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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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光：时过境未迁——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学科中，当代史的概念是比较模糊和界限不明的。就全球史范围来讲，当代史大致表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变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格局变化中，许多国家推翻了旧的政权系统，成立了新的民族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讲，当代史是从新的国家政权成立开始的，表示国家进入独立发展的历史时期。各国当代史的具体时段不同，历史情况各异，社会变迁的程度也不一样，但还是可以提出一个共同的学科界说：当代史是近距离的现场感很强的历史，也就是现在还活着的一代人的历史；当代史是刚刚进入研究领域的新历史，学科建构尚未完善；当代史是正在沉淀但还没有完全沉淀下来的历史，与现实有密切的关联，会涉及到现实的人和事；当代史是已有了公共性质但还没有完全公共空间的历史，政治敏感度高，受现实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当代史是世界现代化大潮猛烈发展的历史，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已经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
中国当代史是从1949年开始的。但过去几十年间，这段历史一直是有史无学，真正进入学术领域，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这段历史留下了前无古人的深刻印迹，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研究领域的广阔性和深刻性，都是以往的历史所不能比拟的。

一

当前，中国史学研究的趋向已逐渐转向当代史方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和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的研究已然成为了重点。这种趋向的出现，正是中国进入21世纪之际，国际国内情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
中国文化传统中，修史活动是国家文治的重要方面，历来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其义有二：一是有修史的时代需要，二是有修史的社会条件。盛世意味着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需要从历史中寻求智慧，实现长治久安。盛世也意味着国家安定，政治开明，社会具有宽容的雅量，可以从容地看待过去，公允地总结利弊得失，修出一部信史。如果社会生活紧张，阶级矛盾尖锐，政治斗争激烈，现实生活也就缺乏容纳历史言说的空间，是无法从事修史活动的。
中国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人们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化，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经济体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国情和世情发生的这些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使提高我们的历史知性成为一种现实的需要，需要我们深化对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和中国现代化特殊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执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从上世纪后期兴起的席卷世界的民主化潮流，为这一认识提供了更为宽阔的新视野。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加大了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落差，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不协调，需要有全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路。当前，中共中央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推进改革和发展。在这个背景下，共和国史和中共执政史，作为昨天的现实和正在进行中的历史，其研究的重要性就显得格外突出。
当代史的研究，于政，于学，极有意义。于政，当代史作为现实政策制定的直接背景，通过对过去政策利弊得失的分析认识，获得历史的智慧，摆脱现实的认识局限，有显著的资政功能。于学，当代史作为将人类刚刚经历的事情存史的过程，是为后世留下当代人活动的真实记录，直接关系到人类文化的薪火传承。但当代史研究的难度也正在于此：资政功能强，则容易以政伤史，以宣传代研究，把严肃的科学研究变成粗俗的政治说教；存史之学，则史实拮取，史料鉴证都是原初的工作，具有开拓和奠基的意义。加之当代史记载的是刚刚发生的经历，与现实社会之间缺乏必要的历史距离感，存史论史之中不免掺有主观的断见，不易做到客观公正性。
