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口述：我所知道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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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克：我所知道的毛泽东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6月《名人传记》 口述：林克 采写：王凡


　　林克从1954年起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毛泽东英语，在毛泽东身边工作长达十二年之久。


　　初入中南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的格局重新整合，国际局势云谲波诡，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诞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新生政权的领袖，毛泽东感到需要一个懂英文的国际问题秘书。几经物色，正在新华社国际部工作的我被选中。1954年10月，我住进了中南海静谷的一个四合院，住在一起的还有逄(páng)先知。

　　进中南海后，我的工作关系就转到了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因而，在见毛泽东之前，田家英先找到了我。“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决心坐冷板凳，要刻苦钻研，否则可能三五年内，在工作上帮不上主席的忙。”身兼毛泽东政治秘书的田家英，说出了自己多年的体会。


　　我给毛泽东当英文老师

　　在我新接受的工作中，即有教主席英语一项。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毛泽东学英语的兴致颇高，无论在京或是在外地，他常能挤出时间学习，一般是个把小时，有时三四个小时，兴致高时，最多达七八个小时。甚至在出巡的火车、轮船、飞机上，这种学习也不间断。

　　1957年冬季，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会议。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的领袖会谈，并参与起草了共同宣言，毛泽东还作了多次讲话。在整个会议进程中，他都非常紧张繁忙。尽管如此，毛泽东的英语学习却始终未曾中断，每每在天色未明时，他便邀我到他的寝室──原俄国沙皇的寝宫去领读。

　　那时，毛泽东已年逾花甲。他自谓学习英语“到处碰石头，很麻烦”。但他毅力非凡，表示“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要通过学习，能够看英文的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

　　在我珍藏的大量毛泽东手迹中，不乏这样的短函：

　　“林克同志，《选集》即（《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英译本，请即询问是否已经译好，如已译好，请即索取两本，一本给你，另一本交我。”

　　“《莫斯科声明》英文译本出版了没有？请你找两本来，我准备和你对读一遍。”

　　可见毛泽东对英语学习的执着。


　　毛泽东说，要敢于向权威挑战

　　由于我最初担任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因而对毛泽东在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战略目光、超乎寻常的魄力，有许多他人体会不到的感受。

　　1953年，法国政坛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戴高乐出将入相，被推为这个欧洲大陆国家的总统。在此之前，他始终充当法国海外殖民政策辩护人的角色，也是冷战的积极推动者，给人印象颇为强烈。一时间，国际舆论哗然，普遍认为这个欧洲大国的政局变化，将导致整个欧洲向右转，戴高乐的上台就是法西斯上台。

　　但毛泽东却未受这些人的影响，他力排众议，独到地认为：戴高乐其人民族意识、民族精神都很强烈，不依傍他人，且颇具独立见解。他的当政，对欧洲摆脱美国的控制，推动欧洲中立主义的发展，改变世界政治格局，将会产生极大影响。后来历史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毛泽东的卓越预见。


　　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不迷信权威、有挑战精神、有独立创建的人

　　他很欣赏六代禅宗慧能，几次向我谈及慧能，要我了解他的身世作为，读点他的学说。因我对佛学没有什么研究，主席对我讲解得就特别详细。我当时并未全然领会毛泽东三番五次赞叹慧能的深刻用心，直到后来我开始回溯与毛泽东相处的岁月，并加以耙梳整理，翻阅了有关慧能及其学说的论述，才感到：慧能自幼辛劳勤奋，在建立南宗禅时与北宗禅对峙，历尽磨难；他不屈尊于至高无上的偶像，敢于否定传统的规范教条，勇于创新；他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为大众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与毛泽东一生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性格、思想、行为，有许多相通之处。同时毛泽东言谈幽默含蓄，寓意颇深，这也不能不说是与熟悉禅宗有关。

　　1956年7月16日，毛泽东和我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如下一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主席指着这段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最喜欢的就是读书

