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均伦：我参与编写《聂荣臻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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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伦

1985年4月，中央宣传部决定，将各元帅传记列入《当代中国》丛书。我报告这个决定时，聂帅说，我的回忆录写了自己的一生经历，我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可以不用写传了，就以回忆录代传。我将聂帅的意见，电话告知中宣部，中宣部同志要我报邓力群同志(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中宣部)。邓在电话中说，聂帅的意见我个人认为可以，但等研究后要中宣部告诉我。过了几天，中宣部的同志在电话中答复：聂帅的回忆录，大家反映是好的，但自己写自己，与有关的组织写他是不一样的，因此聂帅传记还是要写。这样，到同年9月，魏巍同志向北京军区秦基伟司令员、杨白冰政委写了报告，重新组织聂帅传记编写组，仍由魏老任组长，我为副组长，由铁道兵部某位作家撰稿，曹建玲同志为组员。计划在聂帅回忆录的基础上，补充史料，用纪实文学的体裁，尽快把《聂荣臻传》写出来。军区秦司令、杨政委批准了这个报告。
传记组重新组成后，那位作家由于写作任务重，以及在如何写法等问题上，与组内同志思想上不一致，因此迟迟没有动笔。时间一年多过去了，其间，曹建玲同志又于l986年5月1日那天因车祸不幸逝世，到1987年9月，只得再次重组传记组。这次吸收了张凤雏、傅崧山、魏猛、贾舒云同志，后来又加了王红云同志，大家分工负责分头写。魏老和我不承担写作任务，负责统稿，由我初统，交魏老最后把关。后来由于有的同志的稿件不理想，我承担了新时期最后5节的写作任务(全书共81节)，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和科学技术部分的改写任务，共写了将近20万字。
经过同志们共同努力，到1992年6月，完成了传记初稿，共56万多字。在写传的过程中，同志们有需要请示聂帅的问题，由我报告后答复。我记得，大家议论写聂帅要把握那些重点?最后都认为，一是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模范根据地，二是领导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闪光点。我向聂帅面报时，得到他的首肯。
传记初稿写成后，只留下魏老、我和王红云同志，别的同志纷纷离开传记组。经过我、王红云和魏老近一年的一再修改，1993年4月，共印了50份传记初稿，分送总参、总政、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央党校、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编辑部、毛、周、刘、朱、邓、陈6位领导人传记组、8位元帅传记组的专家学者，以及许多老首长、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征求意见。两个多月后，6月28日至30日，由北京军区首长主持，在军区招待所开了3天审稿会。上述单位的专家代表，原晋察冀和华北军区的老首长：薄一波、萧克、刘澜涛、王平、吕正操、孙毅、郑维山、袁升平、傅崇碧等共80多人参加会议。
审稿会上，大家对初稿总体上是肯定的，也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主要意见有：l、战争年代几个难以把握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后面写的8个专题方面)，认为有些写法不够妥当确切；2、个别史实有误或引文不当：3、体例上不一致，有的文学语言太多，有的又太枯燥，几个人分头写的痕迹太明显。会后，又由魏老主持，请国防军事卷编委会办公室的同志、当代中国出版社的责任编辑等同志一起，共商如何修改的纲要。改稿的主要任务又落到了我和王红云同志的头上。我们有的到中央档案馆查资料，有的再去听老首长们讲史实。改好一部分，就去征求有关同志的意见。这项工作，一直进行了将近一年才完成。
因为按中央和军委的规定，《聂荣臻传》须由北京军区党委审定后上报，到l994年5月，我写了一篇“有关《聂荣臻传》送审稿中8个重点问题的说明”，经魏老审改后连同送审稿一并上报军区党委。
我写的8个重点问题的原文是：
