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新“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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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现状与评述

作者:刘国新 来源:《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


一、“文革”史研究的一般情况

　　（一）“文革”史研究的起步

　　国内对于“文革”史的研究起于何时，看法并不统一。一种观点认为从“文革”结束的1976年10月就开始了。当时，一大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开始讲述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揭露林彪、江青集团的罪行，发表了一批文章、回忆录和揭发材料。另一种观点认为是从1978年５月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开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两种说法都值得商榷。

　　笔者认为，“文革”史研究起始于80年代初。其根据在于：

　　第一，1981年６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彻底否定的结论，同时指出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即使他在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也还有正确的一面。这就统一并提高了人们对“文革”的认识，有助于规范“文革”史的研究。有影响的论著是龚育之等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第二，发表了一批研究性文章，如朱元石《“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和教训》（《红旗》，1981年第11期）提出，国际共运史上在解决党和领袖的关系问题上的偏差，对我们党产生的消极影响；如强调集中、忽视民主，使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以致破坏，是最终发生“文革”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他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还有:1.国际共运及苏联模式的不成熟甚至错误经验对中共党的影响；2.中共党对于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和种种社会政治矛盾习惯于战争年代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法、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3.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设想与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使脱离实际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有了“理论依据”；4.动荡的国际环境及不能正确认识国际共运中出现的新问题，增加了对阶级斗争的迷惑因素。这是一篇较早的系统分析“文革”发生原因的文章。还有些文章对重要史实进行了初步考证，如于南《周总理处理“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党史研究》，1981年第3期）。作者显然是掌握了不少材料，因而叙述得清楚有据。此外，具有史料性质的《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也得以出版。

　　第三，初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主要来自中央党校、高校、军队院校以及理论界的一批学者。

　　据此，可以说，“文革”史研究由此发轫。

　　（二）“文革”史研究的阶段划分及其特点

　　自80年代初至今，“文革”史研究可划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80年代初—1985年。这一阶段研究成果不算多，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对《历史决议》宣讲的延伸，如张天荣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金春明等著《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十讲》。研究文章因受资料的限制大多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证，但也不乏真知灼见。如金春明《上海“一月革命”的前前后后》（《党史通讯》1983年第18期）和《“一月夺权”有关问题明辨》（《理论内参》，1985年第3期），提出“一月夺权”运动的标志不是《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而是1967年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主持召开的“打倒上海市委大会”，这是他们背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的。上述两个文件不是张春桥、姚文元搞的，而是陈丕显等人与造反组织协商起草的。尽管这两个文件由陈丕显签署，但那是特殊时期形成的特殊文件，所以不能算作“一月夺权”运动的标志。

　　回忆录中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当属聂荣臻《所谓“二月逆流”》（1984年12月１日《光明日报》）和陈再道《武汉“七·二○”事件始末》（《中国老年》1984年第2期）。“文革”时期的资料也得以汇编成册，始见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训练部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文化大革命”时期）》（1983年内部发行）。

　　第二阶段：1986—1989年。1986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10周年，一些学者曾提议召开一次较大规模的以“文化大革命”研究为主题的理论研讨会。也有人主张应建立“文革学”。这些意见或主张虽未实现，却在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文革”热，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领域的研究。

　　这一阶段研究特点，一是成果数量比较可观；二是研究题目既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考察，更有宏观的分析。

　　宮力《红卫兵运动兴起的原因》（《党史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7、8期）指出红卫兵运动产生的原因有三：1.不断升级的“左”倾理论和不断扩大的阶级斗争形势诱发了青年学生的造反心理；2.青年学生崇拜的偶像毛泽东鼓励和支持是红卫兵运动迅速崛起的不可逆转的推动因素；3.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对青年潜移默化的影响，孕育了红卫兵运动兴起的思想基础。徐祝庆、陈小川《为了忘却的纪念——对“九·一八”的历史反思》（《青运史研究》，1986年第5期）着重强调封建主义思想对红卫兵一代的影响，包括政治观点、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和心理特征。基于此，红卫兵才会有“三忠于”、“四无限”的封建愚忠，才会有“红五类”、“黑七类”的血统论，才会有对斗争对象抄家批斗、刑讯逼供和草菅人命的所谓“革命”行动。

