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胆琴心（刘欣欣）：“文革亲历纪实”（二）——文革抄家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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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8月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破四旧”之风席卷而来。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则更使这股风潮愈演愈烈。8月初，社会上众多“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被抄家，好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四处传来某处红卫兵抄出地主家的变天帐，某处抄出反革命分子家埋藏的武器弹药，军刀匕首等凶器，某处抄出资本家大批金银财宝，某处抄出国民党委任状，军装之类的消息。无不显示阶级敌人在“梦想变天，反攻倒算”。

此时“抓流氓”的风潮已近尾声。出于对这帮“剥削阶级害人虫”的义愤，我们几个不甘寂寞的同学开始躁动起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不能落在运动的后面。先是跟随北京19中红卫兵，“考察”了他们在海淀街附近抄的一两户“牛鬼蛇神”，给人感觉都是些小家小户，没啥意思。

地主大都在乡下，土改之后早变成了穷光蛋。北京的资本家本来就不多，很多还都带着“民族”“爱国”的光环。且这样的“对象”，寻找起来即困难，也可能搞不准。

有人提议抄右派份子最实际。目标大、影响大、民愤大、一抄一个准儿。好主意！大家一拍即合。我们首先选准了第一个目标，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右派（名字暂且隐去）。

66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年龄也就16周岁（我当时还不满16），初中二年级和一年级的同学也就十四五岁，回首反省一下，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子居然干起了如此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勾当！

当时有的同学知道此公的大概地址，在东城区某地，只是具体门牌号不太清楚。我们一行十余人登上自行车找上门去，很快找到目标，只见胡同里并排两个四合院，两座朱红色大门，都挺气派。大门旁边是车库门，高墙上还安装着铁丝网，有醒目的白瓷绝缘瓶，明显是电网。此公反右前身居要职，应该享受这个住房待遇。我们先敲开左边一家大门，一个小女孩打开门探出头来，我立刻说不是这家！原来开门的是我们学校小学五年级的一个女生。为什么我记那么清楚，因为60年代初期，反特殊化运动，中央明令不许高级干部用公车接送子女，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一辆大“吉斯”轿车停到学校停车场，教导处老师赶紧上去登记车号和家长姓名，就是这个女孩带着她弟弟上了轿车。

第二座大门果然是我们要找的地方。看门人打开大门，我们冲了进去，我们大声喊着那位老兄的名字，此时他跌跌撞撞出现在主院堂屋门口，看来是有充分心里准备的。见到我们“扑通”一下跪倒地上，嘴里嘟囔着“接受红卫兵小将的批判”，“向人民请罪”之类的话。我们向他宣布：“必须主动将反党，反人民的罪证交出来，一切 “四旧”之类的东西必须扫除，金银细软和现金全部上交国家！”当时小小年纪，不知哪来的十足底气，义正词严，似乎手握上方宝剑，生杀予夺，先斩后奏。我们当时信奉的就是“造反有理”的四字真言。

在训话期间“老先生”突然咬定说：“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动组织”！这让我感到挺惊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但把中国民主同盟定性为反动组织，我都觉得有些离谱。我说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敢写下来吗？他还真拿毛笔写下来。我心想闹不清他是何用心，我们只是来抄家来的，没必要再节外生枝，那张纸随后被我揉成一团扔掉了。

老先生（以后用此称呼）家房子很多。典型的老北京大户人家的院落。大家分散到各个房间后，十余人瞬间就谁也见不着谁了。一共三进院，第一道院不大，门房，车库，锅炉房，厨房，再就是里外两大间书房，有三四十平米左右，屋内围着墙摆满书柜，快顶到天花板那么高，柜里摆满了书。走廊通过中院，中院有堂屋，东西厢房，共十多间房。后院不太大，靠后墙是一排房子，堆满杂物，据说1957年前这里还驻过一个班的警卫战士。

自打我们进驻，原由全国政协配备的看门人，厨师，还有一辆专车，都立马撤走了，政协机关的管理人员也登门来，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表示全力支持。老先生的夫人在某民主党派任职。还有一个女儿，二十多岁，性格比较犟，对我们的“光临”颇有微词，当然这事摊上谁都不会态度详和淡定（时隔半年后，我家也被军队内部的造反派抄了个底儿掉）。幸亏碰上我们这帮菩萨心肠的红卫兵，换上那些更“火爆”的，一场小型武斗是必不可免的，毕竟当时红卫兵对“狗崽子”的态度是毫不客气的。以后她基本没露面了，他女婿回过一趟家取东西，据自报出身是“工人家庭”，看在“红五类”的面子，让他把私人物品拿走了，不过在我们的耳提面命之下，表示坚决和老丈人划清界限。旁边记不清哪个小鬼插上一句“回去跟你老婆打离婚”，让我狠狠白了他一眼，“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老先生的家和我们平时所接触过的共和国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家相比较，可说反差很大。满屋陈设的明清家具、文房四宝、百宝阁上的古董瓷器，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随便举两个例子：写字台旁一排精雕细琢的架子上摆放着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小盒，小罐儿，陶瓷的，珐琅的，美仑美奂，打开一看全是朱砂八宝印泥，据说十分珍贵。写字台抽屉里，柜子抽屉里，装了满满的折扇。有木质、牙雕、犀角、湘妃竹，以及其它什么质地的，做工十分精美。至于上面是何人绘画，何人题诗，我们当然是一窍不通。也是很多年后才知晓，老先生是中国数得着的大收藏家。

面对这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局面，大家并没有昏了头。我们在院中贴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召开全体会议，申明纪律，所有查抄物品全部交给国家，如果发现有私藏夹带的，严惩不贷! 最后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两袖清风地离开，没有发现顺手牵羊的行为。

从他家抄出的现金，金银很少，除了他老婆主动将藏在牙膏里的两根金条上交以外，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他家有一副水晶象棋，倒是印象挺深，晶莹剔透，闲暇时也曾用它杀过几盘。还有一串夜明珠之类的，在夜光下闪闪发光。只有少数入了我们法眼的物件被列入抄没的范畴。