历史研究工作，就是让事实说话。为史就是记述历史发生的本然，清理出历史的事实真相，明示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以便人们认识历史，鉴往知来。当代史所为，是把人们刚刚过去的经历推到历史的公共空间，清理事实真相的工作难度很大，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会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干扰。这就需要社会提供一个存信于史的述事空间，一个清理历史的言说环境。
在史学领域中，讲究时过境迁，然后言史。中国史学文化历来有不修当朝史的传统。这既有体制的因素，也有学术的因素。一般来说，离现实越近，对历史言说的制约因素越多，越难能有客观公正的持平之论。所以有“百年之内无信史”之说。走入近代以后，历史变量骤然剧增，社会变化迅速而猛烈，当代修史也就成为必然趋势。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当代史是刚刚走入公共空间，又还没有从现实生活中完全冷却下来的历史，与现实社会是近距离的关系：事情虽属历史，但当事人和当事人亲属还在，社会影响还在，政治语境还没有变化。“时过境未迁”。当代史的言说环境，要受到来自现实社会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政治与学术的话语冲突，也有现实与历史的恩怨纠葛。所以，当代史研究既不同于已经与现实拉远了距离的历史研究，也不同于现实社会问题的零距离研究，但其特殊性和复杂性绝不亚于这两者，甚至还要更难一些。
古代史是“时过境迁”的学术，因研究的时段远离现实，鲜有治学上的禁忌，且有经前人梳理过的史料为治学基础，有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提供借鉴，所以一向有学术象牙塔之称。所谓纯学术的象牙塔，就是指一般不与现实政治发生直接联系，较少受现实干扰，也不刻意去影响现实，有着为学术而学术的一份从容和功到自然成的自信。近现代史，其言说的时段已是现代国家的形成期，就不可能超然于政治之外了。它们对传统社会解体的解释，对现代社会出现的解释，也就是国家的道统、法统和政统的来由和根据。所以，近现代史的历史言说，会在国家政治框架的合法性等问题上，对现实政治间接地产生影响。当代史的时段，是现代史中最接近我们现实社会的部分。当代史的言说不仅涉及国家现行体制的合理性，还要涉及国家现实政策的形成背景，涉及过去的政要显贵，有着直接影响现实社会的政治敏感性。这就使得当代史的研究往往与现实问题研究有着相同的言说语境和相同的政治禁忌。
历史述事是社会公共领域的事情，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个良性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民主化程度高，社会开放度大，民众权利有保证，舆论有自由言说的空间，人民对国家政务活动有知情的权利。国家对政务活动机密领域的保护，是通过法定档案开放期限实现的。在一个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社会舆论封闭，人民缺乏民主权利的政治生态环境里，不但当代史的述事空间基本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素有象牙塔之称的古代史研究，其述事空间同样会被现实政治吞噬掉的。大家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把一部中国历史曲解成了“儒法斗争史”。这是一个用历史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的典型例证。政治透明度高的民主体制有一个比较不受约束和不被检查的公共领域，政治高度集权的封闭体制是有现实而没有历史的，两者一般都没有当代史的言说权利问题。只有在政治已有开明性但还没有民主化，社会已有开放度但还没有公开化，民众已有言说空间但还缺乏法律保证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当代史才会遇到真正令其尴尬的述事空间问题。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时期中，现实政治和历史言说的关系最为密切，现实和历史的互动性最为强烈。国家会利用历史建立对国家体制和政策的认同，会利用历史推进体制改革和调整政策；同时也会担心过分追究历史可能影响到社会认同，也会出现误导历史记忆，颠倒历史因果的问题。所以，当代史研究的开放程度，往往就成为观察现实政治开明与保守的一个视角。
现实问题的研究，与当代史“时过境未迁”的研究不同，其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是在同一个时境中的。与现实问题的研究相比，当代史研究说的是已然，现实问题研究说的是应然。应然所言的是事情的未知结果，结果如何要留待将来验证，可以凭逻辑说话。已然所言是已有结果的事情，要追溯这个结果产生的来由，则必须凭史料说话。当代史的研究是将一段过去发生的历史真相公诸于世，其言说要受到档案材料的掌握程度和史实鉴别考证情况的限制。当代史的史料，既有头绪繁杂的问题，也有史源不足的问题。一方面，面上的材料似乎是铺天盖地，浩如烟海，状如乱麻，线索繁杂，难以梳理出头绪。另一方面，能够揭示历史内幕的核心材料，如档案材料和记录历史关键人物活动的历史资料等等，又要受到档案解密开放的限制。在去伪存真考证史实的工作中，又会因缺乏开放的环境条件，难以弄清一些事情的真相。另外，当代史学科本身，学科理论和方法还不成熟，话语系统还没有完全走出现政治语境，还需要构建科学的学术体系。所以，相对凭借理论分析的现实问题研究而言，当代史研究更要受制于史源等学术因素的限制，言说的难度会更多一点。
同时，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也必然会促进历史研究的深化。对于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体制性、结构性的深层次问题，我们总是要一再地叩问历史，搞清问题产生的缘由，提出自己的认识。所以，当代史研究对于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一向有着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特别对于处在转型期的社会来说，在进行大的政策调整时，总是一再在当代史的问题上作出开题的文章。如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就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坚实的根据。