1、关于大相寺会议的问题。l936年5月的大相寺会议上，毛主席批评红1军团在拨兵问题上有本位主义错误倾向。聂帅在回忆录中作了说明，一面自我批评，一面说了林彪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写传稿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此事可以不写，要写也要把林彪的责任写清楚。按照写传一般不写别人的缺点，以及以写传主的优点为主，也要适当写传主缺点错误的原则，传稿中对此作了淡化处理，没有提林彪的责任。聂帅的检讨也只引了他回忆录中的一句话：“我知道这对全军也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所以，应该接受批评，我也作了自我批评。”我们没有查到毛主席批评红1军团的原话，但问题肯定是存在的。文革中聂帅被整为“二月逆流”成员后，要作检讨，曾征求过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提示的3个要检讨的问题中，就有大相寺会议时有本位主义错误的问题，因此传稿上不宜略去此问题。(魏老审改时把这个问题略掉了。我认为不妥，仍然上报了。)
2、关于1938年9月冀东撤退的问题。对此，中央的结论是很明确的，不存在争议，关键是点不点名的问题。聂帅曾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四纵队司令员宋时轮同志力主撤退，政委邓华同志开始时态度犹豫，在接到中央和北方分局的指示电后，邓态度明确，按指示办，宋仍坚持撤退。在聂帅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有的老同志曾提出应点宋的名。但聂帅认为，重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不点名为好。现在的写法是按聂帅的意思写的。
3、关于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的问题。这次反“扫荡”损失惨重，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对此各方看法是一致的，关键也是要不要点名的问题。聂帅曾说，╳ ╳ ╳同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及时分散和转移兵力，又没有反“扫荡”后重返冀中的打算和部署。但后来在回忆录定稿时聂帅不主张点名。现在的写法也是按聂帅的意图写的。
4、关于1944年秋季晋察冀分局高干会议的问题。这次高干会议的主要责任人是当时的代理分局书记程子华同志。会议的召开是中央决定的，但在聂帅缺席的情况下，对他作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批评。我们看过程子华同志1944年9月11日在高干会议上的发言。程认为l938年4月以后，聂帅错误估计了形势，过多寄希望于国际援助，因而产生了轻敌速胜观念，战略上过分强调了运动战，轻视游击战。这个结论性的意见，与晋察冀根据地斗争发展的史实不符，因而在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影响了高级干部之间的团结。高干会议以后，晋察冀领导过多强调了部队分散打游击，加强主力部队建设的努力也不够。致使抗战胜利时虽说部队有上百个团，但实际上大多是匆忙组织起来的新部队，战斗力较差，因而影响了解放战争的前期作战。对高干会议的问题，聂帅在回忆录中从总结经验的角度写了几句。目前传稿中的写法，原晋察冀的一些老首长没有提出意见，一般认为处理得比较妥当。但某些专业工作同志认为写法上似乎还可以淡化些，主要希望把批速胜论的内容去掉。我们认为目前的写法是合适的，不宜再简，否则难以体现历史的经验教训。
5、关于1946年3月晋察冀部队复员的问题。由聂帅拍板，l946年3月1日晋察冀中央局作出《关于部队复员的决定》。执行的结果，总计复员l0万人，占当时总兵力22.5万人的几近一半。此事聂帅在回忆录中作了说明。一般舆论认为，晋察冀一下复员这么多人，使解放战争的初期作战受了影响。聂帅在写回忆录时曾提到，对复员工作思想很矛盾，在执行中央指示与面对实际情况方面难以下决心。3月1日，周总理与军调部的成员到张家口，为此事，他在送代表团离张去机场时，找机会与周总理乘同一辆汽车，在汽车上问周总理，复员工作究竟怎么处理好?周总理回答，和平是大势所趋，可以按中央的精简指示办。于是他回来后当天就作了决定。我们认为，中央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回答，并不能说明聂帅在复员工作上没有责任，因而采取了目前的写法：一方面写明他“由于受和平思想影响较大，因此晋察冀复员人数较多，时间也较快，比起其他各区要突出一些”。另一方面又引用了其他几位同志的回忆，以客观地说明复员工作不当造成的后果，以及他的矛盾心理。这种写法，比聂帅回忆录更明确一些。
6、关于1946年秋的大同，集宁战役问题。目前的写法与聂帅的回忆录基本是一致的。原稿的撰稿同志，曾采取了略去这段历史的办法。我们认为，这是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仗没有打好的一段重要史实，聂帅的回忆是客观公正的，所以这节仍然保留，只是比回忆录简化了些。
