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多国学者的中国“文革”叙事研究

tuffy05

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多国学者的中国“文革”叙事研究


在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图书馆，读到一部论文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流叙述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反叙述》（China’s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Master Narratives and Post-Mao Counter narratives，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 2002）。它的编者庄爱莲（Woei lien Chong），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教师，她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是：《后毛时代中国的康德和马克思：知识分子的路径选择之李泽厚》，她入选文集的论文是其博士论文的延伸：《批评时代的哲学：论李泽厚、刘小枫等三个思想家》（Philosophy in an Age of Crisis： Three Thinkers in Post-CR China： Li Zehou， Liu Xiaofeng，etc）。

叙述的历史：“表达结构”与“表达心态”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直是国外现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最著名的研究者麦克法加尔，不但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撰稿人，还著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皇皇巨著。而这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主流叙述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反叙述》则避开了历史真相和政治话语的纠缠，从“文革”时期的主流叙述（及“文革”结束之后的另一种主流叙述）入手，通过对相关文本的解读，去阐释“文革”研究的若干相关命题。这让我想到了海登·怀特在《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所言：“历史话语可以分成两个意义层面。事实与其形式解释或阐释是话语的显在或字面意义，而用于描写这些事实的比喻语言则指向一种深层结构的意义。历史话语的这个隐在意义包含着一种故事类型。……故事把编年史中按顺序排列的无意义的事件改造成假设的发生结构，人们可以就此提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事件发生的内容、地点、时间、方法和原因）。历史话语中的这种故事因素甚至存在于最严格的结构主义的、共时的、统计学的或跨区域的历史撰写中。这种历史话语如果不是无言地把事件发生的顺序与把那个顺序改造成有意义的问题结构区别开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框架。”是啊，把众说纷纭的“文革”历史，从事件的辨析和高层领导人的意图揣测，沉降到对一批特定文本的解读上，发现其中的讲述故事的方法，以及讲述人的立场和方法，这是一种非常别致的思路。如文集的序言所讲，把德国、荷兰、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等众多国度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文革”，是学术研究的盛事。它的着眼点，代替常见的纯粹政治分析，而去关注历史的主流叙述，研究其叙事范型和价值评判，具有创新意义。学者们关注的问题有：关于“新人”和“新社会”的理想，关于从1950年代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宣传画的变迁（Stefan R. Landsberger，中文名田思）；关于“文革”时期长篇小说和农村小说的研究（Lan Yang，系笔者此前评述过的杨岚专著《“文革”时期的中国小说》的节选）。汉学家田海（Barend J.Ter Haar）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民间宗教和秘密社会，并撰有相关的专著《中国宗教史上的白莲教》和《天地会：事实和神话》。他提交论文集的文章《中国传统中的妖魔（China’s Inner Demons）》，力图分析“文革”暴力的文化传统和宗教渊源——他从中国文化中的鬼和妖的传说与传统，以及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天父、清妖等对立的话语和实践体系，辨析中国文化中对于鬼、妖的形象建构和驱逐杀戮，及相应的心理塑造，也就是今天经常论及的“妖魔化”“非人化”。尼克·奈特，澳大利亚学者，毛泽东研究专家，其论文《从和谐到斗争，从永久和平到文化革命：改变未来的毛泽东思想（From Harmony to Struggle， from Perpetual Peace to Cultural Revolution： Changing Futures in Mao Zedong’s Thought）》，其主要论点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强调的是和谐，永久和平，后来却演变成为斗争学说和文化大革命。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的论文则分析了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文革”经历，和他们无批评地接受乌托邦想象的迷误，以及“文革”从最初的世界革命目标到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逆转给他们造成的命运悲剧。