概而言之，当代史研究既有现实问题研究的政治规定性，又有历史研究的学术规定性。前者构成了学术研究开放性的挑战，后者构成了学科建设科学性的挑战。在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下，这些挑战就形成了当代史的言说环境和述事空间。

二

作为近距离和现场感很强的历史，中国当代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凡是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有铭心刻骨的过去，都有自己荡气回肠的故事，都可以从国运跌宕起伏中找到自己沉浮其中的身影。可以说，这段历史已经成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具有恒久的言说价值。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反映这段历史的各种文史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一直是畅销不衰。这正说明了在我们精神生活领域中，客观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当代史述事空间。这个空间不仅存在于纸介、影视、网络等有形载体，也存在于思想言论的无形载体中，容纳着个人的和官方的、学术的和大众的、公开的和私下的种种历史言说。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举世罕见的，在它的述事空间里混杂着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的和学术的各种言说。既有严谨的科学之论、探微之作，也有大量因袭旧说、重复雷同、粗制滥造的读物，还存在着许多造成误记和误读的情况。

(一)当代史的社会变迁内容极为深刻，有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资源。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社会全面变革的时代。国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极为广泛的社会动员，通过各种政治运动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在不长的时间里，国家不仅彻底改变了全体国民的生活方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国民的思想和心理。可以说，从来没有哪段历史像中国当代史那样，国家对社会有这样强大的控制力量，国运和每个人的人生际遇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这段历史中，不仅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各种变化的政治风云图谱，还展现了变迁社会中充满极端色彩的人生百态。在各种整来斗去的政治运动中，人性的善恶被发挥到了极致，给历史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自我反省的样本。这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有可能成为绝本的历史文化资源。
对中国当代史的反思，应是全民的责任。对于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无论政要名人，还是平头百姓，都应有自己的历史发言权。尽管由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不同，卷入历史的程度不同，发言权会有大小之分，但都有平等的言说权利。他们关于个人经历的回忆，都具有历史著作的性质，在社会不同层面上，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史多层面的变化，提供了社会史、口述史和精神史的丰富资源。
在历史某个片段上的个体记忆，还是零碎的、片段的和感知的历史。在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中，既有个人在历史中所处地位的不同，还有话语权上的差异。知识分子是言说强势的群体，是他们在发表历史言论。普通工人农民处于言说弱势，但他们默默地承受的历史是更为沉重的历史。在历史叙述中，显贵人物的事情，虽细碎，也是世人瞩目的大事。草根阶层的事情，虽重大，也是不被重视的琐事。所以，在自然叙述的状态下，会带来把历史琐碎化的倾向，还需要研究者进行历史整合，才能形成完整的集体记忆。

(二)当代史的历史悲情色彩浓郁，充满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历史认识。
人们对当代历史的认识往往是带有个人经验的印记。中国当代史的政治环境，长期受制于绝对主义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和政治生活上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了，给社会生活添加了许多极端色彩。建国以来的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给数以亿计的人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人们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往往带有个人经历的悲情色彩。
