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贤“银花赛”：20世纪50年代农村妇女的性别分工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17 09:34:51

作者：高小贤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选择5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场以妇女为主体的劳动竞赛——“银花赛”，通过大量的口述访谈和文献档案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伴随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人人皆知；妇女被最广泛地动员起来——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完成了从家庭领域走向社会化生产的过程；一场伟大而短暂的社会试验——人民公社的“食堂化”、“缝纫化”、“托儿化”等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企图“彻底解放妇女”。整个50年代看起来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着妇女解放的伟大实践。而这一切至今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和妇女运动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总结和研究这段历史，对今天的妇女研究和妇女运动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以往关于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通常离不开一些重大的“革命叙事”。本文选择了一个小的侧面——“银花赛”，陕西关中地区农妇女被动员参与到棉田管理劳动这一过程，来分析这场社会动员背后的多种因素，呈现国家的经济政策如何与妇女解放的策略交织在一起，如何在推动妇女走向社会的同时制造并维持了社会性别差异和社会性别不平等。
本文所用的资料有三部分：档案资料，包括省、县档案馆里所存的50年代妇联的档案；图书资料，50年代国家及省级各大报纸、妇联系统出版的刊物、书籍；口述资料，作者自1993年起先后在关中地区的西安市、渭南市（原渭南地区）、咸阳市等地做田野调查，访谈了4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其中包括普通农村妇女、当时著名的植棉劳动模范和省、县级妇联干部及农业、卫生系统干部[①]。此外，作者本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关中农村当知青时，也目睹和参与了这场运动。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一位很有影响的植棉模范（后来到公社、县上当了干部），听到了很多关于她及银花赛的故事。作者也曾亲身参与、组织过一个务棉专业小组并被当地政府多次评为先进。

一、“银花赛”的起因：棉花产量的压力和经济利益的趋力

“银花赛”是陕西省妇联在关中一带产棉区发动农村妇女参与棉田管理、夺取棉花丰产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它始于1956年，50年代末— 60年代中期形成高峰，文革后的70年代再度兴起，一直持续到80年代初。1956年4月，陕西省妇联在渭南县主持召开了“陕西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正式掀开了这场劳动竞赛的序幕。
这次会议是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召开的。尽管从1943年延安时期起妇联的工作方针已经被确定为“以生产为中心”，但在这次会议之前，陕西省妇联还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实质性地介入到农业生产之中。省妇联主任在大会的讲话中检讨道：“过去我们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差，从现在起必须改变以往那种工作作风，从思想上把这项工作重视领导起来”（海涛，1956）。不仅是这次大会，以后在银花赛的各个重要环节，都有陕西省委的批示或支持，正是因为有来自陕西省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银花赛才搞得轰轰烈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影响。1958年作者还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时，就知道张秋香并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张秋香而兴奋不已。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省委和政府要指示妇联发动一场空前规模的以棉花丰产为目标的劳动竞赛呢？这里，需要对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所认识。

