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来扶：网读柯庆施

tuffy05

网读柯庆施

松来扶

    大约十年前看过几篇写柯庆施的文章，后来在网上时不常地也能见到提及他的文章，近来索性百度了一把，好像新成果不多，大量的网页在转载着大同小异的文章。

盖棺未论定？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去世，中共中央发布讣告（载1965年4月10日《人民日报》），13日举行公祭，邓小平致悼词（1965年4月14日《人民日报》）。
【案】未检报刊原文。来源：倚剑飘雪：1965年《人民日报》逝世消息汇总（上）

叶永烈《“上海王”柯庆施（上）》：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党内开始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胡耀邦曾就此事专门请示过邓小平，邓小平说：现在顾不上这个问题，先审查康生、谢富治的问题，柯庆施的问题以后再解决。
后来，依然“顾不上这个问题”。所以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只字未提柯庆施。迄今，在中共八大20名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就只有柯庆施了——倒是柯庆施本人在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同舟共进》2010年11期）
【案】审查之事未见到相关记载。

程兵《水竹坑与柯庆施》：
在我的面前摆放着两张报纸，记载着一代革命先驱柯庆施身后的两次归宿———
一份是1965 年4 月13 日的《人民日报》。在这张旧报纸显要的位置上，我看到了首都各界一万多人隆重公祭柯庆施的报道: 公祭大会由刘少奇主祭，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陪祭，邓小平致悼词。公祭以后，柯庆施的骨灰盒移置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
另一份是柯庆施之女柯友兰发表在《黄山日报》周末特刊上的纪实散文《我们是徽州人》，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1998 年8 月2 日，经中央批准，我们捧着爸爸和妈妈的骨灰，第一次踏上了徽州的土地。这是爸爸离家79 年后的唯一一次回归。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撒入徽州的青山翠竹之中，完成了他们多年来同归故里的心愿……（《党史纵览》2006年第3期53页）
【案】1998 年中央批准了什么，没有说。从文字看，似乎是批准同意家属将骨灰撒入故里。
【讨论】网上“未论定”的说法似乎在说“对于这么一个已去世45年的‘大人物’，官方一直没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
看来，盖棺未论定指的是没有官方的说法或者叫组织结论。
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
1965年是有的，讣告、悼词代表的是官方的说法。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只字未提，不知该如何理解，是延续65年的说法，还是另作结论。
类比于历朝历代的情况，大臣故世后朝廷都要给个谥号，朝廷对谥号未予撤销或修改则维持原结论。
要说维持原结论，好像也不对。据说柯庆施是八大政治局委员中唯一没有出版传记的。

坊间争议
坊间对柯庆施的议论不太多。与官方保持缄默相比坊间议论呈放射状，从全盘否定到充分肯定都有，莫衷一是。
就所见公开出版的传记而言，薄一波、陈丕显、陈小津对柯庆施有负面的评价。以此来看叶永烈的说法“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柯庆施的议论比较多”，议论的人当多于此。“有人提出应审查一下柯庆施的问题”这个说法，大约也是有来由的。不过，这种没有确指，也没有给出具体证据的说法，既给后来的研究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又给他们带来无穷的查证史料的烦恼。
据叶永烈的研究，从柯庆施离世到“文革”结束为一段，表现为正面评价，代表性的提法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一段应该是有相应的纪念文章的，可惜没有见到整理、统计，网上似乎不多。“文革”后到二十一世纪初的评价大都是负面的。从网上搜索来看，白纸黑字的也不多。是口头议论而没有形诸于文字，还是埋没在浩瀚的烟海里了，不得而知。真正形成争议是在2003年。金平在《随笔》杂志2003年第1期发表关于《柯庆施几件事的真相——评〈“好学生”的最后十年〉》，批驳《随笔》杂志2002年第4期发表的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一文，邓伟志在《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发表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就冯文逐一为柯庆施辩护。由此形成正、负两面评价的争议。

否定阵营
网上没看到冯锡刚《“好学生”的最后十年》原文，但注明摘录、节选自《随笔》的各种转载不少，有的没有署名，标题不一。由这些转载大致可以了解原文有哪些内容，但难以确定全文的结构。
不知道冯锡刚是否撰文对来自金平、邓伟志的批驳、辩护进行回应，也许这不是他研究的重心所在。但在他所专注的毛泽东诗词等研究中，偶尔还会涉及到“好学生”，如：《歌未竟,东方白——毛泽东在1964》（《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我含热泪抑悲愁”——读陶铸的三首七律》（《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网上看到的以负面评价为主的文章有方海兴《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温相《党内“怪才”柯庆施》（《百年潮》2009年第8期）、钱江《柯庆施：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党史博览》2009年第9期）、叶永烈《“上海王柯庆施”》（《同舟共进》2010年第11期）等，其中以叶永烈的文章转载较多，可能影响也大。
这些文章的都是纵论柯庆施一生，并对有争议的几点进行重点论述。
近年来，年轻学者邢恩源陆续发表了《柯庆施与上海大炼钢铁》（《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1963至1965年华东现代戏运动新探》（《党史研究与教学》2013年03期）、《柯庆施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第6期）、《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第5期）、《柯庆施与上海农业大跃进》（《理论界》2015第2期）等系列学术论文，集中对大跃进前后的柯庆施开展了研究。