文集的序言，出自美国著名学者洛厄尔·迪特默（Lowell Dittmer），他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1971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毕业，代表性著作有：《刘少奇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群众批判的政治学》（Liu Shaoqi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of Mass Criticism， New York，1974 and 1998）、《苏联模式与其国际性潜在影响》（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中国对民族认同的探求》（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现代化下的中国》（China Under Modernization）及《南亚的核危机》（South Asia's Nuclear Crisis）等。1989年，中国大陆的华夏出版社翻译出版其关于刘少奇的专著。我读此书，印象颇深，一是其中引录了红卫兵审讯王光美的一大段记录，在那样极端化的情景中，在官方将刘少奇界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遭遇灭顶之灾面前，王光美处处在为刘少奇辩护，不退让，不屈从，让我非常佩服这位女中豪杰。二是迪特默在比较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领袖人物时，区划了毛泽东的戏剧型人格与刘少奇的强迫型人格并进行了性格类型比较，方式新颖，结论独到，也催我生发出许多新的思考。
迪特默在为论文集写的“序言”中，充分地描述了“文革”及人们对“文革”的态度、人们反思“文革”的错综复杂性。一方面，他们渴望从过去吸取教训，探究“文革”为何发生，错在哪里？一方面，他们又想凭借清算以往，去追求物质的和精神的利益。而“文革”本身也是充满了混杂喧嚣的，它是反精英的，又绝对肯定领袖价值；它是反传统的，又充满封建迷信；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又并存着专制主义。超越那种“一言以蔽之”的简单概括，“文革”是同时存在着诸多不同方向的。（原作者：张志忠）我愿意补充迪特默的观点说，“文革”的复杂性，还在于历史的叙述与叙述的历史之间的纠缠，尤其是像“文革”这样曾经牵动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和命运，延及历史与未来，因此被反复诉说、言人人殊的重大历史事件。新近发生的宋彬彬道歉及其激烈论争，以及对于卞仲耘先生死亡的多种描述，就可见一斑。
迪特默指出，历史的重大事件，往往不止发生一次，而是要经历多次，被人们反复述说，几代人相续述说。何况现在恰逢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对于叙事的建构性空前地重视？
迪特默把叙述的历史置于聚焦之所在，以便超越单纯的政治分析的视角。进而，他还对于历史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进行质疑。他说，“我也希望摆脱统治着以往的革命研究的客观主义视角”。他认为，尽管讨论了道德与话语，撰写过《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的马克·塞尔登和撰写过《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的周锡瑞，与大多数他们评论过的学者一样，首先关注的是客观的现实，而不是表达的现实；在结构层面，是社会-经济的和制度的背景，而不是象征性领域或话语的形态；在主体（agency）层面，是行动和事件，而不是思想和态度。然而，现在的研究范式，正在发生大的变化，向后者转移。正如毕瑞森所言，目前的法国大革命研究，已经几乎完成从社会和经济的客观性维度向话语和文化的表达性维度的转移。同理，“我希望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客观结构和表达结构的相互关联上，以及客观性行动和表达性心态的相互关联上。把‘文革’纳入革命研究，是试图把文化/象征维度整合进我们的革命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既包含了土改这样的社会—经济领域，也包含了‘文革’这样的文化—政治领域。我们试图以此来洞悉客观的领域和表达的领域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思路，对于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学史研究，应当有很强的启示性吧。
洛厄尔·迪特默还为文集提交了题为《改革时代对“文革”的反思》（Rethink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amid reform）的论文。该文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把“文革”结束后，中国对“文革”的反思，分为五个阶段：
华国锋时期：1976—1978年，公开坚持“两个凡是”，仍然从正面肯定“文革”。
1978—1980年，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决议”为标志，公开终止了“文革”，并且含蓄地批评“文革”。
1980—1983年，在明确否定“文革”和含蓄肯定“文革”的两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1984年，提出了彻底否定“文革”，并且在追溯“文革”根源时发生自相矛盾的争论。
1989年以后，随着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中共改变了“文革”反思的前提，但官方仍然坚持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方针。而对于民间的“文革”电影、“文革”纪念物等在大众文化层面上的兴起则不表示态度。1991年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与全面建设”，“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重新提出“和平演变”“阶级斗争”，这样的向“文革”提法的回归，也曾经造成新的思想混乱。不过，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反对极左思潮的提法，及时地遏制了这种回潮。