（一）经济的驱力：国家、农民都对棉花发生了兴趣
建国初期，特殊的世界政治大环境使得中国政府工业化发展计划不能走吸引外资的道路，只能靠自己的积累、特别是靠农业的积累来发展；再加上随着战后经济的复苏，人民群众的需求和购买力也在增长，这两个方面都刺激了对棉花的需求量的增加。尽管解放后棉花连续丰收，1951年产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如以战前产量最高的1936年为100，则1951年为123，1952年为152，1953年为139。棉花的大量增产使棉纱和棉布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对机织棉布的消费量也在逐年增加，1950年为11.99市尺，1953年已经增加到23.08市尺。同上年比较，各年的市场棉布供应量增长比例是：1951年33.47%，1952年17.18%，1953年47.8%（薄一波，1991：272，273）。棉花产量的增长远不能适应社会对棉花棉布需求的增长，为此国家采取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限制棉布的供应，1954年7月13日，中央批准中财委关于改变棉花购销制度的建议，9月9日，政务院第224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关于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即统购统销（薄一波，1991：273）；二是增大棉花产量，1955年国家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规定：“在十二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十五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关中地区历史上就是全国主要的产棉区之一，棉花品质较好，但建国前产量一直很低，1949年平均亩产只有26斤。1956年是实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第一年，国家给陕西省的棉花生产任务是：棉花种植面积扩大50万亩，达到471万亩，总产皮棉283万担，亩产皮棉平均要达到60斤，比1955年提高50%以上，同时，要在泾阳、渭南等11个县培植66.5万亩棉花大面积丰产田，亩产籽棉要达到350—400斤[②]。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陕西省政府提出开展棉花增产运动，在全省范围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
扩大棉花生产的计划正好也和合作化以后农民增加收入的愿望相吻合。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进入中国形成的买办工业，洋务运动以后官僚资本的形成，以及城市以轻纺、食品为主的民族工业的兴起，促使中国农村种植结构不断调整，农产品商品率增加。比如国际需求刺激了茶、丝、棉、糖、花生和大豆几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到20世纪20-30年代全国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业种植区域，如苏、鄂、鲁、冀、豫、陕、浙为主要棉产区（黄宗智，1986：124页）。棉花成为关中棉区农民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因为棉花的价格高于粮食作物，当地农民中流传着“要发家、种棉花”的民谣（陕西省农业厅档案，1952：194-8）。
新中国成立之后，棉花因其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受到政府的重视。“棉花不仅是纺织工业的重要原料，而且也是国防工业和化学工业必需的物资之一。比如制造飞机、汽车的轮胎、绝缘材料以及人造丝等，都需要棉花。……因此，大力增产棉花，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重大事情，也是我们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项重大任务。”（谢怀德，1956）。建国初期，政府为刺激棉花生产制定了粮、棉比价。1950-1955年的粮棉比价在6.8-8.5之间波动，即0.5公斤棉花折合小麦3.4-4.25公斤，均高于当时劳动力水平下的粮棉比价的应有值1：6.5，促进了棉花生产。1956年统购统销以后政府不再公布粮棉比价，但粮棉比价一直对棉花生产起着重要影响。以1956年陕西为例，每50公斤小麦的平均价格为10.05元，而50公斤的标准级棉花的收购价格为78.35元，粮棉比价为1：7.8（《陕西省志·物价志》106页），棉花的价格优势显而易见。因为种棉花比种粮食价格合算，这是当时政府号召种棉花、农民也愿意种棉花背后的经济趋力。
棉花有多种用途，正如农业干部常说的“浑身都是宝”：棉籽可以榨油，油渣是上等的肥料，棉杆可以当柴烧等。关中地区菜籽产量不高，群众的食用油主要是棉籽油，烧的柴火也主要靠棉秆，这也是农民愿意种棉花的原因。

（二）棉花丰产需要推广新技术，而新技术推广是需要投放大量的劳动力
关中一带解放前棉花种植管理上相对粗放，每亩留苗仅2000-3000株，很多地方实行带铃壳摘花，即棉桃没有畅开之前带铃壳摘回，待晒开后再慢慢收花。要想在短时间里提高棉花单位面积的产量翻一番的任务，就必须改变这些粗放式经营方式，学习、推广新技术。因此，1956年的棉花增产运动，省委提出的口号是：“扩大棉田面积，改进植棉技术，提高棉花产量”（唐洪澄，1956）。
棉花是一项技术要求较强、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的经济作物，一方面要为棉花生长培育良好的环境，通过中耕、施肥、灌溉等，供给棉花生长必需的水分和养料，通常需要除草6-7次，灌溉6-7次，追肥3次；另一方面是要控制棉花的生长，如整枝、打卡等，使棉花植株按照人的要求生长结桃，避免棉花疯长，耗费养料，仅棉花整枝就有4项：捋裤腿、打赘芽、打群尖、打顶枝。棉花出苗后地里就离不开人，生长中的每一个过程中都要有人照料，是相当耗费劳动力的。新的棉田管理技术推广更是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例如，仅从密植一项来看，水地每亩要求留苗6000-7000株，比以前翻了一番，这意味着田间管理的劳动量也需要增加一倍，如果再加上棉田面积的扩大，田间管理要求增高等其他的新技术的推广，完成1956年棉花增产任务的一个首要条件是“必须大量的投放劳动力”（唐洪澄，1956）。