也怨我们眼拙，只认人民币，金条，银元之类，就是摆在那上等的和田玉，缅甸翡翠，田黄石，鸡血石等等，在我们眼里只是破石头，不会当是什么好东西。至于那老坑的端砚，明清的徽墨，象牙杆的湖笔，随手拈来。只不过当时在我们眼里这些“劳什子”与平时写大字报的家伙式儿没多大区别。

老先生家的藏书倒是让人叹为观止，对这些书籍我们也是一窍不通，摆在柜子里基本没翻动过，在写字间有一排做工很考究的木柜（是什么珍贵木种拿不准），专门陈放“二十四史”。大小不等的柜门上镌刻着隶书体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字样。后院房子里还有几个大箱子装满了闲书，民国版的居多，神狐鬼怪、惊险小说，五花八门。大家好奇地翻阅，后来当做“四旧”销毁了一些。老先生看我们在烧书，急忙找出几部古书，说是“孤本”，“善本”之类的，反正是存世极少，非常珍贵，叮嘱我们千万保护好。我们还没愚蠢到不分青红皂白见书就烧的份上，烧几本书也就是摆个姿态，造造“破四旧”的声势。真要在他家搞“焚书”行动的话，没有个把月功夫是无法完成的。对这些“孤本””善本”我们真不敢掉以轻心，立刻联系北京图书馆，由他们派人接收，终究谁也不愿做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北京图书馆来人把书柜里有价值的书用大卡车拉了好几车，那几套珍贵书籍专门放到司机的驾驶楼里装走的。据说文化大革命后，这些书籍物归原主。“老先生”还将一部分珍贵书籍捐献给国家，这都是后话。

古董，字画，拾掇出不少来，瓶瓶罐罐，摆了一院子，都是些啥东西我们心里也没数，很有可能值钱的留下了，不值钱的倒搬走了。后院屋子里有几个大箱子装满一轴一轴的字画，基本上没人打开过，因为打开了也看不懂。墙上也挂着字画，但我们连瞅都懒得瞅。我们这些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十几年的人生阅历，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加上当时“钧窑”、“青花”、“粉彩”之类的名头还没那么响亮，齐白石、张大千的名号也不像现如今这般如雷贯耳。只知道这些古董字画都是文化瑰宝，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交到国家手里。当时负责接受这类抄家物品的都是专门指定的国营单位，比如现金，交到王府井工商银行，金银也交到银行。这个我很“门儿清”，因为在学校时，我曾有过拿摔坏了的金笔笔尖到银行换钱的经历。珠宝之类交到王府井一号（八面槽把角，八十年代后是北京市首饰进出口公司的门店，名叫“懋隆”），古董由文物局的什么单位接受，来过几辆大轿车拉走的。这种情况下，都应该由接收单位登记造册，文革后落实政策，起码大部分还能发还到原主手中。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得以心安，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我们手中没有故意损毁过任何珍贵物品。比起当时社会上许多破坏文物古迹并以“破四旧”自居的愚氓们，我们之间的素质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唯一例外的是，家中的几瓶外国酒，被不由分说地做为资本主义的替罪羊彻底砸烂了。那酒要是留到现在……。

还有几瓶保加利亚赠送的玫瑰油精，装在富有保加利亚风情的木盒包装的瓶子里，不慎打碎一瓶，弥漫的香味让人在屋里呆不住。

一叠一叠的外国钞票，没人拿它当回事，后来还是师院附中的一位岁数挺大，阅历丰富的学生参加到我们的行列来，告诉我们，玫瑰油精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那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钱也是国家急需的外汇。我们不敢怠慢，妥善清点并上交了。

坦白地讲，我本人从他家拿走过一枚纪念章，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章。我见过很多铜质版本的，白珐琅面，中间图案是国徽，国徽上面是和平鸽，下方1949一1959字样（前些年我还在旧货市场淘换了一枚）。我拿的这一枚是象牙质地，精致的国徽嵌在正中，四角还嵌着云纹，透着雍容华贵。之前和以后，我都没再见到过第二枚。我把它当别针别在红卫兵袖章上，被十九中一位高年级学生看到，他告诉我，这一枚是国庆典礼登天安门城楼的，铜质珐琅面的是登观礼台的。以后那枚纪念章的国徽掉下来了，沾不上去，就扔掉了。

    除上所述物品被抄出来运走外，其它东西在我们撤走后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包括前面提到的朱砂印泥和折扇，文房四宝和《二十四史》等等。我们在老先生家驻扎了十来天，我们走后其它什么人又来二次扫荡或三次扫荡，就不得而知。将近一年以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将”们已经非常“不得烟儿抽”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曾再次旧地重游，我们冒冒失失闯进去后才知道，老先生家已经成为中学造反派“红代会”的一个据点，幸亏我们机警地胡编了一套瞎话，才得以脱身，否则被当作“联动”余孽给拿下，那后果不堪设想。

对老先生和他老伴，我们从没有动手打过。这在当时来讲政策观念还算是很强的。说实话让我们堂堂七尺(记不得当时有没有那么高)男儿打两个老头老太太，还真伸不出手来。刚进驻时，为防止出现自杀，和“阶级报复”的事件，到了晚上曾把老先生绑在床上，看到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而且他再三保证绝不会有什么愚蠢举动，于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立刻就给他松了绑。

记不清是第几天，老先生突然发病，哮喘得很厉害，看样子挺危险的。我们立即给全国政协管理局打电话要车，刚开始他们不太愿意管，惹得我们发了脾气，说了些不好听的，才不得不派了辆车。跟去两个同学送到北京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还不愿给“牛鬼蛇神”看病，急得同学们把腰间的武装带都解下来了，那玩意儿还挺管用，医生麻溜地接诊治疗，病情缓解后，还拿了些药回来。他的老伴对我们那叫一个感激涕零。不过主观上，在我们抄家过程中，是绝对不能够让老先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抄第一家只是战役开始，我们的“野心”是继续扩大战果，抄更多的大级别右派，在老先生家有一份全国政协的电话号码簿，详细标明政协委员们的电话号码，通讯地址。我们让他把右派同伙的名字都标出来，看得出来他是很有保留的，开始只给我们画出了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一些非常知名，但家住上海的右派份子，纯粹是在糊弄日本鬼子。在我们严词逼问下，才又画出另外几个人。为慎重起见我们跑到全国政协管理局，请工作人员予以确认，工作人员们很热心，还开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带着我们挨家认门。

