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蜀：简述中共在文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以重庆市为例

tuffy05 · 发表于 2010-2-16 14:59:27

作者：何蜀

   文化大革命中风行一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开篇第一条的第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来是通过各级中共组织来体现的——因此在1957年，那些批评本地区本单位中共组织甚至一般中共党员的人们就有许多被视为“反党”而被打入另册。然而，在文革初期，为了充分发动人们起来“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炮打司令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任何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如果违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违背了毛泽东思想，为什么批评不得？为什么人家一批评，就叫做‘反党’，‘反党中央’，‘反革命’？”（《人民日报》1966年8月23日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

   在此理论的鼓动下，“打倒一小撮”迅速演变为“打倒一切”，各地各级中共组织（连带由中共组织控制的政府机关）相继瘫痪（随即又被宣布“夺权”），许多地方一度形成了“半无政府状态”（只有中央政府而无地方政府）的权力真空局面。在不同地区和单位，这种各级中共组织停止活动、失去“领导核心”作用的局面到底从何时开始？持续了多长时间？在新的党组织重建之前，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新的党组织何时重建和如何重建？……无论是党史、国史还是文革史，对此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以重庆市的市级中共组织在文革中的演变情况作为典型个案，略作概述与分析。

旧市委：从领导文革到完全瘫痪

   重庆市建国初期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中共重庆市委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大区撤销后，1954年7月改重庆为四川省辖市，重庆市委改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因重庆在四川地位特殊，文革前夕的1965年11月，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增补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原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处书记鲁大东增补为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

   文化大革命爆发前夕的1966年3月18日至28日，中共重庆市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出中共重庆市第二届委员会的委员和候补委员。28日举行的市委二届一次全委会议。选举任白戈、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岳林、廖苏华、丁长河、杨松青、段大明、谢家祥、唐兴盛等11人为市委常委，任白戈为市委第一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岳林、廖苏华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丁长河为候补书记。市委常委中的谢家祥是驻重庆的陆军第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政委，唐兴盛是重庆军分区党委书记、司令员（任白戈兼重庆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委）。

   重庆初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在这一届市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共中央及西南局、四川省委的指示展开。批判“《重庆日报》三家村”，批判“张黎群黑帮”，批判“萧、李、廖反党集团”，批判重庆大学“郑思群黑帮”等等，都是在这一届市委领导下进行的。

   不过，正当重庆市委按照以往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派”运动）的经验开展这场运动时，却遭到了意外的打击：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突然袭击地点名（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注释中）批判了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在这期《红旗》杂志上，以当时中央文革成员穆欣（不久穆欣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署名的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中，批判“周扬的一些追随者”“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在注释中点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后来在一次向群众所作的公开检查中回忆了当时西南局和四川省领导人在这一意外打击下仓促处理任白戈问题的一些情况：“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注：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志高（注：廖志高，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李井泉《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1967年2月8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

　　7月8日，廖志高专程赶到重庆，召开市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随即，任白戈被以“请假检查”名义停止工作。重庆市委由书记处书记鲁大东主持工作。

   7月19日，中共重庆市委成立由鲁大东任组长、辛易之任副组长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为贯彻执行全会决议，将文化大革命推向高潮，8月24日，李井泉亲临重庆坐镇指导，并带来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和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燕汉民协助重庆市委工作。刘文珍分工抓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燕汉民分工抓大学文革运动。

   8月27日，中共重庆市委召开大专院校革命师生代表会议，刘文珍作了号召“集中火力炮轰市委”的讲话，李井泉讲话中代表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宣布将任白戈罢官。

   在这段时间里，重庆的文革运动，包括市委工作组逼死重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成立官办的红卫兵、赤卫军和工人纠察队，“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抄家，毁灭文物古迹，更改街道、商店名称……），集训中小学教师（搞“人人过关”的相互揭发批判），打击各单位被划为“三、四类”的人员……都是在以鲁大东为首的市委领导下以及李井泉等上级领导的指导、督促下进行的（工人纠察队的名称都是李井泉定的）。后来有人把官办红卫兵抄家、毁灭文物等等说成是造反派所为，与史实不符。

