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炯华 朱劭天：李达“三家村”唯一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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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劭天：李达“三家村”唯一幸存者

王炯华

朱劭天先生走了，作为他的老学生，首先想到的是“文革”期间惊心动魄的李达“三家村”案！
1965年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引出了1966年“文革”第一案“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所谓“三家村”本来是时任《人民日报》社长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和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作家廖沫沙60年代初集体写作的笔名，但“文革”伊始，他们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家村”黑帮。在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和种种迫害之后，邓拓、吴晗含冤自杀，廖沫沙成了幸存者。
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的领导下，武汉大学也“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同样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帮，这是当时南北呼应的第二个“三家村”。李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朱劭天是前武汉大学党委第一书记，时任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无主任)；何定华是上一世纪20年代后期先加入日本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的老一辈革命家，时任武汉大学副校长。他们三人除工作关系之外并没有任何其他关系，所谓“三家村”完全是被诬陷构成的。在同样受到残酷的批判斗争和种种迫害之后，李达即于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何定华于前几年逝世，现在劭老也走了。李达“三家村”的所谓三个“大老板”虽然都走了，但给当代中国史却留下了一件沉重的冤案，也给那一代人留下了无尽的伤感！
我最后一次见劭老是2005年暑期的一天，那是我乘出差机会到广州拜访久违的他。因为事先打过电话，他因定于翌日一早要去医院看病，便约我十点以后相见。为怕遗忘，也可能是提示家人，他特地在茶几上留下一张纸条：炯华同志明日10时后来。其实，我只是他担任第一书记时武大哲学系的学生，“文革”前只听过他那气概不凡而又风趣生动的报告，我们相识而续师生缘是从1967年春为李达“三家村”翻案开始的。
那天，我于上午10点准时来到沙面劭老住所的楼下。不一会儿，他从医院回来，虽然已经十三年没见面了，但他依然一眼认出了我。他明显的老了，原本高大身材的他，现在却显得矮小，并且是柱杖慢慢地移步。他说，我今年89岁了，平常已不大下楼了。但是，他的身体仍然健康，心血管系统和脑子都没有毛病。特别是他的思路依然清晰，谈锋仍然很健。从他回来谈起，直到11点半我怕他受累而谢绝他已安排的招待，基本上都是他在谈，我在听。
朱劭天先生是一位资深的革命家。他1916年12月17日出生于山东单县一个名门望族之家。乃父朱五箴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并于1911年潜回上海、武昌等地参加辛亥革命活动。1913年在日本毕业回国后，在青岛大学等校任教授。受父亲影响，朱劭天爱国热情高昂，1933年，在北平大学附属高中就加入“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他考入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这一年，他积极参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初，他又参加了在北平成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被推荐为燕京大学队部负责人。1937年2月，他在燕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他和燕京大学九名同学组成第一个北平学生访问团，出访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后援工作。1938年初，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他奔赴山西抗日前线，在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特务营任营指导员，并为中共地下支部负责人之一。为便于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工作，遵照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安排，1939年1月，他与在第二战区战地工作团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高秉洁在西安结婚。接着，他们伉俪便由组织安排去了延安。他到延安后，先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财经部工作。1944年春，陈云主持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由于他到延安后仍然坚持读书学习，并对经济感兴趣，所以受到李富春的重视，派他担任陈云的秘书。1945年10月，他离开延安，奉命赴东北开展新区财经工作。1946年初，遵照组织安排，他离开嫩江省财政厅厅长之职，到北满分局再次担任陈云的秘书。1947年4月，他就任东北铁路总局经理部部长。1949年5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财务局局长，随后又兼任北京铁道学院即北方交通大学首任院长。