这里首先提一下龙云，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号称“云南王”，1948年8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龙云早在1962年就因心肌梗塞逝世。对此“老先生”和政协的工作人员都没提起，或许是有意地给我们指瞎道，害得我们三番五次敲龙云家的大门，里面毫无动静，院墙很高又无法翻越，孤零零一座大院子，四周没有邻居可打听，只得悻悻而去。

第二个目标是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上将军衔，57年右派。他家住一座洋房式的院落，家居陈设与老先生家大相径庭，前者透着古色古香，后者却显得很洋气。前国军上将是一个很帅气的美男子，荣毅仁那种类型的，近七十岁的人，五十多岁的模样，腰板挺直，一眼就看出是行伍出身。走进他家，院内贴着“欢迎红卫兵”之类的标语，“前上将”偕夫人恭恭敬敬地笑脸相迎。而且二话没说端上一个托盘，里面装满各种金银细软，琳琅满目，熠熠生辉。没承想碰上这么个“交接仪式”，接盘子时稍不留神，险些失口说了声“谢谢”。不过事过之后大家一致评价这老家伙太猾头了！

他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顶多上小学，据说是收养的，我们命令（告诫）他们赶紧把孩子送走，此时孩子呆在这里会受到心理伤害。我们第二天再去他家时孩子已被亲戚接走了。

当天我们把他身穿国民党上将军服的照片联同大字报贴在了他家大门口，意思是我们对国民党上将，大右派施行抄家等等，特此公告。那一托盘宝贝当天被我们交到王府井一号，柜台上一个老师傅仔细察看每一件物品，从表情上可以看出盘内不乏珍品，当看到一枚戒指时，老先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说了一句话：“这枚戒指可顶朱德那辆保险吉斯（轿车）！”搁现在来讲就是说价值一台顶级的劳斯莱斯。据说那是一颗六克拉的钻石戒指，给的估价好像值一万九千元人民币。

在“前上将”家我此生第一次见到电冰箱，六十年代的中国，电视机已经是顶级消费品了，我家住的那栋楼，两个单元20户人家，四分之一红军干部，都是十级至十二级干部，独有我家最超前，称（chen）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晚七点之后，家里就像开茶馆似的，挤满了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以后抄我家时那台电视机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抄走（以后发还），害得我们楼上的大人孩子很长时间看不上电视。

他家冰箱里放着几瓶酸奶，我打开一瓶尝了一口，哇一下全吐出来：“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牛奶吃不完都放馊了！”七十年代后，酸牛奶在北京已经很普及，我也喝惯了这口儿，但总觉得口感和当年的不一样。

我们特别想从“前上将”家抄出些国民党委任状、勋章、奖章、中正剑、指挥刀、将军服，甚至小手枪之类的物件，这才最能体现红卫兵抄家的辉煌战绩。可惜“老奸巨猾”的“前上将”没给我们这个机会，穿国民党军装的旧照只是历史，不能做为罪证。按他讲，早就与国民党蒋介石一刀两断，哪会保留那些罪恶的东西！这话倒真没错。就凭他举托盘相迎的智慧，绝不能够做伸着脖子挨刀的傻事。

在“前上将”家呆了一天，当天离开，没有人住在那。第二次去他家时带了北京十九中红卫兵的一帮人。两个学校离得很近，关系不错，互通情况时总有嘴快的人，瞎显摆，招得人家兴致勃勃凑热闹来了，也不好拒绝。那帮人大都是高中三年级学生，比我们年岁大，行事风格也不同，上来就动手打了“前上将”夫人，在武力逼迫下，他夫人从好几个犄角旮旯处取出小心珍藏的一捆捆人民币。当他夫人挨打时，我觉得挺不落忍的，但绝不可能出手制止，在当时那可是立场问题。听说“前上将”夫人早先在上海当过纺织工人，事后我借此题目特意安慰了她几句，无非是“穷苦人出身”“本质上与剥削阶级有区别”之类的话。虽然都是些不凉不酸的，但看出来当时“夫人”听着还挺受用，其实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很多年后，我才得知“夫人”还是位画届奇佳人，齐白石老先生两位入室的女弟子之一。前些年她与齐白石合作的一幅画作在香港拍出天价。估计他们家藏画不在少数，我压根就没注意到，其实是根本不懂，视而不见而已。

总计从“前上将”家抄出二十多万人民币。在当时真是个天文数字。除留下少部分钱留给“前上将”维持家用，大部分送到王府井工商银行，用点钞机点了将近两个小时（机器太落后），等得没把人烦死。这二十多万人民币在我们手中都没有捂热，我们十多个人全都“蹦子儿”没留。以后在学校坚持斗争的日子里，因荷包太瘪，每天到“海顺居”（餐馆）享用酱油（免费）泡米饭。足见我等“一尘不染”之情操远远高于现今大多党的领导干部。

