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桥当年如何操控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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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当年如何操控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2008年11月20日凤凰网专稿   
     [何亮亮] [开卷八分钟] [陈翼德] [文革刊物《朝霞》][张春桥]
   摘要：在文革中上海一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全国各地没有写作组的，惟有上海市委的写作组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引人注目。张春桥在北京遥控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而且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客观来说，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何亮亮：文学刊物如今在中国可以说是不太景气，虽然还有人看，当然更有人编，也有人写，但是总的来看它的市场的比较小。因为年轻人，年轻人很多还是喜欢文学的，但是他们更多的是通过网络来施展自己的才华。但是您知道不知道在中国也就是在三四十年前，具体的来说在1973年，在当时的中国文革期间，全国只有一本文学刊物这就是上学出版的《朝霞》，那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就是当年《朝霞》的主编写的一本回忆录。

这本书就是叫做《生逢其时》，它的副题是“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中主编的回忆录”，它的作者叫做陈冀德，就是我们封面上看到的这位女性。那么陈冀德，出版是由香港的时代国际出版公司出版的。因为这一类跟文革有关的回忆录，基本上它只能在香港出版，在中国内地如果可以出版的话，大概有很多的限制。

那么陈翼德她实际上是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成员，但是她具体的分工就是当时开始研究要出版的文学刊物，她是刊物的主编。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她提到很有趣的细节，就是在应该是1976年，1975年、1976年的时候当时我还记得这个事情，就是当时在济南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当时要做一个鲁迅著作的注释的这样一个工作会议。

那么全国各地去出席这个会议，各省的宣传部长，那么上海是由陈翼德作为代表出席的，这有一个怪事，当时全国各地的各省都已经有自己的宣传部，只有上海市委是没有宣传部的。但是没有宣布部就派了这位陈翼德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她的身份实际上略相当于上海市委的宣布部，因为上海没有宣布部长。所以给她一个衔头就是上海写作组的文艺组的组长，但是文艺组的一个组长她可以跟各省省委的宣传部长可以平起平坐，那么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的地位。

其实在文革中上海一直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时全国各地没有写作组的，惟有上海市委的写作组在文革期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引人注目。那么实际上在文革之前，毛泽东就开始利用上海，就是利用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为文革来造舆论。那么在文革期间张春桥和姚文元在北京遥控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而且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客观来说，他们的战斗力是很强的。

写作班子这些很有名的笔名像罗思鼎，石一哥等等，那么我想这个经历过文革的人都是记住的。那么这本书就陈翼德在写作班子的里面她不是最有名的，因为写作班子里比较有名的像这个朱永嘉，像这个王成龙等等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当然还有他们的上司上级徐景贤，人称徐老三，那么陈翼德是非分工，就是管《朝霞》的出版的。

那么《朝霞》出版的背景为什么今天还是值得重视和研究呢？我们知道在1973年之前，就1966年文革大革命，文革开始之后，全中国各地的所有的文艺的刊物，甚至所有的刊物都停刊了，整个中国大陆就真正的成为一个文化的沙漠，可能除了极少数科技的刊物还能够维持出版。那么像这个文艺社科类的刊物一本都没有。

所以1973年实际上是由当时这个王洪文，王洪文已经是当中共中央的副主席王洪文的大秘书叫做萧木，由萧木提议的，他认为上海可以办一本文艺的刊物，文学刊物，那么这本《朝霞》就因此产生了，而陈冀德就担任了《朝霞》的主编。



王洪文、王秀珍与张春桥之间的矛盾



这本书里面，陈翼德当时自己经历的一个回顾，她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不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的，那么重点还是写《朝霞》这本刊物。那么其中作为附录的有她当年被审查之后，向上级写的一些申诉性等等，那么其中还附录了一个就是谢永，我们知道谢永是很有名的自由派的一位学者，现在在厦门大学任教，他写过一篇关于《朝霞》的研究的文章，也作为附录放在后面。

因为里面也提到了一些事实，就是1976年以后，在中国大陆文坛成名的这些作家，其实他们的处女作就是发表在《朝霞》的，比方说大名鼎鼎的贾平凹，比方说这个现在香港的（陈延刚），还有像女作家黄蓓佳等等。那么可见《朝霞》这本杂志，它在文革的那种文化沙漠那种情况下，上海出版这样一种刊物，它其实对于中国各地的那些文学青年它是有很大的号召力的。