劭老说，1957年反右以后，党中央决定加强大学的领导，抽调一批干部去大学担任领导职务。原北京大学副校长江隆基作了兰州大学校长，陆平作了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作了南京大学校长，彭康作了西安交通大学校长，文革中，江、彭自杀了，陆、匡大难不死，改革开放后，陆为全国政协常委，匡仍然在南京大学成为著名教育家。他当时被派来武汉，先任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接着担任该校改名为湖北大学的党委书记，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们这批延安出来的干部是去大学管知识分子的，或者说，是去整知识分子的，但他却是去保知识分子的。我插话说，难怪学术奇人康宏逵先生说，“文革”前，在武汉高校当书记而又真正跟知识分子“穿连裆裤”的共产党人只有“二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劭天和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朱九思。他听后笑了。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武大党委开展了整风，湖北省委派朱劭天率工作组来领导这一场整风。这是一场非常激烈的斗争，李达、朱劭天批判了武大1958年的教育革命。结果，继刘仰峤之后主持武大党委工作的刘真书记调回湖北省委，朱劭天担任武大党委第一书记。1961年11月中央制定了“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从高等学校的领导体制、教育方针、培养目标到教学方针和方法都作了规定。这是当时高等教育界拨乱反正的纲领性文件。为贯彻“高教六十条”，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他和李达校长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纠正1958年教育革命的“乱、糟、偏”。正是因为1961年整风和随后贯彻“高教六十条”，他们得罪了武大的许多“左派”特别是1958年所谓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及其在省委的支持者，因而埋下了“文革”置他们于死地的祸根。
本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劭老，熟悉教育工作，具有甚高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开会讲话也十分中听。他非常尊重李达校长，李达也与他配合默契，经过1961年整风和贯彻“高教六十条”，武大出现了新的可喜的变化。但是，1963年又出了一个人事问题，最后导致劭老的去职。
1963年，湖北省委书记处主管文教的书记刘仰峤要将在1961年整风后调离武大的侯福珍、罗鸿运调回武大重新担任党委副书记，并已获得省委同意。按照贯例，刘仰峤找李达谈话，以示通报。李达自然清楚，侯福珍、罗鸿运原来分别担任物理系和化学系总支书记，正是因为1958年教育革命“敢想敢干”而由担任武大第一书记的刘仰峤把他们提拔为武大党委副书记的。他们本来已经调走了，现在又要调回，他以他们不懂教育为由坚决反对。刘仰峤干脆说这是省委的决定，意思是你李达听省委的还省委听你李达的。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上，李达也来气了，他将军说：“那好，我做校长，他们就不能回来；他们回来，我就不做校长。”说完竟拂袖而去。刘仰峤不顾李达的反对，准备给侯、罗二人下调令，李达一气之下真的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打电报，请求辞去武大校长职务。堂堂大学校长电请辞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的大事，何况还是杨部长30年代同在北平法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现今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杨部长马上派员去武大看望李达，了解情况。他在获悉李达与刘仰峤之间的这个人事纠纷后，直接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打电话：“请你们省委尊重李达同志的意见，不要使他为难，不要跟他过不去。”在王任重的过问下，两位副书记的调任才收回成命。