　　苏釆青在《“文化大革命”史实辨误三则》（《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一文指出，1969年10月间林彪“一号命令”与同时间内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和下放知识分子干部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度流行的林彪“一号命令”是为了迫害中央领导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一些文章把这几件事拉到一起，或者时间搞错了，或是把不同的事件混为一谈。文章认为，林彪“一号命令”，仅限于全军各部队所发，是一个“战斗号令”。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等则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宏观研究较为集中在对“文革”发生原因的探讨上。有的文章从政治体制上寻找原因。郑谦《从“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看领导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党史通讯》1986年第10期）认为，“文革”得以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包括：党和国家相互关系方面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政企不分、职责不清的现象；党内结构上的高度集权以及集权下的决策结构和决策方式；行政手段成为管理各种事务的主要手段；各种权力机构之间缺乏监督制衡机制等等，体制上的弊病通过对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的干扰和破坏，准备了“文革”发生所必须的条件。

　　有的文章从经济体制上寻找原因。李南熏《旧经济体制模式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经济原因》（《理论内参》1986年第2期）指出，旧的经济体制模式虽不无社会主义因素，但却保留了中世纪的排斥商品经济的农村公社和官工官商的许多痕迹，这就成了“文革”得以爆发的重要因素赖以残留并滋生的条件。郑建明《试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兼与金春明同志商榷》（《宜春师专学报》1989年第4期）认为，“文革”的发生有它内在的经济根源，中国一直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商品经济一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毛泽东看到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却无法摆脱小农经济传统模式的束缚，构思了他认为最“纯洁”、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并选择了发动“文革”这种方式，想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

　　还有的文章认为“文革”的发生是党的“八大”后“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长期积累并急剧发展的必然。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争鸣》1989年第1期）指出具体表现为三条：1.阶级斗争方面的“左”倾错误。主要是由于一是反右派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而不自觉，由此引起政治上、理论上的严重错误；二是把党的领导层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三是既没有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也没有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更没有弄清什么是修正主义。2.在建设社会主义（即“三面红旗”）上的以顽强的主观意志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的空想的错误。3.个人专断。但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情形相当复杂。把它简单地归咎于封建主义的影响，是想当然的看法，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作者认为上述三大错误是有内在的关联的，症结是第二条。

　　席宣在《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中，提出中国发生“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有三个方面：第一，“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恶性循环；第二，集权体制和个人崇拜的恶性循环；第三，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这三方面的因素是互相联系的，而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考起着贯串的作用。简单说来就是“反修防修”。起初的重点是“防修”。1964年以后重点转移到“反修”。他发动“文革”所要破除的，是以他“左”的眼光看到的弥漫于中国大地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国际共运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谭凝《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8年第3期）认为主要有三点：1.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崇拜和波匈事件的严重误解，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修正主义成为警惕和防止的中心；2.以“左”倾理论和实践经验去评判别国党的内部事务，把社会主义的改革看成是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因而下决心“反修防修”；3.中苏论战的发生和对国外修正主义的批判，形成了以“苏联变修”为戒，要在中国进行“反修防修”运动的“左”倾思想和理论。

　　此外，还有文章从“东西方文化冲突”、“社会心理学”、“矛盾激化论”等多角度探求了“文革”发生的原因。

　　专著和专题性论著也陆续问世。前者有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论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柳随年、吴群敢主编《“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国民经济（1966—1976）》（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后者有谭宗级著《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版）、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资料性书籍也出版了多种，包括《历史的审判》（续集）、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更系统也更权威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中、下）（1989年内部发行）。