   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群众性造反运动掀起高潮，重庆市委处境日益艰难，但工作并未停顿，“领导核心”作用也还没有失去。11月3日至13日，市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讨前一段时间里市委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号召各级干部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群众在一起，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11月16日，中共重庆市委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相继发出〔66〕171号和172号《通知》。前一《通知》规定：凡在前段运动中被各单位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和“政治扒手”等的师生、职工和农民，应宣布一律无效，并公开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凡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和工作组，都要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后一《通知》宣布：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为了更好地推动重庆市的平反工作，组织了重庆市革命平反监察委员会，并已开始工作，各单位应大力支持。（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第96页）

   直到12月4日发生造反派冲击保守派工人战斗军（即工人纠察队）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引起大规模武斗冲突的“一二·四”事件，市委都还在艰难履行着领导职责。当市委得知造反派可能要到工人战斗军大会会场上去造反的消息后，对“一二·四”大会可能导致两派冲突十分担忧。竭力想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这个大会。主持市委工作的鲁大东1967年初在一份公开检查中回忆：

   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辛易之和燕汉民对我讲，街上贴出了海报，十二月四日工人战斗军要在大田湾开大会。十一月三十日黑市委书记处和燕汉民在潘家坪开会，十二月一日在小温泉召开了干部会，说明市委已经犯了路线错误，如果再滑下去，就有变成四类干部的危险。联系谈到十二月四日工人战斗军召开的大会，一定要说服他们不开，如果他们一定要开，就通知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去参加。十二月二日上午我和辛易之在重钢招待所会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三人……我发言的大意是：目前少数派与多数派有对立情绪，如开大会，少数派来冲会场，则很可能发生冲突。所以十二月四日的大会切不要召开。会见最后，他们表示非开不可，楚光辉还保证绝对不发生冲突。我才表示给他们准备开会条件，以示支持。十二月二日下午市委即在电话上通知各部委和各区委，一定通知所属各单位的工人纠察队，不参加十二月四日的大会。十二月三日和夜晚，王廉仍多次劝说他们不开大会，结果无效。（鲁大东《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1967年3月4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1日翻印）

   从这一回忆可知，重庆市委当时的领导作用已经十分有限（连保守派都不听招呼了），但是市委尚未瘫痪，还在艰难履行着领导职责，力图制止动乱。

   “一二·四”大规模武斗冲突后，社会秩序大乱，造反派与保守派群众之间冲突不断，12月17日，著名作家、小说《红岩》作者罗广斌在首都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上，当着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面，代表重庆造反派“一二·四惨案赴京控诉团”发言，公开喊出了“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的口号。重庆市委这时已经被造反派称为“黑市委”，很难开展工作，基本转入“地下”状态，但是仍然没有完全瘫痪。

   市委书记处书记岳林在1967年初写的一篇公开检查中说：（1966年底）“市委办公厅周炳林向我反映，市委有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市公安局，怎么办？当时我同意拿回来，不能放在公安机关。在未拿回来之前，大约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晚上，书记处碰头会上（书记全部在场），廖苏华又提出这个问题，鲁大东同意该保存的保存，该处理的就烧掉，辛易之亦表示没有意见。”（岳林《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1967年3月1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由此可见，在1966年12月底，重庆市委书记处还开过碰头会。

   12月31日，重庆市委的舆论喉舌、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被报社造反派夺权。从次日（1967年1月1日）起改出《新闻报道》。

   工人战斗军不甘心“一二·四”大会被造反派冲击而流产，决定在1967年1月4日（即“一二·四”事件一周月之际）再次召开大会，表现他们同样能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得知后，有人又准备再次对大会进行“造反”以制造事端，进一步打击保守派。重庆市委深感担忧。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1967年3月1日所写《初步检查》中说：“一月二日在说服工人战斗军不要开会时，一方面批评他们思想保守，应该向革命派学习，一方面又从物资上解决问题，没有勇气拒绝。”（辛易之《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1967年3月1日，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967年3月13日印，随《新重庆报》附送。）