（三）妇女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受到政府的重视
从哪里动员这样多的劳动力呢？政府将目光移到了妇女。关中一带农村妇女解放前多数不参加田间劳动，她们主要是在家里从事纺线、织布等家庭副业——这在当时也是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解放后，在妇女解放、劳动光荣等意识形态的宣传动员下，特别是互助合作、农业社建立以后，劳动工分逐渐成为内部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妇女参加田间劳动的人数多起来，但至1955年时也未普及，从一些农业社的统计来看，当时妇女全年参加田间劳动的时间只有30-50个劳动日，而1956年目标要求提高到140个[③]，由此政府认为“妇女劳动力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1956年春季雨水较好，棉田播种面积扩大的任务基本完成，棉花出苗状况良好，播种之后，棉花能否丰产就要看棉田管理了。为动员妇女大规模的参加棉田管理，包揽新技术推广后棉田管理的大部分活路，棉田管理被当作是一项“适合妇女特点的”劳动得到各级政府和妇联的强调和宣传。这也是陕西省委指示省妇联召开“妇女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的初衷和背景。
会议历时5天、盛况空前，来自关中11个县的农业社主任、生产队长、植棉小组长和组织领导棉田管理的妇女干部近700人参加。大会有三个层面内容：一是社会动员：省委、省妇联的领导高度强调了棉花生产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意义，以及棉田管理是如何“适应妇女特点的”；二是学习棉田管理技术，农业厅厅长谢怀德的近7000字的讲话稿通篇都是关于棉花种植技术的，从选种讲到拾花，包括棉花生长的全过程，一个完整的棉花种植技术培训；三是以张秋香为代表的植棉模范的经验介绍，这些经验主要是棉花作物具体技术，也包括一部分为推广新技术与保守势力作斗争的内容。到会的674名妇女代表向省委递了保证书：“争取把间苗、定苗、浇水、除草、整枝、打卡、防虫和拾花等工作大部分由妇女包下来，……让植棉区的每个妇女全年至少做到140个工作日，我们还要开展社与队、队与队、组与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劳动竞赛，看谁把棉花务的好，看谁把棉花收得多。”（参见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1956）《陕西日报》并就此发表了《积极支持和帮助妇女学习植棉技术》的社论（陕西日报，1956年）。
之后，组织妇女学习棉田管理技术，发动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竞赛便成为各级妇联的一项重要工作。195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发出了“推广张秋香植棉经验”的指示，省妇联提出“学秋香、赶秋香”的竞赛口号。1959年4月，关中地区“秋香田”进军大会在渭南召开，来自关中19个县的485名秋香田的妇女组长参加了会议，7月15-18日，农林厅、省妇联召开关中地区的棉花保蕾保桃现场会，参加会议的有县长、农村工作部、农林水牧局和妇联的负责人。
向张秋香学习的劳动竞赛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58年有17665个植棉组参加了竞赛活动，全省棉花平均亩产56斤，创历史最高纪录。1959年在“鼓足干劲、再赶秋香”的口号下，百万妇女搞起100.24万多亩棉花丰产田。这一年全省发生几十年未有的大旱，但全省棉花的单位面积产量仍接近58年的水平，平均亩产50斤，其中亩产皮棉百斤以上就有103万亩，占棉田总面积的23%，这都是妇女务棉专业组的功劳（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 2001：174）。
在劳动竞赛中，涌现出不少的妇女劳动模范，其中以渭南地区的张秋香、山秀珍、曹竹香、薛俊秀、高贞贤五位影响最大，受当时一部很有影响的电影《五朵金花》的启示，被妇联誉为“五朵银花”。1962年3月7日《陕西日报》刊登《五朵银花喜迎三八》文章，介绍这五位妇女植棉能手的事迹，“银花赛”也因此得名，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二、    张秋香的经验是什么？

这场历时20年的劳动竞赛自始至终是与几位妇女植棉能手的名字相联系的，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要数张秋香了。张秋香作为一面学习的旗帜飘扬了20余年，那么，什么是张秋香的经验呢？换句话说，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中，要让广大农村妇女向张秋香学习什么？
不同时期张秋香的事迹和经验材料中有不同的重点，妇联干部和农业干部也有不同的说法，主要集中在两点上：