“国际主义”与“大民主”的召唤

这部论文集，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新西兰坎特布里大学政治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的论文。布雷迪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她的博士论文为《洋为中用：人民共和国对外国人的管理》（Making the Foreign Serve China： Managing Foreigne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其提供本书的论文为《红与专：中国的外国友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6—1969）》（Red and Expert： China’s “Foreign Friends”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它考察了“文革”时期1966—1969年间，外国专家对“文革”的参与和被清洗。她强调了中国外交中的民间外交和“外国友人”“国际主义战士”与中国“文革”的特殊关系，并且由此剖析这些被中国和毛泽东所吸引的人们，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思想变迁。布雷迪进行研究的文本，则是一批历经“文革”风浪的外国友人的回忆录，如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和 Amanda Bennett等合著的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Simon & Schuster.（1993），中文译本为《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沈苏儒等译《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出版；多人所著《在华三十年》，新世界出版社1982年出版，以及杨宪益的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等。在此基础上，布雷迪梳理出当年的一批“世界公民”，革命的理想主义者，在红色中国的曲折经历和心灵历程。下面就着重介绍布雷迪的有关论述，并给予资料补充和论证。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骉海瑞罢官？骍》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身处其中的人们，上至刘少奇、彭真，下至文化界和普通民众，都未能意识到，这就是后来被称作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声。同月24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一批外国专家，他们是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80寿辰祝宴的。在接见中，毛泽东和他们纵论天下大事说，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世界革命态势正在下降，因此迫切需要一个领导的党，而中共就是这样的力量。他也谈了对美苏两国的态度和对继续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的渴望。{1}这样的表达，显然是在阐释他即将发动“文革”的构想，而在场的外国友人还不知其真意所在，直到“文革”爆发的数月之后，他们还在回味这一天毛泽东的谈话。（原作者：张志忠）中共在其斗争历程中，一直得到国际友人的赞同和帮助。现在要在世界上重划阵营，也把得到外国人的支持看作关键。在中苏交恶之后，来自苏东的红色专家撤离，而1963年起，一批来自其他国家的技术专家陆续抵华，他们也被邀请参加政治学习和集会，许多时候是由李敦白向他们介绍情况的。{2}李敦白是最接近中共高层的外国人，也是中国政府与外国专家之间的协调人。在与美苏的对峙中，毛泽东急于推进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性革命，因此非常需要来自外部的支持。1966—1969年，中国报纸上充满了关于外国友人支持中国和毛泽东的文章。而中共“九大”则宣称，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在日本、西欧以至资本主义心脏的美国爆发，反越战运动、黑人权利运动、学生抗议等此起彼伏。不管它们离中国多么远，与“文革”多么不相像。
在斯特朗和李敦白眼中，不仅毛泽东，红卫兵也是充满了国际主义精神的，他们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而且认为，先从中国内部做起，然后再扩散到世界。两人在接触了很多红卫兵之后，感到了激情的燃烧。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我参加了红卫兵》中写道：看着李敦白和红卫兵亲密无间的同志般交谈，想到了约翰·里德和他的《震撼世界的十天》。Milton Dvide和 Nancy Dall Milton等的著作《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革命年代——1964—1976》盛赞“文革”的大民主，说“文革”造成了“多么充分的自由、民主，人们可以谈论任何事情，可以阅读任何他能够得到的读物，尤其是那些最普通的人们变成了政治哲学家。他们都为空前的大民主而激动。自由组织，自由表达，自由办报，自由出版，自由选举。”还有路易·艾黎、爱泼斯坦等，都在自己的叙述中极力赞扬“文革”的伟大意义。
在这些叙述中，“文革”之初，外国人是不允许观看大字报，不允许参加运动的。1966年6月，阳早、史克、寒春、汤普金四个美国专家给外国专家局贴出一张大字报，要求改变在生活上和政治上对外国专家的特殊规定，{3}并且得到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以其自由不羁的个性理解这些“老外”的苦恼和要求。毛泽东批示：“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凡自愿的，一律同样作。”

“我的米尼弗·奇微情结”