从“前上将”家抄走的东西除了一盘珠宝和20多万人民币以外，就是一把芬兰匕首。其它物品我们一概没动。

第三个目标指向另一位国民党上将加57年的大右派，他岁数比“前上将”大，名声显赫，算是“国军”的一位老资格军阀。显得老态龙钟，但面露凶气，扮演国民党匪军官不用化妆。对于我们的到来，态度与“老先生”和“前上将”截然不同，总感觉冲我们梗着脖子那种劲头。“老上将”身边没有其他至亲，只有远房亲戚和仆人。家中箱子柜子很多都上着锁，推说钥匙找不到了，我们让仆人取来斧头把锁全给砸开，翻箱倒柜，折腾半天几乎一无所获。没有印象从他家抄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最想抄的东西依然是一样没见着。甚至连他穿国民党将军服的相片都没找着。我们当时的“心劲”好像有些虎头蛇尾，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虽说空手而归却并没有特别为难他，不知情的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欺软怕硬。在“老上将”家呆的时间最短，总共去过两三次，最后一次去，是得知他已经自杀身亡。当时我们已经结束抄家活动，很长时间没去他家了，据他家里人讲，以后又来过两拨红卫兵，兴许他们的收获比我们大。“老上将”临死前一天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揪走批斗了一天，估计皮带没少挨，回来就想不开了。自杀的方式也很特别，用医用镊子夹住保险刀片，拿纸绳绑住，对着镜子割开喉咙。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下得去手的，我当时从心底里感觉：“老上将真够爷们的！”我们对“老上将”的不幸去世心有愧疚，所幸并没有对他做过其它什么过分的举动。我曾想过，如果我们像住在“老先生”家那样，也住在“老上将”家，这样的事情兴许不会发生，最起码不会有其他红卫兵前来骚扰。这也都是些没用的“马后炮”。

其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一天闲来无事，我们把两位上将召唤到“老先生”家训话，实际上就是将抄家与大批判相结合。与一般批判会不同的是大家都有个座位。绝没有戴高帽，挂牌子，更没有“喷气式”之类的待遇。问他们对被红卫兵抄家服气不服，历数他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老先生”一直唯唯诺诺，一副低头认罪的诚恳态度。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态度太“温柔”了，两位国军上将虽承认57年向党发起进攻，却对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罪行矢口否认，不承认自己手中沾有共产党人的鲜血，振振有词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好像他们一贯与党同心同德，就差没跟着红军参加长征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在1928年以后始终没有和共产党有过正面交锋，而与蒋介石却面合心不合。但是两人在我军初创时期却是犯有罪行的。以前我看过《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书中有关历史描述，对此二人的反共行径还略知一二。我当时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八一南昌起义”期间起义部队在三河坝，遭到国民党钱大均部和“老上将”部的围追堵截，导致起义失败，部队溃散。“广州起义”时在广州城，“前上将”也曾率兵反扑，纵兵在广州城大开杀戒。难道说没干过镇压工农武装的事情？不要说时间太久，你们岁数大记不住了！二人登时哑口无言。开始有些诚惶诚恐了。大家应该能想象到我当时那番得意的样子。责成二人回去都把自己的罪行写出来，别想心存侥幸！事过之后也没去落实三位老兄是否写过些什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此期间我们还抄过一个全国政协系统的右派。我们去晚了一步，他家已经被别人抄过了，在那逗留时间很短，只从他家抄走了一付助听器，有人说助听器可以当窃听器使用，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不能购买云云。我戴在耳朵上试了试，随便小声说话都有震耳发聵的感觉，这东西理所当然必须罚没，记得交到当地派出所了。事后我对上交助听器一事后悔莫及，这么有用的工具如果留下来，对今后的革命斗争能派上多大用场！戴上这个晚上躲到“联总”（造反派组织）窗外听墙根，黄永生（造反派头子）之流的阴谋诡计一定都逃不过我们的“顺风耳”，想想肠子都悔青了。

此外还抄过一户，是伪军官还是伪警官记不清了，好像是附近居委会的革命大妈们向我们检举的。从他家抄出一把十分精致的拐杖，又名“二人夺”。比电影中“南霸天”的那把短一些，把手是个精致的龙头，鞘上刻着花纹，全部黄铜质地，轻轻一拔，呛啷！一把锋利无比，闪着寒光的三棱剑展现在眼前。在两位国军上将家没抄到的东西在这抄到了，总算不虚此行。当时我拿着此物爱不释手，但无奈有纪律约束，还得以身作则，耍了几天后，忍痛交给派出所了。

我们整个抄家过程有十多天时间。以后因为参加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筹备工作，也就从抄家活动中退出来了，大部分参加抄家的同学后来参加了海淀纠察队机动队，这是后话。

我们抄这几家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可真算得上“人性化”了。比起后来抄我家的那些造反派厚道多了！可是继我们之后，更多的与时具进的造反派们加入了对这几家的第二轮“轰炸”，第三轮“轰炸”，那场景一定会更惨烈，别的我不清楚，以后亲眼目睹到“老先生”的家被红卫兵造反派（我们那时已蜕变成“保皇派”）鹊巢鸠占了。

很多人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凭券购买处理抄家物品，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家具、生活用具、服装、床上用品一应俱全，看得出来有无数人是真的被扫地出门，家产全部罚没。我家被造反派抄家时，家中沙发，茶几，花架，花盆，桌上摆的，墙上挂的，只要瞅着不顺眼统统抄走，我父亲锻炼身体用的一把宝剑也被当做凶器抄走了。反正我们家穷酸的也没啥值钱东西，父母工薪层，生活虽说过得不算紧，但基本上是“月光族”。就这样屋子还给封了两间，仅限于没被扫地出门。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对于当年我们抄家行为的错误和危害性，早在1966年底，我就被事实教育的大彻大悟了。