那么陈冀德她就否认了这个《朝霞》是阴谋文艺，因为你可以说《朝霞》它是完全是为当时的这个意识形态，它是为政治服务的，但是它本身不是阴谋的产物。恰恰相反，《朝霞》的这个诞生，《朝霞》的这个出版它还反映，之后还面临了当时这些掌权的文革派内部的斗争。比方说当时这个上海市委书记王秀珍，曾经要查封《朝霞》，因为《朝霞》里面有两篇小说被认为是影射了“共总司”。

那么实际上“共总司”就是王洪文、王秀珍这批人他们跟张春桥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当张春桥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下令停止了封锁《朝霞》。所以你看这样一本文学刊物，一方面它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它是为当时这个文革政治服务的。另一方面它的这个在编辑出版的过程当中，却也折射出了当时这个像张春桥和这个“共总司”之间的这些人的一个矛盾。

那么作者本人我想她有她的信念，在她这本书里面你看不到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批判。她对于毛泽东，对于周恩来这些人，她还是非常的，还是非常信仰的。但是看得出来作者还是一个很正派的人，即使在文革当中，她对于当时的一些奇怪的现象，对于那些荒诞的现象，她也是看不惯的，但是她没有从根本上去批判文化大革命，这可能是一种局限，但是我想这也是作者本人的一种信念。

一个人有一种信念，那不管别人怎么看这个信念，我想这个倒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坚持自己的信念。那么另外我想到的就是文革离现在已经是，结束已经也三十年了。文革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人和事实际上都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这个整理和研究。那么这个当事人比方说像这个陈冀德女士，她作为《朝霞》的主编，她写出的，其实有很值得注意的现象。

除了刚才我说的上海的写作班，写作组这个现象之外，上海是当时全国唯一能够出版一些刊物，不仅是《朝霞》，也包括像这个《学习与批判》，也包括摘译，就是专门从外国摘译一些文艺作品，还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一些文章来发表的，虽然是以内部发行的形式，但是对于当时处在饥渴状态的，包括像我那样的，当时还是个小工人，当我们看到这些刊物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这个还是觉得这些刊物本身对我们还是有用的。

它是在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就在文化大革命那种非常对文化的大革命，对文化的剿灭当中，但是它却传播了一些文化的信息，所以如何看待这些现象，还是值得认真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当事者希望他们更多的都来写自己的回忆录，像这个朱永嘉，像萧木，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写回忆录，希望他们能写。




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文革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揭秘

本文作者：罗玲珊   文章来源：新浪网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有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就是从各级党、政、军领导机关到基层单位，纷纷调集“无产阶级的笔杆子”和“秀才”，成立自己的写作班子，以各种各样大批判写作组的名义，撰写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或发表在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上，或刊登于本系统的内部刊物及墙报上。如在北京的清华、北大写作班子“梁效”、“柏青”(笔名)，而在上海则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丁学雷”、“罗思鼎”(笔名)。在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压制的同时，这些参加大批判的“笔杆子”和“秀才”们却备受重视、十分吃香，形成强烈的反差。

张春桥当年如何操控的上海市委写作组
丁香花园原是晚清北洋大臣李鸿章的私家花园，1960年代中期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子驻地。

写作班子成立的背景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成立于1964年，和中央提出的反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背景和任务密切相关。从1960年中苏关系紧张开始，一批中央级的“秀才”调到北京钓鱼台，撰写反修文章，到1963年为止，总共写出九篇文章——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这些中央级的“秀才”，包括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主编范若愚等，这可以说是解放后中共党内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写作班子。

1963年5月，毛泽东提出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的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同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至此，国际国内两条战线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同时展开了。

上海在意识形态领域批判“封、资、修”的任务中，充当了“先锋”的角色。1963年新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出席上海文艺界新年团拜会，他在会上提出“大写十三年(1949-1962)”的口号，他说：“今后在创作上，作为指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随后，柯庆施指示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俞铭璜，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用“梁璧辉”的笔名发表在5月6日的《文汇报》上，打响了揭批“三家村”的第一枪。

写作班子的成立经过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柯庆施送去的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报告上批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初，柯庆施在上海人民大舞台作了一个报告，动员在思想理论战线全面开展批判修正主义的斗争，与会的是由市委宣传部选定的500多名理论队伍及文教系统的各级领导。为了具体实施批修战斗，柯庆施决定在上海实行“两手抓”，一手抓成立《未定文稿》(口头称《内刊》)编辑部，另一手就是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