对于外国专家“文革”初期的这种心态，事出有因。“文革”初起，“内外有别”，不但是他们自己被限制不许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连他们正在上小学的孩子也受到限制，在学校里成了被排斥的“局外人”，无法和中国孩子接触，外出必须乘车，大量的时间是呆在家中如坐禁闭，心情郁闷，做家长的为之焦虑，可想而知。尤其是阳早、寒春夫妇，他们是在1966年4月，从西安草滩农场一起调到北京，从农业养殖业改为从事翻译工作。阳早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任英文译校，寒春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图片特稿社任英文译校——这是否也意味着，中国的社会生活重心，正在向更加意识形态化转移？环境的变化反差很大，孩子从“放养”改为“圈养”，加以“文革”初期更为苛刻的要求，让孩子难以接受。寒春如是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让孩子们回家，不许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成天只能关在住宿的饭店房间里，除了坐小汽车外不许上街，不许去公园玩。他们9岁的女儿在这种环境里变得情绪反常，变得对什么外国东西都憎恨，还对他们大骂：“打倒你们这些美国特务！”{4}
更为重要的，是身处“革命高潮”“革命中心”而“不许革命”的心理反激。阿Q遭遇辛亥革命，尚且会出自本能地拥戴革命，“假洋鬼子”不许他革命，他还会到城里去投奔“革命党”。而这些外国专家，他们的革命热情不亚于中国人，相反地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外国专家学有专长，而且经历过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验和对比，他们放弃了私人别墅、私家轿车和各种便利的生活条件，选择了红色中国，具有更强的理性判断和革命自觉。
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言：“我错过了俄国革命，现在我又错过了中国革命。”{5}身为新闻记者，她欣赏约翰·里德，希望做“一个国家的诞生”的见证人和报道者。她无缘亲历十月革命，令她深感遗憾；新中国的诞生前后，她却是被关在苏联的监狱中度过的，再次错失良机。欣逢“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为此，她没有错过“文化大革命”。她编写的《中国通讯》（Letter from China），两周出版一次，发行到世界各地，成为来自北京的关于“文革”进程的第一时间的报道者，而有关内容又反馈回来，刊载在其时供内部阅读的《参考消息》上，在中国人眼中，这又成为国际上对中国“文革”的热烈反响。{6}
爱泼斯坦的回忆录《见证中国》中，也讲述了他投身“文革”的心理情结。他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可谓彻底“中国化”了。阳早等人的大字报贴出后，爱泼斯坦是第一个出面表示支持的外国人。他自述说，余生也晚（生于1915年），没有赶上上一代人最伟大最壮观的世界大事“十月革命”，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出火爆的戏剧，有盛大的群众集会和上街游行，在一段时间里似乎使我的这一遗憾在新时期里得到一些弥补。（此前）虽然我目睹了中国所有已经发生的真正震撼世界的变革，但主要只是作为一个满怀同情的观察家，而不是真正去斗争和行动的队伍中的一员。我自己戏谑地称这一心理上的阴影为‘我的米尼弗·奇微情结’。米尼弗·奇微是现代美国短篇小说先驱作家舍伍德·安德森以生花妙笔塑造的一个人物。这个平凡的青年生活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寻常的小镇里，他因为没有赶上过去那个充满伟大事件和英雄业绩的时代而自怨自艾。”{7}
何止是斯特朗、爱泼斯坦有如此心态，“文革”初兴，有多少中国的青少年是带着浓重的“米尼弗·奇微情结”而投身这场发生在“世界革命中心”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呵。这一代听着爬雪山过草地和小米加步枪的英雄传奇长大的共和国同代人，曾经竭力地一遍遍地在内心中模仿上一代人的轰轰烈烈，又苦于找不到进行自我证明的机会。而以青少年为先锋队的政治决策，恰恰适应和激发了他们（我自己也是这一代人中的一员）的狂热和幼稚、激情与盲目同在的精神状态吧。何况还有毛泽东的庄严召唤，“今后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又短暂的时刻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你们这一代人，肩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将亲手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身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努力啊！”——这一段话，在流传中有多个版本，但其核心所在，对于青年一代的热烈期许却是溢于言表，非常富有感召力的。（原作者：张志忠）造反、支持造反与被造反的纠缠