   可见直到1967年1月初，辛易之都还在以市委书记身份做工作和批条子。

   然而，全面夺权的“一月风暴”已经掀起。1月6日，最早发生学生与市委领导人正面冲突的“八一五”事件、最早起来造反的重庆大学和重庆师范专科学校等院校所在的沙坪坝区，造反派与区委机关“七一”战斗队、区人委机关“星星之火”战斗队一起宣布夺了区委、区人委的权。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26日改称沙坪坝区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简称区临委）。这是重庆市第一个区委及区政府被造反派夺权，彻底脱离了重庆市委的领导。

   1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给上海“工总司”等造反团体发去贺电。表明了中央支持造反派的明确态度。这一信息使重庆市委领导们对形势彻底打消了犹豫观望态度，辛易之在向群众所作的《初步检查》中说：“这时感到形势逼人，再不能拖了，必须从思想上彻底弄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1月16日，造反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布向党内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的《总攻击动员令》。同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勒令“黑市委”领导人到重庆大学报到接受批判。

   对重庆市委领导人在1967年1月上、中旬的行踪，有一份历史资料作了具体记载。1967年4月初，因北京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报和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东方红报》发表“向中央文革、首都人民汇报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文章中称：“一月十七日深夜，在（重庆）市委交际处，黑市委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公安局长孙斌和重大八一五总团周××黄××熊××密谈”搞“和平让权”。重庆市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丛中笑》战斗组于4月17日发出一份传单《紧急辟谣》，说，交际处八一五兵团从1966年12月“杀出来”造反，不存在1967年1月17日“黑市委”与重大八一五头头在交际处开会密谈的事，在这份传单中还详细列举了“黑市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当时的行踪：

   鲁大东——于元月二日乘汽车去成都，四日乘机赴京（引者注：鲁大东1967年3月4日《我的初步检查和揭发》中说：“今年一月我去北京动员工人纠察队返回重庆搞生产……”），元月二十三日下午由京返蓉，二十四日晚回渝。

   辛易之——元月八日去重庆日报，十三日由报社与交院九·一五同学刘××、中学生红卫兵陈××、何×，北航红旗马××、北地东方红朱×一同去交院九·一五，元月十九日由交院刘××、肖××与辛一道去綦江铁矿。元月二十二日晨一时从綦江返交院，元月二十二日去大田湾开会，会未开成，后由电力学校带去约十多天，又由交院刘××带回交院九·一五，直至二月二十四日市委造反派才要回交“革联会”。

   廖苏华——因元月十六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发出了要黑市委头头到重大报到的《勒令》后，于十七日晚七时，廖从人事局处乘车去重大报到，十八日，市公安局造反派曾带回市局交待问题，后仍送回重大，直至二月下旬才送交“革联会”。

   从这份资料可知，重庆市委书记处的领导们，先后于1967年1月上、中旬停止工作。重庆市委的完全瘫痪，应该从这个时候算起。

新概念：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基层党组织瘫痪之后，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如何体现？“无产阶级司令部”早已抛出一个“新概念”：“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