时过境迁，躬身自省，我们当初的行径在文章开头我已经下了定义，“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记得当时我们许多同学的家长对我们这些举动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是“胡闹”。我父亲也骂过我 “太放肆了”。但当时我们耳中听到的更多的还是赞扬，记得陈伯达的一篇讲话中曾“表彰”过红卫兵抄大右派“老先生”的家，我看过一份文件中也列举过北京红卫兵的抄家赫赫“战绩”，特意提到抄出一枚价值近两万元的宝石戒指（指的就是我们抄的那件）。当时我们还为此沾沾自喜，借此作为吹嘘炫耀的谈资。足见我们这些“未成年人”也是被当时的社会舆论导向所误导，即迷失了方向，又失去了理智。我们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确实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伤害过很多不该伤害的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淡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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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抄家见闻录
剑胆琴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8月红卫兵走上北京街头，“破四旧”之风席卷而来。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则更使这股风潮愈演愈烈。8月初，社会上众多“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被抄家，好像当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样，四处传来某处红卫兵抄出地主家的变天帐，某处抄出反革命分子家埋藏的武器弹药，军刀匕首等凶器，某处抄出资本家大批金银财宝，某处抄出国民党委任状，军装之类的消息。无不显示阶级敌人在“梦想变天，反攻倒算”。
      出于对这帮“剥削阶级害人虫”的义愤，我们几个不甘寂寞的同学开始躁动起来。经过大家讨论，决定事不宜迟，必须马上行动，不能落在运动的后面。先是跟随北京19中红卫兵，“考察”了他们在海淀街附近抄的一两户“牛鬼蛇神”，给人感觉都是些小家小户，没啥意思。
      地主大都在乡下，土改之后早变成穷光蛋。北京的资本家本来就不多，很多还都带着“民族”“爱国”的光环。且这样的“对象”，寻找起来即困难，也可能搞不准。
      要抄就抄“大户”，目标大，影响大，不会搞错。有人提出抄“黑帮”，“彭罗陆杨”之类。马上被否定了，这样的目标轮不上我们，居住地警卫森严，想进都进不去，不现实。
      还是抄右派份子最实际。目标大，影响大，民愤大，一抄一个准。好主意！大家一拍即合。我们首先选准了第一个目标，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右派（名字暂且隐去）。
      66届初中毕业生当时年龄也就16周岁（我当时还不满16），初中二年级和一年级的同学也就十四五岁，回首反省一下，这群天不怕地不怕的毛头小子居然干起了如此胆大妄为，无法无天的勾当！
      当时有的同学知道此公的大概地址，在东城区，具体门牌号不太清楚。上门找，我们一行十余人登上自行车直奔目的地。很快找到目标，只见胡同里并排两个四合院，两座朱红色大门，都挺气派，大门旁边是车库，高墙上还安装着铁丝网，有醒目的白瓷绝缘瓶，明显是电网。此公反右前身居要职，应该享受这个住房待遇。我们先敲开左边一家大门，一个小女孩打开门，我立刻说不是这家！原来开门的是我们学校小学五年级的女生。为什么我记那么清楚，因为60年代初期，反特殊化运动，中央明令不许高级干部用公车接送子女，有一个星期六下午，一辆大“吉斯”轿车停到学校停车场，教导处老师赶紧上去登记车号和家长姓名，是这个女孩带着她弟弟上了轿车。
      第二座大门果然是我们要找的地方。看门人打开大门，我们冲了进去，我们大声喊着那位老兄的名字，此时他跌跌撞撞出现在主院堂屋门口，看来他是有充分心里准备的，见到我们一下跪倒地上，嘴里嘟囔着“接受红卫兵小将批判”，“向人民请罪”之类的话。我们要求他必须主动将反党，反人民的罪证交出来，一切 “四旧”之类的东西必须扫除，金银细软和现金上交国家。
      在训话期间“老先生”突然咬定说：“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反动组织”！这让我感到挺惊讶，文化大革命虽然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但把中国民主同盟定性为反动组织，我都觉得有些离谱，我说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敢写下来吗？他还真拿毛笔写下来。我心想闹不清他是何用心，我们只是来抄家来的，没必要节外生枝，那张纸随后被我揉成一团扔掉了。
      他家房子很多，有多少间没有仔细数过。典型的老北京大户人家的院落，三进院。大家分散到各个房间后，十余人就几乎见不着面了。第一道院不大，门房，车库，锅炉房，厨房，走廊通中院，再就是里外两大间书房，有三四十平米左右，屋内围着墙摆满书柜，快顶到天花板那么高，柜里摆满了书。中院有堂屋，东西厢房，共十多间房，走廊通到后院，后院不太大，靠后墙是一排房子，堆满杂物，据说1957年前还驻过一个班的警卫战士。
      自打我们进驻，原由全国政协配备的看门人，厨师，还有一辆专车，都立马撤走了，政协机关的管理人员也登门来，对我们的“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他的夫人在某民主党派任职。在家还有一个女儿，二十多岁，性格比较犟，对我们的“光临”颇有微词，当然这事赶上谁都不会态度详和淡定（时隔半年后，我家也被军队内部的造反派抄了个底儿掉）。 幸亏碰上我们这帮菩萨心肠的红卫兵，换上那些更“火爆”的，一场小型武斗是必不可免的，毕竟当时红卫兵对“狗崽子”的态度是很不客气的，以后她就没露面了。他女婿回过一趟家取东西，据自报出身是“工人家庭”，看在“红五类”的面子让他把私人物品拿走了，不过在我们的耳提面命之下，表示坚决和老丈人划清界限。旁边记不清哪个小鬼插上一句“回去跟你老婆打离婚”，让我狠狠白了他一眼，“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
