小广播的意见。孙对自己的创作也感到苦恼。不外几个女孩子，不过换过名字算啦。他想打出这圈子去。我感觉他这话倒是很深刻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是往前跃进的开始。
昨天登在《文学周刊》上的小说作者刘占岛，原来是《导报》上的勤务员，现在百货公司秘书室工作。登了他这篇《变》后，可兴奋极了。这才是真的新时代的作家的出世。原稿被另一新参加编辑的编辑看了，大加批评，说这是暴露，提老干部不好。孙才纠正过来发表。

1月24日
今晨校对《模范》。玛金说写得好。
阿陇同志来这里玩。他们对我引证瞿秋白的名言，甚表同意。他们就打算以后专以批评《腹地》开一座谈会。
一二日来失眠，甚苦。

夜又记
方纪对《腹地》意见：
形容她时有些旧，如忸怩。最后打仗坐在辛怀里，转移读者注意。地头那段好。
好的在中间，五月之夜也好，扫荡后半松。吃糊小米那一段，坏得很。不料后来又把他收拉起来。有的地方非常有感情，有的就太松。熟悉冀中生活者非常有味，不熟悉者就不行，这是不完整的原因。只是记录，还没有成为典型。熟悉冀中者看了，就像在冀中乡村游荡一般。你的感情与老孙的感情不同，比如《荷花淀》吧。

1月29日 夜
上午郭维同志来访，谈甚快。他对京津商人生活甚熟，他说在北京新华书店买不到《腹地》了，卖完了？


2月4日 于京
胡丹沸对《腹地》意见：
荣军辛大刚这人物是对的，但作者时常借他出现，使大刚的性格的独立性受到破坏，前后不统一，作者附加上的和大刚自己的性格不符合，不调和。他是农民性格呢？还是战士性格呢？他应该是一切按部队作风办事，例如嫌农民行动慢又不整齐等，而又保持一定的农民特点。
……
5、范世荣这支书可以这写，但坏的被推翻以后，应再来一个好的。范如何爬到领导地位，党如何纠正了这缺点，侧写不如正写。上级如何被欺蒙？基本群众如何不信任他？初期老实农民总是觉悟慢，被流氓份子篡夺。流氓越往前钻，老实农民越往后抽。再加上领导上要的是成绩，又犯官僚主义，一说话就希望干部们围着屁股转。

侯金镜对《腹地》意见：
1、看后无黑暗感觉。脱化、老头的阴暗、又把积极力量写的弱，令人感到不足以支持“五一扫荡”。这毛病在和群众结合减租减息，群众生活背景马虎之故。只是不够，还不是不足以坚持。
2、用了一天半看完，这是说内容吸引着我。生活亲切，看时，立刻想起了反扫荡，农民生活，土改……

2月9日 追记
在北京听了一批有益的小广播，毛看完了崔承禧舞蹈后说：“我们的艺术，不但只要有思想性，还应该有愉悦性。”这大概是要求有美化。田汉在一座谈会上说解放区文艺不合人情，两口子多年不见，见了还板着脸，离得远远的。茅盾也批评了《刘胡兰》（？）一句，后来周扬可能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需要他们提意见。好像现在又减少了自高自大——对了，想起来了，茅盾批评《炮弹怎么造成的》，说是开会开出来的。

2月20日 晚
田间来津玩。晚餐文协请他，我在席大发不满文联文协之牢骚。后思之甚不当，传出去到文联首脑耳中，又可能对我如何讨厌。然而无非那一套打击我的话而已。过去没有打击得我发疯，今后也不能打击得我发疯。

2月24日
今日接到出版总署出版局出版处二月二十二日来信说，《腹地》要再版。初版万册不到半年即再版，也算这作品社会尚需要的证明。

2月28日 午
《女村长》不是阿英看的，是芦甸看的。芦甸说：“英坤写得太直线，比如，丈夫这般愚蠢，她这般聪明漂亮，能不矛盾？受过几次打击，心中能不矛盾？占禄这人物，应写得更单纯和被人利用得可爱。总之，历史材料压迫人物。人物不够突出，很多材料没有展开，如永宽到北京，永灏在顽军及伪方，如托尔斯泰就会伸展开大写一番。”他很为这些材料可惜，劝我很好地另想展开的人物和场面。他又说比《李家庄的变迁》要深刻。
阿垅说他看《腹地》看了一百多页。他说我的写法是“场景”写法，这场景就成为典型环境。
芦甸又说我《女村长》也写得大胆，流氓分子在初期容易得势。
他们又说这种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表现。

3月6日 晨
昨在鲁藜处遇哈尔滨文艺处长陶然。他说萧军现在一工厂当俱乐部主任，他的口号是：三年以后货色上见！对他的批评，说是拿他开刀。这家伙有股子硬劲，这一下子还许真能搞出东西来！

3月8日 三八节
下午到马达同志处，他说上星期周扬报告说应提高一步。毛说中华民族是伟大的，需要有高度的文化才能相称。因此又把提高提起来。又提到可以暴露。说《小二黑结婚》的主人翁，实际上被弄死了。今天可以写成悲剧结局。

3月13日 晨
昨日下午看拍解放桥电影，把桥吊起来，壮观的很。
《人民日报》人民文艺上有一文批评方纪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说把美丽姑娘夸大得超过教育和政治。
我估计他这篇小说是写在我那次从北京回来说毛主席看了崔承禧的舞蹈说应有“愉悦性”，或者他听到我说茅盾说孙犁同志文章有自己的风格，或者是搞不拘真人真事，要比真人真事更高些之后，为了赶这“浪头”写的。

3月26日
阿垅同志对《腹地》的意见：
1、丰富真实，但次要人物不够突出。
2、范世荣逃亡后又回来，内心过程没有写出来，他一定有很多矛盾。
3、场景能写出社会意义，应该通过人物。
4、批判不等于暴露。提出潜意识问题，代表一种社会性的真实。思想斗争即在脑子中的阶级斗争，包含在自己斗争。
5、鬼子的残酷性写出，但没有把敌人丑化。
6、工农的阶级性容易与党性一致，出毛病过左，地主则右。范对白的态度，落后态度，拿女人泡着玩。写的也大胆。

3月29日
昨夜访方纪，闲扯。他说《人民日报》人民文艺周扬亲自编。批评方纪那文章，是编者以读者名义写信，又以编者回答。本来北京批评空气很浓，真是山雨未来风满楼的神气。但据安珉给方来信说某要人说批评过早了，影响创作，所以没有开刀。方估计《文艺报》这次延期即为此。孙犁估计自己和《腹地》都要被扫荡一下。我说大扫荡经过不知多少次了，无论如何出版了，再也一手遮不住天，无非再说我个黑暗文学完了。消灭不了就行。方大笑。方又说阿垅自我批评像悔过书，阴森森的，影响不一定好。又说，阿垅亲自去洗白去，为了解除胡风的责任。周见到阿垅说：“我以为你要别树一帜呢！”
星期一接头会上，同志们给我提了很多意见。皆极正确中肯。以后力戒不经过系统乱管闲事。

4月9日 京
昨晚访柳湜同志，他说毛主席看完了《人民文学》第一卷说思想性不高。
柳又说苏联出版批评的风气很盛，批评者自管批，读者一样买。不像中国似的，一批评，连作者带读者都受不了。他又说周等与林默涵等组了个批评小组。
昨今两晨在冷光家写了两节《东南西北》，约有五千字。中苏开采新疆石油与有色金属的协定，更增加了这小说的穿插。

4月22日之后
（编者注：此处日记被剪去5页，大约有数千字。这段期间，《文艺报》上发表了陈企霞批判《腹地》的文章，估计日记内容与此有关。）

5月15日 下午
公私兼顾到北京文化部听夏衍报告。遇胡苏同志，他到京汇报工作，正好赶上参加周总理、陆定一召开的《内蒙春光》座谈会。会上据说分三派，一派认为基本上抓住了民族问题的本质，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周扬）。一派认为如禁演影响《人民日报》威信，因为《人民日报》登了很多说好的文章。三派说这片子，今天不能演，将来也不能演。（因前者主张现在可禁演，将来就能演）后周做总结说这片子是成功的，成功的是导演、演员、摄影和剧作者。责任是领导，因为领导没有指出这片子的民族政策的错误处理。周说中国少数民族的两大矛盾有二，一是主要的，即大汉族统治者，大汉族统治者支持少数民族的封建统治才能统治。次要矛盾是本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过去少数民族群众也有暴动，但不能成功，其原因即在主要矛盾没有解决。今天主要矛盾解决了，次要矛盾便便容易解决。这片子的错误即在将次要矛盾当成了主要矛盾。至于今天不能演，将来能演问题，也认为错。因为将来是今天的发展，没有今天就没有将来。可惜没有看详细记录，甚为不解渴。据说，要组织人写文章，发挥这思想。
抗敌剧社演出胡可写的《在战斗中成长》，好。我给他们说了七个字：“又是生活，又是戏”。可惜解放战争结束，描写解放战争的好戏才写出来。

6月13日 于京
昨下午抵京。饭后到戏校乔处。本科七月底才招生，后即到文联。秦兆阳看了《女村长》说：女村长只是自发性的，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却没有。女村长不被上级了解，时间太长，叫人感到领导作用不强。把阶级敌人写得那么厉害，介绍给敌人一些办法，不好。这时我说你把地主写成无能，也受到批评。他笑了，说这就是不好写。
他又说萧殷同志看了说了一句：创作方法有问题。大概是说看问题的方法有问题。

6月19日
开会的同志们逛万寿山，我到北影找汪洋。刘介之同志领我转，适逢工作人员们选模范，不得看。到图书馆看了会书，就同汪洋谈写剧本事。他正计划了三个电影教育片子叫刘佳、胡可、羽山等写。叫羽山写的是城乡互助的片子，开头叫我写这个，后来我知道了他已经叫羽山写了，我就不愿再写。于是说好了叫羽山到天津一趟，更多搜集一些材料。我在人物个性上也帮助刻画了一番，汪洋很同意我的增加。我说的那顽固老头的生产方式，一切都想自力更生，他叫做“万事不求人”，像抗战期间在定县见到的。在思想上对城市仇视，旧的抗日时期封锁城市观点，跟不上今天的新的城乡互助互利的时代了。
在《戏剧通讯》上见到贺敬之一文论写人物，文章说有一种人“生活极丰富，而专写坏作品”。我看了很有点儿吃醋，因为他那年看了《腹地》，而同张庚异口同声否定挖苦的青年批评家。
汪洋说周扬前天做了一个报告，说明年电影创作要提高一步，要表现爱国主义的，要把土改写的更完整，不要把牛看那么难舍难离（指康濯《买牛记》）。
昨报登杨之华同志一文论述烈士瞿秋白同志在北伐前及北伐时如何在农民问题上与毛泽东思想一致，甚有历史文献价值。有些口吻，简直和毛说的一样。这样好，否则把毛思想描写成孤立的也不好。

6月21日
汪洋那天又说周扬号召不仅写战士群众，还要写将军。所以回津今晨想起看《战争与和平》，这小说中描写库图佐夫到了家。

6月29日
胡丹沸转谈周扬在电影局座谈：
1、现实——历史的与新的现实。2、生活——主要是劳动与斗争，劳动过程与劳动过程的思想感情，斗争——阶级斗争。生活的基础是劳动。3、国家基础是政策。4、人民相互关系是斗争。5、老区同志熟悉农民，但有孤立了解的缺陷。离开四个阶级写农民，反倒把农民的作用缩小了。反映到作品，不全面，不深刻。
现在我们写的东西，使领导人物主人翁的感觉，非常不够。善于培养新英雄主义气概。宣传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大公无私。看了丹娘，崇高，就是思想，浪漫就是思想性提高。还要写革命的历史。知道解放战争如何到了胜利。应写高级领导。写前考虑主题，多与领导商量，创造要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兴趣写，要有强烈的创造要求，没有强烈感情就不能感动人。创造问题是领导问题，帮助作者是关键。要求一个没有见过领导者如何能写出。刘少奇要求每个领导同志有几个文艺同志。
三条件：1、作者努力。2、领导帮助。3、群众看后，群众意见，修改。
不能平凡，要有才华，要有修养。不要狭隘地了解现实。写东西首先考虑主题思想。
学习古今中外，学习其方法。不要割断历史。《日日夜夜》就不如《死魂灵》艺术。延安座谈会后有连五四新文艺都有否定的偏向。
胡丹沸又说周扬跟他说冀中五一大扫荡应该搞一电影。

张逢时从苏联来，闲扯起苏联文艺来。他说新的也是压不过旧的，《日日夜夜》就是不如普希金的《青铜骑士》。

6月30日
昨日报载了周外长对台湾的声明。在群众及干部中引起很大波动，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
昨日《新生晚报》上《东南西北》正载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段，可说是不谋而合，有趣之至。这标题和时代空气，巧合得很。
孙犁同志来信说不允许他下乡村，叫他就在天津下工厂，同时兼编文艺周刊。
昨夜黄主席传达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不能发动的原因。群情正在浮动。

7月29日
周扬在七月二十五对下厂文艺工作者谈话，茅盾主持的。
话很简单，说今天是新的开始，希望大家成为中国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各地要求创作很迫切，解放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历史伟大斗争，表现得很不够。有成绩，但没集中心情创作，被行政工作分散，现在要解决一下，需要文化部帮助者，我们一定给以帮助，生活上需要……
中国作家不算少，只比苏少，德国连一个新作家都没有。
要写，最好写自己最熟悉的。中国各角落，千头万绪，一个人不可能表现完。作家非写自己最熟悉的，大作品写不出来，从小作品写。
老舍：我半天办公，不办公时间，除毛主席叫我开会我才去。老作家怕批评，除了原则应严格，技巧问题应放宽尺度。
周扬：作家都当上行政工作，这是国际问题（西蒙诺夫说过），也是中国作家优秀传统，但无作品不行。
陈伯达：不开会是缺点，但作出文章来很深刻是好的。
京津要经常有十几个人写，不怕失败。
批评：尺度，有狭隘倾向。有单纯任务观点，党八股，跟土改一样，作品没有缺点是不可能的，只要不违反共同纲领，有群众欢迎即行。何其芳问陈伯达说许多刊物缺点很多，陈答：哪有没缺点的作品！
应尊重五四，尊重传统。不应只要叫他签名……应叫他创造。毛主席延安讲话，是从王力，从鲁迅、郭沫若、茅盾来的。各界都尊重专家，为什么文艺界不尊重专家呢？对老作家，群众要求都是过左的。
只要鼓励人民前进了基本方向好就行，小的政策上的缺点……不可要求全面。如此即可能成为党八股。批评基本上是鼓励，发挥批评的积极性，补充其不够的地方，帮助读者了解更多的东西。作家顾虑太多是写不出好东西的。首先排除顾虑。
下工厂回来后，应找一好地方写。

周扬没有讲完，有人找，走了。
萧也牧说中国青年团到外国，外国青年看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说中国作品为什么都是童话呢？
听到鲁藜同志这传达，心里轻松了一半。孙犁更用感谢的口吻说：像曹葆华他们做了多少有益的工作！
很显然的，周等眼界的开展，是直接受了斯大林那几篇关于文艺批评的信的影响的。孙犁同志又说最近这几次谈，周是用了很大脑筋，跟文化大会上的讲话大不同了。
晚在文化宫屋顶学跳舞，跟砚农闲扯起因鲁藜所谈而引起我的激奋和意见，忽听他的司机说：“校长来了。”校长是指东北空军校长，他的兄弟。我找他谈即为了时达同志，时达同志前从北京来信说他打仗到新疆，最近又调往东北空军工作，到北京开会。
我想他也一定随吴弟来了，立刻到车站欢迎，果然碰到他，他比以先胖了，并不显年老。
他说见报登《腹地》广告就找，在兰州找到，看了两遍。他又说兰州，还有西北等地方，都有。
老友重逢，格外高兴。前些日子忽想起他，想为什么无音信，直往最坏处想。

7月30日
时达同志对《腹地》的意见：
1、思想水平不低，第一次看了，还感觉不出来。第二次看了，才看出。对做党务工作者很有帮助。
6、看得出范世荣不代表党，但是范坏的时期太长了，读者老着急。

这是在孙犁楼上谈的，孙说范世荣这角色妨碍了当时新的革命的势力的成长，令人感到群众那么好，革命也前进，而领导者是那么一个人，怎么回事？
午间吴砚农请他吃饭，孙不去，还要到中二搜集材料。饭后到宁园玩，六时车他走的，回京还开会。

9月5日
文委连次开会，皆未得参加，昨夜参加讨论文艺创作、批评和出版工作。可只谈出版工作了，大家批评了知识书店，我就说了知识书店不像党在那里领导，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掌握着。引起李克简和杨大辛的反驳，接着方纪和李正面冲突起来。又有别人举出例子，如杨大辛不经市委宣的同意即写一条停刊《文艺学习》。最后李华生部长做总结，批评杨大辛为无政府无纪律，毫无党员气味，独霸一天，想搞成独立王国。（杨说解放后党除帮助机器外，对书店帮助不大）于是规定日后文艺出版，只要文委决定出即出。杨大辛是枪手，背后却是另有人，杨倒了霉。

9月26日教育部
昨夜在北京音乐堂看傅铎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同看《平原烈火》感觉近似。战士游击队的生活表演得非常亲切，但今天看来应更增加思想性。因为当时的具体情况已经过去，人是好了病忘了痛的。如叫另外环境中出身的人看，就很可能看不懂。提高思想性，也就是能叫另外环境出来的人，也能理解和受教育。
另一点，看陈立中演的老大娘，活啦！但引起可怜和太贫苦的不愉快感觉，实际情形比这个更贫苦。进城市，特别是成为统治者胜利者后，希望比较美化一些——并不是把农妇化装成城市少奶奶。而是在贫苦中能显出庄严和伟大感来。少妇少女更得设法在朴素中显出农妇的健康和朴质的美——这美要显得比城市的夸浮更美。这也可能就是毛说的要有愉悦性。
故事性不大，近似一段段生活素描，所以有城市干部说不连贯。
排长和抗属媳妇，很容易叫人感到他们俩会有爱情，不能没有。如果把他们发展成——抗属媳妇改成姑娘，会增加很多故事性。因此我想到我要写的《骏马千秋》。
看了星期日《人民日报》人民文艺上刘白羽访《攻克柏林》的作者的文章，他说《攻克柏林》片上在攻克柏林翌日，斯大林从飞机降临柏林，事实上是一个月以后，然而不合事实的描写引起观众莫大愉快和艺术的真实感。《宣誓》片上，也是作者幻想的很多，但比真事更有真实性，而且作者巴甫连珂说他并没有真到过柏林。但他搜集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文件，写《宣誓》时他参考了所有这一段历史的党决议和斯与农妇谈话记录。

10月14日
整党中对我意见：如早先谈过的，态度不好，爱吹人，不具体帮助人。谁也怕，经常不到部办公。
很多干部对整党信心不大，认为解决不了问题，我也如此感。我最大问题，是解脱我的负责工作，允许我仍来做文艺创作工作。行政工作至多是附带的，或行末日工作制。先割盲肠，看彭总对改拍影片事态度如何。而后出院休养一个阶段再正式提出到西安一行事。


10月20日 下午
方才读完坡•巴甫连柯和莫•齐阿乌列里合著的《攻克柏林》剧本，好极了，将来再看电影，得益当更深。这剧本利用钢铁厂工人阿列克塞•伊凡诺夫和女教师娜达莎•鲁明采娃当线索，描写了整个苏德战争中的变化，太妙了！观众看来，轻松而不厌，也不沉重。可见，文艺若无一定的“人性”维系着，是不行的！但这问题目前是不许说出的，说出就有人目为王实味派的！

11月26日
今日《人民日报》载《文艺报》目录，有陈企霞评《腹地》。我估计口号可能巧妙一些，无非否定和挖苦一气而已！

12月22日夜
今天到门诊看病，就手到鲁藜处要《68天》小说。《文艺学习》又得一批评“模范”的小说。对用形容字上，批评甚严，如“风情”、“眉清目秀”等旧时形容女子的字眼，用在工人身上太“剥削阶级意识”。作者是吉林大学文学院学生。其次，批评文章没有写出她能当模范的过程。后者似乎没有看清文章重点所在，但前者对用字上的要求很对。今天，我们这些所谓“旧”作家，对描写工人就很应特别注意用旧字汇形容新人物！尤其我应力戒之。
芦甸虽未见《腹地》，但见了陈企霞批评，大发了一顿牢骚。那天孙犁来信也说“有点吹毛求疵之讥”。去吧，以后别人再同我谈此事，我也不再与之此事。是非自有公论。别人谈，别人发牢骚则可，我再火上加油则不该了！


一 九 五 一 年

1月7日
晚访孙犁同志，闲扯起陈的批评。他也说时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他认为陈的全文也难免有无中心和支离之感。

1月14日
今郭昇同志来谈张庚谈苏联经验，说法捷耶夫近主张写人物，不应只从主题概念出发，而要根据人物个性发展。又说，对英雄，不要一点缺点也不敢写。我闻听之下，不禁好笑。他一面提倡把英雄写成活人，同时又介绍陈企霞对我的批评。这真是只许官家放火，不许小民掌灯。

2月16日
前天见到张逢时同志，他说《女村长》把党的领导写得也太差了，连黄敬、张国坚也没有解决问题。他主张把黄、张写成县级干部，区也分两派，县党能果断解决问题就好了。又说把县长张小周投敌事写出，给观众印象更不好。
他对陈批评，说有些话简直骂大街。但应根据毛主席精神，即对不正确意见也要检讨自己。毛写了《联合政府》叫美国军事观察组看，明明知道是敌人，也要搜集他们的反应。

2月27日
上午读完了孔厥、袁静的《生死缘》小说，感到名作家的“大胆”。这种廉价的故事和人物，居然会如此得到高抬！据作者在后记中说，这小说要改编成电影剧本。名作家对“运气”就这般敏感。

3月4日
今天读完屠氏杰作《贵族之家》。一九四〇年春在太行山上曾读过，受影响极深。今又重读，仍爱不释手。这部小说，自传性很大。描写男主人翁，用由内而外的写法，而对女主人丽莎，则始终用外部描写法。
今天《人民文艺》上有周扬的《评〈龙须沟〉》，老舍的《学习当先》。对读者来信《关于〈反对不正确的文艺批评〉》，编者又加以按语：存在于文艺批评中的自然主义倾向，和从概念出发的公式主义倾向，对创作是有害的……老舍先生提出了“学习当先”的口号是很好的……他要求批评者不要“用题外的思想与效果来责难作者”等等的意见也是值得重视的。

3月20日
买《文艺报》。张庚又给《腹地》做了定评：“所写的英雄是小资产阶级的化身，思想是个人英雄主义……”后边又说：“我们过去……常常是对别人的东西狭隘地瞧不起……不是当面不负责地捧一阵，反过来在背后说得一钱不值，就是毫无分寸地给人说……光会使人想不通的大帽子，给他来一个彻底的否定……”自给自的检讨，和给别人戴的大帽子同时共放光辉，伟大！

3月23日
昨天艾文会同志批评得我很深刻：地位不同了，但是说话太随便，了解的认为亲切，不了解的令人轻视。年岁不小了，人能活多少年？顶多过不去一百！自己又有生活，为什么不写出点像回事的作品来！写了很多，只有《腹地》出版，还叫人家批评得那样子！
艾走后我熟思之，甚感沉痛！后力戒之。
今晨洗脸，忽想到别人都认为我只会写黑暗，只会写悲惨的事。《友谊》我认为没有反派人物了，但电影艺术处也说又伤又死的太悲惨了。于是想到不叫赵伤，而叫在平壤狂欢歌舞中，被金母认出，戳破化装，这不更好吗？同时，昨天加上了伍修权将军在安理会上的控诉与战争互映，再有赵伤金抱雷的插话，就节外生枝了。改过来，改过来！大团圆，满福寿，为何我不会这个！艺术情绪也要求这样！

5月1日 京
听了大刘的转述，才深深感到自己的文艺水平非常有限，而且很深的自然主义。毛主席说武训不是中华民族性格的代表。他是改良主义，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武训的勇敢只是磕头，他还不如阿Q。阿Q尚有原始的反抗，结果被封建统治者杀头，而武训则被穿上黄马褂！我总以为武训就是那么一个人，不那样就不像武训了。这就是自然主义的表现。
毛主席又说《武训传》电影作者硬要我们承认我们是武训的子孙！——我们的为人民服务是和武训绝对不同的。这片子刚出来上海吹得很红，编导者孙瑜说：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光明日报》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底才有反对意见，这就是天津《进步日报》登的晴筠和《光明日报》史洪的文字。
但陶行知在国民党时代特别推崇武训，当时是有其革命意义的。

5月4日
胡加定同志说晴筠对《武训传》的批评，原来是听过周扬同志报告后写的发难文章！这就是说，这片子，自从毛主席提出不赞成的意见以后，才有人发现了缺点！

5月21日
昨日《人民日报》社论又严重提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评。社论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满清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封建的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卑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我们应当歌颂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于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于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大刘告诉我说了毛主席否定了这片子，我看时还看不出这种根本问题来！平素自命有不少马列水平，其实阶级观点、历史知识、思想意识，成问题得很！党中央报号召文化界根据这具体问题，做自我反省。我虽然没有写歌颂这片子的文章，但是，只看出歌颂满清的一点，庸俗的一点，也该深刻地检查自己一下！从此以后也该虚心一些！

6月2日
对于武训，过去中毒太深了。总以为武训本人尚有可取和可同情处，而电影《武训传》却要不得，因为电影在今天只是号召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中向美帝下跪。今天读了丁曼公的《武训的真面目》（《人民日报》五月二十九日）引证的许多历史材料，才觉得自己的历史知识和政治透视力太有限。
丁文中这些材料太可贵：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武训十六岁，太平天国军队攻克青州城，北渡黄河，在武训的家乡堂邑及附近的临清、高唐等县活动，并在高唐县城驻守半年。
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有谢兴尧《武训其人其事》一文，对武的历史材料供献更多。
今天接到《友谊》电影小说退稿，说改编得失败了，说尚不如原小说有戏剧性。特别不赞成中间插上麦魔白宫等。他们主张在中间插上中朝英雄战斗和敌人的残暴，又认为原小说结尾尚要的。
陈乔同志来信说，他回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拟将《腹地》改编为电影交每年一个电影剧本的任务，问我是否在改编。我希望他们主写，我助。

11月6日
在青岛时接到孙犁同志出国前信，说《光明日报》对他有两文批评。回到津向邹明同志借剪报来看。批评者似乎对孙犁同志很了解，林、张文中说他：“在农村中生活过一段时期”。在青岛时以为是批评《风云初记》，原来只是旧作《钟》和《嘱咐》。另一文批评《村歌》。
孙犁同志感情细致，但近于“柔丝无力”（在青岛看见的菊名）。王文英批评竟把他和碧野、萧也牧等量齐观，甚不当！
昨晨见李嘉陵，说芦甸调到华北文联，专事创作。我也想去。晚见王亢之，他说已确定我也干那个去。下午见范瑾，问问。

11月9日 晨
正在感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想到发展《腹地》，这倒是我一生唯一的道路了。一个作家一生能写出一部像样的东西也就够了。再一说，另创造一种个性，也并不容易，把《腹地》里没有伸展开的个性人物大量伸展开，倒是个捷径。
但是，需要考虑成熟，千万不可再轻率从事！

12月24日
孙犁同志返津看母病，晚谈甚久。
胡可同志对我批评：自己有一套，如果不改，很难接近群众——这是他们在途中闲谈的。
孙犁同志赠我一个马雅可夫斯基的盘像，列平画的托尔斯泰耕田画片，和苏联空前芭蕾舞悲剧演员照片。

12月31日
二十九日晚，黄火青主席召我去谈，要我以后写工人，希望我仍在原处，或者和于志远同志住一处。生活上是照顾。但和首长们住在一起，离群众会更远，不但脱离了广大群众，而且也脱了文艺界这个小群众。所以我希望以后住在文联。

注：
博客上发表的《编录前言》和《日记》是我的原稿，《新文学史料》发表时有删节。


转自王端阳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d8944b70101c9a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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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二）》在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三期连载。其编后记写道：
    ……
由此想到我刊编辑常常感慨的一件事，就是许多作家的史料得以刊布出来，他（她）们的生平事迹得以展示，几乎全赖他们家属子女搜求保存史料之努力。本刊正在连载的王林的“文艺十七年”日记，就有赖于王林之子王端阳先生的保存整理。王林也是心怀文学壮志而长才未得尽展的老革命。他和黄敬一起参加“一二·九运动”，他的长篇小说《腹地》、短篇小说《十八匹战马》在文学圈内颇有好评，《腹地》在解放初一度畅销，但也招致批评挑剔，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的作品的遭遇、他当时所思所想以及五十年代文艺界状况，是非常难得的史料。我刊自几年前开始陆续刊登有关王林的史料，现已引起学者重视研究和媒体关注报道。这是我刊乐见的。披露的史料越丰富，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才能越真实。欢迎更多的作家亲友向我刊提供史料。


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二）


一 九 五 二 年
  
                                                    1月10日 下午 4时
昨天接到大刘的信，一冲动要越级向党中央申诉，要求对我《腹地》另一种定论。今午买了本陈著《光荣的任务》，看的目的是找反驳的理由，看完以后，却觉得陈是一腔热血，对我的战斗生活和材料是抱着崇高的同情和惋惜，原先对他不满，今天却激动得流出泪来。
也许这是我思想打通的新生！我应该把这顿悟告诉大刘，同时还要向陈表示感谢！
从今天看来，过去是太不虚心的。

3月5日
《文艺思想反省》，孙犁同志看了说，还应用毛主席提出的几个重点再反省自我一下，这有点儿像以“论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自己”。这话后来他又纠正，大概纠正的是：不是“以自然主义方法检讨自己”。他又说马恩那些名言，得看怎么解释，用在什么具体场合上。我们反对标语口号，也反对一般化形式主义。
今晨重读毛主席《讲话》，再深刻检讨自己。
昨夜他说中央调他到京电影局去写电影剧本，他不愿去，愿继续把《初记》写完。
夜到鲁藜同志处，他说韦嫈同志来津下工厂，说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京做了一个报告很好。说什么是民族形式？不一定就是章回小说，用人民语言写出了人民喜见乐闻的东西，就是民族形式。过去据说陈是提倡章回小说最热情者，今不同了。
陈又谆谆劝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据点，他叫赵树理仍然回太行山区，一年进京一次就够。劝告下工厂者要待定一个工厂，其它工厂也可以去转转，但应以一个工厂的生活为依据来写。
其它宝贵意见还很多，可惜他不知道了。陈的意见常常是毛主席的初步意见。对我指示性很强。

4月7日
到杨柳青农场转了一天，骑车有八十里。
晚到鲁藜同志处，看到王昌定记录的陈伯达同志报告的传达。说目前中国矛盾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而是和帝国主义。又说中资利多害少。反对的是它的污毒。《文艺报》把资产阶级和三大敌人同等待遇，极为不妥当。陈批评这种论调是小资产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5月2日
上午到黄敬同志处。他劝我要写农村新生活，还是到农垦局工作。下午又谈起工作与创作问题。他反对我所谓从事专门写作，接着批评我的《腹地》来。他说我并不深刻知道支部的具体工作怎样做的，只是东一点现象、西一点现象拼凑起来的。他又说抗日战争基本上是阶级斗争，被压迫剥削阶级如何由被压迫成为主人翁——为主要的领导力量，才会有坚持抗战到底的那股子劲。抗日坚定意志不是凭空而来的。孔、袁的《新儿女英雄传》就是写了这个基本的东西，所以人们就拥护它。孙犁同志把农村妇女写得很好，可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写出来。
不愿做行政工作，就是政治冷淡。做了行政工作，一方面执行党的政策，一方面体会群众的情绪，才不至于是旁观。旁观究竟是不行的。
《腹地》里看不出阶级力量的变化，因而缺乏了最基本的东西。我说目下不写五一大扫荡，以后哪有另一种生活能比我亲自参加的五一大扫荡更深刻的？他只说“匹夫不可夺志”。同时我又说这个包袱实在压得我慌。他仍愿我不以写作为生。

5月14日 夜
今读完孙谦同志新作《丰收》，仍像《葡萄熟了的时候》的新人物、新感情、新气氛。农业生产合作主任仍像产销合作社主任。党支部书记写得强多了。思想性，克服保守主义，大胆提高单位面积，中心矛盾是支书和青年们的丰产信心和勇气，对保守主义间的斗争。其中有一个想走资本主义商业路线的，但不占大地位，很快就得到失败的教训而回到组里了。

5月16日
孙谦同志等昨下午到芦台去了。本拟同他们研究大陈庄全村合作化的情况，忽又觉得走马看花看不出问题来，到了车站又回来了，只是送了送行。
孙谦同志虽然成了红作家，可是仍没有失去朴素的农民风度，前途真不可限量。昨下午谈了很久，他又传达了陈伯达等同志对文艺的意见，又谈了他个人在抗日期间的历史。原来他也是参加山西十二月政变的人，那时他当排长，作家马烽、西戎、李束为当时都是他的兵。提到当时情况，又说又笑，风趣横生。
胡苏等同志分工写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5月22日 夜
晨起修改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和反省文章。

5月30日 军粮城
昨日上午在宣传部文委开会。纪念会上鲁藜发言引起方纪勃然大怒的预言，不幸言中了。会场空气异常，使我很长时间惶惑不安，手足不知所措。最后总算揭开锅盖，鲁藜说动不动就说干不了，辞职，给人的压力太大（昨天会上李、方又说这种威胁话了）。方纪也说出内心的愠怒，规定今天仍继续开会。

6月17日 夜
今夜到亢之和孙犁处谈天。最后孙谈到康濯看了《风云初记》二部的意见。康说不如一部。文艺这玩艺儿必需步步登高才行，可是作者多半把才华用在前头。即连《红楼》、《水浒》也如此。谈到创作，孙慨叹地说：这玩艺儿就是不能急了，就是不能急了！

6月23日
日后定要禁谈方纪个人问题。昨日与黄几乎吵了起来。他认定方纪一切都对，别人完全是无原则，吵了半天没有一点为人民的事！再谈无味，真理日久会更明显。

6月28日 午
正在给潘长友同志写那文，窗外突然喊一声，吓了我一抖，一看是秦兆阳同志。昨晚听说全国文联来了一帮人要到工厂看一天立刻回去，问了半天名字，没听到个熟名。今天想不到有他来，多日不见，畅谈了很久。
他说乔木同志养病看了几本小说，说文学作品不应像教科书，不应成为政策的说明书。应该成为“灵魂的工程师”。他看了《暴风骤雨》，说人物简单化，说结尾参军，公式化。土语过土，外地人不懂。
他也同孙犁的感觉一样，创作这玩艺儿急不得！

8月15日
方才我听到了一个惊人的小广播：中央党校办公室副主任周文，在三反时给毛主席上假报告，诬告正主任，当时得到毛赏识。事后弄清是假的。党校开斗争会，周文服安眠药自杀。事后党批文曰：开除党籍，葬之荒丘。周文在文化大会时专做党的工作，去年全国文艺整风委员之一，也是赫赫叱咤风云的人物。
昨《天津日报》发表方纪同志的《实践论》学习心得。字句难懂，思想混乱，对伟大民主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看法，曲解高尔基字句。今《天津日报》副刊要鲁藜写文章反驳，因为方纪的官体官风，别人如何能畅所欲言！

9月11日 晚
九日上午方纪同志在文化局做报告（拟供市委讨论者），仍纠缠在阿英历史问题。据闻阿英在华北局在写剧本，并没有反省。我们单独如何能解决清三年来没有解决清的陈账。下午讨论我提议应将今后做法提供市委。

9月12日 夜
今日《天津日报》副刊登一刘敬生文，批评我的《〈实践论〉心得》，满口教训的口气，可惜把我的原句加以改篡引证，不照原文批评，不看清原意就批评，这类批评家真可怕！

12月12日
大刘九日信收到。乔木同志对《葡萄》片批评主要之点抄给了我：“我们决不能选用临时性质的问题来做主题，也不能从一种迅速易于解决的问题中来寻找主题。主题应富有永久意义，不能只有两三年之寿命……”
好极了，乔木同志这一精辟指示，将对中国新文艺开一新纪元，也许比文艺整风更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从纪元前数百年阿里斯多德诗学即提出的问题，最近苏联文艺争论的“人民性”也是这问题，但是被庸俗的解释艺术为政治服务，密切配合现实所曲解了。
乔木同志这个批评对我正在写的小说鼓励很大。

12月28日
在开会之暇看了留里可夫的批评批评家的论文《在生活中不会是这样的》。妙极了！好极了！简直也像冲中国批评家说的。
夜到孙犁家玩，他也谈起此文，大笑不止。因为这篇论文我买了一期《文艺报》。
孙犁同志说乔木同志在二届作家到生活中去的训练班上讲话，已正式批评了《新儿女英雄传》没有思想性。也批评了得奖的《人民战士》。
（润身记录上，对《新儿女英雄传》的批评不是这样的。五三年一月八日下午补记）
又听说毛主席看了《打金枝》旧戏，说人民性非常强，是爱国主义的。可是在毛说以前，批评家认为是个不好的戏，很不愿叫主席看。
开会中间扯说一般朝鲜通讯，把朝鲜前线写得毫无困难，胜利得的非常容易，要纠正。其实战士们在潮湿的坑道里，见不到阳光，很苦，不是作家描写的那么舒服。
生活，生活还是真理！乔木同志讲话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2月29日
今晨醒来，想起昨天看到的留里可夫的论文和孙犁同志的聊天，又想到几年来内心的痛苦，不知为何涌出眼泪！几年来教条主义者打击得我已经丧失了正视生活的勇气，弄得头昏眼花，闹不清现实主义是怎么回事了。以为胜利者只需要粉饰太平！
太阳会转到东方来的，可是阳光会照在我头上？
穿衣服和洗脸的时候，忽然想起要给中央文艺党组写信要求他们给以正式评价。因为党文艺负责干部很少亲自看过。
我相信太阳会照在我身上来的！太阳的光芒会照出我身上的污泥，也会照出我身上固有的生机。我不再苦恼和等待，我要努力争取！



一 九 五 三 年


1月3日 晨
大刘看黑蛋去了，我在家看克平。克平吃李子果酱正高兴，我顺手收拾他弄脏了的桌子和椅子。椅子上有一包东西来的旧纸，我以为是他随手扔的，我也就顺手一团往纸篓投，克平突然大哭起来。我再看那张废纸是克平叠的极简单的又像旧戏书生的帽，又像城门楼子的叠纸。原来是我摧残了他的艺术结晶，他才那么伤心！
自己的创造，不管多么简陋，总是自己一番心血的结晶，自己正在满意喜悦在自我陶醉，别人谁了解自己的喜悦和痛苦呢！
官僚主义的批评家对于无名作家的创作，大概就像我这般摧残了克平的艺术，就像我这般粗暴地破坏了克平的创造的喜悦！

1月7日
给党中央宣传部的信，今天由支部转上去了！

1月11日 晨
信发出之后，心中不免乱猜起来。一猜中宣负责同志接到信后，认真审阅，最后肯定地认为虽然缺点很多，也可以说很严重，但是现实主义的。稍加修改，仍可出版。二猜复信声明在全国文联大会前要做出结论来，要修改后的稿子，拿其一并审阅，或要原来修改的计划。结果：否定前者，肯定后者。三猜最不幸的一条，官僚主义的应付，回封信说你的精神很好，应该继续修改下去，陈文虽有过火之处，却值得参考。不了了之！或者更官样文章：交有关部门迅速处理。
如果是第三条，那我只有向中央控诉了！
或者几个负责同志看后开个座谈会叫我去听听，或者申诉一下自己的意见，和陈企霞打“对堂官司”。最后肯定修改后的，给以出版。《腹地》不再骂，也不翻案了。

1月14日 晚
芦甸从京来说中央将文联试转为作家协会，作家不再由公家供给，要由自己劳动解决。一九五五年起将全体这样做，不行者改行。

1月23日 夜
今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华东交通部长黄逸峰事件的真相和华东局开除黄的决定，并以《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做了社论。社论更给《腹地》做了思想根据。社论说：“国民党的统治虽然已经灭亡了，但是它的精神影响是不会同时死掉的，它还要遗留很久，继续毒害人心……”我创造范世荣这个人物时，即是当成一个反动的封建社会的精神影响的化身来写的。在党员精神生活里革命和反革命仍在斗争着，我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写出了，不敢吹牛是预见，至少不应过分打击吧！

2月22日
过年时杨循同志来谈，毛主席因今年整党未报导，很不同意，党中弱点暴露出更可以表示我党伟大。这小广播对我的《腹地》更有利。可是杨循看了我给中宣部的信，说不过由秘书长审复答复而已。

3月5日 上午津
昨日下午到文化局学习，方纪同志说阮章竞同志说中宣部一定会答复我的。我相信像托尔斯泰小说的题目似的：
God sees the truth, But waits!(上帝看到真理，但等待！)
我还需要等待，可是我等着有盼啦！
昨天在文化局又叫我看中宣部一指示，说目前无戏剧上演节目，要求一定弄出二三个像样的工业为主题的戏剧。这是陈伯达部长专任戏剧分工以后的要求。戏剧创作也有它的客观规律性，只凭主观上的愿望，也是办不到的！
方纪同志又说毛主席说目前干部的主要矛盾是理论修养的落后和任务的重大，两者的不相称，因此学习理论是目前干部的唯一重大问题。

4月25日
四月二十日乘早车同于文同志夫妇回津。下车后不多会儿即遇方纪同志和李霁野先生来文联谈工作。午饭到方纪同志家中吃，听到一些文坛新闻。
今读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对文艺工作领导的报告（一九五三年二月），内中也提到这问题。今录如下：
……另一种是采取违反艺术规律的方法去领导创作，不是帮助作家们去熟悉生活，认识生活，了解当前的政治任务，引导作家对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发生兴趣，使他们把自己的创作要求和政治任务在适合艺术创作的客观法则的条件下相结合，而是完全不考虑作家的生活基础和创作兴趣，只是简单地出题作文，限期交卷……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必然是缺乏思想性、艺术性的枯燥乏味的东西……
刘沛同志闲谈中说习仲勋同志在全国电影会议上说：中国作家是有能力写出成功的作品的。过去没有成绩的责任，主要是领导。自从习仲勋同志担任宣传部长之后，真是处处表现出新气象！

4月30日
鲁藜同志对《战斗的人民》意见：
主题的明确性突出了，但人物的复杂性不如《腹地》……《腹地》里很多有生活气息的东西都去掉了，很可惜。

孙犁同志信从北戴河转来很有趣。《人民文学》四期屁股后边附登一批评“批评家”的文章，说中国的批评家像李逵。孙犁同志信上说李逵战斗，虽目标不明，然易于认清后即反省，且其战斗力亦实充沛。孙谓应称之为程咬金式批评：瓦岗寨英雄中，未有如程咬金之无能者，每逢上阵，连砍三斧，三斧不胜，则扭头就跑……然程咬金在瓦岗寨，号称福将，活到八十，一笑面孔，殆亦有其特色。劝我学习鲁迅的“韧”。

5月7日
十时马达同志给我画素描。马达同志的素描技术很成熟。

5月15日 午
读完孙犁同志《风云初记》二集。头集头很有气势，愈后愈松。二集可以说是一章一章地凑了。不乏很有诗意的章段。但总的企图和计划是看不出来的。他自己也说写一段想一段的写。
故意违背历史事迹的写法，不知是何用意？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台儿庄大会战，冀中尚出兵配合，孙将拆城破路写在此时，与史实不同，与史实空气不配合。这部著作才写了抗战第一周年，整个企图尚未写出，当不应过早批评。但违反历史真实的写法，在我觉得别扭。
鲁藜同志从北京回来说，京都大作家大买私人住宅。孔厥的最阔，贺敬之也买了公馆，据说都在亿元上下。

5月23日 晨
昨与鲁藜同志研究我的《战斗中的人民》为何有鸟瞰感，梗概感。我觉得我每个历史事件描写够具体的了，怎还有梗概之感？我想一定是主角的情感，主角对历史事件的个人情感的呼应、反应不够，因此像历史梗概。这是《腹地》受到批评，不敢再发散个人情绪。后来鲁藜同志到我屋问我：你是不是对历史事件兴趣太多啦！我说很对。我对历史事件很感兴趣，而对个人情感的波动不太感兴趣。我看《战争与和平》对描写库图佐夫的地方特别用心，有兴趣，而且标记起来准备将来再仔细读。可是对于私人生活，烦恼，什么偷情捉奸的事就讨厌。记得去年李离同志说描写包尔康斯基死的那一段，美极了。我还没有看到这一段，可是很奇怪，他这年青人为何对死的描写有如此大的兴趣！可见我对个人生活是不感兴趣的，连大刘也常这样指摘我。

5月26日
今上午看到《电影剧作通讯》（内部参考资料）第一号内习仲勋同志《对于电影工作的意见》最后一部分关于当前全国文艺创作的意见。我看到对文艺批评家的意见时，感动得流下泪来。真是的，陈企霞式的批评家除了没说出“你们还活着干什么！”这一句话以外，似乎其它的难听的话都说啦！
从习仲勋同志文中看来，文艺创作者尚能有一线生路！

6月4日
鲁藜同志向我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尼•尼基丁的《北方的曙光》，是他幼年时的生活。这颗“种子”孕育了近三十年，在苏德战争胜利后才写成的。鲁藜同志鼓励我还是把冀中，把反日寇“五月大扫荡”认真地写出来。我早有此意，听到他的建议，又将尼基丁的创作经验谈看了，更确定了我的决心。

6月11日
昨夜看影片《被开垦的处女地》，一九三九年出品。肖洛霍夫的描写，的确是勇敢的。
阴谋面的暴露有甚于我的《腹地》。

6月14日 晨
散会后鲁藜同志和景玉梅同志都说全国文代大会第二次会议，七月十五日开。那么上毛主席书最好提前发了，否则在文化会前解决不了，就会一拖下去，又成了石投大海！
第一次文代大会的痛苦经验教训也应当吸收：开个党员大会，党组书记报告一下这次大会的目的，于是限制发言范围，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同时再由负责人根据个人喜爱划定圈定几个人和领导上见见面，提些拟定好的意见，就算实行民主了。所以，先把信发出，毛主席反正不会再有官僚主义。

6月18日 晨
昨夜到孙犁同志处，拿去对《腹地》的辩护一文去叫他看。闲扯起来。他说他看到周扬同志在电影会议上的报告，周扬同志说文艺创作何时能好转，很难估计。孙开玩笑地说：我听到这种说法，难免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的确，过去的领导方法，过去领导上所提倡、所推崇的批评风气，爱憎标准，弄得文艺界这般垂头丧气。真是自食其果，不能不令人有“幸灾乐祸”之感。

6月22日 晨
大刘昨晨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两则看后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那样性格（辛大刚）！这话倒是提醒了我不少东西！
今上午就要发出这封信。
那天和孙犁同志闲谈，他说现今某些同志（支持陈企霞的领导人物们）可能感到对过去否定了的东西，应有新的办法，但是为了个人威信和面子，不肯重新再提这些事，冤枉了的也就冤枉了算啦！
他们这般尊重个人的面子和威严，可是被冤枉了的人的情绪呢！
我一生不会再有比反“五月大扫荡”更深刻更熟悉的题材和生活，我不能不把这事当生命来关心！
信是发出去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这是一线曙光！

7月1日
上午又将毛选上的《论联合政府》重读完。上毛主席信已发出九天了，难免老想：这封信的运命，估计有三个前途：一是秘书看了“交有关部门处理”，“有关部门”一见“刁民上诉，脊杖四千”，将那两篇学习心得公布于刊，动员一批打手攻击一番，证明他们代表群众意见；二是毛主席授命党的文艺负责者亲自看一遍，给以指示，或者开一个座谈会，提出一些优点缺点，经过修改还可以出版；三是毛主席亲自看一遍。第三可能性很少，第一可能性也不大，第二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传闻文代会又延拖到八月开，乔木部长正在准备一个报告。会上有的说要讨论荣获斯大林奖金《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和《三千里江山》。有的说只讨论《三千里江山》，剧作家讨论《春华秋实》，诗人讨论李季新作长诗。
是否就在八月开成，一般人没有信心，因为这个会一拖再拖，从去年十二月拖到今年八月了！我估计我的命运是在乔木报告中提一句：《腹地》也有缺点，企霞批评也过火，于是不了了之！
但是我要争，如果要想马马虎虎地把我压死，我是不能情愿的！今天向党的生日庄严地宣誓：如果弄不清个是非曲直来，我就自甘退缩，算不了个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上说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
我要求进步，我要求改正错误，可是领导者不指给我明路，错在我身上吗？

7月6日
上午接到党中央宣传部的复信：
你来信征询对你的小说《腹地》和对于这部小说的批评的意见，很久未能回答，因为做这样的回答，必须有较多的时间阅读你的小说及全部有关材料。同时我们认为，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的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讨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全国文协今后将经常举行作品的讨论，这样才能给作家以切实的具体的帮助。想你一定也赞成这个做法。
——中宣部办公厅 七月一日

这是上毛主席信起了作用，也正是我所希望的解决办法。

7月9日
今上午重读陈企霞同志对《腹地》的批评，并写逐条笔记，以备座谈会之用。

7月12日 午
立高同志到海边游泳，说丁玲同志在保一路十二号。送走家芳同志后，立刻到那里去。丁玲同志向来不爱打官腔，很天真很亲切地说出了对文艺创作的意见。她说文艺创作的领导是自己，别人的意见接受与否，自己应有完全自由。她说她很不高兴拿原稿叫别人看，热心的同志乱出主意，弄得自己不知道听呀还是不听！她说李季同志新写了长诗，已经经过二百多人提意见，改得不成样子了！特别是诗，没办法听别人的意见！
她对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下了很大的功夫，谈起来差不多个个的特点都很熟悉。她批评王血波同志说，人是好极了，可是只能做个小秧歌舞，散文的底子太差了，歌词太多陈套成语。写了个歌剧，前半写乡村写得还好。
对徐光耀同志：《平原烈火》把生活本钱花光啦，到朝鲜呆了一年，从来信上就感到收获不大。回来了，总是辛苦一年，不好打击情绪。银行存钱，年轻的爱人，名望……害了他！应深入长期生活一下再说。
谈到《腹地》，她说在张家口时，张庚同志宣传得很坏。后来就不想看了，怕卷入争论的漩涡里去。陈企霞的批评，文协看过《腹地》的人都看过，同意发表的。因为当时看着这本书销售得太快。
她劝我新写的这个，不要慌，要细致地写。她还要下到河北农村里去。
今晨黄敬、范瑾、吕司令、刘沙等来海滨过星期日。范见我们即告一惊人消息：联共开除了第一副书记贝利亚的党籍！真是惊人的消息！
范又说，冯雪峰同志在学习会议上批评老舍不应当听别人的意见，把《春华秋实》改了十三遍！说这种态度就不对！范说这些批评家真成问题。
冯的主张和昨夜丁玲同志说的差不多。我感到那样的态度，和列宁的反映论是背道而驰的！别人的意见必须通过个人的思考，变成为自己的才行。但别人的意见，无论如何是帮助自己更深更正确地认识客观的！我是别人的意见，喜欢“听”，却不一定“从”！

7月16日
昨天写完对企霞同志的批评接受与反驳的逐条意见。今日开始读曹译《保卫察里津》。原本打算先读二李写的《地道战》，营养未免太少，不愿读下去（将来一定要勉强读下去）。

7月27日
鲁藜同志又听见芦甸同志从北京来听到的小广播说：全国文代会一再推迟的原因是“大人物”要研虑文艺方针问题，照过去那样搞下去，怕不容易好转。
又出了本《作家通讯》，转载了习仲勋同志在电影会议上的报告。

8月8日 午
将《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叫于文同志看。对文字本身没意见，只是提出了思想方法叫我考虑。他同样提出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特点就是看缺点容易，看消极方面深刻，而对积极的新生的主导的面看不深刻。最初我很难同意，因我同样反问荣军辛大刚为何就不算积极方面？他最后的论证力量仍不外举出党委——从村到县没有一个好的代表。我提出自从马林科夫报告中提出今天也需要果戈里和雪特林后，不应把对丑恶的仇恨当做小资产阶级只是主观过高要求的思想方法。可是后来他问我：你在写范世荣时，心里是否有三个以上的好的典型的村支书呢？我说没有。他立刻说：如果你脑子里有三个以上好的村支书，那么你再写坏的村支书范世荣，情况就不同了！这论证很刺激了我，这缺点正是我当时的致命处！
后来他问我：难道今天提出当做旗帜劳模就没有缺点吗？为什么只提出他的优点，而不平行的举出他的缺点呢？
于文同志这一点指正，帮助我很大。过去黄敬同志也常常批评我总爱反映消极现象！但是做为一个既成作品来看，《腹地》是否能而且应该生存下去呢？我仍然坚持着自己的看法。

8月10日
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八月七日来信征求“对有关《腹地》讨论会的方式及出席人”等意见。今已复，意见三条，最后要求将讨论会的各种意见照原记录公布。

                                                       8月17日
昨午到休养所，吴、于等已回津，受不了连阴天。见方纪同志，他说七月底林默涵同志到津，访孙犁同志，孙闭门不见。又遍访方纪、马达及市宣郑部长，也找我了。找方纪同志时谈到对《腹地》的处理。方纪同志主张党内先对《腹地》有一正式决议。如弄到大会上，万一不妥，对王林精神和身体上影响太大。这几年把他弄得够呛！林回答得很含糊（方认为他从来不如此），说不这样（开讨论会），还有什么办法？
全国文协信是八月七日写的信，方与我都估计是林回京后才发出的。先试探一番。
方又谈潘甫罗夫的《为和平而战》（得斯大林奖金者）暴露性很大，认为我们写的算什么！方对近几年来文坛很不满，谈到孔厥的张狂和违法乱纪，以及文艺领导上的纵容和捧，气愤得眼里流了泪！
他估计陈企霞等的张狂和否定一切，要是没有有力者的在后台支持，不会如此！从那次和丁玲同志谈话中也可以看出是有计划的打击一下。丁玲同志不明明说出是看着《腹地》出版后卖得太多太快了吗？丁玲同志的确是个真纯的人！
方纪同志说还是有宗派。宗派不宗派我不知道，可是顺我者昌，逆我者死的气焰是我切身体验到了！
方回去将我回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的信大意，与鲁荻同志闲谈起来，鲁说态度太硬，那伙人要想打击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想：我还怕什么打击？除了汉奸、托派、反革命等名词欲加而不能加之外，中国字典里还有什么难听的词句没有加在我头上！再打击还能打击到什么程度？我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除了锁链，没有什么再可丧失的” ！
周扬等部长向天津借房子，说来海滨，可是还没有一定。如有机会见到面，我只提一个问题：《腹地》是否应该成为禁书或黑书？理由何在？成为禁书！或不应成为禁书。如成为禁书，我要求明文公布，其它问题，一概不谈，将来到讨论会上也只提此一问题。

8月18日
今天看完了李克、李微含写的《地道战》。据王亚平同志那天说李克是冀中一区干部。鲁藜同志说李微含过去在鲁艺，曾写过色情的小趣味的小说而受过批评。
这部近二十万字的小说，可惜没有一个人物能留在记忆里。对冀中抗日战争——五月反大扫荡后的生活，有的地方很熟悉，有时又很外行，很不调和。例如五月大扫荡后抗日党政军民干部活动仍是白天，而且出事故也都是白天。而敌人反倒是黑夜经常活动。
生活细节当然不是一部作品主要关健，可是生活细节不真实就要丧失真实感。

                                                           8月20日 晨
昨日托高振山给方纪同志送去《战争与和平》两册，带回信说：稿子三篇看完，“那两篇辩护文章很切实，有内容，那个提纲太零碎了一点，而且处于被动。我的意思是：除了应该承认的几点外，应采取主动，对批评本身提出批评……”方纪同志所见极是，逐条回答批驳陈企霞那篇文章的《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是会“把自己陷被动可笑的境地”。
信中又说周扬同志已来海滨，住安一路原丁玲同志住过的地方。明知道双方见到无非是互相提高警惕地打官腔。可是还得去见一趟。
拖久了再去，怕不合适。阴着天下着雨去，又像心里急于求见。还是晴了天再去，说几句文艺界的官场词令后赶快想法脱身离开为妙。语多必失，反会伤身！因说话过分率直，一生给自己招祸不少，难道还不引以为痛吗？