7、关于1946年10月撤出张家口的问题。目前的写法与聂帅的回忆录是一致的，只是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另外，引用了聂帅在涞源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概括了晋察冀解放战争初期作战胜利不足的3个原因。撤出张家口，聂帅是报经中央军委同意的，与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这没有问题。但当时在晋察冀党政军干部中却有很大的争论，目前的写法对进一步统一认识有利。
8、关于1949年和平解放北平的问题。聂帅在回忆录里说，他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萌生于新保安、张家口解放之后，曾遭到林彪的否定，以后只得单独发电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对此，聂帅回忆录出版后，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与史实不符。我们在写稿过程中，曾采访了当时的华北军区作战处长唐永健同志、译电员柳鸣同志，他们都说聂帅的回忆无误。但除了1月14日的电报以外，我们没有找到聂帅建议和平解放北平的别的电报。所以我们在传稿中作了这样的处理：(1)提到他曾有过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不提电报建议，也不提准确的时间；(2)林彪的不同意见只一笔略过；(3)林、聂关于和谈的活动和上送的电报，有据可查的都如实反映。这样处理我们认为比较妥当。
北京军区党委对以上8点说明没有提出异议，《聂荣臻传》初稿随即上报，并很快获得军委批准。
《聂荣臻传》于1994年12月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2006年12月印了第二版，2007年5月第二次印刷。这3次出书，同样都没有注明印数。
1994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聂荣臻传》出版发行暨纪念聂荣臻诞辰95周年座谈会”，江泽民、乔石、刘华清、张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许多老同志出席了会议。
有了回忆录以后写传，有有利条件，但也增加了很大难度。从标题到内容、文字，如何避免重复或雷同，观点上又不要互相矛盾，都是问题。我作为统稿人之一，深感困难之大，只有努力学习琢磨。从帮助聂帅整理回忆录到写传，l0多年的时间，我给著名作家魏巍同志当助手，从思想政治观点到文字写作能力，学到了很多东西。魏老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的老知识分子，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人品，更是我学习的榜样，使我深受教益。
（作者系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任、正军职秘书、少将）



我主编《聂荣臻年谱》的简要过程

1993年5月，聂帅逝世满一周年，聂帅办公室宣布撤销。我于1993年2月晋升为正军职秘书，同年7月奉命离职休养。但当时仍有有关聂帅和聂帅办公室的大量工作要我做。1994年2月2日，军委办公厅程建宁主任、魏斯晴副主任和厅政治部董清福主任、厅老干部办公室翟秉印主任等来聂帅住地,对张瑞华同志进行春节慰问时，我当面请示，今后聂帅办公室的名义不能用了，但还有大量涉及聂帅或聂帅办公室的工作要做，我能否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的名义，对外写信或出面联系？程主任当即表示：可以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的名义对外。我理解这是一次授权。于是，在这以后，我就用“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秘书”的名义对外联系。我用此名义办的第一件较大的事情就是主编《聂荣臻年谱》。
为聂帅编年谱，我知道责任重大，工程浩繁，年谱的特点，又必须主要依据史料，要做到言必有据，才能提供信史，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作为在聂帅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老秘书，为有志于了解研究聂帅的同志提供翔实的史料，感到责无旁贷。而且通过帮助整理回忆录和撰写传记的工作，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史料，1988年我又编过一本18万字的“聂荣臻年谱”(1899―――1976年，简要情况我写了个编者附记，附本文后)，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于是下决心做好这项工作。