回到布雷迪的论述。阳早等人的大字报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其后，20多个国家的专家被批准可以到京郊的三个农村公社参加劳动（在《红幕后的洋人》中，李敦白讲道，早在1966年初期，在焦裕禄精神的激励下，他就进行了多方面的“自我革命”，包括自作主张参加修建北京地铁的体力劳动。有关方面告诫说，他的私自行动，会给保卫工作造成很多不便，李敦白仍然我行我素——笔者）。陈毅曾经对外国朋友讲，对于那些长期和短期在中国服务的外国人，政策有所不同，这遭到了激进的外国专家的攻击，并且牵涉到周恩来。与陈毅的会见之后，一个叫“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组织成立了。身为其重要负责人之一的爱泼斯坦解释说，“白求恩”象征献身于世界革命的精神，这位著名的加拿大医生，在1936—1939年西班牙反法西斯内战中曾参加“国际纵队”，后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为八路军治疗伤员而病逝，毛泽东赞扬他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楷模。“延安”象征中国革命摆脱困境走向胜利的道路。“造反”是红卫兵组织名称中常用的词，来自毛的语录“造反有理”，意思是说，反对修正主义、官僚主义和其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苏联当时被指责为正在使资本主义复辟）——这样的“造反”是正确的。而且，它的主要负责人李敦白，还得到高层的支持，在国家广播事业局成了执掌大权的核心人物。而对于大多数的造反团成员来说，支持中国的造反派行动，比改变他们自身的位置更为热衷。他们被不同的群众组织请去参加表态支持的会议，因此也难免陷入不同派系之间的斗争。爱泼斯坦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所有“红卫兵”组织都一样是革命的、动机纯正的，有点派性是次要的。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至少象征性地，因为我有一张外国人的脸）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首都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和一些专业性学院如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等，以及部队的全国性学院如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时事性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我青少年时代的家乡）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种微妙的心态。从不同的层面上，当代中国在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都处在一种内在的悖论中。一方面是无法无天，独往独来，敢于和世界任何强国决裂和抗争，一方面却又总是要尽量地让自己的行为获得世界的赞同和支持；一方面，天朝上国的流脉仍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国际战团中国支队”是最时髦的名称，一方面，当年稀有的中国战友阿尔巴尼亚，在中国得到了最大的荣宠——不久前一档电视节目披露，“文革”期间北京正在修建中国第一条地铁，朝鲜方面得知此事，就要求中国帮助他们在平壤建一条地铁，为此，中国甘愿暂停北京地铁的建设，优先建成了平壤地铁。“文革”时期，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刊登“毛主席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照亮全球”的图片，而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乏这样的披露，那些外国人捧读“红宝书”的照片，竟然是有关记者请某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摆拍的。还有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从他人之处得来，又“出口转内销”的时事通讯，难道说，当时的人们，不比她更为接近现场，更为了解运动的进程吗？
只有一次，这样的邀请被爱泼斯坦拒绝，就是参加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进行批斗的行动。李敦白走得更远，参加了清华园内批斗王光美的群众大会。据他追忆，这是江青要他参加的，而他在现场讲话中，批判的不是王光美，而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
作为激进的造反者，李敦白先后受到江青、周恩来、王力等的赏识，被称作“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担任过夺权后的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第一把手”。他还领头支持过天津的陈里宁，陈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觉察和批判刘少奇罪行的“新时代的狂人”。一个北大学生回忆说，李敦白在群众大会上的发言很精彩，他是个非常棒的演讲人，比其他中国的造反派讲话都出色，他的演讲没有讲稿而流畅自如。
但是，对于大多数外国专家，他们都没有李敦白这样的娴熟运用中文的才能。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困于这样的难题：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缺少共同经验和目标；许多人有能力阅读中文，但听说需要借助于他人翻译；因此在紧跟变化频仍的大形势上，有一定的时间差，他们总是落后于中国的造反派。他们的孩子们因此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家庭中也发生孩子指责父母落后的纠纷。在这些外国人之间，也发生了派性纷争。新来的嫉妒那些在华较久的老专家，如路易·艾黎、马海德，嫉妒他们与中共高层的熟识。而后者劝告他们不要卷入中国政治。他们还斥责那些因反对红卫兵而“犯错误”的外国人。年轻者指控路易·艾黎等老专家是间谍，穆斯林专家指斥李敦白、爱泼斯坦和沙博理的犹太血统，内部的分裂，使得造反者被造反。此外，他们还卷入了北京大学生的“天派”和“地派”的派性斗争。