在这个历史的同一空间里的人们，由于人生际遇的不同，会带来大不相同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记忆。这一时期，政治运动频繁，社会信息封闭，一般来讲，不同的年龄差距，体验就大不一样。个人成长过程处在哪个历史起落点上，位于哪种社会角色，会有大不相同的历史感受。这种历史的时差和社会的位差，使人们留下的历史记忆会有很大的差异。以“文革”为例，那些率先投入运动的青年学生，未必对反右派运动有强烈的记忆。处于运动整人和被整两端的人们，也是难以相互沟通的。运动中的造反派与受到运动冲击的“走资派”，有着良好家庭背景的“红五类”和背着沉重的出身包袱的“黑五类”，积极参加运动的弄潮儿和游离于运动之外的“逍遥派”，精英阶层和草根阶层，对于这场运动的理解就大相径庭。至于“文革”后的出生者，“文革”对他们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故事，更难体会到“文革”中人们那份真诚的激情和盲目的狂热。网上一些称之为“愤青”的“文革”言论，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就明显带有望文生义的浅陋。
记忆的东西总是印象中最深刻的东西。由于过去政治绝对主义造成的社会人生的曲折经历，在关于当代史的历史评说中，存在着多种截然相反的对立观点。各方各执一端，言之凿凿，还往往加有亲身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例证。特别是在言论比较自由的网上辩论，更是带有浓厚的火药味。这些相持不下的不同观点，使对中国当代史的论说带有了特别强烈的情感色彩，各方的立场很难找到一个相互包容的平衡点。这种历史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使得建立在理性分析基础上的历史认识，就显得格外可贵。而这种历史认识的形成，有赖于能够自由讨论的学术空间的建立。当各种观点都充分表达出来时，就有通过分析比较，达成基本共识的必要条件。

(三)当代史中遗留了许多错误的历史记忆，在历史的言说空间中还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陈见旧说。
任何国家的政治活动，都有当时不能公诸于世的事情，留待后人揭秘的历史。中国当代史的过程特别曲折，情况也就更为特殊。建国以后，由于大大小小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偶发性事件多，社会发展起落大，政治内幕错综复杂，留下的历史谜团也就特别多。在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历史是政治的工具，历史的话语权是政治家的专利。普通民众知道的历史，只是为政治宣传教育所用的历史。政治不是学术。学术的要求是实事求是，求事情的本然。政治则不然。政治的要求是维护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使的有效性。
政治宣传俱是因时之论。它的目的是制造社会的认同，标准会根据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所以经常会制造出一些错误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上，政治家所说、所想、所做往往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当社会发展出现曲折时，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稳定人心的需要，会制造出一些解释。从中外历史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上的权宜之说，是为了维护国家权威的正确形象，制造社会认同，但未必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旦延续下来，就会造成历史错记和误读，模糊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中国当代史的起伏大，曲折多，每一个起伏曲折都是对前段历史的某种否定。社会主义改造是对建国初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否定，反右派运动是对共和国民主法制的否定，大跃进是对中共八大积极稳健建设方针的否定，“文化大革命”又是对前十七年的否定，“文革”结束后，对十年“文革”则是“彻底否定”。在不断的历史否定之中，积累下了大量的错误记忆。这些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缺乏史实根据的陈见旧说，长时间占据着历史的记忆空间。如对60年代初大饥馑的认识，过去一直讲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苏联逼债加重了其危害程度，直到80年代以后才实事求是地归因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误。
由于过去习惯性说法的印记太深，直到现在，在许多历史事件上还有程度不同的误记和误读，还存在很多历史记忆上的空白。现在的政治环境已经有了清理历史的条件。但历史上陈见旧说的积淀太厚，要从一个个具体史实出发，进行历史细节的推敲，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
(四)当代史言说空间中文史不分的情况比较集中，还存在一些刻意炒作的成分。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条件下开展起来的，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密切关系。拨乱反正时期，人们痛定思痛地反思历史，渴望了解历史的真实。因史学研究的政治禁忌较多，文学自由创作的空间较大，以文学的形式出现的小说、纪实文学、影视文学和回忆录等作品，首先填充了当代史的言说空间。可以说，是文学带动了史学，率先进入了过去不能言论的一些敏感地带。例如“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等领域，最初的进入者是文学而非史学。一些搞文学的也由此跻身到史学领域。小说家作史，往往想象有余，考据不足，也给当代史的言说带来了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缺乏周密论证的粗疏之风。这种文史不分的情况，是学科初兴时不可避免的状态。