1994年12月，《聂荣臻传》出版发行后，1995年4月，我向军委办公厅程主任、魏副主任写报告：建议聂帅传记组即行撤销，由我负责，组织人员收集整理聂帅全宗档案，编写《聂荣臻年谱》。4天后，程、魏批准了我的报告，编年谱的工作，后又征得聂力同志同意。1995年6月，我接到《人民出版社》王乃庄社长的电话，要出9位元帅的年谱，并说陈毅元帅的年谱已经编完，正审查修改中，不久即可出版，希望我组织编写聂帅年谱。我当即答应。此后，我即先后向北京军区、国防科工委、军事科学院有关领导同志写信，调来了王红云(女、副师职)、周继强(正师职)、宋炳寰(正师职)同志，由我任主编，他们3位任副主编，成立《聂荣臻年谱》编写组，筹备编撰《聂荣臻年谱》的工作。王红云是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同志，工作热情，文字功底好，办事认真负责，我们在传记组长期合作得很好。周继强是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一室主任，对党史军史有研究，又是聂帅亲戚，我们早就熟悉。宋炳寰是国防科委的老同志，长期从事国防科技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又参加过《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的编写工作，对科技情况比较熟悉，我们早年就在国防科委共事。有这几位同志参加，我对编好年谱是很有信心的。
7月24日，年谱组4人开了第一次会议。大家表态，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并作了初步分工：我负责全书统稿，并编写诞生到大革命前、建国后在总参谋部、文化大革命及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新时期部分；周继强负责编写大革命时期和红军时期部分；王红云负责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部分；宋炳寰负责编写1956年—1967年主管科学技术工作部分(其中军事工作和“文革”部分由我负责)。
在会上我还强调了以下原则：1、要以档案资料为主，言必有据，上年谱的每一条，后面都要注明出处，力争提供信史；2、《聂荣臻回忆录》是经聂帅反复审查，又广泛征求有关领导同志及有关单位的意见后出版的，《聂荣臻传》是几经审查修改，经过军委批准后出版的，这两本书具有权威性，可酌情引用；3、重要史实和重大历史事件，都要与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对口径；4、风格和体例上都参照毛泽东、周恩来年谱写；5、要与收集整理聂帅全宗档案结合，尽量多收集有关聂帅的档案资料；6、科技部分注意保密，内容只写《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回顾与展望》等己经公布过的内容，没有公布过的要征得国防科工委保密委员会同意才编入。这次会议后，各人分头收集材料，编写初稿。
1995年11月，我代表编写组同《人民出版社》签订了出版《聂荣臻年谱》的合同。合同规定，聂帅年谱可编60—100万字，1998年底前交稿，由《人民出版社》负责审稿和校对。
第一个提供年谱初稿的是宋炳寰，1996年10月16日，他提交了1956、1957年的年谱初稿，1997年10月8日提供了1958、1959年的年谱初稿，并希望组织了解情况的同志帮助审改。我表示支持。1996年12月4日、1997年12月5日，在国防科工委会议室开了两次审稿会，听取曾在聂帅办公室工作过的老同志范济生、刘树、柳鸣的意见。他们提的基本意见是：年谱极大地丰富了聂帅回忆录和聂帅传记的内容，但，1、文字过多过细，2、把中央、军委研制“两弹”的决策过程和中苏科技合作过程和盘托出，保密方面会不会有问题？这些也是我对这4年年谱初稿的基本看法。到1998年底，宋炳寰编的初稿已全部完成，共53.6万多字。存在的基本问题仍然是上面两点。我提请宋炳寰大力压缩到30万字左右(最后定稿时宋共编了34.7万字)，保密方面的几个问题再与总装备部(此时国防科工委已撤销，成立了总装备部)保密委员会沟通一下。
1997年4月30日，周继强交来了全部年谱初稿，共约14万字(最后定稿时周继强共编了12.1万字)。6月18日至20日，我们集中在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开了3天审稿会。大家认为这部分初稿编得较好，有些地方精炼一下就可以了，这次比较集中地研究了编年谱的规范、体例、称谓和如何加注等方面的技术性问题。我参照《毛泽东年谱》《周恩来年谱》，共归纳了27个问题，并提出了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初步意见，于6月26日到《人民出版社》与王乃庄社长面商处理办法。王大部分同意我的处理意见，仅在数字阿拉伯文、中文如何运用，引号内的文电原文错别字是加注还是直接攺正(他主张直接攺，不加注)方面提出了不同意见。我回来后向传记组同志传达了王的意见，要求照办，从此统一了年谱的规范体例。