      “老先生”的家和我们平时所接触过的共和国领导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家相比较，可说差距非常大。豪华的家具，用具，虽说也见过不少，但满屋陈设的明清家具，文房四宝，百宝阁上的古董瓷器，却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随便举两个例子：写字台旁一排精雕细琢的架子上摆放着形态各异，五颜六色的小盒，小罐儿，陶瓷的，珐琅的，美仑美奂，打开一看全是朱砂印泥，据说十分珍贵。写字台抽屉里，柜子抽屉里，装了满满的折扇，有木质，牙雕，犀角以及其它什么质地的，做工精美，至于上面是何人绘画，何人题诗，我们当时是一窍不通。
      面对这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局面，大家并没有昏了头，我们在院中贴上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召开全体会议，申明纪律，所有查抄物品全部交给国家，如果发现有私藏物品的，严惩不贷! 最后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两袖清风地离开，没有发现违反纪律的行为。
      从他家抄出的现金，金银很少，除了他老婆主动将藏在牙膏里的两根金条上交以外，真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东西。他家有一副水晶象棋，倒是印象挺深，晶莹剔透，闲暇时也曾用它杀过几盘。还有一串夜明珠之类的，在夜光下闪闪发光。少数入了我们法眼的物件被列入抄没的范畴。
      也怨我们眼拙，只认人民币，金条，银元之类，就是摆在那几块和田玉，缅甸翡翠，田黄石，鸡血石等等也不会当是什么好东西。至于那老坑的端砚，明清的徽墨，象牙杆的湖笔，随手拈来。只不过当时在我们眼里这些“劳什子”与平时写大字报的家伙式儿没多大区别。
      他家的藏书倒是让人叹为观止，对这些书籍我们一窍不通，摆在柜子里基本没翻动过，在写字间有一排做工很考究的木柜（是否海南黄花梨拿不准），专门陈放“二十四史”，大小不等的柜门上镌刻着隶书体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字样。后院房子里还有几个大箱子装满了闲书，民国版的居多，神狐鬼怪，惊险小说，五花八门。大家好奇地翻阅，后来当做“四旧”销毁了一些，“老先生”看我们在烧书，急忙找出几部古书，叮嘱说是“孤本”，“善本”之类的，反正是存世极少，非常珍贵，千万保护好。我们也没傻到不分青红皂白见书就烧的份上，烧几本书也就是摆个姿态，造造“破四旧”的声势，真要在他家搞“焚书”活动的话，没有个把月是拿不下来的。对这些“孤本””善本”我们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立刻联系北京图书馆，由他们派人接收，终究谁也不愿做民族文化的千古罪人。北京图书馆来人把书柜里有价值的书用大卡车拉了好几车，那几套珍贵书籍专门放到司机的驾驶楼里装走的。据说文化大革命后，这些书籍物归原主。“老先生”还将一部分珍贵书籍捐献给国家，这都是后话。
      古董，字画，拾掇出不少来，瓶瓶罐罐，摆了一院子，都是些啥东西我们心里也没数，很有可能值钱的留下了，不值钱的搬走了。后院屋子里有几个大箱子都装满一轴一轴的字画，基本上没人打开过，因为打开了也看不懂，墙上肯定也挂着字画，但我们连瞅都懒得瞅。我们这些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十几年的人生阅历，从没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当时“钧窑”，“青花”，“粉彩”之类的名头还没那么响亮，齐白石，张大千的名号也不像现如今这般如雷贯耳，只知道这些古董字画都是文化瑰宝，要小心翼翼地把它们交到国家手里。当时负责接受这类抄家物品的都是专门指定的国营单位，比如现金，交到王府井工商银行（80年代缴纳海关关税就指定在此），金银也交到银行，这个我很“门儿清”，因为在学校时，我曾有过拿摔坏了的金笔笔尖到银行换钱的经历。珠宝之类交到王府井一号（八面槽把角，八十年代后是北京市首饰进出口公司的门店，名叫“懋隆”），古董由文物局的什么单位接受。来过几辆大轿车拉走的。这种情况下，都应该由接收单位登记造册，文革后落实政策，起码大部分还能发还到原主手中。如果是这样我们还能得以心安，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在我们手中没有故意损毁过任何珍贵物品。比起当时社会上许多破坏文物古迹并以“破四旧”自居的愚氓们，我们之间的素质还是有天壤之别的。
      唯一例外的是，家中的几瓶外国酒，被不由分说地做为资本主义的替罪羊彻底砸烂了。那酒要是留到现在……。
      还有几瓶保加利亚赠送的玫瑰油精，装在富有保加利亚风情的木盒包装的瓶子里，不慎打碎一瓶，弥漫的香味让人在屋里呆不住。
      一叠一叠的外国钞票，没人拿它当回事，后来还是师院附中的一位岁数挺大，阅历丰富的学生参加到我们的行列来，告诉我们，玫瑰油精是非常珍贵的东西，那些花花绿绿的外国钱也是国家急需的外汇。我们不敢怠慢，妥善清点并上交了。
      坦白地讲，我本人从他家拿走过一枚纪念章，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此类纪念章我见过很多与之相类似，铜质，白珐琅面，图案是国徽，国徽上面是和平鸽，下方1949一1959字样（前些年我还在旧货市场淘换了一枚）。这一枚图案和字样相同，所不同是象牙（或象骨）质地，精致的国徽嵌在上面，四角还嵌着云纹，透着雍容华贵。之前和以后，我都没见到过第二枚。我把它当别针别在红卫兵袖章上，被十九中一位高年级学生看到，他告诉我，这一枚是国庆典礼登天安门城楼的，铜质珐琅面的是登观礼台的。以后那枚纪念章的国徽掉下来了，沾不上去，就扔掉了。
          除上所述物品被抄出来运走外，其它东西在我们撤走后原封不动地留了下来，包括前面提到的朱砂印泥和折扇，文房四宝和《二十四史》。我们在老先生家驻了也就十来天，我们走后其它什么人又来二次扫荡或三次扫荡，就不得而知。将近一年以后，我们这些当年的“小将”们已经非常“不得烟儿抽”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曾再次旧地重游，我们冒冒失失进去后才知道，“老先生”家已经成为中学造反派“红代会”的一个据点，幸亏我们机警地胡编了一套瞎话，才得以脱身，否则被当作“联动”余孽给拿下，那后果不堪设想。
      对“老先生”和他老伴，我们从没有动手打过。这在当时来讲政策观念还算是很强的。说实话让我们堂堂七尺(记不得当时有没有那么高)男儿打两个老头老太太，真伸不出手来。刚进驻时，为防止出现自杀，和“阶级报复”的事件，到了晚上曾把“老先生”绑在床上，看到他可怜兮兮的样子，而且他再三保证绝不会有什么愚蠢举动，于是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当时就给他松了绑。