在市场经济的商业化影响下，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一、历史题材的商业化操作。面对社会要求了解当代历史真相的需求，市场上充斥了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历史揭秘的作品。这些作品碾转抄袭，重复雷同，还挟加了许多作者想象的成分。其二、说教性宣传向商业化宣传的转向。在学界对一些历史事件和政治人物争议颇多的情况下，政治说教性宣传转向与世俗化结合。由走下神坛出现了猎奇宫闱秘史热，政治教育进入个人生活私域。拿历史人物的枝微末节做煽情文章，进行商业化的宣传炒作。一个纪念期，就是一个炒作周期。炒作本人不够还要炒作家属子女，甚至是对历史毫无印象的隔代子孙。拿毛泽东的话来说，则是“明曰树我，不知树谁人”。其三、诠释历史和历史文学创作的低俗化。商业社会时尚的小资情调，担不起严肃历史的沉重。以现代小资的世俗眼光，随意对历史进行新的戏剧化的诠释。当下一些所谓红色经典的东西，全然是一批现代小资们的生活演绎版，脱离历史场景，任意添加情爱性爱，嬉戏打闹的戏说情节，如当前上演的电视剧《林海雪原》就是一例。低俗化是这个领域失去历史感的表现。虽然，文学有对历史进行加工创作的权利，商业文化毕竟是商业，但对历史总不能太离谱。历史题材的炒作煽情，还可以列出其四、其五、其六。这些情况虽然主要发生在严肃历史研究之外的大众文化领域，但会在大众文化领域制造新的历史误读，会在民族的记忆中平添了许多历史演义的元素。
此外，在历史认识上还有一些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如把历史中正确较多的人作为完人，完人无错；将历史上的罪错责任归于几个罪人，罪人无对。这些都会忽视历史的复杂性，忽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影响到对历史的深究和追问，也是会产生历史误读的一个因素。
在中国当代史的言说中存在的这些历史琐碎化、认识情感化、细节模糊化、操作商业化和思维简单化等现象，不但使一些错误的历史记忆不能及时清理，也带来一些造成历史误读的新情况，影响了对这段历史的全面认识。这说明，在集体的历史记忆上，还是处在一个感性的阶段。当代史的研究在历史整合、史实清理和史观更新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

三

中国当代史进入学术领域的时间较短，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时期开始走向学术领域的。这20多年来，当代史的学科发展是比较快的，学术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在官方组织行为的史学研究之外，形成了一些个人独立研究的学者队伍。在推进学术研究中，双方有很强的互动性。二是研究工作不再拘泥于中央有关政治结论，有了学术上的自觉。一些研究成果已经突破了《历史决议》的政治论断。如对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认识，对反右派运动的再认识等等。三是研究的客观性加强，有了学术规范的追求。研究者从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证进行客观性研究，实事求是地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陈说旧见。即使是过去政治敏感性很高的中共党史，也逐渐脱离了泛政治的窠臼，开始恢复了历史学的面目。官方史书的修订中，从历史事实出发，修正了过去一些不实之词。
但整体来讲，中国当代史还属于史学领域的幼稚学科，学术环境还不健全，还比较缺乏学科理论和治史方法。虽然已经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但学科体系还没有科学化系统化。这在史源开发、理论方法到话语体系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一)当代史研究有比较完整的档案材料，但开放程度比较有限。
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有史源的扩大，才能有学术的活跃。史源的开发，有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档案的开放，一是新史源的开发。民国时期内阁大库档案的开放，带来了明清史研究的繁荣；敦煌文书的发现，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在当代史学研究的史源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进展。从中央到地方相继成立了史志的专门研究机构，收集整理出版了许多党史、国史、部门史和地方史的资料，相继出版了有关专史，成为盛世修史的一个景观。当前有关当代史的基本材料，大致来自四个方面：一是公开出版的报刊资料，一些部门出版的专门史和文献集，各地出版的地方史志材料。二是国家档案馆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中央权威部门陆续公开的文献、档案资料。如《建国以来中央文件选编》，国家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年谱和传记等。《党的文献》等刊物也有选择地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其中，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国家领导人的文稿和谱传，提供了许多外界接触不到的珍贵史料。三是历史当事人的日记、笔记和回忆录等。四是海外有关中国当代史的材料。特别是苏联(前)和东欧等国的档案开放，对研究新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新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但相对这段历史的丰富性而言，国内史源开发的程度还是不足的。主要是档案开放利用方面的不足。
