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林克：读书伴随了毛泽东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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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克，1925年生，江苏常州人。1949年北平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54一1966年任毛译东秘书。后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室主任、中国西欧研究会副总干事、中国欧洲共同体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著作有《人间毛泽东》、《世界经济概论》（合著）、《2000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合著）、《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合著）等。

　　这是林克大病初愈后同我们谈的。说起毛泽东，滔滔不绝。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2个春秋，要讲的话实在太多了。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围绕着毛泽东的读书谈了下面几个问题，都是切身的感受。

　　开场白

　　访问人：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几年，除担任秘书，还教他学英文，毛泽东对您也有很好的评价，称您为“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到他身边工作的？

　　林克：我是1954年秋到毛泽东办公室工作。前后有12个春秋。我教他学英文是附带的，主要是做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我原来在新华社就是搞国际问题，所以组织上调我去，一方面考虑我既懂英文，另一个又搞过国际问题。开始我对做秘书工作有什么要求，该怎么做？心里没有底。毛泽东找我第一次谈话，记得是1954年11月在广州越秀山的游泳池畔。他在游泳后休息，想读英语，便让我坐在他身边的藤椅上。当时我的心情有些紧张。他先问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多大岁数？我回答我的祖籍江苏，童年生活在保定，“七七”事变后才举家迁移到北京的，他便谈到保定有个莲花池，原是为北洋军阀曹锟修的花园，然后又谈到曹锟用五千块银元一张选票的手段，收买五百名“猪仔议员”，贿选总统的丑事。交谈中，毛泽东神态安详，谈笑自若，使我的紧张心情很快平静下来了。

　　访问人：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上班下班有规律吗？

　　林克：因为思想上有压力，平时大都住在中南海，很少回家，一年中又有半年跟随毛泽东在外面，在北京也是每星期回家一次，一年中满打满算也只有20几天在家里。那段时间由于教英文的关系，我和毛泽东接触较多。我教他学英文不是像学生上课一样，一般是先汇报工作，如最近有什么新闻和动态，他听后发一些议论，然后是学英文，学习当中碰到什么，又发起议论，就停下来听他讲，有时也插句嘴，和他谈论一番，接着再学。这样一般进行一两个小时，最长可学到七八个小时。所以有时三顿饭和他在一起吃，也有一顿、两顿饭的时候，还有吃不上的时候，因为时间都错开了，食堂过了开饭时间，外面饭馆也关门了。学习当中不管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文学、历史、哲学，无所不谈。但这些谈话的内容大多数没有记下来，因为当时中央办公厅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要求在领导人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能做记录。我这人本来是爱记东西的，也喜欢写日记，我当时私下曾作了一些简要的记录，留了下来。现在我已经整理出来，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一份，主要是从1955年到1964年的日记，所谓日记也不是每天都记，比如下去时就没有记，只记了一些自己感到有意思的东西，也包括他的活动。