从“国际友人”到“外国间谍”的诡异变化

“文革”的目标游移不定，一直处于颠簸和调整之中。它从最初的雄心勃勃，要以中国为中心，将毛泽东思想推广到全世界，对内清算“走资派”，对外挑战“帝修反”，其宏伟构想，确实是如毛泽东的诗句所云，“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加上国际环境的因素，接连发生一连串的外交纠纷，而以1967年夏季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为极端。
布雷迪写道：1967年夏天，康生和王力企图改变外交政策。那些被认为是敌对国家的人们开始被指责和遣返，如印度和苏联人员。英国代办处8月被烧毁，肯尼亚和阿富汗被指控不尊敬毛泽东，相继有法新社记者Anthony Grey等和外国专家被拘禁。同时，尽管毛泽东准许外国人参加“文革”，但林彪和江青等是有保留的。江青曾经支持过李敦白造反，时隔数月，江青在一次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大会上针对李敦白提出，不要让外国人参加你们的会议，作报告，做顾问。而派性发作的群众组织，也根据自己的利害取舍对待这些外国人。李敦白就受到更为激进的造反者的指责。1967年晚春，则有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织“7·16”称支持对立一派的外国人是“外国妖魔”。在毛泽东那里呢，经过上海公社、武汉事件、火烧代办处，毛认为已经走得过远了。在扭转局面中，外国朋友变成了牺牲者。“文革”初期曾经允许他们复制大字报，现在这些行为被称为“间谍行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7年10月发布通知，禁止组织反对外国人的示威等活动，在外交领域开始变得节制。“斗私批修”的兴起，则是把目标向内转，转向革命者自身。（原作者：张志忠）这样的大形势下，命运发生了逆转。李敦白曾经是王力的追随者。1967年末，他成为人们怀疑的敌人，再次被指控为“美国间谍”，还被江青追问“为什么一个美国间谍能够掌握广播大权达六个月之久”？在美国的一个资产阶级组织宣称，“北京的重要部门被一个美国人领导！”这样的消息反馈到北京，对李敦白更加不利。他还被指控支持反动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部”，是“文革”发展到1967年新年之交兴起的一个全国性群众组织，最初曾经受到江青等人支持，此时，迅即在禁止成立全国性造反组织的禁令下被宣布为“反动组织”而予以取缔。李敦白曾经参加该组织的有关会议并且表态支持。他哪里料得到翻云覆雨、风波险恶？——笔者注）。
1968年1月起，外国人被禁止参加“文革”。江青于同月讲到，我们必须警惕“外国间谍”，有的人甚至从解放前就潜藏下来，作为朋友或者专家给我们工作。{8}这被解释为江青企图借外国专家的间谍问题攻击周恩来。爱泼斯坦、沙博理等都被投入监禁，直到1973年才获释。最曲折的是李敦白，直到1978年10月，他才走出秦城监狱，重获自由。

蓦然回首的“三重奏”