　　应该指出的是，这一阶段后期，存在着一种学术失范现象，有人津津乐道于“文革”武斗的某些残酷场面，或者尽力渲染打、砸、抢；有人把领导之间的关系描绘成争权夺利、并加入主观随意性成分，还有人简单地否定“文革”10年，认为这10年一片漆黑，没有光明和积极的东西存在，这都似乎有违研究历史的初衷。这一现象后来得到纠正。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研究成果是最多的。随着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广泛开展，陆续出版了数十种共和国史专著和教材，它们无一不包括“文革”10年。人物研究如《“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范硕著《叶剑英在1976》、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2部）；传记有邓力群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陈毅传》、《徐向前传》、《罗荣桓传》、《刘伯承传》、《彭德怀传》、《贺龙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8种元帅传和《罗瑞卿传》（均为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回忆录有《曾生回忆录》、穆欣《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黄克诚自述》、陈白尘《牛棚日记：1966—1972》。分别从不同角度反思“文革”的有：杜蒲《极左思潮的历史考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杜鸿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江沛《红卫兵狂飙》（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1993年版）、周继厚《毛泽东像章之谜》（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国外研究共和国史著作也相继出版，主要有：[美] R·麦克法夸尔和费正清主编，金光耀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这一阶段研究所涉及的题目也很广泛，而且研究者表现出更强的理论性和思辨性，显示出整体水平的提高。比如，对于“上山下乡”运动，此前的研究都强调这一运动兴起的直接社会原因是为了解决当时红卫兵运动所造成的全国性动乱局面，解决积压在学校内的“老三届”毕业生就业问题。这场运动给千百万知青及其家庭带来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和痛苦，国家也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一时期，有人在承认上述看法的同时，又指出问题的另一面。黃金平《“文革”前我国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问题回顾》（《当代青年研究》1991年第1、2期）认为，知识青年也把大量的精神财富、科学知识带到了偏僻的山区和农村，对于落后地区的教育、卫生、科技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杜鸿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及其历史命运》（《理论与现代化》1991年第6期）也称，这场运动使知青得到了锻炼，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实际困难，这一影响是深远的。关海庭在《“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论》（《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也持同一观点，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比如，一批知青担任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各种文化技术工作，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农业技术革新和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

　　再如，关于“斗、批、改”运动。郑谦《“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认为，这场运动从一开始便处于两对矛盾的支配之下。一对矛盾是，虽然其基调是“左”的错误，但相对于“文革”初期的“天下大乱”来说，它又具有落实政策、安定形势、走上正轨的愿望。另一对矛盾表现在“斗、批、改”进行的过程中，它一方面是“左”的错误的普及，另一方面也是“左”的错误不断遭到党内外各方面的抵制并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作者还提出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一些重要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斗、批、改”的理论和实践，便是试图解决这样一些矛盾的努力。

　　还有的文章披露了重要的材料。如程中原《1975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对三个文件产生的背景，制定的详细过程，包括起草参加者、讨论情况、修改了多少稿、增删了哪些内容都有详细的叙述。该文并且认为这三个著名文件是连接“文革”前10年和新时期的重要一环，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来说，也是一次重要的酝酿。

　　陈东林《“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指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促进经济建设是他发动“大革命”的良好动机之一。毛泽东在“文革”中试图解决经济问题的思想主线，就是“抓革命，促生产”，但他未能把两者协调起来。一方面，他反复强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不使政治动乱冲垮经济建设；另一方面，在处理“革命”与“生产”关系时，坚持一个偏执的原则：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用“革命”促“生产”，不允许为生产而抓生产。由于他说的“革命”当时主要是指“文革”，因此，所谓“革命”与“生产”的矛盾，代表了“文革”时期多数情况下的冲突。文章认为，“文革”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中，存在着一部分合理的成分和内容，即1.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思想；2.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学习西方先进经济管理经验的思想。

　　还有的文章提出了某种新的观点，以解释历史现象，值得学术界关注。陈立旭在《“九·一三事件”后肯定与否定“文革”的斗争与毛泽东的心态》（《毛泽东思想研究》1996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以特殊的方式否定“文革”，“四人帮”对此立即作出反击。毛泽东既要维护“文革”，又看到“文革”造成的破坏，要进行修补。在这种矛盾的心态影响下，毛泽东采取了一些相互矛盾的举措。他既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同时又继续重用“四人帮”；在具体工作中，既批评“四人帮”，也批评周恩来。他还试图调和周恩来等与“四人帮”的矛盾，他安排张春桥当国务院副总理，与周恩来、邓小平一同工作；他让王洪文与周恩来共同筹备四届人大；他称赞邓  小平“人材难得”，同时也夸张春桥“有才干”，当他调和两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未能奏效时，他便寄希望于“第三种力量”。这些人有如下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他们必须是拥护“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经过“文化大革命”考验的。第二，他们具有某种务实精神，能够在“抓革命”的同时“促生产”。第三，他们与老干部和新干部都能共事，但又同他们没有历史联系，他们只忠于毛泽东及其路线。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毛泽东迅速起用华国锋等一些干部担任党政等重要职务，同时选拔一些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干部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