　　访问人：您的日记很有价值，对研究毛泽东的生平会有帮助，是无私的奉献。

　　林克：这是我在患癌症手术后整理的。原来的想法第一步先把日记。笔记等有关的东西整理出来；第二步再把已经出版的东西浏览一下，看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准确不准确，有可能引起我的兴趣。结果翻了一些出版物，发现一些问题，本来一些生活中的事情自己不想写，可现在有人写滥了，我觉得实在不真实，反而激起自己要写的念头。比如说我认为毛泽东一生简朴，但决不是苦行僧，现在有人把它写成像苦行僧一样，甚至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还说他在3年困难时期20天不吃一颗粮，长期吃野菜非和菠菜充饥，还得了浮肿病，我看到很多书都这样照抄。我当时就在他身边，为了弄确实我还专门打电话问当时给毛泽东做保健的医生和护士长，他们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如果我们使毛泽东得浮肿病，那我们就犯了大错误，是严重的失职，中央也不会允许。中央就设有保健局，配有保健医生，专门负责毛泽东的健康。他有一段时间不吃肉是真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营养还是有保障的。我觉得主要是他的这种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但绝不能非把他说成得浮肿病不可，这种搞法，弄不好不是走下神坛吗，反而在生活上让他又走向了神坛。毛泽东的食谱是很丰富的，不仅有各种蔬菜、辣椒、豆腐、芋头等，还有富春江的鲥鱼、金华火腿、桂鱼、冬笋、蘑菇等，在外地也品尝过广西的果子狸、广东的蛇肉等。虽然他吃得不多，对这些也无所要求，但营养总是有保证的。也有时为照顾大师傅，晚上不叫大师傅做饭，随便弄点就吃，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不能把这些说成是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如此，作为大师傅还是尽心尽责地为他做饭，包括晚上加餐。因为简朴，他对其他方面也不太讲究，不讲究衣着、式样，料子是棉的毛的都可以，但衣服要合体、整洁，穿起来比较宽松。他见外宾很重视礼仪，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穿着带洞的袜子见外宾，有的书说他见外宾还缩着脚，不然就露馅了。搞得很庸俗，完全不真实。为什么要让毛泽东见外宾时还穿带洞的袜子，那你的责任心哪去了？不是说对工作完全负责吗？这等于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毛泽东全心全意服务是假的。这些事别人不注意，还可能当笑话，觉得很有意思，可是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就觉得这太不负责任，怎么能这样做呢？毛泽东在生活上不讲究，但很注意礼貌，特别是对外宾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内宾比较随便，但随便也没有到那种程度。他穿的内衣，我也没见过什么五颜六色的布补丁，毛巾被说是有几十个洞，一捅就破，还在盖，哪有这事？旧毛巾被也是盖的，但下会有那么多补丁，这样的毛巾被能让他睡觉吗？他习惯盖毛巾被，冬天不盖被子，就盖四层毛巾被，这样比较贴身、舒适。他的屋子是恒温的，所以不会着凉。那些书上的描写是夸张和离奇的，很不真实。吃饭吃点小菜，这真实，但有客人来，包括留我吃饭，总让加个菜，那就够简单了。

　　访问人：您讲的这些很有意义，您在他身边那么多年，应该写出来，其实您的日记整理出来就很有价值。

　　林克：我是想将来把它整理出来，出一本书，但恐怕这些日记连他和我谈话的几十分之一也没有。另外，我的脑子里也还记着一些东西，当时没有写，现在我也想把它写出来。

　　访问人：您的日记最好还是保留原样为好，不通的或记得简单的地方可以用加注说明的办法，这样就更有价值了。

　　林克：那当然，日记也只能做些文字的整理，原意不动，我记错了也只能那样，现在说明就是了。

　　访问人：我记得毛泽东1957年8月给您写过一封信，其中说，“您需要学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吠蔗，渐入佳境，就好了”。这个意思是很好的。

　　林克：那年的12月还有一封信，嘱咐我要“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还说“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根据他的这个意思，最近我想写一篇“广收博览”的文章，主要写在毛泽东身边岁月的片断，后来我想干脆从他对青年人的教育的角度去写，或许更有意义。瞧，我们的谈话已经进入正题了，想谈些什么？

　　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

　　访问人：我们首先想问毛泽东为什么学英文？据我们所知，毛泽东早在读韦时期曾学过，但他对自己的英文成绩始终不满意，断断续续没有坚持下来，比较正规地学英文，还是您到他身边之后。

　　林克：毛泽东在年轻时对英文就有兴趣，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提到，他现在学三门功课：英文、哲学和报刊，可能那时学的成绩并不怎么好，后来比较热衷于学社会科学和哲学，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学英文。但我认为他学英文首先是出于兴趣，必须有浓厚的兴趣，如果根本没有兴趣，硬着头皮学是学不好的，像他这样忙的人，国家大事那么多，要集中力量学英文是很困难的。所以有浓厚的兴趣是首要的因素。有人说毛泽东学英文是因为斗争的需要，我觉得这种提法不太恰当，也不太合乎实际。