8月21日
昨晚同方纪、李霁野、劳荣等同志到文化部休养所见周扬同志，同时见到沙可夫同志。原打算共同打一官腔就算啦。周问方文艺界情况，方纪提到我，于是后来我把心里的话也全盘端了出来。为什么闷在心里呢？
周尚劝我只要自己认为正确的，不管别人怎样批评，也可以坚持。即使当时出不了版，将来也会出版的！我笑了笑回答说：一个作家还要吃饭，孩子一大堆也要吃饭，公家不是就要不供给了吗？再一说，坚持久了，自己也会怀疑起自己来的！
总之我是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从八点多谈到十一点半。最后出了院，方纪说：看样子还是愿意了解情况解决问题的。
周叫我们把材料迅速写出来，在两三天间寄给他。他今晨就要回北京。二次文代大会的报告，正在修改。方纪负责起草，写成文字，生动的感性东西可就不多了！

8月23日
果然讨论起来那封信怎样写，只是枯燥的几个大原则了。我认为习仲勋部长的讲话已经都生动地指了出来，主张写信表示完全同意习的意见，而希望见诸实行。立刻找出《作家通讯》第一期节录来看，方纪同志看着看着就朗诵起来（我怀疑他早先没有亲自看过），觉得我们说半天也不如习的讲话生动和深刻。
周那天晚上总是批评歪不压正，我说这一点儿我始终搞不通。后来他听到黄敬同志对《腹地》的意见，建议我把党的作用改写得好一些，方纪同志插嘴说把黄敬同志听到村支违法乱纪后的激怒描写出来不就很好吗？回来后想来想去，过去也曾想过《幸福》的妙处是斯大林的出现，于是想到：把刘屏改做黄敬（应化名）不就可以表示出党的正气，而使过去一般同志都感到的沉重的压力，不就可以冲散了吗？

12月31日 在津
上午市宣郑副部长召开党员文艺骨干开会，讨论如何根据全国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改善文联工作。二次文代大会精神是保证创作，使专业创作者脱离不必要的行政工作。而郑部长谆谆宣扬行政工作并不能影响创作，并解释不担任行政工作就是脱离党的总路线而在世外桃源中静坐“闭门造车”。（意思是如此，语句当然不同，总之与过去强调行政工作，把文艺行政视为比创作还重要，对中央今天的总精神似乎不完全符合。）方纪同志就以身作则，现身说法，证明自己身兼十六要职而仍能每日夜间从八时创作到十二时，且有了六七万字的成品可以炫耀。我争论不已，认为方纪式的才能非一般人可及。
今天是一九五三年最后一天了，一九五三年虽然完了《战斗中的人民》基本工作，也写了《金达莱》，但一年来只出版了一九四九年旧作《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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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继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文艺十七年》继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文艺十七年》继续在《新文学史料》上连载

王林日记 .文艺十七年（之三）

                                                                          王端阳  编录

编录者按：父亲1954年和1955年的日记，字数都比较多，特别是1955年，那真是个多“事”之年，政治斗争不断。天津开展反胡风运动，不仅揪出了阿垅，还涉及了鲁藜、卢甸、李离、方纪、包括我父亲等一大批人。其间还穿插了“冯文彬、杨英反党事件”。为了更多地保留这方面的细节，我有意将关于我父亲的创作情况、意图、苦恼都删减了，特别是关于《腹地》，过去已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就都略掉了。


一 九 五 四 年



1月14日
上午到云南路招待所向周扬部长汇报。不久，李霁野、李何林、劳荣等同志到，孙犁同志因整理一稿未到。
周扬同志听后有一列三点指示：
……
对于我，鼓励我好好写冀中。写敌后抗战的还是不多。从北戴河回京后看了看陈企霞的批评，态度是不好，可是对搞批评的也不能打击过火了。现在全国创作空气造起来了，批评还是不起劲。我问作家协会尚未讨论《腹地》何故，他说可写信问问。
对孙犁同志《风云初记》开头，认为抗战初期的气氛写得很好。二次文代报告起草，本来提上了，后有人提意见又删去。周认为孙犁的写法像《三千里江山》。
最后握手告别时，劝我好好创作。

2月15日 在津
（十一日）午到黄敬同志家，本来为了看一看他的母亲，不料伯母仍在天津。
午饭后黄把我接到他部的办公室，从一时多谈到近五时，谈了几乎有四个小时。曲汉说他那么忙，时间那么宝贵，和你谈了四个小时，感到惊异！张逢时说：“黄真正是关心你，希望帮助你搞好！”
黄跟我谈的，还是我的病根子：为艺术而艺术的旁观者态度。这态度主观上认为忠实艺术，实际上不忠实艺术，因为用这种态度创作不出好的小说来。
他说我基本问题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他认为我的个人主义，不表现在自私自利上，也有正义感，也热情。但是，你的打算，不是从党的需要出发的。
怕这个怕那个，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清高自守，为了什么？是为了党，还是为了自己？
如何为了党，为了人民，那么，什么名辱、成败、谤誉、能力大小、苦甜，都不要顾虑，如果人民和党需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做，用尽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才不是从个人主义出发。
我说我和张逢时局长商量过，我想到洛阳拖拉机工厂长期呆下去，不能做大事，愿做教育啊，工会福利工作的小事试试。他说这仍然是世外桃源思想！他真是一针见血。自从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秘书处回信后，精神十分沮丧，决心改行，决心找一僻静地方长期待下去，写一些过去参加过的斗争，回忆一些历史故事，再帮助一下工厂就了此生了。确实梦想找到那么一个世外桃源——无产阶级文艺工作者的新的世外桃源！却不料刚一提，他就一语指出了！
他警告我，那里是斗争，而不是世外桃源！
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但是他怀疑我的决心，他说天津市总工会工作一段，使他有此怀疑。我说从进天津第一天起，我就不同意在上层，矛盾是一开始就有了的。
最后我说了心里话：文艺界专权者对我的态度，实在使我苦痛和不愿再继续干下去。写完《战斗中的人民》，我再也不愿继续干下去。

十二日上午到文学研究所访玛金和田间同志。北京作家目前趣味似乎是如何买置房子和古玩字画。午饭田间同志请客，吃湖南小馆，味很美。这是鲁藜同志积极发动的。
在去小馆途上田间同志才说梁斌同志来所了，饭后急忙去找他。
他的长篇《激流》，约有二十四、五万字。是抗战期间写过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发展的。他希望我立即看一看，但我已经买了火车票。只是漫谈了一些写长篇的经验。

4月1日
今晚饭后到孙犁同志处。他说近来文坛一大事，是路翎从朝鲜回来写的几篇小说，在《人民文学》登出后，大受《文艺报》的捧，中宣部认为有重大问题。开过一个座谈会，要康濯执笔写。但不知有何大问题？因原作也未看。
明年要有一批文艺作家不吃公家包干。孙犁也说对自己专业化问题也感到没底。旧有的生活写完了，新的生活也没有。

4月3日 夜
今晨八时三刻忽党委电话通知，今上午九时在市委有重要会议。急忙跑去参加，礼堂门口警卫甚为紧张，凭证入门前，还发文件。有负责警卫的人，走近看都被请到远处。文件上封面上有：“高岗问题”……“饶漱石问题”……角上并有“绝密”字样。我心里就跳了起来，未等细看内容即入会场。会议刚开始，掌声刚落，黄火青同志正开始报告。黄一方面报告，我一方面看文件，真是令人大吃一惊。目前看四中文件有所感有所怀疑。不料竟如此严重，更不料竟出现在此二人之手。
正如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说的，这问题闹大了，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真是毛主席嗅觉灵敏和处理果断及时，又给党做了极大贡献！
同时，我又阿Q式地想到我在《腹地》所描写的范世荣式人物，不仅在基层组织里有，而且在所谓领导人物中亦有，而且更有甚焉者！《腹地》的生存权无论如何我要争！
今日只进行了一半，听了周总理对高的分析录音和黄火青同志头尾两次发言和补充。明日听关于饶的报告。
惊人！惊人！
我一方面吃惊，我又觉得我在小说《腹地》中早预料到了。但是为何《腹地》那样不能被人理解？可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在所谓领导人物中竟有范世荣式的出现！

5月7日 夜 又记
晚上同鲁藜同志找孙犁同志去，遇见邹明同志。我夸赞我近日看过的匈亚利两个片子。孙犁同志问：中国创作上不出色的原因是什么？我干脆回答说：正如鲁迅早说过的不敢正面现象！像《战斗的洗礼》上群众的骚动场面，中国作家写了，陈企霞式的批评家会像鲁藜说的用唾沫淹没你！孙犁接着也说萧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时艺术的修养也不是了不起高的。
鲁藜同志昨日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的两首诗：《骆驼》和《日出》，是我看到的他的诗，感到最好的。骆驼颇有气魄，颇像自况。

5月20日 夜
芦甸同志从京来津，闲扯起来提到周总理出国前在文教会议上的报告，说解放以后最大的、最有害的一种思想倾向是一片光明主义，使我们青年一代不知道光明怎么来的。认为光明是很容易得到的，这样使群众经不住大的风暴。

5月23日 晨
昨日下午照例开小组讨论会。最后专门讨论创作业务和行政工作的矛盾问题。
以后还要检讨鲁藜同志……鲁藜同志的个人主义情绪，从他对方纪同志的“势不两立”的情绪上看得很清楚。当然他俩的关系不好，是从具体事实上产生的。但是，方纪个人不能代表整个天津。同时也有进步，如方纪坚持不执行党的方针对人对事，我们尚可以直诉中央。但是鲁对方的态度，由对事变化最后是对人。不是对方纪某些作风势不两立，而是对他本人势不两立。同时自己也言行不够一致，但总认为是方纪所致。

又记
鲁藜同志这种个人主义情绪不仅影响自己和方纪个人间的关系，如果仅只影响二人间的关系，调离地区工作就可以解决了，而是要影响鲁藜的创作气氛，《骆驼》就有一种拜伦式的个人孤独感。
据马达同志过去闲谈，鲁藜同志到各处（如到朝鲜）和领导上和同志间都有不调和的问题。可见调离天津工作也不一定不会仍然发生和方纪那样的问题。当然领导作风好的地区，也许会减少些，但是，有一定缺点的干部在中国目前还是占多数。
据王曼恬同志闲扯时说鲁藜同志到解放区后并没有参加很多斗争。可是他不愿深入群众，而愿闷坐斗室之中写读哲理的诗。……我们的脑子如果脱离了生气勃勃势如长江大海走向社会主义前景的人民和现实，必然成为小我的个人小圈子的客观和主观（主观在外人看来也是客观之一）的俘虏。这条道路，不管鲁藜同志本人自觉不自觉，自愿不自愿，是这样发展着，而且必然会这样发展着。
鲁藜同志很富有诗才，很敏感，也很热情。但是脱离了群众，只是和冯大海、李黑、李离、阿英、陈亦门这些人物来往，敏感和热情也只能反映这些人和自己的情感，诗才也只能为这类人物的精神产物和欣赏对象。出路只有毛主席的一条，深入群众，深入火热的斗争中去。这样诗才、敏感和热情才能成为群众的精神化身，也才能为这些人——人民群众所去爱。
如果我这样提出，鲁藜同志会当面欣然接受，问题在是否实行。

5月29日
鲁藜同志在小组会上的检讨报告：
一年来，消极的个人主义。（光从缺点方面看）对困难抱消极情绪。想离开这地区而不可，产生逃避情绪，跟领导上某人搞不好，只好走开。颇似高岗要到某地挑大粪一类不好情绪。靠个人技术职业吃饭的个体劳动思想，自以为“不买账”。个人毛病，口直心快，不肯敷衍了事，不顾客观条件，任何时代坚持真理。个人情绪，一说就冲动。关系搞不好，我负一部分，方纪同志应负主要原因。后来我产生消极的个人主义，责任在我。我从十三岁就过个人流浪的独立生活。党应该依靠，但又觉得没有依靠，是否不相信党？这是把某个人和党混同起来。有崇拜个人领导的偏向，因某领导人有缺点而对党疏远起来。
近来不安心工作就是这原因。自以为很难取得领导对自己的谅解。有些流言毫无根据，近似造谣诽谤，使我再不敢到文化局去学习。这是文化局某些人不慎重，说话不检点。这就是不能再在天津工作下去。在方纪领导之下工作实在很难忍受。会上不能不谈，一谈就碰钉子。

6月2日 晨
鲁藜同志昨上午给我留一字条：“准备明早回京，无论如何自己要努力将创作计划完成，再准备较长期地投入生活——这次同志们的批评对我极有启发，我深感自己的脆弱。好在我尚不至懒惰，尚愿意吃苦，尚不甘落后。”可是晚上找我聊，又告诉我一个小广播：清算路翎小说（描写志愿军的）的经过是这样的。《洼地上的战役》在《人民文学》上登在第一篇后，刘白羽在青岛养病，看了认为把志愿军的纪律写得太可怕了，写信给周扬部长。周部长这才看。于是指定华北文化部副部长侯金镜执笔批判路翎最近发表的描写志愿军的一切小说。侯执笔写出后，已向《解放军文艺》宣读过，准备在《解放军文艺》上登出，号召全军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展开批判。鲁藜同志觉得这种办法可怕得很。向他泄露这消息的解放军文艺社编辑某甚至于痛苦地劝他：你趁早离开北京吧！这地方呆不得！我是没有法子，我有法子立刻走开！
鲁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将来会写出这件可怕的史实来。他认为路翎那小说虽有缺点，却动机还是为了歌颂志愿军。只是没有歌颂到十分好处，却也含着很多美化的诗意。
我还没有看这篇小说，一定要看看。不过，领导上的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政治化”了。难道路翎这小说就包含着那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吗？
鲁藜对方纪，认为不离开天津不行。可是，到了别处遇见上述事件又该往哪里再离开？

6月13日
近四时到工人医院，梁斌同志走了，回津。他把故事向路一同志谈了谈，路一说梁斌要写四部曲，而第一部主人翁是老头，如何能支持四部曲，路一首先认为人物上就有问题。

6月19日
看《梁红玉》时遇梁斌同志，昨日畅谈竟日。夜间郭春源、杨循等同志找他，他从郭口中研究了一下“七七”事变后，梁南下后蠡县党发动群众的情况。最后表示回京整理一下第一部曲后，下个月即开始写第二部（共拟写四部）。我劝他还是努力将第一部臻于完善，出版后至少再思考两年再写第二部不迟。梁微笑不以为然，初写勇气是大。

6月24日
昨夜到孙犁同志处，他说梁斌同志写的小说，在水平以上，比李英儒同志的《战斗在滹沱河上》水平高。可是梁自认有拿手的高蠡暴动和二师事件，写的并不见佳。他是把那历史事件近代化了，近代化得削去了历史个性。自以为提高了，结果弄得一般化，移何年何代也可以了。人物都还成功，正面与反面都可以。

7月26日
今日全天分团讨论市委候选人名单。下午将结束会议时，方纪同志提议我也应列到候选人中间去，王血波同志也立刻附议。我解释我的政治冷淡性的弱点和业务上的特点——深入群众等等不适合的原因。王血波在我说话后仍然主张我加入候选人内。
这当然是对我个人的一大鼓励，但对我《战斗中的人民》的最后完成上不能不产生矛盾。比如，当选之后立刻就不能照预定计划去北戴河修改。

8月19日
今上午孟庆山司令员来，谈起孙犁同志写的《风云初记》来，臧伯平市长看了这小说以后向孟司令说还有你呢。孟看后不满意，特别是其中高庆山以一个红军老干部看不起吕正操几句话不满。他说一方面与事实不符，一方面表示长征老干部在原则上不正确。他说吕从南边回冀中时，他已经拉起很多游击队，吕当时不过三四百人，孟立刻给吕补充千人以上。后来孟拉起游击队，吕收编、改编，甚至对有老党员亲自掌握着的韩玉堂部（在安国）实行武装吞并。第一次提出谁当司令员时，孟首先提出叫吕当正的，自己当副的。

                                                          8月26日
晚找孙犁同志，他说梁斌同志在《北京日报》和《天津日报》先后节登两篇，有些儿冲昏头脑。他跟我的意见相同，还是冷静地好好删改一下，不要着急。
杨循同志看了《游击队诞生的日子》说：“写的那是么呀！”

9月28日  夜 又记
夜到孙犁同志处玩，他正看王充的《论衡》。王充闭门谢客二十年才写出这部《论衡》。我说《文心雕龙》写的好，他说《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个和尚。可见工夫不纯，质量是提不高的。
提到工作和生活，孙犁同志说新女性要求丈夫的是：事业越崇高越好，生活越庸俗越好！这话太精辟了。

                                                       11月4日  夜
郭鼎同志在北京听了关于批判俞平伯的报告。据说发动这次思想斗争又是毛主席亲自做的。毛主席说《武训传》批判后资产阶级思想并没有肃清，又说学生们马列主义倒多些，专家们倒少。在《人民日报》袁水拍同志批评《文艺报》那篇文章，是周恩来总理发言内容。鲁藜同志说袁素来圆滑，那篇文字态度那么硬，一定有后台。果然猜着了。
李希凡、篮翎二人是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最初写的那文章，先投寄《文艺报》，《文艺报》不给发表。后在《文史哲》上发表了，得到领导上欣赏，《文艺报》才勉强登出，编者却又加以贬价的按语。
我对李、篮的第一篇文章，可惜今天才找出来看。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钟洛的文章，只听了鲁藜同志的朗诵，自觉对《红楼梦》外行（过去连看完都没有），一向又嫌它太“儿女情长”“诲淫诲盗”，不如对《水浒》、《西游记》喜欢。对此次批评思想重视很不够。那天又受鲁藜同志的影响：“向俞平伯要什么马列主义！我看他们是用教条主义反倒实验主义！”那天招待意大利文化代表团时，李何林同志说要像搞《武训传》批评一样搞一搞吧，我反倒说不会那么严重吧！可见我脑子里还有胡适之资产阶级思想的地盘！
今夜开党小组会，我提出大家要认真学习党报发表的文章，要利用这机会肃清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残余，并推鲁藜同志准备写一专文参加此次思想斗争。

11月6日
昨日下午市宣郑招集方、孙、鲁、王等组织一领导参加《红楼梦》批评的小组。席间方说李希凡、篮翎是山大学生，一个二十三岁，一个二十一岁。《三十年来第一枪》那篇文章先寄给《文艺报》，《文艺报》不登，转寄给《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又不登。后来发表在《文史哲》上。毛主席看了说青年马列主义倒多些。传出去，《文艺报》不得不转载。转载时却加了那么一个臭名昭著的按语。
鲁藜同志说半年前陈企霞已脱离《文艺报》，这次《文艺报》犯了错误，他立刻成了新的积极分子反对《文艺报》，一方面声称过去自己写的批评文字都是奉命写的（只有一篇是自愿写的），一方面组织文章清算《文艺报》。我恨我“创造”的反面人物尚不如此之“反面”。

11月12日
昨日晚七时在文化局开讨论会，响应中央对俞平伯资产阶级思想批评。孙犁同志发言甚精辟。我这和孙犁交游十七八年中第一次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不算在课堂上讲书）说那么长的话。鲁藜同志发言很激昂，但标语口号多。

11月30日 津
今上午接到全国作协长途电话，叫我和陈亦门并通知方纪同志星期五上午九时在青年宫读文化界几个元首关于这次学术运动的发言。我想就是郭老、丁玲等同志的发言了。我实在不想去，可又有点儿矛盾。听一听他们的谈话，改变一下自己的情绪，却又觉得很不愿只听说话不见实事。一直拿不定主意。

12月9日
昨日方纪同志给我按着他的记录谈了谈前日晚与昨日上午中宣部关于此事的会议。今日上午九时半开会，主席茅盾，发言的有陈企霞、路翎、丁玲、冯雪峰等。丁玲发言中说她在张家口时候就听见对《腹地》的风言风语，所以后来见到陈企霞的批评文章，也认为所见略同了。可见张庚、贺敬之等老爷对我的中伤、影响和作用之大。要没有这次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思想批判运动，张、贺、陈等的舌头保准压死我了，因为他们的流言使得文艺界大人物们再不屑于看《腹地》。
午间康濯同志请我和邹明同志吃湖南馆。我表示不愿再改或出版《腹地》，他说不改出版不好，不改也不出，也不好。我正为此矛盾。

12月11日
昨日晚到孙犁同志处。他说与丁玲同志给我信同时，康濯同志给他写信说丁玲同志看了《腹地》后与康濯同志意见一致。






一 九 五 五 年


1月4日
上午同路一同志找孙犁同志，在他家吃的火锅，这个铜火锅在孙犁老家中就用过。
十二月二十七日写的信，孙犁给了我，孙说路一这封信很解决问题。信上对《腹地》这样写的：“我觉得这书很好，虽说前半部部分人物消极了些，其历史价值是不可忽视的。”对我们俩的前途他说：“你们两个人以后写农村还是写城市？如果写城市，就近有生活。如果写乡村，现在正值农村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就速速下乡。历史是不再重复的，过了这个村可再没有这个店。如果不积极地去生活，你们会后悔的。”

1月21日
今日《人民日报》登载了鲍昌同志《我们必须和胡风的文艺思想划清界限》，对胡风唯心主义思想揭发很有力。鲍昌同志是天津文艺界一新生力量。

1月27日 夜
昨天在游泳池遇见吴德同志，他希望我把冀东大暴动的英雄史实写成小说。我说不是有电影局海默同志找你谈材料准备写剧本吗？他说海默想用侧面反映这一材料，不一定行。吴德同志还希望到新工作岗位的长春后叫我到长春住着去写。最近到北京红十字医院治牙也带我到京好利用空隙谈这材料。
他希望我花上一二年时间把它写出。我的企图，能把这材料写成可以发表在《党史资料》的文字即算第一步的成功。目前即插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实在感到畏惧。
冀东暴动的几个领袖，如杨十三、李楚离、孔庆同等人都熟，还有高大夫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也素来熟。吴德同志说整个暴动的组织他都亲自参加，到八路军去接头也是他去的。因此党的领导作用，从吴德同志说来比杨十三等党外人士和做下层工作的孙庆同等更具体和深刻了！
当时我想材料虽好，历史意义虽大，但是容易流为史料。后来回家突然想到如把苏峰同志的故事穿插在冀东大暴动里，即可能发展成历史小说了。

2月2日
那天见到孙犁同志谈起他修改《风云初记》的计划，他说他又看了一遍，把好的章段留下，把不好的删去一部分。我说那么来就会在修改时为这些好章段而安排故事。不如先安排好大的故事架子，而后再进行取舍。他说有的片段是舍不得删去。
他说《文艺报》一二合刊上登的高尔基的几封信真是有远见。今晨借来看，真是解决问题。高尔基逝世后争了近二十年的问题，其实早在高尔基心中解决了。

3月8日
上午在市宣讨论改组文联与批判胡风思想问题时，才知道史东山是自杀的。这个怕死的美国生活方式的人也怎么会自杀呢？据说很复杂：对文艺整风不满意，又有个恋爱问题。

3月10日
今日午上车站欢迎考涅楚克和华西列夫斯卡雅夫妇作家。
下午陪他们参观针织厂和第一文化宫。他们和劳模刘荫福等谈得很愉快。晚上黄主席欢宴他们，饭后看影片《渡江侦察记》。
午饭时考氏说欧美资产阶级和白俄今天还在交易所里用旧俄时代股票做交易。李霁野先生说蒋匪外逃资本家也用大陆上的地产契做买卖。我说从这些地方看来，我们的讽刺文学真正是大大地落后于现实。考氏说我们就是太缺乏讽刺作品了。我说讽刺戏被他们演绝了，演得我们没的演了。他们大笑了起来。
与工人谈话归住处后，又谈起话来。他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近状很感兴趣，问我，我就说了说。晚宴时他向黄主席等说创造典型正面人物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伟大任务，可是并非易事。最后笑着说他好似也替中国作家向党委和人民要求谅解。
敬酒时我说我代表《虹》和《前线》的读者，并声明我和他们是徒弟与师傅的关系。最后并且代替我的妻子——《前线》里唯一一个女角色，她在敌后方表演过，代替她为他们干一杯！考氏说祝福她。

3月11日 夜
考涅楚克说创造典型形象非大胆不可，但是没有生活而大胆就要歪曲生活。有了生活还要有勇气才能创造出概括性的典型形象。
又说讽刺反面东西，要在反面东西刚要萌芽状态时就像火一样把它烧掉，才对社会有用。我心里想那就更得有勇气，因为反面东西尚被少数人发觉时而你写出来，非被所谓批评家骂得狗血淋头不可！
谈到他写作《前线》时很有趣。他从前线上回到后方用一个月写的，直接得到斯大林同志的指导。他谈到苏维埃时代的喜剧、讽刺戏和旧时代的果戈里、谢德林不同之处甚精辟。
开会前我将他在苏联二次文代上的副报告读了读。他今天的谈话在那个报告里都有了。可是见本人当面一谈，把他个人的风度：健谈、洒脱、幽默（正如他说的没有“幽默”就不能建设成社会主义）感受到，真是文如其人。我们先见文后见人，也就觉得“人如其文”。

3月25日 夜
今日到京听孙定国同志关于辩证法的讲学。孙定国同志把胡风的根挖到厨川白村和柏格林身上，不仅挖得深，而且对我是一极大警告，因为过去曾对厨川氏著作有好感。

3月30日 夜
今天总算把《站起来的人民》打印工作突击完了，明天即可订装几本分送程（子华）、黄（敬）、吕（正操）等，并可在后日给大刘等带到京去提意见。
今天开党的小组会，从接受韩子敬、宋罗岐等事件而开展自我批评。鲁藜同志说我爱发脾气与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有关。这问题是自己的大病，为何改不了！主观、片面真是不易锄掉！

4月8日 在津
四月一日晚在黄敬家遇见老友周小舟同志，他现任湖南省委书记。他听我说在写小说，问我还那么消极吗？可见我在他心中的印象。
范瑾从机关带回几本关于胡适的材料，一本是日记，一本信件。据说是他的儿子偷出来献给革命的。这个“不肖子”在人民大学学习。这件工作对人民正确认识胡适贡献殊大。日记中暴露了胡适在抗战初期如何无耻地与汪派勾结，并把一切屈辱投降的希望寄与汪派的高崇武。信件中有苏雪林为蔡元培署名给鲁迅治丧事给蔡元培的信原稿和胡适为此信给苏的信。看苏信令人毛骨悚然，而胡适的方法却比苏更高一筹。什么叫阶级感情的尖锐对立？什么叫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党性？在这封信上再尖锐不过了！

4月22日
今夜看了军委文工团演出的《万水千山》，《抢渡大渡河》最好。人物以罗副营长、赵连长（后升营长）、王连长和果果族老头写得好。据传说蓝马演的教导员好，我觉得好是好，可惜有点儿世故气，与长征老干部的气质不调和。
这戏对人民的教育是很深的。

4月28日 晨
今日还没有把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完，题目暂拟《日常生活与创作》。

5月5日
午间接到张庆田从晋县来信，信上说：
接到您的《站起来的人民》后，我迅速地草读了一遍。我觉有条理，能抓人，有几章我很感动，如骑兵和战马，穿过敌人火龙封锁线，等等。可是我总觉得他不如《腹地》中的辛大刚印象深，连村中的党支书焕章也是如此……

5月8日
昨日下午在中苏友协召开第四次胡风批评座谈会，这次主要批判胡风小集团的主将阿垅。最精彩的批判还是工人业余学校的学生，原装具厂的工人曹振武同志。

5月10日
六日王血波同志把方纪同志写的报告送来，七日上午由张学新同志朗诵，我与陈因同志听。其中有一段抨击鲁藜同志的，与事实太不符合。昨日到孙犁同志处，说起方起草的另一文（关于有人揭发芦甸的文章的支持），报社社长不登，嫌自我检讨没有，而专门地攻击鲁藜。邵鸿业社长准备将来打官司，将方纪原稿誊清以为证。因此我想到我也应当将原稿字句誊写下来。
跟事实多么相反呢！一九五二年三五反过程中，文联也要整风。方纪同志认为文联干部对他有成见，叫我去掌握整风。我搬到文联后觉得文联干部对方的确成见很深。问之，最初不肯明说，后隐约说出《建设》（华北局出版）上登的天津文艺界混乱情况说阿垅的《论倾向性》被批评后有人居然同情他，如芦甸、余晓等。余晓是党员，看到党刊的登载与事实不符，当时他去工厂，迄今也没有看过这文章，如何竟反映到华北局各处说？很生气。这时方纪当文委，当然估计是他反映的，于是对方纪不满。又因有许多人同情李黑，于是普遍存有对抗情绪。我得此原因，即找方纪同志问此事。方说：“当时倒是因为稿件来往过信，不记得信上写过什么呀！”口气很严肃。我以为文联干部造谣。（因我未见那封信，他们也没有很明确地说出，只是隐隐约约地说：当时有人同情阿垅，并有证据可考，为什么自己不检讨，反倒嫁祸于人？）我见到孙犁同志，谈起此事，主要的还是说文联干部思想情况复杂。孙说方当时写过信否，不知。当时他说的话我听见过，是那么一种情绪。又说，他在小说（内中有受过批评的小说《生活是美丽的》修改稿）集后记里还表示了保留意见。我回文联质问鲁藜同志等（当时他当支委），鲁藜同志以个人借阅名义，把那信从阿垅手中借出誊写一份交给了市委。誊写的信稿交到市委后方纪同志才被迫承认，才转守为攻，向周扬同志写信请求处分。但是说阿垅这种行为是“特务行为”。
过程中还有一件插曲：我找余晓同志谈，余光气愤而不肯向上级党委提出，说对文委和市宣部不敢相信。正逢党代表开会广泛征求意见，余即向党代会写了意见书，不料这封意见书竟扣压在周群（文委秘书，住中苏友协方纪同志处）手中了。
方纪同志为这写信事受了处分，我早怀疑他思想上打通否？今在报告中得到真相。他不许别人再算旧账，他却想利用这机会报一下仇！可怕！鲁藜的过敏有道理！

    下午四时半 又记
我要求市宣负责人参加讨论这报告，否则我也怀有戒心。王部长已答允今夜七时半开会讨论。届时我按真情说出，方纪同志一定又要用大发雷霆的办法噎住别人的口，或用不干了的口气威胁一套！或者，说他已经勾去了还算什么旧账！
从这些事上我更进一步认识了一个人的真正品质！看今夜又有一场怎样的法术吧！

5月11日 晨
昨夜党组会开到午夜十二点了，王部长声明这几天市委连日开会，以后没工夫参加。我一听机会不可错过，立刻把对方纪同志报告，对那封信的看法问题提了出来，并把当时真实情况介绍了出来。当时方纪面色如土，连腮帮子都吮了进去。王部长跟他说话，他都不呼应了。我想他的雷霆必然要爆发，我也挺紧张，准备接他的爆发。后来，王部长，或者由于没有看报告方用意的精神，或者由于理解方的品质，说不必再算这些旧账，如果有人再利用那封信问题……我赶快声明下边再没有人再提这封信，而是方的报告里又旧事重提，且不合事实，我并将方的那一段介绍出来。王即说这报告是代表党组的，不必再提那事，后来大家也说，一般人不知道，再提只有坏处。
还好，方的雷霆没有爆发起来，最后总算掌握了自己，说他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公开的具体过程，又说在华北局汇报时的确自己忘了自己写过那么一封信。但是他认定阿垅公开那封信是有用意的。我说在整风前有人见过的，方又能说整风前把那么一封私人信件叫别人看，也是有用意的。方又引证吴砚农同志那次会上的话：阿垅那是一种特务手段。又说，等把问题弄清楚了，就会知晓他的用意。又说他那次见阿垅，谈到此信事件，阿垅说自己并不愿意公开这信，是别人动员他把这信拿出来看的。
不管怎样，还算平心静气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对工作是有利的。

5月13日
今日《人民日报》刊登出来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同时对照登出的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内中都是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〇年给舒芜的信件。读着好令人毛骨悚然呀！胡风这般仇视敌视党当时的领导的文艺运动，称之为“马褂”、“豪绅们”、“抬头的市侩”、“蛆虫”……公然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市侩底唯物主义”，公然主张“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意识形态底独立性”。这个材料的揭发，连最折中彷徨的所谓旧知识分子们也要大吃一惊的。
编者按语指示胡风小集团“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因此我也立刻找阿垅要信去。

5月15日 午
晨六时半刚要起身，亢之部长即打发人来找我和学新。赶快起床，王血波又来电说党组在八点开会。我以为王部长叫是为这事，仍按部就班漱口洗脸。亢之部长打发的人回去了又转回来催我们去，才知有大事。
到王处，王即说中央来电，公安局要到陈亦门处搜查信件。我立即同纪斐芳同志到王培处长处，七时五十分到陈室。我以见证人资格，不必多说话。本拟另有处理办法，万局长中间来到，亲自与陈面谈良久。后决定留下两个人看管陈，叫他住在家中反省和交代问题。搜查到十一时十分才算完结。
党组同时开会，九时半先叫芦甸去谈，后又叫鲁藜去谈。结果尚不知。
《人民日报》在胡风的文章前的编者按语，是毛主席亲自批写的。
阿垅把手底下的信都烧毁了，这对他个人更不利。他说在二月初毁的。二月十日胡风给他的信，他还留着，这是我十三日下午去要信的成绩。今天搜查，他只主动交出了胡风在《作家的性格……》原稿的批语。在我前天下午六时半离开他后，他又把他仅存的信数十封也扯毁了，幸扯碎的信片尚没有烧。

5月16日 夜十二时
连日连夜开会。今夜市委决定对鲁藜、芦甸同样采取阿垅方式停职反省。

又记
前天阿垅对我说方纪的那封信跟胡风的信一同烧毁了。今夜王亢之同志说并没烧，检查时找出，包着很好保留着呢！可见阿垅为人之阴险。今夜芦甸谈材料时，说是刘沛（当时任支组）向他要此信，他不愿拿出。

5月17日 上午十时
亢之同志说中央有一同志说：胡风案是高饶案后最大一案，决不是什么文艺思想问题小宗派活动问题。
从芦甸坦白材料看来，胡风真正是个典型的封建把头，哪里有一丁点儿的鲁迅味道！事情太多了，只能记住几个有趣的例子。
胡风视他“培养”起来的青年作家为私有财产，像守财奴一般对待私产，藉以向党要挟的资本，以及阴谋活动的工具。例如路翎写了《初雪》，巴人在《文艺报》上鼓励一番以后，结尾说路翎经过批评之后有了进步。路翎本人看了并不曾感觉出有什么不舒服。胡风见他不以为然很生气，疑惑路翎“投降”了！立刻叫路翎给毛主席写意见，连巴人末尾轻轻的“刺伤”也不接受！
小喽罗们也封建般地听从胡风。例如芦甸说陈亦门，胡风说什么，他就听什么，认为是真理。明知道不同意也听从。因《论倾向性》和《论反面人物正面人物》受到批评以后，陈检讨后胡风叫他反驳，不承认自己的检讨，陈即奴役般地听命。
胡小集体有统一的反党思想和活动，但是他们是一团小个人主义者，由一个大个人主义驾驭着。小个人主义又相互勾心斗角，谁也不服谁。胡利用他们混进党内可以得情报，争势力，却又猜忌他们。对他一手“培养”起来的绿原即如此。据芦甸谈，绿原是比较动摇的人。舒芜一九五三年写了揭穿胡风小宗派活动的文章，路过汉口，叫绿原看，绿原同意，并且给别人看了信。胡风知后大怒。后绿原调到中宣部工作，默涵同志与他谈了话。胡风即猜忌绿原是代表默涵做他的工作。
芦甸非裔派，不是胡风从小培养出来的，即采取了利用使用的态度（据芦甸自己谈）。意见书公布后，芦甸为胡计劝他承认错误，胡不久即疑他被文艺处收买过去了。

5月18日
今日上午再读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和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下午写出一短文《更积极行动起来》。午间正睡午觉，《天津日报》正来催要这类文章，还好，早有准备，否则经他们一催，更写不出来了。他们一连催了三四次，他们也大概是马后炮，见《人民日报》上登了两大版读者的反应文章，才慌忙起来。
昨日开党组会，方纪同志说延安那次批判王实味运动，是王震将军闹起来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发表以后，文艺界有的还称赞不已，连马列学院院长范文澜也熟视无睹。王震将军骑着马从枣园跑到马列学院，一见范就大声喊叫着问：“王实味是个什么东西？”接着就大骂了一通。范这才慌张和惊动起来，立刻去见主席。于是一场伟大的论战，接着又引起抢救运动！这倒是一段生龙活虎的故事！

5月27日
上午到市委开会，鲁荻同志说他看完了《站起来的人民》。他说前边松，应洗练压缩。中及后部紧张，结尾如何改善一下。整个说，他认为不错。他在解放战争期间曾跟着一支骑兵在平北活动一年多，这支骑兵就是冀中骑兵团的一部分。他目下正在写一部至少十万字的小说，就是根据这个材料。他对原冀中骑兵团的政委陆克多年很熟。这部小说叫他指正一番可太妙了，可惜尚未细谈。
今上午市委开会讨论天津胡风余孽的处理问题。现在是刨老根，性质是确定不移的了，是美蒋“在敌后建党”的阴谋一部分。真是高饶案件后一件大事！
鲁藜因为被胡风捧，因为自己的个人主义情绪得不到人民、得不到党的欣赏，而得到胡风小集团的捧，有政治阴谋的捧，捧得自己头昏了，成了胡风挂羊头卖猪肉案子的狗头了！
正在读狗头诗人的手抄本《诗草》，几乎都是超阶级的“友情”超时代的爱，无端的烦恼，莫名其妙的愤懑，拜伦式的孤独感，虚无主义的痛苦颂，逝去的青春，幻灭的悲哀……一串小资产阶级的饱食终日的感情！资产阶级也可以给戴上桂冠。

5月28日 黄昏
上午九时到市委礼堂开会，以为传达党代会，打开文件包一抽文件上写着《关于冯、杨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损害党的利益的报告》，便跟上次见到关于高饶反党文件一般大吃一惊。这次吃惊好似更深刻，一来是这两人比较熟，二来是四中全会的精神和高铙的教训，怎么还没有接受！没看完文件就开会了，黄火青同志读到四中全会决议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激动得几乎眼泪流出来！这些人，真是利令智昏，历史的教训怎就不顾！
冯文彬的一套手段真是个个人野心家的一套！在团中央的错误怎么就没有觉悟！几乎变本加厉了！可见个人野心家的典型，不光是理论能解决的！使我《腹地》里的范世荣更得到模特儿。应早日修改出版。党这般严肃和慎重地处理这些蠹贼，使我对党产生了一种无上尊重和近似神圣的感觉。真地，党的生命就是要神圣不可侵犯才行！这可改变了我写《腹地》时的心情。写《腹地》认为党内的投机分子，有权术上欺下压的野心家是没办法的！因而有那样不正确的处理和心情。
午间看报，苏联代表团到南斯拉夫，赫鲁晓夫居然称铁托同志，并承认过去苏联对南态度是上了叛徒贝利亚的当！真不是件小事！连陈因、歌焚都用惊讶的口气谈此事。
下午开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大会。这还是天津文艺界第一次这么大声势，南大学生代表一女同志揭露阿垅、芦甸、李离等无耻之语甚深刻！对这些人在文艺上的胡说真是太麻痹了！

5月29日
今天下午六时半公安局把芦甸拘捕去了。阿垅是昨天逮捕的。

5月30日
今天会上上午杨英同志自我检讨，下午冯文彬同志检讨，都很深刻而且沉痛。杨说这是第一次犯大错误，冯说这是第三次。以往十几年犯一次，这一回却是三年。冯说犯错误主要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可是对自己上一次错误认识不足，反而埋怨上级，是使这次错误重犯的主因。起初尚不自觉，还用各种方法抵赖，事后觉得（即经市委批判觉悟后）自己是怎么回事？自己对自己也好像两人似的。可见个人主义也有其“客观性”。

  5月31日
今日下午开小组会研究冯、杨检讨。
与冯在一起工作多年的何其均同志说他有高的流氓手段，有饶的权术。在常委会上与冯做过长期斗争的万局长分析他检讨中的字句很多带有阴谋。因此我感到我也被他那“甚至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自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这句话即是企图迷惑别人对自己有计划的阴谋的警惕。阴谋家可不能不小心！

6月1日 儿童节
何其均同志很知道冯文彬的底子，说他在延安刚跟纹漪结婚不久，到上海（解放战争期？）刘晓同志介绍到一女党员家住，他即欺骗此女党员说自己已经离婚，于是大摆花烛，与此女拜了天堂。弄得敌人要打他的黑枪，组织上知道才通知他离开上海。到了张家口，有人告发，少奇同志找他谈话，他矢口不承认，并且立下保状。这人就是这般流氓！后此女来，听说他有老婆，气得神经错乱了，拿手枪要打死他。
他在北京有四个小公馆，专门为的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与田桂英事是这样败露的，他的老婆到一公馆堵门抓奸，正值冯不在家，警卫员不给开门。她有钥匙，自己开锁进入。抽屉都锁着，她从抽屉下伸手掏取出田桂英来信。田劝他与老婆好，不要再胡搞下去。同时纹漪又从枕头下搜出保险套来（用过的）。她正在看，冯进来，大骂。纹漪也不是好惹的，闹起来。冯把她锁在门里禁闭起来。可巧屋里有电话，于是她给少奇同志的爱人打电话报告此事。这事才被中央发觉。
今天为冯的性质问题，引起争论。参加会的常委万传达市委意见，不要把冯、杨问题与高饶问题并论，但大家的思想上却总是觉得性质相同，而程度不同。我看这是市委的慎重态度。

6月3日
听何其均同志揭发冯文彬的事，才知道搬石头是杨述夫妇在平山典型示范得的“创造发明”。
今天大会发言，李超同志揭发了杨英同志很多重要材料。
亢之部长从北京开会返津，对批评与声讨胡风有新的部署。

6月5日 夜
晚间公安局把鲁藜也拘捕了。走时我岳母迎头看见了（因来人未与我们接头说明，找张学新，张不在家），岳母说他走时直用拳捶胸，又说他到门口不愿上汽车，公安人员把他推了进去。时间在九时前不多久。
这位诗人把党内同志的耿耿忠告当成打击，明知是马列主义原则，而仍然恨之入骨。而对胡风，虽然也知道他的捧场会别有用心，而仍然视为知心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找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知心。
张学新同志整理鲁藜材料，从阿垅给胡风的信上看来，当时（一九五〇年左右）他们对“方兄”比对鲁印象还好得多。

6月8日
昨日市宣开会，把声讨胡风的工作布置到全市去了。

6月10日 夜
今天《人民日报》登出了关于胡风集团的第三批材料。胡风集团和蒋匪帮的关系，只有丧心病狂和别有用心别有来历的人才再怀疑了！今天想来有些后怕，过去对他们警惕不够，对于曾经一时叱咤风云的陈企霞批评家不满也向鲁藜、芦甸发泄过牢骚，幸亏自己尚有几分立场，否则就会被他们拉去。
芦甸恶劣和积极效劳胡风到这种程度，没估计到！胡风三十万言的意见，最初的提议人，居然是芦甸这小子！

6月12日 夜
上午把昨天写的《从胡风事件吸取的教训》誊改出送交《天津日报》。
晚到锦州道歌舞团开总支大会，方纪同志报告开展深入一步肃清胡风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天津文化文艺队伍真是复杂的。

6月14日
今日《天津日报》登出我写的《从胡风事件吸取的教训》。

6月15日
明日到北京，调查余晓的情况。余晓为夸耀自己被名人重视，在第一批材料公布后还向人吹嘘曾被芦甸拉过到胡风处一次。可是没与胡对面谈过话，回津后反省又说那是自己胡吹的。有趣！

6月18日 京
十七日晨黄敬同志起来，一同吃早点，问我同老虎睡在一起的情况，我说前不久杨献珍同志给我们报告，批评胡风唯心主义时还承认胡风的“成绩”，胡风在中央各机关担任那么多职务，还没有做结论，我们怎么能凭空怀疑起他的主将阿垅来呢？黄颜色立刻不愉快起来：你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那一会儿，那一会儿杨献珍同志怎么会知道胡风是特务？你那一会报告不得也那样说吗。你们同老虎睡在一起的人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照你那种推法，最后不得把责任推到毛主席身上吗？毛主席没做结论，谁敢做结论！你们同老虎睡在一起的人看不出老虎来，毛主席怎么知道谁是老虎？毛主席知道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你闹了半天，思想还是没有解决！（指不挖掘自己，反倒把责任往领导上推。）黄这话使我一惊：照我那样说来，推来推去最后真是把责任都推到中央身上，而自己“脱干坯”！每个党员对党的责任，所谓党员独立作战的积极性，到哪里去了呢？
黄批评我：大的立场还有（即是对大反革命还分清界限），小的地方你的自由主义真够严重的。对明显的大的反革命你能有警惕，在“小”的地方就立场模糊。接着他说我过去没有说过阿垅怎么可怕，他只记得我把他描写得像个绵羊。
忽然他想起和批评起方纪同志前年引用过的鲁迅说的猴子变人的故事，最后说：我们常常说把成绩归于人民，归于党，不是一句空话，因为我们的成绩（如果有的话）是把群众的成绩加工了的。
对小说《站起来的人民》的意见：
1、  不同意用他们的真姓名。随便起个名字好了，理由他没有说，我也不愿详问。
2、    为了打死几个汉奸县知事和道尹，宁可叫我们的群众忍受那么大的屠杀，不对头。我们为什么反对暗杀呢？打死几个人，解决不了问题。
3、    那一场（上述的）不现实，拼凑的。
黄素来以政治敏感著称，这次谈话我感到他正如高尔基说的党性已经变成一种本能了。譬如对上述三问题，他非常快地感觉出我的错误而坚持了党性的原则看法。谈到成绩是群众的、党的，是那么出自内心，那么真实地自然地觉得自己“渺小”而群众的“伟大”。对小说的批评，更是那样细致和坚强的群众观点。为什么把我们群众看得还不如几个汉奸县长和道尹呢？那还不是有点儿个人崇拜的不自觉地流露吗？
今晨黄又说到小说：恋爱穿插不自然。我将胡苏的说法介绍给他。他说我说不了那么内行。语气是同意胡苏。他后来具体地说女受伤后，忽然要死而死不了，这种写法，是旧艺人的卖关子，并不是最高的手法。他希望的是自然而真实的创作方法。
他说在文字上比《腹地》好了，除了上述缺点以外，都比《腹地》有进步。他又说康濯同志几篇小说，写乡下姑娘愿嫁给城市工人的，写的很好。问我为何没看过！我说为了写《站起来的人民》，一切描写抗日战争的都看，其余的几乎都没有看。
谈到胡风分子芦甸说的在胡风分子眼中我是无党无派人士，我是当做我“清高”的口气说的。他要上班去，出了屋门又转回来说：“说你是无党无派，是说在激烈斗争的战场上，还有一个不带枪的人，这个人随时都可以俘虏住！”
这话真深刻，也真有党性！给我真是敲了一下响亮的警钟。这才感到那话对我的侮辱！

6月24日
昨下午开党组会。晚上到宣传部开会讨论写批判胡风的文章。
今晨开始把过去写的《关于描写正面人物》改写。

6月25日
上午看苏联影片《伟大的公民》。主人公沙霍夫，据说是用吉也夫做模特儿的。这个正面形象刻画得好。其他工人形象，如娜嘉及其爱人，也都又典型，又有个性。倒是反对派那些反面人物有些儿概念化。我觉得苏联初期，或者叫中期的片子，人物倒有人性。最近出的，也许就是无冲突论影响以后，人物公式化的劲头倒厉害些。吃饭时谈到这点，有人（比如歌焚同志）亦有此感。
下午开座谈会，动员本市能写文章的教授作家们写些进一步肃清胡风反革命影响的文章。

6月30日
全日开党代会。晚开分团小组会。
上午亢之部长发言后，方纪同志发言。
    午后休息时黄主席问我对方发言的意见，我含糊其辞地说那封信事检讨了很好。黄问：是否胡风分子拉他没拉过去，后来又想挤掉他？
有一分团对他俩的检讨不满意。
晚间开分团会时，考虑了又考虑，我发言说：对党外写文章，应侧重揭露胡风分子对我党工作的破坏。在这次党代会议上，应着重挖掘和检讨自己的缺点如何被胡风分子所利用，才教育意义大。后何其均同志发言，指出方纪同志应重新检讨的几个关节问题。别人也有的说那封信，说的不明不白。后又有陈德福同志提出方纪给阿垅那封信来，我便打破个人主义顾虑，将事实说明一下，觉得方纪同志检讨太不够。我也声明了过去向市委提过此事数次，亢之同志说不要再提这些事了。所以觉得老提好似抓住小辫子不松手。
王笑一等同志更提出了方纪同志骄傲自满到狂妄程度的事实。这样一来，我认为对方是有好处的。

7月4日
今上午黄火青同志在党代会议闭幕时说：“有一种自由主义只乘一时之快信上发牢骚，也不管政治影响，散布不满情绪……”我想我属于这一类。
十时散会，到方纪同志家。谈到一九五二年整风时，他说我是客观主义。我强调一个领导者如果有错误，在运动之前应当首先向党内向群众进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使敌人找不到进攻党的借口。敌人抓空子时，没有客观条件，就不容易引起同情（在敌人的反革命面目尚被伪装掩盖时）。
下午开各分团漫谈收获时，在方纪同志发言后我也强调了这一点。按方纪同志口气看来，吴砚农同志还要找我专谈这一段问题。凭嘴说容易动感情，必须写成书面意见等吴召谈。

7月5日
从去年的高饶事件，今年的胡风事件，到清算本市的胡风分子和冯、杨事件的各次会议报告和讨论中，就等于从生活里具体学习实践论。昨天在分团漫谈会中谈到罗云在大会发言中，最后埋怨市委不能形成阵线更早地揭穿冯、杨事件（她是钻黄火青同志在市委扩大会议上最后发言自我检讨的空子，黄是说最初对这问题认识也没有那么清楚，又怕搞起来形不成阵线，完全是合乎实践论辩证法发展规律的）。为杨为丈夫的“身败名裂”惋惜而不是以一个市委候补委员的立场来批判杨，批判丈夫。一个人的真正政治立场，联系个人利害时才表现最明确。

7月8日
会后开党组会，直到一点多钟才散会。
在党代会上，我感到一个作家的必要。有些人，今年这么检讨，明年还这样检讨。譬如冯、杨问题吧，四中全会和高饶问题，党代会等教育，对他们就没有敲响警钟。历史的教训，后一代还要尝一尝的。用文学的作用，便可以使后一代只在形象故事上经验，而少在事实上屡犯。
对《腹地》辛大刚和范世荣性格上的对照，我更感到把这几次会议得到的新内容充实上。

7月13日
《必须首先认清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一文已在今日《天津日报》上发表。与昨日《人民日报》社论《反对忽视政治的偏向》（今日《天津日报》已转载）精神甚吻合。该社论中说：“他们（指胡风反革命集团）通过所谓文艺理论提出一套反革命的纲领，主张作家不问政治，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

7月17日 午
十时邹明同志来电话，说明日报公布彭真同志在人代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有将反革命分子潘汉年、胡风送交法办的内容，要我准备写百字上下文字表示感情，吸取教训。
胡风是在意料之中，但潘汉年却使我大吃一惊。据邹在电话中略云：潘是饶漱石案件中，“以特反特”的阴谋主使者，具体执行这反动路线的前上海公安局长已经逮捕法办。不过明日彭文中不一定提。
这些案件使我又想起农民的一句老话：“死蝎子活毒！”放下电话后看《译文》七月号上的《苏联文学中的警惕性主题》，列、斯遗训，许多可以与中国农民的那句格言相通。

                                                     7月20日
鲍昌同志的确敏感，今天来他说我写的《必须首先认清文艺与政治的正确关系》，在批评胡风思想中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又说，部分落后群众对胡风事件尚有抵抗情绪。

8月8日 立秋
前日开会检查古达，最后王血波同志代表宣传部说中央对这次运动决心极大，时间不限制，要以三反五反和延安整风的精神完成这一运动。
胡风分子的虚狂达到可笑的程度，余晓在第一批材料公布时还吹牛到胡风家去过一趟，幸未下水。今天送来材料，又坦白了过去曾以“参加剧宣三队（国民党的）工作，并任少校剧务员”吹牛。也曾向人吹牛自己给美军当过翻译。平日的装腔作势跟可笑的吹牛，构成一幅绝妙漫画。也许这些特点正是能跟胡风反革命集团一见如故的基础！

8月13日
上午方纪同志谈工作，传达中央对此次镇反的决心。毛主席说剩下一个特务也要搞。决心很大。文化队伍今年也要弄清楚。文化局系统有惊人的发现。

8月24日
午间正同大刘吃螃蟹，接到刘秉彦同志八月二十二日来信：
……我想你不须要改动，这个《站起来的人民》的主题、结构、故事、人物、语言都是很惹人的。
基本的意见，你不敢把我们自己的内部思想斗争的缺口撕开……如果冀中的党和人民，没进行自我批评并无情地揭发自己的缺点，人民是站不起来的……在战争的年月里，揭露我们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件瞬息即逝的现象，而是我们武库中的宝贝，在文学作品中如果没有它，就必然显得对敌斗争的无力。先提这一个意见给你考虑。
刘秉彦同志的意见很尖锐，却是我所不敢轻易碰一碰的问题。在《腹地》里碰了一碰党内不纯现象，受到那么大打击，真变得事故了。
刘秉彦同志当时正担任冀中十分区司令员。这小说能叫他提些意见再加以修改，太好了！这是新中国文学创作者的幸运！

9月2日
    昨夜躺下后，忽想利用石家庄第一人民医院反革命王丕昌、刘正、李宗泉等暗害集团案写一剧本，配合此次伟大的肃反运动。

                                                   9月11日  在天津
上午苏峰同志来，说他因与鲁藜、阿垅等来往，在部内被突击十几天。说时还掉下泪。我劝他：不算什么！我们跟老虎睡在一起而不自知的人，被突一突也有好处。后来他又说领导上叫他参加了专案小组的领导工作。我说领导上还是很相信你。走时精神好了。

9月27日  夜
昨今两日陪突尼斯代表团参观工厂，晚七时到车站送行。后同方纪同志到周扬部长住处，谈到十一时才返。这一次可没有向他发牢骚。周对文联和作家组织的意见，大可解决过去与方纪同志争论的症结。
昨听鲍昌说，听田野同志说陈企霞是反革命。电询他说是听王震之说的，并谓方纪同志知之甚详。问方，他说是柳溪咬出的，说他是托派反革命分子。在联大学习时，柳溪与陈发生肉体关系，陈替柳溪毁掉被人检举的材料，打通了特务关系。如果真是这样，可是件大案子。

9月28日
梁斌同志赴东北调查肃反的材料回来住孙犁同志处，下午谈到天黑。他说他看过《站起来的人民》前一部分，觉得挂带东西太多，所以不能吸引人。要行动，不要叙述！对《腹地》他认为也有这毛病，同时人物的发展不连贯。在人物不出场的地方也应该有发展过程，后来的变化才不至于突然。

10月2日
周扬同志今晚六时十九分返京开会。王亢之部长叫我同去送他。这次我也没说什么牢骚废话。

11月8日
一日到石家庄专区第一人民医院调查反革命医生案件，后又到河北省委呆了呆，今日才从北京转回天津。得感性材料不少，却误了参加市委传达六中全会的材料。
在京时见到黄敬、范瑾同志。谈到创作，黄说不在写历史，写现实，而在于毛主席说的“是否与人民命运共呼吸”。的确，这是问题的核心。
昨到《文艺报》见到侯金镜和秦兆阳。秦正忙于写他这关于农业合作社的小说，脱稿后可三十万字。侯说领导正在计划加强对于创作的关心和领导。午后到康濯同志处，他忙得甚！他说陈毅副总理已召集文艺干部汇报情况。
到青年出版社见到萧也牧同志，他对《站起来的人民》意见不多。他说另有编辑也看过，他觉得青年会欢迎这小说，应修改的地方却没有提出什么。后来他便做起买卖来：动员我跟青年出版社订合同。在保时梁斌同志曾主张此事，所以我便应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此高不可攀，青年出版社如此热情（曾建议把梁斌的小说铅排出来印几十部传阅提意见），为何一定要强过那个“龙门”呢！