（一）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
张秋香是渭南县八里店农业社的副主任，1955年响应政府号召带领6名妇女搞起棉花丰产田，第一次开始学习种棉花，当年就获得亩产籽棉1225斤的历史最高纪录。张秋香解放前不曾种过棉花，她的种棉花的技术和经验又是从何而来？
几乎所有的劳动模范在访谈中都提到农技干部在植棉技术上给她们的指导和帮助。从妇联干部的访谈中也了解到，当时这些劳模所在的农业社都有政府派去的干部——包括农业技术干部长期驻守。这些技术干部除来自地方农技部门外，还有省上的、农业大学的、甚至中央部门的，山秀珍特别提到她借去北京开会之机还专门去感谢在她们村住过队的农技干部呢。
赵秋香出了名后，她的经验材料特别是1958年推广的材料中，几乎都是关于棉田管理知识的介绍，写得非常专业，很难使人相信是出自这个识字不多的农村妇女。既然这些关于棉花管理的技术，都属农业技术干部传授的，为什么不直接由他们来做新技术的宣传和推广呢？
这里需要对政府的劳动模范运动有所介绍。劳模运动产生于延安大生产时期，劳模的作用毛泽东曾概括为“桥梁、骨干与带头作用”，陈云在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会上说：“英雄所以可贵，就在于他能联系群众，把领导机关的意见和指示，通过群众的经验，变成广大群众的意见，使广大群众行动起来”（转引自陕西省农业厅档案：《陕西省劳模运动概况》，1952）。对于劳动模范的作用，山秀珍在访谈中也说道：“大田的棉花组也多，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几个人一组。我这个组就是总结出经验，叫其他的组长都来学，在大田推广。”
张秋香等劳动模范在农业技术干部的指导下，掌握了新的棉田管理技术，并且在实践中根据当地的实际条件创造性地发挥，并融入了自己的经验，被誉为“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先进技术与农民经验相结合的植棉经验”（《人民日报》，1958年6月29日）。这些经验对广大农民来讲，是看得见、摸得着、学得来的经验，因而推广起来阻力小、见效快。1958年有4000多名“秋香田”的组长、12万男女社员先后参观秋香丰产田。1959年召开的张秋香务棉经验现场会，参加群众约17万人次（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2001：173）。如此规模的学习参观活动，无疑对新技术的推广、棉花产量的提高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银花赛就是这样一个通过劳动模范的经验和示范作用不断推广、学习新技术的过程。这些劳模和劳模的经验是建构起来的，各级政府和妇联干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从（19）55年开始，（省妇联）陆续有人在那里（注：指张秋香处）下乡。我是（19）59年在张秋香那里蹲点，和另两个同志在张秋香那里住，还有两人住在薛俊秀那里。……那个时候的张秋香连话也说不了，把她的经验总结不到一块，是咱妇联的同志一起到她那儿，帮她总结、整理的。……我们和她们一块参加劳动，参加棉花生产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帮她回复各地给她的来信，那时全国各地给张秋香的来信特别多，每天都几十封，有的是要棉花种子的，有的是要务棉花经验的，我们就帮助她回信答复。……张秋香既不识字，又不会说话，不会总结自己经验，问她务棉花的经验，她说就是喔种好，按时锄好，打卡好就对了，硬是咱们妇联同志从她的那些话中掏出来，提炼出来（W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还有，棉田管理的新技术推广选择妇女为带头人，可能还因为妇女以前较少参与棉田管理，没有一些旧有的框框和经验的限制。在劳模初期的事迹介绍中很多都谈到如何与村上的保守势力作斗争，说明当时新技术推广在农村还是遇到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村上一些年龄大的、以前有种棉花经验的男性农民。妇女从来没有种过棉花，初参加生产充满“被解放”的热情，是合适的新技术推广的带头人。
五朵银花之一的高贞贤回忆道：

那时我把眼角都熬煎烂了，人家棉花的疙瘩咋不落呢？咱的棉花长的这么大，可疙瘩一个劲落呢。人家说要给棉花点白糖，我就买了几十斤白糖，可怜的热的，给棉花一个一个的上，人家说是给棉花授粉呢，可点上糖还是落呢。那时在这儿住的是县棉花站一个姓魏的。那年棉花出的好，长的美的很，下一夜霜，第二天都给蔫了，把我急的，这可咋办呢？到家给娃把奶一吃，骑上车就往县里跑，把魏主任寻着，把他叫到我那地里，他一看说是棉花让霜给杀了，要打药呢，为这我还跑到张秋香老师那儿，说是要打波儿多液（一种农药名）呢。后来结的棉花疙瘩这么大，1亩地产了301斤。从那以后产量就上去了，群众也放心了，张贞芳（务棉组的成员）他大（爹）跟她四十天没说话，这回才说了：“还是高贞贤口外棉花能行”。（高贞贤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贺萧，1997）

（二）妇女务棉专业组：一种联产承包制的劳动组织形式
与每个劳动模范名字相联系的，还有她们背后的一个集体——植棉小组，如张秋香植棉小组、张桂芳9女务棉小组等等。20年中，劳动模范的名字在更换，可务棉组的形式却始终没有变化，一直存在着。在棉田管理中如此高的组织化程度，除1958年的大炼钢铁外，在其他类型的作物管理和劳动竞赛中，特别是男性在其中占多数的行业，包括兴修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中都不曾见到。
为什么要通过小组的形式将妇女组织起来管理棉田呢？
1.便于学习新技术
1996年我和美国学者贺萧在渭南市做田野调查时，召开了20世纪50年代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她们回忆道：

