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彤东：一个老右派对新左翼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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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第12期，基本原文刊出，题目改成了“思想纷争的规则前提”。本文试图批评一些自由派对新左翼的批评，但同时解释了为什么新左派容易滑向专制和国家主义，并指出新左翼对新左派这种危险倾向上的防范作用。)


　　当初还在波士顿求学的时候，2000年前后，我遭遇了一位在哈佛燕京访问的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在我对他的“自由主义”有所微词之后，他迅速地给我贴了个标签，“你是个新左派!”我回应说，“不不不，我是个老右派。”这么说，一个是调侃他的标签，一个是因为，我自己倾向儒家的政治哲学，而我理解的儒家，在对平等的态度上，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都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右派，并且孔子很老，所以老右派也不全是玩笑。

　　不过，当时在中国轰轰烈烈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斗，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用词首先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中国的所谓自由派，往往是自由放任主义者(libertarians)，其实这些人在美国政治里面，往往隶属常常与美国的所谓保守派纠缠不清的共和党。其激进的一支，即现在闹得很欢的茶党(tea party)。而美国被叫作自由主义者的(liberals)，往往是支持通过政府干预达到社会公平的，一般隶属于民主党。这倒是与中国的新左派比较接近。

　　当时，我对中国的新左派印象更好些。这是因为在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自然而然地会成为自由主义者(尽管党国教育所意图的是相反的方向)。因此，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很多都是有一些很简化的自由主义信条，而对这些信条、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的人。相对而言，统计上讲，新左派有反思精神的人就多些，因为成为新左派就要背叛那些“自然而然”的想法。他们的观点，作为一个老右派，我虽然不同意，但是会觉得要有意思一些。我当时就写过一篇文章指出，首先，尤其是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好像更喜欢给别人贴标签(比如上面我提到的那位朋友)。别人一挑战他浅薄的自由主义，他就要给别人扣上反自由、拥护专制的帽子，口诛笔伐，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可谓自由主义小将。其次，我当时理解的新左派，其实也是拥护宪政、基本人权的保护，等等。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果中国的自由派与新左派其实都拥护宪政与法治，都拥护人权的保障，而中国的现实是宪政与法治都未充分建立。那么，与其内斗，不如先同仇敌忾，与中国意义上的保守势力斗争。在宪政实现以后，新左派和自由派在宪政的框架下，再去讨论是政府放任更好，还是政府干预以达社会公正更好。

　　但是，我对新左派的相对好感，在近几年消失了，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或者蜕变成了国家主义者，或者蜕变成了毛左。我以前常常为他们辩护，说自由派说他们拥护专制是误解、是扭曲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现在确实蜕变成了反宪政、反普适价值的一派。在“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东方早报》2014年4月6日)一文中，陈冠中指出，一种对哈耶克的理解是，他把福利国家看成是极权政府、看成是希特勒，但是并不觉得皮诺切特的独裁军政府是。乍一看，这确实不公平。但是，至少笔者拍拍脑袋想想，好像右翼独裁政府(国家强力支持经济自由化的同时，忽视平等问题，对工人和左翼人士暴力压制，并且控制言论，等等)颇有些后来演变成自由民主政体的(南朝鲜、中国台湾、智利，等等)，而左翼政府，有的好像更多是向相反的方向演变。中国的新左派的演变，也为此提供另外一个例证。有人经常攻击美国政府选择性地干涉专制政府，对皮诺切特这样的人容忍，但是对格瓦拉这样的压制。美国政客，比如基辛格这样的，给出的一个理由，也恰恰是我上面的观察。即在两种专制政府里面，右翼是两害相权比较轻的那个。那么，这种左右翼的区别，如果是真的，原因是什么?我想，这是左翼人士需要回答的问题。我自己的推测，左翼往往希望通过加强政府来实现平等与公正，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乃至工业化之上的现代性有很大的怀疑。通过对自由市场的怀疑，他们容易滑向对自由、人权、法治的怀疑。对国家的期盼，容易让他们变成国家主义者。他们的逻辑是，没有强大的国家保障，其他一切都是胡扯，于是蜕变成国家主义者，用最终的目的来为当前行恶政的国家辩护。甚至，他们在市场经济竞争和其他大国的压制下，对在努力实现法治的同时，在法治的框架下按规则争辩这一理想，失去了信心与耐心，成了要打碎资产阶级法权的毛左。左翼自由主义者，一旦没了对法治与宪政的认同，就很容易滑向激进左翼。右翼主义者的这种危险好像就要小些。哪怕是右翼专制主义者，他们还是相信自由市场一类的价值。某种意义上的自由，与左翼不同，是建立在他们思想内部的。中国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中国没有健全的宪政与法治。在西方，左翼总是被宪政约束着，如果蜕变成激进左翼，往往就退出了主流学界。而中国学者在山寨西方的新左思潮的时候，并没有后者认为天经地义的一个根本条件(法治与宪政)。在或是没有理解新左的这个条件，或是没有这个条件约束的前提下，中国的山寨新左们就更容易出问题。(类似地，西方的左翼主义者，在没有理解他们所在的国家和没有宪政民主国家这一关键差别的前提下，对后者中的左翼分子，持着错误的同情、甚至崇拜——60年代末西方学生运动中、直至今日有些西方左翼对文革和毛的同情与崇拜即为一例。)