梁斌的《红旗谱》描写高蠡暴动的一段，单独发表在《河北文艺》上。在他屋里我先看了清样。单从发表的这一段看，我给他提了意见：
……
后来梁斌同志说湘农动摇，临阵脱逃了，所以弄得那样被动和狼狈。我说这就合乎规律了，湘农一开小差，没有打游击经验的农民和革命学生，弄得群龙无首，指挥不灵，而被白军包围打了个七零八散！
我主张或者按真实情况写，或者另创作一个总指挥，在发觉白军来到，而部署迎击和打游击的当儿，被暗藏的地主国民党分子用黑枪手打死总指挥。因而使新暴动起来的群众失掉领导。小说里地主反动势力写得也不够。
一九三九年冬——一九四〇年春我在太行山上随军打顽军的当儿，有一次在申伯纯秘书处遇见朱总司令。他问起高蠡暴动，我说早被反动军队打散了。朱德元帅说：“只要把红旗插起来，群众知道我们干什么就行啊！……”梁斌同志这小说如此能起这么一种作用就很好了，可惜在形象上并不能达到这一点。只是在抽象说教时对此次暴动做一些历史估价。在人物和故事上并未形象化。
我主张抽出，不必急于登在《河北文艺》上，因为要有重要影响。梁同意，但又有不少同志看过说可以，又说当时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尚未发表，那样打法也不足为病。反历史主义也不行，可是当时参加暴动的积极性和热情与我们领导暴动的一定办法也不能不从正面表现出来。
从京转道石家庄前，在中央戏剧学院看了他们在苏联专家指导之下搞出来的《暴风骤雨》保留片段。准备发展成话剧。在演技上的确提高很多，苏联专家确有“点石成金”的本领。可是，这部得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哪个人物创造得成功？除了“差不多”的历史材料，还有什么能够保留在历史上令人百读不厌呢？这个历史上的“幸运儿”能活多久呢？
在技术上大刘创造的白大嫂的确还有个性。大刘一年来很有进步。

11月10日
《在某一个工地上》三幕话剧又给了我一个惨痛的教训：没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千万不可掏空卖空！公安局六七个处、科长看了说，刻画得敌人不够狡猾，因而使我保卫人员也不够高明。运动中不够法治精神的行为也正面表现在舞台上，会有不良副作用。因而我不愿再改，改也不会改得有多大出息。下午有王血波、何迟、齐玉珍、张学新等同志会诊替我想办法，可是我没有热情再改了。
星期六下午乔木同志在京报告《农业合作社与文艺创作》。我想一定又是动员，又是指示方针。报告后即应背起小铺盖卷来下乡了。
今日读《译文》十一月号上的多宾的《论题材的提炼》和留里科夫的《论生活真实》，收获良多。

11月14日
十二日到京听胡乔木同志报告《农业合作化与文艺创作》。从下午三时报告到七时。以他那孱弱的身体，真是件重大劳动。
他说毛主席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经到来，虽然从全国形势看来发展是不平衡的。最后号召作家大胆地写生活。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为例。对生活、人物与政治的关系的阐明，极为适当，且为对症下药，箴世良言。乔木同志虽未明言，盖自日丹诺夫强调文学要写政策以后，有的作家简单化了，直然以政策上的变化代替故事和情节，甚至于把人物当成政策变化的木偶，因而像乔木同志所说的帮助党政推行政策不足，而同时也失掉了文学的独立性。

11月17日
昨日文联党组开会，王亢之、白桦二部长也参加了。方纪同志向他们汇报乔木同志报告中关于文艺创作的部分。同时，他也汇报了从作家协会党组处见到的打印的周、陈总理的谈话。其中有一句说丁铃和陈企霞结成反党联盟。使我神经紧张了一下子。陈的历史问题，已有所闻，丁在去年底检查《文艺报》时有所袒护也听到过小广播。可是那么严重的帽子尚是头一回听到。
下乡问题，既无创作企图，又是冬季，我打算到天津郊区转一转算了，杨连第家乡不是很近吗？
昨夜同方纪、孙犁看吕剧。《王定宝借当》细致动人，难怪人人喜欢。回来时向方、孙说：古典的东西，虽一二人而令人感到丰满。我们弄一大群人上台，反倒很贫乏，影子似地转来转去而索然乏味。强构成矛盾和剧情，又粗糙又不自然。

12月28日
二十四日来京，准备参加中宣部召开的传达作协党组《关于反小组织活动的斗争》。

陆定一部长报告：（上午九时一刻）
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组织活动。
先说形势，两件大事：五年计划，肃反……
高、饶是反革命的政治性质，反党集团与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主观上就要推翻我们。文艺界，政治上的问题，很多。历史上变节问题。国民党对文艺界做了罪大恶极的事。自首变节，有的人隐瞒。作品总是抱着另外的感情，但不印刷。可能走到反革命。另，保守主义，思想问题，不一定每个有思想问题的人都是反革命，但反革命者都有反革命思想。这三种要分别清楚。至于风格、写法，过去注意过多，对政治问题，是主要的。党不应过多的干涉技巧问题，胡子眉毛一把抓，不行。不搞政治问题，是瞎子。对政治问题，嘻嘻哈哈，不像个共产党员。对技巧问题，反倒争得好厉害，是无能。体裁、风格，放开手！政治问题，抓得紧！
丁玲——反党小集团，又有历史问题。
中央认为这次斗争是极重的，坚决的。
有政治问题、有思想问题的人，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困难的。有包袱去不掉。这种不干净的情形，不只丁、陈二人。要搞清，要分明。丁一到延安，就到军队，不像个共产党员。胡风视之为势力派。
我们对丁还等着她。她自己要求反省自己的政治问题、历史问题。对她还要寄予希望。对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还要他交代清楚，坦白从宽。
有些人，过去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应当自动交代清楚，不要像驼鸟。对这些问题，还嘻嘻哈哈，不相称的。

刘白羽同志报告：（有正式文件，晚间可发到）
党内小宗派活动，已经发展到与敌人配合的程度，因此从五月到八月，经中宣部批准，开党组扩大会，一共开了十六次会，参加者七十多人。在会上发言者五十七人。四月间发现一封匿名信（这时正要发表胡风的文件），控告对《文艺报》的检查。这信认为对《文艺报》的检查是党中央偏听偏信，是文艺界领导干部推卸责任……袒护陈企霞和丁玲。因此即觉得这股暗流是反党的。检查《文艺报》是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的，从此展开了反唯心论、反俞平伯、反胡风的斗争。中央领导的一系列的斗争。匿名信认为这一套是黑暗，是打击陈企霞。匿名信与我们有根本性的不同看法。在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最尖锐的时候，发现此信，用意可想而知。作协党组研究了此信，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是陈及与陈同谋者。有些细节是在党内小范围内的，是陈在其家中常谈的，许多用语是陈的。陈在不得已情况下，承认那种思想是自己的。陈始终采取向党进攻的态度，接着发现陈与丁不正常的关系，以及丁与陈反党小集团的活动。丁在会上发言，避重就轻，竟进一步威胁的态度。会议揭发了另一个反党分子李又然的问题。
丁玲反党活动一贯性：
极端严重的个人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今天，不是偶然的，有其历史根源。在延安整风时文章《野百合花》和《三八有感》，《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王发表些文，是经过丁玲、陈企霞发表在《解放日报》的。问题是丁玲先发表了《三八有感》。丁玲竟说直到最后这次发言，不感觉那文章有何不妥。这是十分不老实，是对党实行狡赖。十几年过程中，我没见丁玲对自己这严重错误表示过检讨。实际此二文同样是反党的，是在党最困难的时候，国民党疯狂封锁陕甘宁，是日寇疯狂扫荡我们的时候，国际上法西斯向斯大林格勒疯狂进攻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发表以后，接着就是《野百合花》，露骨地反对党，同样用最阴暗的眼光看我们的党，同样用最卑恶的手段挑拨我们的党。为何这样做？
什么人对此二文喝彩？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重庆印一小册子《统一丛书》，这次反胡风运动从阿垅处得到的。这书就是欢迎这二文章的。他们诬蔑毛主席文座讲话，就是新型文字狱，对此二文大喝彩。那文说：读了丁玲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女人在延安是处在怎样阴暗的境地。于是大夸奖此二文的作者。在那时，丁玲反对了谁？对党很猖狂的进攻。此进攻的组织者，即是丁玲、陈企霞。王实味是经过陈企霞、李又然介绍给丁玲的，《野百合花》经过他们发表的。发表了《三八节有感》，接着发表《野百合花》，不是偶然的。
丁，一九三三年五月被捕，一直到一九三六年才出来。丁在南京被捕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回到延安，回到党，党和人民对丁极其宽大，极其关怀的。而今对党呢？不是感到党对自己的帮助，痛改前非，彻底交待历史上政治上思想上的问题，而觉得在党里空虚、冷落。不是站在执行党的路线的人，而是站在不满，反党的人。陈企霞当时在延安对党有很深的仇恨，而丁同陈，同李又然，同萧军这样的人站在一起的。在很多斗争里，而是站在掩护这批人的方面的。以萧军为首的小集团，反对党，嚣张地公开骂党的支部。为何丁在党内感到冷落，而在这些反党分子前面感到温暖呢？反党情绪的结合。由于阶级本能而结合的。
这样严重的历史，丁玲今年八月在会上竟总没有感到有什么。
全国解放后，丁负文协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又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党这般信任，丁却骄傲，目空一切，滋长了个人权位思想，与陈又结合在一起，形成反党小集团。康濯同志在担任文学研究所时曾参加此小集团，但检查《文艺报》与反胡风反革命运动，他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斗争。因此他在运动中提高了自己，痛切地感觉到自己过去与丁不正确的关系，主动地交代了反党小组织的活动。八月，又在会上做过检讨，最后又写了上万字的检讨。党组认为康濯同志是正确的。
丁、陈反党小集团的主要活动：
作协党组、支部，早有人感觉出来有不正常的关系，知道是从丁玲处来的。陈是秘书长，又是支部书记，许多人感觉出，但也不敢正式提出来。
从四中全会，从检查《文艺报》以后即开始接触了这个问题。
违抗党的方针和指示。《文艺报》与文学研究所是党的决定，是党委托他们做的，而当成个人地盘。到处宣扬《文艺报》和研究所是丁玲、陈企霞二人搞起来的，党没有给予方针（丁有文章登在《文艺报》上），还攻击党，说党不支持不帮助。到处宣讲，把个人放在党之上。
第二次文代会上，有不少人对《文艺报》有意见，但有人闹得不敢正式提出来，一直到去年底毛主席才发动起检讨。党提出培养新生力量，全国作家欢欣鼓舞，而陈企霞则公开拒绝、怠工。
丁玲公开讲：党员多了，不一定好办事。又说：管什么历史不历史，人不能靠历史吃饭。在支部上，丁玲是凌驾在组织之上的，陈企霞公开骂作协支部像美国国会。
感情拉拢，扩大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丁玲用资产阶级权术，看对象施以小惠。有人指出丁玲是反党暗流的汇合点，谁犯了错误，丁玲就出来安慰。
文学讲习所反党小集团李又然去到讲习所，是丁玲个人介绍去的。李把讲习所搞的乌烟瘴气，称王称霸，许多党员干部被排挤出去。
对小组内，陈公开说“保护”，对小集团外，则挑拨离间。一直攻击到中央同志，封官许愿，又说谁谁不同意。
陈散布：新解放区得势，老解放区失势。恶毒挑拨。
党调丁玲作主编《人民文学》，丁认为《人民文学》的编辑不顺手，丁叫《文艺报》的编辑，写匿名信批评《人民文学》，叫外人抄，寄给《文艺报》，《文艺报》发表。
丁玲在党的会上，表示对周扬同志没有意见，而在党外茅盾面前骂周到恶毒的字眼。由个人攻击，直到对整个党的对抗。邵荃麟到作协工作时，丁同样反对。毛发动对《文艺报》检讨，丁也反对。
丁与艾青同编《人民文学》时，水火不相容。当艾青犯错误后，丁又与艾青成了莫逆之交。《人民日报》批评《人民文学》后，陈又去表示同情。陈与《人民文学》弄得水火不相容。
个人崇拜：丁玲假借中央某同志的话，作家的位置排定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陈向舒群说：丁是旗帜。……一九五三年，文学研究所招待德国作家，挂了鲁迅……丁玲的像。学生写诗说丁玲也是太阳。而丁也给陈鼓励：企霞很会爱人的。陈在编辑部也制造个人崇拜：在陈企霞领导之下是幸福的。而不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是幸福的。公开宣传“一本书主义”就不朽，就谁也打不倒。一本书就可以得到一切名誉地位，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个人向党闹独立性的本钱。丁向柯仲平说：我这几年在北京是靠外国人吃饭的（指得到斯大林奖金）。个人贪欲心。
周总理说：小集团白天嘴上讲毛主席文艺方针，晚上回到家里就考虑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有小集团的地方，就不能实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个个反党小集团的暗流条条通丁玲。吸引了很多对党不满的分子奔走其门下。
教训：
甲、丁没有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反倒对党抱仇恨。只在特定时期掩盖起来，暗中发展极其阴暗的暗流。在顺利情势下，骄傲自满。丁在解放战争期间，丁在河北给陈企霞一信：“别人意见，得听一些，也不能全听……”没有改悔的意思。
乙、胡风集团看到丁陈小集团可以合作，不只一次地呼唤丁、陈起来配合。丁读了胡风三十万言后说：胡风还是懂得创作的！ 陈企霞说：揭露胡风集团罪恶，是为了保护周扬个人。胡风口供说丁玲是实力派，周扬同志是不能团结的。胡风集团是以丁、陈小集团做为缺口来突破的。
延安整风也是以文学战线，以《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开始的。敌人认为在党内有可呼应的力量。陈企霞在检讨《文艺报》后，到胡风家说《文艺报》批评路翎的文章，是领导上布置的。胡风在那一会议上说有四点意见，只说了一点，即希望陈站起来……青年宫开会，陈到丁处说：你们再不起来，我就活不下去了。晚到中宣部开会，陈就反攻起来，第二天在作协开会，丁即为陈辩护起来。这正是胡风所要求的觉悟和站立起来……任何个人主义的小集团活动，都是与敌人有利的。
胡风在一九二七年已是反共专家，公开在南方主持反共周，写反共文章，成为国民党反共文章的先声。
责成丁向党做出深刻检讨，并对在南京一段彻底交代。重新处理。
陈与李又然，提议党委，开除党委，并审查其与托派的罪恶关系。
建议各地分会，整顿队伍。
批判党员作家的文艺思想错误。
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作协党组的报告。

12月29日 夜  北京
晚到黄敬同志家去，他闹感冒住了两天多医院。关于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他们已经接到中央批示的材料。我说丁、陈此事比胡风对党的危害还大。黄敬同志说那可比不了胡风，胡风用马列主义言词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都体系化了，所以迷信他的人那么顽强。丁玲的反党言语并没有成体系。
可是我觉得丁有比胡风影响更大之处。丁以党的文艺领导者的地位，在全国影响更大。丁又有得到斯大林奖金的小说做护符，在青年中长期树立了个人崇拜的心理。胡风的理论文章，有几个看懂的。丁的小说青年读者就多了。孔厥案件公布后，有人恶意鼓吹品质、政治坏无关系，一样写出好作品来。丁、陈事再公布后，此种反革命论调，对青年毒害作用更大了。丁虽无胡风那种集中的体系，可是“一本书主义”对专事创作的人流毒小不了！

12月30日 京
大会发言。第一个发言的是欧阳予倩。他有几句话很深刻：“党培养我们，就是希望每个党员有才能，有光荣……人人欢迎你，不仅只中国人欢迎你，而且希望全世界人民也都欢迎你。可是，不能允许你成立独立王国，贪天之功，把党与人民的革命胜利，错误地夸大成个人的功劳，个人奋斗的结果……个人主义的危害对我们知识分子的毒害太大了……”
邵宇同志发言：朱丹同志有个小集团，个人与李又然关系非常密切，把文化部内部尚未最后决定的问题向李泄露……
周扬同志结论：
反胡风运动，先是唯物论与唯心论，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斗争，发展到革命与反革命间的斗争。
反丁、陈斗争，目前仍然党内斗争，将来是不带有或成为党外斗争，要看发展的结果。
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一般人，连我们自己也感觉不够。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阶级，比民主革命要深刻的多。
毛说四件事对资产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四件事：农业合作化、统购统销、对唯心论的批判、肃反。
上层建筑反映基础的变化，文艺上的斗争更复杂。无产阶级文艺是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今天与暗藏的资产阶级做斗争。中国无产阶级文学是经过长期斗争的。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三〇年——三一年，蒋对我两围剿：军事的与文化的。新月派是资产阶级一派，这一派立刻遭到鲁迅的抨击，鲁迅第一个保卫了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另一变形：“第三种人”出现，假装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胡秋原还假装反对资产阶级，也假装不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不赞成列宁主义。也被鲁迅击败。
后来又进一步：伪装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文学——胡风、萧军、王实味。胡风口口声声要保卫党性，拥护斯大林、毛主席文艺方针。这伎俩多高明，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相信。
对国民党二十多年的对文学的危害性，不能估计过低。过去我们轻敌了。
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是用血写的。鲁迅说过用同志的血写的，光明的，我们不要忘记的。国民党一手用刀，一手又搞三民主义民族文学。从“一二八”后，杀了几个作家并没有吓倒。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知识分子革命化，蒋匪不敢再采取光是杀人政策。于是在文化上也采取了绞抚兼施。潘洵就“绞”了，姚蓬子就“抚”了。也是三分军事，七分政策。
更毒狠的，是不用姚蓬子方法，不叫你登报写自首书，还用旧有的名望欺骗人，使外间人不知不觉。
抗战时期更厉害：秘密自首也不用，对无名者不客气，没人抗议，仍用短促突击的方法。对有名的的人，连自首也不叫写。就对你好，集中在重庆，封锁起来。感化，送钱花。送了钱还不声张。也不要做事。这是张道藩的政策。这就会使革命者革命心软下去。放长线，他们说在共产党工事里放台子，有一根拄子里有白蚂蚁就可以把其它柱子咬坏的。
以鲁迅、胡也频、柔石为代表，我们的更是光荣的英勇的，这是主要的。但也有阴暗的一方面，有的人在敌人面前低了头。
历史上的错误，污点，要讲清楚，不能马虎。有多少就交代多少，要分别情况。不论白蚂蚁多少也要去掉，这样才能保存住栋梁。
我们这次战斗，保卫了党性，保卫了党文艺队伍的纯洁。党性——表现工农兵的利益，即毛说的为人民服务。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即党性。列宁提出了马恩没有提出过的文学党性，一九〇五年。毛主席文座讲话又发挥了这个原则，根据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的原则。
以真诚代替党性即苏汶、胡风。
真诚——主观的东西。党性，客观的东西。真诚，即资产阶级说的艺术良心。
我们就是不能去掉党性。生命线。
文学事业不能成为脱离无产阶级事业的个人事业。整个无产阶级的一个螺丝钉。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吗？我们希望作家作品越来越好。写一本书，为革命？为个人的成就？社会主义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结合。我们不是不要个人事业，要有一本书，问题在于首先要想到的为人民服务。丁玲首先提倡的是个人利益，而列宁首先反对这些个人主义。“一本书主义”就是用一本书作资本向党闹独立性。
鲁迅写杂文，是为斗争。鲁迅没有“一本书”思想。鲁迅写杂文，攻击黑暗时代的杂文能与旧时代一同消灭。
一本书能是你个人的劳动吗？
立行、立德——立功，首先是这些人有功，才有言可立。
培养青年作家——共产主义态度与个人主义企图。带徒弟应与写作同样重要。青年作家投奔胡风，我们关心不够，也是有责任的。当然他们自己要负责任。丁玲培养青年作家当为个人的资本，个人的工具。
说话就是“他们”如何“我们”如何。他们指的谁？不是指的党吗？把罪过推到党身上。把功劳拉到自身上。
陈企霞提倡的“士为知己者死”，难道蒋介石“知己”，就为蒋而死吗？
骄傲是资产阶级思想。进取心是创造，克服困难。骄傲是把别人压下去。克服困难的决心，远大理想不是骄傲。骄傲是对人的。
毛认为骄傲是人的弱点。
自尊心是……骄傲是个人主义的。是利用青年的弱点。
作家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感，集体感。作家写成一本书不要忘记协助他的人。对集体事业的冷淡，也是个人主义的表现。
对于作家，党性首先表现在作品里，作家没有党性，如何作品里有党性！在写某一书时，自己的观察可能与党的观点一致，固而有成绩。但不能保证以后。为何阶级热情不够？党性问题。
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已成为现实。再不应是一个理想。
社会主义感情，体验有没有？作家在这方面没有精神准备。要表现社会主义斗争，热情和个性。
我们提出写新英雄主义。过去《文艺报》为什么反对呢？偶然的吗？毛主席说每个阶级都创造自己的理想人物。这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天下乌鸦一般黑”就与萧军说的“太阳里还有黑点”一样的。胡风精神创造。
公式化概念化没有力量，要反对。可这是新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幼稚现象，应加帮助，不应打击。陈企霞做法就是打击社会主义新生力量。
党是从人民的利益，从人民的要求提出问题的。党关心的首先是政治内容。
不适当地强调特殊性，强调得闹独立性。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
党要保证作家的特殊性，即是保证作家首先接近生活。有了生活，如何表现，党可以不多管。我们说的生活，是变化最大，波浪最大的地方，不是胡风说的到处是生活。
我们鼓励作家有自己的风格。
作家的最大特点：高度的精神集中劳动，个人劳动。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党要帮助他少产生个人主义。要作家到群众中去、斗争中去，加强思想锻炼。
团结：只有在党性原则上团结，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经过斗争才能团结。不能采取和平，妥协拉拢办法求得。
反革命、制造分裂、小集团：反革命的、反党小集团、落后小集团，这些东西不去掉，不能有团结。小集团很可能有反革命操纵。
反党：
    一、不执行党的政策，第二次文代方针，是中央政治局讨论的，乔木、周总理都传达了的。保护创作，写新英雄人物，团结党外作家。
文代前开党员会，有人说《文艺报》有粗暴批评，立刻有人（丁）跳起来！我在这方面有缺点，是投降了的。对老舍，跳起来骂的。新英雄人物……闹得不能做出结论。
二次文代精神，不宣传。
打击李准的文章，说是拔苗助长。
检查《文艺报》是毛主席的意思，署名袁水拍的文章，即主席的意思。
胡风攻击《文艺报》是攻击整个文艺领导。
二、制造分裂，制造纠纷的：
活动方式：非法的、两面派的。
文学上的合作是欢迎的。不同的学派，真正成为学派，还是有好处的。无原则的宗派，要反对的。
应交朋友，可不能把友谊、友情放在党、国家利益之上。

最后林默涵同志讲话，说参加会的人绝大部分——还不能说是完全，都了解到丁、陈小集团的反党政治性质。
夜十二时整宣布闭会。

12月31日
晨准备上火车回津，血波和鲍昌说孙犁这几日晚上睡得很晚，早晨起得很早（因我起的晚而说起）。我当即暗中一惊异。他倒是睡得较晚，早晨起得却晚，为何失眠与不安于床呢？想起他闻王德海事件而给我写的信，我想他因丁、陈案精神受振荡一定较大。他并不是不相信党的处理，也不会再对丁有何同情，而是觉得人事沧海变化莫测——多少是唯心主义的嗟叹。我向方纪同志谈此事，叫他注意一下，叫小川等同志心中有数地注意解释一下，但是不能明指出来。方纪同意我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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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今年第一期继续连载《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四），即1956年、1957年。因博客字数限制，明天再发1957年。


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四）

    编录者按：1956、1957，这更是不平静的两年，尤其是57年，一些细节令我感慨万千，虽然细小，却“础润知雨”。考虑版面，我这次前后删了三遍，和上次一样，除了作者的情况外，一些作家的私生活、接待外宾、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是可以另做一篇大文章的）等等全略了，主要还是突出那场“斗争”。


一 九 五 六 年


1月29日
二十六日在市委礼堂开会传达作协党组反丁、陈小集团斗争及中央批示等。二十七日讨论一天。二十八日上午在第一文化宫，市委传达中央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下午续开小组会。前晚王亢之部长批评我和孙犁同志主要问题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够。小组讨论时，鲍昌同志也认为天津市文艺落后于实际生活，是作者阶级情感不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够。后大多数也同意。但我认为坐在屋子里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抽象的，只能当报告员。创造有肉有血的文艺作品，抽象的积极性，经过阶级实践才能变成具体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才能真正有阶级感情。有这种阶级感情才有创作的先决条件。否则抽象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也只便于写教条、概念化的社会主义创作。
鲍昌等认为作者不愿意接近群众也是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够的表现。我说主、客条件都有。

1月31日
昨日报公布了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
今日小组会讨论了一天何迟的问题。何态度尚愿改进自己。

2月18日
鲍昌同志到北京开理论会议回来说，哲学家曹葆华、何干之、文艺批评家林默涵、张光年等均参加。据云，《共产党人》发表那篇文章以后，又出现了两篇又同意、又有不同意见的论调。因系反驳的是十九次苏共代表会上的决议，因而震动较大。徐迟竟在会上说这几年来文艺的缺点要由那决议负责。可谓大胆！

2月22日
今日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发言，只用新闻报道了几句。句句正合乎中国作家的实情。对中国也是对症下药。

3月3日
三月二日开大会，发言。下午到怀仁堂照相。大雪缤纷中，毛主席与中央首长们冒着雪出来参加照像。
今日上午先发言：曹禺、李準发言之后是袁水拍。袁的肖像：小分头很明、很“帅”，脑门宽大平正，眼镜子框又宽又大，成了脸部上的主要建筑。从侧面上看像是墨镜。中国人式的鼻子，嘴巴子很有力量，耳大（从下面看），很有轮，耳唇也很宽大。

陈毅副总理报告：
大会文件，民主讨论，有意见要讲，不要隐蔽自己的意见。什么人的意见都可以批评，什么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反对个人崇拜。一九二一年毛……
个人见解总是有限，必须民主讨论。不要前怕龙，后怕虎。
……

3月5日
《剧本》编辑乔羽同志发言，对目前处理矛盾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作者不敢处理尖锐矛盾，不敢批评某方面。
王希坚同志对庸俗化的揭发甚深，他提议由中宣部指示把《共产党人》上专论《关于文学上的典型性问题》地委以上干部都研究一下。
乔羽、王希坚同志的意见，我苦恼多年了！可是，还有几年不再令人苦恼？
魏巍同志发言说周扬同志的报告，对公式化概念化抨击不够，他要求现实主义忠实于严峻的现实，像忠实自己的母亲一样，不须要粉饰，不须要掩饰。接着引证赫鲁晓夫在二十次代表会上说的，不须要对我们现实的诽谤，也不须要粉饰。
诗人王若望同志发言，举出了很多敢于干涉生活，大胆描写生活中的尖锐矛盾的文章，受到打击。采取社会公认的公式，保险率就高一些。

3月6日 夜
周扬同志传达刘少奇同志意见：
发展创作为中心，刘认为很好的。
作家、专业作家，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历史，世界文学，懂得外国文，不能光看翻译文学，像鲁迅那样丰富的知识。土作家不行，光有斗争经验还不够。
关于从事文学行政、编辑工作者：文学行政工作很重要，可从党政部门抽调干部专做文学行政工作。编辑：就非是作家自己不可了。编辑：高级创作，比创作还累。待遇要提高。刘赞成叫做编辑工作者有机会到生活中去。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自由讨论，对创作的粗暴干涉等，刘：党政的干涉，应当，正确的。但也有干涉得不对的。遇到这种情况，作家可向干涉者要求正式文件的决议。作者不同意他的意见，将此文件及自己的不同意见，一同交给中央——打官司。有材料可汇报上来，可以报上公布。如只是口头上发议论，对新作只应采取爱护态度。如作品有缺点，为了爱护也应当提意见。负责同志的意见，也可以当普通读者的意见。采纳与否，作者自便。对意见要重视，但不一定要无条件遵从。作者应当有独立的见解，风格。
稿费：……劳动积极性，是作家很大问题。资本家还有，作家还能没有？……

茅盾代表主席团发言：
感谢党中央对我们各方面的关心，我们一定要写出东西来。
创作完了之后的愉快，与骄傲自满不同。构思时要非常虚心，写时要大胆放手，有自信心。修改时要严格，甚至可以吹毛求疵。（五时闭幕）

昨夜看人艺演出的《明朗的天》。
今夜看美国影片《茶花女》和《纽约奇谭》。

3月8日 在京都
七日上午在作协讨论出版局提出的关于稿费制度。群情激昂。

3月13日
方纪同志从京回津，谈了一些在理事扩大会后周总理召集各地作协分会负责人的谈话，研究了天津分会准备成立的一切筹备事宜。
扯到会馆乡复员军人自杀事，他连呼“惊险小说”！要我先搞这材料。到冀中一行的计划可能又破产！
周总理说专业作家要到哪里去都行，只要写出作品来。为了分会成立事和两个材料先到南郊区？

3月17日
下午在宣传部，方纪与白桦同志向王亢之部长汇报到京开会的刘少奇、周恩来、陈毅等同志的指示精神。在插话中间陈毅同志说毛主席在瑞金被教条主义者王明等给以留党查看处分后，陈毅同志去看他，毛摆手叫他不要管。长征时陈留在江西坚持，后一九四四年陈到延安，临走时毛忽召回陈说：对过去反对你的同志，要好好给他们安排工作（陈过去在新四军中也曾受排斥）。毛主席很愿意听取不同的意见的。这种伟大精神多动人。
为了反对个人崇拜，中央负责人都不许把个人搬上舞台、镜头。党员音乐工作者在最近开会，最后做总结，钱部长说请陈副总理做结论，陈就生气地说：“党内有什么总理不总理！”

3月30日
今天各报登出了《真理报》编辑部评论《为什么个人崇拜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关于斯大林的问题，已经公开提出讨论。这乃是共产主义史中一大事。真是想不到的事。也真是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件大胜利。过去个人与党分不清楚，今天也该分清楚一下吧！《腹地》所深恶痛绝的范世荣哲学，应该得到历史裁判吧！

4月4日
组织部来通知叫我到高干马列学习班学习三个月。我因突击修改小说告假了，但不知可否挪到下期。
晚到孙犁同志处看，他上星期四因劳累，午睡后小便后晕倒，把左腮跌破，尚未检查出究竟是何病。可能是贫血，也可能是煤气（生了炉子，但有烟筒），这两种病征状相似，所以尚未断定何因。身体是作家走入生活浪潮的本钱，这事对老孙的锐气挫伤不小！

4月9日
特写《家禽饲养员金凤姑娘》在《人民文学》四月号上登出来了。既然写就希望有地方发表，可是又觉得何其渺小，在这一伟大社会主义高潮里我才描写了个喂鸡的小姑娘。

4月10日
晚开支部大会，对我只考虑个人创作问题，而不、或很少考虑整个党的文艺运动事业，以及自由主义和感情冲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我教育很大。这个老毛病总是改不了！
方纪同志对我的特写，意见是比过去写的活泼了。过去写的很死板。

4月24日
方纪同志要明后日启行“创作出差”三四个月，今天来开党组会，穿上了为“创作出差”而做的新装：人造呢夹大衣，酷似去年考涅楚克夫妇过津出席印度某会议的神气。既然穿这身衣裳，到了那里就需要有人到火车站欢迎和献花。

5月9日
在鲍昌同志处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内部资料，四月份《文学短论拟题》。每一个拟题都是一篇绝好的小品文，今选抄如下：
水分和姑娘：……想用大辫子，红头巾，花衣服，使作品有“水分”。……
有“正面”而无“人物”，“有矛盾而无人物”。
从教训人到有风趣（指党委人物的刻画）。
“嘴里含着糖球的歌唱家”（歌颂而无有真正的政治热情）。
有“爱”无情。
山穷水尽“真”无路。古典小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话”无“戏”——目前话剧的缺点。
龙头（先写一篇好作品）凤尾（老年再写一部作品流传后世）猪肚子（中间粗制滥造）。
人物相思病——比如《四十年的愿望》一农民一出场就想成渝铁路。
爱情种类：嘻嘻哈哈，可有可无，扭扭捏捏，一笑就走（见面就谈创造发明）等四种爱情。
尖锐和云端——领导人物不是站在矛盾斗争的尖端，而是站在尖锐斗争的云端——解决矛盾太容易了！
封面和风格——封面月份牌化了！
不约而同——指话剧会演的工业题材。

方纪同志给鲍昌等同志来信说，最近毛主席谈话说他不喜欢《人民日报》，他喜欢《光明日报》。北京方面空气要求“新”。要《新港》大胆些儿。

5月16日
吃早饭时一看报，法捷耶夫逝世，再看内容，“根据诊断公报，法捷耶夫由于身染重病精神抑郁而自杀。”这真使人不免大吃一惊！
前些日方纪同志说肖洛霍夫在二十次苏共代表大会上批评法捷耶夫有个人权力的欲望。因此而不免令人多方面揣测起来，法捷耶夫的自杀是否跟斯大林问题有关？不论有关与否，帝国主义报纸要大肆挑拨。

5月28日
二十五日到京，二十六日下午在怀仁堂听陆定一部长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报告。周总理对科学规划表示了意见。

5月31日
归接到孙犁同志信。他已于二十一日返津，封锁消息修改《铁木前传》了。

6月4日
秦兆阳同志的《在田野上，前进！》今天读完了。
作者的诗情，作者对劳动农民的热爱，作者对农民命运的关怀，是洋溢在纸上的。可是，事件很多，没有一件突出的，感人最深的，动人心魄的！人物很多，农村各种代表人物都有了，但是像个政协会议。缺少一个突出的，有棱有角的人物……
……
那样众多的人物，几乎都用作者口吻倒叙，形成了特写大集合。
虽然洋洋三十五万字，却不如他几千字的《建设山区的人们》的特写给人的印象深而永。

6月7日
今下午王亢之部长传达省市宣传部长会议陆部长结论。左勤克只因为描写了一个小偷，就一棒子打死！今天已感到是干涉过多了。不是左勤克造谣（今天苏联仍然有小偷），而是日丹诺夫走了无冲突论的道路。这次会议也说苏联嚷嚷了几十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没有嚷出个名堂来。中国只提为工农兵服务。梅兰芳演《贵妃醉酒》，几十年前如此演，今天也如此演，如何可牵强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前不久有批评家强说齐白石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陆部长说不必。
会议精神强调思想解放。因为我们党和政府有高度的威信，所以党员放个屁也是香的。陆部长号召党员们少放臭屁，少在学术思想上、少在学校里扣帽子。今天小学生作文，不论什么总得加上为社会主义奋斗。问初中学生将来干什么，他就说“服从组织分配”。大学校办得就像军营、幼儿园。有多少大科学家，也得一棒子打闷过去的。大科学家的假设，就难免标新立异。
夜在中苏友协看日本短片《卖花女》、《飞来的新娘》、《正是为了爱》。

7月5日
读了朱光潜在《文艺报》上的自我检讨。还算深刻。朱这个人是很用脑子的，不像梁实秋那般滑头。
下午看《牛虻》电影。

7月6日
接萧也牧同志信：“你这本书，我读了极有兴趣，生活的底子很深，风格很朴实，人物也写得好，具有故事性，尤适合广大读者的口味，估计这是个‘雅俗共赏’之作……如果说到缺点之类，我以为有些章节可以大大展开的，不知什么原故，你常常就收住了。”又说：“社方打算七月付排，年前出版。”

7月9日
晚到聂元素同志住处。她说她要写一部小说，从北伐后的华北农村中的走上觉醒的妇女，到七七抗战，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中的青年女子，怎么为了追求民主主义的生活，而不得实现，最后如何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革命。主题很富有中国革命的特点。我鼓励她好好写。这是一部自传性的小说，很有生活气息，很有时代特点。特别是以一个青年女子为主人公，更是目前小说所罕见。

7月11日 夜
萧也牧同志来信说辛莽已答应画插图，怕初版赶不上了。第二版一定要增加上了。
作协《作家通讯》来信要我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表示意见。牢骚很多，在一九五三年就向中央提过意见，今天还是不言语了吧！

7月19日
市第二次党代会上午开幕，下午讨论市委候选名单。
午间访凌子风同志。他住在旧皇宫饭店，拍制海默的《母亲》。
黄昏时到宿处，接到由《人民日报》转来的读者来信。读者王兆津（河南省交通厅运车人管理局）表示关心《腹地》，希望修正出来出版。

8月1日
萧也牧来信说：“尊作已进入生产过程。何时你可看到校样，待具体计算出各段工序的日程后，当即奉告。”又说：“先出平装本，随即出精装本（因插图很需要一些时间的），本年度十一月出书。”
萧又云：“我拟计从八月份起，陆续写出短篇十五篇，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我劝他务要特重质量，因沉默已久，读者要求不同了，不要因为“百家争鸣”就乱鸣起来，历史上将来还是要算清账的。
宫白羽写了篇发牢骚的文章，张、鲍口气中，似乎认为要不得，反动，顶回去算啦。我主张把它打印出来分发有关干部研究，张口气中似乎认为值不得。我看这种资料比我们一般同志那种无味的教条主义的等因奉此式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叫嚣还有用。我们口头上光叫什“百家争鸣”，可是偶有一个人试探地鸣一下，就一棒子打回去，仍然是陈企霞式的态度！自以为党性甚强，却是当党官老爷的一贯作风。

8月4日 于津
在宣传部，听毛主席关于反官僚主义的传达。毛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好的，可是也不能说光好没有缺点。发现缺点就纠正，才是马克思主义。

8月31日 津
、
周骥良带着青年作家十几人到河北省水灾区访问，随随便便，十分不认真，被河北省记者写成小品文，又由河北省新华社拍成新闻广播出，印在《参考消息》上。事闹大了。这事对天津作协分会教训甚大。否则马马虎虎，吊儿浪当以为风雅。

9月6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寄来《站起来的人民》的封面稿两个。都没有时代色彩和地方色彩，公式化概念化。我校改完后要找马达设计一下，最好利用上《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青纱帐里打敌人”或“活跃在青纱帐里的骑兵游击队”。

9月11日
下午到孙犁同志处，他推荐了《资治通鉴》。明日即去买。
在孙处见到英文《中国妇女》的编辑严婉宜同志。她说她可以把《家禽饲养员》的插画原稿给我。
晚看影片《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有些场面大了，但艺术性并未超过话剧。倒有的，不如原剧有风趣。一如一般临时性的宣传品差不多，当时看着热闹，一过即逝。

9月14日
今天看了梁斌的《红旗谱》第一二章。很有戏剧性，也能抓人。小说气味是具备了，语言也朴素。

9月17日
梁斌同志的小说，已看了第二卷的四五章，写鸟一段，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深厚的乡土味道。不一般化，别有风格。与在《天津日报》发表的和《河北文艺》发表的，给我的印象大不同了。今天写了封信，预先向他祝贺了一番。

9月19日
上午，在市宣听王莘传达周总理和周扬对音乐，也就是对文艺工作的意见。又有黎莎同志朗诵毛主席最近对文艺的意见。都强调了民族民间传统，同时也认为学习西洋以及苏联的重要。重要不等于喧宾夺主。学习外国的，为了发扬本国的。艺术不比西医，西医能治病，在解剖上无所谓民族形式。而艺术则不然。目前主要危机，是对民族民间的遗产，几乎要忘掉了。五四时代一辈的人，对中国传统东西真正有研究的，已留着不多。抗战一辈的，有研究的就很少。青年一代，读必苏联小说，舞必芭蕾。中国民族的东西，快完全不了解了。危险。可是，不论中国古代文化多么辉煌，近百年来欧洲跑到中国前边来了。学了西洋近代科学的东西是有益处的，但是不能成为洋教条主义。不能说中国传统的东西都是落后的，中国的优秀传统有自己的规律。日本人看了《将相和》说蔺相如就像中国人的气度，我们今天应当负荆请罪。看了屈原，说日本今天应当把张仪似的美国人赶走！——这是周总理说到要艺术的完整性。美国目前主张要短要刺激，中国在世界青年联欢节上的《猎虎记》只打虎一段，不赞成。

                                                       9月27日
梁斌同志《红旗谱》油印稿，今下午看完了。基础是好的，有生活，有风格。但是还得要有大修饰才能成为作品。他自以为写二师惨案有把握，实际上并不如写反割头税更不概念。
小说历史背景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很大的政治时代：军阀统治到北伐战争。北伐分化，新的阶级关系，“九一八”，新的爱国高潮，和蒋匪的更新更无耻的卖国行为。在这几年中间中国阶级关系变化很快。北伐军出师前后，反封反帝统一战线，在华北农村的影响，也掀起反封反帝高潮。蒋匪反共，投降封、帝，使华北农村分化，过去参加了反封反帝的地富，转变为反共降封帝。革命领导权转到共党手中。但有点儿孤军作战。“九一八”事变，造成新的反封反帝（以反日为旗）爱国高潮。阶级关系又一变化。但蒋匪用屠杀打击这个爱国高潮，而企图在降日方式下“安内”。因我党一时的政策不正确（王明路线）使革命战争一时失去广泛群众性。保定二师惨案，应写成蒋匪对爱国高潮的一种镇压，企图把抗日的领导权抓到手里。同时是向日寇帝国主义的一种献媚行为。

     又记
这些历史事件，如何通过个人表现和发展起来，是这部小说成败关键。可惜，梁在这方面的结合很不够。有时很生硬，很勉强。但基础还是好的，有可以改好的条件。这就不容易！如能把二者结合好，不难成为了具有一定里程碑的大作！

9月30日
今天是星期日，又是国庆节的前夕。午睡后被广播电台的音乐吵醒，想到一年来的工作，想到伟大的国庆，有不尽惭愧的心情。
杨润身在北京听说《文艺报》最近将发表一篇重评《腹地》的文章。不知是何人大发慈悲，普度苍生！可是骨头已经刚烂完了，灵魂还有什么可超度的！我想大概是纠正一下过去过于一笔勾销的口气，另外再加一些罪名，以平众怒。正面肯定这部小说，我想不出谁有这种胆子和这种见解。这部小说，我认为是对个人崇拜有预感和反感的作品，是对把个人与党分不清的、把个人神圣化的个人崇拜思想有预先感觉的作品。今天的批评，似乎不容易看到这一点。

                                                          10月3日
    陈登科同志是八大代表，来津参观，说丁、陈等都做了结论。文艺界对梁斌同志小说估价很高。
    鲁藜等在国庆节也都出来了，王血波同志正碰见他拿着介绍信到组织部去解决工作问题。

                                                          10月5日
    梁斌同志来到。北京方面看过他的小说的人，有侯金镜、刘光人、萧也牧。看过一部分的有秦兆阳、康濯。大家的印象相似：有风格，有生活，基本上都肯定。不过在强调几次阶级关系大变化上，都不像我。我向梁提出此点，他很同意。说当时没有想到。对于严运涛是否应该那样早死一事，他也在考虑。细节意见，明天再逐条提出来。
    《文艺报》上侯金镜同志写的《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一文，今天看了。侯一向是老成持重的。但对《腹地》的看法上，也不见得很深刻。
《铁木前传》要在《人民文学》上登载。梁说他听见秦兆阳向康濯说其中那个风流女人比肖洛霍夫写的那个女人还好。可是鲍昌和张学新看这小说原稿后的印象，只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并认为发表了对老作家孙犁的名声不利。可是它的好处一字未提。今天说到要到《人民文学》上发表，张才说那个女人写的是不错。

                                                           10月6日 夜
    不可叫运涛早早牺牲一事，孙犁同志也认为非常重要。
    整个意见，梁说都同意。只可惜说晚了，如早在一年前说就好了。
    梁又说我的意见，有的可以立刻采纳，有的牵动太多，不能采用。我说，如果自己认为不对，不是自己的创作意图，就干脆不采用。如梁认为应当采用，那就不应当抱右倾机会主义态度，即便出多大力气，费多大心血也在所不惜。看样子，他内心很动摇。在创作上，也是有革命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别。

                                                          10月15日
    昨日下午在政协礼堂开纪念鲁迅座谈会，我发言过分强调创造人物必须根据真人真事。孙犁同志立即指出（当然口气很委婉），《天津日报》文艺组要将此文在文艺周刊上发表。我今天又大加修改了一番。什么事一绝对化、片面化就会把真理变成教条。
    今下午开党组会。方纪同志报告了他此次远征深入生活的收获，甚为兴奋。自己如何深入这一伟大现实呢？心跳不已。
    方在北京听到小广播说，作协书记处要改组，因为少壮派郭小川、康濯等同志对创作的体会不深，因此在领导创作上不甚照顾创作的特点。中央正在考虑叫茅盾担任书记。
方纪认为中国今天的作家，最大问题是生活，特别是现实生活问题。过去他还认为中国的作家还是有生活的。这次远征以后，觉得作家中心问题还是生活，特别是今天的伟大的现实生活问题。 学习《实践论》那一年我即有此感，且为文。

                                                          10月17日
    十六日《人民日报》上有何其芳《论阿Q》一文。何文说阿Q不仅是有阶级特点，而且其精神胜利法是人类共同弱点。这是茅盾过去曾经说过的。在宣传通讯上关于《琵琶记》的争论报道中，也说在争论中触到了典型与阶级性的关系，和典型性的人类共同性问题。我早就默想这个问题：从原始社会到今天，虽经过了三种阶级社会，可是人总是人，在阶级特点之外，还应有人的共同点。文艺要反映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特点，可是还不能忘掉人总是人。因此还应反映人的特点。比如许多有政治修养的人，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英雄难过女人关”，岂非人的共同弱点？所以这样看来，过去中国荀子孟子争论的人性善恶，和外国的人性论，还是反映了一定客观真理，不能一律抹煞。梁实秋一类资产阶级文人，把文学只描写食色性也的“人类永久不变的人性”固然错误，可是把人描写成只有阶级特点，没有人类的共同点，岂非也走向片面。而且在文艺上，没有这种共同点，还是吃不开的。这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的新论调，这倒是实事求是的。
今天读了毛主席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说受打击是对自己一种教育。他就受到左倾机会主义二十多次打击的（只记得的）。因此我更觉得陈企霞的打击，我得到的好处比坏处还是多的。否则怎么会挤出《站起来的人民》这本小说呢？一帆风顺，岂不是更被捧得懵头懵脑，或者专门赶浪头，写一些应景的文章。受打击而不倒下去，的确对自己有好处。今后应更多听反对的意见。

                                                           10月26 日
    二十五日上午访萧也牧同志，谈起对小说《站起来的人民》的意见……
    萧提的一些意见，如苦恼也是爱情的生活，热情不够等，以及对于内部描写的缺乏等，我认为我在《腹地》里已经写过。我估计他就没有看过《腹地》，问之果然。

11月7日 黄昏
上午在作协分会开座谈会，孙峻青同志说市面很紧张，反动分子很嚣张。午间巴金主席便宴招待两位作家。
下午游黄浦江，至吴淞口返回。
上午座谈会上，孙峻青同志说他在一九五〇年听说《腹地》值得看一看，到书店去买，没有。在废纸堆上买到一本扯去封皮的《腹地》，至今仍然保存着。他说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他劝我改时要有自信，不可随风倒。他也是一知心友也！

11月9日 在杭州
上午去绍兴，访问鲁迅故乡，十一时十分正走到鲁迅诞生的屋子内。该房在鲁迅生时即卖出，鲁迅诞生的屋子已经被改建。
在百草园短墙前摄影留念。我也折竹叶夹《鲁迅全集》第一册中做纪念。到三味书屋参观鲁迅上过的启蒙小学，到后院折一腊梅夹书中为念。
回纪念馆在书上打了个图章。饭后到市街上转，三时半返杭州饭店。

11月17日 夜
昨日上午萧也牧同志来谈。
下午到秦征处看封面。
晚到北京日报找范瑾同志。
下午到北京医院看沙可夫同志，又扯起匈国问题。

11月20日 夜
下班后同方纪同志步行返家，方纪同志劝我先写新的，《腹地》不忙修改。可是我思之再再，还是先解决最容易解决的战斗：修改《腹地》，决不分散力量。

11月30日
东北作协戴言同志持马加同志信来为《处女地》约稿，刺激起我写双十二事变的小说来。感情冲动起来了，明晨即动笔。

12月6日
三日同梁斌找萧也牧，谈到编辑对《站起来的人民》的印象，有个大学副教授（？）说结构好（他是研究文学结构学的），有民族风格。反派人物有个性。不满足的地方是正面人物，一出场光彩四射，但后来没有更发挥到极致。正面人物性格方面的东西还不足。

12月17日
下午到宣传部汇报作协最近工作，并研究作家职业化问题。方纪同志愿把文联及党组工作都交给我，他好职业化。我没有答应，他很不高兴。

12月20日
昨夜开联合小组会，讨论减轻古达处分问题。一开始就由主持人念支部关于减轻古达的草案。上星期三开支部大会讨论这问题，听学新说，有同志发言，古达火了说：算啦算啦，你们就按原先的决议执行吧！并且起立要离席。因此昨夜的气氛我一听就像是支部打通党员的思想，要党员们到时候举手赞成减轻古达的处分，不论古达本人是否有悔改的表示。
发言甚多，特别是对方纪同志在上次会上的结论。古达那种态度，方竟说是古达愿意留在党内的诚意。史如北在发言中似乎认为古达过去一贯态度不好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支书歌焚态度不好的结果。又说古只是思想问题态度问题，又说对古这个具体党员不应与一般党员一视同仁。似乎说古是具体党员，而别人都是抽象党员。抽象党员就应当严格遵守党纪，而具体党员可以通融，党章可以对他们不起作用。
八大仍然选举了王明当中委，决议中又阐明了对犯错误的党员的态度。于是专门看空气办事的人，就无原则地迁就起错误的（这些人在“左”的空气下又经常是以骂别人不过火而得到领导上表扬的人），这类人永远站在浪头的前头，也永远把别人当垫脚石往上爬。他自己还以为领会上级的意图比别人快。
这类处理办法，对一般党员起什么作用？似乎党员有亲疏之分，高低之差。这种处理对古达本人也没有好处，他会以为共产党离了他不行，而更玩忽党纪。
看空气赶浪头的人也常有这一种特性：反对过自己的人，那就是“逮住蛤蟆，攥出尿来”死不肯放手，提得越高越好。而那些与自己意气相投的人，即便犯了多高的原则也要为他开脱，找借口。可怕！

又记
上午鲍昌同志向我谈他对方纪同志的意见。办刊物真不容易。
下午读《新港》上李希凡的《典型新论质疑》，看了十月十六日何其芳那篇《论阿Q》，我即感到如此引伸下去可能达到梁实秋的人性论上去。李文也有此看法。

12月23日
下午二时作协开理事会。曾到苏联讲过课的邢公畹，发言倒很有见地，可是口气很大，令人听来多少带点儿傲慢。

     12月31日
一九五六年还只剩下两点钟，大可以给一九五六年做结论了。在这一年里把《站起来的人民》做了最后的修改和定稿，并且校勘两次。一九五六年总算没有空空度过！
一九五七年度以修改《腹地》为主，不可稍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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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四）

    编录者按：1956、1957，这更是不平静的两年，尤其是57年，一些细节令我感慨万千，虽然细小，却“础润知雨”。考虑版面，我这次前后删了三遍，和上次一样，除了作者的情况外，一些作家的私生活、接待外宾、苏联文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这是可以另做一篇大文章的）等等全略了，主要还是突出那场“斗争”。


一 九 五 七 年


1月2日
孙犁同志一九五六年的新作《铁木前传》今日读完，很有诗意！原稿交给《新港》时，鲍昌和张学新看了，都说这样的作品发表对老作家的声望并不利，又说孙犁固有的好的风格也没有，而且……可是秦兆阳看了向康濯说，小说中的女主人小满写得比肖洛霍夫的路希卡还要美！方纪在《人民文学》十二月号上看了，说是孙犁的创作最高峰。我今看来，也觉是孙犁的杰作。不光是小满这个反面人物写得好，正面人物六儿写得也好。青年的朝气写出来了，而且对童年生活写得那样有诗意！

1月18日
回津后，昨日参加了《铁木前传》的座谈会。这个会开得非常热烈，这种会应多开。
孙犁同志的病还不见好，今下午想看看去，却不知刘白羽、康濯二同志何时到津。

2月13日 午
下午讨论毛主席的在省市委会上的报告（关于百家争鸣）。目前对此甚是热闹！

2月26日
文艺界为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争论甚烈，抽暇看了一遍。王蒙很有才能，文章写得也很有诗意，但是看问题有严重的片面性。只见过生活中的阴暗面，作者与小说中的林震简直是个美谛克。这是初入世的人和初写文章的人，都难避免的片面性和自然主义。对于这种新生力量应当爱护，我担心文艺界或者某些权威者加扣个帽子，把一个天才的嫩苗打一层霜。（听张学新说，团中央都曾讨论了这个小说，说是完全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这个帽子可够一个青年人受得！）星期日人民文学社谭、崔二同志来津征求意见，我即向他们提出此意见，对新生力量，棒与捧不应幅度过大，以伤锐气。谭说他们早就对他爱护备至。我说那就好极了。

3月1日
秦兆阳同志用何直的署名写的《现实主义——宽广的道路》（《人民文学》一九五六年九月号）看过了。他是把凡是具体地历史地描写了现实的，就能有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和典型性与思想性分不开，做为不同意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口号和苏联定义的理由。其实，比如《水浒传》的潘金莲和王婆，不能说不是典型，不能说不具体和历史地描写了出来，却不一定有思想性。今天，杯水主义者也有典型性，却也不能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作用。至于其它论点还是用了脑子的。强调写正面人物，强调写自觉的社会改造者（而不是多余的人物），强调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应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特征。
今天《人民日报》登出了陈辽《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意见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篇文章。陈其通的文章当时看了就不舒服。

3月12日
听着这个报告，我又想起我的《腹地》。这部小说就是描写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受打击的。《腹地》写时正是延安整风高潮，然而直到全国解放，文艺界（何止文艺界）尚不能从这小说中看出新问题，而加以教条主义的裁判。今天毛主席把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提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这本小说也该有真正出头的日子了！毛主席在报告中说一个新生的东西，起初总是被人视为毒草而企图打击下去。马克思主义起初是这样，达尔文、孔老二也都是这样，哥白尼也是这样……我听到这些话，真不免有点阿Q式的飘飘然了。从哲学的观点看来，我因为反映了不以人的意志（喜、憎）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所以今天才能有可望“翻身”的“远景”。
毛主席纠正了在省市委会议上对陈其通等意见一文的看法。毛说钟惦棐的文章是右，所以台湾全文转载了。陈等是教条主义，苏、罗等国全文转载是因为教条主义喜欢教条主义，臭气相投。陈等的态度基本上是反对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的。陈的文章发表才半年，怎么就能负那样大责任呢！毛主席对目前批评老爷们对付王蒙的态度，似乎也不同意，话中说“怎么能一杠子打死呢！”似乎就是为王蒙呼吁。同时，又说马寒冰向彭真同志说区委会有官僚主义，说是在别处，在上海还可以，不能说在北京有。毛说，岂止北京有，连中央也有，陈独秀……高岗、饶漱石不是在中央吗？
听了这报告，堵在心口上的一块石头算去掉了。对于王蒙那样受打击，有点同病相怜，所以那天见了《人民文学》编辑不觉不由地发了顿牢骚。张学新对于谁对陈其通等文章热烈拥护就说是政治热情高，言外就是说我政治性不强。后来我说我同意陈辽的文章，他说他已经写了文章与鲍昌、王昌定等连名发出。我与他又争吵得面红耳赤。鲍昌把陈其通文章视为韩愈般地挽救了中国文坛的命运，我说在北京康濯处听到不像那么的。他在机关座谈会上就夸大嚷了出去，似乎我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于是我不得不重申我在毛报告对陈文曾经发表过的意见。当时我还不敢加上“教条主义”的名字，但只觉得陈文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空喊口号，大力吹气。一党专政，不许别人说话惯了。过去一扣帽子就把别人吓得哆嗦，今天没有那么威风了，就觉得天下大乱了！张学新还强调说苏联等国全文翻译此文，是用中国的例子医治扭转他们本国的歪风。估价何其高。起初就那样“臭味相投”，后来又有毛主席的一撑腰，便认为自己可掌握住“主流”了！所以教条主义吓人之处还是他那个老虎皮！

又记
今天《人民日报》上有林默涵写的《一篇引起争论的小说》，对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做了具体的分析和评论。这样的文字对作者和读者才有教育意义。

3月18日
七时半才回到住处，说有市委电话马上去人民礼堂开会。吃了饭，八时到，听李定同志说是毛主席来讲话。真是喜出望外，因为通知不讲何会而口气又极急、严，以为有了什么大事，如突然的战争，或国内有什么大事一般。否则，没有大事，星期日不会如此急迫开会！
毛主席谈笑风生，谈了一时多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问题。跟万晓塘同志传达的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样，但是亲自听一听，等于又一次的精神享受。陆部长讲话后有的报刊要求写关于百家争鸣的文章，我还有顾虑，特别是陈其通等文章发表后更如此。今天可真正解放思想啊，文章也该写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五周年纪念日，我要写出我对《腹地》的意见！是其时也，不能再错过。
今日《人民日报》上有老舍一文《论悲剧》。他说他要写个机关干部不关心子女的悲剧。我已写出的《问题在哪里？》可列为此类。
今日开始了讨论，我做了第一回的主要发言人。我列举的例子都是文艺问题，其他同志发言，生活中的生动例子很多。