　　第二，他学英文的目的是为了开拓知识面，因为读理论方面的书是很枯燥的，如逻辑学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采用读英文版马列著作的方法，既学了英文，又学了理论，进一步加深了理解。如在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时，其中有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读到这儿时，他说，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宣言》序言中还有另一段话：“关于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所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读到这里，毛泽东说，以中国的情形来看也是这样，从清朝的康梁保皇派到袁世凯、北洋军阀时期的研究系（后来的政学系）、吴佩孚、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青海的五马……都被历史的进程扫除掉了，惟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存在下来。他就是这样，既学英文，又从中学到理论，学习时他经常喜欢探讨，所以拓展知识面是他学英文的主要目的。他学英文是很认真的，一边学一边在书的天地、左右两边用削得很尖的铅笔注上字义。到晚年，看东西不太清楚了，就用大字、粗笔在上面反复注，如英文版《矛盾论》、《共产党宣言》从第一页到最末一页，都密密麻麻用粗小的行草注满空白的地方。《矛盾论》的英译本他就先后学习过三遍，并在封皮的内页记下了三次阅读的时间：1956年5月10日开始读第二遍；1959年1月31日开始读第一遍；1961年10月9日开始读第三遍。

　　第三是有坚强的毅力。像他这么大年纪，这种条件，如果没有毅力，学英文是很困难的。经常是有重要会议就打断了，但他还是利用一切机会坚持下来，有时一天学很长时间，也有时几天学不了。

　　访问人：没有固定时间？

　　林克：碰到开重要的会，就间断了，一般是起床后或睡觉前，也有是在游泳、散步结束后和我汇报工作时，在外地视察工作时，在火车、轮船和飞机上也利用时间学，时间有长有短。反正我每天要和他见面，选文件、送文件，他什么时候想学了就把我叫来。

　　毛泽东有很强的求知欲，就读书来讲，党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恐怕近代革命家中像他这样强烈求知的人，也是不多的。他又和那些革命家不一样，他已经领导建成了一个国家，国事非常繁重，在这种情况下，还坚持读书，不仅学英文，还读别的，这本身就是很不简单的事。号召领导同志学外文，他曾提倡了几次，但多数人学了几次就放下了，他是一直坚持学到底，虽然他的英语能力远没有达到像其他方面知识那么深，当然这也和他过去的基础有关。

　　但在学英文上他也有独到的特点，一是记忆力非常强，有时几年不读了，有些单词还能记起来；再一个是他对文法结构很清楚，理解能力也很强，他曾提到英文似乎应该改造一下，不要太烦琐，提出现在没有一部好的汉英词典或英汉词典。他常常喜欢把英语同汉语的语法、修辞作比较，或者提出问题进行讨论。他说：“我学英语是为了研究语言，用英语用汉语比较，如有机会，我还想学点日文。”后来由于工作实在太忙，学习日语的愿望未能实现。

　　访问人：您教毛泽东学英文，主要是对话，还是讲词义？

　　林克：主要是阅读，阅读中有的单词念错了，我再纠正。

　　这里我要讲到第四点，就是在学习问题上毛泽东非常谦虚。应该说从各方面他都是我的老师，可在学英文上我当他的老师。他说，你当我的老师有什么不对，我读错了，理解错了，你就及时给我指出来。在学习中，他也从来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大声朗读，一遍不行，读两遍、三遍、四遍。不懂就问，让怎么念就怎么念，不仅学英文，他学其他东西也有这个特点，一篇好的文章都要重复学几遍，既有博览，又有精读。

　　所以，他后来的英文程度可以达到阅读一般文章、报刊消息，有时碰到生字，就借助字典。

　　访问人：毛泽东学英文，还有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特点？

　　林克：他学英文的办、法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是政治人物，对政治特别熟，所以这方面的知识很丰富。他不是从什么牛、羊、猫、狗一类单词学起，而是适应他自己的特点，选择一些时事消息，短的评论读起，这样生字、词也少一点，以后英文提高了，再读长一些的政论文章。