      记不清是第几天，“老先生”突然发病，哮喘得很厉害，看样子挺危险的。我们立即给全国政协管理局打电话要车，刚开始他们不太愿意管，惹得我们发了脾气，说了些不好听的，才不得不派了辆车。跟去三个同学送到北京医院，到了医院医生还不给看，急得同学们把腰间的武装带都解下来了，那玩意儿还挺好使，医生麻溜地接诊，病情缓解后，还拿了些药回来。他的老伴对我们那叫一个感激涕零。不过主观上在我们抄家过程中，是绝对不能够让“老先生”有个三长两短的。
      抄第一家只是战役开始，我们的野心是继续扩大战果，抄更多的大级别右派，在“老先生”家有一份全国政协的电话号码簿，详细标明政协委员们的电话号码，通讯地址。我们让他把右派同伙的名字都标出来，看得出来他是很有保留的，开始只给我们画出了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等一些家住上海的右派份子，纯粹是在糊弄日本鬼子。在我们严词逼问下，才又画出另外几个人。为慎重起见我们跑到全国政协管理局，请工作人员予以确认，工作人员们很热心，还开了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带我们挨家认门。
      这里首先提一下龙云，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号称“云南王”，1948年8月在香港通电起义。建国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很多年以后才知道龙云早在1962年就因心肌梗塞逝世。对此“老先生”和政协的工作人员都没提起，或许是有意地给我们指瞎道，害得我们三番五次敲龙云家的大门，里面毫无动静，院墙很高又无法翻越，孤零零一座大院子，四周没有邻居可打听，只得悻悻而去。
      第二个目标是是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上将军衔，57年右派。他家住一座洋房式的院落，家居陈设与老先生家大相径庭，前者透着古色古香，后者却显得很洋气。前国军上将是一个很帅气的美男子，荣毅仁那种类型的，近七十岁的人，五十多岁的模样，腰板挺直，一眼就看出是行伍出身。走进他家，院内贴着“欢迎红卫兵”之类的标语，“前上将”偕夫人恭恭敬敬地笑脸相迎。而且二话没说端上一个托盘，里面装满各种金银细软，琳琅满目，熠熠生辉。没承想碰上这么个“交接仪式”，接盘子时稍不留神，险些失口说了声“谢谢”。不过事过之后大家一致评价这老家伙太猾头了！
他家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顶多上小学，据说是收养的，我们命令（告诫）他们赶紧把孩子送走，此时孩子呆在这里会受到心理伤害。我们以后去他家时孩子已被亲戚接走了。
      当天我们把他身穿国民党上将军服的照片联同大字报贴在了他家大门口，意思是我们对国民党上将，大右派施行抄家等等，特此公告。那一托盘宝贝当天被我们交到王府井一号，柜台上一个老师傅仔细察看每一件物品，从表情上可以看出盘内不乏珍品，当看到一枚戒指时，老先生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说了一句话：“这枚戒指可顶朱德那辆保险吉斯（轿车）！”搁现在来讲就是说价值一台顶级的劳斯莱斯。据说那是一颗六克拉的钻石戒指，给的估价好像值一万九千元。
      在“前上将”家我此生第一次见到电冰箱，六十年代的中国，电视机已经是顶级消费品了，我家住的那栋楼，两个单元20户人家，四分之一红军干部，都是十级至十二级干部，独有我家最超前，称（chen）一台黑白电视机，每晚七点之后，家里就像开茶馆似的，挤满了五邻四舍的大人孩子。以后抄我家时那台电视机也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奢侈品抄走（以后发还），害得我们楼上的大人孩子很长时间看不上电视。
      他家冰箱里放着几瓶酸奶，我打开一瓶尝了一口，哇一下全吐出来：“真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牛奶吃不完都放馊了！”七十年代后，酸牛奶在北京已经很普及，我也喝惯了这口儿，但总觉得口感和当年的不一样。
我们特别想从“前上将”家抄出些国民党委任状，勋章，奖章，中正剑，指挥刀，将军服，甚至小手枪之类的物件，这才最能体现红卫兵抄家的辉煌战绩。可惜“老奸巨猾”的“前上将”没给我们这个机会，穿国民党军装的旧照只是历史，不能做为罪证。按他讲，早就与国民党蒋介石一刀两断，哪会保留那些罪恶的东西！这话倒真没错。就凭他举托盘相迎的智慧，绝不能够做伸着脖子挨刀的傻事。
      在“前上将”家呆了一天，当天离开，没有人住在那。第二次去他家时带了北京十九中红卫兵的一帮人。两个学校离得很近，关系不错，互通情况时总有嘴快的人，瞎显摆，招得人家兴致勃勃凑热闹来了，也不好拒绝。那帮人大都是高中三年级学生，比我们年岁大，行事风格也不同，上来就动手打了“前上将”夫人，在武力逼迫下，他夫人从好几个犄角旮旯处取出小心珍藏的一捆捆人民币。当他夫人挨打时，我觉得挺不落忍的，但绝不可能出手制止，在当时那可是立场问题。听说“前上将”夫人早先在上海当过纺织工人，事后我借此题目特意安慰了她几句，无非是“穷苦人出身”“本质上与剥削阶级有区别”之类的话。虽然都是些不凉不酸的，但看出来当时“夫人”听着还挺受用，其实我也只能做这么多了。
      总计从“前上将”家抄出二十多万人民币。真是个天文数字。除留下少部分钱给前上将维持家用，大部分送到王府井工商银行，用点钞机点了将近两个小时（机器太落后），等得没把人烦死。这二十多万人民币在我们手中没有捂热，我们十多个人全都“蹦子儿”没留。以后在学校坚持斗争的日子里，因荷包太瘪，每天到“海顺居”（餐馆）享用酱油（免费）泡米饭。足见我等“一尘不染”之情操远远高于现今大多党的领导干部。
      从黄家抄走的东西除了一盘珠宝和20多万人民币以外，就是一把芬兰匕首。其它物品我们一概没动。
      第三个目标指向另一位国民党上将加57年的大右派，他岁数比“前上将”大，名声显赫，算是“国军”的一位老资格军阀。显得老态龙钟，但面露凶气，扮演国民党匪军官不用化妆。对于我们的到来，态度与“老先生”和“前上将”截然不同，总感觉冲我们梗着脖子那种劲头。“老上将”身边没有其他至亲，只有远房亲戚和仆人。家中箱子柜子很多都上着锁，推说钥匙找不到了，我们让仆人取来斧头把锁全给砸开，翻箱倒柜，折腾半天几乎一无所获。没有印象从他家抄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最想抄的东西依然是一样没见着。甚至连他穿国民党将军服的相片都没找着。我们当时的“心劲”好像有些虎头蛇尾，一鼓盛，二鼓衰，三鼓竭。虽说空手而归却并没有特别为难他，不知情的可能会认为我们是欺软怕硬。在“老上将”家呆的时间最短，总共去过两次，第二次去，是得知他已经自杀身亡。当时我们已经结束抄家活动，很长时间没去他家了，据他家里人讲，以后又来过两拨红卫兵，兴许他们的收获比我们大。“老上将”临死前一天被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揪走批斗了一天，估计皮带没少挨，回来就想不开了。自杀的方式也很特别，用医用镊子夹住保险刀片，拿纸绳绑住，对着镜子割开喉咙。这可不是一般人能下得去手的，我当时从心底里感觉：“老上将真够爷们的！”我们对“老上将”的不幸去世心有愧疚，所幸并没有对他做过其它什么过分的举动。我曾想过，如果我们像住在“老先生”家那样，也住在“老上将”家，这样的事情兴许不会发生，最起码不会有其他红卫兵前来骚扰。这也都是些没用的“马后炮”。