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

成立上海市委写作班子这件事，由上海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石西民直接负责。1964年4月，石西民在华山路丁香花园找叶以群和徐景贤谈话，决定成立市委写作班子文学组，由叶以群任组长，徐景贤任副组长，从各个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等调集写作力量，人员的条件要求必须政治可靠，除了具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政治身份外，还必须是笔头硬扎、有过写作成果、参加过批修战斗实践的。叶以群当时任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上海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他首先提出把文学研究所的一批青年理论工作者调来，他们都是各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其中有戴厚英(华东师范大学毕业)、高玉蓉、吴圣昔、吴立昌(均为复旦大学毕业)、高彰彩(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陈冀德(上海师院中文系毕业)等人。同时，又从华东师范大学调来中文系教师王绍玺，从上海师范学院调来中文系教师徐缉熙。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一些老的研究人员，如王元化、皮作玖、魏绍文等，都被留在所里，未能到批修第一线。

历史组成立的时间和文学组大体相仿，成员有朱永嘉、王知常等。早在复旦时期，他们就组合撰写关于讨论“乾嘉学派”的文章，引起石西民的注意，把他们调到丁香花园成立历史组，撰写有关我国疆域的反修文章。以后，戚本禹在北京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认定太平天国名将李秀成为“叛徒”，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以后，上海写作班子历史组的几位笔杆子支持戚本禹的观点，写了文章，参与论战，最后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历史组的文章也得到了肯定。

文学组和历史组原来是各管各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生活，领导也比较松散。有一次汤大民与上海作协文研所来的戴厚英开玩笑，称她为“才女”，戴厚英还之以“才子”的称号。这种调侃式的玩笑话传到《内刊》支部书记林学渊的耳朵里，他一本正经向《内刊》副主编周原冰作了汇报。一天，周原冰来到丁香花园东楼，把写作班子的人召集起来，郑重其事地告诫大家不要搞低级趣味，要做“战士”，不要做“院士”。因为这个原因，接替石西民主管市委写作班子的张春桥就和宣传部长杨永直商量，把两个组(文学组、历史组)的党员编成一个支部，以后又增加了哲学组和自然辩证法组。哲学组的成员有从华东政法学院哲学系调来的郭仁杰，从市委党校调来的程绮华、谢宗范等。自然辩证法组的成员有从市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调来的沈竹、科委调来的李宝恒、社科院调来的纪树立等，都是党员。由徐景贤担任写作班子的支部书记，郭仁杰担任副书记。写作班子党支部进一步扩大，组织关系隶属市委宣传部总支部。写作班子的“战斗任务”由市委书记直接布置，选题文稿也由书记审查；写作班子的党团员组织生活由宣传部总支部管理。这样，市委写作班子的领导关系、组织关系等等，总算正式确定了。

写作班子的写作程序

当时，市委对于理论队伍、写作队伍有一条方针，就是“以战斗任务带动战斗队伍”。“战斗任务”是由毛泽东、党中央和市委定的，例如发动对几部“毒草”电影的批判，就是由中宣部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下达通知的。中央没有提及的影片，不得擅自批判；中央没有批准的作者的姓名，也不得在批判文章中提到。

“战斗任务”确定以后，市委写作班子就进入“战斗”状态，程序如下：

第一步是编资料。“毒草”影片批判前，先通过上海电影局向北京文化部把这几部影片的剧本要来，内部排印成册，然后再印原著，摘编有关这些作品和影片的评论文章。如印了夏衍改编的《林家铺子》的电影剧本，还要印出茅盾的原著，加以对照，看看影片的编导对原著作了哪些增删，同时还要把过去报刊上关于影片《林家铺子》的评论文章中的论点加以分类摘编，供批判用。

在为姚文元撰写《评“三家村”》一文做准备时，写作班子历史组、文学组、哲学组全面动员，选编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吴晗、邓拓、廖沫沙写的《“三家村”忆记》及《燕山夜话》，分类摘录这些文章中有“问题”的观点，编印成册。



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以上这些资料，全部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印刷厂及文汇、解放两个报社，印成大字本，标明“内部资料”、“供批判用”等字样，上报给市委领导，同时在写作班子各组内部使用，并留出一部分由两个报社提供给市委写作班子以外的社会各界特约作者撰写批判文章。

第二步是拟出批判文章选题。选题有的是由市委写作班子各组自拟，有的是和文汇、解放报社合拟。每一“战役”都有一个选题计划，除了重点文章以外，还有其他的配合文章。如姚文元的《评“三家村”》一文发表以后，历史组就和文汇报理论部共同拟出选题《“三家村”黑店是怎样开张的？》、《反共知识分子的狂妄叫嚣》、《“三家村”黑店如何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等等。其中又分重点文章和配合文章，重点文章往往由市委写作班子撰写，配合文章除写作班子承担一部分外，再由报社约社会各界的“左派”人士写作。