为了完成当时的生产任务所采取的措施，一个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将分散的妇女劳力组织起来，编成棉花作务小组，选出组长，组长的任务就是安排活路，带领妇女参加农田管理，组织妇女学习科学技术，那时农技部门发的务棉材料多的很，妇联的一个任务就是配合农技部门组织妇女学习技术，再就是推广先进经验。

2.推行承包制，加强劳动的责任心
当年一位农林局的负责干部解释道：

张秋香经验有它的特殊条件，产量高的原因，一是接受新技术，采取合理密植等一系列的新技术；二是发挥了妇女作务组的作用。锄草、间苗、打枝等都采取小组承包，责任心强。这一套组织作用很大，如果大兵团作战，新技术不容易推广，也发挥不了作用。务棉小组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加强了责任感。务棉小组在当时，除过没有包产外，其他都承包了，专业组又将棉花分成行，责任到人，在作务（陕西方言，指与棉花生长有关的劳作，下同--本文注）上是责任到人了。张秋香的经验主要是专业组，将政治教育和加强责任心结合起来，调动了积极性，有了这个前提，才能有技术推广。（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3）

张秋香务棉小组推行承包责任制的做法，在1958年省农业厅编辑出版的《九员女将务棉立奇功》一书中也得到印证：“为了保证作务质量，采取了‘分户包块、以人保行’的办法，进行彻底包干负责到底。”（第2页），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的《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材料选编》一书中关于张秋香先进事迹的介绍中有这样一段话：

早在50年代末期，张秋香就创造性地在作务组里暗暗推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具体的办法是：按人分行，插牌标记，责任到人，一包到底，按产记工，多劳多得。后来这种办法还不断完善，一直沿用了几年时间，而且成为夺取棉花高产的法宝之一。（485页）

那么，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张秋香个人的创造呢？还是按照政府或某个干部的授意去实践或推行的呢？张秋香已经不在，很难考证。但从下面陕西省妇联副主任海涛在1956年召开的“棉田管理经验交流大会”的一段讲话中可以看出，当时政府在棉田管理中是大力推广承包形式的：

第三，做好广大妇女参加棉田管理的承包工作，这是发动妇女力量的主要关键如何进行承包呢？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建议农业社领导上，把男女劳力精确统一计算，统一规划，就是所有的活路，按男女劳力的技术高低、体力强弱和耕作难易等情况进行站队，男女分工。……全部棉田管理工作以组为单位，固定包给妇女，以加强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责任心，保证质量，便于检查，还要做好验收工作和奖惩工作。（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21）

3.加强对妇女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管理

当时有的妇女怕下苦，不愿下地劳动，有的就拿娃娃有病作借口，有人就编了顺口溜，娃娃是把伞，又挡日头又遮拦。我们主要靠妇女组长去做思想工作，那时培养的妇女组长多的很，我们下去工作也好抓。
在棉花的采拾阶段，防止棉花流入自由市场，教育妇女向国家多交花，交好花，不准偷偷摸摸。我们在大荔县抓了一个村，一天交了1000多斤，效果很好。县委在全县推广，那一天交了几十万斤吧，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这说明在棉花开花时节，棉花的流失量很大，必须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渭南地区老妇联干部座谈会”录音整理，高小贤、贺萧，1996）。

由此看来，务棉小组既是学习推广新技术的载体，又是加强劳动管理和思想管理的一种组织形式。
我一直在寻找它作为“妇女组织”的痕迹和意义，但始终没有找到。尽管它是由清一色的妇女组成，但却很少涉及与妇女权益、妇女发展有关的话题，初期还有一些同工同酬的讨论，以后除了棉花丰产这个目标和话题外，几乎不涉及其他。

三、    种棉花如何由男人的活路变成了妇女的活路？

（一）促使妇女参与棉田劳动的因素
关中地区种棉花的历史悠久，解放前主要是男人的活路，妇女参与的很少：

旧社会关起门来妇女谁家都不能去。回娘家时这个门出（注：指婆家），那个门进（注：指娘家），一满子不出门。只要出门就得穿上裙子，不穿裙子村上人就笑话认为是“精沟子”（注：指光屁股）。那时家里有雇工的，妇女都不去地里做活，家里没有雇工的，到收花时妇女也要去地里，把桃子挦回来，放在院子晒开一点剥一点。去时要穿上裙子，到了地里把裙子脱掉，回来时再穿上。那时棉花种得不多，也不打尖，不脱裤腿，光打顶，产量不高（YZX访谈资料。访谈者：高小贤，2003）。