肯定阵营
邓伟志是正面评价阵营的重镇。在《党史纵览》2003年第9期发表的长篇文章《如何评价柯庆施》，后以《评柯庆施》为题发表于《江淮文史》2004年01期，并在多个网站被转载，影响较大，是正面评价的代表文章。
针对否定阵营的质疑，还有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 ——对<</SPAN>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六十年代、共识网等多个网站）一文，对回忆录中涉及柯庆施的若干说法进行了批驳。
肯定阵营中的主流不是上述批驳、辩护类文章，而是以柯六六为代表的树立柯庆施正面形象的文章。柯六六先后发表了《周恩来与我的爸爸柯庆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3期）、《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上)》（《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爸爸柯庆施在上海的岁月(下)》（《江淮文史》2004年第6期）、《我与聂荣臻元帅一家》（《党史纵览》2007年第5期）、《安徽同乡李昭阿姨》（《江淮文史》2007年第4期）、《父亲柯庆施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前后》（《百年潮》2007年第9期）、《柯庆施就读上海外国语学社前后》（《江淮文史》2008年第6期）、《五四运动前后柯庆施日记、家信选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石家庄首任市长柯庆施》（《江淮文史》2009年第3期）、《延安审干运动中的柯庆施——来自亲历者的回忆》（《江淮文史》2012年第2期）等一系列文章。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红星照耀的家庭-共和国开创者家事追忆》一书收有柯六六《爸爸柯庆施的身影》一篇，内容包括：南京的家、南京度过的童年、上海度过的童年、工人新村的家、康平路的家、对儿女言传身教、和爸爸在一起。
安徽的学者李银德（《柯庆施在安徽的早期革命活动》，《江淮文史》2006年第2期）、汪太戈等对柯庆施的家世、青少年时代（《早年的柯庆施与陶行知》，《党史纵览》2004年第10期）和早期革命活动（《柯庆施与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党史纵览》2011年第12期）（《柯庆施早期的军事生涯》，《党史纵览》2006年第7期）开展了研究。
【案】汪太戈曾提到写作《早年的柯庆施与陶行知》一文，不少资料来源于柯六六所著的《忆海寻珠》。网上未见《忆海寻珠》，不知是书还是文章。

资料缺乏
全面地看一个人，首先资料要丰富，凭借一鳞半爪去说半空中见首不见尾的神龙，大约难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从网上文章看，有关柯庆施的资料还不很多，并且大多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一些书籍和文章中，即使是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传记、年谱提及，似乎也多是只言片语。
个人的回忆文章有马达《我了解的柯庆施》（《世纪》杂志2011年第1期），元三《我所了解的柯庆施》（《文史博览》2010年第4期）、《柯庆施表扬我的杂文》（《党史博览》2010年第4期）、《康平路165号纪事》（《江淮文史》2011年第1期），秦尚荷《在柯庆施身边工作十年》（《江淮文史》2011年第3期），杨振华《忆柯庆施在石家庄》（《石家庄文史资料》第7辑《纪念石家庄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7年，第161-168页）、《在石家庄为柯庆施当警卫的日子》（《百年潮》2007年第12期）。
据说柯庆施在延安整风期间1940年写过一份自传，原存于中共中央组织部文档处，现存于中央档案馆。
由柯六六等的文章，如柯六六《五四运动前后柯庆施日记、家信选摘》（《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何泉达《柯庆施的家世和青少年时代（节录）》（《史林》2007年S1期），可知柯庆施有日记、书信、孩提习作等资料，以及相关人士口述。
官方档案应保存有当年不少文件、讲话、批示等。
除公开发表的柯庆施少数几篇讲话、文章外，这些自传、日记、书信、孩提习作、相关人士口述、档案，在网上看不到。

五人帮？
作为历史中的人物，柯庆施是客观存在。诸多争议，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条，说他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可以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1971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扩大传达关于林彪叛国出逃通知范围的通知，张茜听完传达回到家里，陈毅与她一起讨论“913事件”给予党的深刻教训，并翻出了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放言五首》，由张茜把它抄录下来，并交儿女们阅读以获得启示。其中一首：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21-2页）
陈毅当时是借用唐诗把林彪比作王莽，但白居易尾联这一问说到了史学的一个原则问题，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没有假设。后人读史书喜欢作出种种假设，纯属自作多情，主观臆测而已。
王莽未篡时很谦恭，假设当时死了，几乎是个完人。但假设不成立，因为没死。最终死的时候身败名裂，历史评价他是个伪君子、暴君。
历史没有假设，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在哪结束了就在哪画句号。
对柯庆施也适用，他在文革开始前一年的1965年去世了，他的历史在那一刻结束了。此后发生的种种，与他一毛钱关系也没有。
硬生生地把他往“四人帮”上挂，只能说是抹黑，有罪推断。

绕不过去
柯庆施的一生，最后十年是关键。尽管在夺取政权之前，他曾出任过中央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如果就此为止，恐怕早已为人忘却。
从1927年到1966年，可以看见不同时期有不太相同的一批人在作为革命事业的中坚，土地战争时期的贺龙、徐向前，抗日战争时期的聂荣臻、罗荣桓，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粟裕，抗美援朝时期的彭德怀，建国初期的陈云。到五十年代中后期以后，六大中央局书记的地位、作用日益显著，作为封疆大吏的他们名义上或许没有入朝的上级们那么高，对共和国政局、社会发展的作用或许过之。其中的柯庆施、李井泉、陶铸，又要比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影响更大些。
现有研究更多瞩目于朝中大员，殊不知历史发展既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一面，也有基层对高层反作用的一面，往往是上下呼应、相互作用最终导致走向极端。对地方大员研究的缺失，看不到实物的另一面，所得到的结果势必要打折扣。
上海、华东是前十七年中国最重要的财富之区，作为这里的双料老大其影响、作用不言而喻。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事件也着实地多，大跃进三大重灾区（河南、安徽、山东）这儿占两，分田到户这儿起头，看得人摸不着头脑。
许许多多的事，一延伸，总会遇到这位柯老，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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