第三步是召开座谈会。批判文章选题由市委领导批准以后，由报社出面，邀请市委写作班子人员和社会作者参加，讨论选题分工。如批判影片《早春二月》，解放、文汇两报和《大众电影》需各发一篇打头阵的重要文章，分别由徐景贤、胡锡涛和电影局调来的几个人撰写，配合选题就由与会各界作者分担。重点文章经报社排出小样，先是由石西民审查，石西民调走后就由继任的领导张春桥、杨西光审定。他们写下审查意见后，由写作班子执笔人员反复修改，再由报社派人来取，有的稿件不断改排修改稿，直至排出最后清样，送市委领导终审决定何日刊登，这样才打响了某次“战役”的第一枪。由于频繁地发稿、排印、改稿，两个报社的交通员有时一天要到写作班子来回好几次，他们为了赶速度，开着轻便两用车(类似现在的助动车)送稿样。当时两用车在社会上还是稀罕物，报社交通员在等待取稿时，写作班子的几个青年作者轮流骑上车，在院子里学，一段时间下来，几个人都学会了驾驶，可见当时报社和写作班子来往之密切。

写作班子的文章笔名

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名称，是石西民起的。当时参加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心中都十分自豪，认为自己是党所信任的“左派”，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用自己的笔积极投入思想战线的阶级斗争，美其名日“遵命文学”，实际上全是奉命写作。这一点，从写作班子所写文章的笔名上也可以看出来。

写作班子成立初始，正值全国开展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高潮，写作班子除了姚文元写大块文章由领导上决定用真名以外，其他的人基本上都不用真实姓名，而是用集体笔名，特别是重点文章，更是领导意志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文学组的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历史组的笔名是“罗思鼎”，意思是“学习雷锋，做一颗永不生绣的螺丝钉”。

除了“丁学雷”、“罗思鼎”以外，写作班子各个组还用过很多笔名。从“文革”前的市委写作班子到“文革”期间的市革委会写作组，用过的笔名不下几十个。比较有影响的如历史组的笔名“康立”(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这是从丁香花园搬到武康路，后来又搬到康平路，一直沿用的。文学组有的文章要另起笔名，徐景贤建议说：“我们刚刚开始做毛泽东的学生，就起一个叫‘方泽生’吧！”后来又写了另一篇较有分量的文章，起了笔名“方岩梁”(毛泽东诗“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谐音)。因为写作班子一开始住在丁香花园，文章的笔名姓丁的特别多：两人合写的署名“丁加”，三人合写的叫“丁川”，多人合写的则用过“丁影”、“丁闻”、“丁葵”等名字。这些署笔名的文章，在写作的时候往往由一个人先执笔起草初稿，另一个人修改，集体讨论后又有人作进一步加工，直至最后定稿。所以，现在要回顾哪篇文章是谁独自完成的恐怕很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区别了。像后来市革委会写作组《鲁迅传》编写组的11个青年人，用“石一歌”的笔名集体写文章，正是继承了这样的传统。

即使完全是个人写的文章，也往往使用各种各样的笔名，使对手摸不清底细。如在武康路2号姚文元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过程中，写了一篇批判历史学家李平心的文章，当时他正和写作班子历史组同在二楼办公，共同编资料。历史组的基本班底是四个人：朱永嘉、王知常、吴瑞武、朱维铮，都是从复旦调来的。姚文元写完后，开玩笑说：“你们历史组四个人，加上我是五个人，共同来批李平心，这篇文章的笔名就叫‘伍丁’吧！”姚文元的妻子金英当时在卢湾区工作，姚文元写文章时也用过“金文”、“金兆文”做笔名。

写作班子卷入“一月夺权”的政治漩涡

写文章除了“名”，还有“利”，为了和“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决裂”，写作班子提出写战斗文章不要稿费。写作班子成员认为：既然宣称自己在丁香花园学雷锋，而且要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既然认为调到写作班子是非常光荣的事，是党在思想战线前沿的战士，现在党号召的战斗打响了，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那么，写这样一类文章怎么还能要稿费呢？于是，写作班子就通知报社停发稿费，而且把早期写的几篇文章收到的稿费，上交给市委作党费。

当时，被调到上海市委写作班子的成员，都以知识分子中的“左派”自居，以能够成为这支战斗队伍的一员感到无上的光荣。所以，在追随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投入对《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批判以后，继续紧跟，1966年12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动下，全体写作班子成员宣布造中共上海市委的反，投身于上海“一月夺权”，更深地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政治斗争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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