　　（三）“文革”史研究的成绩及面临的差距和问題

　　“文革”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据初步统计，15年来国内共发表了近600篇文章，其中学术论文400余篇，回忆文章100余篇。出版了40余部共和国史著作和教材，都从纵向叙述了“文革”10年史，观点虽大同小异，在编排、分期和表述上都力求出新意。有代表性的是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靳德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由著名专家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的出版受到广泛关注。邓力群等主编的大型系列丛书《当代中国》已出版140多卷（160余册）。这套按年代为序的专门史，对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不同省区“文革”历史都有详略不同的叙述，很有参考价值。此外，一批大型出版物如有林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徐达深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刘国新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长编》，或是资料汇编，或是大事记，或是纪事本末与编年体相结合，都把“文革”10年独立出一卷。其他包括“文革”10年在内的各类工具书（大事记、辞典、年鉴）不下百余部。经常发表“文革”史研究文章的专业性学术刊物有：《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党的文献》、《青年思想家》、《中国青年研究》等。1996年，有关部门分别召开了小型专业座谈会。８月2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召开《“文化大革命”简史》及“文革”研究座谈会。10月5日，北京市中共党史学会召开“文革”结束20周年座谈会。10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召开“文革”史研究座谈会。11月5日，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在京专家和有关老同志“文革”史研究座谈会。

　　肯定成绩的同时，不能不看到差距的问题。首先是资料问题。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有关档案材料至今没有解密，能看到中央一些会议文件和记录的学者是极少数，“文革”档案材料的查阅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大多数学者则只能依据第二手材料，间接地进行考证，这不能不影响到“文革”史研究的学术质量。其二，“文革”10年间不仅有正式出版的报、刊、书，而且有大量的红卫兵小报和其他非正式出版物，但散见于各地、各单位和个人手中。大多疏于整理，更未汇编成册，尚没有进入研究领域。

　　其次是缺乏组织。有人指出，全国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研究“文革”史的机构，甚至连学会之类的学术团体也没有成立。这个意见是符合实际的。没有专门机构，就得不到相应的研究经费，没有学术团体，也不利于开展学术交流。

　　其三是涉及“文革”的出版物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与严肃的研究成果出版并不很容易的现象相对照的是，所谓“文革”题材的纪实文学不断出版，而且印数都相当可观。像《林彪事件真相》、《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王洪文兴衰录》、《张春桥浮沉记》、《姚氏父子》、《康生外传》、《冰点下的对峙——1962—1969中苏边界之战实录》等。不能说此类作品都不可取，其中也有比较严肃的和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但也确有利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作招牌，以一些历史资料为根据，发挥文学创作的手法。更有些作者打着“披露内幕”、“秘闻”的幌子，在重大历史问题上随意杜撰，对领袖人物的心理状态妄加猜测。毫无疑问，这些作品都不可能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还有的学术著作，谬误百出，客观上起了在历史问题上造假的作用。如80年代中期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作者就是凭着不实的资料和自己对历史的曲解再加上编造和随意描写，以致违反史实的传谣俯拾皆是。这种状况不利于正面宣传我们党的历史，不利于以史为鉴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不利于“文革”史研究的健康发展，不能不令正直的学者感到忧虑。

二、“文革”史研究中若干问题论析

　　（一）关于“文革”的性质

　　众所周知，“文革”的性质在《历史决议》中已有结论，即那是一场内乱。《历史决议》涉及“文革”的评价还有“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而现实中，对“文革”性质的表述并不统一，如有的称“文革”为“十年动乱”、“大动乱的年代”、“动乱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十年动乱时期”，也有的称“十年浩劫”、“一场浩劫”。

　　关于“动乱”，胡乔木明确讲过：“老早就有人建议说，对‘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叫十年动乱好啦。这不行，动乱没有政治含义。这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内乱”。至于“浩劫”，胡乔木没有提及。其实1979年以前已有人使用这一定性词形容“文革”，但《历史决议》并没有延用它，看来不是没有考虑。查《辞海》，“浩劫”一词的解释，一为“大灾难”；一为佛教名词，谓世界经历若干万年毁灭一次，尔后又重新开始，此一灭一生称作一“劫”。后人借用，指天灾人祸等厄运。说“文革”是“大灾难”，和《历史决议》所谓“严重灾难”、“最严重的损失和挫折”，其程度上的区别是明显的。说“文革”是一“劫”，更不确切，因为“文革”不是一场天灾人祸。