3月20日
张学新和鲍昌从北京回来了，他们说这次中央宣传会议上，连讲话带开座谈会，毛主席参加了六次。可见毛主席是用了多大的精力关心这个会。这个党内会议，却约了一百多党外人士参加。这也是这次宣传会议的特征。
眼下在我的脑子里旋转的问题，如何用毛主席的两种矛盾的学说分析一下《腹地》，并且在五月份参加争鸣。
“教条主义者喜欢教条主义的文章”，毛主席这句话，王昌定不能接受。张学新听说毛主席称赞陈其通等对党还是忠心耿耿而自喜。鲍昌就庆幸他们三人反驳陈辽的文章没有登出。

3月25日
蓝澄同志……临走时报告我说：团中央宣传部指示《站起来的人民》为革命传统教育读物。在和平路新华书店的广告牌上公布了。这倒是个鼓励我的新闻。
孙犁的病，以往我始终没有看得很重，可是上星期日上午谈了一上午，感到吃紧，原因在于自己钻死牛犄角而不能自拔。今上午到市委礼堂听孙定国同志讲辩证法见杨循同志，说孙犁同志最近这几天情绪坏极了，光说自己没有希望了，连医生和李奕局长规定他遛弯的信心都没有了，光在屋里瞎想。越想牛犄角越深！唯心主义害了他！

4月4日
为《腹地》争鸣的文章《感觉到的和认识到的》，昨下午草出。

4月9日
读市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宣传会议上座谈会上的插话，才知道中央这次宣传会议，还是受批评界围剿而刺激起来的。毛主席对王蒙的态度，正是我二月二十六日向人民文学社来津的编辑发的牢骚。可以用阿Q精神安慰自己一下。

5月28日
昨党代会开小组会，我对天津作协的机关化提了意见。
晚接到《文艺报》约稿信。今下午写出寄去，题为《历史上一点教训》，将《腹地》所受的始末都写了出来，但不知《文艺报》敢登出不？不登即转寄《文汇报》。

5月29日
江虹同志预先告诉我说的郭维同志给我的信，午间收到了。他说他“一口气读完了”《站起来的人民》：“你的文章，你的人物以及使人意想不到的对话，把我抓住了。我完全生活进去，特别是你塑造的几个人物（不是全部人物），简直迷人，他们活了，作家对他们没有丝毫的伪饰，让人信服不疑！
“但是……如果你问我喜欢东海，还是喜欢《腹地》里的辛大刚？那我便说：我喜欢大刚。因为我认为你把大刚写得更有生命力……更真实，更有人情味，真有戏剧性的魅力！金东海大概你想让他更‘正面’一些，结果，稳是稳了，但不如辛大刚给人印象深刻。”
目前市委领导上很紧张，大概中央也很紧张。大前天万晓塘同志传达彭真同志报告（昨夜传达了一小段，突然不叫传达了，不知为何？）说：目前正是狂风暴雨而不是和风细雨。认为目前一刻千金！就是在党内，代表小组讨论时，也批评市委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意见很多。
党代昨宣布今日休会一日，明日是否开会，还没有通知。我估计大概是因为黄火青、王亢之等同志到北京开会去了。

5月30日
下午黄火青同志传达毛主席对整风汇报时的插话。整风已经发展到与右派争夺领导权的问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并不是没有阶级性。在运动中暴露了过去左的（不论党内外），今天转到右了。在运动中看清了每个人的真面目。因此我想起我给《文艺报》的短文，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要造成无产阶级时代的文艺复兴，是否有毛病？是否从右的观点来欢迎百花齐放的政策？目前我还认为不是。

夜九时半 又记
方才鲍昌来说……
鲍昌又谈一妙闻：正在压不住劲的时候（可能是在宣传会议吵嘴以后不久？），方纪召集他、张学新，还有王昌定，说：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做法。别看上海《文汇报》闹得那么热闹，早晚要吃亏。把天津作家分成“他们”、“我们”，“他们如何”，“我们如何”。鲍认为这样分法对天津作家的团结没有好处。“他把我们看得跟过去一样，说什么是什么，可是我们今天的自觉性提高了！那天在会上（二十七、八小组讨论会上）我还没有全给他抖搂出来，那天还说了些简直没有原则的话，叫人说不出口来……”——这是什么呢？这不是小组织活动吗？这不是暗中布置一套，拿张、鲍等当打手吗？这不正是地主资产阶级搞阴谋吗？

6月2日 端阳生日
听了毛主席等报告的传达，又听到鲍昌的话，我便估计方纪又会认为自己有远见，正确。昨上午开会讨论此传达，绷着唯我正确的脸，有时合煞眼往后一靠椅背，好像怀才不遇，无可奈何的神气。先故意不说话，表示自己今天用不着再多言，一切都明明白白的了。快散会时却也“韬晦”不住了，说：“今天的运动，已经由整风转到跟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了，我们的思想感到跟不上……”实际上是表明自己早有此远见，而别人没有这种阶级远见。可是石坚同志已在上午提出：左中右（连党内在内）如何划分？目前的运动，主要是搞右派，还是开展民主运动帮助党整风？林间有此同感。我早也在如此纳闷？天津的气氛好似借这名义掩饰自己过去一段的不敢放。
朱仄对运动抱恐怖心情，暗指黎沙的主张像是纳吉，被李支简明指了出来。方纪发言未完，白桦同志就插了上来，此二人意见也似不一致。

6月13日
《文艺报》上的鸣放，渐渐进入决战阶段。对教条主义文艺批评，已挖近根子。六月九日（新十期）唐挚《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一文，就正式向周扬同志递了战表，投掷了他的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公式。真正从人民（解放军战士）中间走出来的作家韩希梁、樊斌刺得更准更深。
二次文代会周扬报告中对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在当时我就间接听说毛主席是这样指示的：诸葛亮并不是没有男女问题，可是小说里没有写。为了使我们的英雄人物更完整，更理想化，有些缺点可以不写，可以忽略。毛主席是总结中国历史上的经验（毛主席说话总是有根据的），而到了教条主义者手中就变成了死教条和粗暴的公式。到该解放的时候了！
有严重三害的人，起头对整风就抱抵抗情绪。一发现右派浑水摸鱼，就更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趁此机会就更自以为是，忽视和歪曲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昨天《人民日报》社论就公开指出了这一点。可是教条主义者还悻悻然以为自己有先见之明！

6月14日
今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史良对章伯钧的揭发，揭发了章伯钧的两面派活动，深刻！那天张学新访问王汶，她说右派的发言是不善于措词。史良的揭发可以打破这种迷信。

6月15日
今日到南大旁听历史系学生讨论北大学生谭天荣所谓“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代表人物的“伟论”。下午去的，上午有该校拥护分子侯斌的讲话。下午都是驳斥的意见。那两位才子已经成了唐吉诃德式的被讽刺的丑角。学生们也非常善于说俏皮话的。
当时有个党员以“真正共产党员”出名拥护该派言论，闹了半天所谓“真正共产党员”原来是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分子。后来他也说了话，不像个青年学生，十分像个康梁维新时代的从东洋留学的政客，头发黑黑的，偏分，两道黑浓眉毛。年岁也比一般学生大。据孟伟哉说他是机关干部转来上学的。
会后孟说雷海宗和冯文潜在上午的讲话，很好。回来电告《天津日报》，雷的言论对右派分子或受右派分子迷惑的人还有重大影响和教育作用的。北大那个狂生就以雷为知己，找过雷。

6月18日
《历史上的一点教训》已在《文艺报》新十一期登出。朱仄同志说百分之百的正派。
晚上广播电台广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比原来讲稿稍有深化。明日即可以见报了。

6月26日
昨今两上午参加戏剧界反右派大会。老艺人的话真动人，简直是诗，真情流露的诗，热情爱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诗，对我对全场同志都有巨大教育意义！
老艺人听到了养尊处优的歌舞团右派分子林青、李光、阎家鸣、李琪、杨巨川等人的反动言论，更是义愤填膺。李光说歌舞团是“法西斯集中营”、“共党是青红帮”。新参加不久的民间乐器队的回民杨巨川看了葛佩琦的谬论拍案惊奇，说：“在日本人和国民党时代，我都没有受过的苦和压，现在我受到了。”“当权者是冷血动物。”奇怪的是从根据地来的小女孩也狂热地追随他们骂共产党，并且把党内秘密向敌人告密（她是候补党员）。从石家庄来天津，在路上背过她的人，闻知她如此反动，气得掉泪。
老艺人骂他们狼心狗肺，忘恩负义。团员王庆泉画一漫画说：这些刚进来是一把钝斧，经培养教育，上大学上苏联专家课，把斧子磨快了，头一斧子却向共产党头上砍去！我也在会上说了几句激动的话。黎沙却说斗得过火了。怪！

7月3日
连日来开反右派本机关全体会议。因掌握了民主的精神，群众对开会情绪很高涨，用群众教育群众的办法，再好没有了。有的干部，领导上批评不接受，群众批评，却不敢再“闹脾气”。目前反右派斗争正在高峰，要用鲁迅“打落水狗”的办法消除社会主义建设的后患。但对作协机关的情况估计，我与方纪同志有出入。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就会被人疑为有报复心情。在会议期间，有的同志一听别人批评有“右倾情绪”，就提高一步，说别人指自己为“右派分子”。实际上方纪同志就有这种逻辑方法。我对作协机关化做了批评，他就向李霁野说我主张解散作协（后他又公开说我有此论调）。我在《腹地》中描写过“朕即国家”、“我即革命化身”的范世荣，我看方纪就很像这种典型的人。他用这种方法估计作协的所谓“右派分子”，我是不能同意的。预料为此必有一番争论。他是吃这种饭的（比如肃反时受市委表扬的），我却要对群众、对人民、对党负责到底，实事求是！

7月5日
方参加会议，主张党内问题也应当在群众面前公开谈出。鲍昌说方批评他对组织反右派言论的稿件问题，说方以主编资格并未预先指示编辑部如何多组织这方面的稿件。会后方在态度上似有改变，跟我二人私谈时，不同了。这好，这才客观。
昨夜广播，苏共中央开除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的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反对苏共目前在经济上等等的措施。不论什么理由，我对此事是痛苦的，说莫洛托夫不爱苏维埃制度，不忠于共产主义事业，我是想不通的。年岁大了，可能落后，然而苏共中央为什么不模仿一下中共和毛主席对持反对意见的人的处理办法呢？
听到此消息后，我与蓝澄等同志在院里谈此事，意见甚多，都慨叹中国党的英明和宽大，以中国党为荣，以在中国参加革命为幸！

7月6日
市委昨下午开紧急会议，转达中央对苏共莫洛托夫等人反党事件的态度。中共不同意苏共这样处理问题，但为了中苏友谊和大是大非，还是要表明态度。据传达说莫等对赫的态度也极粗暴，所以激起中央委员们的大怒。在大是大非上，赫对。所以这次决议是好的，但是这种处理方法，刘、周等到苏不只一次地谈到这问题。苏共不接受也是不能勉强的。

7月7日
黄火青同志传达邓小平同志的报告，说毛主席说这次反右派斗争比哪次思想改造还要深刻。思想改造只解决了崇美恐美的思想，而资产阶级思想却没有缩小（当然同时无产阶级思想阵线是扩大了）。这次斗争却要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光所有制改变还不行，还要解决上层建筑。

7月12日
反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和政治斗争，逐步深入——才斗上劲头。中央已决定慢收兵，连整风算在一起，半年或者搞一年。因此不用再着急了，和风细雨，细水长流吧！
邓小平同志批评了中央级文艺界后，《文艺报》反右派的斗争已在报上公布。郭沫若发表了谈话，对刘绍棠的修正主义也展开批评。

7月19日
反右派斗争，正突击柳溪。她在《北京文艺》六月号上的小品文《要有这样一条法律》，看来是给陈企霞反党活动当枪手，可是她不承认。她的大学同志孙毓椿说她七月初去北京天天与陈见面，并订有结婚密约，她却找我来说肃反后一次没与陈见面。问题复杂。

7月24日
二十二日刘白羽同志来津。方纪听鲁荻说马寒冰自杀了。工余问刘，刘说一个月以前的事。方说他是个“老油条”，为何如此？真想不通！原因是什么？方说：去年出国闹男女问题，为围王蒙事，受到毛主席批评，这次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本拟叫他带队，临时被谭政撤消，心疑是上次同出国的那个人告他。其实那位同志刚归国后提出过批评，这一次并没有。

7月25日
柳溪前日受到群众政治压力后，昨上午动摇甚。我估计不足，方纪同志估计得正确。昨晚召江虹谈话，江虹与柳溪谈到今晨，即给我打电话，与张学新赶到谈，她说柳溪昨夜已将主要关节向江虹谈了。我立即向方纪报告。方即转告王亢之同志，并转告中央周、刘。
从九时多即将柳、江接到亢之同志家，一直谈到下午六时，重大关节已坦白出。这真是一件大案件，大政治阴谋！
白羽同志闻讯后今夜即赶来津。

又记
有一年我向孙犁同志说：陈企霞恨我描写出了个“范世荣”式的人物，恐怕是像五四时代某些恨鲁迅写阿Q像自己吧？孙犁一连摇头说那可不至于！今天从柳溪的坦白中看来，陈企霞十足是范世荣式的人物，而比范世荣还恶劣，更恶毒！

7月27日
下午二时半在市委礼堂，张淮三同志传达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毛主席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那样的政治局面，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这是我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理想，这就是我所说的无产阶级时代的文艺复兴！
会后到柳溪处传达上午整风小组的意见。五时半她接到陈企霞给他寄来的李后主词，这是她与陈的密约。这一点也证明了柳没有说谎，同时也证明了陈与柳的关系。我当即送方纪同志处，可惜他没在家，打电话也打不着。四时多前后白羽曾来长途电话找他。

8月2日
　　七月二十九日晨二时接到方纪同志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要我们同柳溪同志当日上午赶到北京。天亮后找市委贾林同志交涉汽车，学新即去机关布置。
　　到机关向柳溪一说去北京，柳倒高兴，但后来陈祥淑同志来，我说陈也同我们去北京，柳溪就脸色大变，精神紧张起来。
　　孩子，徐大嫂管不了，只好带着找妈妈。九时多启程，下午一时才到北京办事处。
　　饭后，方纪、亢之同志把来意向柳说清，同时言今晚上到周扬同志处。柳心情安定。
　　二十九日下午在文联礼堂开会，方纪同志第一个代表天津作协控诉丁陈反党集团，涉及到艾青的自由主义。艾第一次厚脸皮一摺，苦笑一下。后来苦笑不出来，右脚就磕打起地板来。
　　方发言后，群众义愤填膺要求陈企霞回答。陈果如柳溪所预料，骂柳是乱说乱道的女人，态度十分流氓，后不得已走上台，关于与柳的男女问题，陈竟这般无赖，他说：叫我老婆看来，所有接近过我的女人，都跟我发生过性的关系！真是个活流氓！
　　三十日下午开会，张天翼首先发言，其次是丁玲同志发言。丁诡辩，企图把一切责任推到周扬和刘白羽同志身上。丁企图用“公开订立攻守同盟”的办法否认跟陈说过在十月文联大会公开退出作协。（这是二十九日事，陈企霞上台后，丁玲公开问陈我向你说过十月文联大会上退出作协吗？陈说没有。陈下台后，田间说他从葛文口中听说过丁要在十月大会上退出作协。这样，柳的材料就得到了旁证。）
　　丁玲说后，葛文立刻上台揭穿丁玲的两面派手段。非常朴素，非常有力。
　　三十一日，刘白羽发言，严词义正，有力地说明了这个大的斗争是原则性的斗争。
　　八月一日作协大会，第一个发言是曹禺同志。这是作协党组专为柳溪发言安排的一个鼓舞力量。曹禺同志发言很好，完全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林默涵的主意，他们讨论时我在旁听到。林意：柳如头一个发言，会心跳、胆怯。有一个大作家发言，可以给她增加勇气。同时，开会后镇静一下，心情也会走上安静。
　　去时一下汽车，正遇见陈企霞，真是“仇人路窄”。
　　艾青讲话，倒也诚实。可见作家、诗人不学习政治，当了傀儡也不自觉。
　　二日到小汤山看孙犁同志，他的病见好，稳定住了，就是好。
　　晚理发后见张雷同志，他因写作累得半脸半臂麻痹！
　　
　　                                                                8月3日
　　今天会上陈企霞交代了他利用周彦转托人写的黑信（给刘少奇同志的）和他与丁玲最近订立攻守同盟的事。争取这个人过来好处很大，许多问题可以弄清楚了。
　　丁玲发言极恶劣，在陈企霞交代以后仍然企图抵赖、诡辩。很多人都忍无可忍！纷纷起立揭露、质问。
　　陈明更像小瘪三，一切为丁掩护，结果被大家质问下去。
　　茅盾同志发言后，李之琏同志以中宣部秘书长身份发言。
　　多尖锐的斗争，多庄严的斗争，没有这种斗争，文学界如何能够过了社会主义关。
　　
　　                                                               8月4日
　　下午开会，丁玲讲话，态度基本没有进步。冯雪峰同志讲得很长，口音听不清，他说鲁迅答托匪陈独秀一文是他起的草，引起我很大尊敬。
　　冯说自己是单干户，丁搞小圈子，这话倒是老实话。冯有一套谬论，顽固不化，从冯谈话中可以看出他由在理论上与周有不同意见，发展到对周抱成见，最后由个人成见走上反党。周后来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是代表个人，而是党通过他来表现，反对的人也何尝不知周的大言论不会不和党商量一下的。
　　马达来谈美协江丰反党事，据云江对毛都不信任，说毛主席偏听偏信，彦涵是江的打手，古元也沾上了边，秦征也是为江辩护的。
　　作协会上许广平同志也讲了话。她说丁玲劝她少做社会活动，多写文章，理由是社会活动做了是别人的，文章写了是自己的。许广平同志认为这就是“一本书主义”的来源。
　　郭小川同志揭露了最近丁玲耍两面派手段的经过，深刻。
　　
　　                                                                8月5日
　　今日休会，《人民日报》把钟惦棐的右派活动揭露了出来。

　　                                                                 8月6日
　　下午参加作协大会，会后遇见孙维世同志。孙维世同志说丁玲步步走上反党的过程，真可怕！劝我对大刘要尽一切力量帮助她。孙说一步走错，就会步步走下坡路。
　　会上田间同志首先发言，其次是逯斐、李又然，默涵同志发言是主力，对于丁玲历史——步步走下坡路，从被捕后政治上的同时也是私生活、道德上的堕落起，一直到今天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析得深刻极了，对我的教训太大也太深了。
　　不要把私生活和政治生活分开吧！丁玲的可耻道路，值得痛心的！共产主义的道德是保证共产主义政治的精神力量！

　　                                                                    8月7日
　　文艺界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消息，今天在京津各报上揭露出来了。要利用这个胜利空气，造成文艺界反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新高潮。

8月9日
二十九日上午乘汽车护送柳溪到北京开会，到八月七日上午才返回天津。
在这八九天里，有两件大事：1、参加了作协党组召开的文艺界攻破丁、陈反党集团的惊人的斗争，政治上得到巨大进步。2、……

8月13日 晨
昨下午方纪同志在市宣会议传达反丁、陈反党事件。会后讨论本市作协工作如何进行。

8月15日 晚
方纪同志从京归，谈昨日北京作协大会夏衍等揭穿了冯雪峰的二十年来可耻的历史，许广平谈到鲁迅晚年受冯、胡风、萧军等坏蛋包围，死不瞑目。许言时泣不成声。
方传达了周总理、邓小平同志对文艺界整风的决心：不破不立，宁可把这种烂摊子文艺队伍打垮也得整理好！开除的开除，上报的上报，决不能惋惜！这样才能从根改造好。

8月18日
上午开会，准备今天下午党组扩大会关于何迟的材料。

8月19日
何迟要求与我谈话，目的只在今天会议上先发言，争取主动。实际上没有新的检讨。
但从他的谈话中有一可借鉴的东西：他说个人主义的思想情绪，使自己不论在家庭问题上，对党关系上，对同志关系上，把错误和责任都推在别人和客观上，都埋怨别人，客观都认为别人不了解自己，不体谅自己，有意打击自己，整自己。因而越想不通，越结疙瘩越大。个人主义思想稍一解，就感到同志过去的警告和批评是多么温暖、苦口婆心！

夜十二时 又记
下午开会，把最尖锐的批评和材料都抛出了。晚在方纪家中与何迟谈话到近十二时。
人在痛苦处希望有知心朋友谈心，人在幸福时也希望有知心朋友共欢乐。好的有益的朋友，在患难时予以正确的开导和支持。坏朋友，政治上异己分子则会乘机引你走入反党的歧途。在幸福时，益友会警告你不要骄傲，酒肉朋友会用捧场的办法使你麻醉，使你骄傲！
何迟明知吴同宾等是政治上反共的人，却喜欢他们，因为只有他们捧自己。检讨起来很明白，受捧时却满开心。
引入歧途的东西，无非是名、利、女人，但总把这丑恶的东西说得满堂皇！堕落与坚贞，只差一个边缘！

8月20日
失眠，头晕，阵阵剧疼，耳鸣，告假一日。
见《天津日报》登出吕班恶行，并点了天津的名。写信催方纪同志最好明天见报。
想休息一下，但平静不下，对有利条件要有信心，但也不能不从坏处着想！
如不幸吹台，大风大浪的日子就到了！还怎能稳定下心坐在一处开会和写文章？顶多把《腹地》（一定要先改出来，谁保险哪天哪时会突然来了奇怪病死了呢！）改出交出版社，就该到边疆到深山密林中流浪。一定有不少奇遇，一定有不少激动情感的文章写出来！
嗐，不少作家的命运是很悲剧的！也许因为生活悲惨，才写出那样动人的文章来吧！
在痛苦时，不得不做阿Q式的想法！
为了减少胡想，硬着剧痛的头皮看了夏衍同志八月十四日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谈话。真气人！也好，经过这次斗争，丁、陈多年来反党活动的历史根源算挖出来了！
人生是短促的，为什么叫痛苦更促短一下有用的有为的余生呢！谁不可用梦幻麻醉自己一下！

8月23日
何迟今天见报了。下午何迟交代说他是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受吕班腐蚀的。吕班这个上海流氓，在政治上吹牛说见过孔祥熙、蒋介石，在道德品质上吹牛说搞过二百多女人。张嘴就说：哥儿们，跟着我走没有错，吃香的喝辣的，到时候银行里存个千八百的！又威胁人说：我提得起你来，我就打得下你！谁我玩不转！你掉蛋！……真是十足的流氓！
从何迟的例子看来多可怕，一被腐蚀了，就觉得这种人分外知心，分外对口味，懂人情够朋友，而对真实的党员，却从内心里疏远，恐怖厌恶。也就日渐离开党。越离党远，越对这些人亲密。于是对党一套，对这种知心朋友一套，不自觉地走上两面派，而堕落成为蜕化分子，不自觉地聚成小集团！
即在新社会里，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人也多么容易走入歧途啊！

8月27日
上午在方纪同志处，听鲍昌同志的向党交代。仍不老实，个人主义和耍两面派的事实，不肯老老实实说出。方纪同志给了严正的揭发批判。
去年在北戴河海滨时，鲍劝刘绍棠学肖洛霍夫，要写部《静静的顿河》似的作品，不要再写过去孩子天真似的田园牧歌。刘后来的要大胆揭露黑暗，要写矛盾，厌恶过去自己歌颂乡村新生活的作品。鲍自己也受到自己的影响。一个不成熟而自负的青年，多么容易接受别人的影响！
在肃反受到审查，在恋爱上受到限制，在文艺圈子里听到了不少阴暗的东西。鲍说韦嫈甚至羡慕起非党作家来，认为当党员还不如非党员！

9月4日
反右整风，看样子要深入到明春了。

9月14日
十二日乘六时四十分火车来京开会，住和平宾馆三楼。
孙峻青同志昨说他同意马加同志对《腹地》的看法。翻出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第十六次会议记录来看：“……王林同志在冀中抗战八年，写了《腹地》，结果挨了陈企霞一棒子，可以比一比吗？假如允许我发表意见，我觉得应该把斯大林奖金给《腹地》，不给《桑干河上》。王林在冀中坚持八年抗战，这就是真正的贯彻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
这话有点儿“过激”。

9月16日
十六日作协扩大会二十六次会议。
邵荃麟同志作总结发言。
周扬同志讲话：
斗争到底，同时有决心改造我们的文艺队伍，使我们文艺更健康。教训：为什么老党员作家，有声望的作家，新社会培养起来的青年作家，如钟惦棐、刘绍棠，走上反党？
周引证鲁迅名言为什么左翼作家会成为右翼时，流下眼泪。说鲁迅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句话是共产主义的。
五四以后，个人主义与个性解放混在一起，一切有利于革命就成，如何搞社会主义就不明确。我们走上革命，是背上包袱——个人主义的包袱。别人怕死，他不怕死。个人主义和革命有矛盾，个人主义爱好、作风、世界观与集体主义的世界观不相容。一种，在长期道路上丢掉个人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另一种，栽一次跟头，把个人主义包得更紧一些，但是不减少，反倒增加对党不满。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必然走上反党，决不会走到另一条道路。
平日伪装的很巧，到严重关头就暴露出来。
丁玲最怕听“忠诚”二字。
封建时代“忠”君，资本主义只有“个人”。
独立王国：合自己意思的接受，不合者不接受。在政治上不能闹独立性。党内自由大得很，但是就不许背着党干另外一套反党行为。
党内党外光明磊落，阴谋心理是从与党有一道墙来的。对党两条心。
无产阶级作家对群众是负债的，而不能是债主。作家是人民的儿子，作家是人民培养出来的，人民是母亲，作家不应当自己有了成就就嫌母亲没有文化！

9月17日
十七日上午周扬同志继续谈。周讲后郭老讲话。下午茅盾、巴金、老舍讲话。老舍讲话又有风趣，又有政治热情。
四时半陆定一部长讲话，讲到正六时。

9月19日
十九日下午在中宣部座谈会。
周扬同志：
要及时地转入第三阶段：整风改进工作。这更困难，要整自己。1、整三大主义，根本制度、根本作风的改变。2、要系统地辩论。3、继续反右。
第四阶段：个人反省，也要反右。主要力量不同，怎算“透”啦？以群众做标准。群众认识他了，而不是以右派交代得彻底与否为标准。右派：开始时就起义，在运动中被迫投降。第三是假投降没有诚意。第四，顽固到底。把右派完全转移过来不易，几年也不一定。群众认识透了，历史问题另搞。创造条件及时地在短时间内结束反右斗争。有几个集团，把头子一斗就收效。不要一个一个地斗。转时要把手拖出来。每个右派分子，都要斗，小会也可以斗。使群众认为他是右，不要漏，要造成条件便于转第三阶段。
右派标准，以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时的言行抵抗改造。老右派就没办法再清算了，只在不正面抵抗改造就行。保护是不开大会，翻历史是翻那些在大鸣大放中有反动言行者。一放出者，一挖出者，明知而挖不出者，就不再勉强挖。
对右派处理：要对他们做工作，特别是有真才实学者，给他指出前途。对中间分子有严重错误者：右倾情绪、个人主义、严重自由主义，采取一方面批评，一方面自我检讨，比对右派态度要温和。
对中央不是不可以批评，问题是如何认识，不能不看具体历史条件，如三五反认数目事。提点意见就是右派，不好。要看意见的本质，是否对党有反感，有离心的倾向。是否有仇视，是否讲出来使人离心离德。要看善意恶意。
右派进攻得很厉害，所以我们也要用厉害方法。
一棍子打死，指打死右派思想，并不是指人。吴祖光的戏还可以演，书，尽可能迟一迟出。（关于吴的戏演否问题，似乎又有改正。）

周扬同志是传达小平同志的意见。

9月20日
孙峻青同志谈：
说句心里话，《站起来的人民》读后印象不深，远不如《腹地》。《腹地》一九五〇年在图书馆看到，一见就放不下，一气看完了。后想买，买不到，在论堆的烂书中买到，没有皮。有皮不能公开卖。每个人物情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9月23日 在北京
下午周扬同志做结论报告：
    一、应当有工人阶级的文化队伍（毛主席在夏季的时局说的），经过真正改造和工农出身的，队伍不能太小，中国这样大。各个地方都有，不应当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各地有自己的队伍。
这种队伍应当从本地的土壤中生长出来。从反右中，整顿、改造、锻炼、建设这个队伍。
看一看我们的队伍如何？很不健全，特别是老左翼、老延安是右派分子，队伍很不纯。
北京八千多人，有三百来人是右，近4%（钱部长插话：文化部系统占3.8%到4%），右派分子党员占19%。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艺界特别厉害，对右派温情主义，党员相当普遍。
应写一篇何迟怎样堕落的。
看到文艺队伍的严重性，但右派只占4%，我们的队伍，不论如何不纯，但仍有很大的积极的因素，还是个队伍。
有各种思想，不奇怪。弱在领导核心。领导核心强就可以把队伍纠正过来。
核心包括着非党员的马克思主义者。
暴露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每次运动都是中央发动的，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却没有摸索出一套经验。
文学发展，应生根在地方的。
    二、反右——要搞彻底，继续反对右倾。另外防止简单粗暴，防止打击面过大，及时转入第三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后，发现新的右派，或者有翻案的，仍然可以反。反右，而不进行思想批判，右派思想仍然存在。转入第三阶段时，队伍重新排一排队。排错一个人，影响很多人。
文艺思想上有错误，不一定就是右派。老老实实，是什么思想就是什么思想。反党分子也可能用工农兵的招牌。
没有一个人反党，总是得有几个人。要搞真正小集团的人，受其影响者不一定是，要加以区别。跟着丁玲走的，决不止七八个人。这样便于分化他们。还有非政治性的落后小集团，文艺界喜欢搞小集团。
中央说：大鸣大放的意见，大部分是正确的，不是句骗人的话。不要认为凡是对领导提过意见的人，就是右派。真正右的人，也许不一定说出，或者说的很少而厉害。把有点反领导的都划成右派，是危险的。主席说。
放过右派是危险的，但分别对待，上报要特别慎重。对社会科学，包括文学，一定要重一些，但也要慎重，要有分别对待。
要吸引中右分子参加斗争，恐慌的时候他就没有精神去参加斗争。中右分子知道右派分子的言行就多。
要使右派分子起义，他们摸底。
揭露，结合批判。比如李又然说的“毛主席偏听偏信，应当退休”，在会上可以揭露，不要在报上登。不好反驳，不要叫人看来是吵架，被攻击者向攻击者进行打击报复。
处理要注意中间派的态度。
    三、下去问题。重大决定，各地希望中央有决心。中央是有决心的，应成为作家的根本制度。这未指写小说的，写诗、剧本的，形象思维的，原则上都下去。五六十岁的，如老舍，三四十岁的，解放区来的，党员，二三十岁新作家。茅盾说《讲话》以后出的作家，水平超过了“五四”作家，是实话。新出来的作家，就是比我们二三十岁写的文章好，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浮在上面，不成为资产阶级作家，就会成为概念化的作家。四十岁上下的不一定参加体力劳动，可参加基层工作。老作家，如老舍，让他们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在作协做工作的，给他一定假期下去，具体地每个人安排。
供给待遇：原则上要看劳动收入，要同老百姓生活水平接近才好。创作假期内可领贷金。年老的，家庭生活困难，可补助。不是赶下他们下去了不管了。
    四、整改。生命线是创作，没有创作，开多少电影厂，开多少剧团也没有办法。应把领导创作放在第一位。党委领导要跟作家交朋友，作家要跟工农兵交朋友。文艺须要个别联系谈心。胡风、丁玲利用我们这方面的缺点，我们以后要建立与作家的个别联系，以便影响他们。这也应当成为制度。今天的作家不仅与群众脱离，也跟领导脱离。荃麟插话说：要看看他们的作品。
刊物：文艺讲习所毕业后，大多数反领导。刊物，应少而精。刊物要地方化，群众化就是地方化。戏曲演出材料，可叫艺术馆做。刊物，培养作家，还是应当分开来办。二者有矛盾。稿子少，可以两个月出一期。
协会分会，群众团体，创作，与工农兵接近，进行自我教育，把刊物办好。每年开几次创作会，不要一个驻会作家。这制度要一定改变。北京，作家组织生活归市。协会不论怎样服侍作家，作家也不满意。将来要收会员，不要是国家办的，要使作家感到是自己办的。文联，名义很大，都是兼职。
理论队伍，也应到群众中去，但可与搞创作者不同。陈涌成天坐在屋子里看书，结果反党。

前日下午开小组会，从李伟同志处要来部队上右派分子黎白写的《试谈〈腹地〉的主要缺点以及企霞对它的批评》打印稿。这稿是经过徐光耀和兴华看过加以鼓励和提意见后重新改过的（从稿后日期与后附信件日期可看出），原稿还不知道对企霞如何捧场。

10月6日
张学新准备到《中国青年报》主办的批评刘绍棠会议，把刘的入党介绍人从某某（现在南大中文系学习）找来谈。从说刘写的小说，是模仿康濯，而不是从生活中来。我觉得这是揭底子的话。从又说刘没有在潞中毕业时，因为写了《红花……》，每星期就接到捧场信几十封。当时在该中学当国文教员和政治工作的从，就指出了捧场的危害性。刘到中国青年报社，报社中人也只谈创作技巧，而不谈政治修养，因此从尚给吴一铿提过意见。吴也是轻视政治的人，当然不听从言。
一个犯原则性的错误，是有历史根源的。

11月12日
下午文联干部开会做整改动员大会，实际上也是以动员大伙到劳动群众中去为主题。大会分散后，专业作家分组讨论，到群众中去的大气压已经来到作协了！

11月26日 晨
昨日上午党代会开小组会，周总理参加了一会儿宣传组。下午在第一宫作报告，晚在德翠琳三号进餐，统战部通知了我来参加。饭后在俱乐部参加了晚会。周副主席精力饱满得令人感到有超人的力量。不论是在思想上，不论是在感情上，真是丰富多彩，奕奕生光，做为一个作家的我，如何形容这个党的出色领导者呢？
他在报告里谆谆告诫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不要忘本，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总结和提高了劳动人民的体力劳动的经验而产生的。知识分子的优点在这点，可是缺点也由此而生：把这点成绩归为个人，于是产生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忘本！知识是时代的产物——他举苏联人造卫星和火箭炮为例，他说火箭炮最早的形态是中国的火药，积累了多少年代的经验，苏联科学家今天才能造成洲际导弹。所以知识是时代的产物，集体的产物。忘掉这个就是忘本，就会成为右派，成为资产阶级思想……
这些指示对于我们特别重要。在吃饭时他和党外科学家们谈话时（不肯休息一刻一分地向党外人士宣传中国社会主义远景以及节育问题），又说知识分子中的作家更容易闹个人主义。无产阶级作家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家的分界线就在这里。就是批判现实主义古典大师们也有这种“良心”，所以才能成其伟大！

11月29日 夜
开党代会休息时，黄人晓同志说：“你怎么苍老得这么快，几个月不见就像好几年似的！”这话使我很悲观，也很苦痛。
我看我还是把残余的生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文学创作上吧！明天到北京南海紫光阁，周副主席招集下乡作家谈话。我只好按我走创作的道路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吧！

12月2日 在天津
三十日上午去京，下午三时在中南海紫光阁听取周副主席对作家下乡问题的谈话，内容与他在党代会上的讲话相似。后又有陈毅副总理讲话，话讲的不多，却极其重要。他说毛主席每年要下去几次，每次回来都能带回一些关系到政策问题而对历史发生重大影响的东西。不论是走马看花，还是下马看花，都有好处。
昨日看了看孙犁同志，失眠症已好，却又闹痢疾。真是！

　　                                                              12月11日
　　鲍昌对《腹地》的意见：
　　看了《腹地》，对你过去写的短篇的看法变了，生活的确是很丰富的。一气看完的，还是很吸引人。故事并不曲折，主要是逼真。写冀中的小说很不少，但抗日期中的阶级斗争写出的并不多。修改时，希望保留，这是书的特点。人物，绝大部分很真实亲切。孙犁同志的，每章都能成一风俗画，看《腹地》有同感。

　　                                                            12月18日 夜
　　昨今两下午在市宣开座谈会，对部领导，特别是对方纪同志，作协同志提了些意见。最后我把多日以来的意见也讲了出来，特别是他那种个人与党的界限分不清的问题大胆地说了出来。真正有党性的人，自己有缺点应当首先检讨自己，不应当利用党的庄严名义掩饰自己的缺点，更不应当利用别人对党的尊敬而挟天子以令诸侯。
　　最后亢之同志讲话，使大家深深感到党的温暖和伟大。

　　                                                               12月25日
　　今下午做整风思想检查，同志们提的意见都极深刻，正确。自由主义不能再发展下去，党龄多长也不是不可能发展成右派反党泥坑里去，如浙江省省长等那些老党员。我回来仔细想来，我的自由主义是与个人主义的根分不开的。如对方纪同志的态度上，很多是从个人得失上出发而发生自由主义，发展下去就会成为反领导。背后批评别人，不分场合就流露出不满情绪，总爱表现自己的正确，别人的缺点，客观上就会形成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不从集体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得失上出发的。
　　同志们希望我多关心集体的党的文学运动，是对我的希望。
　　
　　                                                              12月26日
　　党内右派分子（不用说浙江省以及监察部的，即便是何、鲍等）起初何尝不是也曾抓住了一定的根据！但是利用这局部的根据和道理，片面夸大这一局部“真理”，从对某一领导人在工作上有意见，发展到对某领导人有意见，再进而对某领导人抱成见，再发展到对某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更进一步夸大某领导人的缺点，——这就已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了。再企图利用其他不满意某领导人的人进行反对某领导人，再发展一步，由企图变为有意地利用，和有计划地煽动某些不满分子进行活动，那就形成反党，闹宗派，在被揭发被斗争中不早日觉悟交代，就自然成了反党小集团。不论有多大错误，如能及时觉悟，如能及时接受党的领导，抛开鸡毛蒜皮的个人主义小恩小怨，就能不至于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立场和原则！别人的悲痛的经验教训，也应变成自己的血淋淋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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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五）

    编录者按：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代，这种“浮躁风”不可避免地刮进文艺界，作家们也纷纷制定了“跃进计划”，准备大放“卫星”。我父亲也以极高的政治热情投入进去，可结果却只是“水中月”、“镜中花”，而且在随后的整风中不断地被批判，以至觉得：“怎么也得玩完！”1959年初政策有所缓和，作家们似乎有了一些希望，但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已经显露出种种迹象。（注：1959年日记因版面紧张，转到下期。）


一 九 五 八 年

1月15日
前日给方纪打电话，方说彭真、薄一波同志要个作家写一写过去天津党地下斗争的历史生活。郭小川同志给王亢之和方纪写信推派我去。让我考虑。我说我有什么考虑的？只是《腹地》的定稿问题。我想他们很忙，未必天天谈材料，抽空即可改出《腹地》来了。

1月20日
    今天开始写以苏峰同志为模特儿的《矿工的儿子》第一章。这是方纪同志为《新港》小说专号催稿的作用，也是我想出了把姬兆生的故事和抗日战争初期开滦工人大罢工斗争的故事，集在一起的作用。

1月28日
何迟一月二十一日给方纪同志的思想汇报上说：“我把开除我的党籍当作思想入党的开始……”如真有这样的觉悟，将来会改造好的，鲍昌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2月3日
一月三十日晨去唐山市，三十一日到古冶林西煤矿访问了“老代表”阎占学、老工人付有发。一九三○年到一九三四年间黎玉（当时他姓赵）同志在林西矿区做地下工作时，曾与阎拜把子开展工作。阎参加斗争很多次，一九三八年开滦五矿大罢工的时候，阎是林西矿上的罢工首领（林西有工人万余）。

2月11日
    我在校对《矿工的儿子》第一页，克平问我有打仗不？我说：“没有，后边才有。”克平说：“对，现在受穷。”我一听，孩子把我们写小说的规律都抓住了。我又问他：“先受穷，后来打仗，再后来呢？”克平说：“再后来就解放。”“解放以后呢？”“解放以后过好日子……”这可真有趣，我们写小说的公式化连孩子们都感觉出来了。
　　今年这个春节可够过的，市委要三级干部提意见整改，本机关也企图把整风运动结束。会上加会。
　　一颗天才陨落了！黄敬同志已于昨日因虚脱病逝了！刚来长途电话询问他的身世！

2月18日 春节
　　十六日上午在天津时曾向方纪同志汇报我的情况与要写黄敬传记的企图。他同意，但限制时间（春节几天）太短。昨见吴砚农同志又提此事，希望延长时间。
　　来京前在市委整改会上的发言，引起别组的批判，张学新说可能列为批判的中心。特别是我用法斯特做例子，更引起误会。居然有人提高一步认为我是同情法斯特：“著作多就打不倒！”并断言我们（张学新那天批驳梁寒冰的发言更有问题）有这种思想，即便创作也创作不出好作品来！
　　见方纪时我也声明：法斯特的作品过去我没有买过一本，也没有看过一本。看赠送的参考资料才知道他出了那么多本的书。我认为叛徒和敌人出了那么多的书，发行那么多的书，如果我们没有相应的（质与量）著作就不容易压倒他，把受他欺骗的群众夺取过来。美国先嚷嚷导弹，苏联如果不在制造导弹上压倒他，行吗？
　　方说我片面性地强调一方面，常常就会成为错误。过去强调作品太过分了。《新港》小说专号上的前言上，方引证曹禺等人在人大的发言，说作家都有“急躁的心”。我是有急躁的心的，但也一贯的错误：“党员与作家”的关系摆的不正确。如果我有老黄的党性，有作品否、当作家否是小事，而首先要当成个好党员，党需要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一篇文章写不出来也丝毫不感到“焦急”，也不感到“惭愧”，那就不至于再发那么一套谬论！
　　黄敬生前经常批判我有艺术至上主义，指的就是我把“党员与作家”的关系摆得不正当，强调作品也是从这个错误观点产生的，这里边就包含着个人主义，个人名利思想。
　　检讨好检讨，但是改正过来却是不容易的。领导上看人，何尝不是“一本书”主义？领导上和社会上衡量人总是用“成就”和“影响”做标尺，而让我们这些人没有一点儿“一本书主义”思想，也何尝不是唯心主义？
　　我的错误我知道。经过批判，或者再给点处分。我会警惕起来，但改正却难，也许一直带到棺材里了。

2月27日
　　今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周扬部长在给文艺界的号召，也强调了作家要有作品，并且举例和我常举的例相同。这才略有放心。

　　                                                               3月26日
　　为了修改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二十四日下午去北京。七时下车后，就到了崔中同志家。《中国青年》的编辑也在此坐催。崔答应当夜看出一部分。我翌日晨去取。他介绍陶亨咸技术副司长再谈上海汽轮机的事。赶到汽车上找赵石英同志谈，他说人物写得不突出。技术事太多。与张逢时同志的意见相近，不要叫内行人看了不过瘾，外行人看不懂。我这文章正是犯了这个毛病。取回稿后，在黄敬同志书斋内修改。兰秘书又看了一遍。稍加修改后就拿给《新观察》冯牧同志看。他认为黄的故事应再突出，写法不要变了。

4月1日
跃进计划的具体安排和步骤：
三月份，主要是搜集与撰写关于黄敬同志的文字。也跑过几个工厂。到工厂并没有搜集到能写成文章的材料。《学习黄敬同志——又红又专的光辉道路》一文，约万字，经过多次修改与对证事实，基本上交卷。
四月份，到唐山开滦煤矿搜集五矿工运史料，准备整理出一本《开滦矿工工运史料》。在搜集此材料时，同时到井下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并密切注意工人大跃进的现实。争取在搜集五矿历史斗争史料的同时，也写出几篇反映今天大跃进的短文。
在五矿帮助党委或工会成立文艺业余写作小组，给以辅导。同时趁便继续搜集黄敬同志的史料。
五月份，四月份任务如完成不了，五月份继续完成。如四月份可以完成唐山《开滦矿工工运史料》的工作，五月份回天津，打算在拖拉机厂装配车间学习农田水利用的小型动力煤气机的安装修理和操作，以便到农村时对农民有帮助。
六月份，争取到麦田丰收区转一个月，并参加体力劳动，写些麦收的短文。
七月份，如《开滦矿工工运史》完成不了，继续完成。
八月份，开始修改《腹地》。
九月份，同八月份。
十月份，到农村参加秋收一个月，并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
十一、十二月份，修改《腹地》。
一九五八年度必须完成的任务：整理出《开滦矿工工运史料》，十篇短文，修改出《腹地》（为了明年具体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不再做新时代的旁观者）。完成多少算多少者：关于黄敬同志的文字、《矿工的儿子》。

4月13日 唐山
深入到生活里了，思想和感情也是一个劲地跃进。前天晚上想写个话剧《向党交心》。昨给《文艺报》写信谈了义务参加各种工会活动的工属子弟的培养和前途问题。午间与新华记者谈到此事，他认为这问题很值得注意，是个新问题，新事物。今晨给《北京工人日报》专写了这样的材料。写信正要寄出，忽想起应当给胡苏同志写封信，告诉他开滦已有苗培时同志专来写了，他说来不来，晚了一步。因为胡苏是写电影剧本的，因此我想到利用工属子弟今天的幸福与《矿工的儿子》的旧时代的悲惨生活相对照，发展成个剧本。

4月22日
上午九时半火车启程返津。
车上遇见柳溪，谈起韦嫈，她说她对保姆的悭吝刻薄程度，她们早有所闻。吃酱油都刻上道道。这样鄙视劳动人民的态度，即便在地主阶级里也是极其被人视为笑料的。何况一个共产党员？张学新同志说了两句公道话，韦嫈竟告到王亢之、方纪同志处。弄清楚也好。

4月23日
胡苏同志十八日来信说：
《矿工的儿子》……仅以那改编为电影剧本是不够的。现在你来信拟用“新旧对比”来写，我觉得就会完整而有新的意义了。但假若不是对比，而是写两代——旧的一代（指继承满瑞战斗精神的铁丹）和新的一代（例如说写一个铁丹的儿子）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性格，即父是英雄儿好汉，共同在水力采煤的新技术中发挥了各自的力量，从而出现了一个具有工人血统的红色专家，也会更别致些。……
胡苏同志的意思很好，但我无此种生活基础。同时，那样一写，很可能又落入苏联片《顿巴斯矿工》的旧臼。
今天开始写《沸腾的春天》。已写到志愿军上校团长苏英回到矿上，给工人们讲话，明天开始旧时代的描写。
这剧本也许仍旧得进废品库，然而目前冲动甚，不写此也干不下别的。好在煤炭工业部劲头十足，总能得到善助。

   5月1日
毛主席在成都和武昌会议上的讲话，王亢之同志在二十五日下午传达了个梗概。又要有组织观念，又要有独立思考的首创精神，不易！每次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就觉得思想得到一次解放！

5月3日
《人民日报》刊出了林默涵同志批判秦兆阳的修正主义的文章。我看修正主义的基础是把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机械分开的结果。我在唐山工人业余写作座谈会上谈过这问题。今后还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5月4日
送大刘上火车后，过劝业场在新华书店买孙犁《白洋淀纪事》一本。这本书纪念两个人，一是病中的孙犁同志，二是为搜集此稿成集的（多年来就搜集着）康濯同志。

5月5日
下午二时半，白桦部长：用毛主席六十条和成都会议的精神总结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如何解放思想。务一下虚。体会中央的精神，如共产主义风格，赶上英国，赶上美国。打破保守和暮气，势如破竹之劲头。要敢想，达到思想跃进（即交心运动）的目的。海阔天空，要敢说。思想暴露以后，再抓几个问题辨论一番。
方纪：周总理看了《寻爱记》和《球场上的风格》，一夜没睡着。五一节观礼下来后周总理、康生等同志就招集电影领导干部开会，全国电影编导人员停止工作两周来整风。周认为今天的电影不是无产阶级思想掌握的。

5月6日
杨润身同志说：周总理看了五彩片《上海姑娘》也很受刺激。被否定的片子还有《青春的脚步》。
今日上午把纪念黄敬同志的文章稿样最后看一遍，寄还了《新观察》。剧本算写到突围了。从上午又抄誊整风思想总结。为在市委三级会议上的发言和想领退休金问题，也要成为批判的典型，今做书面检讨如下：
在市委三级会议上的错误发言：
一、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思想：片面强调作家应有作品，评论作家应该根据作品。因而错误地认为天津作家这几年作品不多，是市委领导文艺工作的缺点，而忽视了市委几年来对文艺思想斗争的领导和重视，因而低估了这几年的文艺思想斗争上的作用。而忘掉了如文艺思想由错误统帅和灵魂有毒，即便写出作品来，也是有害有毒的。市委强调了文艺思想的领导，使天津作家在政治上少犯错误，并在政治上提高，为今后文艺创作的繁荣打下了繁荣的基础。
二、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把自己的在业务没有成就，推在忙于开会上。其实不开会，在思想上方向上犯了错误，对人民危害更大。
三、只从个别例子和小事上提意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十个手指头连一个指头也不了解，反倒夸夸其谈。片面夸大个别问题，就会得出了与自己的原来意见相反的印象。
四、举叛徒法斯特的例子，引起误会，实质上也反映了自己的思想不健康。我并没有买过或看过一本法斯特的著作，只是从《译文》参考资料上看过他的传记。我是说他的著作发行量很多，我们应当有更多好的作品才能战胜他，消除他对读者的毒害。一如美国有中程导弹，而苏联有洲际导弹似的。但是举叛徒为例，就容易令人听来好像法斯特“打不倒”似的。好像叛徒有“一本书”就打不倒似的。我倒并没有认为叛徒打不倒，但是内心中有重作品，轻政治的“一本书”主义思想，所以看了他的传记，便惊奇他的著作之多，发行量之大。而忘掉了他一反革命，读者也就不会再有人说他的作品了。他过去的“出名”，还是因为他曾经用“左”的名义骗得了名誉。
以上这些错误思想，与我在整风思想总结里所提出的一样。今后必须认真改正，否则在政治上会犯大错误。
关于想领退休金问题：
跃进一月来，响应号召多写新人新事，写短小的配合大跃进的文章。但一连写了五六篇，报刊上一篇也不给登。因而感到凭稿费维持生活，实在没有把握。到保定开会时听到邢野同志“休克”的事，感到用稿费维持生活不一定能用。与做其它工作的同志谈起邢野同志和自己的生活情况，有人说我可以领退休金以维持最低生活，如每月再写一点文章能登出，就差不多了。就可以每月不必盘算可得多少稿费维持生活来动笔，而能安心静气地注意文章的质量。同时，有人又说稿费自给后，就取消了工龄资格，将来有一天生活没法维持了，也不能根据国家的退休条例领退休金。因此我打算在稿费自给前，先领下退休证明来。目下先要有这样一个证书，眼下经济上可以维持，就先不领。等过几年在创作上不能维持生活时再去领。这样就不至再向救济机关伸手。我并没有亲自看过退休条例。我托周骥良同志查看下子，我是否合格。周骥良同志并没有找出此文件来查考一下。市宣叫我写书面材料时，我才叫人买来一本看了看。一看不合新条例。旧条例我可以合格（“说明”中谈了旧条例）。因此我的打算化成泡影。至于我打算领退休证的思想基础：1、愿当专业作家，又怕几年以后（目前二年可以维持）生活没办法。因为感到创作——尤其是长篇，成败如同押宝。2、因为不到作协上班，领着作协的工资有愧，而且对群众影响不好。3、希望有个物质基础，可以不再每月计算收入以维持儿女生活，而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创作。既然这种想入非非的胡想没有现实基础，我仍然决心过稿费自给生活。如二三年后生活不能维持，再想办法。

5月8日
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五期编辑室主任来约稿，勉强定了《地道战的故事》约稿合同。打算用王夫同志的文章和旷伏兆同志的地道战故事为对象。

5月9日 夜
张学新同志：红与专，政治挂帅。个人没有作品，就觉得几次政治运动，在个人上“没有上账”。证明红的不透，文艺上的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陈因同志：提高思想，从内来的，从外来的？在国际上得奖的，思想内容并没什么，只是技巧好。画是国际语言，中外都能一律看懂，所以认为普及与提高的矛盾不大。赶任务作品，寿命不大。王朝闻认为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因为含蓄艺术性最高。因此普及与提高还是有矛盾。初学画时很喜爱民间的画，到了专门学校后，就崇爱外国大油画了（学音乐者亦有此变化）。群众的看法与专家的标准，常常不一样，如苏联的《前方来信》，苏联群众极喜爱，专家说是自然主义的。谢尔洛夫当时甚为不平。
在革命队伍里，好党员总是被选为学习班长，支部工作等，得不到艺术上的学习。调皮捣蛋的人，没有这些工作，也没有人选他们，可是他们的艺术成就很快，结果领导上又重视他们。要承认艺术与政治是矛盾对立物的统一。
如何发扬民族传统，而又不厚古薄今。
大力发展创作，又不“一本书主义”。
独立思考——标新立异（个人主义的）。
周骥良同志：反右运动后，谨小慎微，怕犯错误。考虑问题，总离不开个人。工人创作，在大跃进中成绩比较显著。天津作协中心工作应是面向工人创作。
思想跃进劲头不大。强调写短的，思想跃进与创作大跃进就不矛盾了。
帆布厂工人张知行说：体力劳动时，下班后开夜车尚可创作。后调到整风办公室，晚上就没有精神再写作了。
杨润身同志：中心问题是作家与现实生活接起来，把脚站在现实的土上。
饭后，张学新同志说我一遇开会就态度烦躁不安，很不好。

   又记
接胡苏同志信说周总理指示艺术故事片可削减数量，应多搞艺术记录片。这是把毛主席说的应多写短篇的精神在电影上的运用。

5月10日
王昌定同志：为了完成跃进数目字，成天忙于写，连政治学习、党报有的都看不上。
怀疑单纯从数目字上多，文艺上首先是“好”，就要到群众中去，其次才谈到多的问题。
文艺上的独特精神，看敢写最尖锐的斗争。
跃进以来，工厂任务布置很多，党委只抓一条，生产任务。这一条完不成，就要受严重批评。
对《新港》没有底，希望方纪同志坐镇。
高介云同志：不断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何年何月能专搞业务？对立起来看。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从原则上讲，政治是领导、统帅，但碰到具体问题，就解决不了。如何方法参加这运动？个人如何参加？运动过去回头一看，自己没搞出什么，自己不搞业务了，问题就不大。大跃进以来，会特别多，不用创作了，连考虑问题的时间都不多。
多快好省，抽象赞成，临到具体问题，就不然。缪天瑞不允许公布跃进计划，说成天开会，保证完不成计划。黄廷贵副主席：小计划能完成，大计划不能完成。因为忙，订计划时没有估计到大跃进后的忙，活动多，时间少。
多快省有了，“好”不行。市歌舞团要求退出双周音乐会演，已两次没有参加。
工厂不能靠加班加点，应靠技术革新。文艺上，靠什么？独立思考很好，但不能离开党的精神，否则就会成右派，不敢坚持意见。毛主席提出六怕，哪人不怕？毛既提出，就看出反右后干部按部就班，谨小慎微。因为在白色恐怖下牺牲了，是光荣的。今天，则遗臭万年。
杨润身同志对王林同志的意见：老党员，不应有暮气、自由主义。天津文艺领导核心，应注意自己的影响和作用。领导核心应团结。
袁静同志：王林同志讨厌开会，忽轻政治，政治挂不上帅，业务也搞不好的。政治、情趣不健康，写出来的东西也健康不了，也为人民服务不了。