妇女参加棉田管理开始于1953年，到1956年时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有两个因素促使着这一变化的开始：
一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动员。20世纪50年代的一个特点是政府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劳动光荣”、“走出家庭”、“妇女解放”等成为50年代的社会主流话语，并且通过各种方式成功地使之渗入大众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积累了许多丰富的发动群众的工作经验，解放初期在发动和动员妇女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如培养积极分子、表彰劳动模范等，发挥她们的组织带头作用，逐渐团结、吸引妇女参加农田劳动。
为了调动妇女的积极性，这一时期无论是妇联还是政府都比较关注同工同酬问题，棉田管理中基本实行的是定额制，与男人做同样的活可以挣到同样的工分，做得好的工分还可以挣得比男人高。张秋香、曹竹香当时的经验材料中也都提到如何为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省妇联干部回忆曹竹香当时的情况说：

她领导的男女一起下地，结果给男的记的工分多，给妇女记的少，她不同意，说要同工同酬，那些男委员就说，给你一个同工同酬了，还把你喔些（注：陕西方言，指“那些”）婆娘们都同工同酬，哪一个能比上你？而哪些妇女呢又说：你这阵子当了领导了，可把我们给忘了。把曹竹香夹在中间，说不清的难处，回家就哭，这些我们和地委农工部作了研究，地委办公室和农工部还专门发表了文章，把咱们(指省妇联)对这的总结发了通报，支持了咱们（W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但即使这样，妇女参加田间劳动作为一个新事物还是遇到了不少的阻力：传统习惯势力的抵触、棉田管理的辛苦、与家务劳动的冲突等，到1956年时，妇女参加田间劳动无论从人数上还是时间上都是有限的。（陕西省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印，1956：8）
二是分配制度的变革，这个影响因素是刚性的。互助组、初级社时，劳动工分在分配中作用逐渐增大，到高级社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完全实行按劳动工分分配，不仅是钱、包括粮食也是按劳动工分分配。这样的分配制度使得一个家庭收入的多少和生活的好坏，就完全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和工分挣得多少。这时，不管妇女是否情愿去农田劳动，也不管家庭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做饭、带孩子等一系列的家务劳动问题，为了有粮吃、有钱花，缺乏劳动力的家庭的妇女无选择地参加到农田劳动中去“挣工分”。在产棉区，妇女由选种、间苗、定苗开始，逐步扩大到棉花的田间管理中，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活路。参加棉田管理劳动对妇女的影响农业干部如此说：

当时关中有些地方是人多地少，农业社有些人没有活干。组织妇女务棉花，使得妇女参加劳动合法化。当时凭工分吃饭，靠的是农业社。妇女有活干，多劳多得，就如现在的劳动就业一样，有活干就有了工分（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3）。

（二）男性是如何退出的？
在1956年以前，妇女尽管进入了棉田管理，但男性并没有完全退出，当时政府的提法还是“发动男女棉农，学习与推广当地的外地的适合自己农业社具体情况的可行的棉花增产先进经验”（唐洪澄，1956）。但也就是从1956年开始，男性急速地推出了棉田管理，到1958年时就基本完成了这个转变。
在这个过程中也遇到男性的阻抗，1956年《陕西日报》的社论《积极支持和帮助妇女学习植棉技术》中指出：

农业社的男社员、特别是高级社的男社员，担心女社员担负起棉花作务中的大部分活路，挣得了劳动日，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对妇女参加棉花作务表示冷淡，甚至责难和拒绝。这种情况，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必须认真解决。

如何说服男性退出呢？《西北妇女画报》—— 一份面向西北农村、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登载的标题为《拾棉花》的连环画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过程。故事讲的是一个丈夫不服气妻子因摘棉花挣的工分比自己高，也跑到地里去拾棉花。结果呢，因为拾棉花整晌的弯着腰，他吃不下这份苦，也拾不过妇女，就半途走了，从此对妇女挣高工分服气了。（杨友仁，1955）
这个故事真实地反映出男性当时不情愿退出棉花作务的心态。关中是一个粮棉产区，人多地少，棉花作务比小麦要费工的多，退出棉花作务，等于退出农田活路的一大变，男性担心他们失去挣工分的机会，特别是不愿意妇女比他们挣的工分多。
同时，这个故事也建构了“妇女更适合棉花作务”的一套话语：棉花地里的活费时费工，腿蹲腰弯很辛苦的，男人用不着和妇女争；妇女心细、手快，更适合棉田劳动。这套话语遍及当时的报刊文章及领导人讲话中。
仅有这套话语是不够的。为了安抚男性，政府当时的策略是鼓励男性劳动力向副业生产转移：