   抛出这个“新概念”的时候，各地基层党组织还没有面临瘫痪的局面，许多地方造反派还没有起来，已经出现的造反派大都还只是少数派，尚未对基层党组织形成威胁。但是，为了鼓动群众起来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或许也是“高瞻远瞩”预见到了即将出现“打倒一切”、党组织全面瘫痪的局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抛出了这个“新概念”。1966年8月25日，在“无产阶级司令部”中排名第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与张平化（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任重（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一起接见中南地区在京同学时，陶铸在讲话中就十分明确地说：“现在哪一级党委都可以反对，只要你不革命。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和林彪同志不能反对。党的领导就是毛主席的领导，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不是党员垄断的，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谁就是党的领导。相反，你是党员，你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就不是党的领导，你是挂羊头卖狗肉。你们不要被他们吓倒，他们讲你们反党，你说我反什么党？我们拥护毛主席的领导，你们是什么‘党’？不是毛主席的党我们就打倒！这是他们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要剥夺这个武器。”8月31日，张平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讲一讲党的领导的问题。什么叫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真正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就是党的领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违反了党的领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搞清楚。我自己也没搞清。这次长沙镇压学生的事件是在什么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在‘三相信’的情况下酝酿的，这就是它的思想准备。‘三相信’就是相信党委，相信市委，相信工作队或者工作团。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是反动的。”11月12日，谢富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刘宁一（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接见安徽部分革命师生工人代表时，有同学提出有关党的领导问题，刘宁一回答：“毛泽东思想是直接同人民群众见面，在报纸上发表，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就不错。”谢富治则明确说：“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陶铸在12月5日接见江苏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中又说：“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党委如果很好，执行毛泽东思想，则就能代表党的领导，相反，一个革命群众组织，不是党的组织，如果他执行了毛泽东思想，照样就是体现了党的领导，你不能执行，他执行了么，党委不行了，你们就代表党委执行党的领导。”（以上讲话均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6年）

   这些讲话显然不能说是他们的个人意见，在长达近半年的时间里，由这样一些不同职务的高级领导人（其中除谢富治外还都是党史上的“正面人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说出同样的“新概念”来，表达的当然是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集体见解（或曰“集体智慧的结晶”）。

   这个有关“党的领导”的说法虽嫌牵强，但也确实符合一段时间里的社会实际。在中共基层组织纷纷瘫痪之后，中共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基层单位就是通过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和思想控制来体现的。当时已经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造反派群众组织无不以“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小兵”、“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自诩，对来自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无不雷厉风行坚决照办，有时甚至比以前的中共基层组织显得更“革命”，更“左”，比共产党更“共产党”。比如，中央提出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提出不允许建立全国性的跨行业、跨地区群众组织，不允许建立复员、转业、退伍军人的群众组织，不允许建立临时工、合同工组织等等，本来都是限制、约束造反派的措施，但是造反派无不竞相表态响应号召，坚决照办，甚至采取激烈行动落实中央的意图——比如，首都三司帮着中央镇压临时工组织“全红总”（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又比如，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发现重庆最早建立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二七战斗团的发起人和主要负责人刘红有乱搞打砸抢和冲击中南海、殴打解放军等劣迹后，为“纯洁造反派组织”，主动到重庆市公安局要求将刘红作为“现行反革命”逮捕，被公安局以“十六条”规定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外都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为由拒绝，二七战斗团又将刘红开除并“扭送”公安局关押审查。

   不过，这个以所谓“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取代中共组织领导的局面为时极短。在重庆市，最多只持续了半月左右，很快就有另一个中共组织——五十四军党委取代了原重庆市委的地位。

驻军党委：缺乏权威的领导核心

   从1966年底到1967年1月，地方各级中共组织受到冲击、相继瘫痪之后，只有军队党委系统是受冲击最少或基本未受冲击、保存最为健全的党组织系统。

   陆军第五十四军军直机关驻重庆（兼重庆警备司令部，后又称重庆警备区）。政委谢家祥（军党委书记，1967年7月调任成都军区副政委）是文革前夕当选的重庆市委常委（五十四军是当时成都军区辖下唯一的一支军级野战部队，其级别高于重庆市委，谢兼重庆市委常委是军队为联系地方工作方便而普遍采用的做法，并不表明谢的级别低于任白戈）。

   因为毛泽东有关“党指挥枪”和军队不仅是战斗队同时还是“工作队”的一贯指示，重庆驻军介入地方上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非从毛泽东发出“支左”号召时才开始。