      其中还有个小插曲，有一天闲来无事，我们把两位上将召唤到“老先生”家训话，实际上就是体现抄家与大批判相结合。与一般批判会不同的是大家都有个座位，但没有奉茶。绝没有戴高帽，挂牌子，更没有“喷气式”之类的待遇。问他们对被红卫兵抄家服气不服，历数他们对党和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老先生”一直唯唯诺诺，一副低头认罪的诚恳态度。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态度太“温柔”了，两位国军上将虽承认57年向党发起进攻，却对自己在国民党军队中的罪行矢口否认，不承认自己手中沾有共产党人的鲜血，振振有词地为自己歌功颂德，好像他们一贯与党同心同德，就差没跟着红军参加长征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两个人在1928年以后始终没有和共产党有过正面交锋，而与蒋介石却面合心不合。但是两人在我军初创时期却是犯有罪行的。以前我看过《星火燎原》，《红旗飘飘》等书中有关历史描述，对此二人的反共行径还略知一二。我当时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八一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广州起义”时在广州城，你们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任什么职务，干没干过镇压工农武装的事情？不要说时间太久，你们岁数大记不住了！二人登时哑口无言。开始有些诚惶诚恐了。大家应该能想象到我当时那番得意的样子。“回去都把你们的罪行写出来，别想心存侥幸！”事过之后没人去落实三位老兄是否写过些什么，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在此期间我们还抄过一个全国政协系统的右派。我们去晚了一步，他家已经被别人抄过了，在那逗留时间很短，只从他家抄走了一付助听器，记不清是谁说，助听器可以当窃听器使用，没有公安局的批准不能购买云云。我戴在耳朵上试了试，随便小声说话都有震耳发聩的感觉，这东西不能放在“右派分子”手里，理所当然必须罚没，得亏我们这里有内行的，记得交到当地派出所了。事后我对上交助听器一事后悔莫及，这么有用的工具如果留下来，对今后的革命斗争能派上多大用场！戴上这个“顺风耳”，晚上到“联总”（造反派组织）窗外听墙根，黄永生（造反派头子）之流的阴谋诡计一定都逃不过我们的掌控之中，想想肠子都悔青了。
      此外还抄过一户，是伪军官还是伪警官记不清了，好像是附近居委会的革命大妈们向我们检举的。从他家抄出一把十分精致的拐杖，又名“二人夺”。比电影中“南霸天”的那把短一些，把手是个精致的龙头，鞘上刻着花纹，全部黄铜质地，轻轻一拔，呛啷！一把锋利无比，闪着寒光的三棱剑展现在眼前。在两位国军上将家没抄到的东西在这抄到了，总算不虚此行。当时我拿着此物爱不释手，但无奈有纪律约束，还得以身作则，耍了几天后，忍痛交给派出所了。
      我们整个抄家过程在十多天时间。以后因为参加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和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的筹备工作，也就从抄家活动中退出来了，大部分参加抄家的同学后来参加了海淀纠察队机动队，这是后话。
      我们抄这几家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可真算得上“人性化”了。比起后来抄我家的那些造反派厚道多了！可是继我们之后，更多的与时具进的造反派们加入了对这几家的第二轮“轰炸”，第三轮“轰炸”，那场景一定会更惨烈，别的我不清楚，以后亲眼目睹到“老先生”的家被红卫兵造反派（我们那时已蜕变成“保皇派”）鹊巢鸠占了。
      很多人还记得“文化大革命”后期，凭券购买处理抄家物品，那可真是五花八门，家具，生活用具，服装，床上用品一应俱全，看得出来有无数人是真的被扫地出门，家产全部罚没。我家被造反派抄家时，家中沙发，茶几，花架，花盆，桌上摆的，墙上挂的，只要瞅着不顺眼统统抄走，我父亲锻炼身体用的一把宝剑也被当做凶器抄走了。反正我们家穷酸的也没啥值钱东西，父母工薪层，生活虽说过得不算紧，但基本上是“月光族”。就这样屋子还给封了两间，仅限于没被扫地出门。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对于当年我们抄家行为的错误和危害性，早在1967年初，我就被事实教育的大彻大悟了。
      时过境迁，躬身自省，我们当初的行径在文章开头我已经下了定义，“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记得当时我们许多同学的家长对我们这些举动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是“胡闹”。我父亲也骂过我 “太放肆了”。但当时我们耳中听到的更多的还是赞扬，记得陈伯达的一篇讲话曾“表彰”过红卫兵抄大右派“老先生”的家，我看过一份文件中也提到过北京红卫兵的抄家“战绩”，抄出一枚价值近两万元的宝石戒指。足见我们这些“未成年人”也是被当时的社会氛围所误导的。我们在那个荒唐的岁月里确实做过许多荒唐的事情，伤害过很多不该伤害的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这段历史是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淡忘的。

                                                                                          （此回忆录为欣欣同学所写，由斌斌代为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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