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荣：文革初期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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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下半年，全国性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曾多次组织全体师生开展“愤怒声讨‘三家村’反革命滔天罪行”活动。

这一年我初中毕业，父亲告诉我：因家庭确实困难，要我填报中专，倘若报考高中再读大学，连年超支的家庭实在无法供我继续上学。因此，在报考自愿表中我填下了不服从分配，虽经班主任多次做工作我也未予更改，结果我被录取到了荆州财校。

8月10日，我拿着一纸录取通知书到新的学校报到。新的环境、新的同学、新的老师，当这一切新的还没来得及领略和熟悉地存入记忆，全国性学生大串联便开始了。在一个陈旧的笔记本中，我翻出了如下尘封的文字。

“1966年串联纪事：

10月23日晚10时，从学校乘车至沙市船码头，12时搭乘东方红34号轮，沿途经过21个半小时，行程1110里，10月24日晚9：30分抵达武汉。
10月25日，武汉大学抄写大字报。
10月25日半夜动身，至26日清晨乘火车(特快)沿途经信阳、漯河、许昌 、郑州、新乡、汤阴、安阳、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等地，24小时以后的10月27日上午6时抵达北京火车站。
10月28日 天安门
10月29日 清华大学抄大字报
10月30日 北京大学
10月31日 北京动物园
11月1日 逛王府井大街、百货大楼
11月2日 训练
11月3日 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11月4日夜一直到凌晨三点在北京火车站搭乘前往上海的火车。历42小时，行程2800多公里，经德州、济南、徐州、蚌埠、南京、龙潭、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地，于11月6日晚9点多钟抵达上海。
11月7日入住上海师范学院
11月22日上午7：30分从上海黄浦江乘船，经镇江、龙潭、南京、芜湖、大通、安庆、九江、武穴、石灰窑总共2284里，历96个多小时，于11月26日上午抵达武汉
11月28日，从武汉乘船经金口、牌洲、嘉鱼、洪湖、石首、公安、弥陀寺抵达沙市港，然后回校。
串联期间，所有车船一律免费，住所由所在城市市人委接待站统一安排，吃的问题：在武汉每人每天交粮票1斤，人民币0.1元；北京每天每人交1斤粮票，不交钱；上海每人每天交1.5斤粮票，人民币0.45元。如果没有钱，可找当地接待站借，在上海期间饭票全部是借的，实际上借后都没有还过。”

从8月10日到学校报到，没上几天课的我们，10月23日就离开学校参与了全国学生革命大串联。当时，形势发展很快，等我们串联回到学校，各单位纠斗“资产阶级黑帮分子”的无休止的“革命”活动就已全面展开。学校的老师们可能为了“安静”，积极鼓动学生外出。在老师的怂恿和支持下，我们到学校财务科申请串联并领取串联经费。当时，学校规定每月发给外出串联者28.5元(其中生活费13.5元，宣传费5元，雨具费5元，医疗费5元)，这比一个刚转正定级的老师月工资还要高。在金钱的诱惑下，我一下子领了三个月的费用，开始了在全国风行一时的“步行串联”。其实，年仅16岁的我与一些同学走了不到100公里，因为受不了长途跋涉的辛苦，便背着背包回到了自己家中。1967年元月上旬，我们回到学校，斯时约有一半的学生呆在家里没来，在学校的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即1/3的造反派（具有反叛精神，积极参加文化革命斗争性活动的那些人），1/3的保皇派（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极力保护当时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那些人），1/3的逍遥派（既不造反，也不保皇，只吃粮不打仗的那些人）。由于学校不再按部就班地上课学习，我也就回到了自己家里。在接到7月18日学校寄出的《关于立即返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我们又才陆陆续续地回到学校。

整个荆沙地区在经历了二.二八游行后，又受到武汉七.二0事件的影响，派性斗争持续升温，学生进驻军分区、发枪、武斗……到实行“革命大联合”，在这种形势下，复课已经成为不可能，闹革命也闹不出什么名堂，于是，我们只有再次回到家里。直到1968年，省抓办（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的简称）的一纸通知便结束了我们的学生生涯。当时通知的主要内容是：六六、六七、六八三届应届高、初中毕业生一律上山下乡，这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老三届”。我们这一代人就这样在毫无声息的情况下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殉葬品，现在回想起来都深深地感到刺痛。

转自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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