   1966年6月22日，《重庆日报》公布了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批准的重庆市委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重庆市委重新派出工作组进驻重大领导文革运动。这一庞大的工作组由重庆市副市长余跃泽任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军党委常委）为政委。工作组人员包括地方干部约200人，军队干部约100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始后，8月3日，重庆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按中共中央通知，各校工作组必须于当天下午6时前撤出。重庆大学工作组临时撤到校内刚竣工的机械系新大楼，与师生脱离接触，等候指示。滞留至8月20日，重大工作组决定撤离学校，工作组中的军队干部全部撤回部队。重庆驻军介入地方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

   在毛泽东“八一八”接见红卫兵这一划时代事件的启示和号召下，8月24日，重庆医学院一批“红五类”学生（主要是干部子女），在党政领导支持下串连成立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随后，重庆市委通过市学联主席莫泽礼和市委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李友同他们联系，并随时传达一些指示。于8月31日组织23个学校的人员在重庆医学院会议室成立了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络站。（刘桂兰《告全市人民书——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1966年11月20日。油印传单）9月3日，经重庆市委“建议”，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召开代表大会，通过成立宣言。9月8日，重庆市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正式成立。同时，参照北京的先例（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给首都红卫兵一司、三司担任辅导员），由重庆市委提议，经请示成都军区批准，五十四军军长韦统泰（军党委副书记）、政治部主任梁大门（军党委常委）奉命担任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辅导员”，并派来了10个解放军“联络员”。9月10日，按照重庆市委的指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将态度日益倾向造反派的中学生红卫兵强行合并，改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后被群众讥称为“思想兵”）。韦统泰等又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辅导员。

   这应算是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到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的几位负责人（总部政委刘桂兰，总部副政委兼纠察总队政委孟军，总部常委王桂香等）也起来向市委造反，同时对解放军辅导员提出了批评。10月9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宣布撤出（实际上等于是赶走）解放军辅导员。

   1967年1月8日，造反派红卫兵代表到五十四军军部大门口要求韦统泰出来接见和回答问题，在韦统泰出来后，采取突然行动将其绑架上车送到设于重庆市少年宫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扣留，要求其承认担任“思想兵”辅导员期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关押约一周，在市中心解放碑召开了批判大会后才将其送回军部。15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的《山城红卫兵》报第十期发表了署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纵队孟军、刘桂兰、王桂香”批判解放军辅导员的文章《老实交待是可以的，想滑掉是不行的——在批判韦统泰、梁大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的发言摘录》。

   在这一阶段，虽然重庆驻军介入文革运动后遭到了比前一阶段更大的挫折，堂堂军长、军党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军党委书记）韦统泰将军（1964年晋升少将军衔）还遭到了造反派红卫兵的绑架和公开点名批判，但是，韦统泰通过与造反派红卫兵的多日接触，对这些与他儿女年龄相仿（他的儿女当时都在重庆的中学读书）的“革命小将”有了进一步了解。进而认定这些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热情支持的“革命小将”是开展文革运动应该依靠的“左派”，从而明确了支持以重大八一五为代表的造反派的立场。

   1967年1月21日晚上，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听到广播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即向全市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倡议由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出面召开各造反派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次日，在红卫兵司令部驻地少年宫召开了有37个群众组织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了夺权行动方案。

   1月23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五十四军党委迅速响应，立即行动起来，表示坚决支持重庆造反派（当时统称八一五派）的革命行动。并按照《人民日报》1月22日社论传达的毛泽东关于支持造反派夺权的精神，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组织联系，表示支持八一五派夺权。五十四军党委还调看了一些主要造反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个人档案材料，研究了组成新的市级临时权力机构的人选。

   1月24日至26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50多个造反派群众组织，在五十四军支持下组成“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

   1月28日，重庆驻军2000名指战员举行“坚决支持重庆革命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武装示威游行，表示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夺权行动的公开支持。

   1月29日，重庆造反派群众及解放军驻渝部队指战员30多万人在市体育场举行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并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揪到会场批斗，会后游街示众。次日重庆《新闻报道》（《重庆日报》因被造反派夺权，从1967年元旦起停刊，改出《新闻报道》）发表了题为《山城革命造反派掌权黑市委完蛋》的报道。