5月11日
昨下午开会，王昌定同志因《新港》小说专号登载了徐迟那文章，有碍中苏友谊，中宣部要《新港》负责人检讨。

5月13日
作协大跃进中的几个矛盾：
一、有人提出：群众运动成绩显著，作协重心，或专业作家以辅导为主（只周骥良和潘能有时间专做此工作）。
二、最好是：专业作家既能百分之二百地完成个人跃进计划，又百分之百地完成辅导工作。这个事在运动中是没有矛盾的。具体在个人身上，就有矛盾，特别是身体差，而又写长篇者。
三、工业上是重工业为主，工农业并举，现在又是大、小，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上是否应如此：不可偏废，不可绝对化一方面？
四、有人希望省把全省，包括天津市的创作力量统一安排：创作方向上、时间上、辅导、行政与创作上、形式上。
五、迅速反映大跃进，与形式有关系。就是短小的才能迅速敏感地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所以要提倡短小形式。这在整个运动里不成矛盾，从高尔基就努力提倡。青委也以提倡短篇为奋斗目标，但在具体人上，有矛盾。有的已写出，需要修改。有的写了一半，有的正在计划，但信心十足。是否经过自己考虑，知心朋友（不必用法定手续的会议来解决）谈一谈，冷静考虑一下，该削减的削减一些，该缩短再缩短一些？
六、时间与大跃进计划，矛盾很大（如音协所反映）。如无具体化计划——月计划，如无具体措施，按每个具体人批准任务，则是主观上不是向党说谎话，客观上也成了谎。有些同志有急躁情绪即从此而来。
七、文艺上的“思想解放”如何开展？
八、文艺上的个人主义（一本书主义）——关心个人创作的成就与献身于文艺运动。作品与运动的关系。
九、作家的主要矛盾——脱离生活现实。多快好省成了“空喊”。但计划指标很大，要完成计划，不坐在屋里写，是不行。白天干一天，夜上熬一通宿，有的人办得到，有的办不到。做行政工作布置工作可以，亲自动手写文章，是否每个人（神经衰弱者）也可以？
十、《新港》、《蜜蜂》。
十一、作协的范围。
十二、陈因向省文联汇报时说：有技术的不少思想落后，思想进步的，业务差。（这是否七分政治，三分业务？具体在作品评论上，政治标准与艺术性是否也可以这样分？）红透专深，是否可以说：七分政治三分业务？即七分政治，三分业务，就算红透专深了？
史如北同志：红与专，从歌舞团看，业务进步快的是调皮捣蛋的。我呢，演过戏，拉个提琴……又调行政工作，叫干什么干什么。可是什么也不成。技术一革命就革掉了。
杨润身、周骥良同志：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红、专没有矛盾。有人感到有矛盾，是思想改造不够的原因。反对马达说的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暂时，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也矛盾存在，永远存在。
王林：我认为周、杨的论点是政治=艺术。
周骥良同志：红不能代替政治，专也不能代表专。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永远矛盾对立统一。红与专，在个人主义克服以后就可取消。
陈因同志：本质是一件，但用法不同。在对知识改造时要用红、专。

上午正要去找林漫、远千里同志，邹明同志来电话，于是一同到省委招待所，约于雁军到周家食堂进午餐。
在招待所时邹明同志说秦兆阳今年三四月间曾企图跳楼自杀，未遂。这事对我刺激很大。他的修正思想我当然反对而且能批判。但情感上仍甚波动。这也就是脆弱的表现。
下午开思想解放会。散会后到孙犁同志家，老太太睡了，孙妻也要改为暑期再去青岛。

                                                        5月29日
明天市委开始传达八大第二次会议的文件（大约是不能公开发表的部分），还要讨论一周。在我的工作安排上正好。
据张学新同志说电影会议连他过去推崇的《凤凰之歌》也批评了，说是童养媳路线，而非贫雇农路线。说是个人决定一切，而不是集体主义。其它片子受批评的也很多。

    5月31日
上午王亢之同志在大会朗读少奇同志的报告，十一时后郑季翘同志传达关于莫斯科会议和对南斯拉夫铁托派修正主义的问题，康生同志说修正主义的思想方法是诡辩论，极为深刻。不尊重（更谈不到严格遵守）唯物辩证主义就只可用诡辩论来强词夺理混淆是非。
午后一时半才传达完。下午四时半又在市委开会，传达生产与整风检查工作。

6月13日
接到沈从文先生信。是因为《新港》向他约稿和寄赠刊物而疑为是我。他要我的写作，明日即寄《站起来的人民》。

6月19日
路一同志来津研究成立省艺术学院。他说梁斌同志已经病得离不开人，他向林铁主席要求把刘光人同志从北京公安局调出来帮助他整理《红旗谱》。这个办法很好，可是他的健康真叫人惦记。

                                                                6月21日
    评介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的文章，昨天写出了主段，今早按了个尾巴。这也算还了多日压在心上的问题，也算对老友的一个怀念。
路一同志来津开会，他说河北省文联对他仍在文联领工薪有意见。早就不该领了，这不是省委的问题，而是同级同行的问题。路一又说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省文教部要求叫梁斌同志少要一些稿费。有合同的，又来这一套！如果合同订低了，出版社肯自动要求提高吗？作者如认为钱多了，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正当处理。

6月24日
因为张学新和邹明的启示，我看了《文汇报》上本月十六日“读者来信”，十九日姚文元《杂感四则》对方纪同志小说《来访者》的意见。这些意见与张学新、王昌定二同志看原稿时的意见相同，作者原拟在《新港》小说专号上发表，因有张、王二同志的意见，所以幸没有在《新港》上发表。姚文元竟以此文与苏联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相并论。十六日“读者来信”栏：1、《一篇令人愤怒的坏小说〈来访者〉》，浙江师范学院怡淳。2、《〈来访者〉是一篇歪曲现实的小说》，下只属名志朴。
明天要把这篇小说看看。
夜，聂元素与何启君二同志来玩。何说《中国青年报》上有高歌今文也批评了方纪同志的小说，也口气很重。何看了小说觉得生活里有这种事和人，批评口气那么尖锐有何益处？

7月5日
市人代会昨天下午结束，我又被选为市出席河北省的代表。

7月21日午
昨晚饭时接到市委宣传部的十九日写的信：要回津参加文联第四阶段整风。没有什么理由，要你回去就得回去！
再也一秒钟也睡不着！通宵像开斗争会，气愤填胸的同志们怒目高声指着我的鼻子尖声讨伐我说：“你就是一本书主义！你为什么一定要修改你的《腹地》！你为什么不愿意开会！不热心开会！足见你是重业务轻政治！你越想写作，你越想成作家，我就非叫你写不成！当不成作家！……”哎呀，声色俱厉地！
大刘带孩子今天来。头晕脑胀，不知如何是好！自来北戴河修改《腹地》以后，精神刚刚进入正常状态，这么一来，又玩完了！“不断革命”，运动一个接一个来，目前又大闹中东问题，回津整风（不是已经提前做了两万多字的反省检讨！），修改《腹地》的计划，又玩完！不回津，加以不服从党的调动的罪名，也得玩完！勉强回去，精神一定不正常，一有不慎就会成为一生的罪名，也得玩完！玩完，玩完！怎么也得玩完！

7月22日 午后二时
大刘昨天下午来到。天炎热，他们来到后就下海游泳。天一黑，他们一路太累就睡了。我又是一夜不能眠，光想怎么也是玩完的事！失眠，头痛，就好像有人围着我开斗争会！
今日上午头胀得很，别人，说话已经听不大清楚，耳鸣中的指责声反倒频频震耳。勉强写一信稿（不打稿可不行，简直会语无论次了），一方面向市委解释，一方面向市委请假，请原谅，但不知道市委能否可怜！
午饭后打算能睡着午觉，但不行。未躺下前，困得要命，然而躺下，震耳的指责声，批评声，又刺激得人脑血上撞！自己也烦恼得要想打架！忽然孩子（不知是哪一个）碰了凳子一响，立刻抑制不住了，大大发火，真是暴躁如雷！可是自己听着像是别人发脾气似的。过一会儿一想是自己，又后悔得要哭！
什么是神经病呢？我这是否已经到了初级病态！可怕！可是别人看来还许有趣呢！

7月23日
给市宣传部并转市委书记处的信，上午发出。发出前叫大刘看了看，她说不好，会使市委更激怒，受处分也得回津来整，“迁就”我的病态情绪可能性不大。我估计是折中道路，叫文联先书面提出批评意见来，再回津去报告反省（信上有些要求），或者说文联人数现不多，可以迅速做，也得叫我回津做。
等回信返津吧！等回津后更进一步的被斗吧！一个耳朵的罐子——抡吧！

7月30日
一直到今天，市委没有回信，书记处见到那信，当然是很生气。我估计是回信答应不合适。要我硬回来，有方纪同志早先的答应批准，也不太好，所以以不了了之，等将来批评一番。我倒不只为此一事，因为只要回到天津，就会有一串事绕住我，让我放弃修改《腹地》的计划。即便红着脸的要求，也同样是弄得不欢而散，同时也弄得自己情绪混乱，影响修改的进行。市委计划七月底结束整风，今日就是七月底了。安心修改吧，不会再叫回津了，批评是要受的，可是《腹地》修改不出来，精神更痛苦——这也就是所谓“个人主义”。

8月12日
因失眠头疼得不能支持，吃药也不行。
昨夜接到方纪同志来信。他的剧本初稿写出了，回津做检讨（整风第四阶段），要我回津给他提意见（特指小说《来访者》）。我考虑了一夜，觉得还是不回去为妙。一是我给书记处写信，书记处未复。方纪同志来信我即回去，使别人认为我只服从个人领导。第二，这一回至少也得两星期才能回来。坚持要修改《腹地》而不返津的个人主义，回津至少也得彻底整一整。一整就得两三个星期，再一受刺激，一个月就不能进行做修改工作。再有其它任务和个人的偶然事件，就不知能否回津顺利改下去。反正也是要受批评或受处分，就等将来算一笔账好了。

8月16日
上午黄火青、吴德二首长来所玩。吴德同志说剧本他正在看，看后修改一下，由长影拍出给国庆十周年献礼。我看这剧本的命运决定在吴德同志了。他看后能肯定，修改与导演批准的问题就好办了。

8月18日
昨晚接到张霖之部长八月十五日来信（挂号信）：寄来《矿工的儿子》电影剧本，我已经看过了，很好。如果你来北京，希望告诉我，我想同你详细谈谈剧本中的相关问题……
因为吴德同志说最近看了剧本要谈一谈，所以只好复信约定一个晚些的日子。“很好”可能是个一般性“鼓励”字眼。

8月22日
于婉玲同志来信说（因转长影苏里、武兆堤的电报）机关正在进行整风第四阶段，很快就可以结束。嗐，从七月十四日第一次来信催我回津就说第四阶段日内即可以结果，至七月底以前就可以结束。可现到了八月底了，还在“很快就可以结束”。

8月27日
接到市委宣传部信，说遵亢之同志指示叫我回津。省市委书记会议据说明日结束。因此等会议结束后等张霖之部长和吴德同志对剧本提了意见以后再返津。否则将来再找他们就麻烦了。预计三十一日可启程。

                                                    8月29日 在北戴河
在煤矿疗养院，张霖之部长与吴德同志对《矿工的儿子》提了意见。
吴德同志说对英帝不应只表现其打人骂人，英帝最厉害处是善于分化工人团结。在《新港》上的小说，吴德同志看过了，剧本只看到周彬认识满瑞处。其余的我把故事说了说。吴德同志说故事本身还是很感动人的。细节再加以改造。他看还可以利用这基础修改。他要去一本，打算交给康生同志看看。他又说吉林省要召开一个文教会议，他打算多找几人看看，开个座谈会。
张霖之同志说：主题原则很好，对工人教育意义也大，目前也需要，总的印象是好的。一是以过去历史斗争为主，一是以新生活水力采煤为主。如以水力采煤为主就要大改。最后他认为还是以历史斗争为主以较容易修改。

9月2日
上午到作协机关里去遇万力同志。闲扯起来，他说在第四阶段整风里，中宣部李之琏和作协党支书黎辛也都划成右派。这二人都是在丁陈反党集团嚣张时对丁陈有袒护行为。万力同志又说中央广播电台温济泽也是反党集团之一大将。这些都未经党内文件证实，姑妄听之。

9月4日
昨夜到方纪同志处谈自己的问题，可是他心情极沉重，谈他的小说的问题倒成主题。

9月6日
昨夜到王亢之同志处从七点半谈到十时。整风补课后，还允许我回北戴河去修改《腹地》。修改完后明年好参加大跃进的计划，也同意。
方纪同志的文章，王说曾被香港最反动的报纸所利用，说他是反胡风和反右派丁陈集团的旗手，反右后忽然“良心发现”写出《来访者》一小说。因此就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王又说李之琏在第四段整风里被发现有与丁玲的密信，丁玲反党反攻的意见也曾经过他的修改，口头上的支持更不用说了。李是中宣部的党委会书记，一言一行影响极大。
王又说在反右斗争大风浪里，有不少知识分子干部受不住这风浪而倒下了。《人民日报》有两个副总编辑自杀，一是杨刚，我认识，二是黄操良，见过他的文章。原新华社东北分社的社长杨某也在反右斗争中自杀。
在青年团中央委员里和中央广播电台里也出现了反党集团。

9月25日
上午在市委宣传部讨论周扬同志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的报告。周文对创作，当然第一是政治挂帅，共产主义思想……这都是过去谈而又谈的。这一次的突出的新东西，是强调了词藻，并且居然用六朝文举例。
周文说：思想跃进，文艺形式也要跃进，寻求优美的形式……主席很注意词章。我们搞文艺的，更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回避这个问题，不要自甘于不美……中国的传统是注意朴素，长期以来反对雕琢小技。与伯达同志谈起，他说六朝文章讲文采，唐宋八大家反对这些，主张朴素、干净、逻辑性。面孔板的很厉害，但缺少文采。五四运动把两者都打倒了……毛主席和鲁迅的文章是做到了文采与精练相结合的……写得“多”是上游，而写得“好”才是更重要的。精选容易普及……以唐诗为例，普及的不是《全唐诗》，而是《唐诗三百首》。虽然全唐诗也需要。
这些话要是从我口说出，帽子就不知多大了！

9月26日
康濯同志来津，上午来谈。他正闹肚子。
下午招待荷共中央委员作家，荷中友协协会主席。
大刘谈，我在北戴河给书记处信，市委宣传部打印出来分发各书记，准备大搞。后亢之同志知道，就算保护住了。
后怕！后怕！言之混身打战！一大搞，把历年的话，断章取义地一集合，什么人也挡不住，要戴什么帽子就可以戴什么帽子。况说我这个大自由主义者，说话没边！
路一同志劝我赶快到一日千里的农村中去！他说的正是时机，我也就把目前才知道的惨状，向他说明。他想了老半天，不知道如何处理。最后同意我的决心！
不破不立！再不能稍有犹豫！

                                                               9月27日
    今日把评介孙犁《白洋淀纪事》的文章写完了。
下午到方纪同志处，将大刘事汇报给方纪同志，他批评我当时的态度太激动。
白桦部长在中宣部创作座谈会上发言说：“专业文艺工作者必须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群众的矛盾问题……我们有一位党员作家动员别人下去劳动锻炼，讲完话的第二天就到北戴河去了。这样影响很不好。”这样指的当然是我。我当时是参加市人代会，听到了关于海河建闸的报告，向袁静同志（当时她在某建筑工地体验生活），向不少同志号召，海河这个伟大工程，作协必须下力气参加，并且写出作品来，否则对不起天津人民。我当时是已得到方纪部长的批准，年前赶快把《腹地》修改出来。当时宋副市长报告中说海河工程三月才竣工，我是打算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纪同志批准之下去北戴河完成任务的。计划在批准的年前内把《腹地》修改出来，年后的三个月还可以参加海河工程。这话我记得向张学新同志表示过，所以才急急忙忙去北戴河了。并不是动员别人拼命，而自己开小差。抓住一点，尽量夸大，不计其它（且不论与事实符合与否），可怕！可怕！而且这种话到中央去告状，一口唾沫淹死人，使人没有办法剖白。可怕！可怕！

9月28日黄昏
长影第二创作组付生同志留条说，吴德同志看过了《矿工的儿子》说：1、正面人物在党的领导、影响、教育下，成长的过程不够鲜明。2、时代背景不够突出。3、关于敌人方面着墨过多。吴德同志及厂领导、主创人员均一致恳切希望我在百忙之中抽暇尽快地改出来。

10月8日 夜
    昨日上午在市委宣传部开文联党组扩大会议，检讨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与党的关系的不正常，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资产階级的艺术观点，最后要求给以处分，撤消文联党组、作协副主席、省市人民代表等职务。同志们说我检查深刻了，正视了自己的错误。但有消极情绪。

10月11日
路一同志已于前日来津准备开会。但会期又拖延到十五日开了。昨与梁斌等在解放南路小公园照了一大堆像，午间梁斌同志请大伙吃周家食堂。
路一同志说他家在保定吃40%白薯，还得自己到地里去刨。上山采矿的民工，有两天吃不到东西的，吃白薯也得到指定地点自己去刨。紧张局面可见一斑！
下午到市宣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传达完后，又传达陆定一部长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谈话。陆部长说将来是四无国家：无民族，无家庭……等。谈到家庭，他说孩子三岁就送全托，小、中、大学都大扩充住校制度。儿童在家庭里，就会养成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对老婆孩子的温情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听到这个传达之后心里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估计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前，我的家庭先遭到破坏，这也许倒走到时代的前流里了！将来过一关时我就好过了。

10月15日
上午到省委宣传部开会筹备省文联改选人员问题，朱子强同志临时召集去传达昨日毛主席在杨村的座谈上的谈话。毛主席说只是谈观点，不叫记录。朱传达后也不叫再传达。座谈的中心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其中给我教育最深的是说：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过渡有三条道路，一条是回到资本主义，如南斯拉夫；一条是凝固了，如苏联；再一条，当然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又说今天不愿前进的，是我们这些长们元们（各种部长、元帅等），再革就该我们这些人的命啦。毛主席估计可能遇到抵抗，但不一定流血。这中间朱子强同志提到天津某局一处级干部，说食堂大锅饭，生活集体化，儿童交托儿所等是“绝灭人性”。这种思想极其典型，准备对这个问题展开大辩论。
上海市张春桥同志参加此会，说上海市准备各负责人搬到工人宿舍去住，同时九、十级以上干部降低工薪10%。搬到工人宿舍后怕开会开到半夜汽车送回去喇叭一叫，工人骂街，觉得这也是问题（即对此举尚在考虑）。毛主席说好，先搬去再说！毛主席的思想永远是有远见的！
中国不仅物质上大跃进，精神生活也在大跃进！

10月18日
我向大刘说全国作协也要炼钢，向天津购买“鼓风炉”，克平立刻纠正说：“不是鼓风炉，是鼓风机！”九岁的孩子就在群众炼钢的运动中竟有这样多的常识了！
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昨日已开了两天。昨日晚上看毒草《花好月圆》。

10月20日
昨天邵荃麟同志在中苏友协礼堂报告《共产主义文学》。
下午小组讨论规划，却感到把握不大。除了我和周骥良目标很确定之外，其他同志好像是多面手，这个也想写，那个也想插手。讨论了半天，也没有找出重点来。
晚间看孙谦受批评的影片《谁是被抛弃的人》和五彩片《上海姑娘》。后者形式主义，连毒草也不太够。

10月25日夜
昨开始修改《五月之夜》。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把它当经过考验的作品与中外古典作品并列出丛书向群众推荐的。所以必须认真改一改才对得起群众。

11月24日夜
今天写完了五十一章大刚与小翻译接头的一章，开了会儿夜车，一天写出了一万字的稿纸。
最后几章，自己尚满意。事前并没有料到。让那些钻狗洞挖墙角的东西们“胜利吧”！老子写出满意的作品来，比你们那种低下的行为和享受要快乐和永生的多！

12月31日
今天由津转来的北京人民剧院狄辛年、谢延宁、刘涛、李恕、吕齐来信，说要写一个黄敬史剧，要我帮助他们。如果能有此剧作，也是我对老友的一个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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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史料》继续发表《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1959、1960年篇。


编录者按：（1960年）
1959年初政策有所缓和，作家们似乎有了一些希望，但没过多久，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已经显露出种种迹象。到了1960年，政治风暴果然如期而至，我父亲在各种会上开始一遍一遍地检查。他的材料一直上报到市委整风办公室。在这危急时刻，我父亲被逼得只好进行申诉，把所谓的“右倾”言论都如实地摆了出来。还好，最后定性为“犯右倾错误免于处分”，即没戴“帽子”，下放到电影厂。作协也集体加入公社。



一九五九年


1月1日 夜
今天是一九五九年元旦。大灾大难的我的一九五八年过去了，谁知道我的一九五九年又该如何？将就着把《腹地》改出来出了版，一切别的我都管不了啦！生活既然这样不愉快，就不愉快下去，或者把悲剧发展到完成算啦！

1月6日
史如北同志来信说：文化部召开了电话会议，钱俊瑞部长说五八年成绩很大，缺点错误是“热”了，缺乏“冷”。其次是没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钱部长又说：我们重视了普及，是否忽视了提高？重视了群众，是否忽视了专家？重视了民间，是否忽视了向外国的好东西学习？重视了现代，是否忽视了传统？又说：艺术不能简单化，要研究它的技巧。今后要重点放在专业和提高……史信中又说：中央说不要把作家搞的太紧张了。
我这老保守，还等上了。

2月7日 除夕
昨上午在市委小礼堂听了白桦部长传达中宣部座谈会。周扬同志关于文艺问题的发言很能解决我一些顾虑。他说司马迁一生做了一本史记，司马光也一生写了本《资治通鉴》，不能就说不是多快好省。马克思一生主要著作了一本《资本论》就可以说不“多快好省”。何时不满足于赶任务为唯一的方向，而强调了质量。
有这样明确的领导，写文章的人，愿意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才可以松口气。

4月15日
上午到王亢之同志处，遇见他正看明史《海瑞传记》，说海瑞比包拯还正直。现在领导上大概又觉得正直无私、敢于坚持真理的人可贵了。包拯有小说与民间传说和戏剧而得传，海瑞却因无文学记载而不得为家喻户晓。

4月21日
上午到市宣听王亢之同志传达毛主席在上海会议的讲话。毛主席说在旧社会里尚有仗义执言之人，如明嘉靖年间的海瑞，何况一个共产党员！眼前毛主席很渴望敢说真话的人！但事实上谈何容易！因而想到我写的小说，挟嫌的人会各种方法来报复的！没有那么简单，特别是用革命的名义打击批评者。

5月8日
下午听了周总理五月三日对艺术工作的讲话。周总理强调质量，强调苦练。

5月25日
哎呀！我总算打发丑闺女上轿啦！刚刚叫李振华同志把《腹地》修改稿的第三四稿本寄给上海文艺出版社。

5月27日
昨到林漫同志处闲谈。他说省委批准了省文联几个正副主席“包起来”。另外还有五个作家，原则还是面要窄。

5月31日
今上午在作协分会，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与天津作家开了个座谈会。提高质量，成了今天的主要课题。刘白羽又说他看了几个人的全集，都觉得晚年作品最成熟，可也有晚年衰败了的。


6月3日 下午
下午读完杨沫同志的《青春之歌》。
小说最成功的地方，是创造了林道静这个人物。可是在前多半部分，描写她忧郁、美丽、不幸，迫求新的生活，迫求革命，不安于当太太的温暖生活（在与余永泽同居后），是很能抓住读者的，也很有领导青年向上的。但是在她入党以后，特别是当了北大支部书记后，在政治上起作用不大，在艺术上已落入抽象观念化。林道静的心理状态也不是个生气勃勃的共产党员！“一二·九”——“一二·一六”的伟大运动，既达不到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峰，更达不到“革命的浪漫主义”。有后松之感。林道静在游行示威中队伍中的形象，一如她最后给人的艺术感染一样“衰弱”、“外强中干”，好像是因为爱人江华被捕的个人不幸而“突然感到一阵眩晕，几乎跌倒”（最末一页）。总之，成功处：一个向上的少女的心，需要满足爱情的心，政治，运动，惨白无力！
茅盾同志的文章中，似乎说她对于人物，像道具一样，用着了就拿上来，不用了，就丢开。我看她成功处，还依仗着这个。这样她就可以人工地大量制造紧张动人的剧情，看后虽觉得不少人工气，当时却也动人。
茅盾又批评她还没有形成自己风格，一在文字上，五四语言。二在人物创造上，没有一步一步地提高。后三分之一又以抽象概念应差，前紧后松，泄了气。可是一个长篇小说，开头抓住读者，给读者一种气吞山河的气概，自然十分重要。可是在结尾处，有高潮，有惊心动魂的“余威”还是绝对必要的。否则要前功尽弃！

7月10日
晚到亢之同志处闲谈。他说中央最近在开会，毛主席提出要编写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好人办坏事。
《人民日报》寄来写中道村支书邢振纲的清样。但是编者把优待烈属的一段删去了。这故事我跟亢之说了，他都甚为感动。编辑的眼光未免太特殊了，我要增加上去。如不增添这一段，我请求不要选用这一篇稿子。

8月31日
吃了点饭，就到文艺俱乐部参加动员作家写特写的会议。最后由省委书记张承先同志作了指示。
全国文联也要组织一批作家下去写特写。分会把我的名字也报告了。
张承先书记说：毛主席要亲自动笔保卫总路线，保卫人民公社。

9月10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派编辑吴真同志来交涉，希望小说仍由他们社出版。

10月17日
夜看电影《青春之歌》。编导演都是上乘，堪称国庆节十周年献礼节目。可为老友大庆也！

10月18日
下午带孩子到俱乐部玩，遇梁斌同志，他说崔嵬和凌子风同志在舞厅，并说崔嵬还打听过我，让我去舞厅去找他们。初闻之下，甚喜。但在途中又感到自己目下“家败人亡”，哪有面目再见老友，尤其是正在走红字的老友呢！甚踌躇，不愿去找。在旧楼门口又遇见鲁荻同志。他一见我甚吃惊地说崔嵬打听你，还以为你尚没有回津，就没有叫你。他满嘴酒气，想是在席间提起了我。我说我去见他们，去了几步又退出，眼中不觉泪已汪汪。往南走，又遇鲁荻同志，说是舞厅不许孩子进，所以没有进去找。划船到西河沟时，克平划着船说：“那不是那个叔叔！”我回头一看，正是鲁荻与崔嵬带一小女孩往南走，似找寻我状。我惭于见人，亦未打招呼。同孩子玩到黄昏始归。

10月19日
梁斌同志听完了我新改稿的梗概后说：1、使大刚和范世荣的矛盾不要成为个人的，每个人物背后的社会力量和代表性越大越好。2、使大刚早日当上支部书记就主动了。我说前者是我多年考虑的中心。第二个问题，因改稿已定，不好大动。我又说范一不当支书，既无群众，又不勇敢，就在大刚建立不起对立面了。梁说可以使他利用大刚的宽厚而陷害大刚。
梁是听见康濯同志夏间来津时听到林呐的意见而替我想办法的。林呐同志的意见已早向我提出，我在下决心删去前十万字前就是苦恼这个问题，修改后林已不再感到这个问题。

10月20日
午电影厂请崔嵬同志吃饭，约我陪客。晚上崔看曲艺，我也陪了。他在青年中可红了，电影院的观众们一围就围住他，跟着他不散。

10月23日
两上午座谈王昌定同志的错误文章《创作，需要才能》，专业作家的《蜜蜂》副主编刘文彬同志发言最深刻。河西区工人业余作者发言最能反映出此文对群众创作运动的不良作用。脱产作者发言都不如在群众中生活的业余作者或工作者有生气有现实感。唉，可不能脱离生活！

10月31日
下午突击出了批驳王昌定《创作，需要才能》的文章。这是《天津日报》催写的。从下午二时半一直写、抄到八点半。一气呵成的六小时的劳动，也真不简单！

11月2日
上午听白桦部长传达省委宣传会议，忽然确定《公社姑娘》的形象，拖拉机手，在五公见到的红旗下的浑身油泥的司机，和三十日晚招待苏联旅行团时在友好协会见到的那个姑娘的大而富于表现力的眼睛。

11月3日
晨开始写《公社姑娘》。起个头。
上午开会听小组长报告二、三圈同志对我提的意见。下午听梁寒水同志传达张承先书记在省委宣传会议上的总结。

11月5日
昨天大刘来信说《一个人的遭遇》影片有问题，叫我注意看。早晨我向张学新说，他说这次苏联电影周就曾考虑是否选它，因为它调子太低沉。我当时冲动说：把敌人的残暴写得深刻一点儿就是调子低沉？我宁愿看这种低沉的片子，不愿看粉饰太平的看了连个印象也留不下的片子！去年康濯同志在文艺大跃进的会上就曾说肖氏那篇小说他不喜欢。我想由你的小说改编的《她爱上她的故乡》电影，看二遍就觉得够了，什么印象也没有留下。肖氏的东西却能使我永志不忘！
这的确是个问题，什么都明确，只是不吸引人，看后也留不下印象。

11月7日  十月革命节
突击的不慢，今天总算把《公社姑娘》突击完了。典型的急就章。是特写，是小说，自己还没弄清。有万七千多字。没想到！借以庆祝十月革命节吧！
刚带孩子看完了影片《一个人的遭遇》。为什么嫌这个片子调子低沉？是因为给观众的印象太深，燃起的痛恨法西斯的火焰太大？我真不明白！难道我们胜利是容易得来的吗？难道我们“把屠户的残酷，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才算调子不低沉吗？有些未经过战争，未经过革命的青年，已经忘掉革命的艰苦，甚至于不太相信旧社会的痛苦，只是对于新社会一味要求享受，看看这种片子不好吗？
大概所谓调子低沉，是主人公的儿子在胜利交响乐时不应阵亡，或者既然是社会主义就不要再有那个孤儿，或者不要主人公最后说：“我今天只有用欺骗来安慰你！”我相信肖氏对这些安排都是经过匠心考虑过的。而且考虑不会是很短的时间。因为这篇短篇小说发表在战后很多年代，别人大概对战争都忘了，他还没忘。
肖氏不仅有才能，而且有勇气。没有勇气就只能是个市侩。但肖氏也不好当的。人都容易把自己当成真理的化身，而客观真理却依然故我地存在着！

11月8日
上午康濯同志来。说9月间中央最高级干部内部参考上就转载了吴雁的文章。他又说中央认为《一个人的遭遇》跟《雁南飞》一样有问题。我一时思想还跟不上。张学新认为《一个人的遭遇》只是人道主义的反战，并且说：“雷马克也是反战的！”把肖洛霍夫与雷马克一视同仁，真“伟大”！
康、张等指责了半天，一说情调低，一说那个孤儿——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苏联怎么连孤儿也不收容呢？我说刚战后，生活中是否有那种事。康濯说性交天天有，为什么不写？意即生活中有的也未必可写。我写即便有那么“多”的缺点，也至多是九个手指头与一个手头的问题。

11月12日
《公社姑娘》给《新港》了。万力同志看了说：旧生活（指合作化历史）多了些，新的（公社化）少了些。人物，单薄了些，即从身上反映出的历史斗争面窄了些。头尾倒有新的激情，副食品紧张事，要注意如何说。

11月18日
田间、康濯二同志来津参加学习，昨晚到天津饭店去看他们，谈到十点多钟。
今天开支部扩大会，杨润身同志做检讨，甚激动，未开言先长叹一声。谈到中途，突然一拍桌子站起哭起来。杨乃典型中农也。

12月2日
    晚在市委礼堂听侯岢一部长报告，据云居然有党员抗拒此次整风而走绝路。真是垂死的挣扎！

12月7日
    白天开会，听陈祥淑检查自己受柳溪腐蚀而出卖党内秘密达两年多之久，简直令人发指。我觉得像审判叛徒。柳说是用对文学的“业务知识”俘虏了她。她希望利用柳的帮助成名成家。

12月9日
    柳溪俘虏陈祥淑的手段也使的是“一本书主义”的武器，说陈有才能（当面这样夸，背后又说无能只配当小学教师），给陈改文章，说有才能出一本书了，即便犯了错误，党也另眼看待。“你看我，要不是有才能，有一本书，能这样看得起我吗？”因此陈就拼命钻业务，经常多少日子不看报。对“创作假”分秒必争。上班像个猫，下班后搞个人创作像个老虎。创作假赶到十月份，国庆节放假四天还要万力同志补。漫画中的好材料！因为出了本小册子，给柳一百多元，而一元不缴党费。认为这是柳的帮助，不是党的帮助。
    二年多以来给柳当“坐探”，一直到十一月十八日，万力找她谈话，她还闭口不谈。到了十九日柳溪与她订攻守同盟，支部问柳，柳知泄露陈才按盟约向党交代。怎么这样忠实于柳？依据我分析，陈是看柳是方纪的红人，连周扬同志都另眼看待（这些都是柳的资本和吹牛小品）。帽子很容易摘掉，摘掉以后立刻被重用，那么陈也可以跟着往上爬成为文坛重镇。柳溪对丁陈集团是这样打算的，芦甸也是这样叛党投胡风集团的。
多可耻！也多可怕！

12月14日
张学新同志从北京文化会议上来信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文化工作经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是件大事，是有国际意义的。大家看了《第四十一个》、《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确实问题不少……周扬同志报告……一些有“不良倾向的作品”，有孙谦、海默、李古北、郭小川、刘真的作品和方纪同志的《来访者》。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在知识分子中容易找到市场……我们需要站在党的主场自觉地、认真地回忆，考虑解决一些问题。不然，我们真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下午陈因同志代表整风领导与艾文会同志找我谈话，要求准备在第一圈党员会议做第二次检查。陈、艾等对我提出下列几个问题反省：
    1、艺术与政治。比如叫柳溪帮助孟宪周修改小说，至少是把艺术与政治分裂开来看。前年向市委提意见，忽视市委领导文艺思想的伟大成绩，而只从作品上着眼。举叛徒法斯特的书发行额很多当例子，客观上给人的印象是“一本书主义打不倒”。强调领导文艺运动要有作品，跟何迟有近似观点。
2、暮气。轻政治，政治情绪衰退。
3、个人主义名利观点，想写好作品是为了成名。
4、改正缺点决心、信心不够。

12月16日
昨晚上梁斌同志新赠我一本经他校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排的《红旗谱》。今下午读周扬同志十一月二十三日报告，说：“《红旗谱》是世界第一流的作品，应当充分的加以估计。”颇为老友庆。
上午做系统检查。夜间小组同志们提意见。有的批评我脱离现实、脱离政治，就容易以旁观者态度挑毛病，个人主义，自命特殊，把个人利益（创作）放在党的工作之上；文艺思想上的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艺术至上主义（这是黄敬同志终身批判我的），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够。对新鲜事物不敏感，对落后的阴暗面有兴趣。都是政治思想不健康所致。
袁静同志最近看了《腹地》旧本前边一些，说与《一个人的遭遇》情调相同，所以说我如此推崇《一个人的遭遇》。
公认我几年来创作不好，根子还是在政治思想上有问题。

12月18日
昨夜开会，小组同志们分析我的思想根子，提了很多有益的意见，比我自己挖得深。一是脱离实际斗争，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旁边；二、个人主义，个人与党，与集体的关系不正常；三、艺术上的唯艺术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单纯追求技巧而适得其反，思想感情问题解决不了，艺术也提不高。

12月20日 星期日
这是这次整风批判我叫右派分子柳溪看剧本（去年春天事，她却到处胡吹说我请她修改文章，当然也吹说她给方纪同志改过文章！甚无聊！）和今夏叫她帮助孟宪周修改小说，在政治上思想上的提高所致。
仔细想起来，光强调艺术性，可过去何曾有一篇在历史上站住脚了？

12月21日

上午小组批评，艾文会同志说我：个人主义加上政治上落后于现实，再不加警惕，处处原谅自己，就会造成恶性循环。陈因同志说：强调个人爱好，强调个人兴趣，过了分，就会造成与组织对立，与集体事业对立。都是一针见血之谈。黄敬同志在世时，时常批判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遗毒，迄今越发展越露骨了。不把艺术当成阶级斗争的工具，势必过分和孤立地强调艺术，处理细节时也只着眼艺术——这是资产阶级艺术思想。

12月22日
南开大学中国文学系几个青年批评者写的《论方纪小说创作的倾向》，今天在《河北日报》上连载登出。打印稿曾看过。
下午在马路上遇见黄人晓同志，说方纪同志的病并未见大好。全国文化会议上印《来访者》，事前打过招呼。发表这篇文章，黄说没有想到。
世界文学社内部参考文件上说美帝造谣说肖洛霍夫的第二部《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达维多夫，最后结局是斯大林诬捕，愤而自杀。叫他修改，他不改。如真有此事，也是艺术至上思想作祟。

12月28日
《文艺报》批评海默小说《打狗》的文章也看过。都是借狗来抒发作者的主题思想的三个短篇：屠格涅夫的《木木》，莫泊桑的《骚姑娘》，海默的《打狗》，对照看看，可见高低之分！一个今天的共产党员尚不如百年前的贵族出身的作家！

12月29日
张学新同志利用大会休会一日的空隙回津一趟，向我们也送宝不少。趁他返京方便，给方纪同志带一信：
你目下的心情我是了解的，我也曾经体验过（当然具体情况不同）。我担心的还是你的健康。只要根子不烂，主席的阳光会使我们的枝叶长的更丰美。要有“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硬汉子”的气概！请注意保重。



一 九 六 〇 年



1月1日
在元旦这个可喜的日子里，别人都庆祝“开门红”，我却首先听到的是“警钟”。《天津日报》登出了昨夜省市照例开了除旧迎新酒会，以往都给我请帖，今年取消了。可见自己真成了大跃进中的落伍者，新陈代谢过程中的“陈”。
有什么可说的，埋头苦干吧！

1月4日
黄敬同志逝世两周年纪日（二月十日）快到了，年节一边陪孩子游泳，一边回忆老友一生对我的批评。在政治上是个人主义——清高，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的个人主义。文艺上是“艺术至上主义”和“梁实秋人性论”的遗毒。仔细反省起来：艺术至上主义，表现在过分强调艺术性，认为政治概念随时代而变，艺术形象的生命可以永存。对政治思想的领导（政治挂帅）看得不如社会实践重要，常把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名言当防空洞。因而常常不自觉地把艺术和政治分裂开来看，认为只要有阶级斗争的实践，就可以写出阶级斗争的作品来，忘掉了阶级斗争中还有不同的阶级，你究竟反映了哪一个阶级的思想和感情？新生的，还是濒于死亡的？艺术与政治分裂，就容易忽视政治对于艺术的领导关系。等而下之，就会走上资产阶级“创作自由”的反动思想上去。虽然我尚不至有“创作自由”的错误想法，然而过分强调艺术的独立生命，就会发展成闹独立性的根源。
黄敬同志经常批评我的另一思想错误是受“人性论”的影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对我不会有迷惑。可是弗洛伊德变态心理学，对我仍然有一定的诱惑。这都是很大的隐患。

1月14日
远千里同志传达周扬同志的报告。其中有句：
……对党员，要求有更高的思想性，即共产主义思想，除此以外，不要过多要求。不一定非写今天的事不可，领导应号召大家反映当前的斗争，作家也应有热情，但不写也不是错，不要把政治标准庸俗化……
作家的伟大，不在于他反映了多少客观真实，而在于他在阶级斗争面前站在哪一个方面。托尔斯泰早期作品是站在人民方面反封建的，就是他那时的伟大……

1月25日
各机关加紧整风，是想早日完成整风工作。形势逼人，党的四十周年还能有多少日子？真得分秒必争才能有所贡献啊！

2月4日
在一、二圈小组上检查。同志们提了很多针针见血的意见。一天没谈完，明天继续谈。挖的越深，对将来越有作用。

2月5日
同志们继续批评，挖得更深了，特别是给市委那封信上，更暴露了个人与党的不正确关系。有的同志说我蜕化了，有的说一本书还没有出来就放在党以上了。如一本书成名，更不知道高压在党上怎般程度！万力同志又举一九五七年元旦试笔一短文，说完全是对新社会歪曲。张学新同志说此文跟杨润身的《探亲记》一样！
同志们给我敲了警钟，再不猛省，是否还能留在党内真成了现实问题了！同志们敲的警钟，的确像克里姆林宫的钟声，召唤着我速醒！醒过来跟红场上的队伍一齐唱起胜利的庄严的国际歌前进！
一切问题的中心是个人与党的关系！
下午张学新同志传达周总理讲话：要做不断革命论者，不怕过关！过一关，提高一步！

2月9日
老同志们很关心我过关了没有。原来我的材料已印成《通报》分发各领导机关！

2月10日
今天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文联一圈党员大概都参加了（艾文会同志参加了），但是只没有我。可见我目前处在何境地。
林呐同志上午来找张学新同志，顺便跟我谈了谈，同时通知我：一月初市委宣传部通知百花出版社，《腹地》修改稿要经过市委宣传部看过清样以后才能出版。闻讯之下喜极，过去求人看稿都不得，今党委主动要求审阅，更可保证小说在政治上不致再出大问题。
林呐同志说大家担心的是，《腹地》修改后再受到批评，可怎么办？我在整风过程中也早已庆幸未在上海马马虎虎地出版。如照修改后的初稿出了版，今天的处境又不知狼狈到何境地！
黄敬同志生前常批评我“政治热情不高”。他又常批评我“政治不够严肃”。所谓“政治热情不高”，是说我不能热情地站在斗争的最尖端。所谓“政治不够严肃”，是在严肃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能严肃地站在哪一方面，也即是阶级立场不明确，不尖锐。
今天接到中苏友协开代表会和省人代会的通知。处今天的狼狈境遇中才感到这些是党给的荣誉和信任，而非“负担”。

2月16日
市委整风办公室整理了个我的情况汇报（打印的），叫我签上字交上去。我一看吓了一大跳。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原话的地方太多，如照这打印稿呈上去，我就与右倾机会主义没有分别了。也就用不着再研究就可以开除党籍了。
真可怕！真可怕！幸而整风办公室来的同志给史如北同志打电话商谈一下，说回去再跟原记录对照一下。

2月17日
一夜整，为了使思想汇报真正反映出我从大跃进到八中全会中间的思想波动和错误，我需要自己写一汇报附上去。
（草）从大跃进到八中全会中间，我的思想有很多摇摆和错误，我都在小组里做了详细汇报和检查，但记录比较简单。
    一、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不足，缺乏不断革命的精神，自觉不自觉地片面强调按劳动分配在现阶段的积极作用，而忽视了它的消极因素。六中全会前就对全面实行供给制有怀疑，看了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一方面认为人民公社制是中国党的对马列主义伟大贡献，认为供给制与工资制是创造性的发展。另一方面却片面强调按劳分配制的在现阶段作用。六级会议后，又对消化报告特别有兴趣，而且劝别人读。并在小组会上讨论时听到有人说“滚珠脑袋”这名词时，不曾识破其为富中农思想，反主张应当把“按劳分配”制写在宪法以巩固现阶段的群众生产热情。把副食品缺乏等暂时现象，归咎于六中全会前阶段忽视按劳分配制的积极作用所造成的。又因为自己的生活待遇较高，这样就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立场上了。
二、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面前，总是对缺点和阴暗面敏感：因而不能站在新事物面前，热情歌颂新人新事。一九五八年冬住在北戴河写小说，一方面看到群众轰轰烈烈地大搞炼钢铁运动，感动得恨自己不该在此时仍在屋子里写文章。另一方面却对阴暗面敏感。
1、全新的钢管子
2、单庄干部
3、日耗60吨煤
一九五九年麦收时节到了安国伍仁桥公社，一方面看出公社化的优越性，否则那样大面积的小麦丰产，平整土地和高级园田化是办不到的。看到社员的冲天干劲，受到极大的鼓舞，认为是公社化的优越性，因而写了热情歌颂的文章。但是又容易看阴暗面：
1、卓头村工作各方面都先进，可是我随县委去参加测收时，发现了该村一九五八年亩产五千多斤的数目字是浮夸，因而留下印象很深。
2、在县委召开的支书联席会上，在随县社党委到文村时发现，县社委生产队支书对产量有不同的估计，只看到农业技术落后而产生的粮食问题紧张，而没有看出这中间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
3、从中央公安部吴科长给县社党委的书面汇报上看到西北马村，说该村驻村干部一贯封锁上级，一九五七年该村就有变相卖儿卖女的事，他不报。一九五八年别处丰……
4、到邻区杨各庄（抗日……这些阴谋问题），虽知道是历史上遗留下的问题，但对此仍有兴趣，可见安国伍仁桥公社的革命干劲是突出的，成绩也是突出的（光麦收就上缴公粮一千七百万斤）。如果我的世界观和灵魂深处没有毛病，会看出和写出更多的歌颂公社化后新农村的文章。
有很多摇摆和错误，但又有变化和提高。因此在检查时分阶段做了详细汇报和解剖。整理起来的记录，有的太简单，有的有出入。所以我愿意用书面写出来，以便求得党的指正。
一、大跃进到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决议》以前阶级
1、一九五八年冬我在北戴河海滨住着写小说，每天看到群众大炼钢铁的豪迈精神，激动得恨自己为什么这时候坐在屋里写文章？不过见到用汽车拉走全新的钢管子去炼钢，心中不以为然（拉去了未毁掉炼钢）。又见服务员集中铁锅炼铁。心中觉得开矿石炼铁才是长久之计。用成物完成数目字，明年翻一翻还怎么办？总之当时思想很摇摆。
2、出入即可看到满地的庄稼，收割的不好，但未估计到后果之大。
3、听服务人员说附近的单庄村干部有透支村款的现象，后来海滨区委会调查的结果，是干部共透支公款一万三四千元（该村不满五百户）。会计透支一千多，支书透支七百上下。支书并说：“成了公社，欠债都不还了。”就大量透支村款浪费。乱搞男女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些人是曲解公社运动，是企图浑水摸鱼，对公社运动极不利。反映给区委，区委立刻加以处理了。
4、又据区委调查材料说：单庄村在成立公共食堂以前，全村没有烧煤的（因为当地柴源丰富）。成立公共食堂（村干部制二十四口大锅）后，每月要烧60吨煤。我听到这材料以后，很受惊动。只看到耗煤的问题，而没有看到解放生产力的优点。
5、河北省疗养院党委刘书记的父亲从热河来海滨，向其子说：“村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并且说：“我们家乡一带民性强悍，幸而今天是共产党领导，要在旧社会，人们早拿起枪杆子拼啦。”当时我不大相信。后在区委见到关于唐山地委处理村干部强迫命令的通报，才相信有。可是心里想：“既然印出通报，就是已经纠正过了。”
6、因为生活待遇较高，对按劳分配制有留恋，对全部实行供给制兴趣不高，反映了我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二、六中全会到六级会议阶段
    1、看过《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认为这文件是马列文章中的重大贡献。供给制和按劳分配制相结合的办法，是中国党的伟大创举。
    2、因此主动帮助天津工人休养所和河北省工会疗养院的干部学习此文件，并逐字讲解过一次。在讨论时，有人提出了很多具体问题，我解答时说：从战略上应当肯定公社运动是完全正确的。在战术上，应当不放松任何一个对发展人民公社不利的缺点，才能更加巩固人公公社。对公社化比较有了明确的认识。
    3、回到天津，听说副食品紧张，又听说有的地区秋收工作不好。心中找原因，认为是六中全会以前，忽视了按劳分配制的积极作用所造成的。
    4、参加了六级会议，又看了毛主席给省委到生产队支书的一封信，自认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实际上从革命发展阶段论上接受了大会精神，而没有从不断革命论上体会大会与主席的精神。
    读了《人民日报》批评郑季翘同志的文章，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认为在六中全会前一段时间取消了从互助组到高级社所摸索出来的一套制度，忽视按劳分配制的历史作用，因而留下了后遗症。“滚珠脑瓜”这名词，是在六级会议的思想汇报中看到的，认为这就是后遗症。在作协开讨论会时，有同志说：“公社办早了。”我发言时说：“是早是晚，我脱离了实际，没有定见。”只觉得六中全会前一阶段，忽视按劳分配制的现阶段的积极作用，是造成一切后遗症的原因，并劝大家读赫氏报告，还说有的话像是针对着中国说的（指郑文章）。这时期思想最紊乱，只见按劳分配的历史作用，而没有从不断革命论的观点看到其历史消极面。
    三、到安国县伍仁桥公社阶段
    1、春节时有安平县（现制为深县）杨各庄村老支书（从抗战初期就当支书）来津，把安国县伍仁桥公社（杨各庄与伍仁桥公社毗连）的工作形容的不像样。把周总理下去调查的情况说的十分传奇化。五月底我到了伍仁桥公社，一见麦子长的好极了，对公社化的新农村极为振奋。认为只有公社化，才能那样大面积的平整土地和高级园田化。因此万晓塘书记参观“天下第一田”的小麦时，我向万书记汇报说：“不光第一田的小麦长的好，其它生产队的小麦，普遍长的好，真是大面积丰产！”
    2、跟着县委第一书记刘振宗同志到卓头村参加测收小麦。卓头村有一块小麦，在一九五八年报纸上公布亩产五千多斤。久闻大名，心想一睹为快。但进了生产队办公室，见大锦旗上的“五”字挖去，光剩下“千……斤”。旧痕仍在。我问是怎么回事，同去者拉了我一下，我才未再问。跟着刘书记测收的结果是平均亩产八百多斤。心想：要是亩产五千多斤，那小麦长的就得比今天好六倍多！因此更感觉出一九五八年有浮夸。后问县委同志，他们也说去年的数字不正确。卓头村优点很多，可是自己只对其浮夸一事留下印象最深。
3、县社干部为了多收购爱国公粮尽量提高产量指标，生产队支书为了给自己村多留粮食，就尽量降低指标，是我在旁听刘振宗书记召开的支书联席会上看到的现象。因为自己有右倾情绪，对这种问题感受性也就最强。认为粮食问题是人民内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但并没有认为是公社化造成的。而认为农业技术落后，生产出来的商品粮赶不上工业区的用粮。这二者有矛盾。
4、到抗日战争期常住的杨各庄看保垒户，听到粮食有黑市（在伍仁桥也听见公安人员说过）。“一窝猴”花生国家牌价十多元百斤，而黑市到七十元。乍听之下非常震惊。后又听说有一个落后队一九五八年隐瞒和分棉花每人20斤（籽棉）。我批评他们说：“天津的大纱厂，因为原料紧张，要停工待料（在伍仁桥听见万书记说的）。而你们这里每人分那么多的棉花，真不应该！”见学生作文有“劝家长向国家出售爱国棉”，连说这种作文好，又联系实际，又有教育意义。后来又问：“他们留那么多棉花干什么？”回答说：“织土布，一匹土布能换十几元。”到村外转，见他们小麦长的实在不好。我说：“你看你们村的麦子，长的像什么？离伍仁桥那么近，为什么不参观一下学习学习！”有一个落后干部说：“别看我们生产落后，吃的比他们模范县强！”我听很受刺激，怕那种落后思想影响安国县的跃进情绪，回到伍仁桥就向刘振宗书记汇报。刘说：“那种落后思想，对我们就是有影响。”我觉得我听到了那些落后情况，应当及时反映给当地党委，以便克服。杨各庄村也有进步和优点，可是我只因发现那些缺点，就非常失望了。
5、中央公安部吴科长给公社党委的关于伍仁桥公社西北马村的情况汇报，我看了。吴科长写的汇报上说：“西北马村一九五七年因生产不好，就有变相卖儿女的事。驻村干部隐瞒不报。一九五八年，别处丰收，西北马村又歉收。到冬季就没有吃的了。县委听到反映，派一书记下去调查，驻村干部还百般封锁。逼得结果，闹得群众向附近村庄偷白薯（有的队长领着），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我看了这个汇报，我才知道杨各庄老支书说的并非完全造谣。只是把不到一个手指头的问题夸大成九个手指头。这件事对我教育甚大，心想：“以后听人反映问题，可得用分析态度，否则就会上当！”
6、麦收时在伍仁桥，看到的主要是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和人民群众的跃进热情。伍仁桥公社光麦收就交爱国粮一千七百万斤，使我甚激动，对我思想提高甚大。因此写了文章加以热情歌颂（发表在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第八版上）。但因为有右倾情绪，对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和缺点还是敏感的。如果我没有右倾情绪，在伍仁桥那种先进地区，会发现更多的优点，并且会写出更多的热情洋溢的文章来。

2月19日
文联整风领导组整理的检讨和书信摘录，还实事求是。个别字句，记录上有出入，我提议更正，可能接受。但只摘我最落后的地方（很多地方是我听到了落后群众的怪话，向当地党委反映的材料），因此如叫我在上边鉴字，我尚须加以注明：同意。不过我到了农村人民公社，并不是只是看见阴暗面。第一，一九五九年六月写过歌颂安国伍仁桥公社大跃进的文章（有一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了）。第二，麦收时到安平县杨各庄看堡垒户，见此村小麦长的很不好，曾批评此村支部委员（还有管理区主任张锡三同志）说：“你看你们村的麦子，长的像兔子毛，比起伍仁桥公社来，差天地！离伍仁桥这么近，为什么不去参观一下，学习学习！”（因为熟，说话不大讲方式。）
这种声明和注明，我认为非常必要。
因为贾玉霞同志昨夜催我看此材料。看后提了书面意见，很累。一夜失眠。失眠也有好处，脑子不自主地想《腹地》的修改稿出版时叫什么名字。忽想到日记中的民谣：“神八路，八路神，神出鬼没打敌人。”于是决定叫《神八路》。因此，开头一章和朱星群的故事应改。原有朱星群的故事，与大刚的真事重复，改为“神八路”袭据点的故事为妙。
改名《神八路》更可以发挥毛主席的军事思想。这是因为想起一个能表现毛主席民兵思想的名字，所以才想到此名。

2月21日
今日开文艺创作会议。
决定在学习班后，先写西安双十二事变演义。月前有三段可以定了：1、王福源被俘，受到教育，回西安说张。2、西安事变前后。3、口袋战术。

2月22日
陈因同志叫我重写反右整风检查，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口头上也会讲政治标准第一，可是因为有严重的个人主义，便认为自己的过去配合任务的作品站不住脚的原因是艺术性差。于是片面强调艺术性。在参考材料上看到叛徒法斯特的材料，不着重声讨他的叛党行为。而竟注意他的著作数目和发行量对美国的影响。虽然主观动机上希望社会主义阵营的作家多产生好作品，对抗敌人。却流露出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听到《日戈瓦医生》被帝国主义反苏机关给以诺贝尔奖金后，不首先痛恨帝国主义的反苏阴谋，反倒认为在艺术上也许有独到之处（因为刚读了《译文》上译载的前一年得诺贝尔奖金的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受此影响而说的）。看了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不首先批判其和平主义、自然主义，而只欣赏其艺术的大胆。
其次，强调作品对文艺运动的作用，强调得过了火。
造成上述错误的根源：
1、出身于旧知识分子，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进入都市后，长期脱离生活，脱离政治，生活比较优越。
2、认识根源：旧唯物论，经验主义，唯心主义（片面夸大一点），文学上的旧写实主义、自然主义。
3、思想根源：严重个人主义，缺乏不断革命的精神，无产阶级人生观不够坚强，士大夫阶级的“隐士思想”。

2月23日
胡苏同志来信说：闻从北京来的人说我近年来“思想情绪不很旺盛”，听后“时常为你不安”，估计一是因为“家事”，二是创作上不顺利所致。老友究竟知心。

3月1日
上午侯岢一部长讲哲学。白桦部长指示第二阶段计划方针时说：有的同志这时还挤时间搞点儿创作，应当检讨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恐怕是动机不纯吧？
又说：有的同志对创作有兴趣，对行政公共事业没有兴趣，为什么对自留地那么大兴趣？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一致的时候，还能为党做出一点工作。不一致的时候就暴露出来了，动机不纯。这些同志不改正，现在不栽大跟头，将来也得栽大跟头。
白部长指斥的显然是我！所以今后创作计划，最好具体实行反右后袁静等同志提出的办法，党规定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就可以减少个人主义了。
小组讨论中，就有人提议联系实际自我检查时不能每个人都过一下关，要有重点。不言而喻，重点的优先权早已经内定是我了！
这也是党爱护我。今后好轻装前进。

3月2日
上午正式宣布领导小组的计划：这个星期内学习文件，鸣放。下星期一的下午，开全体大会，重点发言，大家用战斗的姿态帮助。
第一名重点，当然是我了。

3月5日
我主动要求先在小组会上把自己全部的思想错误按整风检查的架子，全部检查一下。学新又说：“根据中央文化部的精神，眼睛向前看。”组长万力说：“不是人人过关，也不是重点批评。有新的认识，根据文件的提高，谈一谈。”
也许我对过去宣布的精神领会错了，也许领导上又有新的意图。

3月7日
上午听周扬同志报告，胸襟大大开阔，也大大提高了民族的阶级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说到：“全世界上的人都在注意着我们……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达到了世界最高峰，难道我们在文艺上不能使毛泽东思想放出光辉吗？”又说：“古巴卡斯特罗的弟弟——国防部长，胸中带着油印的毛主席论游击战的书，搞垮了，读读毛主席的文章又拉了队伍起来！”周扬同志是坐着说的，有时激昂得站立起来。甚受感染。
毛主席说气可鼓，而不可泄。光是评头论脚地挑毛病，是鼓不起气来的。非这样从正面发扬正气不可！
晚上全体同志到市委小礼堂陪周扬同志看省会演节目。群众的创作和表演，都是极其健康的。感染力也非常强。