王红云编的部分年谱，因为她是在职干部，组织上经常交给一些工作，又承担了编写聂帅画传(以文字为主)主要撰稿人的任务，所以她的稿件交得比较迟，到1998年1月27日，才交来了抗日战争部分的年谱，到1999年4月27日才交完全部稿件。她的这部分稿件没有开专门的审稿会，主要由我把关，编写组成员集中时，有的问题大家顺便议一下。她这部分共编了25.3万字。
我编的稿件，从诞生到1925年8月部分，1949年10月到1955年部分，“文化大革命”部分，因为原来有基础，只是修改补充，比较顺当，于1997年9月4日全部交稿。同年10月20、22、23日开了3天审稿会。1976年到聂帅逝世部分年谱，因为是重新写的，花的时间比较多，直到1999年1月24日才编完交稿。当天，我感慨良多，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今天，已将我负责的部分年谱全部编完。心情轻松了许多，对我来说，完成了一项历史性使命。”我编的4部分，共26.7万字。
1999年4月6日至9日，我们请《人民出版社》的《聂荣臻年谱》责任编辑鲁静同志(女)一起，开了4天审稿会，共商了年谱稿修改补充内容。到5月30日我将全部稿件修改完毕，写了后记。6月1日全部交稿。《人民出版社》8月27日送来了全书清样，共98.8万字，分上下两册，我分送各人校对自己编写的部分，于9月10日校完交稿。同年11月5日，收到《人民出版社》送来《聂荣臻年谱》520套(共出版3000套)，赶上聂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的需用。面对印制精良凝结了我大量心血的《聂荣臻年谱》，我的心情极为自豪和激动，在写聂帅的道路上，我又迈出了一大步。
主编聂帅年谱，对我是一次重要的考验。虽然年谱组的同志大家都很努力，互相配合得也很好，任务总体上是完成得比较好的，但在主编过程中，我碰到了以下主要问题：1、1999年是聂帅诞辰100周年，按中央的规定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几经磋商，确定要进行13项纪念活动。这13项活动，每项活动几乎我都承担了协助有关部门进行组织协调的工作。其中尤其是聂帅陈列馆的建设、编写3本书(含年谱)和摄制6集电视文献纪录片《聂荣臻元帅》(每集长40分钟)的工作，牵扯了我大量精力。其他10项活动，我或多或少也要参与或提供咨询意见。我编年谱就是在这样繁忙之中抽空进行的。2、我任主编，别的同志的年谱稿，到我手里以后，每条我都仔细地尽可能查对原文，但有些原文本身就有争议，或字迹含义模糊不清，或与权威性史书口径不一致，难以处理，深感自己的党史军史知识少，功底差，困难重重。这些问题，只有依靠编写组集体讨论或向有关部门有关同志请教，予以解决。3、规范体例方面的问题比较好解决，但几位同志编的稿件字数都比较多，要压缩都不太愿意割爱，我只得规定字数，要各人自己压缩。
《聂荣臻年谱》出版以后，总体上反映是比较好的，但也发现了不少错漏的地方，只能在将来聂帅数据库电子版中予以补充改正。

附件：1988年，我应解放军全军军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主任刘玉润同志之约，曾编写了18万字的“聂荣臻年谱”，分上中下3部分，刊登在当年的《军史资料》第5至第7期上。当时我曾写了个“笔者附记”，附记说：“1980年，我即开始收集资料，为编写《聂荣臻年谱》做准备工作。l983年，《聂荣臻回忆录》出版，为《年谱》奠定了基础。《军史资料》从l988年第5期起，分3次刊登《年谱》(1899―――1976)到本期就结束了。在编写过程中，聂帅的优秀品德和丰富的革命经历，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年谱》大多是依据当年的文电、报刊、阵中日记和有关同志的笔记等原始资料整理的，也采用了聂帅本人或他人的部分回忆材料。抗日战争时期的歼敌数，大多是引用战绩公报的材料。因为历史的原因，这些数字有的可能有出入，只能作参考。限于综合能力，并避免前后重复，对聂帅的许多重要著述、文电、报告，在表达上难免挂一漏万。为聂帅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编年谱，深感责任重大，主观上是想努力编好的。由于占有的资料不全，有些资料互有矛盾，难于鉴别，加上缺乏战争年代的经历和党史、军史知识，《年谱》的谬误和遗漏定多，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帮助补充、修改，以便出单行本时更正。所提宝贵意见，通过《军史资料》编辑部、北京军区政治部‘聂帅传记组’或军委办公厅转我均可，并预致谢忱。范济生同志帮我整理了l949年到l960年的聂帅活动大事记初稿，使我在编这段年谱时走了捷径。‘聂帅传记组’的同志，为我积累资料和素材，多方面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这个附记，确实体现了我编聂帅年谱的心情。

（作者系原聂帅办公室负责人、正军职秘书、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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