   2月8日，由驻军支持重庆造反派夺权建立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五十四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革联会常委12人（以后增加到21人）中有军队代表二人（五十四军刘润泉与重庆军分区政治部主任马骏荣）。常委中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重庆财贸工人八一五战斗团主要负责人王绍川（重庆市第二商业局干部，1964年以上尉军衔转业，中共党员），就是由五十四军党委推荐并说服动员出来任职的。王绍川回忆，在革联会成立前召开的一次研究夺权的会议上：

   五十四军就派来了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我对部队是有感情的，一看他是政治部副主任，我知道这在部队上是个什么角色，马上就把他当成我的首长。我跟他可以说是一见如故。他要我主持会议，我说不行，我出身不好。他告诉我：“你大胆干，你的档案，我们军党委调来研究了的，你从小参加革命，是我们部队培养出来的干部，在部队入的党，我们信得过你。”（《王绍川回忆录》，王绍川口述，何蜀整理，未刊稿）

   可见，从1967年1月下旬即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时起，驻重庆的五十四军党委就开始行使起领导重庆市文革运动的权力。由此也可以认为，中共在重庆的市级组织，从1月下旬开始，便由五十四军党委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填补了原重庆市委瘫痪后形成的权力空白，发挥了中共在重庆地区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后的“抓革命促生产”，“镇压反革命”，“群众组织整风”，“按车间班组实行归口大联合”等工作均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开展。

   不过，在文革那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加上部队党委毕竟没有领导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经验，这样的“领导核心”作用已经不再具有以前市委那样的权威。再加上造反派的分裂，反对革联会的一派造反派（后称反到底派）拒绝服从五十四军的领导，不断将斗争矛头指向其领导人，怀疑其与“黑市委”的关系，甚至谣传该军是“李井泉的黑部队”，“重庆警备司令部是黑司令部”，后来还声称要打倒“山城赵永夫”（赵永夫是因开枪镇压造反派而被中央定为“混进党内军内的反革命分子”逮捕的前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军队党委在地方上的领导作用比瘫痪之前的地方党委实际上好不了多少。

   因为中央要求各地夺权后要成立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而革联会成立时常委中的地方干部只有重庆第二商业局局长徐正身，还没有一个原市委领导成员结合进去，五十四军党委研究后推荐了原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但是因辛易之曾代表市委处理保守与造反两派学生冲突的“八一五”事件而被造反派称为“镇压八一五事件的刽子手”，五十四军党委此议引起造反派普遍反对，反对革联会的一派讥之为“三凑合、拉郎配”，拥护革联会的八一五派也有许多人想不通。再加上接踵而至的反击“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和中央开会解决四川及重庆问题，五十四军党委不得不把结合辛易之一事搁置起来。

   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于1967年5月16日结束，中共中央于当天发出中发〔67〕第159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时称“红五条”），在第一条中“公开宣布撤销任白戈的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撤销任白戈兼任的重庆军分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并将原中共重庆市委及市政府的主要领导人称之为“重庆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在第三条中宣布：“中央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治委员蓝亦农同志，副军长白斌同志，重庆军分区司令员唐兴盛同志等负责组织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蓝亦农同志为组长，白斌同志为副组长。”

   尽管中央没有承认由五十四军支持建立并主持工作的重庆市革联会，但是中央决定组建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仍由五十四军主要领导人负责，实际上等于正式明确了五十四军党委对重庆市的“领导核心”作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庆地区的重大活动、工作部署等都是以市革筹、警备区名义联合行文和召开会议。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重庆两派群众组织展开了血腥的大规模武斗。五十四军为制止武斗作了许多努力，甚至付出了一些指战员伤亡的代价，但因为毛泽东对各地的大规模武斗一时尚未表明态度（甚至或明或暗地表示出纵容、欣赏的态度，将各地大规模武斗频发的时期称之为“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加上五十四军因介入文革后历史形成的偏袒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的倾向，制止武斗的努力收效甚微。