3月8日
上下午小组布置看方纪同志成问题的小说和散文。看来生活和技巧，都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还是世界观出的毛病。要从同志的经验里找到教训！

3月11日
昨天上午方纪同志在市宣会议室做了检查。从下午到今天，大家提意见。对自己完全是相同的阶级教育。

3月14日
关于文联整风领导小组关于我的材料，有的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今做解释如下：
第一项
    1、《人民日报》发表的歌颂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散文《我们的支部书记》，是一九五九年六月底写的，七月中旬发表的。同年九月间到五公人民公社另外写了一篇，发表在《新港》上。
     2、“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个别缺点感到兴趣和过分夸大，因而在思想上产生了怀疑动摇。”我在生活中看到和检讨中说到的是指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前一段的缺点。六中全会和省六级会议以后，我认为公社健康发展道路中的问题可以说都解决了。
3、对一天一斤山芋面的意见，是说公社社员说的。
4、“队长领着偷白薯吃，群众中有要饭的，变相卖儿女的。”这材料是中央公安部吴科长在安国县伍仁桥公社西北马生产队的调查材料。变相卖儿女指的是一九五七年的事。责任是驻村干部。一九五八年该干部在领导生产上犯错误，又造成西北马村大歉收。县委派吕克仁书记去调查，驻村干部还百般封锁。以致造成群众向邻村偷白薯吃。邻县受害的村（安平县杨各庄）支书来津向我谈此事，我当时尚不敢置信。到伍仁桥公社党委会中看见此材料才知道是西北马村一个生产队的问题。其它伍仁桥公社的生产队的小麦丰产成绩是惊人的。所以才写了歌颂的文章。
5、给省委写信，是我写给朱自强和远千里部长的。信上只说秦皇岛市海滨区单庄村干部有“浑水摸鱼”大借公款浪费的事。后海滨区委调查的结果，比我听说的借款数目大得多，另有淫乱案子。
6、黑市问题，是向安国县委汇报的材料。
7、骡子问题是六中全会以前的遗留问题。
8、群众投资热情事，是听村干部讲的。
9、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卓头村一九五八年五千多斤的小麦丰产田，据当地党委说有浮夸。根据一九五九年小麦丰产情况来看，最多也就八百多斤（亩产）。
10、“按劳分配制”是指六中全会前一段把从互助组以来到高级合作社根据按劳分配制建立的各种制度。六中全会和六级会议以后又差不多都恢复了。
11、公社早晚问题是说我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到安国去以前没有定见，到安国伍仁桥公社参加麦收以后，肯定认为公社化运动是时代的必然产物。再没有疑问。
12、“炼钢……成本很大，五八年凑数！”是我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间在秦皇岛海滨见到拉全新的钢管子去炼钢（后被区委制止）时所产生的思想活动。
第二项
    1、说得诺贝尔奖金的反苏作品《日戈瓦医生》“可能还有一定的艺术性”，是因为在《译文》杂志刚看了得到诺贝尔奖金的美作家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所以经验主义地推论《日戈瓦医生》也可能有一定的艺术特点。并没有说它内容上不反苏。
2、美作家法斯特叛党后，我并没有“赞扬”。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了他的传记，觉得他出版书籍很多。我们应当有更多更好作品与之对抗。记得当时还做了个比譬：“美国有中程导弹，我们就要有洲际导弹。”当时的确觉得苏联和中国的作家写的作品少些，并且说过。我认为我当时的动机还是想用作品压倒敌人和叛徒。
3、对《一个人的遭遇》小说的赞扬，主要是见赫鲁晓夫曾经推崇他，所以也就认为好。
第三项
1一九五八年夏去北戴河修改小说，是经过方纪部长批准的。对第四阶段整风，方纪部长也说：“有书面检查就行了。”
2在北戴河给市委的信，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有严重错误。党给以任何处分，我都没有意见。
3一九五八年有同志写大字报，说我不应当拿工资搞创作。凭稿费又怕不够生活，研究过退休条件，并未正式提出。
4反右整风后，十月中旬王亢之部长在郑州高干自修班小礼堂中做了动员，分散到各屋后，我当天就主动把我从大跃进以来的思想活动，所见所闻，以及读到八中全会的文件后对自己的提高和批判，都交了认真和详细交代。当然认识得还不够清楚。然而基本事实和对三大万岁的思想情况，都没有保留。后来同志们对我的帮助，主要在文艺思想和暮气上。一九五八年夏给市委的信的错误，这次没有检查，是因为我在按市宣第三封信后八月底回津后，在十月八日方纪部长主持的文联党组扩大会议（在宣传部小会议室开的）我做过检查，同志们也给了我严肃批评。一年多来，我认为个人与党的关系有所改进（当然很不彻底）。在此次整风后期最后一次帮助我时，只有我在一九五六年底写的短文《从一个陈旧的故事说起》，忘了检查。该文写在干部参加劳动以前。我今天仍认为在党号召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以前，生活中是有个别干部忘掉了革命战争时代的艰苦作风。不过写成文章，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执行的有错误。

    3月17日
大会进行批判方纪同志的创作，已经进行两日。县委干部发言，生活气息浓厚，阶级立场鲜明。我今天下午发了言：“方纪同志的世界观问题”。其实也就是对自己的批判。

4月1日
上午在人民礼堂听谷云亭书记报告：城市人民公社问题。
会前陈因同志代表组织正式跟我谈调动工作问题，到电影厂工作。我想这实际是小改行，放弃写小说的终生学习的职业，改写影剧本。个人服从组织，我只要求给我两年的创作路，把《腹地》的修改稿打发出了版，把早已想好的《扭转乾坤》西安双十二事变演义写出个初稿，而后再改业。因为我所写的这两个材料，是我亲身参加的历史斗争，而不是搜集来的或听来的二手材料。
陈因同志当时没有肯定回答。

4月3日
上午林呐同志来……
在闲谈时，又扯起“自留地”与“为党工作”、“动机纯不纯”等等的限界问题。谈后很感到沉痛。这不光是个学术思想问题。而是不能不联系到某些领导干部的领导思想问题。客观上会起反作用。以后不许再说这些问题，尤其不能再联系到某具体同志。如在思想方法上再研究这些问题才能谈。谈也只能当作一种学术思想来谈，当成检查自己的“个人与党”的关系来谈。

    4月4日
一个半月的文化会议，今天结束了。上午开小组会谈收获，小组长说本组内没有找个重点集中批判一番，很遗憾。下午白桦部长做总结。先传达了一下毛主席对国际形势的批语，说全世界帝国主义反动派，半反动派，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也不过百分之五。并说反华运动，敌人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问题看中国自己的团结和进步，敌人反华更可以促起国内团结。主席的两点论处处开花。
白桦部长做总结，提到受批评者的态度时，情绪异常激昂，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不要用个人主义态度处之。
晚上无事，到方纪同志处玩了会儿。劝他也要用白部长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错误。

4月6日
午后念了小白楼人民公社的社章，作协全体干部以团体加入了公社。

4月11日
到兴安路人民公社巨龙分社访问，并在食堂吃了顿饭。巨龙分社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七月初）民办工业，成本是街道办事处主任杨金奎（评艺人莲小君之父）拿出的六元。到一九六〇年三月产值达十九万五千多。真是白手起家。我拟此文曰《白手举红旗》。
巨龙分社那一带房子，在解放以前是一片妓馆。分社办公室，原也是妓馆，后改名野鸡旅馆。食堂原来也是妓院。解放后，那一带才改为居民宿舍。
刘少奇主席前不久，曾参观此分社。

4月12日
关于调天津电影厂工作事，上午白桦部长正式召去谈了话，说原创作计划还可照旧执行。到影片厂后也可以按自己熟悉的形式创作。话是这样说，但是既到了影片厂，影片厂的任务就会堆上来。

4月13日
早饭后一直到晚七时，为《新港》突击一短文，关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性的心得。苦战了一天，才弄出了二千多字。苦也。

4月14日
今日写了歌颂巨龙人民公社的特写《东方巨龙》。
晚上找该社党委和主任杨金奎、周文娟等念了念，纠正补充了不少。

4月17日
晨找杨循同志谈到影片厂工作事，我转述白桦部长说的：“还可以照既定的创作计划进行。”杨说：“我跟白部长说了，王林还有一套献礼计划。白部长说：‘那怎么行，重点解说词还得写！’如果光来两个作家光顶名，怎么行？”我早估计到会有这个前途：打发到影片厂了，就是另一回事了！照顾自己熟悉的创作形式，照顾既定的创作计划，还不是口头上的一句话！凭嘴一说，又没有证据！还没有“到任”，说法就不一样了。“端了人家的碗，拿了人家的钱”，就更要是另一回事啦！将来再整风，说你搞“自留地”，也是有口难辩！明日是星期一，报到时，说清责任和工作性质，如果党认为放弃既定的创作献礼计划，专搞影片解说词对党最有利，那就马上改行也没有什么！反正不要这次刚整完风，像周骥良说的：“没有上报是偶然”了。下次却“偶然”不了啦！事先讲清楚，免得事后空口无凭！

4月19日
《东方巨龙——歌唱兴安路人民公社巨龙分社新人新事》特写，十七日送给了《天津日报》文艺组，嫌长，退了回来。我下午刚接到退稿，机关就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万书记的紧急号召，说双革运动和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是目前翻天覆地的大事，动员一切宣传力量造成宣传高潮，两事一对照，叫我哭笑不得！

4月20日
关于赴上海事，我问文联专职党组书记程瑞征同志，程说：“既然买了票啦，就先去吧。”出屋到院子里遇见史如北同志，史说：“陈因同志说，算了吧，西安事变的小说放弃了吧，还写它干什么！”（一早先打电话问史）
“伟大的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真伟大！劝我放弃我亲身参加过的而且周密想了很多年的伟大革命斗争历史题材！这些“伟大的革命家和文艺领导者”说话多么轻松愉快！
下午鲁荻同志代表宣传部向全市文化、文联系统传达万书记号召，有一条说要打破整风后背上的包袱：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5月5日
晚看赵承金司令，到俱乐部玩，遇一别十八年的谷牧同志（西安东城楼上的刘景曦）。他很赞成我写西安事变小说。

5月13日
对于文化局党委会《关于王林同志所犯右倾错误免于处分的决定》的意见：
我在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思想上犯了一些右倾错误，党委决定免于处分，我当然很感激，并当继续检查和改正。但决定中尚有个别地方与事实有出入。今解释如下：
1、看到公安部一干部在××村调查材料中说：“……儿女的。”事实真相是：中央公安部吴科长在安国县伍仁桥西北马村落后村调查报告中大意是说：“该村在一九五七年就发现群众出外讨饭和变相卖儿女的。责任在驻村干部。一九五八年附近各处都大丰收，唯独西北马村歉收。县委会派吴志仁书记亲往调查，驻村干部又百般封锁真相，以致造成群众向附近村庄偷窃山芋。甚至于有的队长领头去抢……”我对此村干部的作风有意见，并没有因此事而对党的政策“受刺激”。
2、给省委写信反映秦皇岛市海滨区单庄村的村干利用公社化运动的名义挪用大量公款（据后来区委调查：不到五百户的村，干部共挪用村款一万三千多元）事，是我亲自给省委宣传部长朱自强，远千里写的信。我信中未提到干部男女问题。后来海滨区委调查该村时发现的材料。村支书因此受到处分。我听到村干部在公社化运动中“浑水摸鱼”事，当时的确很受刺激。
3、安国县伍仁桥公社卓头村一九五八年小麦试验田所谓丰收亩产（五千一百多斤）事，我跟着县委亲到该村去过，当地党委根据一九五九年小麦丰收情况推测，一九五八年的试验田顶多不过一千多斤。
4、“有些问题”指的是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以前“刮共产风”阶段所取消的高级社阶段中建立的一套制度。这些制度在六级会议后都恢复了，但遗留下了一些问题。但“刮共产风”阶段由于按劳取酬被破坏引起“后遗症”。群众投资兴趣不高，就是后遗症之一。
5、对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办法，一向歌颂。主张二者都明文规定在宪法里。
6、“对人民公社办的早晚没定见……”是检查我一九五九年六月到安国参加麦收前的思想情况。六月到安国参加麦收后，就认为公社有无限优越性了。并曾写过文章。
7、炼钢问题“成本很大”，一九五八年冬在北戴河海滨见用汽车拉走新钢管去炼钢时所想的。（此事，很快就被区委制止。）并非说全国炼钢“成本很大”。
8、法斯特那一段话后，把我的话删去一半，就变了性质了。下边一段话是：“敌人有中程导弹，我们要有洲际导弹才行。我们应当多写好的作品才能压倒敌人的反动宣传。”当然，把开会和创作对立起来看，也是严重错误。
9、一九五八年夏写了万余字的整风检讨后，到北戴河修改小说，是宣传部方纪副部长批准去的。后宣传部要我回津参加整风，我没有立刻回津，当然是应当受处分的。
10、退休事：为准备当专业作家，曾研究过退休办法，并没有正式向组织上退出过。

5月18日
申伯纯同志午来津驻睦南道招待所。午后去访，谈到七时多。他历述四五年来整理西安事变资料的经过。我说了要写《西安事变演义》的计划，他颇不以为然。他认为一字一句也不能速背历史真事。我就说他抱那样态度，只能写历史。
申接触的是张、杨、共、蒋四方面的上层人物。我了解和要写的是东北军青年爱国军人方面。申所提出如何不好写的理由，我过去都考虑过。除了周总理不能不写以外，其他真实人物，张、杨、蒋，还有孙铭久外，都用化名，即可少很多麻烦。

6月24日
上午梁斌同志来谈，远千里同志在去年全国文化会议小组会上提出对《铁木前传》和《十八匹战马》的批评。
下午林呐同志来说人民图书馆评论组正讨论《铁木前传》，持否定论点者居多数。周骥良正面肯定成了对立面。另有一中学生正面肯定语文研究所张某总结大家的意见而又加以提高说：自然主义手法，修正主义思想……

8月25日
上午林呐同志来，谈起此次文代大会精神，无形中发起牢骚来。事后想来十分后悔。

8月27日
陈因同志通知我月底、月初出发农村参加“保粮保钢”第一线工作。

9月7日
下午康濯同志召集部分作家开小说座谈会，传达了三次文代会报告以外的保密的“面授机宜”。内容在北京已经简单听见说过。“一句话要好作品。十月革命后还不是因为出了一批《毁灭》、《夏伯阳》、《铁流》等好作品，才影响那么大！现在多少领导干部还不是受了那些作品的影响而参加革命的！除了马恩列斯毛等的经典作品外，还不是这些作品对世界革命起着巨大影响！现在世界各国人民天天有来中国取经的，要拿出作品来给他们。”
康说领导上希望最近期间出一批优秀的短篇和特写。要有水平，尖端。
会后到旅馆乱扯了会儿。后杜河同志来，我即返寓。
康又传达说周扬同志报告原稿中有段谈毛主席的诗词的非常精辟。可是被毛主席删去了。其中说：引古人语“诗外无人，人外无诗”。说毛主席主客统一，才那样高的风格的诗词，那样浑然一体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作品。又说，毛主席的诗词是抒情诗和史诗的高度结合、统一。
康最近看了《站起来的人民》，说：“很多地方没有展开，叙述太多。政治上没有错误，有很多地方很感动人。但人物过多，应集中几个人物展开写。”康劝我好好看《创业史》。希望我写西安事变时多写下层生活。康又说：“周扬同志主张创作要强烈，要概括。”

10月3日
上午到路一同志处，陪邢燕子等看《邢燕子》话剧的是他。他说：《红旗谱》后又一成功剧。刘子厚省长回津后，他又鼓吹了去看。刘看后立即到后台鼓励，并声言此剧要到各灾区去演，到六级会议上去演。林书记也极重视。我在路一处，省长秘书又重新通知路一那些意见。可见其重视。我在邢燕子生产队时即感到非弄个像样子的艺术纪录片不能满足群众及领导，今更可证实此事！

10月20日
梁斌同志在座谈会上谈论《刘三姐》的成功特点时，谈完了《刘三姐》突出阶级斗争的主题，接着，也不知道他怎么忽然灵机一动，提起我来，说我在二十年前，大概是一九四一年或一九四○年，就劝他写文章或搞话剧，要有强烈的地方色彩。他说他二十多年来没有忘。我没有忘掉这种主张，但我没有做到，梁斌同志却做到了。《红旗谱》是最光辉的例子。但我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四一年，（因苏路烈士当时从大后方来,感到冀中的话剧太地方化，我还曾写过一篇明确主张话剧也要地方化、具有地方色彩的论文，登在一九三八年范瑾主编的《冀中导报》附刊上。我一九三九年冬到晋东南，一九四○年春在李伯钊同志主持的艺校代课时，还曾向李伯钊同志提倡此主张。记得李伯钊等到延安还曾在文章中提倡过此为敌后根据地话剧的特点之一。）当时，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尚未发表。今天看来，我当时只强调艺术色彩上的地方色彩，而未首先强调政治标准和阶级斗争主题，是片面的。

11月7日
上午写《一二九运动中的黄敬同志》。
下午在省文化局座谈话剧《邢燕子》。
张学新同志五日从唐山返津，谈到省委叫河北日报写社论表扬写演《邢燕子》剧本的事，口上颇有不服之气。六日晚上看了演出以后说：“口服心服，没有话说！”可是得出了另外一个结论：“最好是根据经过省市委整理加工过的材料创作剧本，又快又掌握住了原则。下去，弄半天也不一定抓住什么。”

11月24日
上午在河北宾馆应田汉、周巍峙同志的提议，在四省戏曲会议上报告邢燕子的真人真事。午饭后听了周总理对民族歌舞剧院的讲话的传达。周总理强调专业艺术工作者要提高艺术性。好的内容必须有好的艺术形式。如讲政治，有马恩列斯毛了。用最美最新的艺术表现出马恩列斯毛的最美最新的内容才行。
田汉同志又传达了周扬同志几次关于戏曲、历史剧的意见。高举的标志是认识、表现和促进了时代。今天还不宜说达到了。

12月7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接到省文化局通知：文教委员会和朱自强部长指示，《邢燕子》剧本用真人真名，影响概括。话剧停演，改名字后再演。电影也要暂停。我立刻转告赵世文同志。

12月9日
    今晨八时三十五分写完《西安事变演义》上部最后两句对话：“你打死我！”“不打死你，就是要你抗日！”自觉这两句对话很形象。

12月31日
一九六○年过去了！一九六○年做了什么值得自慰的工作呢？只有《西安事变演义》上半部写出初稿了，尚足自慰。看一九六一年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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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者前言：
    1961年我父亲完成了《西安事变演义》初稿，并分送相关人员征求意见。小说本身无足轻重，但在如何处理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上所折射出的政治气息，值得玩味。岁末，我父亲有幸见到溥仪，还受到这位“末代皇帝”送出大门的“礼遇”。遗憾的是他教溥仪生煤球炉之事没记入日记。1962年值得关注的是批判小说《刘志丹》，在向下传达中点了习仲勋的名。其实政治风浪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只是波峰波谷而已。


一 九 六 一 年

1月5日
上午在市委宣传部开创作会议。
夏衍部长在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的谈话记录中说：“我看的几个重点剧本……正面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五风：正面人物，党委书记或多或少都有‘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我看实际中何尝不如此！在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以前，“五风”何尝不自命“唯一正确”！
周总理去年十一月十一日说：“必须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思想，通过艺术来表达我们的反帝反修正主义的思想……假如只靠几条标语口号，艺术质量不高的话，假如只用政治讲话，那么我讲的比你们好，何必要艺术家？有政治家出国就行了！通过艺术来打动人……我们的艺术品，也要像我们的政治思想一样，做到无懈可击……艺术创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论是谁，如果把艺术创作看的很容易，看得太简单，就是不懂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
不幸就有不懂充懂的人！

1月18日
上午继续在市委宣传部会议室开创作会议。方纪同志说：“鲁部长从农村回来说：把粮食和副食品的困难，完全归咎于天灾，农民不服气！”其实这话，我从别人口中也听见说过。昨日在市委开会时遇见潘文展同志，他刚从任丘老家把七十多岁的母亲送到天津来，他在老家就听老农说：“不要把什么都写在老天爷的账上！”在对国际对一般城市宣传上应当一切归咎于天灾，如认真总结工作，也这样自欺欺人，并没有好处。——其实党中央在农业会议上早已经指出，目前困难中除了天灾以外，还有干部成分不纯和干部作风的五风问题，所以要五个月内改变形势。
到亢之同志处学太极拳时才知道是鲁荻部长从任丘的文安洼视察回来。文安洼十年九涝，可是收一年就能吃十年。今年旱，正是文安洼丰收的年月，县社干部却逼着社员把一尺多高的玉米拔掉改种稻子，结果一点也没有收。这样就不能再说是什么天灾了！

1月21日
上午继续开创作会。方纪同志在会上引证毛主席的话说：“一九六一年是实事求是年，是调查研究年。”又说：“要情况明，决心大，办法灵。”我看有这个，就不怕天灾！

1月25日
上午十一时乘文化局汽车来法政桥市党校学习。学习班性质是半休养半学习。
学校的伙食当然好了，主食是按定量吃，菜是苣笋炒肉，西红柿汤。要不是为这点儿吃的，为什么正当孩子们放假时扔下孩子来这里呢？

2月1日
今天把《创业史》第一部上卷看完了。人物性格是突出的，感情是深厚的，非有长期的深入的农村生活是写不出的。但看起来并非那么容易看，非硬着头皮才能看下去。作者受《静静的顿河》的影响是明显的。梁三老汉令人不知不觉地联想起葛利高里的父亲。渭河，想到顿河。是创作性的受影响，而决不是模仿。有深厚生活就会有创作性。这也是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战相结合的问题。

2月3日
《创业史》第一部下册看完了。阶级分析，思想鉴定，政治讲话，而向观众的豪言壮语，太多了。而没有吸引人的情节，使人必须硬着脑袋才能读完。
读后印象深的，是梁三老汉和郭振山两个出身贫农而有“自发思想”的人物。梁生宝代表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萌芽式的人物，感人的形象和情节却未免太少，也太不突出，单凭作者的思想鉴定和豪言壮语，不易给读者的脑海留下动人的难忘的印象。
蔡文龙同志看过《三家巷》，他说像香港的黄色小说。这有点儿过分。于文同志就奇怪作者为何把一个工人的儿子周炳写成那样！更不明白作者为什么屡次夸耀他长的漂亮。

2月21日
今下午看了袁血卒同志的诗稿《么二三姑娘》。写的是一个被蒋匪中美合作所架去而后来派遣到延安当特务的姑娘被迫自首的故事。春节前听他说选择了那样一个反动人物当长诗中的主人公，就为他担心。今天看后真不幸言中了。不仅失败，而且有反效果。我又转请于文同志看，他看后跟我有同感。袁血卒同志在红军长征前是红一军的干部，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战斗的，后被击散逃亡上海又被蒋匪特务抓去坐牢。现转业任化工学院的党委书记。一个经过长期革命锻炼的党员，为什么选这样的人当诗的主人公？有些叫我不能理解。我想有几种原因：1、袁出身知识分子，因此对工农出身的正面人物的感情不如对知识分子深。2、是文艺思想有问题，竟选用那样反面人物当主人公。3、是一经用那些反面人物当主人公，就陷在里边拔不出腿来了。可见主人公的选择有决定作用。

     2月23日
因与袁血卒同志相交尚浅，有些重大意见不便直陈，婉转将大意说了出来。他认为那种题材还是应当写的，有重大作用的，当然也承认自己没有达到主观的意图。既如此，也难再深谈。

2月28日
下午在礼堂看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很感动人，很振奋人心。无产阶级花木兰——副排长高山，是根据郭俊卿的故事创造的。一九五〇年秋全国第一次英模大会上，我见过郭俊卿，并且给她照过像。这个演员比真郭俊卿稍胖些。女性味道更浓一些儿。要是那么浓的女性味道，郭俊卿在连队里“混”不了三四年的岁月。这个片子很成功。

3月1日
今日上午把《红旗谱》重读完了。比油印稿本有巨大提高，不愧周扬所说的：“世界第一流作品”！写的最成功的是朱老忠和严志和。运涛和春兰的童年极有诗意，可惜“夭折”，运涛走后，春兰没有发展。准备往大贵身上转移，有损她的性格。贾湘农始终叫人感到像是外路人，看油印稿时提了意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造过来。有这样的党员领导干部，但不是理想的典型化的党员领导干部。后起之秀的江涛，令人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印象，只能是有这类党员青年，但不能是杰出的坚强的党员，在二师斗争中虽勉强坚持到底了，但处处流露着失败情绪。张嘉庆比较突出，但带有浓厚的盲目性。在斗争中作者叫他起作用也不大。在反割头税斗争中，党的集体领导作用还明显，在二师斗争中，党团的集体领导就成了瘫痪状态！在贾湘农和江涛身上发扬不出“主观能动性”的光芒，处处有被动的气息。朱老忠在入党前倒有此因素。

3月2日
上午听支部读文件：毛主席在九中全会上的插话和讲话。我几次想掉下眼泪来。有些事叫人感到耸人听闻，有的地方觉得毛主席情绪很沉痛。在中国革命史上几次感到毛主席中流砥柱，扭转乾坤挽救了中国革命。这一次更有这种感觉。两三年来的担心（整风时被批评为右倾情绪）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最早是听了中央去冬农业会议上和九中全会公报）才会真正千斤石头落了地！今年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都有了，困难定可克服！

3月13日
这次整风整社，是土改以来规模最大、斗争最尖锐、影响最深远的又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和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场革命中，要取得彻底的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继续，在局部地区又有民主革命的补课，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河北省委讨论纪要）
所以康濯同志来信劝我无论如何要利用《演义》告一段落的当儿下去看看。可是浮肿病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

3月28日
读中央批转张克让在藁城一二类队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整风整社的调查报告。《十二条》贯彻以后，农村公社气象一新。其实我刚一看到《十二条》的文件，我的心就跟农村一同跳起来了！我常不自主地说出：今年天时地利人和，我早预感到了一定要丰收！可是我昨天在一宫看戏，休息时见到亢之、梁寒冰、娄凝先、曹庶范等，都消瘦了。真是面带饥色。路一星期日那天说省里有个干部从农村回到省一顿饭吃了两斤，真是把人饿得红眼了！《十二条》只要贯彻下去，天大的困难都不要紧。这次教训不小，等于全民上了堂政治经济学课。

4月30日
读电影局副局长季洪同志的爱人从北京带给她的文件：本年三月二十二日紫光阁戏曲编导工作座谈会上康生同志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思想又觉爽朗甚多。
陈在讲话中说毛主席年青时代受梁启超的影响非常深，喜欢梁的文章。又说：“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把斯大林神化的人，证明他是别有用意的。斯大林死后又来整他，把他拉出来‘鞭尸’，也是别有用意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是借他人的酒盃，浇自己的块垒。这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不要怕整，被人整几次，思想可以进步，不要怕。”

5月3日
远千里同志信说：“《西安事变演义》差不多我是一气读完了的。情节紧紧扣住人的心弦，时而感到紧张，时而令人气愤。目前看来，亦可做为资料性的内部图书看。但也有些感觉，好像不是从革命者眼里看张学良，倒有些从张学良眼里看革命，因而西安事变在历史中的意义很不易体会，对张这个人物也难以刻划……”如果真是如此，的确是致命伤！
孙铭九营长来信说他看中所起的激动，有意见处是有关“刺客”的对话，感到突然。围攻赵湜小姐一段，有点俗气。

     5月4日
接到转来的谷牧同志二十六日写的信。信里鼓励说：“文章一开始的磅礴气概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但尚未看完。

5月19日
十七日《人民日报》第八版阎纲有一长文评介王汶石的《沙滩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都捧到天上了。前曾与杜德夫谈此小说太罗嗦，不民族形式。今天杜德夫据此大肆攻击我，说我：“你是嫉妒人家！你有能耐也写一篇小说登在《人民日报》上？你也叫人那么捧一下？”这也是个值得接受的经验教训：凡经“御批官扬”的文章，只可颂扬，不可稍置一喙！

5月22日
上午霍丁同志来，在李林同志处一同对《青大两年三次罢课斗争简述》提了意见。这次来青能把三十年前的三次罢课斗争的史料整理个初稿，也算个成绩吧。我认为那三次斗争在山东革命史上未必算什么斗争，李林说那几年山东没有什么大的革命斗争，所以也就“朱砂没有，红土为贵”了。

5月26日
见到袁血卒同志五月七日的信，他看了百多页了。他随时提了意见：
1、周、张会谈，“与其说是失败的，不如说是错误的……”至于对周总理的表情描写“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这样描写法是歪曲真相的，我看到这地不由得把书拍一下说了句：“不像话。”2、用旧小说的手法写李克农同志，写新人物也不妥当。3、总的感觉你对张学良的同情和热爱是过分的，可能是这小说的主要缺点。
上午接到孙铭九同志五月十二日信。对小说又提了一些细节上的意见。又说宋文梅的遗稿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因此我想到去年这时我向申伯纯同志提的意见。申稿失实，尊重宋的遗稿，尤其关于张、杨下决心捉蒋的时间问题。
梁斌同志的意见：
1、有新东西，有一条直贯到底的线，不像过去写的罗嗦，能吸引人。2、但是像历史资料，很容易令人联想到《金陵春梦》。在文学上是否能站得住脚，值得考虑，他尚不能定。总之，应当在艺术上再提高，再像《静静的顿河》一般大铺开写。

5月27日
陈因同志说马达同志回到广西故乡，收获甚大。主要的是亲友肯跟自己说心里的话。有的人问他：“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共好为什么吃不饱？”我听到之后，甚感痛心。粮食问题不赶快用尽一切努力来解决，后果可畏。不能光怨群众思想跟不上。据从乡下来的干部说，今年麦收因天旱减产。秋苗尚好，如无大的天灾，秋收可望比麦收好。

6月10日
下午读三月十九日周扬同志和《鲁迅传》摄制组创作人员的谈话。他说：“凡涉及重大历史事件、政治事件的地方，没有确实根据的，不要随便编造。局部的事件和一些次要人物，虚构一点，关系也不大。”读后放心，我就是用这方法写西安事变的。

6月15日
为准备开座谈会，读万国儒的《龙飞凤舞》。很有特色，只是背着妻子搞技术革新的情节，是人工制造故事。倒不如叫男工向割绒吹了大话，而总是发明不成，后由妻子的协助才弄成。但又近旧套。邢序凤整理的“厂锣鼓文学社”的批评，文字尚好，思想是“统一病”。

6月18日
张学新的保姆徐如修家中来人说，农村口粮由春天的八两降到五两（半斤），社员们都不肯干活。村干部用一部分机动粮鼓舞社员多出勤，凡出勤下地干活者补助粮。
又说，各小队干部因为本队昧产藏粮闹意见。又说，今年小麦亩产四十斤，缴上三十斤。哎，即便是从今而后风调雨顺，没有劳动力，没有肥料，秋收也是个问题啊！
昨在俱乐部听吴砚农同志说：西北地区风调雨顺。河北承德、张家口专区庄稼好。

6月19日
接到康濯同志十八日信，说在京见到侯金镜同志，他已读过《演义》，印象“难得”，同远千里同志一样。因此康以“互勉”相慰。

6月20日
晚在天津饭店请康濯同志吃便饭，并约远千里、梁斌、杨循陪。千里同志说：侯金镜好像看过两遍，印象很好。
饭后，到康住室谈中央文艺工作会议精神及周总理讲话，还有今天省市委扩大会议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主席说：无蓬蓬勃勃之气，有不敢说真话之心。因此中央今后强调扩大民主作风，并进行平反。退赔不下去，主席生气地说：只有地主恶霸才霸占农民的劳动成果！
在文化艺术方面，中央强调双百政策。双百政策，这几年来实际没有贯彻。
听了，心里像去块病（重见青天）。

6月22日
梁斌同志劝我再认真地读读《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在修改《演义》时能像这两部著作展开写。熟悉的，觉得抓住稳的展开大写。不熟悉的，没把握的，避开。
今天万晓塘书记在文化室做报告，说自来水也要供给不上，愁得他昨夜没有睡觉。负责同志们的心情，今天十分沉重。

7月3日
王昌定从煎茶铺公社回来，说他从去年下去一共连赶上三个荒：冬荒、春荒和夏荒。但是目前农民群众的情绪却很高，这是党的政策——《十二条》和《六十条》贯彻下去的力量。但同时他又说，群众还是不敢敞开口地说话：别听那个，说不定又有什么变化！

7月9日
张学新同志说：在农村传达《十二条》宣传所有制二十年不变时，有的社员说：“办得到——共产党说过么：一天等于二十年！”

7月25日
早晨我正在练太极拳，忽见铁门推开，梁斌与杨循二同志前后进来，我正觉得有点儿“新鲜”，忽然梁斌盛怒地向我说：“走，咱们对证对证去！”我怕别人听见了不合适，立刻约他们上楼到屋里去谈。闹了半天是，两个老友为逗着玩而误会而发怒。梁急得用头撞杨，好像乡下农民打架一般。我说多年的友谊，从幼年起就头膑厮磨的朋友，为什么忽然闹起这个来了？真有点像“两个伊凡吵架的故事”。二人心里的疙瘩还没有完全解开，今晚我还得先找梁谈。梁激动最甚。

     8月17日
十五日参加省的会，听取传达陈毅副总理和周扬部长在北京文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会前见到远千里、康濯、田间等同志。这对《演义》的“结论”（四月十九日信）已有流言，大概是刘真从张学新口中听来传到康濯等耳朵里的。远笑着问我：“那信里我说什么啦？我简直忘了。”又说：“那是会议（指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以前写的，现在我收回我的意见。”
昨晚《人民文学》一个编辑来约稿，说《人民文学》青年编辑有的看过，但未提意见。
大会的主要文件我初步浏览了一遍，我看主要精神是贯彻毛主席的光荣传统——民主作风。没有民主作风，什么“双百”，什么群众路线，都成泡影。

8月19日
按周总理六月十九日在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的办法，给徐明同志写了封信，探探《西安事变演义》是否也落在“两个小辫”手里而石沉大海了。同时借龙飞虎同志的口气请徐明同志看一看。

8月22日
在俱乐部开了一整天座谈会。韩俊卿、冯志等同志都去周扬同志面前痛哭流涕。我提出了领导同志是否可以在小说（指《西安事变演义》）中演义，并希望由中宣部或全国作协名义请求周、叶等负责同志审阅一下。周说他的爱人看过。但未提看后意见。周说出版成问题，可铅印内部发行。他谈此时，康濯同志说开头写的好。其余的就一言难尽了。路一同志提出了几个人物说的很生动。远千里、白桦、方纪等部长未加一词。
周较过去胖些儿，但他的女秘书说是：“浮肿，工作太累。”工作就是太累，今天从上午九时就一直开到下午七时半。午饭后都找地方休息，他还跟刘真同志做了个别谈话。座谈期间，别人还有的坐到软椅上，他始终坚持在会议桌旁的小椅上。

8月25日
周扬同志下午三时半给省市文艺工作会议全体人员做了三个半小时的报告。报告中引证一九三八年毛主席跟他说的话：“要受得住委屈。要把委屈化成推动前进的动力。委屈不外三种，一种是自己错了，那就应当接受，改正。一种是自己对，那就要有相信真理、坚持真理的精神。第三种是一半一半。错的一半要改，对真理的一半要有信心。”这段话对我影响甚大。这几年内外的委屈不小了，我就是用这种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的。
他的女秘书说他有冠状动脉硬化的病。很多老同志，政治也成熟了，身体也垮了。哎！

8月28日
上午开会继续鸣放。
下午在俱乐部友谊厅开座谈会，我向茅盾部长提出了《三国演义》的艺术价值与金圣叹的功过。
讬康濯同志转给茅盾部长《演义》一本。

8月29日
同田间、康濯等同志陪茅盾主席游新港码头和节制闸。

8月30日
省文艺工作会议今日结束。
晚在天津饭店吃饭时，康濯同志说毛主席在延安时看了孙犁同志的文章说：很有才华。

9月3日
报载沙可夫同志因脑溢血九月一日病逝于青岛疗养院。春天见他时，精神还好，只是几个老病友老打麻将我甚不同意。在中山公园的照片，竟成了永别纪念。

10月10日
晨七时多抵沈阳，吴方同志随黄书记到长春开会去了，刘恩英与刘庸同志到站接我，并送到辽宁宾馆住下。
马加同志对《演义》的意见：
蒋介石阴险丑恶，张的正义感，进步性局限性，都写出了。蒋的一群都写的不错。李克农，周、叶，不容易写。又真实又要提高，又不能编造故事。联蒋抗日，既是历史唯物主义么，应当写。没有这，就不是张学良了。党当时对蒋的了解，当然不如张学良。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都需要，而这故事更需要历史真实。故事性强，但生活也应加强。

宋黎同志对《演义》的意见：
在医院中看，院中干部都愿借看。把整个过程写出，似乎好一些……主题写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可以，西安事变是时代的转折点……
要把党的力量更强调。小说容易令人把张看得更有力，还要看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应更突出。争取整个东北军到抗日方面来。1.前边是个过程，准备抗战。历史转折点。有全国性的。2.党与群众运动。3.统战政策。

11月14日
谷牧同志十月九日来信说：
我想坦率的先告诉你一个印象：我看完第一遍后感到非常满意，感到越往后写得越好，开始时觉得有几处转得不够成熟，多少有点勉强，譬如高复东的觉悟过程，就好像没有写到家，不够深刻，有点夹生。但越往后就觉得整个故事天衣无缝，浑然一体，简直挑不出什么毛病了……我的在高中和初中读书的两个孩子，他们也都读了一遍，他们也都天真的告诉我：写的真好！

11月23日
上午陈因同志代表文联党组在大会上发言，义正词严地说明了加强文艺第一线——创作的必要和措施。只有一句我觉得没把握：“二三年内做出突出成绩来！”

12月1日
收到青年出版社出的《一二九回忆录》。关于黄敬同志一文，姚依林同志修改后用我的名字发表的。姚的修改都是关于黄敬个人突出的地方。

12月18日
接到侯金镜同志十日来信，对《演义》提出如下意见：
张学良由对蒋有幻想一直发展到兵谏，心理变化的层次清晰，各种因素层层逼紧，直到双十二，这过程读者很有兴趣。大处落笔的演义式的方法，张、杨、蒋，我党群众以及未出面的日寇等各种关系错综写出来，引人入胜。不一定所有细节都必有据，但是重要史实都有所本，达到了历史演义的效果，做为历史小说来看，写大关目，而略去日常生活的琐细描写，无论在结构和处理素材上都是一个很艰巨的工作。
去临潼请愿的一章很动人……总理、李克农、叶剑英等同志出场，不知和中央前两年一个通知（不许将中央负责同志写进作品）有无矛盾，若有，这将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不能从书里抽掉他们。如抽掉就不成结构了。
对张学良的估计，怎样写才恰当？现在是将他爱国这一方面和逐渐消除对蒋介石在抗日上的幻想写出来了。但是还有一面，他毕竟还是个军阀，他和蒋有矛盾（嫡系与非嫡系，并且被慢慢消灭的矛盾）和（特别是）下级军官与士官有矛盾（张的爱国心是不是被后者逼出来的，否则他的部队要分化），和我们党也有矛盾（他的“剿匪”已到了穷途末路，再继续下去也有垮台的危险），这些矛盾互相消长，最后才集中到和蒋在抗日问题的矛盾上。现在这书里张写得“单纯”了些，因此也妨害了书的历史深度。

远千里同志看了侯的信，接着谈他对我在创作上的意见。
他说《演义》与过去不同点，是情绪健康，乐观。他又说我的经验多，见过的阴暗面多，而被阴暗面缚住了。孙犁同志也知道不少这类东西，谈起话来并不少，但他不写。所以青年喜欢。梁斌同志对二师、高蠡暴动的描写，也是去掉很多渣滓才发起光来的。

12月20日
转来申伯纯同志十二月五日信：
你的大作《西安事变演义》一稿送来后，我总没有工夫看，最近在领导的督促下，才刚刚翻阅了一半，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参考：
1、张学良现仍囚禁在台湾，领导上早已规定：在张尚未完全恢复自由或返回大陆以前，我们对西安事变不做扩大宣传，更不公开张在西安事变时的话动事实，以免刺激蒋匪，影响张的安全。因此你把西安事变为题写成演义小说是不大适当的，起码在张脱离蒋的控制以前是绝对不能公开出版的。
2、西安事变过程中，有许多党的负责同志参与其事，这些真人真事的历史事实，尚在缜密地审查中，即使写得真实，在目前也不允许公开出版，更不允许把党的领导人的言行随意演义虚构。你的稿中虚构了许多周总理的言行，这是不能允许的。
3、你看了我写的《西安事变记》以后，我曾写信正式通知你，请你不要引用我所写的事实，因为我所写的稿子尚在审核修改中，不能引用。你的稿中关于李克农同志的洛川访问和周、张在延安会谈基本上是使用了我的稿中的事实，因此我为此受到领导上的责备，认为不应该把我的初稿让你看，更不应该让你引用那些事实加以演义虚构。以上几点意见不仅是我个人意见，也是有关的领导的意见。有关的领导要我把这几点意见通知你，请你注意。
有关的领导是谁？周总理？
拟复申伯纯同志信：
五日信转到，感谢你对拙稿的指教。看完全部后，望再指教。下列几件事请释念：
1、这部打印稿就是为征求意见而发，因此不论是有关领导或一般领导有意见，决不公开出版。
2、信中说：“我曾写信正式通知你，请你不要引用我写的事实”。这样信，我始终未收到过。倒是在招待所分别时你问我：“你写小说是否要以我写的事实为根据？”我回答说：“当然了。”我记得你当时的表情很愉快，而不记得你警告我不可引用。
3、其实我上部初稿中只有一件大事根据你的资料写的：李、张会谈的争论点和周、张会谈的内容。李、张会谈，未看你稿前我不知道。周、张会见，在美记者斯诺文章中，早公开写过。双十二后我在西安军警督察处第三科（科长许建国）工作时，在蒋匪密件中曾发现周、张在延安会见的事实。只是内容见你稿后更较详。一九三六年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公开发行的毛选第一卷有文字可查，内部发行的党史资料中中央更有“逼蒋抗日”口号的指示信。李根据党的文件与张争，并不影响李的党性。很多党内的同志看来，都主张不要写，我正在考虑删去。其实，在艺术上也不成功，也是党内读者主张取消的原因。
4，周总理的话，绝大部分是根据党的文件稍加演义的。演义得不好，我负全责。艺术上的演义的形式，却不应因此而废。《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出入很大。因为你叫我看你的初稿而受到有关领导的责备，我很抱歉。我这些意见，我也希望你看后能转给有关领导看看。

12月23日
午前接到申伯纯同志十九日信：
日前曾去一函，谅已收到，你接到我那封信可能感到一些压力，不知我的猜想对不对？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今年双十二那天周总理为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曾约宴张、杨家属和部分参加西安事变的人，宴后座谈，由周总理指定七人小组负责收集、审查和编写西安事变的历史资料，并将建立专设机构，刘鼎同志和我是被指定的负责人。前天我同刘鼎同志商谈，打算请你来京一行，我们在一起谈谈。你如能来望于最近即来，如不能来亦请来信告知。
我估计所谓“有关的领导”不像是周总理。周总理从来没有那样官气吓人过！可是申伯纯同志五日信中口气似明似暗地把“有关的领导”令人看成是周总理！可笑。

12月25日
下午五时接到申伯纯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约我到京一谈。我说有何吩咐可遵办。他说需要当面谈，否则他要亲来北戴河面谈。我哪敢劳他的大驾，明日只好去京一行了。究竟有多大事呢？我担心徒劳往返，又是数九天！

12月27日
二十六日下午近五时抵北京车站。申伯纯同志恐别人不认识我，亲到站来接。我“作揖”致谢，同车到政协礼堂三楼一个接待室，室中墙上挂着很多古画古字，我一进门就被这些名画名字吸引住。画中有大涤子、唐寅的，字有文征明的。一看这些名画名字，就有一种非凡的感觉。
谈话间，走进一个老人，意态飘然自然，见我与申老谈得正畅，怡然微笑着自动退出。饭后他又进来，意态仍如先前那样自得。申老给我介绍说：“这是陈半老（画家陈半丁）。”我连忙说：“真是久仰久仰了。”陈听之不以为奇。却自己介绍说：“这些字画是我保存的。”我立刻说：“我一进屋就觉得不凡，真是名家名藏。”陈仍然意态自得，看看墙上自己保存的字画微笑。申问我陈半老多大岁数了。我说：“六十上下。”申老说：“八十六了！”我说：“我可看不出来，比我这五十多岁的人白头发还少呢！”陈仍微笑不语。从神态上看也像个有修养的艺术家。
一月初开全国四级干部会议，各旅馆都住满了，叫我住政协办公室旁边的宿舍。申说：“溥仪也住在那里，你们可以认识认识。”我说：“凭这一条，也比住旅馆有趣！”
跟申老谈的很晚。所谓“有关的领导”，是指的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童小鹏。从他向申的指示态度上看，他也没有亲自看过或看过全文，只是近似谈虎色变，一听说我要用演义的手法描写周总理就“色变”了。要申警告我。申迄今也未看完。从口气上听来，顶多看了两次会谈。
申叫我来京的目的，果然不出所料。周总理指定了他们几个东北军与西北军的元老整理西安事变的资料，他们自己无暇亲自动手，他们要找些实际动笔者，因而才想到我。刘鼎是正主任，申是副主任，刘提起我，他要出门，就要申找我摸摸我的情况。申的意图，以他写改几遍的史料为基础，找出几个人（先拟三个）成立办公室，替他们查对档案文件，找当事人写记史料，补充修改。以申说的稿为基础（也是好几年的辛勤劳动），确可起抛砖引玉之功，“你说写的不对，你说说！”以此引出对的来。但这工作不易做：1.申稿不注明出处，根据不明（我第一次看时即有此感觉）。2.即当事人说法也不一致，必须将各种说法都印出来以资争鸣。3.申所说的三人办公室，权限太窄，形同文书、秘书之类。如需要第一手史料，尚需经过文史资料编辑室代索。这样就限制了这三个人对第一手材料的接触。4.申稿不像当事的回忆录，看来不亲切，申话中似以此“体裁”为定型。突破这定型，可能有抵触情绪。5.“禁脔”思想还相当严重。申屡次强调说：“不论把西安事变写成电影、剧本、小说，都必须由七人委员会审定后才能出版、演出。”6.七人委员会东北军方面以高崇民、阎宝航为代表，甚不全面。申说周随便一指。可增加。我说至少应将刘澜波同志加上。阎宝航根本未参加。
我考虑再三：1、参加这项工作，对我写《演义》帮助甚大。2、但不应完全陷于其中，小说中心人物不要只是那些“将相”活动。听到申转达的童的意见后，更想把小说中心转移到高、关、谷的故事上。完全陷于其中，与创作有碍。但他们的意思似乎叫我完全“陷于其中”。总之，这工作得从两点论上考虑。最理想的办法，是参加其中，而不致陷于其中。
申在谈话中说刘鼎同志在李维汉部长面前说我在双十二事变后组织过“雷电通讯社”，随便向外发稿。李部长说：“可能是青年一股热情。”其实，这组织我未参加。十月间宋黎同志谈材料时提起此事，我才知道有此事，原先连知道也不曾。又说我写小说受过批评。似乎对我尚有保留的看法。关于“雷电社”事，我必须向刘解释清楚。
申在闲谈中，透露出总理的英明远见。他说：“先写出来么，可以不发表。写出个东西，并不是那么容易。”又说：“我们这些人不写出姓名不行吗？”意思是不愿把自己写得“突出”。这是周总理的一种谦虚态度。可是不夸张、演义周总理，如何突出党的领导形象呢？尤其在西安事变中！

12月29日
下午旁听了三批特赦战犯的座谈会。会上有一二批特赦战犯溥仪、李之劻（淮海战役时蒋派给杜聿明的监军）等人的谈话，以及第三批战犯廖耀湘、杜建时、王凌云等的表示感谢的谈话。最后由统战部许副部长讲话，谈了国际反修正主义问题，以及对国内问题如何运用“两点论”认清主流。
晚上会餐，会餐中杜聿明举杯讲了话。
晚饭后，申又召我续谈。因他看到了我二十一日的复信。他又说他曾写过信，要我不许引用他稿中的资料。他又强调说，童小鹏的话就代表周总理，也就代表党的最高领导。又说，延安会谈，美国记者可以写，中国人，尤其是党员，就不能写。《演义》不用看，就是不行！从申的口气看来，我断定申与童都没有看过或全看过《演义》上卷，因为没有具体意见么。他们只是从“人头”上否定我的小说。申又强调说史稿工作完毕后，写演义也得在他们七人委员会指导之下写，不能随便乱写。他说：“真的还没有出版，你这假的先出版了，叫读者知道哪是真的？”他们怕我“以假乱真”。
谈了很长，并无新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仍希望我那信转给“有关的领导”童看一看。其次，说过去开会周扬部长，和陈毅副总理说过，不论什么首长，个人说话只供参考。作者、艺术家应当独立思考。组织上要用书面决定禁演或禁止出版，当然应当服从。当然了，写得出了问题，独立思考得有了政治问题，作家艺术家自己负责任。申未言语，似不悦。
总之，《演义》稿本未细看即凭“人头”加以轻视和一笔抹煞，且用大帽子压之，对我的劳动未免太不重视。即使弄出定本史稿后，写演义小说也不能像他们所理想的由他们“指挥着”写。
尝到压力的滋味后，想到了对小说的改法和下卷的写法：尽量使“将相”大人物少出场，使之与“真传”符合，使西安事变的历史真人真事，成为小说的历史背景。大力发展高复东、谷兰等人物的故事。历史大人物和故事太多，无论何时也不易出版。出版后意见也多。
由此看来，争取参加此工作，但不陷进去。分道扬镳，他们整理他们的史料，我写我的演义小说（小说名字仍曰《火山口上》）。他们侧重史，我侧重东北人九一八后的命运。等他们的史料定稿后，我再用之改正一下我与定稿矛盾之处。但要尽可能争取参加，以便接触一些历史人物、故事，丰富素材。可借此机会到历史地点转转。可在政协接触一些特赦的蒋系人物。但是东北人的具体材料，还是应向中下层的东北人中去挖取宝藏。
关于张、杨戳穿捉蒋决心事：申说王炳南写一材料，说杨在双十二后出国时，王问到杨。杨答说：“还不是因为你说起的？”王炳南是王明从第三国际派回西安的，谈可以从新疆援助杨抗日。张、杨当时尚以为红军穷困，没有力量。因为有苏红接济才看得起。张、杨先打通了自己与红军的抗日互不侵犯协定，后即谈到如何得到苏联的接济问题。蒋到西安时，杨也有心扣蒋，但不肯向张说明。有次张到杨处说：“找炳南来谈谈。”杨说：“找他来谈什么，他净瞎说。”张问：“他瞎说什么啦？”杨答曰：“他说把蒋扣起来！”张大喜曰：“好哇！”于是二人捅破了蒙在二个人的心上的一层薄纸，共同谈起扣蒋问题来。这是何时？蒋第一次来西安时？抑第二次来西安时？
从王炳南的材料看来，李木庵在党史资料上写的通过党员暗示张、杨之说，又可以成立了。但这又有矛盾：王即奉命第三国际来陕，为何西安事变后，苏联态度又怀疑西安事变是日寇搞的阴谋？
12月30日
乘上午九时半火车返津。申甚多礼，还赶来送行。几天的饭钱都叫总务科代付了。
外出时与溥仪告别，这位中国最后的一个“皇上”，还同申老等送我到大门口。这位末世“皇上”的可笑故事甚多。

12月31日
将赴京情况向方纪同志汇报了。他先说好事，对写《演义》有好处。后又说考虑考虑。昨在俱乐部游泳时遇白桦部长，也将此行告他。他也说好。
参加省市人委举行的新年酒会。与朱自强、路一、齐斌等同志同坐一席。齐斌说把《演义》一气看完了。他说这是几年来一气看完的第二本（第一部是《红旗谱》）。他认为反派与张学良方面的人物写的都好，只党的人物形象不够。详细意见容后再谈。



一 九 六 二 年


1月2日
准备回北戴河。市委宣传部干部处来电要我留下谈反右机时的“免于处分决定”的平反问题。我将四次写材料的原稿翻了翻。

1月4日
赵世文来谈，问我对平反的意见。我说可请干部处翻一翻我四次的材料，对“决定”没有新的意思。他说手续甚繁，一时半时弄不清，部里同意我表示意见后可先行。
赵说方纪同志十日要去广州。我下午到方纪处。他正在准备去广州。
对参加西安事变史料整理事，方说白桦部长意应参加，但不宜完全陷进去。方亦有此意。我说我也是这样打算。
赵在谈完工作后，谈起《演义》，他说应大力展开写。一百万字也是它。以西安事变为历史背景，展开整个社会的布景来写。不拘泥于张、杨捉蒋事上。我说正是我所打算写的方向。
下午在方纪处，方纪同志又谈他看过了。意思与赵似。他强调说应将西安事变历史和人物推到历史背景上去。又说蒋，像漫画。写赵湜等人物，任何细节要想法真实，有时代风貌。写旧人物的语言，应重新考究。

1月25日
李一夫部长对《演义》的意见：
总的感觉：不少真实史料，越往后看越生动。总理与张会见，对总理的说话风度语言，需要斟酌，不够强烈突出。

李运昌部长谈：
看了两遍，引人入胜，基本上成功。刻画人物还真实，东北人就那样。蒋匪帮也像。
东北打败仗，东北军家属的流亡生活。张应是最后觉悟的。张不变不行。应把东北军的部队，东北流浪入关者，多半与东北军有关系。因此他们变进步对东北军的影响，对张的影响也很大。这种背景应多写。高、关仅只是促进作用，催生作用……

2月3日
上午到梁斌同志处，他正读《三国志演义》。盛赞罗贯中的雄才，认为比《战争与和平》更伟大。
下午读孙犁的《平分杂记》（《河北文学》二月号）。大概在冀中时读过，味道仍浓。

2月14日
写对《对王林严重革命意志衰退和修正主义观点问题的甄别结论》（草案）的意见。草案上说：“王林同志的问题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原结论和处理意见应予撤销。”（原结论是：“关于王林同志所犯右倾错误免于处分的决定”。一九六○年五月文化局党委会）
写对于市委宣传部干部处《关于王林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补充材料和意见。

2月17日
和平区教育局请来老舍同志为语文文学讲习班作报告，晚十时半到车站欢迎老舍同志。老舍同志说今天在北京陈毅副总理和周总理召见到广州参加话剧会议的同志们对文艺做了指示。陈的意见有四点，1、是打破框框，2、是文艺批评和处罚作家问题，3、是党如何领导文艺，4、是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中心是民主。

2月18日
上午陪老舍副主席到中国大戏院作报告。报告的是如何下基本功夫。报告时提到陈副总理的意见：人物差不多，好像是谁抄袭谁的，缺乏独创性。
袁血卒同志十二日信中说：
最主要的意见，不能把张学良当作主要角色描写。这个人物是不值得学习的人物，虽然做了一件好事：“双十二”。我想会改的更好些！

2月25日 星期日
上午马健民、田方、于蓝等同志来看杨沫同志，顺便到我病房坐了会儿。
晚与杨沫同志闲扯，她说她原先是写抗战一段，为描写一个女人的成长过程，却独立产生了《青春之歌》。

2月27日
杨沫同志出院，她是冠状动脉粥状硬化等病。我劝她写些短篇，才对多病的身体适合。她说写短篇的生活不足。可见写短篇比写长篇更不易。

3月25日
下午范瑾同志来看《北京日报》的同事，顺便到我病房谈了会儿。她正开人代大会。
晚上杨述、韦君宜夫妇来病房看我。韦说中宣部文艺处看了《演义》，只说正面写周总理，违反中央的规定。

4月2日
上午同杨循同志到宣传部，见白部长，看中央一月份会议的文件。高介云同志参加在广州开的话剧创作会议，也刚回津。他说这个会议是三气：出气、通气、鼓气。参加会的都感到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兴奋极了。