女社员参加棉花作务，不光不会减少男社员的收入，相反地由于她们投入劳动，使农业社有力量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发动妇女参加棉花作务，就可以腾出男劳力投入其他的活路，发挥男女劳力的特长（陕西日报社论，1956）。

多种经营、副业生产相对农田里的活要显得“技术一些”，因而在工分上就可以高一些。男性“体面地”从棉田管理中逐步退了出来。到了1958年公社化时期，男劳力大量地被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了，棉花的作务就完全地交由妇女承担，男人只剩下种棉花和拔棉秆这两样活了。

四、    银花赛：妇女解放的神话？

20世纪50年代的这场劳动竞赛，在调动妇女参与棉田管理、夺取棉花产量丰收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妇女发动的广泛和社会影响上来看也是空前的：竞赛中一批妇女获得了国家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等极高的社会声誉，一些人还被选拔为国家正式干部进了县、地级领导班子。这些成就成为50年代妇女解放的标志被颂扬。
如何评价这场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和妇女解放的关系呢？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劳动分工和报酬
种棉花原先是男人的活路，没有人说过男人不适合种棉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植棉劳动模范几乎都是男性，如当时最著名的植棉能手是韩城县的柴明选，1950年他的9亩棉花亩产106.7斤，1951年亩产112.3斤，先后出席陕西省、西北局首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1952年中央农业部授予他西北植棉能手称号（卫玉文、杜志让，1994）。
银花赛期间为了动员妇女参加棉田管理，过程中建构了一套“妇女适合种棉花”的话语。所谓的适合，其实不是男人干不了，而是随着新技术的推广使用，棉田管理的活路越来越繁琐、细致：

棉花是无限花絮作物，在下霜之前一直生长，容易长荒，要打芽整枝抑制生长，工序很多，打芽子、打顶、除草、防虫……稍微务不好就荒了，芽一出来就要掰，不掰不结果。工序主要靠手工，男的不合适，因为要弯腰，蹲在地里，妇女适合。（GYS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3年）

这些活路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整天的“弯腰蹲地”，做起来不需要大的力气但却“把做人”（陕西方言，意思是让人难受，极不舒服），不是这些活路妇女适合干，而是男人不喜欢干。20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责任制后，渭南棉区的男人又开始在棉田干活了。其实男人一直没有完全退出棉田管理，作者60年代末——70年代初插队的地方，男人也参加棉田管理，拔苗、定苗、锄地等活路。不过那个时候，记工分已经不是“同工同酬”，而是按承包的棉花行行计算了，成了同工不同酬，尽管男人和女人一晌干同样多的活，但工分却变成了男10分、女7分。
最初在动员妇女时强调的“男女同工同酬”，随着整个棉田管理的活路都交给妇女之后消失了。因为不存在男女“同工”的问题，因此也就没有了“同酬”的斗争，妇女的工分也随之降了下来。男性从事的副业生产、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活路继续维持着高工分。整个50年代在“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旗号下，妇女被动员走出家门，大规模地参加了棉田生管理，在棉花丰产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男女两性在劳动分工和分配中的不平等关系仍然没有改变，妇女在“走出家庭”、“参加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并没有得到原先许诺的“解放”和“平等”。

（二）家务劳动
20世纪50年代妇女从家庭走出，承担起了农业劳动的大部分活路，可是社会和男人却没有承担起家务劳动的责任。当时的妇女解放理论，只看重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意义，忽视了妇女在家务劳动中的贡献。农村妇女一肩挑起了两副重担：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日子过得更辛苦了：

妇女白天干地里活，黑了回来才干家里的活，推磨、喂面、做鞋、管娃。黑了还要纺花搭布（织布），一家人穿得、用的都靠织呢，经常一熬就是个透透夜（指通宵）。地里不去不行，分不下粮时，你要生活嘛。妇女可怜得太。（YZX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2004年）

一位著名劳动模范回忆道：

你看我那时吃苦大不大，晚上回去坐在坑头上纺线车上纺线。白天忙了一整天，黑里回来还要做家务活，我还是以往正常的表现（指一个妇女应该承担的所有的家务劳动），不能说共产党把我解放了，我高高在上。（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