   1968年春，重庆驻军负责人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代表被召到北京参加中央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四川班学习，以促进大联合和筹建革命委员会。在此期间，五十四军党委（书记韦统泰，副书记蓝亦农）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名义继续起到领导作用。比如，对两派群众组织推选的进入省、市革命委员会的代表，最后都要由五十四军党委研究通过才能上报。反到底派不顾五十四军领导人的事先招呼（不准推选在武斗中曾枪毙八一五派俘虏的北碚猛虎团负责人邱开全，否则推选上报到市革筹后就会被否决而且不能另换他人），执意推选邱开全，结果被市革筹否决后等于自动放弃一个名额。而八一五派文攻武卫指挥部的总指挥阳增泰（军工系统八一五派组织八一兵团主要负责人，前革联会常委），本来理应进入革命委员会任职，但五十四军党委担心其今后被查出武斗中的问题会遭到追究从而使八一五派损失一个名额，事先就给八一五派打了招呼，不将其作为推荐人选。

   1968年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主任蓝亦农，副主任由白斌与地方干部鲁大东、岳林及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各二人担任，但实际权力还是在五十四军党委手中。此后一段时间里，重庆的重大活动、工作部署均以市革委、警备区名义联合行文和召开会议。军队干部普遍担任了各级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的“一把手”掌握实权。这一时期的“大联合、三结合”、“造反派撤销总部解散组织”、“清理阶级队伍”、“打击国民党残渣余孽”等工作都是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进行的。重庆著名的文革大冤案“一号专案”（打击迫害了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前国民党起义投诚将领），就是在五十四军党委领导下炮制出来的。1985年3月，五十四军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领走访组专程到重庆向文革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地方干部、群众和民主人士道歉（《重庆日报》1985年3月20日报道《“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

核心小组：直接任命的市级党组织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命令五十四军调离重庆，陆军第十三军由云南调往川东，接替五十四军防务（调防工作至1968年12月完成）。蓝亦农随部队调离重庆，白斌早于1968年8月调任国防科委第21基地司令员。1968年12月，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免去蓝亦农、白斌的重庆市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由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军党委书记）任市革委会主任，何云峰（十三军副政委，军党委副书记）、张英才（陆军第38师师长）任市革委会副主任。同时，经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重庆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何云峰，副组长顾永武（十三军副军长、军党委常委）、鲁大东。

   这是中共“九大”之前在重庆市正式建立的新的市级中共组织。它的特点之一是上级直接任命。本来党组织应该由同级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虽然在文革以前这种选举就已经是在上级任命的前提下走走过场（李井泉就曾对不投他票的干部动用公安手段进行追查并打击报复），但也总还有一个“党内民主”的形式。到了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干脆省去那徒具形式的选举，倒也更符合现实。特点之二是核心小组的实权仍然由驻军党委掌握，只是比驻军党委领导地方工作有了更正式更合适的名分。

   不过，当时在重庆参加“支左”的部队并不全都属于五十四军或十三军，其在地方上任职的干部未受五十四军和十三军调动的影响。如重庆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徐国栋，时任空军第九工程总队（代号空字870部队）副政委。1967年夏任重庆市革筹小组政法办公室负责人。1968年2月任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5月任重庆市公检法军管会党委书记，6月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任常委、人民保卫组组长。1971年3月任市革委“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办公室主任。8月底9月初奉命回原部队。重庆的“砸烂公检法”工作就是由他按照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具体领导的（详见重庆市公安局离休干部王成林著《重庆“砸烂公检法”亲历记》，自印书，2003年10月）

