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续志补记政治运动如何掌握粗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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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志补记政治运动如何掌握粗细问题

作者：步进    年鉴刊物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890    更新时间：2011-4-14   


    王复兴教授在《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发表论文《试论首轮修志资料工作的成绩与不足》，其中谈不足主要是记述政治运动，并特指“文化大革命”。笔者再三拜读，并联系自己的实践，确觉受益匪浅，于是做出了应该以细为主的结论。现介绍笔者首轮中的经验体会，供在续志中补记的同仁参考。

一、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指导，给“决议”中的结论以佐证的内容，记述宜细

    粗细问题争来争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后几场运动是非恩怨后遗症较多，至今还有不少本来很不错，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较大贡献的干部，但错误地整治过自己的同志、战友，不提还自觉有愧，提起来更有揪心之痛……于是在修志时一提“细”字便予忌讳。其实大可不必。“决议”对每次运动做了结论，公诸于世，入志的当是为结论提供佐证的资料。如反右派运动，是严重扩大化了，就某个县、市讲，很可能全属错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把具体原因写出来，如果只是“在‘左’的影响下”这类套话，不明白的仍然糊涂，知晓实情的会合卷叽笑修志人，因为这种写法不翔实，不是资料，没有地方特点，是搪塞之词。那么，到底为什么严重扩大化呢?就笔者所在的县讲，是县委领导按照有关领导者的指示，采取了一些在今天看来简直摆不到桌面上来的方法，如“领导人引火烧身，只听不驳，引蛇出洞”；“积极分子主动与可疑分子接近闲扯，取得材料”，还给各单位特别是文教系统划比例、定指标，划不够右派就挨批。“摆不到桌面上来”那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志书是一方之信史，不敢或不肯记上这些，那怎么谈“存史、资治、教化”功能?还有错划右派的类型，其言论是如何给曲解或肢解的，如何牵强附会上纲的，也应该记述，这也是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记述这些，与只一句套话相比，是细了，细得有理，细得翔实，给“决议”的结论以佐证，让世世代代记下这个教训，便是功能所在。

    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些地方经济并没到崩溃的边缘，生产有些发展，  “决议”为此做出了精辟的分析。志书记述那十年，就应该把当地干部群众抵制“左”的思潮和“四人帮”的破坏，而奋力抓生产，改变生产面貌的情况较细地记述。笔者所在的县就是如此，当时的县委、县革委领导人，违心地喊一些“批唯生产力论”的口号，说一些假话，但在改变贫穷落后面貌上奋力干了许多实事，用“爬坡论”统一了干部、群众的思想，领导人都干到田间、机台，机井建设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实际为80年代的农业大丰收打下了物质基础。笔者用2000字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认为这是对“决议”的分析提供的佐证。

    二、以进行国情教育为出发点，反映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容，记述宜细

    志书是国情教育的好教材，在一些政治运动中，革命传统、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非常明显突出，以建国前老解放区人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群众运动为例，时在1946年至1949年初，领导一呼百应，参军参战和拥军支前运动热火朝天，无私奉献、为公牺牲的事迹村村可见。笔者所在的县，前后有9次大的参军高潮，有些村一次就几十名，有许多感人的场面。还有，为开辟新解放区，一批批干部的南下、北上、东渡(大运河)，有的是上任才一两天的县、区委书记，忽然就打起铺盖卷儿，告别老小仅几句话，带上同志们就走了!到了新区，政治环境、自然条件都是不曾遇到过的困难和危险，那是什么心情?再有，1947年和1949年，数千名民工、民兵，抬着担架，扛着给养物资、跋涉千里，去支援解放豫北几座县城和山西太原的战役，在枪林弹雨甚至每分钟几千发炮弹的战场上，抢救伤员，运送物资，那是什么劲头?有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像这类事迹正待载入史册，修志倘不细加记述要待到何时?这类反映老区人民革命传统的资料，如果只用几句空空的套话概括，或者像报纸上的“一句话新闻”，就写不出场面，写不出人的精神，就等于否定了那个时代，抹煞了一地的光荣历史，不仅是有愧，简直是过失。

