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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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上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

张云教授的《陈丕显传》一书，历时11年，日前终于付梓出版。全书结构严谨，细节生动，作者作为上海中共党史研究会会长，通过大量的史料和人物访谈，再现了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曲折而辉煌的人生经历。全面的评价此书，不是本文的主旨，在此只想谈谈此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部分──陈丕显与柯庆施的微妙关系。

柯庆施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1922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于同年入党。1954年9月，陈毅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柯庆施被任命为上海局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则是“红小鬼”出身，1933年担任中央苏区少共儿童团书记的时候才17岁，1952年陈丕显到上海工作，任市委第四书记，“代理第一书记职务”，主持市委日常工作。柯庆施到上海工作后，陈丕显任市委书记，主持市委书记处工作。作为市委的第二把手，他与柯庆施合作共事了十年之久。对于陈丕显而言，柯庆施资格老、地位高，经历复杂，是中共党内少数见过列宁的高级干部之一，享有“北康”“南柯”之誉（“北康”指康生）。柯庆施比毛泽东小9岁，但毛泽东常以“柯老”相称，柯在华东工作，深得毛泽东欣赏。1957年，毛泽东不满于周恩来总理“在经济建设中反冒进”的口号，在周恩来面前发了火，“我是放恩来的火，有柯老为证……实在憋不住了。”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拿出柯庆施在上海市党代会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说：“柯文章很好，上海一百万工人，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才能产生这篇文章。”他当众对着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365、1367页）这种明显的“扬柯抑周”（一度有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总理职位的说法），在党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柯在华东和上海不作第二人，又哪能把陈丕显放在眼里？”（《陈丕显传》，329页。以下引文凡只标页码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正因如此，陈丕显虽然尊重柯庆施（在柯的秘书马达眼里，陈在柯在场时“往往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但在感情上常常格格不入。“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判陈丕显“反对、迫害、陷害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时，陈丕显明确表示：“说我围攻、迫害柯老我不能接受，我对柯老意见，就是两点，一是民主作风不够；二是缺乏自我批评。发扬民主是上面提出的，怎么能说我反对柯老呢？”（399页）据陈丕显本人回忆，粉碎“四人帮”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安子文告诉陈丕显，当年柯庆施曾经至少三次要把陈丕显调出上海，“后来都因为毛主席、少奇、小平同志，还有陈老总不同意才没有调成。”（《陈丕显回忆录》，191页）从上述情况来看，陈丕显与柯庆施确实在日常工作中存在较多的矛盾。

《陈丕显传》透露了陈与柯意见分歧的几个细节：

一、关于上海经济建设的定位。柯庆施主张上海经济应该“紧缩”，他强调，为了国家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上海建设应该紧缩，严格限制私营工商业开设，对沿海城市的工人实际生活也要使之不高于内地，有计划地迁厂、输送一批劳动力去内地。而陈丕显则主张利用上海作为工业基地的优势，采取维持、利用和积极改造的方针，发挥上海各行业的潜力。这样的分歧，最后以党中央的决策作了结论，毛泽东说：“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发展，不能限制。”“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1956年4月，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其中论述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为上海的经济建设定下了基调。

二、建设上海卫星城的具体做法。1958年至1962年期间，陈丕显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负责城市建设，他主张，建工厂、修马路“要有远大眼光，要较正规”。1957年12月，上海市委正式提出了“建设上海卫星城镇”的决定。短短几年间，一座座卫星城和一个个崭新的工业区平地而起，闵行一条街、天山路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建设完成。同时，一条条高等级公路也规划建设，其中，里程最长、工程量最大的是沪闵路。为了适应闵行卫星城和工业区的发展，在陈丕显的具体主持下，市建委把沪闵路扩建为六车道、路宽23米的上海最长的柏油马路，这在当时算是高等级的豪华马路了。但此举遭到柯庆施的指责，他曾多次在锦江小礼堂和中苏友好大厦的大礼堂指责市建委“贪大求洋”，明眼人一看便知，柯表面上批市建委，实际上就是批陈丕显。

三、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待刘少奇的批评。1962年，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在会上，中央要求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国民经济，扭转困难局面。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点了上海的名，但柯庆施无动于衷，对刘少奇的批评采取回避的态度。陈丕显坐不住了，他在上海小组会上发言，披露了上海市委存在的问题，并坦率地作了自我批评。陈的检查发言以简报的形式下发后，周恩来深感满意，他感慨地说：“好久没有听见上海市委同志作自我批评了。”但是，柯庆施看了简报后大发雷霆，把秘书处的几个同志臭骂了一顿：“你们要发扬什么样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资本主义民主？”据马达回忆，那天柯庆施居然为此批了他们半小时之久。（363页）

四、关于江青在上海的活动。1963年，柯庆施提出要“大写十三年”，称以新中国十三年的现代生活作为文艺创作的题材，才算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这与江青的思想不谋而合。对此，陈丕显不以为然。1965年初，江青再次来到上海，策划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柯庆施、张春桥向她推荐了姚文元。“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秘密进行的，除了柯庆施、张春桥外，对上海市委其他领导也严格保密。”1965年4月柯庆施去世后，江青不能再绕过上海市委继续借调张春桥、姚文元，只能找到陈丕显，说了让姚文元写文章的事，但要求陈严格保密，陈丕显后来回忆道，“写文章要如此保密？我当时觉得有点蹊跷……当时还想，这大概是江青想出点风头，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陈丕显回忆录》，29页）其实，柯庆施知道写文章的真实意图，而陈丕显确实不知内情。江青后来在“文革”中多次说，柯庆施在上海如何如何支持她，而陈丕显“过去是红小鬼，居然变化到这样……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可是他死不回头。”（378页）

陈丕显与柯庆施的意见分歧，虽然与历史氛围、个人经历和性格有关，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建国以后上海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艰难曲折，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艰辛探索。应该指出的是，陈与柯的微妙关系不是《陈丕显传》一书的主线，但此书确实值得所有期望了解上海、认识国情的人一读。

上海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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