4月3日
毛主席的讲话还没有印出，未见。从刘、邓报告中知主席把民主集中制提高到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原则高度。民主集中制与人民民主专政不能混为一谈。对人民群众，对党的生活，错误地实行专政，就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南斯拉夫就是眼前的明证。这几年来某些人的行为与国民党的作风很难有区别，也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看到毛主席对民主集中制的创见，心里更去了一块大病。近几年来，与让卿闲谈，总觉得近几年的党的生活“变质”了（全总一个女老工人领袖，党员，三年前即这样讲）。我更暗暗怀疑那种 “说老实话倒霉”、“欲当老实人而不得”的歪风，与国民党的法西斯作法有何区别？法西斯不就不许说老实话，不许当老实人吗？看了毛主席的创见，才相信自己的看法没有大错误。
晚上梁斌同志来玩。他在省里听过毛主席语录的传达。

4月4日
读周总理与陶铸同志在广州话剧创作会议上的报告。
上午到林呐处玩。他说在市委扩大会上有人说某某两位负责人，竟接某剧团青年女演员到家“云雨”。

4月5日 清明节
拂晓醒来回味几天看的文件，形象的东西首先闪耀在眼前。陶铸同志说毛主席受打击三次，陶自己也曾被排挤得上南山寺当过几天和尚。后来想我革命是为人民大众，为民族，为国家，而不是为某个人，于是又回来革命。从伟大的领袖到伟大的负责干部尚且有此曲折的道路，为什么一个村里的辛大刚就不许有曲折的心情和生活道路！再一说，经过这次中央会议和毛主席的创造性的发言，所谓“反党”有了马列主义的定义，民主集中制提到那么高的原则上了，在《腹地》中投机分子范世荣所借口的：“我是什么？”把党与个人分不开，借此压制民主的国民党作风，是党的优良传统的毒瘤，这些思想都得到解决了。
我为什么还要重打锣重开张地全部重写？为了怕陈企霞的阴魂和教条主义的棍子而把原作改得毫无生活气息了，真正是得不偿失，弄得倒毫无价值了。所以今晨决定不大改。只在字句上、交代上饱含这几年的经验和感情。但要重头至尾逐字修改润色，使每个字都有光彩，都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重写出来的草稿做为补充的备料。
读陈毅总理在全国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三月六日在广州）

4月25日
写出学习心得《国家生活与党的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思想的新高峰》。下午小组漫谈时，我提出了我的看见，很多同志都赞成。
因为农村问题，我说了几句老实话，反映了几件事实，在反右机时被指定为重点批判。但批评者不顾事实，不愿意讲理，使我心里起反感：越斗，我越右！生活里的事件发展更进一步证明我说的是老实话,不是世界观问题。农村情况使我担忧，因此胡想道：“原来以为革命成功了，阶级消灭了，中国史上所谓一治一乱的规律会改变。今天看来，过去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到青岛又见新修的大礼堂和海滨大舞厅时想：“小的时候读阿房宫赋，不明白项羽把它烧了是为什么？今天才明白了。”去年秋听到莫斯科会议的传达后，又胡想：“原来幻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决不会有战争，今天看来也未免太天真了。”但正确与认真执行了毛主席强调的民主集中制以后，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就定要大变，只许大治，不会大乱。这思想影响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能保证社会主义国家间的永远团结一致。破坏民主集中制者唯一的吓人口吻即是“朕即国家”，“我即是党”，我的想法，还没有错，因此《腹地》我要提前整理出来，效司马迁：“藏之名山，传得其人”。有机会再出版更好。

5月9日
上午诵读陈毅副总理在人大的报告。下午诵读周总理在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陈云同志在中央各部委党组扩大会议上的报告。陈云的报告，这是第二次听。
周的报告，全面、丰富、庄严、热情洋溢。陈云副总理的报告，深刻、清醒、使人听来觉得分外亮堂，目前困难的严肃性也清楚了，克服困难的有力条件和办法也清楚了，眼亮心情清醒，感到信心百倍。不像某些人胡吹乱猜，使人头昏脑胀。

5月19日
省委扩大会议传达形势，对调整工作做了更大决心。我未参加，据陈因同志谈所谓“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已经过去”指的是政治上的，经济的并未过去。周说：“大好形势会引起麻痹，应改为大不好形势。”大专学校要砍掉一半，农村要有百分之二十退回个体所有制。因而巩固百分之八十的集体所有制就成了严重的政治任务。这真是非常时期！可是正如打运动战，大踏步地后退，争取主动，才能大踏步地前进。中央的决心证明中央领导上的坚强，否则姑息养奸，将来更被动。

     6月1日
    中宣部从春初就集中全国的文艺批评家在新侨饭店，准备纪念《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纪念的文章。《红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大概就是这些批评家的劳动结晶。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上王朝闻的《喜闻乐见》专文，也像代表领导上对某些问题做了正面解释。王文中重引了恩格斯的名言：“我们不应该为了理想而忘掉现实。”“倾向性应当是不特别说出，而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这些名言过去曾经被某些时髦的批评家认为过时的。

6月4日
    昨日万力、艾文会到河北宾馆看侯金镜夫妇、李季诗人。侯说与王朝闻的文章同性质者，尚有何其芳和《文艺报》的社论。对于《演义》，他也认为那些历史真人不好处理。他说写时思想上大概对框框还很紧张，今后就不致挨棍子了。我说：“高抬贵手，你们《文艺报》是棍子的掌舵者！”

6月5日
    下午李克明同志来，说康濯同志在保定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很激动地说：“王林在抗战期间写的短篇那么好，本省的出版社为何不给他出版？”

6月6日
    晚到路一同志处玩。顺便中说今日林铁书记说农村中有的把能烧的东西都劈了烧了，干一天活晌午回到家，锅里就烧不开，找把“草荛”都找不到，急得没有法子，抓把山药干烧了火。口粮那么紧，农民怎肯如此？烧、吃问题都严重。

6月7日
    傍午梁斌同志来，不觉又谈起农村情况来。他村支书前来津住了两天，书记说没有大车，只好到保定大车队雇大车或汽车。官价不大，但必须把运输公司的经手人和司机、赶车、装车的运动活了才行。经手人运动不好，不给你开条子。装车人运动不好，给你装石头、土、小分量。司机或赶车的不运动，他说车坏了，运不到。好吃好喝好待承，临走还装麻袋农产品。这项花销常常与煤价成惊人的比例。运动不好，处处给小鞋穿。运动好了，处处给方便。有个司机在他村吃喝拿感到满意了，在车辆正紧张关头，临走故意把棉袄扔下，回到公司，借口回去取棉袄，又给装了一大车煤送去了。梁谈至此，叹口气说：处处弄到这样了，不好办了！
    谈到今年麦收的收成，社员的口粮，梁曾向他村支书说：“你得叫社员们有吃的！”多么简单的一件事，多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梁说时眼皮一挤一挤的发红了，嗓音也哽咽沙哑了。我也忍不住泪水涌上了眼眶。吹了半天，我们连群众的一饱都保不住，怎么交代得了！

6月16日
    到梁斌同志处聊天，谈到时局，共同认为台匪不可惧，惧在“内因”——粮棉油问题，印丑不足道，中苏关系是中心。
    梁对《腹地》久想要我修改：“新的写不出，最好改改《腹地》，《腹地》的生活基础还是厚的。”他主张叫辛大刚回家不久即被选为支书，范世荣任村长。这样辛大刚就可以代表党，理直气壮了。他举出苏小说《幸福》为证。他又说：“写景要通过人物，说天气怎么热……不如先说某某人出了门，天气怎么热……就情景交融了。”我说我也留恋《腹地》，写出西安事变小说后就改《腹地》。一生写出这两部就足矣。如果叫辛大刚回到村里很快就取得领导权，最好是县委的意见，而区委仍支持范，偏听偏信范。才能造成故事情节。
    梁桌上放着苏小说《成吉思汗》。他说“平地一声雷”的警句即是看这本小说写出的。于是我们盛赞成吉思汗的惊人战功和耶律楚村的政治见解。这本小说，时达同志早劝我看。看完了《战争与和平》当看这本小说。
梁又说他在散摊上买笤帚，说是独流人。梁说：独流出好醋啊！现在还出不？摊贩农民说：“现在一个灶囱冒烟了，哪里还出那个！”梁故意问那是怎么回事。此人又说：“嗐，现在大伙给毛主席一个人扛长活，还有什么说的！”显然是有情绪的。
梁又说邵年家有个扛活的，文绉绉的，不像个老粗，阶级意识非常强，善说故事，讽刺白洋淀里的什么千顷牌朱百万的女儿：“一根头发硌了一溜沟，入洞房的头天晚上磨了一手泡……”可见每个大作家都是首先向劳动人民学习语言。

6月20日 星期三
乘早八时直达哈尔滨车到北戴河，下火车转汽车，同劳模一同到海滨。
同乘的有几位农民，问之，是旧属建国县一带的农民，有的刚从城市还乡的工人，有的是抗日战争年代的村干部，他们去东北是买粮食（用钱买，或用衣裳布匹换）。有投奔没有？没有，听到有人去换过，就冒着险去。据他们说，自从政府允许农民这样“自由交换”后，粮价由玉米面每斤三元，降低到一元。如到济南的山东地换白薯干，铁路上还给半价车票，鼓励去换。山东去年一年，因换了领导，具体执行了《六十条》，一年之内就有如此大的变化，可见所谓天灾，很大成分是人为。来到海滨又听张钊峰所长说于秘书家（山东胶东）也给他寄白面等物。过去也是叫苦甚的。这是一个惊人的好例子。
河间农民说今年麦收不过二三十斤，政府不要征收农业税，并声明连籽种都要从别处调拨。社员相当满意。但大旱，把长得半尺多高的秋苗，也旱得抽回去了。前些日子的，天津下过的雨，那一带只下了个地皮湿。
现在农民折卖所有的东西换粮食，只顾眼前，其它的简直顾不过来了。又说，农村又产生了“买青”高利贷：麦前借一斤玉米，麦收后还一斤麦子。有的是利用个人关系借，有的是以队的名义借。这种高利贷，河间东部一带是向大城一带借——灾区向非灾区借。
他们又说农村集市很活跃，白面火烧一斤一元六七，鸡蛋两元多一斤。
建国一带农民一提高鸿基，恨得牙根疼。这个坏蛋，在天津解放后没有捉住，如捉住必在他们那一带处理。农民们一提处决汉奸特务还是眉飞色舞的，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当年的支前工作，谈起来也是眉飞色舞的。根据地的人民究竟是根据地的人民！

7月23日
上午康濯、郭小川及杜鹏程夫妇来玩。康濯说在保定最近发现空中有红星西游。问中央，中央说你们别问了。杜说也发现，并说是从福建放射出来的火箭，落在陕甘境地了。如果中国在这方面能达到这水平，胜利会一连串出现。
转来外文出版社图书编译部的信，说把《回忆黄敬同志》译成英法文。

7月27日
万力同志已陪外宾游遍南中国返津。来信说方纪同志的意见：把西安事变小说中不关“领袖人物”、不涉及具体历史事变的章节发表一部分。田间同志已早倡此议。新修改出来的二章我看尚适合他们的要求。

9月28日
昨日下午二时回津。今上午听传达陈毅副总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又听传达彭真同志的一次报告，说目前中国的阶级斗争展开在四个大问题上：1、农业上的单干与集体主义。2、右派分子章伯均与章乃器企图重开六教授会议，反攻翻案。3、要求为高饶、为彭翻案。4、要毛主席为大跃进后的工作负路线责。
作协丁宁、唐达成同志来津，传达林默涵同志近对中央报刊编辑的谈话，说近来作家写农村现实的文章少，是因为对目前的困难看的较多。积极面看的较少。又说，戏剧界为了“票房”，很多成问题的戏都演出了，甚至某些有水平的剧评家大加支持。李建彤写的《刘志丹》，评价过高，似成“南毛北刘”。有些革命回忆录，把中央未做结论的历史问题自做了总结论。因此《红旗飘飘》十七期排版后又改了。
我在《工人日报》上片断地看《刘志丹》即隐约感到刘几可与毛主席同。当时以为这文章曾经中央审阅过。

9月30日
王亢之同志割治痔疮出院，去看。谈话中扯及《刘志丹》小说，他听说是因为其中把高岗用化名写出，而又经过习仲勋看阅过。《红旗飘飘》上一文也经习阅过。

10月5日
下午同梁斌同志看尹喆同志。不应与病人谈大事，却无意中因自由市场而谈到食堂。尹说刘少奇同志在办食堂初期就说不要登报不要一阵风，可是后来不久就大肆宣传而造成一阵风。刘到邯郸时又说不可统得过死，说小贩青菜比国营商店的菜就好。可是后来青菜贩也统起来了。统得出了毛病，今天又得恢复青菜小贩的办法。我听了这些小故事，心里想：领导者在事前科学预见性地指出了问题，中下级干部不听。可是弄出毛病来，领导者对群众也不能公开责备谁，而是把责任包起来。领导者的苦心和海量，该是与日月同光。

10月15日
给远千里同志写信，再为五公（耿长锁）公社史呼吁。生活本身就是对于想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右机分子一种批判。

10月24日
上午林铁书记传达十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问题，《刘志丹》小说八十万字，目的是借烈士之名争正统，把毛主席的名言挪在刘的口中，什么南有毛、北有刘，南有井冈山，北有××山。化名把高岗出现，而且是领导刘志丹，因此也就成了高比刘更正确，而刘与毛齐名。
此书从开始写提纲即由习某出谋划策，很多历史事实也是作者不知，由习供给的。今年八月间正在反党分子大肆活跃之时，作者向中宣部写信要求急于出版此小说，语气咄咄逼人。据后来调查，也是习某执笔。反党分子想利用小说造成舆论，混乱视听。可怕之至，阴毒之至！

12月9日
上午文联党组开会，方纪同志传达中宣部会议关于文艺和学习毛主席著作问题。有的人认为一月扩大会议后“右”、“三不”也该收起来。中央书记处重印毛主席在一月会议上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讲话，坚决主张实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
陈因、孙振等对今后工作起的草，首先强调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而方纪同志根据中宣部会议首先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根据十中全会讲话）。因为方纪同志急于出国，也没有时间讨论。我是有意原草案的，而觉得方纪同志的指示，是重复历次运动的覆辙：一般机关在运动中胜利完成任务了，而作家艺术家却落个“鸡蛋”，因为没有作品一切枉然。

12月14日
上午齐斌副部长带着何建平同志来，商谈编写《五公人民公社史》的问题。省文联可出刘振声、叶蓬、刘艺亭、刘英、张庆田、何建平等同志参加。省里只这样一说话，我就好在下边活动了。
下午拟了个编写计划草案。

12月25日
下午五时多接到周骥良同志电话，他说“五公公社史”的计划草案，已经亢之和白桦两同志批准。亢之同志指示说：“不要把写公社和创作混同了，先把史写好，而后再根据那些材料写小说，二者分清楚。其次是下去之前把十中全会后关于农业政策好好学习一番。”白部长还要召集下去的同志讲一讲话。这样就好办了。

12月26日
《一二九进行曲》写到十二月十五日了。草稿写了四十页，可能有近四万字。看来写到一二·一六，得五万字。

12月31日
    一九六三年应是波浪前进的“欲进先退”的波，而不再是浪。一九六四年再由波上升为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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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录者按：
    1963年先开始“五反”运动，接着“洗澡”，有敏感者已经嗅到“大风暴”前的种种信息。父亲应时组织编写“五公史”（五公人民公社史），编好后却又引起争议。1964年初全国组织文艺工作者去大庆油田会战，由于政策不断变化，写出的东西全成了“废品”。此时毛主席关于文艺界“十五年”的批示已经在“内部”传达下来，如 “周扬部长说老大哥修了，亚非拉和全世界都看着我们呢，我们拿什么出来，因此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刘主席说教育青年和革命传说的作品还很大大的不够。主席有一次带讽刺的说，不光两条腿走路，还要三条腿走路，不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两条腿走路，还要无产阶级走路！”中央考虑文艺界再来一次整风。此波未平，先开始了“四清”，作家们统统下农村了。


一 九 六 三 年



1月3日
下午看影片《李双双》。李双双夫妇这两个人物创造得好，选择得好。我过去写的《女村长》，就是这种典型，实际生活中的田香彩夫妇就是这种典型的“毛坯”。不过，在阶级社会中，这类典型人物，要被反动统治阶级百般坑害，而表现为阶级斗争。在新社会里，在党的领导强的地方，就能正确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而得到像电影所表现的圆满结局，来个皆大欢喜。
岂止生产队里需要李双双式的新型人物，而大量存在着喜旺式的怕事人。在高级领导干部中，喜旺那样怕事人，何尝少？李双双那样正直、敢说敢为的人，何尝不是“以罕见珍”！

1月8日
上午到梁斌同志处，他说星期日林铁书记夫妇到他处谈到五公公社史，林说：“他肯干那个吗？”梁说：“他自己请缨的，怎不肯干呢？”因此我将草案寄上一份，证明早已筹备。
耿秀峰同志昨夜到津，上午来电话，下午即来讨论进行办法。艾文会和李克明也都来参加。

1月28日
上午史如北同志来，说苏联《文学报》译载了孙犁的《铁木前传》。冉淮舟告诉他的，他闻知后有些紧张。在这种空气下，一理论批评刊物忽全文译载此文，不能不令人推测（并无编者按语）。

2月3日
杨循同志说方纪同志昨夜返津。
明日四个协会都要开创作会议，这是天津解放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开创作会议。

2月5日
下午看苏片《运虎记》。美协某党外人士问我：“这片子有何问题？”我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有什么修正主义。

2月11日
上午座谈，周骥良同志提出工人作家挂帅到典型工厂编写工厂史，是一箭双雕：帮助了该厂进行了阶级教育，又可以提高了自己，为将来进行长篇创作准备了条件。是深入生活，纵深与工人结合的好办法，大家都同意。
下午王亢之书记谈话。他说最近陈毅副总理在青年一个大会上说，仍然还要政治挂帅，是要把政治通过业务挂上帅。如果中国工农业过了关，科学技术过了关，修正主义就会来北京投降我们的，台湾也会和平解放的。真是快人快语！
多年前我就提倡马列主义要通过作品，通过创作为党、为人民服务（有打印记录为证），却被某些所谓积极分子非议为“打着马列主义的招牌提倡一本书主义”。可见香花和毒草需要时间才能分晓。

2月12日
上午座谈。反映当前火热斗争，要有阶级斗争的思想，但与防止修正主义者抓小辫子的避讳问题，发生矛盾。
下午侯金镜、冯牧等同志来津准备为创作会议作报告，我与艾文会同志把会议上的讨论向他们作了汇报。
晚饭，孙犁同志做东道。

2月13日
上午侯金镜同志谈短篇小说。下午侯、冯召集几个青年作家座谈。
晚饭，方纪同志请客，在天津饭店。

2月16日
在俱乐部开各协会的参加创作会议的作家艺术家的报告会，王亢之书记报告了一上午，首先肯定成绩。指示上，要首先学习政治，在反修正主义的大风暴前，大时代前，首先要提高政治挂帅，才能有饱满的创作情绪和创作态度。我感到他抓住了中心环节，要想当“灵魂工程师”，而没有“灵魂”怎么行！
黄昏下起小雪来，顶着小雪回到家，见到大刘十五日来信。信上说：“我把你的创作计划和报纸全给孙维世看了，她非常欢迎，说如果写好后我们可以马上拿来排。现在正缺支援农业的剧本呢！”

2月23日
上午见到方纪同志，他说这几天中宣部文艺处来了两次长途电话，他们看过《西安事变演义》打印本，怕《新港》按此稿连载。

2月26日
上午在阎达开书记处。阎书记与李子光书记对《长城内外红旗飘》一文提意见。孔庆同烈士的情绪不健康，我整理时没有纠正这种不健康的情绪，因此，听到阎、李书记的意见后，我对再修改这一回忆录，失去信心。已电请《河北文学》编辑部撤回此稿。

3月4日
下午听方纪同志传达周扬与荃鳞同志近两次讲话。周在双百方针下提出党员作家的应有作用。方认为启发甚大。
传达中说老修把党已经弄成社会党。把列宁式的党变质了。而且又举出不少的例子说集体农庄中有富农把持。这在南斯拉夫是如此。但在苏联如何呢？是否苏联在社会与国家性质上也已变质？如领导一切的党变了质，国家如何不变质？

3月5日
上午乘八时通车，下午六时多抵前磨头车站。耿秀峰同志亲自接站，出站后即乘公社载重汽车来五公，到五公时是晚九时多。长锁社长亲自招待，长锁同志的穿扮，还像平分时的贫雇农。

4月5日
早起后，杨一辰副省长听见收音机广播（昨夜宿隔壁王书记屋了）来我屋坐了会。他说段家佐的做法合乎毛主席的想法，有三分之一以上树种，收益甚大。每天可以造纸一吨。牲畜负担土地不多，造肥用处倒大。只是铜布（罗底）和药丸，须要国家从外地供应原料，不是发展方向。
李满天、张庆田要去段家佐，行前我硬逼着李写首歌词（张昨天交了歌词卷），果然逼出一首《花开第一枝》的歌词。接着，韩映山也写了一首。
葛文同志本来也打算跟他俩一道转去，我说不要耍才子气，一挥而就。我跟她有个“小呲牙”，不断开玩笑。可是这句话，伤了她的自尊心，生了气，今天不跟李、张走了，留下修改。她的初稿，我看过，的确须要加工。
韩映山同志写的《赤心记》，看过，一稿就挺满意。韩文有孙犁的风格。

4月23日
今天写了《编后记》。
秦征同志来信说，十九日万晓塘书记作报告说市委直属单位“五反运动”要继续深入。他原来已得到美协批准二十一日来五公，这一下不能来了。估计“五反”运动要搞到五月中旬才有希望告一段落。
今天晚上在彩琴奶奶家开个爱好写作的青年座谈会。

4月30日
听陈因同志说，鲁荻已被开除党籍并且受刑事处分，昨已送劳改。详情尚不知。

5月2日
下午到梁斌同志处，谈到鲁荻堕落的情形。真使人吃惊！……
梁斌同志又说：林铁书记两次问到：“五公《公社史》到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究竟能不能出了版？”梁两次都为我做了保证。可得更要加油。
到路一同志处，不在家。晚上来电话，说他在京开会时，不少同志很关心我，这样我更应努力。

5月3日
上午来到北京。
下午找到孙铭九。他说申伯纯说：“你们光说王以哲图了蒋的钱，你们有证据吗？现在有人证明当时给了王三十万大洋！”

5月8日
上午萧也牧来谈。他早已摘掉帽子，也认为下去劳动两年，收获极大。那两年正是大跃进的一年和瓜菜代的一年，他又写了日记。将来会受用不尽。

5月11日
上午询问路一同志对剧本的意见。他说他已向省委文教书记张承先同志谈过，预备叫省话剧团演出，已召来该剧团的负责人来看剧本。看后再谈具体意见。
路一同志说蠡县八里庄出现了一桩“夺印”事件，梁斌同志已去采访，电台何子彧等同志亦为此事。

5月13日
上午庆田、怀章来谈七月专号稿件，顺便提到省委文艺处对《两个农村姑娘的日记》的删改意见和对我写的《雷锋苗圃里的幼苗》一文的意见。对我文，删去了一切有棱角的意见。我干脆回答说：这篇文章我无法修改，要是照文艺处的指令修改，等于取消了一切有关青年思想分化的内容。文艺处的意图是使青年生活在“真空管”里，我所见到的现实不是如此。十中全会上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方法，如果不是我理解错了，就是他们还有无冲突论的思想观点。既不能发表，我也不勉强发表，留着将来收集在我的《集外集》里吧！
晚上想到《两个农村姑娘的日记》在省文艺处碰了，不宜再介绍给百花，只好介绍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或者不限定：只许写青年自我改造而不许写青年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文章！

5月17日
给茅盾先生写一信，寄《冀中一日》一部，希望他对《冀中一日》表示一点意见。

6月3日
今开始“五反”补课。上午万力、陈因二同志动员了动员我们几个“漏网”的，看了看文件，下午又漫谈一下午。

6月4日
写“五反运动”个人检查提纲。总的缺点是：反修比防修注意，因有中央的文件和领导，对人比对已严，对已比对儿女严，对儿女的口头教育多，实际锻炼少。自己的生活高，影响儿女生活不艰苦。
因为浮肿不消，借口浮肿不消，又怕肝炎，两三年来吃黑市，吃自由市场太多，实际上助长了资本主义。

6月5日
梁斌同志到蠡县故乡转了二十多天回津，晚上扯了会儿。八里庄“夺印”事，他准备写个中篇。
鲁速同志又去搜集素材，准备写剧本。

6月6日
晚上马云鹏、艾文会二同志来谈《公社史》稿。写《地主李老赢》一稿，我强调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创造”。

6月7日
下午在文联大会上“洗澡”。同志们都认为思想跟不上，检查不沉痛，明日继续洗。

6月10日
上午开专业创作小组会，讨论今后工作计划，选袁静、王昌定、阿凤三同志为正副组长。

6月22日
下午与百花出版社散文组讨论《花开第一枝》的全部稿件。
六时刘怀章同志来，他说田间同志对李惠英、师桂英的日记很感兴趣，评价甚高，号召评论家写评论文章。怀章说我早写过，并且排了版，可是抽出了。

7月2日
奉方纪同志之命，将西安事变的小说新稿一部分《转折点》送给中宣部文艺处看。已由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转回，并转来长途电话记录，大意谓：中宣文不知高复东是真人真事，或假人假事……袁水拍处长不熟悉西安事变，请找有关西安事变的人去审。

7月12日 北戴河
晚饭后我到李让卿家，梁斌同志独自遛弯，遇林铁书记。他又问到《五公公社史》问题。拟明日早饭后到林的寓处去看他，顺便汇报一下《公社史》的情况。

7月13日
晚饭后，同梁斌同志去找林书记，不料林书记正来这里找我们。谈了谈五公公社史的问题。

8月4日 星期日
晚饭后，同梁斌同志到吴砚农、尹喆同志处坐了会儿。
谈到七月二十五日李雪峰书记对作家报告中的阶级渗透问题，砚农说三反五反时，黄敬同志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就说过阶级渗透问题。

8月14日
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站起来的人民》……看了一遍后……写的太不能令自己满意。感到惭愧。
写一部令自己满意，又对得起人民的作品何其不容易！
不用说写得多么好了，如果能写出一部出版后过几年自己看来不脸红的书，也不容易呀！
年已将老，而写的东西，这般不能令自己满意！又这般少！少得哪称得起算个作家？
惭愧！惭愧呀！真有汗流浃背之感呀！趁身心尚健康，集中力量把《叱咤风云》和《腹地》弄出来吧！弄得至少也要先叫自己不脸红才行啊！

9月8日 星期日
晚到吴砚农同志处，谈起有人写吉鸿昌电影剧本和话剧事，吴说当时他与李树夫同志（朝鲜同志）跟吉取联系。吉的入党问题，到上海经过中央批准入党的。回到天津跟徐维烈等托派分子仍保持西北军的关系。到国民饭店去，是跟任应岐等打牌、玩女人（当时一名娼）。任应岐是河南一惯匪，被日寇特务机关收买利用。国特王铁末等打手，本想捉任等。在院里打球，故意把球打进他们的住室。借取球为名，抓捕任。吉事前听说有人尾盯他们，吉说：“我有手枪。”特务进室抓他们时，吉即开枪打倒国特打手。法国巡捕房闻枪来一齐逮捕。在法国巡捕押着的时候，本来已说通花四千元的运动费可以保释。吉的两个老婆，谁也不肯出四千元。三天之后，引渡到国民党法庭，后即枪决。枪决时，吉高呼共产党万岁，才知道他也是共产党员。铁夫同志从上海返津后，曾与砚农同志谈，悔当时不在天津，如在津即可设法弄四千元买出吉来。全国解放后，按烈属优待吉的小婆（大婆已死）。吴曾向黄敬同志提出意见。又说，吉生前对吴等并不热情，当时党的活动经费困难，向吉募集。吉有一次拿出了十元，使吴脸红得抬不起头来。吉最后表现得英烈，这些事也就不必再提了。但写电影，写话剧来表扬，吴等可就有意见了。
吴又说，吉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表现得当然极其英雄。

9月25日
梁斌同志赠蛇石方砚一块。
梁又谈到《河北文学》八月号楚白纯的评《风云初记》一文的反映。孙很受刺激，到北京找侯金镜、黄秋耘等批评家谈了一次。

9月26日
读《河北文学》八月号楚白纯的论评。楚提出的一些弱点，还是值得考虑的，但是那么大的帽子，是否合适？

10月21日
晚上李克明同志来，谈《花开第一枝》在十月上旬起的风波。
十月十日百花出版社接到省委文艺处电话，先询问《花开第一枝》的工作情况后，接着说：“停止发行，停止继续印刷。”翌日，编辑部百般推测，于是电至省宣征求意见。远千里部长不在，又问文艺处。文艺处孙同志接电话，孙说衡水地委和饶阳对其中一二文章有意见。问何意见，不说。提问是否对“耿秀峰”一文有意见，孙同志笑了。又说远正在跟他们研究。
下午又来电话，说他们要走，是否到河北宾馆面谈。说话间，有人报告他们来到办公室了。来的是地委田副书记，县委宣传部袁子杰部长，地委副秘书长孙，还有新华社分社的副社长刘永彬，河北日报社的副总编米荣运同来百花出版社。
林呐社长接见后，田书记说：“这书我们看到了，有的同志认为有些问题值得研究，就是关于耿秀峰一文。问题在哪里？第一，你们写的都是听他说的。他所说的跟支部说的不同。第二，这个人善于表白自己，把成立‘合作组’的功劳放到自己身上来，高出耿长锁。第三，‘合作组’成立在‘组织起来’以前，比毛主席还高明。第四，耿秀峰有些问题。”什么问题没有说明。田书记又说这些意见，未必正确。因为了解情况的人，都不在这里，需要我们回去研究一下。要十本书，回去发给地委主管常委提意见。
林呐社长检讨说，王林同志写时有县委参加，原拟交地委审查后再付印，只因赶纪念时出版，省里抓得紧，朱部长亲自谈过话，《大事记》林铁书记亲自批过。一切工作暂停，单听你们的意见。如你们看了不能发行，请来电话。至于具体意见，将来慢慢进行。
谈完后，田又说：“是否不要停工，还做着。”林说那不好办，书不能不暂停，这不是个别缺点，而是错误。田不愿停。出版社请他们吃饭。田又说最好不要停。林说：“等不了几天，还是暂停一下吧。”他们回去后，隔了四天，省委文艺处就给百花出版社来电话说：“衡水地委给远部长来电话了，说这书很好，对他们很有帮助，发行，装订，可以照常进行。如果有意见，提了，再版时再说。”

10月29日
万力同志对《一二九进行曲》意见：
单薄。党的领导不突出，好像白山是最高的唯一领导。“一二九”结束时号召“再来一次”，太偶然，如白山不来好像就不能再发展下去。后来到农村中去，也没有党的领导。在长安饭店开会时，也要提一提最高领导……
万力同志说《新港》决定从十二月份发，每月二万字，可发半年。
《站起来的人民》校样，已校阅完毕，今天也付印邮了。
今天两大快事！

11月5日
找狄越同志访问“一二九”前后师大的活动。今天结束。
为了写西安事变，今春从冯牧同志借来小说《刘志丹》的铅印搞本前二十七章看。年来陆续看，今天看完，看到刘志丹从终南山逃回照金根据地与“英雄”重新聚会的地方，了解陕北苏区的掌故不少。

11月7日
上午万力同志来，劝我再找梁斌同志谈谈对《一二九进行曲》的意见，以便再加工。我们去后，梁正在家。梁说：“话剧《年青的一代》的成功处，是抓住时代气氛，时代思想。不要光写一二九的过程，要把那时代的丰富的思想内容，青年的生活——东北流亡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苦闷、追求和理想的光芒写出来。我一想那时代就觉得丰富的了不得！公寓啊，会馆呀，旧书摊和伪装的革命书籍呀，宪兵三团对学生的逮捕啊，苏联电影、普罗文学啊……北京的风景、古迹，以及看书看到半夜，听到门外一声‘硬面饽饽’啊……以及在师大开会，杨立奎殴打学生啊，鲁迅讲演（一九三四年事），国民党学生捣乱，革命学生护维，在后边打起来啊，总之当时无比丰富，无比动荡，怎么表现出来，就丰富了。”
梁并认为我当时在时代主流里，跟当时运动的领导人物生活在一起，应当正面展开大写一写。

11月16日
孙维世同志看了《花开第一枝》，派左来同志约我写剧本。但我几次失败，胆子小了。

11月29日 大连
下午四时到专家招待所看望刘白羽同志，病体大愈。
晚上强挤时间，跟宋黎同志谈了两小时多。基本情况了解一些，最宝贵的是：罢课不是什么开大会、表决通过等和平形成的，而是有积极分子硬干起来的：关大门，阻止教授来校上课，在教室门前劝阻同学上课，以及撤去教室的炉子等。可见没有闯将是打不开天下的。

12月7日
前天刘怀章同志在电话里说：“林铁书记把五公的情况，汇报给刘少奇主席……他是从北京赶到五公的……《人民日报》的记者等都参加了纪念会……”我还怕只在《河北日报》上纪念一下就算完事。今天早起中央电台广播，第一号消息和社论就是纪念五公伟大的二十年。心中不胜喜悦，耿长锁等同志的坚贞不渝的组织起来走合作化、公社化的精神和事实得到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公认了！

12月8日 星期日
昨日听克明同志从《河北日报》听来的传言说，因为《花开第一枝》上登了耿秀峰，预定要耿秀峰当筹委会副主席之职也撤去了，心中十分激动。今晨起来给林书记和朱部长各写一信，说明我们写的公社史稿，都呈请黄玉成书记以及敦请县委第一书记及地委赵之田等及县委宣传部袁书记审阅过。
午间刘怀章同志来谈，说纪念大会上宣读主席团名单时，林铁书记是第一名，在黄玉成后即是耿秀峰，耿秀峰后才是耿长锁。我估计这个主席名单必须经过林铁书记批准的，也可能是林主张把耿秀峰列入，并列在耿长锁前边的。后又将此信叫林呐同志看，林看后说可能引起误会，至少朱等也要找我谈话问是怎么回事。因此信不想发了。

12月9日
五公张泉同志来，吃了午饭。
刘怀章午间也来，饶阳县委说“摇摇摆”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的意见已经反映到省委，因此张朴同志闻讯后叫刘怀章同志对写耿长锁连环画图脚本事，也建议迟迟再说。刘因此提出打退堂鼓，并希望美术出版社画家杜子岭同志也不必去五公。
张泉同志说“摇摇摆”戴着茶墨镜，留着两撇黑胡，四方脸，只差不穿马褂，头带帽盔，否则就像演戏的地主富农了。张泉那时还幼，就听说“摇摇摆”想取而代之的传说。饶阳县委硬要为这么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打抱不平”，不知是何居心！

12月10日
给省委宣传部写了信，问问地、县、省对“摇摇摆”的正式意见，否则连环画如何进行呢？

12月11日
上午访问高树勋副省长关于宋哲元等人物的特点。
补：上午和高树勋副省长谈话时，他的女儿也在场。他女儿说李準同志发表《不能走那条路》时，她正在《河南日报》当编辑，知道李準的情况。她说李準在三五反时，在洛阳当小会计，因贪污被打回老家，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后来写了《不准走那条路》而被《河南日报》采用，接着又被《长江日报》转载，后即被党一连培养、重视。这个情况，跟《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同志几乎如同出于一辙。曲波同志如果不在三五反中被打成“老虎”，而搁置在招待所里一两年定不了案，这部《林海雪原》还在中国产生不了。这就是坏事变成好事。但还必须像毛主席说的要有一定条件。要接受党的领导（三五反即党的领导具体化），而对自己的错误抱诚恳改正的态度，接受改造，而能心悦诚服地到群众中，因而找到创作源泉。

12月12日
上午听《六评》。
读完了《文艺报》上张光年同志的反修论文《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标本》。因为结合着三个具体的电影片子，比单纯从理论到理论更容易说明问题。
《第四十一》小说，在共青团时代我就喜欢看，并用此作为培养同学革命感情的读物。当时读完小说的认识，是马柳特加在孤岛上因为与当时的阶级斗争脱离了，为了共同求生的本能，发生暂时的互助。马柳特加是天真的，但白军中尉是反动立场顽固的。所以有军舰开来时，白军中尉扔下马柳特加疯狂地扑向军舰，中尉以为军舰是白军的。如果真是白军军舰来到，马柳特加会被俘虏，白军中尉决不再会爱她，一定抛弃她另寻地主资产阶级的女人。丘赫莱依却利用小说的弱点而发挥自己的哲学。

12月14日
接到郭明秋、张柟二同志的复信，决定十六日去京访问。
高扬同志也复了信，说他一九三五年秋已离开东大。
午前王亢之同志遛弯到楼上坐了会儿。他动员我写剧本。看来剧本十分荒。

12月16日
乘早车到北京，下午到西郊中央党校访问郭明秋同志。郭明秋同志口若悬河，甚健谈。晚饭时，见到林枫校长。林大高个，黑黑的，眼睛很大，说话不像郭明秋同志那样口若悬河，但富有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老老实实的风度。（因为身体宽大，高大，微微有点儿“松散”的感觉。）
他在《北京晚报》上看过《播火记》的连载。甚注意高蠡暴动时党的路线问题。对“一二九”爱国运动，他也透露着反对“自发论”之说。把“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说成是“自发”的，不知何人。但是，一时的组织联系没有接上，不能就说是“自发”。“一二九”的领导骨干都是被白色恐怖冲散的党团员，又是根据党的文件和政策（从公开报刊透露出来的）而行动，怎能说是“自发”的？更不用说“三·三一”后，刘少奇同志从中央来，使运动更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闻听之下，想我写的《一二九进行曲》，幸而没有“自发论”的痕迹。
谈到九时，郭打发林的汽车送我回住处。郭刻画人物极形象，帮助我充实、发展小说有重大的好处。想法再谈一次。至少连载后统一征求意见。

12月17日
早起史立德、王念基来住处。他们二十一日即去天津开会，详谈约在天津。
晚上找孙国梁同志谈。孙受其姑夫鲁贤庭的影响走上革命的。鲁是老同盟会员，本人和长子参加共产党，长子被杀于山东。这人物将成为我的小说中老一辈革命家的典型人物。这人物太好了。

12月18日
晚上访问张柟（编者注：即张楠，张瑞芳大姐）同志。七七事变前黄敬同志任市委时常在她家开会。张母，是秋瑾的崇拜者。张母是另一种爱国主义典型，我的小说中正缺少这种人物。

12月19日
访“一二九”时志成女中的黄文秀（周英）同志，适不在家。
到范瑾同志家。午间范回家，说孩子们见了广告就找《新港》买。范也说，看看清样是否能在《北京晚报》上转载。我说正在背包袱。

12月20日
上午访问黄文秀同志。黄与孙国梁同志一块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但是她的记忆力，因身体不好，很不好，说什么也记不清楚了。
可是，在谈话中我觉得她的父母很特别，父是逃到美国的华侨，回国后成资本家，但对儿女参加革命不阻止，革命同志住在她家，父母也殷勤招待。仔细一追问，又找到一个家庭的典型——华侨，不同于一般国内的人。爱国主义热情强烈，又多半是贫苦子弟逃到外国的，所以虽为资本家，却与平津的我所熟悉的资本家很不一样。
黄的父母，又增加了我的人物！
晚上访问黄中同志，为的了解黄显声烈士的特点。他的特点真出我的意料，却是东北哥儿们的典型。

12月22日
克平看完了《小癞子》（杨绛译），说好极了。我说这小说拍成电影了，正在放映，叫他猜改成什么名字了。他居然立刻猜是《瞎子引路人》。我叫他立刻买票去看看。下午他妈妈带他们看去了。
《小癞子》原作名为《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为西班牙古典名著，与《堂吉诃德》同为对世界文学极有影响的作品。影片结局加强了揭露公差和以宗教骗人的主题。比原著对今天更有革命意义。

12月26日
今天是政协大会发言。王光英委员谈工商界的“大反复”，杨洗年委员谈宗教界对罗马教皇的幻想，都极令人闻之悚然！
从这些生动的例子看来，凡有资产阶级思想者都感到修正主义那一套合口味儿。

12月27日
白天开政协会，晚上到宾馆找史立德同志谈“一二九”，顺便谈到锦州战役。张作相也在此役被俘。张见林总时说：“我在天津待得好好的，可不愿意上这里来呀！是蒋介石非叫我来不可呀！我可一个钱也没有捞着呀！在……我还赔上了不少钱。”使一向不爱笑的林总也捂上了嘴。接着张又向林提出：“我在锦州还有几所房子，在锦州市外还有多少顷地……”林总都一一指向史立德说：“这事你找市长谈。”从林总处出来后，打发张作相回天津，雇了辆胶皮大车。上车以后，张作相问史：“大车钱打发了吧？”账码算的真清楚。他在天津有九个姨太太，每天上街买菜，张作相都亲自出马，恐怕姨太太和仆人赚他的钱。
范汉杰被俘后见到史，说：“范汉杰，打了败仗。”言外之意是今天打了败仗，无可说的了。而不肯低头认罪。
谈到十一时多才返住处。

12月28日
下午听新市长胡昭衡讲话。
上午大会选我为出席河北省的人民代表。
新选市长胡昭衡同志，原名李欣，“一二九”时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写过文章，在北大谁的宿舍里见过。

12月31日
接到省委宣传部办公室十二月二十六日复信：《花开第一枝》出版后，我们还没听到衡水地委和饶阳县委有什么意见……
这是负责任的书面意见，因此那些背后的风言风语，应当耳旁风。





一 九 六 四 年



1月5日 星期日
下午胡晓衡市长召集本市作家艺术家见了见面。提到“一二·九”他最熟悉的是“双十二”那一天北京学生在景山公园的集会。

1月8日
讨论康世恩部长的报告。讨论时又传达了毛主席对湖南对上海文艺工作的批语。从十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已三次谈文艺。上层建筑大大不适应基础，已引起中央的注意，刘主席也要亲自抓文艺工作。
到北京开音乐舞蹈和剧协会的王莘和林岩也说了点周扬同志等的意见。据说中央正考虑文艺界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整风。
周扬部长说老大哥修了，亚非拉和全世界都看着我们呢，我们拿什么出来，因此他的心情十分紧张。刘主席说教育青年和革命传说的作品还很大大的不够。主席有一次带讽刺的说，不光两条腿走路，还要三条腿走路，不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两条腿走路，还要无产阶级走路！
各个会上对周总理说的要有民族自尊心一语，视为座右铭！提倡社会主义就是反对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

1月11日
范瑾、陈克寒等同志来津看抗洪展览，在亢之同志处听说的，就一同去看了看。他说中央抓现代剧甚紧，彭真同志对现代剧不仅说好，而且提出讨论。范也就怂恿我写。我说你们也应当了解一下我们碰到的钉子，我就把李惠英、师桂英的日记和我写的介绍文为例说了说。
亢之同志说李雪峰同志对华北自己的现代剧甚关心，他说：“华东有《霓虹灯下的哨兵》，东北有《千万不要忘记》（即《祝你健康》），我们华北呢？”

1月25日
讨论一天。会上传达了刘少奇主席和邓小平、彭真同志等一月三日对文艺工作的讲话。

1月28日
周巍峙同志来津看抗洪展览，见到方纪文同志说全国已在组织百人文艺工作者到大庆油田去会战。

1月31日
邵荃麟同志已复信，说：我们也正在考虑组织几位作家，长期深入大庆油田生活。至于组织一批作家作短期访问，也拟请示中宣部后决定。但用报告文学来反映，则要注意保密，目前恐不合适。你愿意去大庆事，我们拟一并考虑，确定后再奉告。（如能长期下去，那就更好。）

2月6日
上午杨述、韦君宜夫妇来。他要我多等几天，春节前一定找时间给我详谈。杨说在“双十二”前即成为王明路线先驱者的徐兰书，在一二九前曾被国民党宪兵三团抓捕过解到南京，其他被捕者都写了自首书，他独没有写。骨头还是硬的，但思想上右倾，公开写文章，连北方局都反对。叫他到延安去，他却不肯去。可见这个人，右倾思想成了系统。

2月10日
下午全国作协张僖同志来谈到大庆油田的事。

2月11日
从冯文彬同志处借《中国现代文艺资料报刊》第三册，读其中的《蒋介石回忆录》（吴似鸿写）。
那天王念基同志说，一二九前他也曾受蒋光慈小说《少年漂泊者》等的影响很深。冯文彬同志是上海浦东的工人（一九二八年去苏区的），也说幼时受蒋的小说影响很大。但是，今天为什么提他的少了，在文学史上站不住脚呢？原因就在坐在亭子间里写工人，不跟工农群众结合。这个历史教训不可忘记！

2月12日 除夕
邵荃麟同志在四川饭店招待留京的几个外地作家刘萧芜、草明等同志，也约我去陪客。在京的作家周立波、赵树理、光未然、严文井、张天翼等同志也参加了。
席间光未然同志谈莫斯科近来的粮食恐慌，说国家的定量是每天二两面包。前不久来华的苏联某棋师归国时，作协赠送他些水果。他说最好赠送些肉。我方就赠送了他一片肘肉。他高兴得很。农业的失败，必将迫使修正主义从经济开始走上政治的塌台！

2月14日
下午到杨述、韦君宜同志家中谈一二九往事。并在他们家吃了晚饭。旋又到青季同志屋中坐了会儿。刘光人同志给找了几张人大会堂的军民联会晚会票。带孩子去看。

2月17日
接到胡可同志复信。他正在武清县四七九八部队一中队深入生活，他有上级布置的任务，不能去大庆。

2月21日
与张洪池同志的战友，张洪池式的人物姬绍胜同志谈了一天。明天他要回指挥部参加五级会议。我托他给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何公绍和工会宣传部的柳衡昌部长带一封信，请他组织他们的爱好文学者每人根据大庆生活编写一个故事，待我回来后开个“大庆故事会”，我再根据这些故事发展成话剧的故事。

2月24日
上午在东总布胡同二十二号开会，严文井同志代表作协党组阐明这次去大庆的任务，宣布组织。临时的支部书记李季同志提出注意事项。

2月25日
文件都听过，没去听。开始草写张洪池连环画的脚本。一天写出了三十的图面文字。
晚饭后与上海三位评弹艺人同志（没李润杰同志）谈对王铁人和张洪池的材料。评弹艺人认为张的故事可写，李润杰说快板的认为铁人的故事适合快板形式。
七时半后邵荃麟同志来谈了会儿，鼓励小说家与民间艺人合作。
张光年给张僖来电，转述林默涵同志的关心：怎样很快就能弄出一批报告文学来，等大庆材料在《人民日报》上一公布就能拿出来。看来我最初给邵荃麟的意见书上说的来个报告文学会战，还是适合客观形势的。

2月26日
下午五时到石油部，余秋里、康世恩等部长接见。余秋里部长代表石油部表示欢迎。
余秋里同志在一九三九至四一年间在冀中扩军（三支队）印象仍如初。圆脸，光头，像农民干庄稼活养成一种微微低着头的习惯。说话直出直入，不拐弯抹角的。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挺朴实、单纯。想得很周密，说的又很简单。毫无油腔滑调，官场腔调，华而不实或哗众取巧的知识分子作风。
他首先让我们对大庆工作“一分为二”。有成绩也有缺点，有正确有错误。同时他又很直爽地说：“当然了，成绩与缺点是成正比例的。”毫不虚伪地承认成绩是主要的——这是根据毛主席去年十二日的批示，辩证法地对待自己的工作态度。
康世恩部长就是另一种风度。虽然他也工农分子化了，但仍然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点：谈笑风生，潇洒自如，朴素真实，却仍有锋芒——虽然这种锋芒，是在革命斗争锻炼过的锋芒，是从革命燃液中流落出来的锋芒。总之，仍然有知识分子的锋芒。而不是工农分子的“土色”。
余的长征干部姿态，是说着说着话，用他那唯一的右手猛举起来捣几下子，像打仗前做政治动员一般。
最后简简单单，直爽地提出要求道：“一个歌子，一部电影。工人没有歌子唱不行。另外弄一部教育电影，向广大工人进行教育。”

2月28日
下午林默涵同志给慰问团讲话。最精彩的地方，是说创作的关键，在于创造出表现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必须通过人物表现时代。敢于提出时代最迫切、最尖锐、人人关心的问题。《年青的一代》是社会上已经提出的问题。应当更勇敢更有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上尚未发觉、作者一提出就成为社会问题的问题来。
十五年来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的作品并不少，只是质量不高。问题在质量。
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
毛主席几次强调反修防修，以及艺术文学上的这个那个，中心在与群众结合！
晚饭会餐，送行。余秋里、康世恩等部长都来参加，作协的书记们也都来了。饭后预演节目，请部长和书记们审查。赵凯生同志表演了新编的节目《歌唱我们的雷锋——张洪池》。部长们很欢迎，余部长两次强调说：“一定要把张洪池在解放军里当过排长写上去！排长是少尉，当了少尉还能当学徒工，当饲养员，当炊事员，不简单！”余这工农分子上将，抓问题、抓中心就这样明快、突出、有力！体会毛主席精神就这般深、紧。
余，圆圆的头颅，圆圆的脸盘。眼睛不大。看人时好似有点近视。中流个儿。左手因残缺，影响得脊背也有点驼，突出。健康，爽快。

2月29日
上午到东总布胡同开会，张光年、邵荃麟同志都做了出发前的嘱咐。一要学习大庆精神，二要做好慰问工作，三要为大庆服务，从日常工作到协会编辑会战史，四要深入群众。与大庆工人结合（指较长期者）写出报告文学、歌曲、曲艺、长篇小说等。

3月2日
早八时到达哈尔滨车站。严辰、逯斐夫妇到站迎接，在南岗大直街国际旅行社休息打尖。
在大车里，听陈冰夷、胡松华等同志说了些苏联人民不满意秃子的民间故事，非常精彩。
胡松华歌唱家，又说少数民族的阶级斗争故事，一牧主，是个年青的唱手。他编歌子反对外来的工作团去搞工作。他唱道：“布谷鸟叫得多好听，是外来的。红嘴乌鸦（当地土产）多么黑，是自己人！”传播出去，煽动民族排外主义。另外他还编了很多代表富牧主的民歌。
上午十一时乘普客车，下午四时到达萨尔图。先到大会议室开了个小型欢迎会，互相致词，互相介绍。饭后到住处休息。住处是听说我们来，各队工人云集，通夜赶出来的，墙上的粉子还未干，暖气蒸发出来的潮气像蒸笼。暖气管暖气片上的油漆尚未全干。
在车站上就见到了王铁人、张洪池。王铁人是中等个子，短粗，圆圆的脸，胖胖的，健康得像铁罗汉。穿着带道道的工作服，脊背上是斑斑的泥浆点子。话不多，眼眉弯弯的。
张洪池是小个子。很健康。也不爱多说话的样子，十分像照片上和画片上的雷锋。
听王莘同志说，青艺、中央歌舞剧院以及上海制片厂都不是以张洪池的故事当素材写剧本。我听了，心里更有数了。但观察访问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最后下决心以张洪池的故事为基础写剧本。实写张洪池，虚写王铁人，井队改为钻井队。电测站，太特殊。
小组长传达日程，说康部长抓的中心是创作。这完全在我意料。

3月4日
上午参观龙凤炼油厂、常压塔、减压塔、热裂化塔，管线纵横，高入云霄（四十多米高）。塔顶上红旗招展。
下午康世恩部长对写作提出要求，1、写革命化，2、高度革命精神与严格科学结合，3、学习解放军，4、机关革命化，5、做好三基（基层组织建设，基础工作，基本工），6、关心职工生活。社会主义人与人、领导与被领导的关心，不能八小时政治挂帅，十六小时老婆挂帅。中心，毛主席思想。
晚上开慰问晚会。康部长亲自致欢迎词，抓这机会又对参加大会的红旗手进行一番鼓励。李润杰、王晓棠、赵开生以大庆人物说的段子，最受欢迎。

3月6日
全日听宣传部徐部长报告。奇人奇事，逐目皆是！
晚上闲谈，徐迟、雷加都认为王铁人的材料好写，张洪池的材料不好写。

3月9日
上下午讨论今后如何完成创作任务。
张光年、李季等同志希望早日就能写出一批反映大庆精神的报告文学来，配合全国学习大庆经验的运动。周立波同志主张先做熟悉大庆的工作才能保证质量。
二者又不可偏废。李季等把写剧本列为第二期工作。那就不能在走前写出剧本初稿了。

3月15日
晚上找王莘同志聊天，他说青艺段承斌同志等写的剧本，最有希望，戏剧的开始是苏联撤退专家，怎么办？旧的工程人员、新的工程人员和工人在党的领导下走自主更生的道路，建立了自己的油田。全部剧情王莘未谈，从这简单的梗概上看，我认为技术尖端的关不易过。
王又说王铁人大队以前的大队长和教导员竟是蜕化分子，曾对王进喜进行过排挤。

3月24日
上午到王铁人队的大队部转了转。同时到一二〇五队找万国儒同志谈了谈。他已安心在井队里跟班劳动下去。在井队里跟班劳动，十分艰苦，不用说别的，早六点多上汽车到井场上班。下午五时才回来，中间只吃一顿饭，连开水也没有喝的。几天，万国儒就显得廋了，嘴唇也干渴得起了裂子。是跟着邵宇同志给铁人画像去的，未能到王鸣凤的井上看看他。他也会是这样。今天尚是如此，可见一九六〇年时那更艰苦得没法子形容了。非亲自尝受一下不可，否则不知大庆精神的伟大之处。
邵宇同志说给张洪池画像前，偷偷观察他的特点：第一，见张上测井汽车前，非常爱惜汽车地先用袖子把车门揩干净（别人就不这样）。第二，新闻给他拍新闻片，聚光灯总是弄不好，张洪池立刻跑去帮他们弄。他助人为乐成了习惯，却忘掉了聚光灯照的是他，要拍照的是他，他去弄聚光灯去了，拍照的也找不到目标（镜头）了。可爱处在此。
下午访问“第一个地下警察”贾世安同志。这个人物也是非常可爱。明天就开始写他。

3月27日
下午旁听田流同志跟王铁人同志对证材料。顺便问了问，那个戴右派帽子的知识分子叫杨昭忠，后来当工程师，正赶上实行一长制，可神气得哩！

4月14日
孙维世同志从北京返萨。她说毛主席在谈教育问题时曾说过：“作家……不下去，不管他们饭吃！”陆定一部长在话剧发奖大会上根据这精神又动员作家、艺术家到农村和工矿上去。

4月15日
听王铁人讲自己的故事，正赶上他今天高兴（队上的事不逼他回去），他一气讲了五个小时。

4月22日
范瑾同志打发记者来约稿。我给他介绍战报社记者和几位画家（记者王政）。

4月28日
《中国妇女》编辑接到北京长途，说中宣部规定全国报刊必须都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庆稿。这与我们写“报告文学集”有直接关结，杨子敏同志电询全国作协，张僖同志说：“你们就提高质量，已经三起三落了，不久可能又有变化。”但是人心不定，对写报告文学发生动荡。
《大庆诗抄》第一部分送来了，我先寄给《新港》供选载。同时又给范瑾同志寄去我亲自抄的那少数几十首，看看她如何看法。

5月1日
上午到三二一三九钻井队，并上二层平台向整个大庆油田瞭望。三二一三九钻井队是大架子，钻塔高四十多米，准备钻四千多公尺取研究资料。
孙维世同志也去此井场，但她不敢上二层平台。我到二层平台上转了一圈……
从平台下来后，又参观了钻台和泥浆池。本拟在井场上过一天，郑浩处长带着徐迟和严辰夫妇来接孙维世同志参观西油库，我也跟随去了。

5月2日
正式接到《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信，说奉中宣部指示，全国报刊只发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写的部分稿，其余一概不发。我写的《革命的万能螺丝钉颂》作协党组看后即退还。徐迟、邵华等同志也接到同样的信。邵华同志给张僖同志打电话，张说看来最短期间，关于大庆油田的报告文学都不能发表。
晚上与炊事员及宣传部办公室同志联欢，李润杰演唱《鲁智深拳打镇关西》，唐庚良讲《借东风》。深感传统节目的艺术性。