其后，尽管仍然声称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但来自外国专家的个人性的支持态度，在中国逐渐失去其意义。它需要的是党对党的支持，而不再需要白求恩，尽管那些外国朋友愿意效法白求恩。这时，从意识形态的要求选择外国友人转而让位于欢迎普通的来访者和外国记者。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和战争危机，让中国的高层在国际上寻找新的制衡力量；而到70年代初期，中美关系的变化，也让官方改变了对待外国专家的态度。红色意识形态的标尺更让位于民族利益的需要。
布雷迪总结道，“文革”初期，中国领导人和民众，都相信中国是革命中心，都是国际主义者。中国人相信他们的革命将带来世界无产者的解放。反之，他们也求证于外国人的象征性的支持。1965—1967年，这种情况达到了顶峰。到中苏交恶，战争在即，中国转向美国寻求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而不再是所谓人民与人民的友好。那些参加“文革”的外国人，曾经相信，中国会更进步，更民主，更少官僚主义。但是世界革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与布雷迪的总结形成对应的是，李敦白和寒春，也在总结自己的理想主义追求和“文革”的反思。
在一次访谈中，李敦白指出，他仍然在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上进行思考，“在八几年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从18岁起接受着马列主义，后来被斯大林提高为马列主义者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理论根本就错了，马克思从来没有任何地方讲过，他提的几个地方专政是说在革命夺权的过程中，并没有想到长期的专政，《共产党宣言》里头写的很清楚，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第一项任务是宣布民主，他是宣布不是口头喊，是实行民主，痛恨各种霸权，真的恨，后来在苏联因为历史条件，为了控制国家，为了压制反革命就长期的专政。”{9}对于“文革”往事，李敦白的忏悔，比之于中国红卫兵的忏悔，也是毫不含糊的，尽管他为此曾经坐牢10年：“我在那个时候做过很多愚蠢又有趣的事情，但我并不后悔。我从中学到了很多。每件事其实都是不同的。当你撞到一面石墙，你应该坐下然后思考，再从中真正学到教训。但是我确实后悔一件事，就是我（在‘文革’中）参与了中国不同派系间的斗争，并因此推波助澜伤害了无辜的人。这令我非常后悔。我应该远离这一切。在那个年代，我所想的就是要政治正确。回顾起来，我非常后悔这件事。”{10}
阳早、寒春夫妇对于理想和“文革”的思考就表现出另一种向度了。在有关方面组织的一次寒春的追思会上，阳早、寒春的长子阳和平对父母亲做了这样的评价：“我认为我的父母的一生是让人羡慕的一生，他们信仰的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那种盛行的拜物教，他们崇拜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他们追求的不是名和利，他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崇拜的是毛泽东，他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虽然他们的去世是悲伤的，但是他们的一生是最幸福的、值得庆贺的一生。……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只有共产主义才是人类的解放道路。他们的一生是干实际工作的，不讲空话，他们把精力完全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们把个人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融化为一体。人民喜欢、需要的，他们自己就喜欢。”{11}阳和平心中的父母，终生都是理想主义者，终生都保持了对毛泽东的崇拜，这样的评价及话语方式，确实和毛泽东时代非常接近。而在其他的文字中（比如陈鲁豫对寒春的访谈印象中，讲到寒春对“文革”的充分肯定，和她对改革开放时代的保留态度，也让我们深思。这让我想到莫言所讲，在众口一词地说“是”的时候，应该允许有一个人说“不”吧。
附言：国内对外国友人“文革”经历之研究的重要成果，有笑蜀的《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武宇红的《“文革”中留京工作的外国专家不同的路径选择——以李敦白、马海德等为例》等文章。笑蜀是“文革”历史研究的名家，本文引用了笑蜀此文的一些资料。后者则是武宇红的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且材料极为丰富，萃集了相关的最新信息，也对本文有很多启示。