    再以建国后的抗美援朝运动为例，其特色主要是宣传教育网，当时并没有先进的宣传工具和手段，就凭广大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县、区，村干部，还有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以及中、小学的师生，人人动手动口，一个包括所有村、户的宣传网就形成了。报纸和当时的《时事手册》等，发了什么消息、通讯、评论，立刻就能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捐献飞机大炮，订立爱国公约，优待烈、军、工属”这三大号召是个个响应，付诸行动。这里边有一套好的工作方法，更有广大党、团员、干部的精神在起决定作用，有宝贵的经验。如果不细记述，只是“高度概括”的空话、套话，那就表述不出当时的形势，尤其是人的思想境界，也就无所谓“存史、资治、教化”功能。有一次，与位老者谈起来，老者称当时是“唱嗨啦啦啦啦那个时候”，谈得兴高采烈，语味深重的进行反思，对现在宣传工作跟不上表示遗憾! (当时流传的最广的一支歌叫《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少者全会唱，老者也多能合，开头是：“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啦”。)

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记述一定要细

土地改革就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群众运动，它结束了持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本是孙中山早已提出来的目标，但受当时形势的局限，未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得以实现。其后，形势在变，蒋介石逃到台湾以后，也认识到必须进行土地改革，否则就不能解放生产力。有一本书叫《台湾三十年》，是记述旧中国灭亡后三十年中，台湾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基本上是横排竖写的志体，全书共30多万字，其中记1949年─1953年的土地改革用了7000多字，内容包括：土地改革前的租佃关系；1949年─1950年的“三七五减租”；1951年的公地放领；1953年颁发《耕者有其田法》，这场改革在台湾被称“土改三部曲”。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其他决策人物们，会不会借鉴我们的土改经验?不敢妄加判断，书中也未提到，当然他们不会照搬我们的政策和具体方法，但大的步骤有基本一致的地方，这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吧!在台湾，土改是一件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是台湾结束殖民统治之后，经济振兴的起点。在我们这里，土改更是一件特大的事，以后长时期中，人们提起来是“闹群运那时候”，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清清楚楚，念念不忘，修志怎么能忽而略之?不少志书记述得太简单，太粗略了，不知是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还是方法上的问题，或者资料上确实困难，只用几百字草草带过。还不如一个人物小传。笔者认为：详细记述土地改革，实在是表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重要课题的一个方面，如果认识不到做不到这一点，也实在是一个过失。与全国全省相比较，老区的土改与新区不同，抗战后期的雇佃贫运动——带有改良性质的群众运动，是其序幕，是精神上的准备，其中的“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到1946年开始正式改革，但由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维持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究竟是地主养活农民，还是农民养活地主，这个大问题并不容易解决，运动并不顺利，运不起来，动不起来!经过反反复复的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对地主才敢斗争了。但“左”的和右的偏向不断出现，运动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错误中前进，到1948年基本结束。新解放区就不同了，时间短，和风细雨，详情如何，笔者并不了解，但老区的暴风骤雨如何形成的，如何发展又如何结束的，就只记一个村的情况，几百字也记不下来，这是可以断定的，记述一个县，那一定是一篇大文章。