5月3日
下午上火车来哈尔滨。住黑龙江作协分会。分会的房子是苏俄领事馆旧址，十分优美。

5月15日
乘十时半快车来长春，下午二时到站，胡苏、田野同志到站迎接，住长影小白楼，似郊外，甚清雅。

5月23日
西安事变后演出《火山口上》时，有个东城门楼学兵队同学拿着把胡琴，总向我们提议配合上点儿音乐吧！在我的记忆里是个四川口音的同学，二十多年来活跃在脑子里，写西安事变小说时更时常跳到眼前。打听过不少学兵队同学也没有打听出来。
全国解放以后听到刘炽作的新彊风味的歌颂毛主席的曲子，十分喜欢。前年或去年听到有学兵队的同学（谁？忘了）说刘识同志是西安学兵队的同学。当时真感到喜出望外。来到长影，听说他就住在招待所为《团圆》等片子配曲，十分高兴。
昨天他从沈阳返长影，他听说我来此，就先来找我。适廖运周、时达在此，未得详谈。今日早饭后我找他扯了会儿，提起“一二·一二剧团”时代的生活，他说那个提着胡琴老要求音乐伴奏的同学就是他。他是西安人，当时才十五岁。双十二事变后还卖过号外，参加学兵队（不久即改为学生抗日先锋军）当儿童团的团长，该团的儿童都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在红军长征中被白军俘虏的红军儿童宣传员。
太高兴了，二十八年来念念不能忘的天真热情的老同志，究竟是见到了！更可喜的是这个当时十五岁的青年工人，今天在音乐界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在格调上又非常富于民族民间色彩！我说我写的西安事变小说将来有机会改编成剧本时，一定要由他配曲。他说一定这样，并且说对《火山口上》一剧印象很深，问我还能找到不？要我给他一份。
他到北京找歌唱家录音（影片中的）时，见到林彪元帅五月初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讲话，他说十分精彩。原讲话已经够精彩，后来又补充一段更精彩。据说他明确指明说概念的宣传，是宣传部门的任务，文艺就是用形象思维，用形象宣传，必须美。

6月6日
晨七时一刻抵天津东站。
下午看了看孙犁同志，约他到长白山转转，他今天同意去。归时到梁斌同志处坐了会儿。

6月10日
下午到北仓石油工业部华北指挥部，见到杨文彬局长和何公绍部长。现在军粮城做地震测探的是标杆队，指导员刘俊，也有很多动人故事。他们已决定出两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干部，同我们一块编写剧本。回来又给孙维世写信，约她也来参加。（李季、张僖、方纪等同志昨日由京来此指挥部玩了一天，说黄秋耘、黄沫等作家要下此队生活，为期一年。）

6月24日
上午听方纪同志报告他陪周扬同志在西右营拔掉假红旗张凤琴的经过。斗争很激烈，也极有戏剧性。其压制批评，其区干部的偏听偏信，使我不能不想到二十年前我在《腹地》里所写的生活和故事，甚为激动。激动得连午睡也没有睡着（虽然很乏），激动得想放下《一二九进行曲》修改《腹地》。周扬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件斗争，如再看《腹地》，必有与过去不同的看法。我这部小说也可以“古为今用”。因为与修正主义者斗争，建国十五年后的西右营尚有如此“黑地”，要被修正主义者抓小辫子。但抗日战争期间有此事，就被修正主义者抓不住小辫子了。况说《腹地》尚有一便处，五一大扫荡后那群投机分子和化身地主都逃之夭夭，只有被打击的荣军辛大刚坚如磐石，领导本村贫雇农基本群众坚持反“扫荡”，并取得胜利。争取在二十周年得到重印。

6月25日
上午同方纪、陈因等同志看美协的《未完成的杰作》，途中又谈起西右营事件，给周杨等同志写黑信控告正直党员时书记的竟是区委农村工作部长。该部长曾在区委会上提出开除该正直党员王庆春的党籍，区委书记刘晋峰坚持不同意，才未通过。在一九六〇至六二年困难时期，区委都受过张凤琴的贿赂，连刘晋峰也接受了八百斤大米。又有传言，该农村工作部长与张有暧昧关系。我说这面黑旗，如果没有陈伯达同志的坚决支持，恐怕光周扬部长一人坚持也换不下来。方纪同志说他也有此感。

6月30日
上午听白桦部长传达康老、周总理等对京剧会演的讲话。总理说京剧这次会演给社会主义国家及将要革命成功的国家，如何改造传统的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起了个示范作用。苏联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芭蕾舞一直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总理这一点甚精辟。

7月10日
上午开座谈会。白桦部长传达毛主席对文化部和全国文联和各协会的批评，说文化部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政策，戏曲总是演帝王将相么，再不改变，就把文化部改名“帝王部”了。又说全国文联和各协会也基本上没有执行中央的政策，再不改就成“裴多斐俱乐部”了！
今后问题，一切先不要谈，就是先参加“四清”！

7月14日
上午继续传达刘主席在津的讲话。讲话中也谈到文艺工作。
下午讨论。散会时陈因同志来到，说毛主席最近对新华社吴冷西同志谈话时，说文艺划阶级：长期在下边蹲点的是贫雇农，走马看花的是富裕中农，不下去的是地富。我们不能养活反对我们的人。

7月15日
下午小组讨论刘主席讲话。
有同志说文艺界的大风暴开始了。这形容词很恰当。

8月1日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将文艺界的革命进行到底》。京剧现代戏会演昨日在京举行闭幕式。
看了阳翰笙编剧、沈浮导演的《北国江南》。同意《人民日报》七月三十日汪岁寒、黄式宪的批评。另外觉得主人公吴大成（支部书记）有点儿像是苏联片《共产党员》的翻版，不懂得依靠党、团员，发动基本群众（贫雇农），而只是自己苦干和发脾气。反革命钱三泰，刻划得倒深刻。塞北的自然风光，在摄影技术倒很出色。但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支部书记吴大成来表现，既不成功，其它一切枝节就谈不到了。
这片子我看比《箭杆河边》还高明得多。《箭杆河边》更不像话！
通过对这些片子的批评运动，对如何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农村阶级、阶级斗争，将要起一划时代作用。

8月18日
早起读周扬部长七月二十九日报告记录打印稿。
周说科学研究规律，文学创造典型形象，极深刻。又说，我们无产阶级作家的任务就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正面形象，先进代表人物。
为何批判反面人物反成“欣赏”？是我们自己身上有与他共同的东西！
作家、艺术家是表现他思想深处的东西，表现他灵魂深处的东西，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作家、艺术家表面上是歌颂工农兵，实际上是嘲笑它，表面上是批判反面人物，实际上是欣赏它，也不一定是有意的。这个问题相当微妙。为什么讲艺术家情感的改造那么重要？因为它表现思想感情深处的东西，只是作家没有达到思想深处、情感深处，表现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力量，形象不会感人，所以对正面反面而不是抱一个态度，同情什么人，反对什么人，这时候要写出来，都能感觉得出来，这是做不了假的。

8月19日
上午在家总结十五年。
下午开小组会。
晚上开党小组会。会上我检查了我这些日沉重压在我心上的一件事。文艺学习初期，思想认识不高，认为毛主席批示的“十五年来基本上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认为天津作协不如此，主席指的是全国戏剧界，特别是京剧界。因而认为天津作家尚不能扣这帽子。但是错误地认为省、市领导机关，是叫作家自己扣这顶帽子，因而一时脑子一热，毫无原则地说道：“中央说没有执行党的政策，省市哪敢说我们已经执行了党的政策？若叫我当省市干部也不敢这样说！这样说了，帽翅就得晃一晃！”事后想到此事，心情十分沉重！这是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摆的十分不正常！思想认识跟不上队伍，可以提出来，请同志们帮助，但那样说话，是一种对抗情绪！多日来觉得沉重。今晚开党的小组会，方纪文同志提出当着党外同志说话要注意影响时，我就把多日来压在心上的话，说了出来，检讨出来，并承认错误。
小组会上对孙振同志提意见较多。

8月21日
我在小组会上检查十五年来的创作情况和总结、现存问题。同志们给我提了意见，提的意见又对，又深。
1、对严重的个人主义，警惕不够，和平共处。
2、没有革命激情，写过去自己亲自参加过的斗争，也写不好。比如《一二九进行曲》读者就觉得干巴。干巴就是没有革命激情。阿凤同志说入城以前写的，有革命激情，给人的感染力就强烈。
3、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生活没有亲身实践，也没有真正激情，可又不得不写写，或者从报纸上传说中得点启发就写，结果不行，成废品，变成瓜菜代。因此十五年来写的数量很大，但废品惊人。孙犁同志对于随便一篇小品都全力以赴。
4、十五年来，只有在工会工作的两三年为社会主义工作了，而且浮在上层，会议上。
又传达了陆定一部长八月一日在省委宣传部长理论会议上的讲话。工厂、农村、文教界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有的两面政策比我们在对日斗争时还妙还狡猾，外红内白的深度，出乎意料。使我十分震动，过去都批评我对阴暗面看的过多，感受性过强，可是我尚不敢那样想（当然由于没有调查研究之故）。
必须在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振奋起来！

8月22日
全日开小组会。方纪文同志又给我提意见：个人与组织是什么关系？是否以“在野”自居？这样发表下去，会与组织越走离心。
经大家的诤诫，我也深深感到，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如果不彻底解决，前途就会与其他蜕化分子一样：平素是汇报对象，运动来到是斗争对象。
晚上传达陆定一部长和许立群副部长在全国政治教育会议的谈话，补充昨夜的传达。

8月24日
午间到招待所见到金肇野同志，他说崔璇同志从沈阳来信，说书店已把《红旗谱》、《播火记》收了起来。估计是中宣部的指示。
《播火记》出版后，据说就有人批评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领导的保定二师和高蠡暴动斗争的描写，没有批评，客观上好像认为那时的党的路线没有错误，而与毛主席坚持的正确路线不吻合。据说梁不叫发表在刊物、报纸上。今天文艺界风暴来到了，可能有人把这种意见反映到中宣部了。
应劝诫梁如何主动检查这些问题。但是自从前年发生了他与杨循的问题以后（以及他对路一、远千里等同志的态度多疑事），我就对他提意见有保留了。他确也有病态心理，很容易多疑。但是遇到这种事了，不向他谈，他突然听到了，精神上会支持不住。谈吧，又不合组织原则。心里十分为难。

8月26日
今天袁静同志报告十五年的深入生活和创作问题。周骥良同志说她有一套与毛主席的主张相对立的看法，不是执行不好，而是自己有一套理论。又说她与孔厥的恶劣作风应划清界限。我说这问题刺痛她，但是严峻的现实。又说她十五年没有一作品是直接实践的材料。

8月27日
全日给袁静同志提意见。袁最后发言，赌气，情绪抵触，言不由衷，引起大伙又接着提意见。

8月28日
我给孙振和袁静同志提意见时，说他们言行不一致。可是我何尝不如此？对业余作者，对青年专业作者总强调长期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可是自己以老、病和写历史斗争（亲自参加的）为挡箭牌，而不到新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与工农兵相结合。
全日开会。万国儒同志报告。

9月3日
上午看影片《早春二月》。柔石的小说原作尚未读。导演谢铁骊是抗日战争期的文艺小鬼，沙维的部下，过去导演过《暴风骤雨》。
看后连张学新也夸其技巧。沙维说比《暴风骤雨》片提高多了，把十九世纪小说的影响“全力以赴”了。
我看时，也像看五四时代的小说。牺牲（在国民革命军的丈夫），孤儿，寡妇，不幸，贫苦，三角恋爱，柔情，苦情，病，彷徨，夭折，封建礼教压迫，造谣中伤，苦闷，同情，自我牺牲，个性解放，自杀，逃亡，追求革命……五四后，北伐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恼，彷徨，正义感，爱的陶醉和爱的苦闷……作为某一民主革命阶段的挽歌尚可唱，尚可做历史参考，但是，如果在今天的新时代里作为对革命先烈柔石同志的追怀，跟时代脉搏和空气未免太不合拍了。
我虽对柔石的生平不了解，觉得主人公萧君很像柔石在参加革命——找到正确的革命以前的生活缩影。当然不会完全是自传。但当时的主要矛盾，革命对象和革命主要力量，并没有表现出来。柔石献身革命的正面形象也不突出，顶多是个小资产阶级的左倾，苦恼分子。而恋爱的陶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的恋爱陶醉，导演寄予十足的美化和歌颂。
导演、演员对于这种生活的高度热情和歌颂，是个世界观问题。
鲁迅在《二月》小引中说：“他其实并不能成为一小齿轮，跟着大齿轮动，他仅是外来的一粒石子……他幸而还坚硬，没有变成润泽齿轮的油。”鲁迅对主人公萧君并没有十分肯定，歌颂，看作革命前的“闯将”的。

9月4日
今日我做第二次的检查。缺乏自知之明，同志们帮助甚大，对同志们的意见，今后当再用心消化，思考。

9月8日
今日休会，写此次文艺整风的书面小结。

9月10日
全日对领导提意见。
晚上开会对王曼恬同志提意见。她在南开区任教育局长时二年内，有一女会计贪污三万八千多元（初步调查）。
接到姚依林同志九月八日信，信中说：
……对于那些现在还活着的同志，没有必要，也不应当进行那种对个人的“特写”。同时，我认为，也没有必要提出他们……你对于我个人所做的那些描写，看后引起了我很大的不安。我希望，在以后的那些段落里，不要再提到我，同时希望你将来在出版这本书时对这一段能加以修改……同时，我觉得这本书已发表的部分，对我们这些人当时的政治水平估计过高。实际上，我们是一些刚入党的青年学生，很有革命热情，敢于斗争，而对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则是很低的。黄敬同志比当时其他同志要高明一些，但是，也远不能认为是成熟的。一二·九运动所以能够坚持下去，并且取得了健康发展，除了当时的客观形势以外，更加重要的，是由于党很快地就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派来了一些比我们成熟得多的同志来领导我们，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全党确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少奇同志来到北方，对于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觉得，对于这些条件，要给予足够的估计。
姚依林同志所见甚是。正式出版时当据此好好修改。但整风时，同志们还批评我对“一二·九”时的人物写得不够高大，而且追其根源是社会主义觉悟和水平不高。

9月15日
今日中央广播了北京各报对《早春二月》的讨论和《人民日报》按语。把批准这部影片的拍制提高到“为资产阶级复辟造成条件”。
下午开全体会议。柳溪检讨，大家提意见。柳今后问题，是贼心（过分醉心的当作家和名利个人主义）死不死。旧病反复不反复。

9月17日
各报连续发表了批评《早春二月》的文章。几乎没有新词了，可是既然答应组织了，批评文章必须交卷。今日草拟《历史垃圾堆里的人物——萧涧秋》。

9月19日
上午开党小组会，研究刘亚同志的处分和柳溪摘帽子问题。

10月14日
上午把《到农村去！》一章最后看了看交给《新港》了。《新港》已经得到白、侯部长批准停刊参加四清。
下午到中级党校集合，分配到北郊区双街公社四清队。队长董，政委是陈阜同志。同来的有袁静、阿凤同志。
我具体分到双街大队工作。来到后谈了谈就参加了小组会，晚上开完了生活小组会，陈阜同志又叫我们去，说让袁静同志和我担任本组的副组长，阿凤同志担任他那一组的一个小队队长。我无意见，服从分配。

10月15日 阴 小雨不停
工作队传达刘主席在中央领导干部关于五反四清的报告。

10月20日
读王光美同志《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生动感人，一篇高标准的报告文学！

11月1日 星期日
发着烧把批判邵荃麟同志谬论的文章《“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读了一遍。

11月2日
又重读一遍批判邵荃麟同志的文章。
邵是个“好人”，也好学深思，为什么还犯了这样大的错误呢？难道他没有认真学习过毛主席的著作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香港是反胡风的主将，可是“写中间人物”的主张，很多重蹈了胡风的覆辄，这是极其应当引为历史教训的东西！批判文章也提到，似乎还不够深。我看邵（据我所知道的）没有真正跟工农兵群众生活过，没有真正参加过党领导的工农兵革命风暴的群众运动，从参加革命到提出错误主张，都是站在上层做领导工作。思想感情脱离了时代，脱离了工农兵群众，所以在大跃进时提倡共产主义文学，一九六〇年后遇上暂时的困难，又提倡“写中间人物”。忽左忽右，像浮萍草一样，根子没有扎在时代和群众土壤里。
这篇批判文章，写的好，教育性强。梁斌同志说他“不火呛”，以理服人。
梁斌同志也到医院治病，他说心脏也不好，他说他已因病回来好几天了。我劝他尽可能坚持下去，我们不能站在中央号召的对立面。孙晓达上周说他爸爸也跟着《天津日报》记者到蓟县农村去了。

11月3日
一早回四清工作队。要是按医生的规定休息一周还得了。回组后我向两个组长交出医生证明，提议有报告参加听，有重要的讨论参加，讨论工作计划时参加，一般的讨论不参加，少参加，在屋里看文件，整理回生产队后的工作计划讨论，并为组长拟出工作计划和工作步骤的草案，组长研究后提交全组讨论。张、周二组长已同意。这样又可养病，又可工作。

11月27日
梁斌同志上医院顺便来扯了一会儿。谈到《播火记》，他说《红旗谱》现实主义多一些，《播火记》浪漫主义多一些。这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他又说我那一次去保定，劝他用民间传说的手法写高蠡暴动，他说他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写的。我听到后又高兴又惭愧，惭愧自己无此力。

11月28日
要抱着“藏之名山传得其人”的决心，才能把《腹地》改好。所以今后不再考虑是否这样写能出版，而只考虑如何按自己所想的，所认识到的放开笔写了。

12月2日
上午到四清新阵地——南郊咸水沽公社吴家稻地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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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日记·文艺十七年（之九）

                                                                     王端阳  编录

编录者按：
        1965年，“四清”中也出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央出了个《二十三条》。文艺界更加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周扬也多次亲临天津。阶级斗争的理论进一步“涤荡”着作家的灵魂。在创作上还提出了“三结合”。王林感到困惑：样板戏可以“三结合”，长篇小说怎么“三结合”呢？1966年初公审阿垅，报纸上开始公开批判“三家村”，批判翦伯赞……文化大革命的风雨已经来了。“文艺十七年”到此截止。纵观这十七年的日记，可以看到王林的文艺思想被浸染的过程，虽然其中也有挣扎。接下来的“文革”十年，人性进一步扭曲，他深陷其中，几乎每天都有详实的纪录——这部分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呈现给读者。


一 九 六 五 年


                                                           1月1日
胡苏同志来津约定华北话剧汇演的剧本，下午来玩，谈了些情况。北京制片厂停止生产专搞运动，陆部长说是拒抗运动的另一种方式。专搞运动不搞生产，或专搞生产不搞运动，同样都是抗拒运动的表现。此话说在去年十一月底，因此我想中央实验话剧院叫大刘带一批人到五公去写剧本，来源于此。
毛主席又指示说：把资本主义搞臭。青年人只知道帝国主义和地主臭，但不形象知道资本主义臭，因此不知如何恨，因此动员所有文艺力量把资本主义搞臭。
中宣部把《大地回春》工厂史交给成荫和袁静写电影剧本。胡苏同志要我介绍可以写这样主题的工厂材料。我推荐刘恩英的《女童工》。他担心会和成、袁的撞车。
我把以五公的题材设计向胡说了说，胡说不集中，尤其对不成熟的公社化一段意见多。武兆堤导演也来此，他说一幕比一幕（等于一个历史阶段比一个历史阶段）性格品质和形象高大，很动人，也对公社化后一幕戏感到不好写。
他们动员我写此类作品，我没有这种生活积累，不敢尝试。资本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
谈到午夜十二时他们才回旅馆。

                                                     1月5日
早饭后到分团听传达十二月二十八日发出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毛主席明确指出了四清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样提明确，那种说：“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错”的提法不对。

2月6日
上午到梁斌同志处转了转，谈到《二十三条》，梁一拱手说道：“希望毛主席多活些年吧！”
他听传达时说大寨陈永贵自己那个小队里，就瞒地三十亩。他的儿媳是会计，还曾贪污三百元。但陈永贵的大寨旗帜仍然不能推倒。
梁又说《二十三条》是陈伯达同志起草毛主席亲笔修改的，修改后一字一句地向参加会的同志说明为何那样修改。可见掌握毛主席思想如何不易。
前在咸水沽听陈阜同志传达彭真同志的报告，提到某些工作队专搞男女关系问题，弄出偏差。梁说《二十三条》公布后，天津市以反右为中心。基层单位对整男女问题特别上劲。第一中心医院是医院四清重点，内科主任王华峰就曾自杀未遂。
革命多么不容易，毛主席健在着尚出这些问题！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含着眼泪喊一声毛主席万岁!

2月7日  星期日
有的领导机关在反右（《二十三条》前的反右运动）前走的“太快”了，认为“忆苦思甜”都不应当再提，他们的论点是：干部既然都坏了，烂了，还有什么甜可思的！
老梁昨日还曾说：“烂了这形容词，不叫再用了。”这都跟毛主席制定《二十三条》有关。陈阜同志在传达彭真同志讲话中也有类似的话，毛主席对访贫问苦插话道：“社会主义访什么苦！”《二十三条》的精神如何运用到文艺创作上来？现在还没有一点点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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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5日
到机关转，方纪文同志说陈因同志从京来信说中央抓揭露资本主义剥削的作品甚急。
接到雷加同志二月二十二日信。信中说：“我们五个月的整风，最近即可结束……当时写的铁人，虽是散文，倾向也不好。老兄一语道破，无限感激！”可是当时他是十分不愉快的。
看了一月二日中央《关于在新闻报道中必须消灭弄虚作假的通知》，心中十分高兴，否则那些英雄模范的报道都不敢信了。所谓以虚带实的报告方法，实际是在“领导”之下弄虚作假。害得报纸丧失了威信。中央通知中以沈阳女劳模成桂兰为列，因为利用她弄虚作假，使她对于报纸上发表的其他模范事迹也不相信了！真可怕！
一九六三年在五公编写公社史的时候，当地某些“领导”希望我们按他们的愿望编造历史，一字不提耿秀峰在历史上的作用和活动。我坚决不肯歪曲历史，坚决不赞成“以虚带实”。今天以中央文件衡量之，还是对了。

3月20日
回来遇见于雁军同志。她参加河北省贫、下中农、农业先进单位大会了，说了新的先进人物。谈到文艺界，她说现在强调用“一分为二”的思想方法批评作品和作家了。“一分为二”是毛主席思想的核心。去年夏文艺整风时我感到最大苦恼的是在往年那一阵风时，什么也是九个手指头一个手指头，今年又一阵风时，就都得“烂”、“修”，走到“裴多菲俱乐部的边缘上了”。不这样，不这样给自己扣帽子就得“整”。一阵风的人就是“片面性”的杰出人物！
那一天见到吴火同志，问道：“天津怎样批评？”我指的天津文学研究所集印的万国儒和杨润身的材料。我没有明说，他也感觉出来了。吴回答道：“现在当作一种运动来批判的是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夏衍、田汉、阳翰笙等。至于天津的万国儒的几篇有问题的小说，当成一种研究材料讨论讨论罢了。没有这次运动，也应当讨论。”
《二十三条》公布以后，我感到必定对文艺界也要有影响的。春节期间张学新和陈因等通领导空气的同志，他们说没有听见说过。但我隐约感到必然要对文艺发生影响。从于雁军和吴火同志的谈话中，证明了我的预感。口中声声高呼毛泽东思想，可是运用于实际生活，谈何容易！

3月23日
政协文艺小组开会讨论两位市长的工作报告。从戏曲界代表性的演员的发言看来，一二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效惊人。阶级、阶级斗争和干部参加劳动，真是根治修正主义，战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万灵药。以前我听名演员们运用新名词有些生硬，而现在则很自然，而且都能“一分为二”，一方面看清成绩，肯定成绩，一方面又能以身作则地找差距，态度十分诚恳。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也是全国大好形势的影响。

3月25日
下午开小组会，组织小盛春、筱玉芳等演员同志联合发言。
听了王守仁同志给我们念了念林默涵同志最近的报告记录。文艺整风也是要落实在生产上，文艺上的生产就是创造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

4月19日
晚上读文研所整理的周扬部长四月一日在华北话剧、歌剧会演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些地方记录得不确切。

4月28日
上午看了准备公开批判的影片《林家铺子》和《不夜城》。
作为宣扬资本主义的反面教员，后者比前者问题更大，《林家铺子》还揭发了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尔欺我虞、损人利己的本性和国民党的罪恶统治。问题是在林掌柜的，令人同情，揭发他的剥削、欺骗方面少，而令人“同情”的方面多。好像他是被动地做坏事，而不是阶级本性使然。
小说原作者、编剧者和导演对于这类型的中等商人的生活是异常熟悉的，比如林掌柜的打发小伙计去钱店兑现款时，不放心他手里拿着，给他装在内里兜里。这个细节，可谓深刻入微的。我小时学过徒，感觉更深。
《不夜城》就对所谓“爱国”的民族资本家完全歌颂了。张伯韩的父亲连汽车都坐不惯，后来又说他是光着膀子进上海的。民族资本受日资的压挤是实写的，而其剥削方面则是虚写的。解放战争期间受美资的挤压也是实写，而工人罢工的正义性是虚写，所以令人不能产生同情。解放后资本家的两面性表现不出来，只是说在对国家加工定货方面，大工厂就小工厂算成本价格。这点五毒未免太微乎其微了。所以五反运动时显得工人阶级不够理直气壮，形象也不美，今观众不起同情和义愤。被开除后当了区工业部长的老工人，已是忘掉阶级仇恨，与女人的对话，是有团结无斗争的口气（对资本家）。资本家的女儿，那样的娇生惯养的，五反中成积极分子，也未免太容易。张伯韩在解放前并不曾表现对工厂的直接生产有什么本领，解放后工厂提高生产，工人代表却觉得离开张不行。后来公私合营，张也极其主动。
至于渲染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生活趣味的作用，更不必说了。
从这两片子里吸收什么经验教训呢？第一，生活实践问题，作者、编剧者和导演对资本家的生活是熟悉的，对工农大众的生活是疏远的。这中间就产生了立场问题。资本家的动作，虽然在批判，也令人同情。工农群众的生活，虽在有意歌颂，也令观众感到干干巴巴，无动于衷。第二，是主人公问题。既然用资本家当时代的主人公了，作者就不得不把主人公立刻画得有血有肉。一旦刻画得有血有肉，就会叫读者产生同情和欣赏的反应（除非完全漫画化）。所以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必须以工农兵为主人公不可。以工农兵为主人公，如作者立场和生活有问题，也可能歪曲工农兵的英雄形象，但是以资本家为主人公，作者的思想和生活虽然都问题不大，也很难避免不美化资本家。所以主人公的问题是个关键性的问题。

                                                         5月5日
    早起把《嘉尔曼》最后一章读完。这部小说过去读过不止一次。梅里美的艺术造诣真可说登峰造极。但是今天的读者读了只会中毒，产生极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情绪。

                                                         5月26日
    上汽车后方纪文同志宣布必须都去机关开会。会上由吴火和方纪文传达市委宣传部对文艺创作和二十周年献礼的指示：1、写现在生活。2、写天津市的（当然以工业为重了）。3、用“三结合”的方式。吴火总结为一、二、三，一是一个目的，二是两个队伍，专业与业余的，三是三条战线，一条战线为戏曲会演，二条是……三条是献礼。
    轮到我发言，我说天津话剧过去也很落后，用三结合的方式突击出《飞雪迎春》，立刻在全国打响，由落后跃进到先进。这个经验必须坚持和推广。

                                                         5月30日 星期日
    《白毛女》据参加创作此歌剧的同志们传说，就是“三结合”的产物。黄世仁的处理，毛主席都提了意见。当时正是中共七大会议期间，演一次，征求全体代表以及其他观众的意见，就再修一次，反复修改多次才有今天的面貌。所以《白毛女》是文艺座谈会后第一个“三结合”的硕果。去年《东方红》大型史诗歌剧，是在周总理挂帅之下产生的，也是“三结合”的光辉范例。河北省话剧院的《抗洪凯歌》，天津市话剧院的《飞雪迎春》也都是“三结合”的成功例子。
    戏剧有了这些范例可供参考，至于小说怎么“结合”呢？我想短篇小说很容易，长篇比较麻烦一些。作者酝酿成熟后，多征求了解这段生活的熟人的意见，征求领导者的指导。光讲写作计划还不行。最好写出初稿后，打印一下再广泛征求意见。有个初稿，别人就容易提意见了。作者拿出初稿，广泛征求了领导和群众的反应以后，再修改。如果能争取到这样多次的反复，就更理想。因此作协应有这样一笔打印初稿的预算。

6月22日
上午刘怀章同志来，说张庆田同志去京参加青年作家会议筹备会议，来信说要按彭真同志《在印度尼西亚阿里亚哈姆社会科学学院的讲话》组织稿件。又说要组织描写革命战争的稿子，配合目前国际形势，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全国作协给梁斌同志来信叫他写革命战争的短篇，他已动笔。
去年林彪同志给军队文艺工作者的讲话，已印出发给地方，省文联组长以上党员都朗诵过，都说精彩。
刘怀章同志走后，梁斌同志也来看我，他是听见杨循同志说的。张雨时同志前几天也是因为贫血栽了一跤，卧床多日。因此我要预防这一下。
扯起《二十三条》来，他说上次周扬部长来津说张磐石副部长在北大蹲点任四清工作队长，斗陆平甚猛，但学生群众和教职员说陆并不坏。《二十三条》公布后张仍不执行《二十三条》而继续对陆“残酷斗争”，因此撤职。陆在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中是员虎将，抗战以后在任何运动中都是猛将。这员猛将被张整得不省人事，会客后客人走了，他还坐在会客厅里如对客端坐一般。
全国作协党组办公室给梁写信，叫他写革命战争短篇小说，以纪念抗日胜利二十周年。
傍晚王曼恬同志送来林彪同志关于部队文艺的指示，这就是去年刘炽同志在长影小白楼跟我说过的那个文件。

7月28日
黄昏梁斌同志来，他是找亢之同志未见到，说到招待所去了，打电话询问，说未去。我见他心中有事就追问起来，他说省委通知他迁往保定，这一批中还有李子寿同志这个病号，说是有病的先行动，心情慌张，找亢之同志摸底。梁又说陈伯达老夫子前来天津，突然返京，梁估计有急事。我劝他说省委这种安排，是一种特别照顾。梁心情不定地走了。走前他说看《参考消息》，说约翰逊近来连召集军事会议，又说中国备战行动，已由公开转入“秘密”，实际上是更加积极了。
梁的二十周年献礼计划，是把《红旗谱》第三部完成。梁又说周扬部长在筹备业余作者大会上说：“年老的作家都有资产阶级思想，写不出社会主义新英雄人物来！”我看这倒是句实话。对老作家这样看待，倒可以减少年老作家的包袱。事情总是后来者居上。

9月2日
读周扬部长六月二十九日在全国培养青年业余文学作者工作座谈会上的报告。梁斌同志提过的那句话，在打字本是这样说的：“所谓英雄人物，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中的先进分子。这些是毛泽东的战士，是共产主义新人，是雷锋式的人物。年老的作家，不用说他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就是没有资产阶级思想，也不容易写。写这种新人物主要靠青年业余作者。”共产主义新人，老作家不容易写。民主革命时代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战士？

9月3日
晨读李雪峰同志七月二十日在华北区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会闭幕会上的讲话打字本。李在讲话中引用毛主席的话：人物要写的有血、有肉、有皮毛，而且有脉搏，活的连脉搏都能看得见。
林彪同志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今天在报上发表了。这对于我继续修改《腹地》很有帮助。《腹地》正是要写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

9月4日
下午三时半周扬同志在常德道召集参加农村加工厂四清运动的同志谈创作问题。周扬同志谆谆鼓励作家要在行动上解决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问题。跟周总理的精神和要求相同，并提出是否可以在农村某些点上盖一些房子准备作家去落户。

9月17日
上午文联党组召集会议，传达市宣的指示，老、病者如袁静及我，在市内工厂参加四清，其余的青壮年同志都到南郊北大港区参加四清。

9月23日
到孙犁同志家中呆了会儿（为了等诊断时间）。孙妻昨夜拉肚子，病情急转直下的危险，孙甚受刺激。大女儿从石家庄来看母亲，一见尽哭，对孙影响甚大。
谈到护士，孙妻这次在省医院住院，给孙的印象很不好。孙说拿出过去写的关于护士的两篇文章重新看了看，说今天无论如何写不出来。那一会儿，对护士生活其实并没有接近和了解，可是凭着一股子热情写了那样歌颂护士的文章。今天知道得多了，世故了，反倒没有那种热情了。
在医院门外遇见林呐同志（他听我的劝告找中医杨大夫看了看），听我说从孙犁同志家中来，他立刻告我一事：前不久有人写一批评文章批评孙犁同志的全部作品，大概是全部否定，指摘得很严，投寄《红旗》。《红旗》编辑部准备要发表，浩然在文艺部工作，知道后提出缓登意见，说作者已病多年，恐怕接受不了。后来，大概又经过更高级的领导批准，就没有登。但因此林呐同志担心早晚会有一天要发表出来的。

9月28日
上午到北京图书馆查灯迷。
午间，袁静同志与娄爱阔在中山公园会晤，我与爱阔已经有十五年不见了（一九五二年在青岛见过一次面，同老娄一同游过崂山上清宫），今天顺便见见面。

10月1日
十六周年国庆节一晃过来了！再有四年就是二十周年，有什么东西拿出手？心情沉重。
黄昏方纪夫妇来转，节后他到新立村去蹲点，小黄同志去军粮城参加四清。

10月3日 星期日
上午到杨循同志家，说起孙犁同志要给“发妻”购置八百元的棺木送回老家安葬。报社石坚同志很为难，怕影响，打电话叫杨代为劝阻。我闻听之下，主张我们这些老友组织治丧委员会似的名义替他处理此事，决不能那样做，以免造成“典型”。
下午到孙住处，杨找石坚同志言明此议。我找小平暗示这道理，叫她想法安慰其父。母病没办法挽救了，不要再把父亲弄倒下。
晚上到亢之同志住处。他为孙犁同志妻事以及孙的生活，都用了很大心思。孙已病十年，如果没有王的照顾，那不堪想。因此我们更应注意，不可成为他的包袱。王也劝我休息，不必再参加四清。

10月6日
准备到东亚毛纺厂参加一些可能支持下来的活动。找李湘洲同志了解情况，他与鲁西同志在东亚工作了一个时期，正在结构剧本。
周扬同志前次来对《三条石》京剧和电影剧本提了意见，对如何刻画反资剧本做了具体指示。李给我念了念。周根据毛主席的意图，主张资本家除了在肉体上进行剥削以外，还在精神上进行统治。所以宗教的麻醉不可不写。这对刘恩英的小说也起了很大的指导。

10月11日
读九月三日周扬同志谈话记录打印稿。周说：革命信念是必要的，但只靠信念还是不行，还要告诉他们阶级斗争的复杂、尖锐性，来武装他们的头脑，这样才能当接班人。过去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党性就是无条件服从等等，毛主席看了很不满意，主席说：“世界上哪有无条件的事？”

10月14日
彭真等同志在全国文化局长会议上的讲话，只是由王曼恬同志根据记录念了念，就令人十分感动。将来还要看打印记录稿。

10月16日
下午武兆堤和任朴同志来谈周扬同志对《三条石》京剧以及对电影剧本的意见。
周非常重视生活根据和历史根据。虽然是艺术创作，也要有什么根据。主张武装青年，不是用“信条”，而是用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和艰巨性。要写出资本主义的剥削来。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除了打骂以外，还有精神上的麻醉。如利用迷信和宗教。
写城市工人斗争，周更特别强调农村包围城市才能取得胜利。
三条石是中国民族重工业，为什么始终不能发达？要写出来。
民族资本家依附帝国主义，却又不是汉奸，它与帝有矛盾。民族资本家依靠国民党，国民党却又敲诈它，他们之间又有矛盾。要写他们之间的矛盾，不要写它的进步性。
顺便又扯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由舞台话剧改编成为电影的几次审查和改动，以及周总理到大庆油田后对表现大庆精神的艺术要求。扯到晚九时多才散，得到知识不少。

10月18日
到孙犁同志处坐了会儿。房管局给他找了个新住处，下午一同去看。环境不好，楼下是吴佩孚部下的“遗老”，过道里挂着傅增湘、潘龄皋的横匾，楼上是穿港式裤子的。

10月25日
上午到梁斌同志处坐了会儿。他正在写社会主义建设的小说，他不服老作家就写不出共产主义风格的人物来。

11月19日
读梁斌同志的社会主义建设题材的小说《邻家》前两章（发表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尘土未免太厚了！写的是现代题材，却被抗日战争的“尘土”盖得看不见社会主义时代的新面容。在政策上恐怕还有问题……

11月25日
远千里同志来，同去看孙犁同志，又去省医院看孙犁夫人。同时顺便到远家看了看于雁军同志。

11月26日
梁斌同志的《邻家》前三章在《天津日报》上登完了。在第三章上我才知道写的是高级社时代的事。第三章不再总是回叙抗日战争时代，而主要写新队长上任后的“积雪保墒”。

11月29日
周扬同志九月十五日、十六日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上报告创作问题时说：
……表现民主革命时期的作品比较多了，当然还要写，特别是很多老年作家，他们熟悉民主革命，还应当写。但是主要的要反映社会主义的今天。城乡四清……那天少奇同志讲要写，总理讲四清还在过程当中，写早了恐怕不行。这就是说，要写，但要有一个过程。在《二十三条》以前写就可能写偏了，可能把干部写成是坏的，都是资本主义当权派，漆黑一团。现在有了《二十三条》你写就比较拿得准点了，看事物看干部就比较全面一些了……写社会主义作品特别要注意写好人民内部矛盾……这次陶铸同志在中南会演时讲了写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2月1日
《回忆黄敬同志》一文是应中国青年出版社写的，写前找了姚依林等同志查对了当时的历史情况。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一二九回忆录》采用这一篇文章。后来译成英文时，也用了这一篇文稿。一九六四年重版此书时删去这一文稿。亚芳同志为准备今年的“一二九”纪念对证出了这个问题。原因，我想是“太自然主义”了，太按真事写了。因此我想，古书有正史之外，尚流传着野史，大概就是这原因。

12月3日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过了。增加历史知识，提高马列水平不小。姚文元还真是个后起之秀。
12月18日
读任斌武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人物写的很气概。这篇也是周扬同志在全国青年作者大会上表扬的代表作。语言上有知识分子味，不如林雨那样从语言上就是解放军风格。
读林雨的《五十大关》，连长缪东化的性格，写的非常可爱。
林雨的三篇名作：《尖刀》、《政治连长》和这篇《五十大关》都读过了，有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一种风格可以称之为“解放军风格”。

12月19日星期日
晚九时亢之、许明夫妇来玩了会儿，嘱我注意孙犁同志，怕他因老伴病受影响。又说有急病可叫孩子找他们想办法。

12月31日
从亢之同志处借来毛主席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记录读了读，得到启发很大。
下午同亢之、方纪、梁斌等同志到艺林阁转了转。


一九 六 六 年
（1月5日——5月31日）


1月15日
《人民文学》社崔道怡同志来约写人民战争的创作。周扬同志说《人民文学》火药味不大。作协准备在三四月份召开个专业作家会议研究写战争和阶级斗争的题材。

1月20日 除夕
读雪克同志的短篇《在困难的时刻》。崔道怡同志那天称赞这篇小说体现出毛主席思想。我看了以后，觉得崔称赞的优点是有的，可惜简单化一些。为了革命，不要怕打烂掉目前安全的“家”，这是主席的革命精神，可是具体在小说的当时情况下，保持这个秘密地道“家”，跟歼灭这个据点的敌人，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矛盾。除非是这个秘密地道和堡垒户不是建立在基本群众的掩护下，而是建立在与咱们有敌工关系的伪军庇护下的。我看原始材料是利用敌伪关系挖的地道，作者为适应“革命”，进行一定加工的。
1月24日
上午刘怀章同志来，说省组织一批文艺工作者去临西吕玉兰村去访问，准备大写、大宣传吕事迹，吕也要提升为县委副书记。

1月28日
省文联组织作家去临西吕玉兰村访问并赶快写出一批作品来演唱。田间、李满天挂帅，二月一日即出发。我去的劲头很大，但是“心有余力不足”，苦恼甚。

1月31日
下午在机关学习。今后每一、二、三、五、六下午都集中学习。讨论时都感到一个党员不经常过党的生活，不受党与群众的监督，就要变坏，远近这种反面教员触目皆是。
方纪同志奉命将去大寨调查大寨怎样记工分（物质分配）的。找他谈马加同志来津事，在亢之同志处谈起主席的三首词（三十七首外的），我当即请方纪同志给我写了出来。三首词是《题〈忆长征〉》、《井冈山》（都是水调歌头）、《雀儿问答》（念奴娇），真是：“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作，未有此奇雄。携卷小唱，流韵壮东风。”

2月3日
读云松写的《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这篇论文写的更好，把田汉的毒都挤出来了。

2月5日
下午在南马路中级法院公审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阿垅（陈亦门），侯红鹅、芦甸、绿原、李黎等都出庭作证。
阿垅还相当猾诡，但法院组织的材料非常谨严、切实、有力，因而这场公审处理得非常精彩。
我听着很多地方都感惊心怵目，惊心动魄，受教育很大。阿垅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小人物与琐事》诗里骂我是“管束‘思想犯’的好看守”，实际上是“高抬”，当时我还没有那样高水平！
审判长问他这首诗里的“管束‘思想犯’的好看守”，骂的是谁？阿犯咂摸滋味儿似地“龃龉”了两下看看审判长回答道：“骂的是王林……”
当时我动手术出意外，离开医院不多久就转到文联来了，当时也没有看过他的文章，可以说一点也不了解他，基本上处于“麻木不警惕”状态，只是根据方纪同志的意见处理了李黑问题。他对我那么“警惕”，显然是由于自觉的反动本能、反动政治立场。

2月8日
马加、申蔚夫妇乘民主轮今午到达津市，接到睦南道交际处住下了。马加同志是来访问杨一辰副省长在敌伪统治满洲时代做地下工作的情况，申是来治眼病。
下午学习碰见史如北同志，他说从阿垅日记里看，他对我不满的事有三处：推动他下去体验工农的生活，批评他与李黎等人的关系不正常，反对他入党。介绍他入党的是芦甸，事前大概田野透出同意他入党的口气，但是在正式讨论时，我提出反对意见，田野也跟着改变了口气，因而阿垅怀疑我动员了田野。
史如北同志又说预审时阿垅很不老实，想不到那天如此顺利。估计阿垅别有用心，想早出来另作活动。因为不久前，他与一日本犯人讲话，要他回日本后向修正主义分子志贺呼吁他冤屈。公安局指出他这阴谋后，可能畏罪，因而赶快表示老实。
晚上又到招待所与马加同志闲谈，他说宋黎同志的“反党”帽子，去年已在省里正式摘掉。

2月9日
下午在机关学习，我检查了我的怕犯错误、怕闹关系、满足于生活现状的暮气和个人主义。
王树人和石英两同志对万力同志提了不少意见。王认为《新港》有夺权问题，石英说同意这看法。

2月11日
机关突出政治，王树人同志提出作协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平演变”、“和平共处”等事实和倾向后，大伙发言较热烈和集中。

2月12日
十时到京，参观美术馆《收租院》泥塑，很精彩。顺便参观了华北区的版画原迹展览。
下午参观大寨型农业展览，只看了一个馆就到闭馆时候了。准备下一次再参观一次。

2月16日
林默涵部长叫任桂林院长把大刘接到家中谈《昆仑草》剧本，说江青同志亲自抓这个剧本，当然他也亲自抓，不可等闲视之。

2月23日
下午开会继续突出政治，检查在创作上不能突出政治的原因。王莘同志等说“我”字当头所至。
补：参加华北年画会议的张希苓同志介绍经验时说：农民买年画时，买毛主席等领袖的年画，不说“买”，而说“请”。这是农民过去请财神爷、请关公、请灶王爷的传统用语，但也表示了农民对毛主席等的尊敬。

2月24日
下午到机关学习。听王莘同志传达刘子厚省长前几天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洪湖赤卫队》创作时刘正在湖北省，他说现在流行的歌词和语言，跟初稿完全不同，都是群众加上的。他要求河北省戏剧小型多样，在最短期间赶上超过中南。又说他要在广播台上听到河北民歌。
河北省电台推荐了我和王莘写的《大寨红花遍地开》，省出版的《俱乐部》第二期上转载了这个歌子，二月十六、七、八、九广播教了四次。

2月26日
昨日王树人同志在会上主张建立“检查哨”检查本市本机关的作家的作品上有否错误和问题。我们盼望早早成立起这个“检查哨”，不仅对发表过的文章检查，今后对所有的文章都在事前进行检查。我早和目前就盼望这个“检查哨”成立，未成立之前还找不到检查哨，只好花酬劳费请残废人戴弃疾同志先当检查哨。

2月27日 星期日
陈毅、陶铸同志接见《欧阳海之歌》的作者，对社会主义时代创作指示了方向，鼓足了干劲。该书作者金敬迈原来是个年青的文工团演员，因为认真按毛主席思想进行创作，所以有如此划时代的里程碑的产生。
陈毅同志说：“在大力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同时，如何概括地为我们每一个历代时期写史诗，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2月28日
一九六四年读者对《阶级斗争与正面形象》短文和特写《社会主义好》的批评意见，孙振同志转给我了，今天详细看了看。两文都没有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问题提到应有的水平视线看，实际上反映了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两文批评得好，今天下午在会上要做彻底检查。

3月2日
下午在机关开会，党员和非党员在一起开会，这是根据群众要求的。群众对领导，对文联整个的今后工作，提了很多非常中肯和有益的意见。文联中心问题是都想搞创作，不愿做集体事业——政治工作和行政工作。

3月18日
全国作协已下通知，准备在四月份召开专业作者会议。已拟定孙振同志带队，我以专业作者身份参加此会。

3月26日
读戚本禹、林杰、阎长贵写的《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记得似乎毛主席曾经说过，隋炀帝凿运河也并不像过去封建历史家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主席是教导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可是翦这样历史家，竟全面肯定，大事歌颂隋炀帝。戚文完全引证过去封建（可能是唐朝）历史家的评语，完全否定隋炀帝，是否也绝对化？

3月28日
下午到机关看文件，孙振、王曼恬临时拉我参加会，研究到北京参加全国作协召开的会。

3月31日
读完《欧阳海之歌》。这部小说的确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陈毅同志的评语）。远千里同志在河北省专区、市文联主任会议上的讲话时说：“《欧阳海之歌》实际上也是报告文学。”看“报告文学”怎样下定义。在目前对“报告文学”的用法上看来，我不怎样同意把《欧阳海之歌》定评为报告文学，它就在严格意义上，也应当列为“小说”。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物，一个在毛泽东思想培育成长的英雄人物。
读刘白羽同志《〈欧阳海之歌〉是共产主义的战歌》一文。白羽同志对这部小说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做了深刻的、准确的分析和评价。
这部小说值得学习和深思的东西还很多，要再多用用脑子。

4月2日
下午读何其芳同志的《夏衍同志作品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对自己也是一种清算。

4月11日
读《红旗》上郑季翘同志论批所谓“形象思维”的文章。郑对此真是用了一番苦功夫。
读《人民日报》上的《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吴的原形较清楚了。
晚看京剧院新排演的《平原游击队》（由邢野的电影改编的），最感动人的形象是老勤爷。

4月15日
上午在机关，王曼恬同志传达市委宣对此次批判运动的指示。

4月16日
《北京日报》用三版篇幅揭露了邓拓等同志的毒草文章。老同志不改造思想，也可能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4月20日
《解放军报》社论是根据中央批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的。这文件昨晚从尹喆同志处借来，尹叮咛要按这文件身体力行。
中央在指示中说：“这一文件很好，很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抓住了当前文艺工作上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纪要对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和所提出的原则、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整个文艺战线。”
毛主席对此文件，亲阅之后做了三次修改。
社论几乎把文件整个端出来了，只有具体做法和个别字句没有发表。
看十六日《北京日报》揭发的吴南星——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人在《三家村》和《燕山夜话》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看了这些摘录，自感思想已大大落后，要不是这次运动的启发，对这些毒草，只能感到不对口味，而提不到原则高度的。因此必须在这次运动里，好好学习，好好改造自己！
廖称吴“老弟”，看来廖岁数大。文件特别警告我们这些老头子说：“特别注意保持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看来实有所指。

4月25日
下午在文艺俱乐部开座谈会，省直系统的文艺工作者到会有六七十人，市文艺工作者不过十人。远千里部长主持，发言者十七人。
晚上看毒草《兵临城下》和《舞台姐妹》。后者大概是用袁雪芬的故事发展的，用的是批判现实主义写法。固然暴露了戏剧界的剥削阶级和国民党特务的罪恶，但是调子过分低沉，老谷说是苦戏，对今天青年毫无鼓舞的作用。而那个女记者，又很可能是歌颂田汉、夏衍的化形。

4月26日
看毒草片《桃花扇》、《逆风千里》。欧阳予倩生前用了极大的气力写、导《桃花扇》，用了极大的热情歌颂李香君。我看完全是受资产阶级十九世纪文学影响的结果，否则哪里来的那么大热情。欧阳氏还把潘金莲改编成戏，也是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弗洛伊德心理学来复活潘金莲。资产阶级化的封建时代的人物。
文学研究所那女同志看了说：“比田汉的《谢瑶环》还厉害，骂得我们多苦！”我对这戏的历史背景不知道，所以只觉得不过是“儿女浓情、悲欢离合”的老套子，又很伤感。

4月30日
读林默涵同志在作家协会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报告。这报告对《解放军报》社论精神有所发挥。

5月4日
下午正在按预定计划根据孙振同志传达的大会精神安排本市工作，白桦部长来到亲自组织专业作者与业余作者座谈该社论。不久，宣传部又来电话，说王亢之书记等不日去华北局汇报这一方面的情况。

5月5日
上午座谈《解放军报》社论，我把在省座谈会上的发言，重讲了一下，只增加了自我检查。
下午开会，研究今后工作部署。全国作协工作会议部署整顿作家的队伍，首先要整理专业作者队伍，要能三同者，所以对老、病者要划为“编外”。我已初步决定划为“编外”了。

5月6日
昨天孙振同志传达和计划作协今后工作时说：“国庆二十周年献礼作品，刘白羽同志说，写过去的都不算数，都必须是社会主义时代的，大三线、大庆、大寨式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因此反资的作品（如《女童工》）都不在话下。可是孙又曾说上海市委张春桥同志亲自指挥着八摊班子正在搞反资的作品。
上午九时半王曼恬同志来电话，说《光明日报》驻津记者看了我的发言摘要，要我写成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不久该记者又来具体谈。我说代表性不大，他为凑稿子，要我把前后两部分写成二千字稿。我只可试试，这么一来，到东亚工厂参加工人学习主席著作事，又被挤掉了。
一下午才整理出第一个问题，二千来字。

5月8日 星期日
到招待所找《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看批判邓拓的文章。服务员说万书记拿去了。深感自己对披着“老党员”的“黑线”，缺乏阶级警惕！

5月9日
读《天津日报》转载的批判《北京日报》和《前线》掩护邓拓的文章和揭露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摘录。要不是有编者按语，那些借古讽今的文章，很多篇章真是看不出问题来。经这一事实证明，不仅身体跟不上时代，连脑子也追不上时代！这一天只看了这些转载，脑袋涨涨的晕晕昏昏的，小便时几乎栽倒，光觉得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的复杂性，阶级敌人画皮的可恨性，想写点批判文章，可是脑子乱得疼得不知所云！

5月11日
晨，摘录《讲话》和“社论”中关于文艺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专题，以便检查自己过去所受到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遗毒。
上午听姚文元批判《三家村》文章。
下午开座谈会批判邓拓等黑店。

5月12日
精读《讲话》为什么人的问题，结合反省和自我检查。
上午写批判邓拓文章不成，续完《两个世界》，这也是学习毛著心得。
“黑线”专政时期常常用文艺特性、艺术的特殊规律去对抗《讲话》精神，其实文艺的特殊规律是艺术与政治、与阶级、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在阶级斗争过程里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为哪个阶级服务，才是文艺特殊规律的本质。艺术性与政治性、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思想主题与感性表现形式（形象）如何又矛盾又统一，才是文艺特性的本质问题。从实践和感性材料孕育主题思想；有了主题思想再用感性形式（形象）表现出表达出自己的认识和感受。这中间又有矛盾，又有统一。“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讲话》）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常常矛盾（矛盾是绝对的），才须要我们努力，须要多次多日的反复实践，才能统一。
后日文艺界开声讨邓拓反党黑店老板的大会，晚上在机关开会做准备。

5月14日
下午在文艺俱乐部开座谈会，工人业余作者阶级义愤就是强烈，讲的最好的是安凤古同志。

5月16日
从今天起，每天下午到机关学习。

5月17日
华北局要开文化革命会议，文联机关要我们写十六年来的创作和深入生活的详细情况，今天列了一天表报。

5月18日
下午在机关学习，讨论三十年代黑线在这些人和这些年代的坏作用，坏影响。

5月19日
读刘白羽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在作协召开的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铅印本。刘说：“要批判资产阶级的东西，除了理论的武器之外，很重要的是作品这个武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专业作者，要下一个决心，要鼓起我们的斗志，除了拿起笔来参加理论上的斗争批判之外，我们还要写出高大的英雄形象，真正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这种形象是精神原子弹……”这种思想我在一九五七年就讲过（有打印材料可证明），可是被张学新支书长期指责为“不要党的领导”。他今天看了刘这个报告，要做什么感想？也许早忘了！
刘的报告以及作协这次会议，主要是贯彻主席批的《纪要》的精神。这个《纪要》的与过去不同之处，更强调“立”，抓样板。
刘分析邵荃麟犯错误的历史根源是长期抱着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不放，或者明放暗不放，暗中与《讲话》抵触，对立，发展到“大连会议”上，由文艺上发展到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个大教训！

5月20日
王曼恬、栾惠民同志连来电话，索找一九六〇年印的方纪、王昌定等同志有问题作品的内部发行材料。费了很大气力才找出，顺便看了看方纪同志写的诗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后记和短文《生活之于诗》。
毛主席在《纪要》里明确指出别林斯基等中国所谓三十年代左翼文艺（除鲁迅）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简直像一声警钟。过去一直没有这样明确的阶级观点！
我不爱看理论文章，除了马恩列斯和主席的经典著作，别、车、杜等没有系统看过。我是专看中外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代表作的。可为什么中毒还那么深呢？一来是从创作里中毒，比从理论上中毒更深，更无微不入，而且难以克服。其次，就是片面地理解马、恩对莎士比亚等古典作家，列宁、斯大林对托尔斯泰、对革命民主主义别林斯基等人的过分肯定（即不批判地肯定）。长期以来，在我的脑袋里认为他们就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好传统，我们就是根据这些好传统为艺术武器，再加上毛泽东思想为内容，来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结果，毛泽东思想停留在口头上，而黑线却在暗中左右一切。
下午到机关学习，陈因同志问我：“你在艺林阁裱过一张邓拓的画吗？”我大吃一惊，我说：“我听说邓会画画，这还是平生第一次。”又说“自从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在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时见过面，后来从没有见过面。”陈说艺林阁有一幅邓画的画，由他们裱的，署名王林。我说无此事，请求调查此人为谁。

5月21日
为了解“敌情”，读别林斯基《论文学》（梁真译）。

5月23日
下午到机关学习，看了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告性文件。文件中指责彭真同志窃用中央的名义包庇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吴晗等，指责他是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来不论资格多么老，地位多么高，头脑不用毛主席思想挂帅，早晚要栽跟头的。

5月24日
上午在机关开党的小组会，检查自己的思想跟、追不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形势。
下午集中学习，讨论黑线如何控制自己。
晚饭后到尹喆同志处扯了会儿，他对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十分关心。

5月25日
冯牧同志来信索李建彤写的《刘志丹》小说铅印稿，立刻寄还。借阅此稿，原拟懂得一些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掌故，以便在写和修改《西安事变演义》时不至叫陕北人看了觉得作者对陕北情况太无知。早看完了，早就想寄回去了，可是冯原来的信上叫我好好“保管”，一不丢失，二不叫任何人看，这两个条件是做到了。

5月26日
《人民日报》有两篇文章批判《前线》的发刊词。《三家村》黑店的总批发所原来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前线》的发刊词里就成立了。

5月28日
读方泽生的《〈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丁学雷的《〈海瑞上疏〉为谁效劳？》（转载《解放日报》二月十二日稿），周信礼的《剥“权威”画皮，向“权威”开火》和《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的《学习工农兵群众对待毛主席著作的态度》语录。参加影片《红日》拍摄工作的某部战士和干部对影片《红日》的批判，更亲切和深刻。南京部队某师辩论《突出政治究竟是为了什么？》，《解放军报》按语又使突出政治的认识提高一步。
对方文中所提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大伙推测纷纷。

5月30日
上午在机关开会，布置市委对学习中央五月十六日文件。这次学，限制党员很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