注释：

{1}布雷迪的资料引自《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的革命年代——1964—1976》（The Wind Will Not Subside，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ese，1964-1976）。我没有读到这本书，但是，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泼斯坦和李敦白的相关回忆中，这些当事人，对毛泽东谈话内容，都没有这样明确的记载。
{2}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1921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个犹太家庭。曾先后就读于波特军事学校、普林斯顿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并最终在后者修读哲学，期间曾经加入美国共产党。1942年参军，被派往斯坦福美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1945年夏随军派往中国，负责处理美军和中国民间事务。战后继续留在中国，经宋庆龄介绍在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后前往张家口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1946年到延安，任新华总社英语专家。不久他获得中国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与毛泽东、周恩来、廖承志等有深度接触，是最接近中共领导层的外国专家，后者也充分发挥其在华外国人中的影响力。1949年在苏联任报纸编辑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被指控为“间谍”，牵连到“美帝国主义派来破坏中国革命的间谍”李敦白。李敦白被投入监狱达6年之久。1955年斯大林死后，李敦白获得平反释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外国专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敦白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参加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1967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很多外国人所住的友谊宾馆出现针对李敦白的大字报，将他划为“五一六分子”。（原作者：张志忠）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许多成员如爱泼斯坦、邱茉莉夫妇等被逮捕。李的妻子王玉琳则被派往五七干校。1973年在押的外国人基本都被释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视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分子继续关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1979年回到美国度假，并曾为《纽约时报》撰文讲述自己的第一印象。1979年《纽约时报》也曾报道过他引人入胜的故事。1980年，李敦白携家人彻底地离开了中国，但是仍然运用他的关系和影响从事中美之间的商业活动，他的客户包括英特尔、微软等。根据他的生平摄制的记录电影《革命者》于2012年10月在全美巡映。
{3}阳早、寒春等《给外国专家局的大字报》全文如下：
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是哪个牛鬼蛇神指使给外国人这种待遇？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论他是哪个阶级，不论他对革命是什么态度，都受到这种“五无二有”的待遇：“五无”：一，没有体力劳动；二，没有思想改造；三，没有接触工农兵机会；四，不搞阶级斗争；五，不搞生产斗争。“二有”：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
制定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是赫鲁晓夫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这是剥削阶级思想。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结果又是什么呢？1.使要革命的外国人不能掌握毛泽东思想，只能在口头上说条条；2.使革命的外国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3.阻碍在中国的外国小孩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4.把革命的外国人和他们的中国阶级兄弟隔离开，破坏他们的阶级感情，破坏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原则的问题，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待遇。
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
因此我们要求：1.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2.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3.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4.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5.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三大革命运动；6.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7.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8.取消特殊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中国人民、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万万岁！！
{4}转引自笑蜀《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转引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cle_2013070486926.html
{5}转引自罗斯·特利尔《我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譬如她借回应一位美国人的评议而报道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通讯：
美国的一个朋友写道：“我对于革除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表示遗憾。”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并不认为遗憾；他们敲锣打鼓，拿着花环游行到天安门欢呼起来了。我的消息是由一个美国教员提供的：
北京大学革命运动的第一炮，是在校长被革职数天以前打响的。有七个人张贴了大字报，指责北京大学党委跟邓拓集团积极勾结并严重地阻挠学生们所作的批评。随后展开了数天的激烈的争论，上述的大字报署名者七人被恶毒地抨击为“反党”。六月三日，北京市委改组，同时北京大学的新党委名单也发表了。由此观之，最高当局支持了学生提出的指责。
来自邻近学校和学院的学生，以及北京各工厂的工人——共有数以千计的人数——进入杨柳成行的古老的北京大学校园，敲着锣，呼口号，支持教职员和学生们展开的批评。一所小学的学生们步行五公里去欢呼喝彩。同时，学生和教职员们对于他们认为不妥的东西便展开批评。这通常采取了大字报的方式，大字报是写在彩色的纸上的。不久，这座庞大的灰色的建筑物，被贴满了红色、粉红色、绿色和黄色的大字报。没有人上课，因为每个学生都去参加这个严肃的运动，讨论大字报并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关于观点的和关于有牵涉的人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年前已在北京大学开始，但它没有搞出个名堂，因为该大学的党委对所有的批评者作出一种报复的反击。在这个时候，党委本身受到攻击，而久矣乎受到压制的批评者舒一口气了。积累起来的证据显示：陆平集团一向歧视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学生的就学权利，他们从入学考试至毕业后分配工作都受到妨害。在法律系中，陆平集团要求学生研读一千五百本古书然后发表意见，去冲淡学生的不满。他们曾把一个研究生拖下讲台，因为他试图揭露他们的阴谋。所有这种事情，现时已揭发出来了。现已展开讨论当前的局势至一连串的问题：如何建立一所施行“真正社会主义教育”的大学？如何培养一种新的知识分子，而这种新的知识分子不会在一个时代之内变成一种新的特权阶段的一部分。
——原载《参考消息》，1966年8月11日。
{7}《见证中国》，第318页。
{8}根据笑蜀的文章《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所述，1967年9月17日康生接见“首都红代会”代表时，就诬陷那些外国专家“造反派”是“苏修、日本、美蒋特务”，并斥责红卫兵们“甚至和敌人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江青也指责中国的红卫兵们欢迎外国专家“造反派”参加其活动是“奴隶主义，洋人什么都好，放个屁也是香的，外国月亮也是大的”。康生和江青的上述言论流露出他们对这些一心要使中共更加纯洁的外国专家们的厌恨之情。
{9}《共识网专访李敦白夫妇（下）（2），http：/www.
21ccom.net/articles/rwcq/article_2010090818020_2.html
{10}《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何谦，实习生袁幼林：《“我的信仰从没有改变”——美国青年对话李敦白》，2012-09-07，http：//www.infzm.com/content/80523
{11}http：//rongqt-715.blog.163.com/blog/static/564366620105249275136/

责任编辑 李秀龙（原作者：张志忠）

hachen

这个作者显然缺乏关于文革的基本常识，竟然能把何蜀误为“笑蜀”，把“五一六”分子称为“七一六”分子，太好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