　　我想涉及到整个“文革”10年的评价，还是用《历史决议》的提法比较妥当。

　　有些论著在使用“动乱”、“灾难”或“浩劫”时，是特指某一时期或某一领域，比较严谨，还是说得通的。如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在大标题上（章的标题）用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而讲到1966年８月至12月的红卫兵运动、破四旧、大串联，“踢开党委闹革命”这一段历史时用的是“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即第三级标题）。靳德行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大标题（章的题目）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该书把从“一月风暴”到“九大”这一段称为“全国大动乱”（节的标题）。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从经济学的角度使用“政治动乱”一词，如“政治动乱中的农村经济”。姜华宣、王德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稿》的大标题（章的标题）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严重挫折”，文中的小标题用的是“统一战线的空前灾难”（第三级标题），强调的是就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而言这场灾难是空前的。

　　如果说，有些人并没有把“动乱”、“浩劫”同“内乱”作什么区分的话，那么，下面的一些提法就与“内乱”相去甚远了。例如，有的文章称“文革”“是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奇灾大难”；有的文章称“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灾难、浩劫，是封建主义的总复辟，是传统文化糟粕的总泛滥”；还有的文章称“文革”“作为一场浩大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动乱，其历时之长久，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浩劫”等等。这些提法是不准确的，当然也就不科学。说“文革”是“中国历史上”“封建主义的总复辟”，中国历史上有过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难道“文革”比封建主义时期还封建主义吗？说“文革”的社会动乱“历时之长，涉及之广泛，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的绝无仅有的”，也不准确。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出现的社会动乱比“文革”时间长的事例不止二三，可以举出不少来，而且既然是社会动乱就不可能涉及不广。同样，说“文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浩劫”也缺少常识。远的不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中华民族是一场浩劫吧！难道它对中国的伤害还不如“文革”？对“文革”性质这样随意用词，会妨碍“文革”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问题？分析其原因在于对“文革”历史的了解不全面。其一是怎样看待“文革”中的乱？有些人理解为“天下大乱”，一乱到底。“文革”确实乱，不然为什么叫“内乱”。但另一方面，乱也是相对的，比如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系统就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一些重点项目仍在继续完成，农村的生产秩序没有打乱，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持着。其二，把林彪、江青集团放在“文革”的主角地位。林彪、江青集团是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有些人不免就把林彪、江青集团的所作所为等同于整个“文革”，定性的概念不免有些过了。事实上，林彪、江青集团不是“文革”的主角，主角是党和人民群众，不然就无法解释何以我们党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江青集团，何以在结束“文革”后不久就实现了伟大的转折，顺利地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主张遵循《历史决议》，主要是针对前述现象而言，并非把《历史决议》当作终极认识，只能拘泥照搬，不能超越发展。若此，则同样有违科学研究的规律。笔者认为，这方面学术界也有不少值得肯定的探索，如有的学者提出，“内乱”是一个中性词，从历史事件的结果的角度看，这样的结论是可以站得住脚的。但又感到这个结论没有表达出“文革”自身的史无前例的特殊性,没有说明为什么亿万群众会自愿地真心诚意地参加这场内乱，为什么它会在中国和世界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因此提出“文革”可以定义为：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特殊性表现为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２.它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修防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５.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七点的结果是造成一场内乱（金春明《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5页）。这是专家学者在长时期潜心钻研的基础上，依据所积累的资料，运用缜密的思维方法作出的对《历史决议》已有结论的补充和完善，是一种建

　　设性的意见，当不能与前述不科学的论断同日而语。

　　（二）关于“文革”的历史主线——兼论党和人民群众对“文革”的抵制与斗争

　　有的学者将“文革”中的诸多矛盾集中概括为“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如果把这一判断具体化，那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并坚持把“文革”进行到底，林彪、江青集团利用“文革”的错误理论在“文革”名义下大搞阴谋诡计同党和人民对“文革”的种种抵制和斗争构成了“文革”时期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贯彻始终，从“文革”酝酿阶段《二月提纲》的拟定及其被批判到“文革”后期的“四五运动”，群众性的大规模的对江青集团倒行逆施进行公开的声讨及其被镇压，都体现出“文革”与反“文革”的矛盾。毛泽东对周恩来1972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和邓小平主持1975年整顿的容忍程度，也是以对“文革”的最终态度为依归。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可以的，一旦有可能动摇“文革”或进而否定“文革”时，毛泽东就会毫不客气地立即予以制止。江青集团的滋事，无非是在这上面大作文章。毛远新在毛泽东面前告邓小平的状，要害问题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所以说，围绕“文革”与反“文革”这一主线，事件孰重孰轻，人物谁忠谁奸便可大体分清辨明，就可以界定“文革”中发生的各种斗争的性质。