　　访问人：您刚去时，他的英文是什么程度？

　　林克：只会简单的词汇，会话也只会说，“你好”“早晨好”一类的问候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他能看中国出版的英文杂志，因为这些刊物比较适合中国读者的要求，还不是pure English（纯英文），另外有些文章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了。有时接见外宾，他还拿起一篇英文的东西读起来，听起来还比较准确，外宾感到很惊讶。其实他的发音不太准，湖南口音太重，年龄大了也难纠正。

　　访问人：在2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很感兴趣，还提出要留俄，后来又曾到苏联访问，他为什么不学俄文，而是突发奇想要学英文呢？

　　林克：我觉得主要因素是兴趣，因为他早有这个兴趣。当然还有另外的情况，比如对苏联的东西我们翻译得比较多，翻译力量也很强，相比之下，西方的东西翻译得较少，他想通过直接阅读英文，更多地了解西方的情况。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毛泽东的思想是很开放的，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中主义的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也想借助学英语，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访问人：他为什么在1954年想起要找个英文教师学英文？

　　林克：我想，可能是对外文交流慢慢多起来了，客观上有了这种需要。有人就问过我毛泽东学英文的目的，我认为是多方面的。有人说是为了斗争的需要，我不赞成这样看。他学了英文难道是去直接和资产阶级辩论吗？不是这样。我看还是上面我讲的，一是他对学英文有兴趣，一是扩大知识面，借助学英文，使一些比较枯燥的学习，换一种方式，更能有效果。另外，这也是一种特殊的休息，看书、看文件看累了，会议开累了，接见外宾累了，就让我和他读英文，一读英文，脑子都钻到单词、句子里去了，其他别的不想了，也就得到了休息。有时他睡不着觉，也把我找来读一会儿，读着读着打起鼾来了。这是一种特殊的休息，也可说是毛泽东式的休息。所以，毛泽东学英文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不是单纯只有一个目的。

　　毛泽东读过哪些外国书？

　　访问人：这又涉及到毛泽东是不是开放的，他学英文是如此，读外国书恐怕也是如此，你觉得这样说对不对？

　　林克：大体可以这么说。在对待西方文化上，毛泽东是很开放的。至于他读过哪些外国书？就我的接触，有这么几类：一类是马列经典，一类是西方古典社会学和经济学，他和我讲过，他读过严复编译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还有卢梭的《民约论》，以及一些经济学著作。但他好像没有讲到近代的社会学和经济学著作，所以他读的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都是比较古典的，近代的相对少一些。当然后来他从杂志上也作了一些弥补，他订有10几份理论杂志，10几份报纸，让我也订6份。10几份报纸中，有6份中文报、6份港澳台报，让我经常选些报刊上的理论文章拿给他看。他还比较喜欢看《光明日报》，因为《光明日报》开有“文学遗产”栏，现在我还保留有他批阅过的少数原件和复印件。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对理论方面的文章很感兴趣。

　　林克：特别感兴趣。我给他选过一些理论文章，现在有的保留下来了，有的没有保留下来，面很广，数量也很大，有的我也记不清了，因为那对我时理论的东西不是特别感兴趣，这同我原来的专业有关，主要研究国际形势。所以他那封给我的信中说：“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这比较合乎我的实际。以后我就注意钻研理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在毛泽东读书当中，哲学占了很大比重，从中国到外国，哲学是他学习的重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是他读的哲学书中的一部分，就这样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哲学的重视了，他始终对哲学有浓厚兴趣。

　　访问人：毛泽东读马恩列斯的著作的情况怎样？

　　林克：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就如饥似渴的学习马列著作，最早的是《共产党宣言》，由于那时出版条件的限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不多，但也是找到多少读多少。除《共产党宣言》以外，他读过《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帝国主义论》等，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这本书，他单独和我学习过一遍，让我把要点标出来，有什么问题也标出来，他看后又作了很多符号。