在文档的开放利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对内部档案的开放限制。国家按照30年解密的规定，开放了一部分档案。但还有一些涉及到国防、外交、国家安全以及一些高层活动等方面的档案还没有开放。查阅档案的限制较多，可供利用的部分比较有限。相对来讲，地方上的档案比中央档案要限制少一些。二是对一些过去公开出版物的查阅限制。例如红卫兵小报和“文革”中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等资料，有关收集单位也是将其列入不开放之类的。档案当然不能说明历史的全部，但它是解读历史的基本信息。在某种意义上讲，档案开放到什么程度，历史的研究才能到达什么程度。经过有关部门挑选开放的档案资料，考虑的首先是政治影响因素，取舍的标准未必科学，有时还会出现错讹。档案资料的不完整，给史料整理带来困难，难以校正历史记忆上的错误，也给历史解读留下了过大的想象空间。由于史源开放的不足，许多事情的细节和真相还不很清楚，遗留下很多历史疑点。
当代史有极为丰富的官方文献、内部档案、个人档案和口述史料，但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些资源也在不断流失。如在“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按照中央的要求，组织人事部门对人们的档案材料进行了几次清理。这在政治上非常必要，销毁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塞进去的那些不实之词，打碎了这些无形的政治枷锁。但作为历史研究，它使个人档案记载的人生经历不完整了，给研究历史细节带来了困难。
还有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因单位撤销、人事变动等情况，也会造成档案材料的散失和不当销毁。在口述史料方面，也有流失的问题。历史的当事人是亲历历史的活资料，可以和档案材料相互印证。一些有心人，为历史留下了他们的回忆。但也有些比较关键的当事人，出于种种原因，没有留下他们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在历史上以负面形象出现的当事人，因为话语权受到一定限制，很难见到他们的东西。但他们又是一些关键性事件的参与者。随着这些当事人的相继去世，有些历史事件的细节已经难以说清楚了。对于刚刚过去的历史，存史甚至比述史更为重要。能够给后人留下完整的历史记录，是传之后世的一笔宝贵的知识财富。9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一些比较好的变化，人们的历史意识加强，比较注重史料的收集，特别是民间史学的兴起，对民间史料的收集和整理起了很大的作用。

(二)当代史有非常广阔的研究领域，但发展还不平衡，研究视野还比较狭隘。
进行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高层人物政治活动的研究，需要查阅大量的内部档案，普通研究者难能涉猎。这是这些题材的政治敏感性决定的。但如果把研究的视野放宽，放眼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可供研究者利用的学术资源则是相当丰富的。如在政治史方面，除了上层政治以外，还有地方政权的中观政治，还有单位范围的微观政治。上中下三方面综合起来，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政治史。中观政治和微观政治方面，研究价值并不次于上层政治活动的研究，研究资料却相对容易收集，研究禁忌也要少得多。还有专题史方面的研究，比如政治生态的变迁，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党组织和群众的关系，信息与政治的关系，决策方式和执行方式，思想教育工作的方式方法，社会运动中的群众心理，社会政治观念的变化，政治概念的使用和语义变化，社会控制的方式，政治运动中的人性，典型政治人格分析等等。这些方面，史料资源比较丰富，一般涉及不到国家政治活动的机密领域，研究的禁忌也比较少，都是可作深入研究的。从以史资政的角度讲，这些研究可能是更有价值的。至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民众生活史等领域的研究，研究的天地就更为广阔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微观历史的个案研究。微观历史的个案研究，具有综合研究的性质，有着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的价值。国外学者一向比较注意。美国学者弗里曼等人在河北一个村子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研究工作，走访几百人，写出了一本有世界影响的专著(中文译名《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中国学者也有许多深入到基层社会进行研究工作，但多是在社会学、人类学领域，从事现实问题的研究。在当代史的史学领域，个案研究的工作也有学者开始做了，但比之上层的和宏观的研究，像样的研究成果还非常少。能够下十年磨一剑的功夫的微观研究，就更为少见了。
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是非常宽广的，许多领域还是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可以研究的课题很多，应是大有可为的。但目前宏观历史、中观历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状态还很不平衡，许多专题性研究还没有开展起来，有些领域还是空白，还形不成总体史的研究势态。