   1968年12月13日至30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直属单位党员代表大会（有大批非党员的革委会委员、工宣队员等代表列席）。与此同时，各区县也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这是市革委成立以后（也是文革以来）重庆市的第一次党代会，主要是学习和贯彻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狠批刘少奇的所谓“黑六论”及所谓刘、邓在四川、重庆的代理人李井泉、廖志高、任白戈、黄新廷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学习讨论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和关于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中共“九大”之后，1969年10月22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经中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由何云峰（已升任十三军党委书记、政委）任组长，顾永武、鲁大东任副组长。此后一段时期里的“批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一打三反”、“整党建党”等工作都是由这一核心小组领导的。特别是在死刑核准权下放后的“一打三反”运动中造成的一系列冤案，如为刘少奇鸣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的建设银行干部方运孚案（文革后此案平反，方运孚被国家民政部追认为革命烈士），因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被以“恶毒攻击”罪打成“现行反革命集团首犯”枪毙的“右派分子”刘家瑞案（文革后此案平反），因所谓“反革命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枪毙的长寿县农民余方正案（文革后此案平反）等等，这一核心小组是应该承担责任的，然而至今未见有关当事人有过任何认错或忏悔的表示。

重建市委：“一元化”领导的核心

   1971年5月6日至8日，中共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何云峰代表中共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作《高举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重庆市第三届委员会，委员53名，候补委员15名；市委第一书记何云峰（成都军区副政委、军区党委常委），第二书记鲁大东，书记顾永武（十三军军长、军党委第一书记），副书记张英才（十三军副军长、军党委常委）、陈占楼（十三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党委常委）、岳林、李启唐（重庆警备区政委）。常委何云峰、鲁大东、顾永武、张英才、陈占楼、岳林、李启唐、丁国文、丁长河、许佳陆、刘家碧、杨聚珍、赵伟（十三军政委、军党委第二书记）、赵桂海（重庆警备区司令员）、薛震鲁。

   6月29日，《重庆日报》刊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建党路线光辉指引下，重庆市各级党组织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称：目前，全市整党建党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全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的多数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建立新的支部，有的建立新的支部和党委，巴县、綦江、长寿和市中区、江北、南岸、九龙坡、沙坪坝、北碚、南桐等县、区分别建立了新县委和新区委。中共重庆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已于5月上旬胜利召开，代表大会选举并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批准成立新市委。通过整党建党，全市已建立5000多个新的党支部。在突出思想整顿的基础上，组织上进行“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各级党组织新的领导班子，都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

   所谓“更加纯洁、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当然纯属谎言。新市委高举的是“九大”旗帜，而“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市委还有何“纯洁”、“坚强”、“朝气蓬勃”可言？说是“老、中、青三结合”，但重建的新市委仍然由军队干部主政。军人习惯的命令主义作风和“对敌斗争”思维、不熟悉地方工作而又要“外行领导内行”的瞎指挥风气，缺乏监督和批评（对军队的批评很容易被上纲为“反军乱军”、“毁我长城”）造成的军人高人一等的畸形现实等等，都给“三支两军”工作带来极大的祸害，积怨甚多。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突发又引起毛泽东对军人政变的猜疑、惊惧，从而对军队展开了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清洗。在此背景下，军队干部逐步奉命退出地方党政系统。1972年至1973年间“支左”军人陆续撤回部队。

   中共“十大”之后的1973年12月10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鲁大东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免去何云峰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市委领导中的其他军队干部也在此前后陆续撤回部队。

   至此，原在1966年底由鲁大东（以书记处书记身份）主持工作的中共重庆市委，经过近七年的折腾，终于又恢复到了仍由鲁大东（以第一书记身份）主持工作的局面。此后重庆市的“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各行业整顿、“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运动都是在这一届市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的。因公开写出大字报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通缉的重钢青年技术员白智清在外地“落网”后，就是由这一届市委召开全市万人大会批斗逮捕的。

   综观文化大革命的全程，尽管地方上的各级中共组织曾一度陷于瘫痪状态甚至被宣布“夺权”，但每个具体地区和单位完全脱离中共组织领导的时间极短，而且当时也仍然处于毛泽东及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领导与思想控制之下。此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共组织都以不同形式（驻军党委、核心小组、新建党委等）体现着“领导核心”作用。文革时期仍然是毛泽东的“党天下”。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核心力量同样是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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