　　访问人：我们见到毛泽东读斯大林这本书有三个版本，都有批注和圈点。

　　林克：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他还对我谈论过他的看法，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有两点；一是斯大林虽然承认社会主义有矛盾，但比较勉强，不认为有对抗，说社会主义矛盾不会发展到对抗，毛泽东认为不然，在那段话旁边打了几个问号。二是讲到商品生产和商品经济，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这个看法不对，生产资料也应该属于商品范畴，发展商品生产也应包括生产资料。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对商品经济讲了一大段话，阐述了他的观点。

　　访问人：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没有读过。

　　林克：是不是读完了我不好说，但他肯定读过《资本论》，现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里就存有他读《资本论》留下的手迹，有批注和圈点。毛泽东读书有个特点，他在考虑某个问题时，就找来相关的书读某个章节，比如《列宁全集》他不一定通读过，但其中的重要文章如《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左派”幼稚病》等都写有便条，让我找来给他阅读。《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学英文时就跟我读过，《共产党宣言》不止读一遍。

　　访问人：对外国的历史著作毛泽东重视吗？

　　林克：这也是他读外国书的一个方面，不仅重视而且非常熟悉。他在和外宾的谈话中，往往讲出这些国家的某段历史，有些连外宾自己都不熟悉。对一般的历史，如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他都能自如地谈论，尤其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哪一年发生的，哪一年出了什么大事，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访问人：对日本的历史情况如何，是不是也很熟悉？

　　林克：他对日本相当熟悉，因为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在文化上也是相通的。有次他和我说到鉴真6次东渡扶桑，传播佛教。并赞扬鉴真的不屈不挠精神，说他前5次都失败了，最后第6次到了日本，眼睛也瞎了，认为鉴真对传播佛教以及中日文化和技术起了很大作用。最近我去日本，到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里面珍藏着鉴真大师像，见了那里的92岁高龄的森本孝顺长老，和他说起毛泽东上面的话，这位长老很感兴趣。

　　在读历史方面，毛泽东还喜欢读外国人的传记，读得相当多而且熟悉，早年读了，晚年也还读。还经常谈论起《戴高乐回忆录》、《艾登回忆录》、《阿登纳回忆录》等。他对戴高乐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认为戴高乐有民族精神。所以他对外国历史相当熟悉，各国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

　　访问人：对外国的专门历史著作也读过吗？

　　林克：他的书房里就有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的《世界史纲》，原来放在他的床上，是经常翻的。他读历史，即读通史，如世界通史、西洋史、欧洲史，也读个别的国史，如上面说到的美国史、法国史、英国史等。

　　访问人：1950年新区土改时，毛泽东给刘少奇有封信，其中就谈到中国的土地改革和法国、日本的情况不同，可见他对这些国家的历史很清楚。在其他方面是什么情况？

　　林克：再就是逻辑学，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毛泽东读逻辑比较集中的时期，因为1958年发生了一场关于逻辑学的论战，主要是在周谷城和马特之间进行的，他们的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哲学研究》等报刊上。以这个问题为契机，他让我找来几本逻辑书阅读，我记得找过三、四本，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我还记得人民大学的王方名在《教学研究》上发表关于逻辑学的文章后，他特别感兴趣。

　　宗教的书也读过，他和我说起他读过《圣经》，还说，《圣经》不仅是基督教经典，文字也很优美，是著名的文学名著。我说我也喜欢，在大学时我就当作文学著作读过，但关于《圣经》的内容和评价没有细说。

　　访问人：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佛教的《金刚经》等，他也读过吗？

　　林克：《古兰经》不记得他说起，但现在一般的说法他读过。佛教的《大藏经》、《金刚经》他读过，关于六祖禅宗的故事，他和我说过多次，对慧能评价很高，特别赞赏他的革新精神，说他不要教条、不要清规戒律，还背出慧能的那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精神是和他的性格相通的。他还给我专门解释了这首偈的背景，说慧能本来是做下等粗活的，文化不高，几乎不识字，但他的悟性好，在听人诵《金刚般若经》后，才发心学佛，投禅宗第五世祖弘忍门下，弘忍便将禅法秘诀授于他，并付法衣，这也就是，“继承衣钵”的出典。这个故事，毛泽东多次提到。