　　因此，左翼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中国的新左翼，就要更加强调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的重要。这里的这些大词，其实背后就是一点很浅白的想法。即意见与政见的不同，要在一定游戏规则下展开，不要你死我活。我们要学会在海上的一艘破船上修补这艘破船，而不是要把它砸了。砸了，进水的破船没有了，我们的全身就都泡在水里了。(包括毛左在内的激进左翼就是要砸船的人。)同时，左翼自由主义者，在另一个意义上也肩负着防止激进左翼的责任。激进左翼的根本观点，是市场经济、法治、宪政、现代性等游戏规则是根本不公正的，无法从内部修正的。因此要彻底打碎了重来。而左翼自由主义者要做到的，恰恰是在这些游戏规则内部实现公正。并且，在社会道德层面，激进左翼以及其他反对以工业化、资本主义为代表的现代性的知识分子经常攻击自由主义不讲、否定道德。这种观点在中国尤其流行(中国的施特劳斯派也强化了这种对自由主义者的肤浅理解)。但是，我在其他地方讲过，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自由主义、尤其是西方近几十年自由主义的发展的极端无知的基础上的。西方很多自由主义者意识到古典自由主义的去道德化是当代自由民主社会很多乱象的根源之一。因此，从英美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罗尔斯、欧陆的哈贝马斯、到批评罗尔斯的社群主义者，他们都在强调道德的重要。(甚至美国意义上的左派(这些人比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要更激进)，比如Cornel West，一方面他跟美国的施特劳斯主义者Harvey Mansfield是宿敌，但另一方面他对美国学界对道德的回避不满，并向我表达过对我的一位老师、一位施特劳斯的学生，Stanley Rosen的欣赏。)上面提到的周濂与陈冠中的对谈，二位对谈者也强调了传统自由主义的局限，强调了左翼自由主义对道德的重视。因此，在现代性、宪政的游戏规则内部建立一种讲道德、追求公正的自由左翼(“新左翼”)，对防范国家主义左派、防范毛左，至关重要。

　　最后，我想说，在那篇对谈里提到了右翼，但是二位对谈者没有提到右翼的重要的一支，即笔者文章开始讲的老右派。按我的理解，早期儒家的立场，非常“奇怪”。一方面，他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善，这与新左翼接近;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支持藏富于民的自由经济政策，这又使他们与中国的自由派有了共识的可能(自由派经济学家盛洪同时又从儒家里找到思想资源，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一方面，他们强调道德对人之为人的首要性;但另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需要的满足，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我们先要满足人的“猪权”，然后才能进一步使他成为人。与此相关。他们一方面认为人可以靠自己的道德意志，在困难的条件下保持自己的道德;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置人民与水火、从而导致人们犯罪的政府是有责任的。这同时抢用了美国保守主义者关注个人道德、自由主义者关注经济条件的话语。最根本的是，早期儒家一方面认为人生而平等，皆可以成尧舜，并且政府要为每个人成尧舜制造条件，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政府的干涉总是有限的，现实中人是注定要不平等的。如果是这样，与其再继续地人为地消灭不平等(这是做不到的)，不如寻找到一种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下，弱势群体得到最好的保护。这是他们想法里最不左的、最右的一点。(当然，像罗尔斯这样的美国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也通过差异原则，在经济上拥抱这种立场。)把这种想法应用到政治，就是笔者最近不断阐发的儒家混合政体。即加强民主政治里的精英主义成分，通过教育和制度设计，在承认这些精英的地位的同时，让他们为弱势群体服务。把这种想法应用到经济，就是在认可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同时，通过道德教育和制度设计，让市场中的精英照顾弱势群体。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左派，互相斗得你死我活，但在反传统、反儒家上却常常能同仇敌忾。但是，按本文的观点，新左翼、自由派、儒家(老右派)应该精诚团结，先共同实现大家都想要的宪政与法治，之后，我们再在这个游戏规则下一起认真地玩儿。这里所谓“认真地玩儿”(play)，就像我们的体育竞技一样。一方面，它有战争的影子，它是认真而投入的，以输赢为目标的，输了的要去场边歇着;一方面，它又并不消灭敌人，场边的输者，将来还能回来再战。我希望，不同的学派，能达成对认真地玩儿、对追求这种认真地玩儿的实现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