(三)当代史研究已有了明确的学术导向，但还比较缺乏治史的眼光和驾驭史料的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史的学术研究虽然经历坎坎坷坷，但还是取得了很大发展，初步具备了学科模样。现在当代史研究的外部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研究者也有了运用史学规范的自觉，研究工作从史料出发，注重历史的细节，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的本来面目。虽然还有一些以论代史的文章，但学者们一般都不把它当作严格的学术研究了。也就是说，当代史研究已有了明确的学术导向。
当前，档案材料的开放，固然是制约当代史研究的一个瓶颈，但更大的瓶颈可能还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当代史研究发展状况的不均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治史的眼光和方法。中国传统史学在当代史研究领域建树较少，可以提供的治学经验不多。西方史学比较重视当代史的研究。看国外一些名家学者研究中国当代史的著作，述事寓理，丝丝入扣，整体感很强，并没有用什么高尖端的史料，凭借的是思想方法的功力。这给我们以很大启示：并非有山珍海味就是名厨，能用普通的大路菜做出入口惊心的好味道，才算得上是行中高手。
科学的研究方法是打开历史视野的窗户。同样的史料，方法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得到的认识也会有高下之分。所谓“史识”，指的就是眼界和方法。科学的方法是深化历史研究的钥匙。当代史研究中，一方面，核心的机密档案材料是普通研究者无法涉及的；另一方面，还有大量公开出版的历史资料文献，大量的报刊资料和大量的民间资源。这些普通材料中，也都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但要在汪洋大海般的材料中把这些历史信息提取出来，还得有科学方法进行梳理、分析、解读，推陈出新，得出历史的真知。
历史进程不可能在人为给定的“可控制”条件下进行，任何一种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历史学需要在吸收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丰富自己的学科理论和方法。当代史是和现实最为密切的历史，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有很强的互补性，在方法上也是互通的。现代社会的日趋复杂化，使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精细化了，学科门类越来越细，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越来越具有实证性，这些都是当代史的学科建设需要充分吸收的方法论资源。特别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史研究更有直接的借鉴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当代史的研究在运用新方法上有了良好的进展。民间史学方面，在学科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比较自觉。一些研究者开始向广阔的社会史领域开拓史源，开拓了口述史等新的史学领域，发挥了存史的作用，出版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可以说，一个新的科学方法的运用，就是一片新的研究天地的开辟。

(四)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已有初步的基础，但还没有确立自己的学术话语系统。
改革开放之前，当代史领域是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的天地，所言的历史，就是中共党史。此时的中共党史体系，是一套受联共(布)党史影响很深的政治宣教的体系。其特点为：强调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党性原则，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历史主线，以宣传毛泽东的伟大正确为宗旨。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于编造历史为政治服务。所使用的话语系统，是以论代史的政治话语系统。整个建国以来的历史被简化为路线斗争史和个人正确史。改革开放以后，这套体系理所当然地被抛弃了。
改革开放以后，当代史研究开始走上学术化，摒弃了传统的以论代史的模式，以史料为研究历史的基础，并开始建构学术性的述事方式，比较注意使用一些中性的语言。如：不再称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之类的话语，而是和其他人一样，直呼毛泽东其名。对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用我们党，简称中共等等。但这种语言转换，还是比较表层的。
在当代史领域，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最为密切，政治禁忌较多。政治上宣传教育的要求和学术上求真求实的要求，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虽然在当代史研究中说假话的情况已经很少见到了，但空话和废话还是不老少的。这种情况，正是政治与学术的内在冲突在话语体系上的表现。这说明，有必要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区别开来，使其承担各自的社会功能。