这些劳动模范在意识上也认为家务劳动是她们的责任，因此连上北京开会都还带着针线活呢。

（三）妇女健康
健康——无论从妇女权利、妇女地位还是妇女生活质量来看—，都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的指标，健康的含义也不仅仅是指身体没有疾病，而包括身体、心理以及和社会适应的良好状态。
从今天所看到的银花赛的文本中，只见“棉花适合妇女特点”之类的说教，没有看到有关妇女健康和劳动保护的提醒及规定，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妇女使用农药的注意事项等有关健康教育的材料。结果呢，轰轰烈烈的“银花赛”中出现了很多损害妇女健康的事例，如农药中毒、闭经病、子宫脱垂等。例如，一个全省著名的务棉小组防虫时，把六六六粉倒到袜子筒里，用绳子一扎，用棍子打，就这样毫无防范地给棉花撒药。一位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回忆道：

59年那年种棉花，6亩8分棉花地。六月二十七正热，我生了娃3天就跑到地里看棉花去了，我娃就叫“花花”。过了十几天就给棉花拔草去了，蹲在哪，结果弄的脱肛。我说这咋办呀？把那（指肛门）可推上去。那就是月子里落得病，挣的，在地里硬捂、硬挣。（LG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霞，1996年，咸阳）

省卫生厅负责妇幼卫生的干部回忆当时妇女患子宫脱垂情况时说：

五八年大跃进，人人要到地里劳动，妇女刚生了孩子也要去。所以子宫脱垂比较多。很多妇女子宫脱垂非常痛苦，走路吧，一个大肉疙瘩。子宫就脱出来她还得下地劳动。有这个病还不能对别人说，拉个带子吊起来，挂在背上、脖子上，或腰带上。最严重的，我们发现，因为子宫脱出来，经常是臭乎乎的，有的被猫咬了，在被子里，被老鼠咬了。……当时省卫生厅也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去治子宫脱垂，主要是用子宫托，那时我记得我在上海订了一万多个子宫托，发下去。……子宫脱垂是营养跟不上，营养不良，产后又不能很好地休息，比如务棉花，是蹲到那里，这就不能得到很好的恢复。我们查到全省有子宫脱垂的妇女5万多。（YRZ访谈资料。访谈人：高小贤、郭慧敏，1997）

这样的健康状况，使广大农村妇女自然无法和“解放”相联系。

（四）劳动模范——妇女解放的典范？
银花赛中最耀眼的要数五朵银花了。这5位妇女解放前都属于贫苦人家：张秋香是从外乡逃荒讨饭到渭南的；曹竹香年轻守寡，独自带着孩子担起了家庭的重担；薛俊秀是人家的小老婆；山秀珍也是逃荒到潼关的。这些人因家庭生活所迫，解放前就是靠自己的劳动谋生。解放后，政府、妇联发现了她们，把她们培养成劳动模范。

曹竹香年轻轻就守寡，受封建残余的约束，她不能改嫁，因为她有个儿子，她就得守这个家，从二十几岁就把青春贡献给这个家了，曹竹香很能干，家里活，地里活都能干，她能担担子，能推车子，能犁地，能吆牲口，犁耧耙磨扬场全把式。曹竹香能干的很，也就在村子有威信，这威信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威信，而是封建残余给她的威信，说这女人能干，本分，能吃苦，我们（省妇联）就在这基础上给她摊新的威信，不光让她参加生产，还要让她参加政治活动，她不光领导她的小家，而且能领导大家。（WL访谈资料，访谈人：贺萧、宁焕侠，1996年，西安。）

妇女劳模在解放前后在参加农田劳动这点上来说是没有变化的，不同的是政府赋予它新的政治意义：“妇女解放”、“劳动光荣”、“为国家作贡献”、等等，因此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和政治待遇。在其他方面，特别是从性别平等、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她们传达出的信息是混乱的：她们为妇女的同工同酬与男性领导争论过，同时认为做好家务劳动是妇女的本分天职；她们说服婆婆让年轻妇女参加扫盲识字班学文化，同时也在劝说挨丈夫打的妇女不要离婚；她们宣传婚姻自由，却坚守着自己的不幸婚姻不愿意改变；她们一辈子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老来一度却生活凄凉，靠政府微薄的补助金生活。
她们的经历和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50年代这场以动员妇女参加社会劳动为主体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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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玉文、杜志让，1994，《植棉能手柴明选》，载《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材料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省农业合作史编委会编，1994，《陕西省农业合作典型草料选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编委会，1993，《渭南地区农业合作史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陕西省妇联研究室
                                    责任编辑：谭  深

Abstract: This writer selected “Yinhua Competition”, the largest women-centered labor competition in the central Shanxi plain during 1950s as topic. Basing upon large numbers of oral interviews and documents and literatures, the writer analyzed various facts behind the social mobilization event, showed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and women’s liberation strategies, and presented how gender differences and inequality were created and maintained when women were promoted to participate into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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