四、重大典型事件记述宜细   

    大的运动中都有重大事件，如果归门别类很容易，而且又不是某县（市）独有，带有共性。地方志强调个性，要有地方特色，但并不是属于共性的资料一概不记。“世界上没有绝对相同的两片树叶”，这是讲个性的普遍性。但是，世界上也没有绝对不相同的两棵树，这是讲共性寓于个性之中。志书用的资料，共性资料和个性资料有互相补充又互相印证的作用，个性是共性的基础，共性是个性的背景。倘若因为属各县都有的现象而都舍去不记，岂不又否认了共性?同一棵树上的树叶绝没完全相同的，各县都有的事也不会完全相同。拿“文化大革命”中的“忆苦”来说，开始自“四清”运动，全国、全省各县(市)都有这种事，而且很普遍，农村、机关、学校、工厂、商店都这么搞过，而且有的一而再，再而三，经常搞。笔者所在的县，1970年有人有所“创造”，搞“忆苦大游行”，要全村数百名贫下中农家庭的老小都化了装，男的光臂赤脚，女的破衣烂衫(如果找不到就用破布临时缀缝)，披头散发，灰垢满面，拖儿带女，拿着一根枣木棍，在“导演”的指令下，结队沿街嚎啕大哭，哪有真哭的?大多是手捂着脸“哼哼”，  “扑哧”笑的确不少，但必须是偷笑!都喊着“誓死保卫”和“坚决打倒”一类的口号。当时挨斗被专政的各种人物，都跪在街侧，向领袖像和游行的人频频顿首，呼着“请罪”之词。“导演”下了命令，叫“痛打落水狗”，哪都忍心?小孩子肯做恶作剧的游戏，“打狗”一棍哈哈大笑，大人却都眉头紧皱，枣木棍不得不举将起来，形似狠狠落下，实是隔靴搔痒。事后，“导演”受到公社领导的批评，这是搞形式主义，玩弄群众。像这样的事，虽然特殊，但很有典型性。志书并非轶闻奇事集，专记特殊事，关键是看其是否典型，典型的内涵是得有普遍意义，典型事件是与之同类的事件的基础，与之同类的事件又是典型事件的背景。这件事的典型意义在于：1、人民群众不满这种举动，不拥护“文化大革命”，不肯真打那些专政对象；2、“时势造英雄”，就有那么一批“风云人物”，专门投机，捞取政治资本，推波助澜，用群众运动去运动群众。记述这样的资料，也是对“决议”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具体证明。

    “文化大革命”中，“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大有人在。笔者所在的县，就有两个人上书毛泽东主席，一老一少，尤其是那个少的，先后六次上书，其中两次是万言长卷，有理有据地为刘少奇鸣冤，驳斥《文汇报》等攻击、诬蔑刘的一系列文章，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提出异议，希望毛主席和刘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们团结起来，领导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他上书从没匿本人姓名住址，被判重刑(20年)后仍坦诚地表示他那种质朴的心肠。笔者在修志中用数千字记他二人上书这件事，为什么?这是很有价值的典型。直言上书，确有危险，上书人也知道，就全国来说，人并不多，但他们的心声却代表了大多数人民!他们的行动佐证了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条真理。纵有这场大的劫难，但决定历史辙印的还是驾驭历史车轮的人民，人民不允许历史倒退。用浓墨重彩记述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五、以世世代代安定团结、同心协力搞建设为出发点，在涉及人的是非恩怨问题上，记述宜粗

    失误性的政治运动，和运动本身不属失误，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不当之处，总有是是非非的对立面，在恩怨问题上有一些后遗症。运动中，一方是运动的领导者或积极分子，另一方则是挨整的对象，错整了，甄别平反了，或者双方已经取得谅解了，但思想上的包袱双方都难免存在。这种情况的记述不宜过细，不宜以事系人。

    完全可以肯定是正确的运动，记述其过程，涉及矛盾双方，也不宜轻意点名道姓，如土地改革“某某村斗了地主某某某，是运动的第一炮。”不仅不该写出其姓名，只写姓加上××也不妥，只写“斗争了一户地主，打响了第一炮”就行了。还有除奸反特以及建国后的镇反、三反五反、肃反，都有一批人被除、反、镇、肃，有的属错整，其后予以平反了，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不宜直书其名或姓，要避免后人乱猜测、“对号入座”。整人情况的情节写得不宜细，不能写成故事。“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刑讯逼供，应该写出概况和恶果，但不宜点出当事人的派性组织名称和个人姓名。当然，属于罪恶的反革命集团人物得另当别论。

（作者单位：河北省枣强县政府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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