但是，李达在王任重眼皮底下打电报向高教部辞职，并惊动高教部部长反过来给他打电话做工作，王任重和湖北省委何其难堪！他对李达自然不便直说，并且翌年春节陪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武大给李达拜年时还“道歉”地说：“省委对您老不够尊重，还请您老多加原谅。”李达也感动地说：“我对省委也不够尊重，也请您和省委原谅。”然而，王任重却迁怒于武大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就是说，你朱劭天为什么不劝阻李达，以致给湖北省委捅了“漏子”。后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就是这样对朱劭天说的：“任重同志对你有意见。”意思是，难道省委特别是王任重还不能做好李达的工作，能让他打电报辞职？其实，这是冤枉了这位知人善任、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武大党委书记。因为李达给杨秀峰部长打辞职电报那天，朱劭天正巧感冒发烧未去行政大楼上班，完全不知道李达与刘仰峤之间所发生的这个人事问题。但是，朱劭天终于1964年调出武大，1965年初去广州任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主持科委工作，省委另派庄果担任武大党委书记。满打满算，他在武大工作不到四年，并且已经离任；但是，他仍然难逃一劫，“文革”伊始，他从广州中南局科委第一副主任的岗位上被押回武大，“当”了李达“三家村”的“大老板”。
劭老说，他30年代弃学革命以来所经历的最大坎坷就是“文革”被打成“三家村”。作为李达“三家村”受害人，即使今天想起来，也不寒而慄！但另一方面，他被诬与老校长李达结为“反党集团”，也使他“联想到斯大林对联共的大清洗”，虽然令人心寒，但却使他“大彻大悟”！
李达“三家村”当时是石破天惊的“大案”。按照1966年6月13日《湖北日报》第一版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报导，它是“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按：指李达，其时毛泽东明确指示不能点名）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6月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后，《湖北日报》又以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发表署名《武大战斗报编辑部》的两个长篇材料：《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进一步指称“武大校长李达、前党委第一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就是这样一小撮妄图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
李达“三家村”又是受害人众多的冤案。根据当时的统计，校党委15名常委，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11名，占74%；武大1340名教职工，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 即内定黑帮（已准备了材料或已被抄家、减薪、批斗但尚未正式打成黑帮）88名，共计302名，占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包括笔者在内的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黑分店”不计在内。
李达“三家村”还影响大江南北，牵动工农兵。6月13日，就在武大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这一天，湖北省和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大声援、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武大，持续半月之久。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在身陷如此大案中，劭老说他那时只想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不连累别人。他总想一切自担，不给北京他熟悉的任何人写信，也不给任何人联系。他还想自己有个了断，几次想到自杀。有一次，他吃了整整一瓶抗生素，结果被押到医院洗胃，还是没有死成。特别是，由于“文革”工作队“逼供”一类高压，他终于精神恍惚以至于精神分裂，面前总出现幻影，好像他在延安就熟悉的毛泽东和他直接的老上级刘少奇、陈云真的来解救他了。他后来曾在给我的信中说：“历次政治运动，我从未做过对象。未料到文革之始被推向浪尖，使我领悟到一些真学问。虽一时患了场严重精神分裂，还是值得的。今近鲐背之年，记忆力未完全减退，还记着不少陈年旧事，作笑谈资料。”[1]
其实，李达“三家村”完全是陶铸和王任重决定的。他们本来就是毛泽东赏识的中南才子，跟毛泽东跟的最紧。北京出了个邓拓“三家村”，中南怎么办？当然也得有一个“三家村”。因此，他们便决定打李达“三家村”，以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武大哲学系助教陆某弄的那个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材料完全是七拚八凑造出来的，但却正中陶铸和王任重的下怀。劭老说，本来，中南局1966年1月份开扩大会议，陶铸还给到会人员每人发了一本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稿本），说这是毛主席要李达同志写的，我们要好好读读。可是到4月份中南局“学术批判”会议时，他就毫不留情地点了李达的名，并说李达的这本书也并不怎么样。劭老送给我中南局1月份开扩大会议的集体照复印件，指着站在中心位置的毛泽东说：“在延安他那么平易近人，说话和气，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现在，他在我们中间却已经成了神。”