学术话语系统是区别研究主体和研究客体的一种技术规范，具有超然物外的客观性。建立学术话语系统，是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科体系的一项基础条件，对中国当代史的学科建设尤为重要。历史话语系统是客观化中性化的语言工具，没有应用对象的限制。意识形态话语是带有价值判断的政治语言，有着主义的立场。在其他学科领域，两者的区分相对比较容易，但在中国当代史中就有了特殊的复杂性。中国当代史所言的历史，是中国社会主义建立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学说，又是一种政治制度；既是中国现实的政治，又是发展变革的历史。作为理论学说，它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政治制度，它又是一种建立和不断改革的政治实践。政治家对社会主义内涵做出的权威解释，对社会发展有着明确的导向作用。对社会主义不同的解释，代表不同的政策取向。各项政策的实施，也要首先声明它的社会主义道统原则。社会主义实在是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历史内容，对社会主义如何界定，也就成为了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在社会主义的语境下，构成了与现实政治密切联系的历史话语。在当代史研究中，有着过多的政治术语和政治概念，即使是研究者本人，也会产生是在进行政治研究，还是在进行历史研究的困惑。
当代史的研究，与现实政治有密切关系，政治敏感度本来就高。而历史话语的政治语境就更加重了它的政治敏感度。在这种语境下，要避免历史研究和现实政治的相互干扰，是相当困难的。缺乏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叙述语言，学术研究不能合理规避现实政治的话语，实在是一件令当代史研究者十分苦恼的事情。所以，从意识形态的政治话语系统中完全剥离出来，建立科学的话语系统，成为当代史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
在这种政治语境下的历史话语体系，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价值立场，论述者不能超然于历史之外。以常见的两种情况为例：一是重文本轻语境的过度诠释现象。对领导人思想言说不是作为史料，而是作为解读历史的根据。重视对领导人著述的文本研究，忽视对其言说背景的具体分析，对其思想言行进行过度诠释，徒加于“意义”、“贡献”之词。缺乏历史背景的细节，就难以理解当时历史提供的选择空间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选择。这是历史人物神化的一个来由。另一是历史述事中袭用政治概念的主客不分现象。如在论史中经常可见的“左”与“右”和各种“主义”等概念，就是袭用了政治判断的话语系统。“左”与“右”在政治上是表示正确与错误的价值判断，在不同时间段上有不同的含义。使用这类政治判断概念治史，就使历史叙述陷入了一个既定的政治评判的框架，就有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在已经设定主观价值立场的历史叙述中，自然就会混淆了叙述主体和客体的不同语境，混淆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区别，研究者一旦进入历史当事人的立场，历史过程本身就变得模糊起来。一些政治性学术争论，也多发生在对“主义”的歧义上。这两种情况，当然不足以概全，但已可窥见当代史研究中多有空话废话的来由：历史话语系统一旦缺乏价值中立的相对客观性，不能超然于历史，也就失去了叙述的清晰性。当代史要建立学术规范，摆脱陈说旧见的不实之处，话语体系必须要脱胎换骨。
建立学术话语系统的过程，相对来讲，在具体个案的微观历史层面上，语言系统的转换要容易些。在宏观的历史考察上，语言的转换则要更加困难些。因为宏观层面上的历史话语，已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更是解读历史的思想方法问题。
历史学上的政治话语系统，是由革命史观带来的。革命史观设定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共产主义是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前提下描述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历史构架，有着按图索骥的诸多诟病。20世纪90年代以后，现代化史观兴起，这是以社会变迁和社会发展为指向的体系，立刻为学界所接受，对当代史研究开展尤其是得逢其时，成为研究的利器。在现代化的视野下，历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宽了，在历史话语体系上，也有了价值中立的工具。但现代化的内容非常广博，要形成一个完整的史学体系，也并非朝夕之功。
中国当代史领域中蕴藏了极为丰富的知识资源，有着极为广阔的研究领域。要将历史的片断复合成历史的整体，将个人的历史记忆整合为群体的历史记忆，将历史的感知上升为历史的理性认识，不仅要有官方组织行为的研究，更要有学者个性化的研究；不仅要有高层政治的核心研究，更要有社会个案的微观研究；不仅要有传统史学的学术规范，更要有史观的更新和方法的更新。可以说，民间史学的兴起和史学走上民间，这正是21世纪中国当代史的发展方向。
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有“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名言，向来为史学界称道。在当代史的研究中，还得要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司马迁精神。不远万里地访史，不弃涓流地存史，不辞细微地证史，给后人留下一部经得起推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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