　　访问人：关于外国文学方面的书，他读过哪些？

　　林克：相对讲，毛泽东对外国文学读得较少，但也读过一些，我就听他讲到他早年读过希腊罗马时代的小说，还有《茶花女》、《简·爱》、《红与黑》都读过。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对我谈起苏联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出了问题后，有一次和我谈起这篇小说，他说：别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自己没有实践经验还不能得到教训。像苏联《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描写的，地主富农都被扫地出门，造成了社会紧张和生产力的破坏。类似现象我们也发生过，如中央苏区时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都造成了失误。现在有人又对农民搞剥夺，刮“共产风”，瞎指挥。这些在《处女地》里都写了，不少人也看过，但就是不能吸取教训，看来没有自己的经验有时还是不能取得教训。

　　比较起来，毛泽东对外国文学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我个人很爱读小说，从中学到大学，不论中国小说，还是西方的小说都读了很多，他要和我谈起来，话题是很多的。他和我谈论过《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金瓶梅》、《西厢记》、《牡丹亭》等等中国文学作品。但他就是很少和我谈西方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对外国的诗歌也是这样，我不记得他谈过雪莱、拜伦、歌德、席勒的诗歌。对诗，他有个特点，喜欢古诗不爱看白话诗，臧克家讲过这个问题，说他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毛泽东和我说起时，就更坦率了，大概也没有什么忌讳，他说，让我看白后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

　　访问人：可能嫌没味。

　　林克：意思是那东西不叫诗，诗读起来应该朗朗上口。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

　　访问人：从毛泽东本身看，他是矛盾的结合体。

　　林克：我认为他是很矛盾的，所以不能说他很传统很封闭，无论从文化的角度，外交的角度，还是从思想。从经济的角度，他都不是封闭的。这和他的文化背景有关。如外交上，在延安时期就对美国做工作，还提出要到美国访问，他的思想一直比较开放。对苏联的经验，既有接受的东西，也有反对的东西。我对他总的印象是，各种学说、各种思想，都广收博览、取其精华、独立思考、为我所用。

　　访问人：在读书上，他是不是一个时期有所侧重？

　　林克：这是他读书的一个特点。如在写《实践论》《矛盾论》时，他就读了大量苏联的和中国的哲学著作。1954年搞宪法时，他就让田家英、大逄（指逄先知）和我找过各种西方的宪法书籍，有英、法、美、日及苏联的宪法，这些书找来后他都看了，在上面作了圈点。再如1957年4月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稿，他就集中思考这个问题，晚上睡不着觉，把我找来，说要给各省市党委发个电报，内容我都记下来了，很详细，其中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地多次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想得非常细，毛泽东就是这个特点，一个阶段抓住一个问题，有一个侧重点，就集中思考，集中看相关的书籍材料，这两个方面是并行不悖的。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并不是一个时期只看一个方面的书，其他一点不看.对有兴趣的书，如史学、文学也还是经常看的。他自己就讲过，他穿插读了一些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小说。另外，毛泽东经常读书是不是仅仅是个兴趣，这个问题也需要探讨，很难说死，但他对文史哲一生始终有浓厚的兴趣。

　　访问人：是否应该说，兴趣是主要原因？

　　林克：还不能这么说，如对哲学就不仅是个兴趣问题；对文学也不单单是个兴趣问题，他往往从哲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单纯从文学欣赏来看。