　　依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就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自发的、彼此毫不相干的偶然性事件了，它们构成了矛盾着的一个方面。张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人民的斗争历程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将这一斗争归纳为八件大事：1.1966年２月《二月提纲》的拟定；2.1966年６月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运动；3.1966年11月工交座谈会；4.1967年的二月抗争；5.1972年前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6.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7.1976年的四五运动；8.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这八个事件无论在认识程度上，还是斗争程度上，都有一个由浅入深，从具体问题上升到原则问题，从局部认识发展到全面性问题的认识过程。当然，党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是否仅此八件大事，是否还有其他重要事件未列上，都还有待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认识的不断深化。

　　这样去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文革”的历史就不再是杂乱无章的了。同样重要的是也由此找到了“文革”同“文革”以前历史的联系点。为什么党内自始至终都存在对“文革”的抵制和斗争？因为1956年以后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一直都存在着正确与错误的两个发展趋向，正确的发展趋向成为抵制和反对“文革”的力量（有的文章称为党内健康力量）。为什么人民群众能够抵制“文革”？是因为他们“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正由于人民群众经过党17年教育，他们才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忧思，才有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觉悟，才有敢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以各种迂回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意愿的一腔热血。作为个人事迹，有张志新、史云峰，作为群众行为，有对1975年整顿的普遍响应和1976年的四五运动。

　　其次，这种认识也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民群众（其中也包括我们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走向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尽管毛泽东有着崇高的威望，尽管“文革”一开始曾得到亿万群众的热烈响应，但错误的倾向终究不能左右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从这一点来说，江青集团的垮台，实在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结果，此其一。其二，是广大群众（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在“文革”中坚守生产岗位，使我国粮食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一些拥有先进技术的大型企业投产，航天事业成绩卓然，因此，也才有了“文革”与“文革”10年历史的区别。从这个意义讲，人民群众是“文革”历史的主体或主角，而不是林彪、江青集团。

　　（三）关于“文革”时期的经济

　　“文革”是一场内乱，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并仍然取得了进展。据有关资料显示，国民经济“三五”和“四五”计划在受到“文革”冲击的情况下，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分别为9.6％和7.8％。从10年的整体看，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仍有7.1％的增长。应该说这个增长速度并不慢。那么，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首先，毛泽东在犯了发动“文革”这一严重错误的时候，他“始终没有在根本上动摇国务院的组织和工作，这表明他认识到对经济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他在“文革”之初，审改“十六条”时，第一次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带来了全国混乱，毛泽东又作出维护生产的部署，派军队进驻生产单位，“三支两军”中的“支工”、“支农”、“军管”、“军训”，都是为了保护生产和工作的继续进行。1969年，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全国工农业改变了前两年的下降趋势，经济进入投资与增长时期，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在经济领域认真落实各项政策，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积极解决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使国民经济有了转机。对于对外贸易，首先是引进国外先进项目，毛泽东也表示赞同。在邓小平主持工作后，毛泽东主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毛泽东与‘四人帮’的一个根本分歧”，也是邓小平得以在政治战线（同时也在经济战线）上进行重要工作并系统地展开自己的思想的先决条件”。（《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247页）这说明，尽管毛泽东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革”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包括经济工作和经济建设方面。