劭老“文革”大难不死，并且在1970年被派往担任华南工学院今华南理工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他一上任，就从五七干校调回一批教师，恢复开课，包括政治理论课和英语课，他本人还兼教中共党史课。其时，他以教学为中心，恢复教学秩序，抵制了“学朝阳农学院”、“学上海七二0工人大学”的极左潮流，一时前来参观取经者甚多，连武汉大学当年整过他的“当然左派”崔某也率军宣队、工宣队代表前来参观，他照样以礼相待，亲自接待和解说，但他们回武大后却不敢宣传。原清华大学副教务长陈舜瑶来了解情况，问他们有什么经验，他说：“现在办大学要求越不像大学越好，但我们仍基本上以教学为中心，实行革命干部、教师和工农兵学员三结合。”当时抓“5•16”时，南京大学抓了五百人，广州中山大学也抓了上百人，而华南工学院却稳稳当当，一个也没有抓。他对中山大学党委书记葛震说：“再抓连你也在内了。”[2]但是，省里却以为他右倾，以至省里开有关抓“5•16”的会议，再也不通知他这位校党委书记参加了。1976年周恩来逝世，他三次请示省委要求开追悼会，省委报告中央，中央不批。于是他召集学校党委常委开会说我们应当开追悼会，全部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因此，华南工学院隆重地举行了周恩来总理追悼会，挂了标语，戴了黑纱和白花。他说，因为他在华南工学院所作的这些事情，他知道迟群他们会追究，当时的气氛也是在批所谓“走资派还在走”。他乘势向省委要求调离学校，去广东省外事办公室任主任。1977、78年，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和分管组织工作的书记李坚真又多次分别找他谈话，反复劝说他重返教育界，要他主管广东省高校的工作。他以各校老领导均已恢复工作、自己年岁已老、学术资历不深、水平不高为由谢辞。他只要求在外事办多接触一些各方人士，能够到一些国家看看，以开阔眼界和思路。他主持广东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到离休。
耄耋之年的劭老过着不愿被人打扰的平静的生活。他虽然曾经身处高位，但他的起居生活却显得简单俭朴。他的住房还是许多年前单位盖的单元式宿舍，没有装修。他的客厅没有空调，那么热的天气，我们坐在他客厅破旧的木椅上谈往忆旧，却只靠茶几上一台旧电扇摇晃着送风。
我告辞时，他从客厅角落边的一个旧木书櫃里取出一本一直畅销的《胡耀帮与平反冤假错案》说：我老了，送给你吧。他还为我复印了好几张珍贵的照片，连同纪念陈云同志百年诞辰的一份文件，亲手装进一个大纸袋，也一并送给我作纪念。
几十年来，劭老对我关爱有加，所惠甚多。
劭老非常关心我的李达研究。我们见面机会虽然不多，但只要见面，他都深情地谈起他对李达的敬佩之情，认为李达很伟大，是难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认为自己在武大做党的工作主要是配合和协助李达办学，并为此深感荣幸。他知道我撰写李达的论著，还特地将他所保存的批判李达“三家村”的大字报专栏等照片翻拍给我。他在给我的信中，甚至说“李老属父辈。他执教时我们还是学生，他参与建党后15年，我们才参加革命。”[3]
2004年拙著《李达评传》出版后，他热情鼓励说：“《李达评传》书中的创新研究见解开绐产生影响，自在意中，甚感欣慰。”[4]但他觉得“印量少，发行面窄”，特地到广州购书中心购买5本，“分赠友朋”。
2005年，我在《炎黄春秋》发表《文革中的李达与王任重》，他特别高兴。他买了50份《炎黄春秋》，送给他的海内外亲友。他给我写信说：“《炎黄春秋》中刊李老文革初罹难始末文，已阅读过，文字练达，记述详（翔）实，北京、广州知识界多位友人读后反映深为悲愤。《炎黄春秋》发行面广，影响不小。文中对我溢美之辞说多了，更不能称为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领袖之一，除武大三家村案中被诬为头目，从未充当过领袖。我只是积极参加了一二九，努力尽了时代的责任。实际上一二九运动并无领袖之说。我是多年外部及内部斗争幸存至今者，比李老多看了几十年世上风云变化。”[5]
劭老同样关心我的胡汉民研究，他看到《羊城晚报》所刊胡氏旧居照片，估计我可能有用，特地剪寄给我。
上一世纪80年代以来，我与劭老间或书信联系。他不仅对我总是有信必回，而且给我寄节日贺卡。“六四”后，某老举报我动员他发表声明支持学潮，我写信向劭老诉说冤枉，他非常愤慨，在回信中对于这位他曾经的同事和文革难友的某老甚至使用了“卑鄙无耻”和“别有所图”的字眼，再现了他的一二九风采，也了给了我极大的安慰！
我退休回湖南“献余热”后，他称我“是位闲不住的用功人”。考虑到我的“飘浮不定”，他特地将自己的固定住址和电话重抄寄我，并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和休息。2008年春，他与高老联名给我寄贺卡时附言：“年前这场暴雪天灾，始料不到，你所在的湘西又处严重灾害址，我们十分惦记……望多加保重。年岁进入老年，应当量力而行，适应发挥余热，强调健康第一，自然规律，不重视不行……望你注意定期体格检查，有病及时医治，平时注意饮食起居，保持老当益壮。”[6]
现在，劭老无声无息地走了，我心哀痛。我深感他是一位可敬可亲的“两头真”人物。我特翻出这篇并未发表的《朱劭天：李达“三家村”唯一幸存者》旧文，稍作改动，以资怀念：劭老不朽，民主万岁!

附记：本文发表于《书屋》2011年第3期。

[1]朱劭天 2004年9月9日致笔者。
[2]朱劭天2006年6月28日致笔者。
[3]朱劭天2004年9月9日致笔者。
[4]朱劭天2005年4月8日致笔者。
[5] 朱劭天2006年2月15日致笔者。
[6] 朱劭天、高秉洁2008年2月6日致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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