　　访问人：大概和他担任的职务及身分有关系。

　　林克：所以，毛泽东读书和别人不一样，他往往把读书和现实社会或历史哲学联系起来思考一些问题。这是毛泽东读书的另一个特点。

　　比如，他经常和我说到这样一些命题（我后来知道，他早年也是这样看的）：生就是死，死就是生；劳就是逸，逸又是劳，和平是战争，战争又是和平。他的看法有时和常人截然不同。有一次，他问我：你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问得很突然，我一时答不上来。那时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片谴责，别人不会想这个问题，但他就想。从这点上看，他又是非常现实的，不像我们有个概念后就认定了老是这样。为什么他经常变化呢？他是感到客观情况有了变化，他的思想也跟着变化。在莫斯科会议前就谈到到底谁怕谁多一点？到底帝国主义会不会发动战争？经常提这些大问题，让我回答，也促使我思考一些问题，他在那封信里，要我注意多学理论，就是不仅要从表面形势上考虑问题，而且从理论上、战略上考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确实有独到之处。

　　访问人：向你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问题，他作了解释没有？

　　林克：讲了他的看法，他认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是防御性的，也是侵略性的，他说，假如我们强大起来，它就可能是防御性的，因为它怕“共产主义细菌”，如果我们尽出波、匈事件，那么就可能是进攻性的。他的思想是辩证的，非常有道理。

　　我记得，50年代我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他就提出要我注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情况，后来我从外交部要了一个关于拉美国家的人口、面积等基本情况的统计表，我还给他找了关于亚非基本情况的小册子，送给他看了，他看后在一些重要国家打了圈，作了记号，并把这些国家总人口、总面积加起来，作个统计。他的意图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整体概念，看它在世界上有多大的影响和作用。所以，他的思路是比较开放的。最近，我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对于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的总的观点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我讲了三点：一、相同和基本相同，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二、有些差异或较大差异，我提差异没有提相反，其实差异就包含这个意思了，如人民公社问题，毛在时是要维护那种体制，现在是完全废除，这就完全不同。三、邓小平的新发展，如一国两制，还有关于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都是新时期的新发展。

　　对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分析

　　访问人：对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您怎么看？有人说，他的失误主要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他的整个哲学思想就是世界要动，不断变革，因此给他概括为斗争的哲学。

　　林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主要是在理论上出现偏差，主要有三点：一是对过渡时期的认识估计得太长，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又认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又由党内到党外，三反五反、反右派，是党外，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是党内，最后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第二是急于求成，他的思想老在变，使别人总有赶不上趟的感觉，总想在有生之年使中国富强起来，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就对别人不大放心，在理论上虽然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都讲过，但实际工作中偏重于在生产关系上的变革，而对发展生产力花的力量不够；第三，是国际的原因，中国一直受压，受别人的包围封锁，先是美帝国主义的禁运，后有中苏分歧以至冲突，无论美苏都曾想要对我国动用核武器，1958年金门事件时，美国就要动用核武器，1969年苏联也要动用核武器，毛泽东是有骨气的，他不怕这些，但这在客观上为他的理论的偏“左”提供了外部条件。

　　毛泽东对治乱有他和别人不一样的看法，“大乱达到大治”，他不是随便讲的，是根据历史上的兴衰变化总结出的规律。但问题出在哪？不论“文革”中，还是“文革”前，毛泽东都讲过阴暗面，就是党内的腐化变质问题，现在这些现象仍然存在。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采用了群众运动的办法，最后还是没有解决，反而走向了失误。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应当采取法治的办法，而不是人治，他是用人治，靠个人的号召力、个人的威望魅力来解决。他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年轻时讲的一些话就很一鸣惊人，“读奇书、做奇事、做奇人”，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人，那么年轻就有这种抱负确实是少有的。但用这个办法，不能治理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口众多的大国。我看毛泽东晚年失误的原因主要是这些。

　　总之，我认为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大地上崛起的世界伟人，他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影响了世界的历史进程，尽管他也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他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对我的教诲使我受益终生，他的音容笑貌时常还出现在我的脑海，不仅是我，整个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他。

　　1993年3月14日于北京羊坊店

　　（摘自《说不尽的毛泽东》  名人学者访谈录

　　访问人：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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