　　第二，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在极端困难的局面下，顶着压力，苦力支撑，尽量减少林彪、江青集团对国民经济的干扰和冲击，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并不失时机地寻求发展，使国民经济得以维持着增长的态势。大致说来，“文革”经济发展呈现出“三落两起”的曲线， 1967年和1968年的大折腾，是10年间破坏最严重的两年，经济曲线陡降。随后是1969年到1973年，国民经济有所恢复，有所回升，开始出现转机，经济曲线徐徐上升，是为“一起”。1974年，经济再次被搅乱，出现第二次衰退。1975年经济再度回升，出现明显好转，经济曲线显著上升，是为“二起”。第三次是1976年，经济发生逆转，经济曲线再次出现停滞。从纵向看，“三落”都是林彪、江青集团猖狂之时，“二起”则是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期间。从绝对数字看，10年间有6年处于上升好转时期，有4年是受到严重干扰，经济曲线低落时期。发展时期长于低落时期。这是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努力的结果。即使是在低落时期，他们的努力也没有中断过。1967和1968两年是“文革”时期经济遭受破坏和损失最严重的两年，国务院的各部、委领导常常是白天遭批斗，夜晚干工作，一边应付造反派的纠缠，一边还在考虑工作和生产计划。否则，国民经济的情况只会更糟糕。1966年９月，周恩来得悉二机部有的专家家被抄，家属受牵连，引起科技人员严重不安，他立即要求中央军委严肃处理。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指示国防科委、二机部认真做好善后工作。许多科技专家忍辱负重，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竭力完成科研、生产任务。1967年１月，铁道部被夺权后，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等协助下，直接过问铁路工作，强调铁路在国民经济中的关键地位和需要统一指挥的特点，批评派性，要求确保运输生产正常进行。仅1967年10月29日至12月2日的不到40天时间里，周恩来就5次接见铁路职工，解决柳州、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吉林、广州、成都、乌鲁木齐等地铁路局的两派争执和运输生产问题。

　　与此同时，还采取一些措施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1967年３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重要厂矿实行军管。３月和８月连续发出给全国厂矿和煤矿干部职工的信,号召厂矿企业职工维护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此外，还发布了有关禁止武斗，禁止破坏生产的法令、法规。这些措施虽然是权宜性的，不可能根本扭转混乱局面，但客观上有利于减轻混乱对企业生产和管理的冲击。

　　“文革”时期的经济得以发展，还得益于新兴工业的崛起和原有工业的发展。这时期我国建立和发展了一些新兴工业部门，包括石油化学工业、电子工业、航天工业、核工业等。比如，70年代初，在周恩来领导下，从日本、美国等国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成套设备和1套乙烯联合装置，并于1974年以后陆续投产，这些工厂已成为我国石油化学工业的骨干企业。同一时期，电子工业在许多领域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与国防建设有关的重点科研项目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基本上没有停顿。在导弹、卫星测控、导弹预警系统、通讯系统、红外激光、敏感元件等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为配合以后的洲际导弹和通讯试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打下了基础。地方五小工业自1969年以后得以恢复和回升。1970年２月通过的“四五”计划要求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财政部也决定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以扶持其发展；五小企业二、三年内所得利润，留60％给县财政；对资金困难的企业，银行和信用社贷款支持。此后，五小工业开始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应该说，这些都是经济维护发展的增长点。对外贸易也是如此，“既有严重的干扰，又有坚决的反干扰斗争，既有遭受内乱的灾难，又面临国际形势的好转，因而经历了停滞下降——较快发展——又趋于回落这样极不稳定的曲折过程。从这10年对外贸易发展的总的情况看，1976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34.33亿美元，比1966年的46.14亿美元增加1.9倍，平均每年增长11.25％”。

　　第三，一批国家重点项目在“文革”时期建成，但却是在“文革”前就已立项或开工的。比如，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当时的舆论宣传把它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实际上，1964年随着国民经济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导弹、原子能等尖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火箭发射试验场已有了较好的基础，说明研制我国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的条件已经成熟。1965年４月，国防科委提出了1970年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设想。同时，经商定，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一号”，计划于1970年发射。由此可见，1970年４月，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完全是此前若干年努力奋斗的结果。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于1968年12月，曾是我国60年代建造的规模最大的一座桥梁，结束了70多年来津浦铁路与沪宁线客货运靠轮渡的历史。它的筹建工作始于1956年。1957年编就了设计意见书。1959年9月，成立了南京长江大桥建设委员会。1960年1月大桥主体工程正式开始施工。由于受“文革”的影响，直至1968年才建成通车。

　　像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成绩都不能记在“文革”的账上。如果没有“文革”，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当然，这一时期经济建设在投资、规模、结构、效益及比例关系上都存在程度不同的问题，但那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非“文革”时期所专有。

　　通观近十几年“文革”史研究，成绩是显著的，但差距也明显存在，尤其是作为一个新的专门史，其建设与发展将是任重而道远。愿有志于“文革”史研究的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戮力同心，使“文革”史研究不断跃上新的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