　　来采访我的人，大都问我毛泽东最喜欢什么，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最喜欢的、兴趣最大的，就是读书。如果认为主席读书的范围仅限于此，那就错了。他似乎对世间万物都充满兴趣。他读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摩尔根的《基因论》，威廉斯的《土壤学──农作学及土壤学原理》等。这些对人文学者来说感到过于艰涩难懂的书，毛泽东读来却甘之如饴，而且能把书本上的知识融在记忆中。


　　最基本粒子应当称为“毛粒子”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当他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插话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因其时，尚无人提出此问题。他思考着回答道：“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却从容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经常浏览自然科学的经典，更关注最新的科技动态和最新的技术成果。1963年，《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刊登了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其观点恰与毛泽东1955年的预言吻合。主席十分赞赏这篇文章，立即让我请《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主编于光远、著名科学家周培源来座谈。在这次谈话中，主席谈了他对自然辩证法的见解。

　　当时北京正在举行一个科学讨论会，《基本粒子的新概念》的作者坂田昌一也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接见与会者时，告诉坂田昌一，曾拜读过他的大作。这使得坂田昌一感到十分惊异和喜悦。于光远还把毛泽东1955年有关基本粒子的见解，讲给坂田昌一听，这更引起了他的兴趣。坂田昌一回日本后，多次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毛泽东的见解。

　　1977年，世界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在夏威夷召开，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格拉肖发言，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形象地比作剥洋葱。接着，他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以纪念己故的毛泽东，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基本粒子命名的具体意见，它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对一位哲学巨人深邃见解的由衷钦敬。


　　读无字之书，从实际中学习

　　1960年12月25日，是我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中午，毛泽东将在自己身边的九位工作人员，请到家中聚餐，同时聚餐的还有他的五位家人和亲戚。因为第二天是毛泽东六十七岁寿辰，所以就餐时，大家都向他表示祝贺。毛泽东兴致盎然，侃侃而谈。

　　毛泽东的话题从小整风引出，讲到接受批评与检讨自身对人生的意义。最后，毛泽东提出让我们中的几个人下放锻炼的想法，这顿饭吃了两个小时。之后，毛泽东又给我们写了一封信：

　　“林克、高智、子龙（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封耀松）、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除汪东兴外（因汪东兴刚从江西省回中央办公厅，他奉毛泽东的指示在江西省工作了两年多。笔者注），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们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1月2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准备……”在信的署名和日期的下面，毛泽东又写道：“明天我就有六十七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临行前，毛泽东再一次嘱咐我们，下去要过好三关：一要过好生活关，实行“三同”，不搞特殊化；二要过好政策关，正确执行各项方针政策；三要过好群众关，深入调查研究。

　　我那次一下去就是七个月，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下到基层后，就实行“三同”，一个月的口粮不足十三斤，顿顿喝稀粥。喝时满头大汗，撑个“水饱”，但刚走出几里地，就饿得两腿软绵绵的了。后来，我胸口以下都浮肿了。

　　1964年冬季，我到河北新城“四清”。临走时，毛泽东像前一次一样，又对我提出三条要求：一、化个假名；二、不要当官：三、深入群众。经过几次下放锻炼，我感到收获很大。学会了如何同群众打成一片，如何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直到那时，我才对毛泽东在那顿聚餐上讲的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当时说：“我在第二次革命战争期间挨整受压制，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才出马列主义。可是他们也不调查研究，我又不是生来就在山上的。我也是先在城市里，后来才到山上来的。说实在的，我在山上搞了几年，比他们多了点山上的经验……写《实践论》《矛盾论》，是为了给抗大讲课，他们请我讲课，我也愿意去当教员。去讲课，可以总结革命的经验……我不能照书本子去讲，那样讲，听的人要打瞌睡。自己做准备，结合实际讲，总结革命经验，听的人就有劲头了。”这些话，主席都是在讲读无字之书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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